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这场非典危机，给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都带来了极大不便，对本来正常有序的社会生活，无疑是一个打扰，然而，值得称道的是，这场蕴含着无穷风险的危急事件，现在看来已经初步得到了控制。应当说，危机中人心的稳定，与危机发生后，政府勇敢地向民众公布真相，和及时对渎职官员予以了惩处密切相关，它使民众从中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强化了民众对政府处理这场危机的信任。
在危机还处在进行时态的当儿，除了想方设法尽快打赢这场“非典”战、消除危机的消极影响外，我们是否还需要有其它的什么考虑呢？俗话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非典”危机中政府与民众当下所呈现出来的良性互动，正在促使我们要从中探索经验启示，并对政府信用与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作出新的长远考量。
所有的危机都意味着转折。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府来说，把危机做成机会，是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尤其是政府原有一些机制已备显陋弊、需要痛下决心予以革新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由传统伦理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因为社会生活系统参数的增多与开放性的扩展，其内部蕴含着的风险系数也在同步提高，需要政府相应作出调整变革。仅从近年而论，1998年的抗洪、1999年科索沃战争大使馆被炸、2001年的中美军机相撞，接二连三的危机事态都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内部的担忧。这次“非典”事件，从其发生到演化，也的确反映出我们的一些传统行政方式需要改进。面对当下和未来中国发展中的高风险性，优化政府形象、变革政府的工作模式，建立危机控制与管理机制，提高危机掌控与处理的能力，刻不容缓。
建设新的机制，往往不是在平常时期，而是在非常时期。危机中对事态的超常规处理，是对原有机制的一种超越和突破，这种突破在平常不太可能发生，它的合法性始终受到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惯性化力量的抵制和质疑。危机赋予了打破常规以合法性，重要的是，如果继续致力于巩固和推进这种合法性，这种非常、但从长远来说又为国家制度建设所需求的新机制，将可能能够有效排除阻力，转化为平常时期的新惯例。对于政府来说，充分利用此次突发事件，将危机中迥异于平常的问题处理方式，有力地转化为政府平时机制的一部分，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尽管它是以代价和损失为前提的。
从目前来看，这次非常事态中的政府行为，值得总结的主要在于两方面：其一，必须及时清楚地向民众公开事实和真相，使民众也成为危机的知情者和处理者；其二，向民众讲明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需要民众公开给予的配合，使民众在了解政府的行动的同时也明晰自身的权责。这两点都值得在以后的政府行为中予以定格和推广。
如果把政府说真话比作为一种投入，那么，这种投入的直接收获，就如这次危机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是将大大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它又将为今后政府处理危机减少心理障碍。政府在处理危机中，所依赖的不仅是政府自身的问题处置能力，而且离不开民众对政府处理方式的信任，一个享有高信任度的政府，才会使它治下的民众培养出对危机的高度心理承受力，并以此从容有序面对任何性质的危机。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政府的负责任形象切切相关，只有经常性告诉民众真相，才会逐步增强民众的抗震能力，不会轻易引发心理恐慌。政府如果从此树立讲真话、做实事的形象，和建立有力应对危机的机构和机制，那么，通过这一次“非典”危机中的负责任政府形象及其有效处置能力的展示，在可能的下一次危机中，政府将获得民众对危机处理的认同和支持，这种信任资源是政府行动效力的保证，也是一个社会不至于因危机而混乱的保证。
究不远的将来而论，政府应该着手建设的事情，不外以下这些：加强对政府行为的舆论监督；实行情况通报制度，对关切民生的重大事件和情况及时通报民众，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通过人大立法程序和政党内部纪律条例，建立主管官员问责制，将责任具体到个人，等等。毛泽东曾经精辟地说过，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面对非常事态，从危机中学习处理危机，大有必要，眼下的“非典”之战，如果运筹得当，也将是一次政府从此树立以真话赢得民众信任的机会，一次政府整顿吏治革新自身机制的机会，一次提高政府和社会有效应对任何危机能力的机会。东原
在危机还处在进行时态的当儿，除了想方设法尽快打赢这场“非典”战、消除危机的消极影响外，我们是否还需要有其它的什么考虑呢？俗话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非典”危机中政府与民众当下所呈现出来的良性互动，正在促使我们要从中探索经验启示，并对政府信用与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作出新的长远考量。
所有的危机都意味着转折。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府来说，把危机做成机会，是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尤其是政府原有一些机制已备显陋弊、需要痛下决心予以革新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由传统伦理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因为社会生活系统参数的增多与开放性的扩展，其内部蕴含着的风险系数也在同步提高，需要政府相应作出调整变革。仅从近年而论，1998年的抗洪、1999年科索沃战争大使馆被炸、2001年的中美军机相撞，接二连三的危机事态都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内部的担忧。这次“非典”事件，从其发生到演化，也的确反映出我们的一些传统行政方式需要改进。面对当下和未来中国发展中的高风险性，优化政府形象、变革政府的工作模式，建立危机控制与管理机制，提高危机掌控与处理的能力，刻不容缓。
建设新的机制，往往不是在平常时期，而是在非常时期。危机中对事态的超常规处理，是对原有机制的一种超越和突破，这种突破在平常不太可能发生，它的合法性始终受到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惯性化力量的抵制和质疑。危机赋予了打破常规以合法性，重要的是，如果继续致力于巩固和推进这种合法性，这种非常、但从长远来说又为国家制度建设所需求的新机制，将可能能够有效排除阻力，转化为平常时期的新惯例。对于政府来说，充分利用此次突发事件，将危机中迥异于平常的问题处理方式，有力地转化为政府平时机制的一部分，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尽管它是以代价和损失为前提的。
从目前来看，这次非常事态中的政府行为，值得总结的主要在于两方面：其一，必须及时清楚地向民众公开事实和真相，使民众也成为危机的知情者和处理者；其二，向民众讲明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需要民众公开给予的配合，使民众在了解政府的行动的同时也明晰自身的权责。这两点都值得在以后的政府行为中予以定格和推广。
如果把政府说真话比作为一种投入，那么，这种投入的直接收获，就如这次危机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是将大大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它又将为今后政府处理危机减少心理障碍。政府在处理危机中，所依赖的不仅是政府自身的问题处置能力，而且离不开民众对政府处理方式的信任，一个享有高信任度的政府，才会使它治下的民众培养出对危机的高度心理承受力，并以此从容有序面对任何性质的危机。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政府的负责任形象切切相关，只有经常性告诉民众真相，才会逐步增强民众的抗震能力，不会轻易引发心理恐慌。政府如果从此树立讲真话、做实事的形象，和建立有力应对危机的机构和机制，那么，通过这一次“非典”危机中的负责任政府形象及其有效处置能力的展示，在可能的下一次危机中，政府将获得民众对危机处理的认同和支持，这种信任资源是政府行动效力的保证，也是一个社会不至于因危机而混乱的保证。
究不远的将来而论，政府应该着手建设的事情，不外以下这些：加强对政府行为的舆论监督；实行情况通报制度，对关切民生的重大事件和情况及时通报民众，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通过人大立法程序和政党内部纪律条例，建立主管官员问责制，将责任具体到个人，等等。毛泽东曾经精辟地说过，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面对非常事态，从危机中学习处理危机，大有必要，眼下的“非典”之战，如果运筹得当，也将是一次政府从此树立以真话赢得民众信任的机会，一次政府整顿吏治革新自身机制的机会，一次提高政府和社会有效应对任何危机能力的机会。东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