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在西方
胡 瀚 平
摘 要
《周易》作為儒家的主要經典,不僅在中國備受歷代學人的重視,而且在國際上也是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作,在古代就已流傳到與中國相鄰的朝鮮、日本等亞洲國家。從17世紀起,《周易》的內容和思想,通過多種渠道傳播到歐洲,受到了西方讀者的關注與喜愛,易學研究已成為一種熱潮。
本論文分別就翻譯、數理、卜筮、哲學四大類別在西方發展的現象加以論述,透過易經的研究西方學者已然了解易與中國文化之緊密關係,並能更深層了解中國。
【關鍵詞】:周易、翻譯、數理、哲學
一、前言
《周易》是我國最早傳入西方的古代經典。1626年法國傳教士、易學家金尼閣
[1](Nicolas Trigault)將《周易》譯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從此,《周易》開始進入西方世界。西方易學的研究到今為止長達370多年的易學史自此接開了序幕。
西方易學研究,大皮可分為前後兩期和四大類。
[2]從1626年至二次大戰結束,為前期。其特點是:由傳教士扮演易學西漸的使者及易學西漸的宗教神學化的傾向。為了使儒家學說為正統的明清百姓及官方對其宗教學說產生興趣,便出現了以儒家經典中的概念去解釋、宣揚教義的現象。基於這一融攝的動機及過程,《周易》用它特有的魅力首先打動了金尼閣,這位高鼻子、藍眼睛的法國傳教士,起初根本沒想到:1626對他、對於西方易學史、乃至於近現代世界科技史都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一年!第二次大戰結束至今是屬於西方易學史的後期階段。這一階段,西方易學已經徹底擺脫了前期的壟斷
[3],形成了與中國易學平行發展的相對獨立的西方易學。
第二階段主要是通過德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贊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4]的努力而實現的。衛禮賢與金尼閣,可謂西方易學史前後兩期的開山奠基人物。
在西方易學發史的前後兩期中,研究重點又大致可以分成四大類:翻譯類、數理類、卜筮類、哲學類。以下分述這四類情況並作結語。
二、翻譯類
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字信末,是比利時耶穌會士。1659年到華,曾與人翻譯《西文四書直解》(拉丁文書名作《中國哲學家孔子》),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及卦義。1687年巴黎出版,這可能是《周易》傳入西方之始。
宋君榮(Antonious Goubil),字奇英,1722年來華傳教1759年卒於北京,著有《I Ching》等六部漢學著作。被譽當代「最博學的耶穌會士」。
[5]在此同時,另一位法國傳教士錢德明也曾對《易經》有所研究。
錢德明,字若瑟,1750年來華,1793年卒於北京。著有《Vie de K’ong-tse》等七部漢學著作。方豪評價他說:「通滿、漢文,精審與宋君榮相伯仲,而淵博則過之」。他通過《易經》卦爻辭史料考證得出結論:中國紀年體古史比其他各國歷史可信度高。
[6]
霍道生(P.L.F. Philastre)。1885年出版書名為《周易首次法譯本》附程子和朱熹的全部注疏及主要注釋家的注釋摘要。此書雖題為首次法譯本,恐怕不是。其書第一部分發表在1885年的《基梅博物館年刊》第8期,第二部分1893年才又續登在該刊物的第23期上。
與霍氏同時的哈雷茲(Charles-Joseph de Harlez, 1832-1899)他先後發表了近十篇有關研究《易經》的譯著和論文。正式的法譯本《易經-復原、翻譯與注釋》1889年布魯塞爾出版。1896年瓦爾.德雷毛(J.P.Vol d’Eremao)將其譯為英文。他自己把《易經》滿文注疏譯成法文,1897年在巴黎出版。享有盛名,是當今西方通用的法譯本。
在這之後,十九世紀,又有Edouard Charanner, Henri Maspero,顧賽芬(S.Couvreur),Philastre等先後依各自不同的理解、將《周易》譯成法文。
至於拉丁文譯本自金尼閣首次譯完後,到1940年又有法國傳教士馮秉正(De Maille)協助法國傳教士、易學家雷孝思(Jean Regis)二度將《周易》翻譯成拉丁文,分為兩冊於1834年和1839年在巴黎由Mohl印行出版。我們介紹這兩人:
馮秉正(Joseph-Francisus-Maria-Anna de Moyriae de Mailla)字端友,1703年來華,卒於1748年。《皇輿全覽圖》主要撰寫人之一,並著有《Saeculo aureo humilis traactatus》、《聖經廣益》等著作,方豪指他是法國漢學的奠基者。
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 1663-1738),字永維,1708年來華,1738卒於北京。他翻譯的拉丁文《易經》,原名作《中國最古的書》,共二冊三卷,逝世後一百年才出版。此書為西方出現的第一部完整的《周易》譯本,也是《周易》傳入西方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後來的著名的《易經》翻譯家利雅各(James Legge)評論說:「這是迄今為止已經出版的最有價值的(譯本)」。
首度將《易經》譯成英文的是由英國聖公會傳教士麥格基(Rev. Canon Mcclatchie, 1813-1885),書名為《易經之譯-附注釋與附錄》,在倫敦由美國長老會出版社出版。其書將「彖曰」譯作「文王說」,把「文言」譯作「孔子說」,把「繫辭」譯作「孔子評曰」。並且按照他《儒家宇宙起源說》的觀點來理解並翻譯《易經》。
第二位英譯者是法國人、倫敦大學中國語教授拉古貝里(Albert Etienne Jean 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5-1894)他最早用《中國最古老的一部書-〈易經〉》為題,在1882年和1883年《皇家亞洲學會學報》上發表,十年後在倫敦匯編成書。他研究《易經》的目的是為他的中國古文明源於西方這一理論尋討論證。他認在《易經》八卦中,可以找到巴比倫的古楔形文字。此一觀點在當時頗為新穎。
從《周易》譯本流傳情況來看,出現了兩本權威性的英譯本。可以說西方易學史前期以利雅各譯本為主,後期則以衛禮賢譯本為主。用美國學者汪忠長教授的話來說:「這兩本譯本是西方易學史上的新、舊約全書」。
利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英國傳教士,也是近代著名的翻譯派漢學家,他在華期間,翻譯的《易經》收入《中國聖典集》第二冊,1882年在牛津出版。他把經、傳分開,各自獨立,強調若不如此,便很難正確的理解《易經》。利氏英譯本的特點是「冗長」(wordy)、「呆板」(stiff)、「如實」(prosaic)。在衛禮賢譯本問世之前,它是西方研讀《易經》的理想本子。即使有了衛氏譯本,它仍然是西方學者必讀的版本。
當今西方公認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的德文《易經》譯本,是最準確無誤的。他最初作為德國的一名傳教士來華傳教,這期間亞利安民族的哲學素質使他很快就發現了《易經》在十三經中的特殊地位和哲學作用。特別是晚清著名語言學家勞乃宣及其他一些學者多次給他講解《周易》哲學,花了十年時間,1924年在德國耶拿出版了高水準的德文譯本。他的德文譯本的特色是「簡明」(concise)、「自由」(free)、「想像」(imaginative),比利氏英譯本更能把握住原著的原義,他的殊勝地位使得美國博林基金會組織人員,讓全美最優秀的德譯英專家培恩斯(Cary F. Baynes)將這譯本由德文轉譯成英文,1950年在紐約出版,書名為: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全書共兩冊,為《博林金叢書》之19種。衛氏譯本僅在美國就年銷十餘萬冊!(其餘譯本尚未計)不愧為當今西方英語國家最通用的「標準本」《易經》。
1949年以後對《易經》重新英譯的英人布羅菲爾德(John Blofeld),這是基於占筮的需求而譯,1965年在倫敦出版。
[7]
此外,荷蘭的Henri Borel, Duyvandak先後將《周易》譯成荷蘭文,南斯拉夫的Maja Milcinckl最近將《周易》譯成南斯拉夫文。俄文版的《周易》至今已問世有兩百多年了,還有丹麥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語種的《周易》譯文。
現在七十幾個國家成立了易學研究組織和機構,幾十種文字的《易經》譯本,上千種的著作每年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
總之,翻譯類的成就在於擴大《周易》在西方傳播的廣度,提供較為準確和多語種的譯本。
三、數理類
從數理方面說,把《易經》六十四卦,聯繫到二進位制的是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他在1679年發表了(Explication de Larithmetigue Binaire),1703年刊在《皇家科學院論文集》(Memoires Laacademie Royale des Suiences)上。主要內容是關於二進制算術的研究。
1693年,他曾與到中國傳教的白晉(Fr. Joachim Bouvet)相聯繫,發現了《周易》中的卦象組成的陽爻(-)和陰爻(─ ─),可以利用(1)和(0)來代替。1701年4月,他將二進制表寄給白晉。同年11月,白晉寄他兩個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Segregation-table)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ment)。六十四卦就簡化成了:
乾111111
坤000000
屯100010
蒙100101
. .
. .
. .
萊布尼茲想用數或代數證明抽象的必然真理,認為這是最科學的方法,採用它,可以打破藩籬,建造一普遍化的哲學符號,這就是啟發了白晉往《周易》象數學方面做研究。
日人五來欣造評論說:「用0和1的單純二數來表示一切數的理想,這是他的天才閃爍;就是《易》,以陰陽兩個記號顯示天地萬有,也是天才的放射。這東、西二大天才,藉著數學的普遍的直覺方法,互相接觸,互相認識,互相理解,以至互相攜手。」
[8]
基於對中國象數易學的敬仰,導致萊氏在法蘭克福城(Fran Kfurt City)創立了中國學院(China Institute)。這一學院一直延續到二次大戰時,由萊氏所倡導的數理易學發展到今天對現代科技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今天,數理類易學已廣泛地應用在生物學、電子學、心理學、計算機學、地質學、管理學、天文學、物理學、餘數學、幻方組合數學等眾多學科中。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易經數理在世界科技中上影響所作的研究。他以為「在歷史上,不定分析被稱為『大衍數』,這是從《易經》中一個難解的陳述句『大衍之數五十』得來的」。他也特別提到萊布尼茲的二進位記法,是從中國十一世紀易學家邵雍對易經卦序所排列的順序得到啟發。李約瑟同時發現六十四卦曾啟發過一個日本人藤原通憲,使他在公元1157年左右寫成一部日本的數學著作《計子算》。
四、卜筮類
上筮類的研究在西方易學史上一直是一個讓人感興趣的話題。瑞士心理學家榕格(Jung)精於此道。他曾在給一種英譯本《周易》所寫的序中說:「每次占卜,而發現《易經》之心理現象,我總可達到目的,雖不能解釋及回答個案之一切疑問,但此書具有非一切具體證據之結果之寶庫,亦非完全無誤者,且不易了解,乃待他人發展其自然現象耳;亦不賦予人任何魔力,但使人人因而有自知之明,以進於善德。」以西方心理學大師對易卦占筮有如此之理解,很讓人震動。
二次大戰後,西方各國興起了以《周易》卜筮為主的易學熱。因此,介紹《周易》筮法及占筮應用的書多於研究《周易》哲學的書。
當然,正統的求卦方式,在西方是銅錢和竹棍。(近代又有以撲克牌來代替的。)比如,在《I Ching: The No.1 Success Formula》一書中,作者Christopher Markert 寫道:Shake the three coins between your cupped hands for a few seconds and let them fall onto the table or a large flat surface. Four combinations of coins are possible, and each combination corresponds to a straight on divided line. Two h eads and one tail: draw a straight line, Three heads: draw a straight line with an X, Three tails: draw a straight line with an X.
這實際上是火珠林的省略求卦法。
但作者也認識到Other translations of the I Ching may use a more complicated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lines, involving the numbers 6,7,8 and 9, but the end result is the same.
結果的相同,並不在意不同的過程,這是人謀過程,主要的是鬼謀過程的靈感性質。這兩種方法是西方求卦的傳統方法。
近年來易學在西方已蔚然成風,單單英國企鵝出版社就出了十幾種研究《易經》的書,如《易經星占學》、《羯摩易易經占運》、《易經論文集》等等。在「企鵝」書目裡這些書列入星占學、預測學,可見卜筮類易學之熱門。
我們擇一本《易經金錢卦》加以介紹,以見西方易學卜筮類作品之一斑。該書作者為Da Liu, 1975年初版,1984年再版。(本文所據為RKP版本)
該書認為,《易經》出現的時代背景是:由殷商的漁獵社會用甲骨占卜(以形象為主),進入周代的農牧社會才有可能用蓍草占卜(以象數為主),伏羲畫八卦是其濫觴,周公、孔子及後學者不過是加以補充和發展──鑒於西方讀者的需要,這段文字比較簡鍊,像《河圖》、《洛書》等帶有神秘色彩的論述,一概不涉及。
與此相反,關於金錢卦的起源由於學術界尚無定論,寫得比較詳盡。他認為,參考《易經》用著草卜卦先要焚香禱告,然後每爻「三變」,六爻要「十八變」,手續煩瑣,又費時間。到了戰國時代,爭戰頻繁,人們的生活開始變得緊張忙碌。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才出現鬼谷子用銅錢代替蓍草卜卦。漢代易學家京房的「通變」說影響到金錢卦的發展,使占卜的手續簡化,所以諸葛亮行軍作戰時常用之。唐以後常用六枚卜,到清代王洪緒著《卜筮正宗》,才改用三枚卜。該書還說,雖沒有更詳盡的史料,但唐朝詩人于鵠的《江南曲》有名句:「眾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說明當時已有人卜金錢卦,占問情人或親人何時得以歸來。
此書作者Da Liu澴有些個人的卜筮經驗,以證明《易經》的靈驗性。緊接著又解釋《易經》不是迷信,是對不可知的一種探測,它給人以知識、智慧、德性,但也給人勸告或警告,《易經》的預測像天氣預報,人無法改變天氣,但可以據預測去躲開災禍。
五、哲學類
哲學類的研究,當從德國古典哲學大師黑格爾(Hegel)開始。
他在《哲學史講演錄》中專門談到了《周易》。他認為《周易》哲學有兩個要點:第一,《周易》哲學代表了中國抽象的思想和純粹的範疇。第二,《周易》哲學代表了中國人的純粹思想中最深邃而又普遍的東西與偶然外在的東西之間的對比。從黑格爾上述觀點中可以看出:他發現了《周易》哲學中的象學體系裡卦象的本質特徵,但是他還沒有觸及到《周易》哲學的核心,即全部卦爻辭所象徵的物象與意象,以及在這一基礎上的符號表現─ ─卦象。。由於這一缺陷,使他只看到了八個單卦及其取象含義後,就武斷地認為全部《周易》、「也同樣淪於空虛」。顯然,中國易學中那種天人合一的本質特徵,他根本沒有了解。他及其同時代的學者(如Windischmann)至多只發現了「所有卦與卦之間的一內部聯繫,發展為一個整體循環。」在他之前的法國哲學幅狄德羅也只是認識到「中國人曾經把這些圖形看作是一部用圖示法加以說明自然、自然象因和占卜祕史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寶貴知識史。」即他只認識到了《周易》自然哲學思想,餘外大都沿襲萊布尼茲的《易》卦二進制說。
應當說,自狄德羅、黑格爾到衛禮賢之前的易學研究,由於沒有受到古代象數、義理之學的影響,才使他們能夠對《周易》哲學及其象學體系缺乏根本的了解;因此他們只能作一些膚淺的論述,並且得出很多荒謬或不切實際的結論。這種局面直到衛禮賢易學的產生才開始改觀,才開始出現可與中國本土易學並立的西方易學。
衛理賢本人精通漢、英兩種語言,加上本身秉有日耳曼民族思辨研究的天賦,憑著德國駐中國使館任文化參贊一職,他得以有時間和條件飽覽了中國古代和現代很多《易》著,而且也可以直接向當時中國的易學請教,比如勞乃宣、胡適等人。他在北京大學主辨易學講座很多次。當時聽講的人中就有比利時數理派易學家沈宜甲先生。而後,他回國被大學聘為教授,又多次舉辦易學講座,聽者遍及歐美各國。
衛禮賢的易學已經將《周易》給予哲學化的研究。比如,他已經意識到古代易學所具有的超出儒家倫理範圍以上的內容和哲學意義──象學體系及其文化意義。他採納了胡適關於太極為太棟這一說法,給《周易》哲學以具體的結構化示和還原。可以說,他的研究大致反映了中國二、三十年代的水準。他的兒子、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衛德明(Wilhelm He llmut)繼承並發展了衛禮賢的易學。這位當年柏林大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寫下了關於《易經》中思想和概念的相互作用(The interplay of Image and concept in the book of Changes)的著名論文,並且又整理出版了其它的易學研究著作和譯文。他們父子在西方易學易影響很大。
在現代,易學哲學著作日益增多。如Carol. K. Anthony的《The Philosophy of I Ching》,John Blofeld的《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Hellmut Wilhelm的《The Alternative I Ching》,施密特的《易經文字考釋》等等。
唐力權著《周易與懷海德之間》將周易與歷程哲學之對比研究推到新高峰,而且周易也形成了他的場有哲學的重要精神資源。
但有些易學家,由於不通漢文,在對易學的把握上有不少漏洞。如Christopher Markert在《I Ching: The No.1 Success Formula》中主張:From all this it seems obvious that original text of the I Ching was altered some centuries before Confucous, with the intention of degrading the Yin element and upgrading the Yang element. In the present edition I have restored the original sequence, I have also taken the liberty of rephrasing other male-oriented statements wher-ever I found them throughout the book.上述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又如John Blofeld在《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一書中解釋:This hexagram symbolizes a lake situated upon a mountain. In dealing with men, the superior Man shows himself to be entirely void For the bottow place Sensation in the boe.類似例子,仍較多地存在於這些不通漢文、甲骨學的西方易學家著作中,但這只是白玉之瑕了。優秀的西方易學著作,開拓了對易學的哲學、人類學、宗教學的研究範圍和深度。希望能早日看到一大批的漢文本西方易學著作的出版!
六、現代西方的易學熱
二次大戰後,正當以海德格為代表的哲學家們要求思維反回古希臘最古老的本源時,東方傳統哲學中的直覺主義和神秘主義,引起了西方人極大的興趣。他們在諸如莊禪意境中找到了心靈上的暫時歸宿。而且,中國哲學中那種天人合一的傳統,那種「以卜筮者尚其占」的神秘的《周易》哲學為西方人在上帝之死所帶來的心理上的空虛、焦慮與失落中彌補了點滴的信仰與平衡。美國哲學家F.卡普拉在《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一書中說:「可以把《易經》看成是中國思想和文化核心。權威們認為它在中國二千多年來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聖經》可以相比。它在二千多年中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近年來,西方的哲學家們終於認識到了《周易》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繫,並發現了幾千年的中國哲學正是在這陽爻「-」陰爻「─ ─」的指揮棒下變動者,從這裡引申出一個又一個的思想家,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以「我注六經」的式闡發他本人的「六經注我」的哲學思想。
不但如此,西方的學者們在研究中國、認識中國時展開了一種多元化的趨勢。當西方現代派信徒們從各種變形中去追尋人的意識與情感時,他們又一次不得不承認中國繪畫中的寫意手法與他們的努力有異曲同工之妙!進而又從對中國繪畫中形成的那種莊禪境界的理解昇華成體味中國哲學中那種變易的易學思想。美國易學家R. L. Wing在《易經圖解》(The Illustarated I Ching)中總結說:「西方人對東方哲學的真正理解,起初則是通過繪畫藝術而獲得成功。」這是因為「《易經》與藝對藝術都運用一種引發的手段來發掘埋藏於我們意識中的意識。對客觀的現實及其變化的趨向,兩者都表現了一種直觀的,非常精確的意識方法。」與此同時,中國音樂、戲劇、氣功、針炙、按摩……等等也在西方世界獲得眾多人的喜愛和迷戀。易學熱在西方愈演愈烈於是就產生一種盲目的文化崇拜:那些從不知《周易》為何物的青少年們也要穿上印有「道」、「易」、「太極」及八卦圖案的襯衫。有些學術現象值得重視:
第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易學家蒲安(Andy Plaks)教授用陰陽五行的文化傳統去研究以《紅樓夢》為主的一大批明清小說,取得重大突破,使國際紅學界、易學界為之震動!
第二,美國洛杉磯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易經》考古博物館。其中重要藏品如七千年前的《周易》中的《復卦》、《蠱卦》、《隨卦》、《損卦》、《艮卦》、《臨卦》、《萃卦》、《泰卦》、《否卦》等卦的卦象;還有能發出《震卦》六爻古意的祭器。
第三,美國成立了以成中英教授為主席的國際《易經》學會、以鐘啟錄為主席的美國《易經》研究會、以汪忠長教授為主席的美國東方文哲精華學會、以洪天水教授為主席的美國《易經》考古學會、以蘇德愷(Kidder Smith)教授為主編的《周易網羅報》…易學研究組織一時蜂起──還有不久就要開始向全世界招生的國際《易經》研究所、東方圖書館等機構。
第四,德國的易學家每年研究《周易》的論文和專著要出版幾十種。
第五,美國太平洋大學趙自強教授發起了《周易》與古希臘馬哲學的比較研究,並歷時二十幾年已重新將《周易》譯成英文。
七、結語
1987年12月4日至9日第一屆國際《周易》學術研討會在濟南召開,展示了國際間著名學者的研究成果,另一項名為《國際易學會議》的研討會也有台灣、韓國、日本、美國、及東南亞各國輪流舉行目前已辦了十五屆,成果非凡。1998年7月在美國聖地亞哥舉辦了中國哲學對周易的國際研討會,西方易學家百餘人從哲學、藝術、宗教、數學、天文學等角度闡述著自己研究《易經》的最新成果,1991年10月在安陽首度舉辦了《周易》與現代化為主題的大型國際學術研究會,有海內外二百多位專家、學者出席,報告了120篇論文,就《周易》原典的現代意義、《周易》與現代化的關係各層面,展開了廣泛討論。以上國際性的會議,也都含蓋在本文上述的四種範圍中,反觀國內至今尚未成立國家級的易學研究組織,出版的易學書種類又少,印數更少,乃至到了留外的博士生們去向外國人學習《周易》基本常識地步!乃至到了這些自然科學的博士們在學成歸國後竟然買不到一本像樣的《周易》讀物的地步!乃至到了提起《周易》人們還認為它是算命之書或儒家倫理之書的地步!乃至到了一些江湖術士妖魔神棍假托《易經》自神其說的可笑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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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ing in the West
Liu Han-ping
The I-Ching, an important Confucian classic, has not only attracted attentions from scholars from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 in China, it has exerte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in the world. In ancient time, it has already been exported to countries closed to China such as Korea and Japan, From the 17thcentury onwards, the content and thought of this chassic have spread to Europe through various ways. It has been well received there and has caught the attentions of many Westerners. Currently, the study of the I-Ching has almost become a mounting tide.
Focusing upon the aspects of translati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divination, and philosoph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tuation of the classic in its process of spreading to the West. The West has thus understoo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Chi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Western scholars have shown a diversified trend in their researches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Key words:I-Ching, translati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divination, philosophy.
1
[1]金尼閣,(1577-1628)。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來華傳教。廖名春等將它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自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是西方接觸《周易》之始;第二階段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今,是《周易》在西方流傳的興盛時代。見《周易研究史》,頁458,1991年湖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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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一襲斷乃指研究者的動機不再是基於論證基督教教義與儒家思想一致性的需要。不但譯本語種更加多樣化,出現了研究《易》的權威;某些譯本多是藉由中國學者幫助而成,素質大為提高;且吸收了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
[4]衛禮賢,(1873-1930)首次將《易經》譯成德文,其譯本是目前西方公認的「標準譯」本,而其三子衛德明的《易經八講》則是西方學習《易經》的主要輔佐教材。
[5]方豪評述他說:「在漢文方面,所下功夫更在馮秉正、馬若瑟、巴多明之上」。見《中國天主教人物傳》。
[6]見其所著《中國古史實證》L’ antiquite des chinios prouvee par les mounments一書。
[7]這本翻譯沒有衛氏譯本好。參林金水《易經傳入西方考略》《文史》29輯。
[8]五來欣造著,劉百閔譯:《萊布尼茲的周易學》,《學藝雜誌》14卷第3號。
[9]參閱黃忠慎:〈走火入魔的易經研究〉,見《有教長短論》,頁65,1997年駱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