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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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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创作、演出和欣赏，在国家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2004年以来陆续推出的各试点地区与单位的改制实践中，政府率先承担其理应肩负的文化责任，一直是改制的前提。据了解，各地政府对戏剧、对改制剧团的投入有增无减，增长幅度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2011年将是中国文艺院团改制的关键一年，基层院团的改制将全面提速。这一轮文艺院团改制推进实施以来，戏剧界对改制始终存在诸多疑惑和忧虑，多数戏剧院团尤其是基层院团至今仍处于被动观望状态，鲜有主动积极地应对这一重大转折的计划与举措。
戏剧界对改制普遍存在诸多疑虑，其根本原因，是对这一轮剧团改制的认知和理解出现了偏差，对现在正在推行的改制的具体政策存有许多误解。
解惑――
改制不是让戏剧“自生自灭”
业内人士的疑虑是有原因、有依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几度推行剧团体制改革都先后遭遇挫折，不仅未能实现创新制度、繁荣戏剧的目标，反而给整个行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后患。半途而废的改革不仅给戏剧界留下了深重创伤，还进一步破坏了戏剧的生态，加剧了戏剧危机。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轮改制的政策设计与具体实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客观地看，各地政府，包括主管部门在内，尤其是那些年复一年地为无法正常演出的剧团支付高额维持费用的地区，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改制一劳永逸地剪除财政负担的想法，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从整体上看，政府的公共财政在戏剧领域的投入，未来不仅不可能减少，反而会大幅度提升。就以戏剧为例，新世纪十年里，国家对2600个国办剧团的直接财政支持，从2000年的17.3亿元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63亿元；如果加上近些年国家和各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各地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增速之快，超出历史上多数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改制后政府在戏剧领域将显著改变资金投入方式，资金投入力度虽然仍将逐年增长，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向，却将由养人、养单位逐步向养事业、促发展转变，促使国有文艺演出院团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
这一轮文艺演出院团的改制，是在国家公共财政支出明显向公益事业转向，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投入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背景下展开的。但仍需看到，现有的事业体制严重钝化了公共财政投入的效益，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高额投入，未能充分实现丰富城乡民众文化生活、繁荣文化艺术事业、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目标；在某些场合，甚至反过来助长了院团对政府的依赖，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进一步的阻碍，改制才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
文化投入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责任。改制不是为了扔掉包袱，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投入方式，通过市场机制，建构更有效率的政府文化管理与资助模式。改制后的院团需要通过创作与演出的实绩或通过对戏剧遗产的有效传承获得财政支持，在文艺演出市场和文化传承方面贡献越大，就越有资格和机会在争取政府文化投入方面抢占先机。
前景――
用改制开发戏剧演出的金矿
戏剧界对改制普遍存在的忧虑情绪，究其根源，是出于对演出市场极度悲观的判断。多数人并不认为戏剧演出是一个可以在市场上盈利的行业，尤其是并不认为戏剧演出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获得市场盈利。
我认为戏剧演出市场目前的惨象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体制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性，更不是中国戏剧的宿命。对戏剧演出市场空间与前景的判断，不能只局限于中国的当下，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应该基于古今中外的一般状况，寻找准确的答案。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戏剧在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陷入危机，主要是受制于外在环境的恶化，是由于多种娱乐方式的崛起抢夺了戏剧的受众；还有人发明了“斗室文娱”这个新词，声称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戏剧的时代。确实，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戏剧丧失了以前在娱乐业的霸主地位，从电影工业兴起、电视普及到互联网迅猛发展，戏剧不断遭遇强有力的挑战。但我们还要看到，影视和网络发展的结果，不是把戏剧挤出了娱乐业，而是让世界进入了娱乐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今天的文化娱乐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几十年前所无法匹敌无法想象的。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文化娱乐业甚至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取代了或正在取代原来制造业的地位。在急速发展的影视和网络面前，戏剧的市场份额和重要性在下降，但由于文化娱乐业的总体规模成倍增长，戏剧反而有了更多发展的新契机。
所以，影视和网络不是抢了戏剧的饭碗，而是通过外延扩张，做大了娱乐业，事实上戏剧也同时因之得益。正因为这一原因，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几乎所有戏剧大国，都没有因为电影、电视或互联网而导致如当代中国戏剧这样全面且严重的衰退；即便在中国本土，也仍有许多地区存在大量民营戏剧演出团体，他们在缺乏政府财政支持的极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却没有遭遇国营剧团那样的生存危机，足以说明一些问题。
中国当下的戏剧危机要从中国特有的语境寻找原因，原因就是60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个僵化而低效率的国有剧团的事业体制，这种特殊的体制导致了中国戏剧特殊的困境。我们之所以可以且应该对改制后中国戏剧的发展深具信心，是因为只要剧团体制通过改制渐渐回归常态，中国戏剧就有可能回归正常，这一点从很多国家现成的剧团体制运营经验中都可以得到启发――我们无需指望戏剧繁荣，更不要奢谈大繁荣，仅求能回归正常。
假如回归常态，那么，戏剧演出市场的空间，将大得让人瞠目结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对这个市场做过基本的匡算――只要文化环境恢复常态，剧场演出就会渐渐恢复，民众会被重新唤回对剧场艺术的兴趣。假如中国能恢复到每人每年平均看三场戏这一在世界各地趋于中等的水平，你能想象，这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演艺行业的总产值会达到多少吗？全国每年戏剧观众会达到40亿人次，以最粗疏的方式，按20元人民币的平均票价计算，它的直接票房收入就是800亿元。每年800亿元就是目前中国2600个正在改制中的国家剧团可以瓜分的蛋糕，是中国戏剧演出市场可以预期的空间前景。
对，就是这个数字。现在所有2600个国有院团每年演出收入不足15亿元。这意味着我们至少有50倍的增长空间。如何去占领如此广阔的市场，开掘这座市场的金矿，值得面临改制的剧团认真思考。当800亿元摆在我们面前时，戏剧界在改制过程中就有了新的选择。确实，转企改制会让部分演艺人员福利待遇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但如果戏剧家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在未来可能的800亿元的演艺市场里获取了应属自己的那一份，那么今天所付出的代价，或许可以得到数倍的补偿。
与之相应的环境是，中国人均文化消费的支出经历了迅速降落的阶段后，开始从低谷回升，它也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影视、网络的发展，刺激了民众的文化娱乐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在民众现有的、静态的娱乐需求中，抢走了原本属于戏剧的一块。设若中国戏剧通过改制追随影视和网络动漫增长，800亿元的市场决不是神话，它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的前提是，戏剧演出平均票价只需20元。率先改制的江苏省昆剧团的演出收入，从2005年的9万元增长到2010年的600多万元，虽是个例，却足以证明增长的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不改制我们无法获得这样的动能。改制不会立马让中国所有剧团走出危机，错误的、轻率的改制，还有可能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然而不改制我们在整体上必定痛失历史给予的机遇。我们相信，各地剧团的改制过程，会遇到挫折，会有动荡，会有风险，会有失败，但总有一些剧团会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
2011年将是中国文艺院团改制的关键一年，基层院团的改制将全面提速。这一轮文艺院团改制推进实施以来，戏剧界对改制始终存在诸多疑惑和忧虑，多数戏剧院团尤其是基层院团至今仍处于被动观望状态，鲜有主动积极地应对这一重大转折的计划与举措。
戏剧界对改制普遍存在诸多疑虑，其根本原因，是对这一轮剧团改制的认知和理解出现了偏差，对现在正在推行的改制的具体政策存有许多误解。
解惑――
改制不是让戏剧“自生自灭”
业内人士的疑虑是有原因、有依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几度推行剧团体制改革都先后遭遇挫折，不仅未能实现创新制度、繁荣戏剧的目标，反而给整个行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后患。半途而废的改革不仅给戏剧界留下了深重创伤，还进一步破坏了戏剧的生态，加剧了戏剧危机。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轮改制的政策设计与具体实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客观地看，各地政府，包括主管部门在内，尤其是那些年复一年地为无法正常演出的剧团支付高额维持费用的地区，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改制一劳永逸地剪除财政负担的想法，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从整体上看，政府的公共财政在戏剧领域的投入，未来不仅不可能减少，反而会大幅度提升。就以戏剧为例，新世纪十年里，国家对2600个国办剧团的直接财政支持，从2000年的17.3亿元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63亿元；如果加上近些年国家和各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各地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增速之快，超出历史上多数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改制后政府在戏剧领域将显著改变资金投入方式，资金投入力度虽然仍将逐年增长，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向，却将由养人、养单位逐步向养事业、促发展转变，促使国有文艺演出院团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
这一轮文艺演出院团的改制，是在国家公共财政支出明显向公益事业转向，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投入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背景下展开的。但仍需看到，现有的事业体制严重钝化了公共财政投入的效益，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高额投入，未能充分实现丰富城乡民众文化生活、繁荣文化艺术事业、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目标；在某些场合，甚至反过来助长了院团对政府的依赖，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进一步的阻碍，改制才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
文化投入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责任。改制不是为了扔掉包袱，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投入方式，通过市场机制，建构更有效率的政府文化管理与资助模式。改制后的院团需要通过创作与演出的实绩或通过对戏剧遗产的有效传承获得财政支持，在文艺演出市场和文化传承方面贡献越大，就越有资格和机会在争取政府文化投入方面抢占先机。
前景――
用改制开发戏剧演出的金矿
戏剧界对改制普遍存在的忧虑情绪，究其根源，是出于对演出市场极度悲观的判断。多数人并不认为戏剧演出是一个可以在市场上盈利的行业，尤其是并不认为戏剧演出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获得市场盈利。
我认为戏剧演出市场目前的惨象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体制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性，更不是中国戏剧的宿命。对戏剧演出市场空间与前景的判断，不能只局限于中国的当下，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应该基于古今中外的一般状况，寻找准确的答案。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戏剧在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陷入危机，主要是受制于外在环境的恶化，是由于多种娱乐方式的崛起抢夺了戏剧的受众；还有人发明了“斗室文娱”这个新词，声称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戏剧的时代。确实，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戏剧丧失了以前在娱乐业的霸主地位，从电影工业兴起、电视普及到互联网迅猛发展，戏剧不断遭遇强有力的挑战。但我们还要看到，影视和网络发展的结果，不是把戏剧挤出了娱乐业，而是让世界进入了娱乐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今天的文化娱乐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几十年前所无法匹敌无法想象的。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文化娱乐业甚至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取代了或正在取代原来制造业的地位。在急速发展的影视和网络面前，戏剧的市场份额和重要性在下降，但由于文化娱乐业的总体规模成倍增长，戏剧反而有了更多发展的新契机。
所以，影视和网络不是抢了戏剧的饭碗，而是通过外延扩张，做大了娱乐业，事实上戏剧也同时因之得益。正因为这一原因，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几乎所有戏剧大国，都没有因为电影、电视或互联网而导致如当代中国戏剧这样全面且严重的衰退；即便在中国本土，也仍有许多地区存在大量民营戏剧演出团体，他们在缺乏政府财政支持的极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却没有遭遇国营剧团那样的生存危机，足以说明一些问题。
中国当下的戏剧危机要从中国特有的语境寻找原因，原因就是60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个僵化而低效率的国有剧团的事业体制，这种特殊的体制导致了中国戏剧特殊的困境。我们之所以可以且应该对改制后中国戏剧的发展深具信心，是因为只要剧团体制通过改制渐渐回归常态，中国戏剧就有可能回归正常，这一点从很多国家现成的剧团体制运营经验中都可以得到启发――我们无需指望戏剧繁荣，更不要奢谈大繁荣，仅求能回归正常。
假如回归常态，那么，戏剧演出市场的空间，将大得让人瞠目结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对这个市场做过基本的匡算――只要文化环境恢复常态，剧场演出就会渐渐恢复，民众会被重新唤回对剧场艺术的兴趣。假如中国能恢复到每人每年平均看三场戏这一在世界各地趋于中等的水平，你能想象，这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演艺行业的总产值会达到多少吗？全国每年戏剧观众会达到40亿人次，以最粗疏的方式，按20元人民币的平均票价计算，它的直接票房收入就是800亿元。每年800亿元就是目前中国2600个正在改制中的国家剧团可以瓜分的蛋糕，是中国戏剧演出市场可以预期的空间前景。
对，就是这个数字。现在所有2600个国有院团每年演出收入不足15亿元。这意味着我们至少有50倍的增长空间。如何去占领如此广阔的市场，开掘这座市场的金矿，值得面临改制的剧团认真思考。当800亿元摆在我们面前时，戏剧界在改制过程中就有了新的选择。确实，转企改制会让部分演艺人员福利待遇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但如果戏剧家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在未来可能的800亿元的演艺市场里获取了应属自己的那一份，那么今天所付出的代价，或许可以得到数倍的补偿。
与之相应的环境是，中国人均文化消费的支出经历了迅速降落的阶段后，开始从低谷回升，它也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影视、网络的发展，刺激了民众的文化娱乐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在民众现有的、静态的娱乐需求中，抢走了原本属于戏剧的一块。设若中国戏剧通过改制追随影视和网络动漫增长，800亿元的市场决不是神话，它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的前提是，戏剧演出平均票价只需20元。率先改制的江苏省昆剧团的演出收入，从2005年的9万元增长到2010年的600多万元，虽是个例，却足以证明增长的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不改制我们无法获得这样的动能。改制不会立马让中国所有剧团走出危机，错误的、轻率的改制，还有可能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然而不改制我们在整体上必定痛失历史给予的机遇。我们相信，各地剧团的改制过程，会遇到挫折，会有动荡，会有风险，会有失败，但总有一些剧团会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