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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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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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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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女,(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基督教徒。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張元勛的大字報“是时候了”而被劃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獄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書寫了二十万字的血書與日記,控訴了中国当局的对她残酷政治迫害和压迫,表達自己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和追求。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当局在上海秘密枪决,当局从未正式公布过判处林昭死刑的罪名。


1. 家世

林昭進大学后改名为林昭。父亲彭国彦曾做过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很早就参与进步革命,大舅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处决。


2. 革命

受家庭的影响,年轻的林昭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行为抱有很大的热情,在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進“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母亲,多年后,林昭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1]。

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期间林昭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许多报导。


3. 北大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这是为了响应中央的鸣放号召,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2]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將张元勋与李任开除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林昭在发言批判时对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3]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4],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于是她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5]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刑八年。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约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1958年6月起,林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

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1960年春,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


4. 上海

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竟然都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6]。另外,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7]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告人类》。

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8]

1965年7月至12月,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改判的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事件在1981年在打倒四人幫的報道「歷史的審判」一文中提到)。


5. 尾声與平反

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一個月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因醫院拒絕醫治,1975年在上海外灘自殺(據《蘇州市志》第三冊1222頁)。林昭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Sandy, Utah, 享年59岁。[9] 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後移居美国。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布林昭以精神病為由平反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舉行追悼會,但其檔案仍被中共絕密封存五十年。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與北大部分師生集資立碑並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安息公墓。

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0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2003年,中国独立制片人胡杰先生把他過去五年中亲自尋訪認識林昭本人的80人的录象纪录,更通过特別途徑拍攝到林昭獄中文稿,完成了纪录片《尋找林昭的靈魂》;其相關的採訪並成功刊登於2004年8月11日《冰點》,其後訪問被「團中央青年報刊閱評小組」評為「以大篇幅報道敏感事件與人物,值得商榷,也不客觀」。但年終時因題材關係,另外「文氣豐沛,貫穿首尾」,被章詒和評為她所看過描寫林昭最好的一篇,因而得該年度最佳特稿獎。


6. 注脚

^ 陈伟斯,《林昭之死》,http://nevergone.blogchina.com/nevergone/1851511.html
^ 摩罗,《林昭年表》,http://www.taosl.net/dir2/memo_linzhao_moluo.htm
^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http://www.taosl.net/wcp/memo_linzhao_zhangyx.htm
^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http://news3.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1/content_2401225.htm 1957年6月8日
^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http://www.taosl.net/wcp/memo_linzhao_zhangyx.htm
^ 林昭妹妹彭令范在《我的姐姐林昭》中写到:“姐姐每次来信,总是要白被单,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姐姐一度保外治疗时,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我们看到她手腕部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 林达,林昭在为我们寻找--《寻找林昭的灵魂》观后,http://www.oioj.net/blog/user1/8879/archives/2005/47469.shtml
^ 根据林昭年表,《判决后的申明》部分内容:“……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 Salt Lake Tribune, August 5-6, 2004.
维基语录上的相关摘錄:
林昭


7. 書籍

《追寻林昭》许觉民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年出版, 2004年重印, ISBN 7-5354-1976-3
《林昭,不再被遗忘》許覺民 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ISBN 753541976
《走近林昭》(往事並不如煙系列)許覺民 編(該書編者為林昭之堂舅),明報出版社2006年2月初版,ISBN 962-8917-59-5
「『紅朝鬥士』林昭」專題,《明報月刊》2004年7月號


8. 网页

五柳村特别刊载:纪念林昭
网上纪念馆:林昭!你在哪里?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林昭
中国普罗米修斯:林昭


9. 影片

独立制片人胡杰制作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需用EMule或AMule下载:
ed2k://|file|linzhao1.rmvb|213451996|FC58ECC4AB8127C00D59B13B095736A4|/ 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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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網上觀看
Youtube
寻找林昭的灵魂(上)
http://www.megaupload.com/?d=IXN1A65D
寻找林昭的灵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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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补记
http://www.megaupload.com/?d=RKN5UQPH


10. 录音采访

自由亚洲电台,林昭:回忆、纪念与研究
来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林昭”
 
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还应该有一个属于中国人的纪念日。1968年的4月29日,林昭被枪决。我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甚至都不知这个名字。生命有涯,自由无价。历史已经宣判了她无罪,但历史也收了她五分钱的子弹费。让子弹就飞到这里为止吧 --------韩寒 http://blog.sina.com.cn/twocold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9:27
 
北大才女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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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现在往回看,那时候的中国真TNND愚昧。:flaming::flaming::flaming:
 
1955年镇压反革命 杀人比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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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还应该有一个属于中国人的纪念日。1968年的4月29日,林昭被枪决。我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甚至都不知这个名字。生命有涯,自由无价。历史已经宣判了她无罪,但历史也收了她五分钱的子弹费。让子弹就飞到这里为止吧 --------韩寒 http://blog.sina.com.cn/twocold

纪念林昭,并非只是纪念对自由的追求。林昭那些人,包括张志新,她们的主要诉求,甚至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要让社会回归真诚实在,反对共产党弄的那些虚假的谎言。这位署名“韩寒”的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点。

。。。历史已经宣判了她无罪,但历史也收了她五分钱的子弹费。让子弹就飞到这里为止吧 --------韩寒 http://blog.sina.com.cn/twocold

这句话,读了几遍,都觉得不伦不类的。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意思。
 
纪念林昭,并非只是纪念对自由的追求。林昭那些人,包括张志新,她们的主要诉求,甚至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要让社会回归真诚实在,反对共产党弄的那些虚假的谎言。这位署名“韩寒”的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点。



这句话,读了几遍,都觉得不伦不类的。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意思。

是我们该对暴政说:enough is enough 的意思;)
 
是我们该对暴政说:enough is enough 的意思;)

表达这个意思,为什么要来一句莫名其妙的“历史也收了她五分钱的子弹费”呢?
 
表达这个意思,为什么要来一句莫名其妙的“历史也收了她五分钱的子弹费”呢?

因为那是历史的一部分啊?
 
历史还在忍辱含垢——写在林昭遇难44周年忌日
萧雪慧

44年前的今天,一个智慧、高洁的美丽女性被密杀和灭尸了。她就是林昭。这个于1954年以江苏省最高分靠进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女大学生不仅才华出众、勤奋多思、对真理有着执著追求,而且坦诚率直,心口如一。然而恰恰是这些高贵禀赋使她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在一个没有法律巍然屹立,权力运作无规可寻,全凭掌握最高权力者反复无常的意志支配的地方,其统治是不准人们提异议的,而统治的权威则是建立在人们普遍的愚蠢、盲从和怯懦之上的。但凡权力运作以及建立和维系权威的方式呈现为上述状况之处,无论以多么堂皇的主义自我标榜,其内里是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与人的高贵禀赋天然敌对。林昭在劫难逃。
    
  1949年以后确立的新政权在夺取和建立政权前曾一再作出实现“民主”“自由”的庄严承诺,人们因此而普遍抱有这种合理预期。但现实与承诺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许多人在深深的失望中酝酿着强烈不满的思潮。尤其在尚保持着独立思想的知识界,种种不满和怀疑思潮有力地涌动着。这种情况对于其统治不准提异议的人来说是危险的。一场主要针对知识界的“阳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付诸实施了。正是始自这场名曰“引蛇出洞”的“阳谋”而对思想和文化的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开始了林昭的厄运。11年后,她又在另一场对思想和文化更加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中被从肉体上消灭了,而惨无人道的残杀和灭尸手段暴露出置她于死地的一方对她的深仇大恨。这是暴政下通行的“小人政治”对精神高贵者的深仇大恨。
    
  在1957年那场凭借国家暴力实施的“阳谋”中,林昭起初并不在因言罹祸的那批学生之列。她的厄运源自她在良心和识时务之间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良心。尽管大学生群体在这场向知识界袭来的风暴中迅速崩溃瓦解,面对残酷现实,各人有着很不相同的选择:有人沉默;有人为了自保而表违心之态,与落水者拉开距离甚至划清界限;更有人从包围着知识界的暴力氛围中嗅出机遇,选择了以告密、扣帽、打落水狗等卑劣下贱行径为进身之阶......。在各色人等作各式表演时,并未入另册的林昭如果保持沉默,她完全可以以不失体面的方式保全自己。可林昭天性高贵,不愿把自保置于信念和尊严之上。她在风暴中既没有停止危险的思想求索,也不屑因为怕湿脚而沉默。在一场早已受到监控的辩论会上,她毅然站出来为处于一大帮自称“左派”的狙击手火力焦点下的同学仗义执言:“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她坦陈自整风以来一直没有说话、没有写什么,是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坦陈曾经困扰着她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对一个发自阴暗角落的威胁性质问“你是谁?”她磊落地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朗朗作答。
    
  就这样,林昭因为选择了良心、因为面对威吓表现了磊落和不屈而当了“右派”,其后又因为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和对被许多人弃之若敝履在她却是安身立命之本的人的尊严、人的思想言论自由的维护而遭到惩罚,暴政施于她的残害步步升级:从57年被打入另册到68年被杀害的这11年中,对付她的措施由监管改劳教,由劳教改二十年重刑,直至干脆从肉体上消灭。每一次为残害升级而罗织的罪名十分荒唐—— “抗拒改造”、“不认罪”、 “态度恶劣”,——这是一些在任何类型国家的刑法中找不到的罪名。然而对于行暴政的人来说,这是最不可饶恕的。暴政统治靠把人愚化、劣化和侏儒化来维系,只有把所有人变成精神白痴,只有打断所有人的精神脊梁、摧毁所有人的自尊,只有把社会环境败坏成高尚者的地狱、卑劣小人的乐园,它才是安全的。林昭身上有着最令暴政统治仇恨和不安的精神气质,这就是与适应暴政需要的精神愚化、劣化、侏儒化截然对立的智慧、良知和傲然挺立的人格尊严。当人们在有组织的和系统的谎言包围中、在精神暴力和物质暴力的威逼下普遍为自保而选择了放弃思想和言说的权利、普遍变得愚蠢甚至选择了愚蠢时,她既不愿把大脑弃置不用,也不愿沉默。她不顾自身处境、蔑视种种思想禁令而不断求索。她的智慧和探索精神使她发现了许多被刻意掩盖着的真相、被有组织的和系统的谎言所扭曲甚至颠倒的事实,如彭德怀事件、“大跃进”与人民的苦难、南斯拉夫问题......等等,这些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开始逐渐揭开真相的问题,她早在1960年就以自己的独立思考接近了事实真相,她理当属于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先知先觉者,当然也成了最遭暴政忌恨的目标——尤其是她不肯放弃说出已经被她窥破的真相。因为这,对她的处理从劳教升级为二十年重刑。被投入监狱的林昭不向强权低头,她只身撞击黑暗,在惨无人道的摧残下以自己的柔弱之躯承当起对思想言论自由这些源自人的类本质的神圣权利的坚决捍卫,既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更不掩饰对强权的蔑视。坚守智慧、良知、人格尊严——这就是“抗拒改造”!这就是“不认罪”!这就是“态度恶劣”!它们击中的是暴政在强大的表象背后脆弱的根基,所以罪不可赦。林昭在经历了暗无天日的八年狱中生活摧残后因这强权政治下的不赦之罪被秘密杀害。她是在口被堵住的情况下遇害的。遇害后,她的血肉之躯遭到凶手毁尸灭迹;记载了她的思想、信念和情感世界的诗文、书信、日记等一切有形的文字材料、照片、甚至包括她在狱中用纸折叠的工艺品等一切物件也被销毁了。采取这些非比寻常的野蛮手段,显然是根基脆弱的强权要消灭掉有这样一个人只身挑战黑暗、撞击黑暗的任何痕迹。
    
1852年,雨果针对路易.波拿巴政变期间发生在巴黎蒙马特大路的屠杀愤怒地写下了一段话:“历史是一位伟大的忍辱含垢者,它被迫接受这令其汗颜耳赤的史实”。一百多年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对思想、文化一场又一场的大屠杀,死难者不知多少万倍于巴黎蒙马特大路的屠杀,我们的历史被迫接受的是更加令其汗颜耳赤的史实;无数在暴政残害下丧身的死难者中,林昭因精神高贵而罹难的全过程尤其使历史蒙羞。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暴政强加给历史的耻辱并未洗刷,甚而既因为有组织的掩盖、伪造历史而加深,也由于邀宠者把那个曾经吞噬了无数人的时代指鹿为马说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加深。1966年,林昭的亲人最后一次在狱中与她相见,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杀的她留下一个遗愿:“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林昭遇害是在两年后。而她留下这个遗愿的时间距今已经46年——快半个世纪了。然而直面历史、不遮不掩地说出当年苦难的日子至今还未到来,令林昭最为痛恨的精神欺骗也还在继续,历史还在被迫忍辱含垢。在林昭遇害44周年忌日,我愿以这篇短文作为对林昭遗愿的回应,并愿与所有希望洗刷历史耻辱的人们一道为此而做一些应做之事。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2313
 
作為一個基督徒的林昭 (《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

任不寐

林昭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神話。

共產主義的中國已經消滅了所有神話,林昭卻是例外。她的磨難,她的死,她的抗爭,不僅成為黨文化的絕對顛覆,也因超越了中國思維的精神高度產生了與漢語文化的沖突。換言之,漢語思想無法將林昭事件對象化,最成功的記載是白描式的,而相關的評論與其說在闡揚林昭的價值,不如說在降低她的價值。事實上在中國,悲劇與悲劇記憶之間一直存在一種內在張力︰這里擁有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劇,卻一直缺乏對這些悲劇的理解能力和解釋能力。我這樣說並不想得罪那些冒著風險堅持以各種方式勇敢記憶林昭的人們,而是想說明,林昭的精神價值絕不僅僅在于抵抗政治暴政,她是在一個唯物主義力量是上帝的社會里,徹底以上帝為力量的人。中國在20世紀擁有林昭是幸運的,但我們沒有能力說明這種幸運。

因此當我們看到那些關于林昭的信仰的某些評論時,內心更為悲涼。這是林昭事件的第二個悲劇,中國悲劇之後永遠的第二個悲劇。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六四”悲劇的巨大背影之下,流亡狀態的心靈在張志新和顧準身上開始尋找內在的寄托和移情。但是,張志新和顧準都是毛時代文化框架內、或者中國儒家文化框架內的心靈起義。他們的抗議和反省是唯物主義平面上的良心掙扎,這種掙扎的高度從他們留下的文字中可見一斑。張志新並沒有徹底超越“第二種忠誠”的局限,而顧準無法理解希臘和文藝復興之間那種文明連續性。當然,這種對比無意將林昭神化。林昭曾是一位“左派青年”,對毛和共產黨充滿偶像崇拜的人。她的文字也不同程度地展示出這種文學缺陷和思想局限。最近披露出來的林昭遺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也表明她從無神論者向一神論信仰轉變過程中曾經歷泛神論信仰的中間階段。但恰恰因為這種局限,她在監獄中的轉折和最後完全徹底的堅守才更加充滿了神聖意義。

我當然相信,這一轉折及其堅固,與林昭的信仰歸正有密切的關系。一直想就林昭的信仰狀況寫點東西,但卻苦于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不過目前揭示出來的資訊足以證明林昭在監獄中信主的事實是無可辯駁的。最近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張敏對林昭胞妹彭令範女士的采訪,為此提供了一些新的證據。彭令範女士回憶︰

一九六二年三月林昭保外就醫的時候,……當時林昭還告訴我,她在獄中遇到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俞以勒,她是因為因信仰問題而入獄的,一度她們(被)拘禁在同一室。俞以勒講︰“管理人員認為一個偏激的反革命和一個入魔的基督徒是沒有共同語言的。事實恰好相反,我們成了好朋友。當時呢,還約好用密碼通消息,用敲擊和停頓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呢,當局將我們分開。幾個月以後呢,又巧遇在鄰室。密碼就用上了。”俞以勒出獄以後,那個時候姐姐已經又進監獄。俞以勒呢,到我醫院來找我看病,也特地來告訴我林昭獄中的一些情況。第二天早晨六點,我們約好在陝北菜場見面,像偵探小說一樣。俞以勒特別強調,林昭寫血書,一度紙筆都給沒收以後,她就更多的寫血書,用牙刷柄在水門汀上磨尖以後刺破血管,用血寫在白的被單上。俞以勒講︰“林昭很勇敢,但是情況每況愈下。”我不知道林昭什ど時候在獄中信主的。但是她在給《人民日報》編輯部信、跟日記中都寫了“主歷”。而且我在抄寫她的信的時候,她經常提到“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還有“基督親兵”,還有“作為一個基督徒”等等……我想,她肯定是基督徒。

林昭被神呼召的時間是1962年以前,這距離她被殺害的時間足足有六年時間。“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在這六年里,她的靈性生命的成長顯然是一個祝福,只有理解這種祝福才可能理解她如何面對地獄在中國的直接復制品中國監獄的;也才能理解她如何面對中國的彼拉多和該亞法的親自審訊的。彭令範女士也說到︰“她也曾提到說毛澤東在一所審問過她。”而我在國內溫州地區布道時,也從林昭的一位同學那里了解了相關事實。毛澤東至少希望在精神上征服林昭,這種心靈與猶太大祭司的心理頗多相似。但是, “作為基督徒”的林昭是無法被征服的,真神和假神之間的征戰早已勝負判然。與毛澤東所代表的那種力量世界的決別,是以耶穌的國度為信靠的。不理解這一點,不僅無法理解林昭對毛澤東主義世界的勝利,也無法分享林昭受難對中國這個災民社會的祝福。

因此,把林昭遇難僅僅視為人民正義對獨裁制度的抵抗,是一種誤讀。林昭之死凸顯出一種深刻的孤獨,政府作為凶手而人民劃分兩部分,一部分歸于看客,另一部分消失于市場和洗澡堂。這種絕對的孤獨超越了無神論世界正義觀的全部理解能力,因為林昭之死展示的是十字架的真理,她引導心靈仰望耶路撒冷城外各各他的荒涼之地。在那里,人的存在的不道德困境達到頂點,人民和政府構成的經驗世界殺害了神。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在那里,耶穌站在巡撫面前;他被祭司長和長老控告的時候,什麼都不回答。彼拉多就對他說︰“他們作見證告你這麼多的事,你沒有听見嗎?”耶穌仍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巡撫甚覺希奇。不久,殉道道者司提反被揀選站在了世界面前。司提反在被人民用石頭打死之前對他們說︰“你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那一個先知,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他們也把預先傳說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眾人听見這話,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楮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眾人大聲喊叫,捂著耳朵,齊心擁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吁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又跪下大聲喊著說,主阿,不要將這罪歸于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林昭就是這樣睡了,在中國,子彈代替了石頭。但是,人民仍然是咬牙切齒的人民,政府仍舊是捂著耳朵的政府 石頭,是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與形式。林昭是被中國的石頭打死的,然後又被中國式的石頭掩埋。她看見天開了,但30多年來,沒有一個中國人想起她最後 “定楮望天”那種奇怪而安詳的神情……

林昭之死是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這一死亡事件一如既往的袒露了偽上帝之國的瘋狂黑暗與殘暴,但與此同時,她展示的更是作門徒的代價,一個無神論世界以最恐怖的方式殺害了上帝的羔羊。林昭之死是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這一死亡事件是一種勝利,這種勝利只有屬靈的世界才能為之歌唱,並恰如其分地將林昭歸與天國里的財產,而不是服務于此岸世界世俗正義的斗爭符號。林昭之死不僅僅顯示出共產世界的黑暗,而是見證了靈魂世界對塵土世界的那種尊嚴,是上帝形象在亞當身上重新被呼召出來,是拉撒路四天以後獲得的那種對死亡權柄的勝利。也就是說,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重新見證了人作為上帝之子的尊嚴,而這一尊嚴不是來自斗爭,而是來自順服。這一尊嚴一直被漢語文化所遺忘和羞辱,但林昭將這種“軟弱無力”的力量驚心動魄的掛在了木頭上。面對這種勝利,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所有權勢被證實為野人和動物的榮耀。林昭之死是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這一死亡事件也是一種穿透,它推倒了隔斷的牆,使教會的犬儒主義和世俗自由主義的自以為是面面相覷。林昭事件把政治和宗教膚淺的二元論打碎了,這個二元論是以人的驕傲和恐懼為基本特色的,他們試圖以人的力量給神的作為劃一個圈,但不明白這個圈只是人的道理,並是凱撒主義特別贊助的假道理。事實上只有粉碎這個二元論假話,神的榮耀才更為顯明因為只有經驗在場,超驗才有意義;而只有超驗在場,經驗才懂得謙卑,並抵制政教合一及其超凡暴政。

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在漢語世界第一次絕對地顯示了上帝是力量,而力量不是上帝。她的死亡作為這一前所未有的勝利尚待評估。林昭之死是中國人對自身動物性的自負的唯一一次勝利。人們的悲痛和憤怒是可以理解也令人尊重的。但對林昭最大的尊重是理解她的勝利,她以超越的姿態戰勝了毛澤東主義,而毛澤東主義這種精神疾病深入每個中國人靈魂,至今仍然在中國掌權。人們可以為這種狀況找出很多理由,但我想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珍惜林昭那場精神勝利,我們卻把她視為抵抗暴政的連續失敗歷史中最悲慘的一環。太多的文字感傷中共的野蠻與林昭的慘烈,但同樣重要的是認識林昭的榮耀與勝利。什麼時候我們意識到了神使用林昭對凱撒的勝利這種勝利是十字架意義上的勝利什麼時候我們就真的開始告別凱撒的絕對奴役了。毫無疑問,林昭死了,我們卻仍在奴役之中。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狀況幾乎意味著林昭白白死掉了。她的絕決是常人難以理解的,而她恰恰是希望用這種“神跡”讓後來的人們理解她的超越和勝利,並從此獲得新自由。她是解放的符號,但人們卻用之自我捆綁。林昭之死不應該再掀起傷痕文學運動或為自由主義政治學提供仇恨的靈感,而是激發神聖感和宗教感,而這一轉向,是對中國黑獄最終的克服。

林昭沒有留下更多信仰方面的文字見證。人們也一直在等待俞以勒女士為此提供幫助。但是,林昭以自己的生命做了這見證。中國的問題是︰“真理是什麼呢?”,林昭以生命順服真理,並因此在一個實用主義和災民理性統治的國度里,為真理的價值做了見證。這是林昭之死最偉大的“啟蒙”價值。我們紀念林昭的死,首先應該紀念︰真理通過這位基督徒對災民中國的超驗勝利。林昭不是這片荒漠里最堅硬的石粒或這群野獸中的孤獨之狼,她是荒漠甘泉邊的橄欖枝,在狼群中她以羔羊的存在方式為榮耀。在人對人是狼的以東世界里,林昭是第一個仰望星空並為此撒盡鮮血的人。



--轉自︰《博訊任不寐文集》,2005年5月8日

http://www.youpai.org/big5/read.php?id=940
 
遇罗克咋就没人纪念?遇罗克比她有才吧!看来还是要有文凭呀!
 
我替老闲发表一下意见:造谣,纯属造谣,毛主席统治下中国人民都享受充分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只有现在的右派走资派才残酷镇压人民
 
遇罗克咋就没人纪念?遇罗克比她有才吧!看来还是要有文凭呀!


是谁签署了处决遇罗克的命令?

2010年3月5日是遇罗克遇难40周年祭日。遇罗克无疑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勇敢,也最有深度的思想者之一。

  遇罗克当年被处决的“处决令”是由谁签署的(这里指的是在相关机构相关人员的处决报告上最后签字批准的人),多年来一直有不同说法。去年,笔者终于从一位收藏者那里得到一份有关遇罗克等人被处决的原始文本,得以对此作些探索,并就教于海内外。

关于遇罗克被处决的不同说法

  遇罗克事件被报刊披露后,关于遇罗克的被处决,最早是笼统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一语带过。或者说,明知事实不是如此,但在表述时,作些省略,让人读来仍好像是处决命令是“四人帮”或同党下达的。

  金春明等人1980年代末期编著出版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一书中的“《出身论》事件”条目中,谈及遇罗克被处决是如此说的:

  1967年4月,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作者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逮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1980年平反昭雪。(《“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157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7月。)

  这种表述读来给人的印象,似乎遇罗克是因戚本禹的表态而遭处决的。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是隐去了真相,有混淆视听之嫌。

  后来,渐有不同说法。发表《出身论》与并为此创刊《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所披露。牟志京称:“除关锋、陈伯达、戚本禹外,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曾作了一篇关于出身的长篇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然后笔锋一转,直接谈及遇罗克的处决:有内部消息讲,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这虽未能从其他途径再经证实,却是合乎逻辑,并能解释刑定15年到死刑的突变的。(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见徐晓、丁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3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

  牟志京这里写得曲折隐晦,没有直接写明是谁作出的处决决定,自有其不便写明的苦衷。仔细分析这段话,导致遇罗克被处决,有两个关键性人物,一是 “高层人物亲自指示”,二是“重要人士受托办理”。这“高层人物”指谁?这“重要人士”又指谁?似乎谜一样费猜。不过,只要认真一分析,还是容易找到答案。笔者以为,牟志京前者影指的是周恩来,后者影指的是谢富治或吴德。因为当时身居高层有决策权,“文革”后报刊及公众又不便直接指名责难的,只有周恩来(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陈伯达此时已是千人骂、万人批的角色,若真是在遇罗克处决上作过指示,早就直接指名,而且会为之记上一笔罪证。)谢富治、吴德都是当时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受托办理”,也是情理之中。

  再以后,笔者看到有海外著述,直接讲当年遇罗克处决令是周恩来签署的。不过未提供相关证据。比较有说服力的是胡平的说法。胡平在其著述《评“晚年周恩来”》中说:

  还有遇罗克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胡平:“评《晚年周恩来》”)。

  在读到笔者此文的初稿后,胡平又传来电子邮件,其中写道:“我一位北京的诗人朋友告诉我,他认识吴德的儿子,吴德儿子对他说,是周恩来说的要杀。”“除了周,大概没别人。遇罗克和当时同被枪决的人不同,他当时影响很大,估计他的案子是中央的定的,不可能只是北京市一级的领导人定的。”这个说法,也与牟志京“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的说法相吻合。

  不过,笔者经研究认为,遇罗克实际上起码被两次签署了处决令。这就存在第一次处决令是谁,第二次处决令(1970年3月5日真正执行那次)又是谁的问题。

遇罗克其实被两次签署了处决令

  遇罗克被处决于1970年3月5日,导致他被处决的,是“北京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哥哥遇罗克》文章开头引录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的那份《再审判决书》中提到过这份“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 )中刑监字第1310 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 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份材料提到,遇罗克“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按其所说,遇罗克早在1968年1月已被判处死刑,这是他第一次被下达了“处决令”。不过,笔者以为,这个时间存疑。因为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才被捕的。遇罗锦文章中说:“1968年1月5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人狠狠地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而且他们后来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抄录的审讯遇罗克的笔录问答,最早的“预审”记录也是1月5日。1月5日被捕,当月(也就是说在10多20天时间之内)即判死刑立即执行,从逮捕到判死刑,似乎时间太短,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1968年遇罗克第一次被判处死刑,似乎是确实无疑的。徐晓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出版写的《编前的话》中也披露:

  1995年,牟志京从美国回京探亲,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他讲到,遇罗克被判决后之所以没马上执行,是因为他出奇不意地表示,要交待自己参加 “5·16”的问题。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执行又延迟了近两年。遇罗克这样做,是出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幽默感,还是出于策略,想使事情发生转机,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考证。

  这里讲的,都是遇罗克被捕不久后的“第一次处决令”。这个处决决定来自谁,从各方说法来看,一直指向周恩来。尤其胡平引用吴德之子谈及遇罗克之死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原话:“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但遇罗克真正被执行处决,是近两年后的1970年3月5日。致遇罗克于死命的,是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应该说,这是遇罗克遭遇的第二次处决令(其间是否还有一次,亦存疑)。笔者获得的那份原始文本,似乎可以找到究竟是谁最后签署了致遇罗克死命的 1970年3月这次“处决令”的答案。

http://www.baijiajiangtan.com.cn/shgc/2010/03/08/1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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