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乱（结集全文）
作者：凄风 提交日期：2003-04-28 02:42:00
＿＿一、动乱之害
动乱是社会发展的大敌，但有时又表现为文明进步的形式，因而对于动乱，人们往往无法从其起因、中间过程来判断动乱对社会和民众是有利还是有害。甚至对动乱的结果，也很难在一定历史时期做出正确的利弊判断。动乱必然以暴力冲突为主要形式，不管止乱的暴力手段是否最终证明为是对社会有利的行为，政府都将永远背负反人道的、反民主自由的罪名，政府的民众和国际形象都将遭到长期无法挽回的损坏；再则，动乱的煽动者们为达动乱的目的给民众的许诺，政府永远无法给予。这是因为政治的许诺内容往往都是许诺者自己并不具有的东西，一旦拥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话诺的政权，要么背信弃义、要么缺斤少两和变质变味。任何反政府的集团、民主自由的标榜者，他们根本不考虑是否在夺取政权后、真的能实现他们画给民众充饥的大饼，膨胀的集团和个人的权力野心，可以让他们空口白话地对民众做出任何他们能想到的承诺。这很像西方国家的竞选，侯选人总是许诺给选民们很多出人意外的东西，但当选举结果产生以后，当选者便将许诺忘得干干净净，民众的所得与过去没有多少不同。煽动动乱的许诺一般都是欺骗，但是，止乱以后，民众会认为是政府的暴力手段打碎了他们的梦想，是使欺骗者给他们的许诺没有实现的唯一原因。民众很少从国家的经济实力、阶级结构去考虑，那些权力野心家们给他们的梦想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梦想裹上仇恨暂时被埋藏，在下一次动乱中，成为更容易被煽动者利用的工具。正是因动乱具有诱人的迷彩和无法定性的性质，动乱才会成为权力野心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利用的夺权手段；也成为国际敌对势力常用的不会受到多少谴责的颠覆手段。
动乱对社会和民众有百害而无一利，动乱将使民众失去更多，包括财产和生命；不管动乱成败，民众都不可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从来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这是因为，动乱之中和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动乱本身造成的浩劫会使民众的生活质量下降到更低水平；一旦动乱失败，统治阶级与民众的相互不信任，必然破坏动乱前原有的民主空气，戒备的结果是更强有力的专制。从这一点上来说，以民主自由为借口的动乱发动者，其实是民主进程的最大破坏者。人权是民主自由的根本，人的生命又是人权的根本，煽动动乱者往往把动乱中的生命责任全部推到暴力止乱的统治阶级头上，煽动者反而以惺惺作态的眼泪表现成为生命的珍重和同情者。但事实上，没有哪一国的统治阶级不使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当政权受到最大的威胁时，暴力是最后的也是唯一可选的维护手段。就是在民主自由标榜者们最向往的美国，一旦动乱可能动摇其统治的根据，动用军警镇压也会成为最主要手段。南北战争不是唯一的例子，上个世纪美国多次出动警察镇压民众的示威游行，都说明了这一点。煽动动乱者应对动乱中流血和生命的失去承担责任，对可以预见的伤害不去避免反而极力推动其发生，从任何意义上理解都是对生命的漠视，连民主自由的基础――人的生命都不尊重，由这样的民主自由者们去建立政权，又怎么可能给予民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纵观古今外历史，暴力夺取政权者，无不以欺骗民众而达成其目的的，而一旦夺权成功，领导暴乱的阶层上升为统治阶级，在暴乱中付出最多财产和生命的民众仍然重回被统治阶级，在越来越无望的等待中淡忘新贵们曾给过的美好承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暴力夺权能使最下层的民众真正获得民主和自由，只有统治阶级才是民主和自由的获得者。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往往都是在和平中缓慢实现的，例如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建立的竟然是与奴隶制度并存的民主制度；南北战争之后，表面上废除了奴隶制度，但有色人种在几乎所有的法律中被歧视，到上个世纪下半叶，以和平的方式，有色人种才逐渐争取到了相对的平等，而实际上，直到今天，美国的下层民众还在为争取他们的民主和自由不断努力着。
一旦乱起，统治阶级不可能通过实现公众过激的要求而止乱。这是因为，产生动乱的因素之一是政府已失去信用，民众不再相信已成为敌对方的政府在动乱中的任何承诺；其次，煽动动乱者不会满足动乱表面目的的实现，动乱一旦发起，煽动动乱者的权力野心将会更加膨胀，对内外交困的统治阶级的要求将会更加变本加利。例如：他们会由起初的“让某某下台”的口号演变为由人民选举重组政府等等。统治阶级在这种时候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谁都能看出民选的必然结果是统治阶级的彻底失败。煽动者明知不可能达到但仍然如此要求，更加证明，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动乱本身的危害，他们只想让动乱走向极端，让国家和民族陷入灾难中后，乱中夺权。动乱到一定程度，在煽动者的窃笑中，民众逐渐丧失理智，忘记了起初动乱的本意，思维和行动都被盲从所左右，任何破坏行为都可能发生。
不管动乱成败，在统治阶级、煽动动乱者、民众三者之间，只有煽动动乱者是唯一的获利者。如果夺权成功、或者统治阶级最大限度地妥协，那么，他们不是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就是加入原统治阶级成为新贵。一旦动乱有失败之兆，最先逃之夭夭的往往都是煽动动乱者这些最初的大义凛然者，民众被他们弃如弊履，他们不会也不想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收拾残局和烂瘫子，因为搞乱本来就是他们的目的之一。死人越多，他们就越成功，并以此获得国际敌对势力的保护和豢养。在他们向往已久的天堂里，他们用民众进贡的和主子赏赐的金钱，以民族英雄的名义享受着民主和自由，并时时寻找机会给他们的祖国制造更多的动乱，让曾经被他们祸害过的国家和民众遭受更多的苦难。
二、动乱的因素
社会需要保持平民和统治阶层内部两个层次的相对稳定，如果不能两全，至少应保证一层稳定，则社会基本不会发生动乱。平民阶层的不稳定主要由生存危机引起，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主要由利益分配不平衡引起。至于是民主还是专制的体制问题、各种主义的政治斗争问题都不是动乱的要素，不足以孕育动乱，它们仅仅只是动乱的口号和旗帜。
只要有国家存在，则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永远存在，并且，国家机器只可能消弱这些矛盾，不可能消灭这些矛盾。民主和专制是统治阶级对国家的两种不同统治手段。民主是统治阶级的恩赐、专制是统治阶级的施舍。两种统治手段的终极目的都是相同的，即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专制政权是赤裸裸的，而民主政权则给统治阶级的专制披上了华丽外衣，以其欺骗性获得更多的社会稳定。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多党执政的民主制度，不同的党派都代表着同一阶级――统治阶级的利益，平民的民主权利只是统治阶级利益许可范围内的权利。统治阶级隐身幕后，用金钱和政党左右着各种民主权利的实现。例如选举，政客首先要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其次才能以民主的高调骗取民众的选票。竞选之争不过是统治阶级各利益团体的赛马游戏，民众的选举不过是赛马场上的呐喊声，牵入赛场的马不由民众决定，民选成了满足民众民主虚荣心的最好麻醉剂。
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民主实现的程度，社会财富相对剩余量（统治阶级的利益包括资本积累的相对满足下，）的多少是社会民主程度的标志。这是因为：一、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制度，统治阶级都要首先满足本阶级的利益；二、社会财富相对剩余量越多，能恩赐给民众的利益越多，这种恩赐不是直接给予，而是以民主的方式让民众自己争取，以同时满足民众的物资和心理要求。统治阶级在其内部没有形成足以控制民主活动的经济集团时，不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这时，不管是民主的宣言还是民主的体制，都只徒具民主的外表。以美国为例，《独立宣言》的宣布，虽然标志着美国从此成为人类史上最民主的国家，但因其国力尚不足以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更无力控制全民的民主活动，所以只能凭国家初建时人民的爱国心和放纵的暴力维持着虚假的民主。具体表现为黑奴制度并存（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腐?落后的制度，是对民主自由的嘲讽），任统治阶级继续无偿榨取财富；同时疯狂屠杀掠夺美洲大陆原著民的土地和财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直到上个世纪中下半叶，经过二战的大发战争财，国力已基本能满足民主要求时，美国才大量废除许多专制的、民族歧视的等等不民主的制度，走上了真正的民主道路。韩国、台湾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也都经历了专制甚至是独裁统治聚积资本的过程，在统治阶级实力足以控制民主活动以后，才开始走上民主道路。国家实现民主的限度是能保证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如果有其他阶级威胁其统治，统治阶级的民主假面具就会收起，以专制消灭异己。例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对其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国家的民主必须以经济为后盾，否则，发生动乱的可能性极大，这是由动乱的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在国家经济尚不足以满足统治阶层利益的时候，统治阶级对民众的生存问题，根本不想也无力解决。这时，如果实行不适度的民主，必使民众产生不切实际的权利奢望，希望之后的失望会使不满情绪暴涨，为了生存，一有时机，民众就会不惜挺而走险；不适度民主也会使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配难以把握平衡，争权夺利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上升为暴力冲突，通过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发动暴乱或政变进行权力再分配。没有经济实力支?的民主有害而无益，纷争和动乱形成内耗，恶果只能是，使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霸权主义才“仁慈”的、不遗余力地向他们潜在的敌对国推销他们的民主制度，以这种毒药制滞敌对国的发展；对于他们的盟国，不管其独裁到何种程度，他们都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他们清楚，水到渠成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统治阶层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派系，为平衡派系力量对比而不断增加官职，对每一个职位都会进行从暗到明毫不掩饰、不知羞耻的争夺；当争夺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权力之争演变为政治斗争，双方都不惜自暴本阶级之丑、不惜败坏政权信誉和形象、目光短浅地以互揭对方贪污腐败等疯狂敛财恶行的手段来打击对方，最终不但两败俱伤，也使民众对政府彻底失去信心，给觊觎政权的其他阶级以可乘之机。
平民阶层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贫困数增多、城市人口失业率上升、平民阶层生活稳定但官吏日益增多形成贫富反差加大、不创造财富的群体增大特别是不能为社会所用的学者增多等等。统治阶级千万不要以不稳定因素的大小来判断是否有动乱的可能性。大的不稳定因素不一定就会引发动乱，小的不稳定因素也不一定就不会引发动乱，特别是当上下层两种不稳定因素都存在时，动乱随时都可能发生。
三、动乱的征兆
上节最后提到的一些现象并不是动乱的征兆，而是可能引发动乱要素的表象。也就是说，动乱前可能看到这些现象，但并不是有这些现象就表明一定会发生动乱。动乱要素的表象不是动乱的征兆，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容易排除杂乱的现象，真正洞察动乱的征兆。
由于要引发动乱，统治阶层不稳定和平民阶层不稳定两个要素确一不可，所以从两个动乱要素的结合点就可能预见动乱的先兆。一定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权必然已建立起足够的威信，使民众接受其统治。动乱的目的既然是夺取政权，所以破坏政权威信是动乱的最初手段。
从上层不稳定因素来看，希望发生动乱的集团是统治阶级中的弱势集团，他们的利益越来越得不到保障，并且有可能被清除出统治阶级而降为被统治阶级的危险。动乱是他们改变不利地位，重获均势甚至胜出的唯一希望。但是弱势集团在政治斗争处于下风的同时，其经济、军事等各种力量也必同时处于劣势，直接对抗，只能导致本集团的覆灭。他们只能选择：向外获得国外敌对势力支持；向下获得被统治阶级的支持。而国外敌对势力因有国际的、自身的利益考虑，不可能在动乱之初就给予明目张胆的支持，因而，弱势的统治阶级集团只能选择向下寻求被统治阶级的支持，并且，要首先打破他们自己曾经努力教化出的对政权的信任和忠诚，以使民众相信通过支持改变政变能够孜变他们的命运。
从下层不稳定因素来看，可能的动乱发生前，平民的生存危机越来越强，越来普遍；统治阶级培养的不被重用的学者越来越多。这些学者最初的人生目标――跻身统治阶级――无望实现以后，以精英自居的他们，对比才智不如自己的统治阶级的官吏们，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他们的才华越来越多地用来挑剔政治、宣传异端，并且越来越多地获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角逐政权的野心在他们的心中开始膨胀起来。这时候，他们很容易就被国外敌对势力相中，并与统治阶级淘汰出的旧贵族、统治阶级中的弱势集团结成联盟。在这一过程中和直到动乱暴发前，许多为败坏政权威信、煽动民心的必要的准备动作无法掩盖，从中能看出动乱的征兆：
1、统治阶级内部的机密大量外泄，并且这些机密几乎都是政治丑闻、对民众不利的统治资料等，以打碎民众的对现政权的希望。
2、统治阶级中的弱势集团的代表人物，不断公开发表与政权相左的言论、对政权的批评；频繁活动于民间、向民众示爱、收买人心；并同时与社会上的闲散学者联系异常密切。
3、社会正常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开始受到全面批判，意识形态中的一切有利于稳定的因素都被否定。现行的一切经济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全部被抨击的一文不值。
4、政府的一切管理行为，不论对错，都会受到指责，甚至真正造福于民的措施也会受到曲解和诽谤。社会的一切不良现象，不分析原因和形式，一律诿过于政权。
5、谣言层出不穷，统治阶级包括政权首脑的形象被严重破坏。
这些征兆出现时，政权的威信已被破坏，民众心中的不满逐渐转变为彻底失望和愤怒，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事件的触发，就可能发生动乱。
四、防止动乱
平息已经发生的动乱，即使最终成功，政权也将遭受重创。社会秩序和公共社设施受到破坏；一些长远发展规划不得不重修甚至中止；一定时期，国家的民主自由水平出现下降等等。更重要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权的国际国内威信几乎无望再重新建立到动乱以前的水平。因此，对于动乱，必须严防，不能因为有强大的统治力量而对动乱掉以轻心。
防止动乱，首先应该防止出现动乱的征兆，更重要是防止动乱的两个要素的产生，保证统治阶层和平民阶层一定程度的稳定。如果动乱的预兆已经显现，再对稳定作补救措施已经为时过晚，一切强硬手段都将产生与平乱差不多的恶性后果。此时，最好的对策是忍让。从统治阶层内部、平民阶层、两层的接合部等三个方面入手，制定谨慎的措施。发现预兆必须马上反应，不可静观以错失最后的止乱的机会。
对统治阶层内部的反对势力，应作出实质性让步，恢复基本均势；对一些与对立派宿怨较深、民怨较大的官员必须予以严惩，舍车保帅，向对立派表示诚心，同时也可以挽回部分民心。
对平民阶层，即使不能马上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利益，也应燃起他们心中最大的希望，没有不能做的承诺，给人民虚幻的希望，本来就是政治家的拿手好戏；修改一些民怨甚大、又无损于政权的法规，从文字上让民众看到政府确实在改进；统治阶层首脑应亲自出手解决几件影响较大的积案，并对底层腐败官吏下达具体的严惩明令，同时让媒体适度宣传。这样的宣传不可过度，否则在非常时期必产生逆反心理。这样做可以让民众认为，政权及上层首脑是好的，从而产生好感，谣言和诽谤不攻自破。对已经出现的谣言和诽谤，切不可辟谣，辟谣只会产生更多的诽谤和谣言，对诽谤和谣言置之不理是最佳手段。
对于两个阶层的接合部――那些不被重用的学者，应区别对待。无用学者是社会的祸害，他们是社会不稳定两因素的接合点，是动乱的关键，所以一定要分化瓦解。对名利和虚荣心较重本身又无真正学术建树者，不要相信他们“自由思想者”、“独立人格”等等的自我标榜，这些标榜只是他们在无奈状态下的心理满足。对这一类人应主动拉拢，但应注意手段，尽量做到不使他们的所得与他们的自我标榜相冲突。最好的方法是，为他们举办学术讲座，从学术上给他们盛誉，在学术界提高他们的地位，让他们觉得一切都是他们自我能力的体现。对一些真正有名望的、有建树的、态度强硬的反对学者，可以置之不理，用前一方法将一些学者捧到超过他们的高度后，这些人必然产生不?，学术的论辩必然产生，从而达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并分化瓦解学者集团的目的。对那些被淘汰的政权遗老，应不计前嫌、做到最大程度的优抚。
以上只是动乱征兆已出现后不得已的举措，防乱应在不稳定因素产生前就做到未雨绸缪，防止动乱因素产生比防止已发生的动乱要容易的多，并且可以同时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统治阶层内部应尽量避免施行有政见分歧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不但行之困难，而且会更深化矛盾，不得不行之时，应在其它方面做出妥协和让步，以求达成共识。如果不同集团的矛盾非用冲突不能解决时，必须彻底消灭这样的异心团体，不能心慈手软地留有怀恨在心的弱势集团，以成未来动乱之患。
任何形式的民主，都只是统治阶级的民主，民众只是道具，所以一定要在条件许可下力所能力地推行民主制度，这会有益于政权的稳定。比如多党制，不仅对民众具有最大的欺骗性，甚至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也会被民主游戏所惑，权力之争的一时落败不会让弱势集团走向极端，因为他们永远有未来可能获胜的希望。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不应在民主进程中采取守势，而应主动进取，主动自我分解为两个持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党派，通过民选轮政。为稳定出发，可以在一地区和一城市试点，选本来就较落后的国家中心地区，不至于造成混乱，中国可以借鉴港澳特区经验。试点成则为政权之功，败则为民主政治之罪。当经验足够以后，在全国推行，实现共产主义的两党竞选制。事实上，美国不就是资本主义的两党竞选制吗？中国应完成这一共产主义的创举。
对平民阶层，给他们希望比给他们任何实际利益都重要。只要满足温饱，再给予希望，民众就不会走向极端。关乎民众温饱的最容易激起民怨的是农村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在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利于民众的要大张旗鼓地急行，不利于民众的要不作声张地慢行，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一定要从政策上让民众看到向好的希望，而不能不做任何表示，许诺是无成本的，一定要善用之。当然，一些可能无法实现的许诺一定要让地方官员去做，政府首脑当慎言。
不断减少地方官员，即能切实减轻平民负担，又能减小贫富相对比。实际上，贫穷并不是产生不满的主要因素，贫富差距更容易使人心生怨恨，所以应有严厉的措施防止财富不正当聚积到少数人入手中。特别是在农村，在很多本来农民自身都无法养活的地区，还要养活那么多祸害民众的官吏，不能不让人产生不满和怨恨。中国古代一个县衙就能管好的地区，在交通和信息都如此发达的今天，却平添那么多横向和纵向的官位，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要给民众适度发泄不满的自由，谩骂政权及首脑都可以容忍，只要控制在不肆无忌惮地诽谤和造谣的范围即可，怨气不发泄会聚积成更可怕的暴发。谩骂和牢骚就像毒品，起初显得很可怕，但时间久了反而越来越没有效力，并让民众对之产生反感情绪。中国最初对新兴媒体网络重视不够，等发觉其严重性时才采取封堵措施，这是完全错误的。政府应加大网上的宣传力度，并发现和聘用支持政府的网络写手向有影响力的中文论坛渗透，左右论坛的思潮和议题方向。
对于社会稳定之祸害的无用学者阶层，一定要尽量少培养他们的力量。教育应该用来培养为统治阶级所用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反咬一口的反对势力。从教育改革入手，减少容易产生无用学者的学科的招生量。对已经形成的无用学者的势力，除用前面已列述的方法进行分法瓦解外，还应注意发现他们之见的异见，并有意扩大他们的分歧，利用学者与生俱来的自负、相轻的毛病，使他们永远陷在他们内部的争斗中。
只要能保持两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稳定，动乱则很难发生。平民无上层煽动和组织难以作乱，而上层若无平民的支持则没有让他们轻举妄动有力量。防乱的所有举措都会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使统治阶级和民众都能获得最大利益。
作者：凄风 提交日期：2003-04-28 02:42:00
＿＿一、动乱之害
动乱是社会发展的大敌，但有时又表现为文明进步的形式，因而对于动乱，人们往往无法从其起因、中间过程来判断动乱对社会和民众是有利还是有害。甚至对动乱的结果，也很难在一定历史时期做出正确的利弊判断。动乱必然以暴力冲突为主要形式，不管止乱的暴力手段是否最终证明为是对社会有利的行为，政府都将永远背负反人道的、反民主自由的罪名，政府的民众和国际形象都将遭到长期无法挽回的损坏；再则，动乱的煽动者们为达动乱的目的给民众的许诺，政府永远无法给予。这是因为政治的许诺内容往往都是许诺者自己并不具有的东西，一旦拥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话诺的政权，要么背信弃义、要么缺斤少两和变质变味。任何反政府的集团、民主自由的标榜者，他们根本不考虑是否在夺取政权后、真的能实现他们画给民众充饥的大饼，膨胀的集团和个人的权力野心，可以让他们空口白话地对民众做出任何他们能想到的承诺。这很像西方国家的竞选，侯选人总是许诺给选民们很多出人意外的东西，但当选举结果产生以后，当选者便将许诺忘得干干净净，民众的所得与过去没有多少不同。煽动动乱的许诺一般都是欺骗，但是，止乱以后，民众会认为是政府的暴力手段打碎了他们的梦想，是使欺骗者给他们的许诺没有实现的唯一原因。民众很少从国家的经济实力、阶级结构去考虑，那些权力野心家们给他们的梦想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梦想裹上仇恨暂时被埋藏，在下一次动乱中，成为更容易被煽动者利用的工具。正是因动乱具有诱人的迷彩和无法定性的性质，动乱才会成为权力野心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利用的夺权手段；也成为国际敌对势力常用的不会受到多少谴责的颠覆手段。
动乱对社会和民众有百害而无一利，动乱将使民众失去更多，包括财产和生命；不管动乱成败，民众都不可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从来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这是因为，动乱之中和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动乱本身造成的浩劫会使民众的生活质量下降到更低水平；一旦动乱失败，统治阶级与民众的相互不信任，必然破坏动乱前原有的民主空气，戒备的结果是更强有力的专制。从这一点上来说，以民主自由为借口的动乱发动者，其实是民主进程的最大破坏者。人权是民主自由的根本，人的生命又是人权的根本，煽动动乱者往往把动乱中的生命责任全部推到暴力止乱的统治阶级头上，煽动者反而以惺惺作态的眼泪表现成为生命的珍重和同情者。但事实上，没有哪一国的统治阶级不使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当政权受到最大的威胁时，暴力是最后的也是唯一可选的维护手段。就是在民主自由标榜者们最向往的美国，一旦动乱可能动摇其统治的根据，动用军警镇压也会成为最主要手段。南北战争不是唯一的例子，上个世纪美国多次出动警察镇压民众的示威游行，都说明了这一点。煽动动乱者应对动乱中流血和生命的失去承担责任，对可以预见的伤害不去避免反而极力推动其发生，从任何意义上理解都是对生命的漠视，连民主自由的基础――人的生命都不尊重，由这样的民主自由者们去建立政权，又怎么可能给予民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纵观古今外历史，暴力夺取政权者，无不以欺骗民众而达成其目的的，而一旦夺权成功，领导暴乱的阶层上升为统治阶级，在暴乱中付出最多财产和生命的民众仍然重回被统治阶级，在越来越无望的等待中淡忘新贵们曾给过的美好承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暴力夺权能使最下层的民众真正获得民主和自由，只有统治阶级才是民主和自由的获得者。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往往都是在和平中缓慢实现的，例如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建立的竟然是与奴隶制度并存的民主制度；南北战争之后，表面上废除了奴隶制度，但有色人种在几乎所有的法律中被歧视，到上个世纪下半叶，以和平的方式，有色人种才逐渐争取到了相对的平等，而实际上，直到今天，美国的下层民众还在为争取他们的民主和自由不断努力着。
一旦乱起，统治阶级不可能通过实现公众过激的要求而止乱。这是因为，产生动乱的因素之一是政府已失去信用，民众不再相信已成为敌对方的政府在动乱中的任何承诺；其次，煽动动乱者不会满足动乱表面目的的实现，动乱一旦发起，煽动动乱者的权力野心将会更加膨胀，对内外交困的统治阶级的要求将会更加变本加利。例如：他们会由起初的“让某某下台”的口号演变为由人民选举重组政府等等。统治阶级在这种时候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谁都能看出民选的必然结果是统治阶级的彻底失败。煽动者明知不可能达到但仍然如此要求，更加证明，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动乱本身的危害，他们只想让动乱走向极端，让国家和民族陷入灾难中后，乱中夺权。动乱到一定程度，在煽动者的窃笑中，民众逐渐丧失理智，忘记了起初动乱的本意，思维和行动都被盲从所左右，任何破坏行为都可能发生。
不管动乱成败，在统治阶级、煽动动乱者、民众三者之间，只有煽动动乱者是唯一的获利者。如果夺权成功、或者统治阶级最大限度地妥协，那么，他们不是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就是加入原统治阶级成为新贵。一旦动乱有失败之兆，最先逃之夭夭的往往都是煽动动乱者这些最初的大义凛然者，民众被他们弃如弊履，他们不会也不想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收拾残局和烂瘫子，因为搞乱本来就是他们的目的之一。死人越多，他们就越成功，并以此获得国际敌对势力的保护和豢养。在他们向往已久的天堂里，他们用民众进贡的和主子赏赐的金钱，以民族英雄的名义享受着民主和自由，并时时寻找机会给他们的祖国制造更多的动乱，让曾经被他们祸害过的国家和民众遭受更多的苦难。
二、动乱的因素
社会需要保持平民和统治阶层内部两个层次的相对稳定，如果不能两全，至少应保证一层稳定，则社会基本不会发生动乱。平民阶层的不稳定主要由生存危机引起，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主要由利益分配不平衡引起。至于是民主还是专制的体制问题、各种主义的政治斗争问题都不是动乱的要素，不足以孕育动乱，它们仅仅只是动乱的口号和旗帜。
只要有国家存在，则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永远存在，并且，国家机器只可能消弱这些矛盾，不可能消灭这些矛盾。民主和专制是统治阶级对国家的两种不同统治手段。民主是统治阶级的恩赐、专制是统治阶级的施舍。两种统治手段的终极目的都是相同的，即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专制政权是赤裸裸的，而民主政权则给统治阶级的专制披上了华丽外衣，以其欺骗性获得更多的社会稳定。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多党执政的民主制度，不同的党派都代表着同一阶级――统治阶级的利益，平民的民主权利只是统治阶级利益许可范围内的权利。统治阶级隐身幕后，用金钱和政党左右着各种民主权利的实现。例如选举，政客首先要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其次才能以民主的高调骗取民众的选票。竞选之争不过是统治阶级各利益团体的赛马游戏，民众的选举不过是赛马场上的呐喊声，牵入赛场的马不由民众决定，民选成了满足民众民主虚荣心的最好麻醉剂。
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民主实现的程度，社会财富相对剩余量（统治阶级的利益包括资本积累的相对满足下，）的多少是社会民主程度的标志。这是因为：一、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制度，统治阶级都要首先满足本阶级的利益；二、社会财富相对剩余量越多，能恩赐给民众的利益越多，这种恩赐不是直接给予，而是以民主的方式让民众自己争取，以同时满足民众的物资和心理要求。统治阶级在其内部没有形成足以控制民主活动的经济集团时，不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这时，不管是民主的宣言还是民主的体制，都只徒具民主的外表。以美国为例，《独立宣言》的宣布，虽然标志着美国从此成为人类史上最民主的国家，但因其国力尚不足以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更无力控制全民的民主活动，所以只能凭国家初建时人民的爱国心和放纵的暴力维持着虚假的民主。具体表现为黑奴制度并存（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腐?落后的制度，是对民主自由的嘲讽），任统治阶级继续无偿榨取财富；同时疯狂屠杀掠夺美洲大陆原著民的土地和财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直到上个世纪中下半叶，经过二战的大发战争财，国力已基本能满足民主要求时，美国才大量废除许多专制的、民族歧视的等等不民主的制度，走上了真正的民主道路。韩国、台湾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也都经历了专制甚至是独裁统治聚积资本的过程，在统治阶级实力足以控制民主活动以后，才开始走上民主道路。国家实现民主的限度是能保证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如果有其他阶级威胁其统治，统治阶级的民主假面具就会收起，以专制消灭异己。例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对其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国家的民主必须以经济为后盾，否则，发生动乱的可能性极大，这是由动乱的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在国家经济尚不足以满足统治阶层利益的时候，统治阶级对民众的生存问题，根本不想也无力解决。这时，如果实行不适度的民主，必使民众产生不切实际的权利奢望，希望之后的失望会使不满情绪暴涨，为了生存，一有时机，民众就会不惜挺而走险；不适度民主也会使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配难以把握平衡，争权夺利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上升为暴力冲突，通过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发动暴乱或政变进行权力再分配。没有经济实力支?的民主有害而无益，纷争和动乱形成内耗，恶果只能是，使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霸权主义才“仁慈”的、不遗余力地向他们潜在的敌对国推销他们的民主制度，以这种毒药制滞敌对国的发展；对于他们的盟国，不管其独裁到何种程度，他们都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他们清楚，水到渠成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统治阶层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派系，为平衡派系力量对比而不断增加官职，对每一个职位都会进行从暗到明毫不掩饰、不知羞耻的争夺；当争夺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权力之争演变为政治斗争，双方都不惜自暴本阶级之丑、不惜败坏政权信誉和形象、目光短浅地以互揭对方贪污腐败等疯狂敛财恶行的手段来打击对方，最终不但两败俱伤，也使民众对政府彻底失去信心，给觊觎政权的其他阶级以可乘之机。
平民阶层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贫困数增多、城市人口失业率上升、平民阶层生活稳定但官吏日益增多形成贫富反差加大、不创造财富的群体增大特别是不能为社会所用的学者增多等等。统治阶级千万不要以不稳定因素的大小来判断是否有动乱的可能性。大的不稳定因素不一定就会引发动乱，小的不稳定因素也不一定就不会引发动乱，特别是当上下层两种不稳定因素都存在时，动乱随时都可能发生。
三、动乱的征兆
上节最后提到的一些现象并不是动乱的征兆，而是可能引发动乱要素的表象。也就是说，动乱前可能看到这些现象，但并不是有这些现象就表明一定会发生动乱。动乱要素的表象不是动乱的征兆，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容易排除杂乱的现象，真正洞察动乱的征兆。
由于要引发动乱，统治阶层不稳定和平民阶层不稳定两个要素确一不可，所以从两个动乱要素的结合点就可能预见动乱的先兆。一定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权必然已建立起足够的威信，使民众接受其统治。动乱的目的既然是夺取政权，所以破坏政权威信是动乱的最初手段。
从上层不稳定因素来看，希望发生动乱的集团是统治阶级中的弱势集团，他们的利益越来越得不到保障，并且有可能被清除出统治阶级而降为被统治阶级的危险。动乱是他们改变不利地位，重获均势甚至胜出的唯一希望。但是弱势集团在政治斗争处于下风的同时，其经济、军事等各种力量也必同时处于劣势，直接对抗，只能导致本集团的覆灭。他们只能选择：向外获得国外敌对势力支持；向下获得被统治阶级的支持。而国外敌对势力因有国际的、自身的利益考虑，不可能在动乱之初就给予明目张胆的支持，因而，弱势的统治阶级集团只能选择向下寻求被统治阶级的支持，并且，要首先打破他们自己曾经努力教化出的对政权的信任和忠诚，以使民众相信通过支持改变政变能够孜变他们的命运。
从下层不稳定因素来看，可能的动乱发生前，平民的生存危机越来越强，越来普遍；统治阶级培养的不被重用的学者越来越多。这些学者最初的人生目标――跻身统治阶级――无望实现以后，以精英自居的他们，对比才智不如自己的统治阶级的官吏们，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他们的才华越来越多地用来挑剔政治、宣传异端，并且越来越多地获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角逐政权的野心在他们的心中开始膨胀起来。这时候，他们很容易就被国外敌对势力相中，并与统治阶级淘汰出的旧贵族、统治阶级中的弱势集团结成联盟。在这一过程中和直到动乱暴发前，许多为败坏政权威信、煽动民心的必要的准备动作无法掩盖，从中能看出动乱的征兆：
1、统治阶级内部的机密大量外泄，并且这些机密几乎都是政治丑闻、对民众不利的统治资料等，以打碎民众的对现政权的希望。
2、统治阶级中的弱势集团的代表人物，不断公开发表与政权相左的言论、对政权的批评；频繁活动于民间、向民众示爱、收买人心；并同时与社会上的闲散学者联系异常密切。
3、社会正常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开始受到全面批判，意识形态中的一切有利于稳定的因素都被否定。现行的一切经济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全部被抨击的一文不值。
4、政府的一切管理行为，不论对错，都会受到指责，甚至真正造福于民的措施也会受到曲解和诽谤。社会的一切不良现象，不分析原因和形式，一律诿过于政权。
5、谣言层出不穷，统治阶级包括政权首脑的形象被严重破坏。
这些征兆出现时，政权的威信已被破坏，民众心中的不满逐渐转变为彻底失望和愤怒，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事件的触发，就可能发生动乱。
四、防止动乱
平息已经发生的动乱，即使最终成功，政权也将遭受重创。社会秩序和公共社设施受到破坏；一些长远发展规划不得不重修甚至中止；一定时期，国家的民主自由水平出现下降等等。更重要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权的国际国内威信几乎无望再重新建立到动乱以前的水平。因此，对于动乱，必须严防，不能因为有强大的统治力量而对动乱掉以轻心。
防止动乱，首先应该防止出现动乱的征兆，更重要是防止动乱的两个要素的产生，保证统治阶层和平民阶层一定程度的稳定。如果动乱的预兆已经显现，再对稳定作补救措施已经为时过晚，一切强硬手段都将产生与平乱差不多的恶性后果。此时，最好的对策是忍让。从统治阶层内部、平民阶层、两层的接合部等三个方面入手，制定谨慎的措施。发现预兆必须马上反应，不可静观以错失最后的止乱的机会。
对统治阶层内部的反对势力，应作出实质性让步，恢复基本均势；对一些与对立派宿怨较深、民怨较大的官员必须予以严惩，舍车保帅，向对立派表示诚心，同时也可以挽回部分民心。
对平民阶层，即使不能马上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利益，也应燃起他们心中最大的希望，没有不能做的承诺，给人民虚幻的希望，本来就是政治家的拿手好戏；修改一些民怨甚大、又无损于政权的法规，从文字上让民众看到政府确实在改进；统治阶层首脑应亲自出手解决几件影响较大的积案，并对底层腐败官吏下达具体的严惩明令，同时让媒体适度宣传。这样的宣传不可过度，否则在非常时期必产生逆反心理。这样做可以让民众认为，政权及上层首脑是好的，从而产生好感，谣言和诽谤不攻自破。对已经出现的谣言和诽谤，切不可辟谣，辟谣只会产生更多的诽谤和谣言，对诽谤和谣言置之不理是最佳手段。
对于两个阶层的接合部――那些不被重用的学者，应区别对待。无用学者是社会的祸害，他们是社会不稳定两因素的接合点，是动乱的关键，所以一定要分化瓦解。对名利和虚荣心较重本身又无真正学术建树者，不要相信他们“自由思想者”、“独立人格”等等的自我标榜，这些标榜只是他们在无奈状态下的心理满足。对这一类人应主动拉拢，但应注意手段，尽量做到不使他们的所得与他们的自我标榜相冲突。最好的方法是，为他们举办学术讲座，从学术上给他们盛誉，在学术界提高他们的地位，让他们觉得一切都是他们自我能力的体现。对一些真正有名望的、有建树的、态度强硬的反对学者，可以置之不理，用前一方法将一些学者捧到超过他们的高度后，这些人必然产生不?，学术的论辩必然产生，从而达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并分化瓦解学者集团的目的。对那些被淘汰的政权遗老，应不计前嫌、做到最大程度的优抚。
以上只是动乱征兆已出现后不得已的举措，防乱应在不稳定因素产生前就做到未雨绸缪，防止动乱因素产生比防止已发生的动乱要容易的多，并且可以同时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统治阶层内部应尽量避免施行有政见分歧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不但行之困难，而且会更深化矛盾，不得不行之时，应在其它方面做出妥协和让步，以求达成共识。如果不同集团的矛盾非用冲突不能解决时，必须彻底消灭这样的异心团体，不能心慈手软地留有怀恨在心的弱势集团，以成未来动乱之患。
任何形式的民主，都只是统治阶级的民主，民众只是道具，所以一定要在条件许可下力所能力地推行民主制度，这会有益于政权的稳定。比如多党制，不仅对民众具有最大的欺骗性，甚至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也会被民主游戏所惑，权力之争的一时落败不会让弱势集团走向极端，因为他们永远有未来可能获胜的希望。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不应在民主进程中采取守势，而应主动进取，主动自我分解为两个持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党派，通过民选轮政。为稳定出发，可以在一地区和一城市试点，选本来就较落后的国家中心地区，不至于造成混乱，中国可以借鉴港澳特区经验。试点成则为政权之功，败则为民主政治之罪。当经验足够以后，在全国推行，实现共产主义的两党竞选制。事实上，美国不就是资本主义的两党竞选制吗？中国应完成这一共产主义的创举。
对平民阶层，给他们希望比给他们任何实际利益都重要。只要满足温饱，再给予希望，民众就不会走向极端。关乎民众温饱的最容易激起民怨的是农村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在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利于民众的要大张旗鼓地急行，不利于民众的要不作声张地慢行，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一定要从政策上让民众看到向好的希望，而不能不做任何表示，许诺是无成本的，一定要善用之。当然，一些可能无法实现的许诺一定要让地方官员去做，政府首脑当慎言。
不断减少地方官员，即能切实减轻平民负担，又能减小贫富相对比。实际上，贫穷并不是产生不满的主要因素，贫富差距更容易使人心生怨恨，所以应有严厉的措施防止财富不正当聚积到少数人入手中。特别是在农村，在很多本来农民自身都无法养活的地区，还要养活那么多祸害民众的官吏，不能不让人产生不满和怨恨。中国古代一个县衙就能管好的地区，在交通和信息都如此发达的今天，却平添那么多横向和纵向的官位，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要给民众适度发泄不满的自由，谩骂政权及首脑都可以容忍，只要控制在不肆无忌惮地诽谤和造谣的范围即可，怨气不发泄会聚积成更可怕的暴发。谩骂和牢骚就像毒品，起初显得很可怕，但时间久了反而越来越没有效力，并让民众对之产生反感情绪。中国最初对新兴媒体网络重视不够，等发觉其严重性时才采取封堵措施，这是完全错误的。政府应加大网上的宣传力度，并发现和聘用支持政府的网络写手向有影响力的中文论坛渗透，左右论坛的思潮和议题方向。
对于社会稳定之祸害的无用学者阶层，一定要尽量少培养他们的力量。教育应该用来培养为统治阶级所用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反咬一口的反对势力。从教育改革入手，减少容易产生无用学者的学科的招生量。对已经形成的无用学者的势力，除用前面已列述的方法进行分法瓦解外，还应注意发现他们之见的异见，并有意扩大他们的分歧，利用学者与生俱来的自负、相轻的毛病，使他们永远陷在他们内部的争斗中。
只要能保持两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稳定，动乱则很难发生。平民无上层煽动和组织难以作乱，而上层若无平民的支持则没有让他们轻举妄动有力量。防乱的所有举措都会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使统治阶级和民众都能获得最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