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是这样抗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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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想说老蒋和老毛心有灵犀、英雄所见略同呀？老毛有著作、有论述，老蒋呢？相比一下，高低立现，你就别再揭老蒋的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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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指出俺的错误：“最高峰日军在中国投入超过400万军队”。没仔细看，根据中文Wiki的意思，这是最高时包括日军及伪军的全部（不是总投入）。在同样的一个Wiki条目就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在华日军最多时200＋100 < 410。显然不同资料来源数据出入很大，要得到准确数字并不容易。相对来说，我对英文版Wiki更加信任一些：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IJA) had approximately 3,200,000 regulars. More Japanese troops were quartered in China than deployed elsewhere in the Pacific Theater during the war. Japanese divisions ranged from 20,000 men in its divisions numbered less than 100, to 10,000 men in divisions numbered greater than 100. -- 根据这个说法，一个师团根据编号不同，人数1万－－2万， 跟Chiffon资料的满员3.5万不符
At the time of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the IJA had 51 divisions, of which 35 were in China, and 39 independent brigades, of which all but one were in China. This represented roughly 80% of the IJA's manpower
另据IJA，珍珠港爆发时，日军总数有170万人，综合起来，珍珠港爆发时，日军大约有170*0.8＝136万人部署在中国. 这跟Chiffon“共计135万人”是相符的
Chiffon列出数据“日本在二战期间投入中国的总兵力为260万以上”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260＝105万投降 ＋ 被消灭55万 ＋ 近100万的伤员, 显然这个肯定不能算二战期间日本投入中国的总兵力。前面Chiffon资料“日本前后投入中国战场兵力为420万人”的算法也是有问题的，一是它根据一个师团满员3.5万人计算，其次没有把独立旅计算在内，还有师团之间有重组、调动，简单计算8年之内在华师团总数并不可靠
不管如何，1941年～135万在华日军这个数据已经足够我们看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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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有那么多吗？
你看清什么问题了？135万里，去掉关东军，和国共作战的不过60多万人，比你的400万差了一个数量级。当时共方分担的日军比例不低，和共方掌握的资源对比，中共的抗战意志没有问题，比国方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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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已经承认400万错了，你还揪着不放有意思吗？用一个新的错误来指出另一个错误，也不是什么太值得自豪的事情。俺不过提出一个疑问：日军投入多少在共军上？”大扫荡确实动用了很多兵力“是不是真的？“当时共方分担的日军比例不低”是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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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举双手赞成，土共军队最活跃的时期，恰恰是“没有反攻就直接结束”的最后收官阶段，就像冬眠苏醒一样，开始四处出击抢地盘，不劳而获收获胜利果实
以下转贴，能回答你的疑问，我基本同意其主要观点。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
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中共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中共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对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共产党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共产党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共产党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中共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民党军，则刚好帮中共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等到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中共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而中共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而日军对中共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这就是中共在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共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除去白求恩等个把外国医生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军即有可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那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嚣张，如果再由外国人给他们机枪大炮，帮他们训练军队，对日军来说绝对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足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所说“极端危险的投机”绝非危言耸听。
这就是个对国民党而言极其可悲的现实：它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国民党所谓避免中国亡于日本的“功劳”的来源，竟然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且与日本侵略军“有能够共存的性质”；而 “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则“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这是否让大家想起一个军旅笑话？——
军官：“把敌人的狙击手找出来！”
士兵：“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军官：“那为什么不把他干掉？”
士兵：“几个星期来，他总是把子弹打在这个土堆上。如果干掉他，换一个枪法好的来，我们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个狙击手之所以没被干掉是因为枪法臭一样，国民党坚持到抗战胜利竟然是因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干掉它，以免换上更令日军头痛的中共。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资料在那儿摆着，有什么办法？谁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响的国民党抗日功绩的来源竟会如此可悲呢？而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为汉奸伪军发军饷，把老百姓逼得帮助侵略军攻击自己国家的军队……这些对抗战的“负贡献”说起来倒是那么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雾来评价国民党可悲可怜的抗战史 [此段有道理，但我不同意这么极端的说法。]
抗日国共双方都有出力，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政权也占住了，其实没必要继续在抗战的事情上相互攻击，抹杀对方的功绩。
空军将领
高志航 空军少将，驱逐司令，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周家口
陆军将领
佟麟阁 上将（追授），二十九军副军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南苑
赵登禹 上将（追授），一三二师师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南苑
郝梦龄 上将，九军军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山西忻口
饶国华 上将，一四五师师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安徽广德（自杀）
王铭章 上将（追授），一二二师师长，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山东藤县
张自忠 上将（追授），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湖北南瓜店
唐淮源 上将，三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山西县山
李家钰 上将，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河南秦家坡
刘家麒 中将，五十四师师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山西忻口
吴克仁 中将，六十七军军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上海松江
夏国章 中将，一七二师副师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浙江湖州
吴国璋 中将，七十五师副师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浙江湖州
肖山令 中将，宪兵副司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苏南京
刘震东 中将，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山东莒县
周 元 中将，一七三师副师长，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山东蒙城
李必蕃 中将，二十三师师长，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山东菏泽（自杀）
方叔洪 中将，一一四师师长，一九三八年六月，山东冯家场
冯安邦 中将，四十二军军长，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湖北襄阳
李国良 中将，军训部辎重总监，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陕西西安
张健行 中将，第一战区副参谋长，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陕西西安
陈安保 中将，二月九月军军长，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江西龙里
马玉仁 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一九四○年一月三日，江苏望乡台
丁炳权 中将，一九七师师长，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西武宁
郑作民 中将，二月军副军长，一九四○年二月三日，广西昆仑
关钟毅 中将，一七三师师长，一九四○年五月九日，湖北苍台（自杀）
戴民权 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一九四○年五月，河南遂平
王 竣 中将，新二十七师师长，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山西台寨
寸性奇 中将，一十二师师长，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三日，山西毛家湾
石作衡 中将，七十师师长，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山西绛县
赖传湘 中将，一九○师副师长，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湖南梁家段
李翰卿 中将，五十七师步兵指挥官，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江西上高
武士敏 中将，九十八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山西东峪
朱士勤 中将，暂三十师师长，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山东潘庄
戴安澜 中将，二百师师长，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缅甸茅邦村
周 复 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山东城顶山
彭士量 中将，暂五师师长，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湖北石门
许国璋 中将，一五○师师长，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北诹市（自杀）
孙明瑾 中将，预一十师师长，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湖南常德
王甲本 中将，七十九军军长，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湖南东安
阚维雍 中将，一三一师师长，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广西桂林（自杀）
陈济恒 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桂林（自杀）
齐学启 中将，远征军新38师副师长，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缅甸仰光
姚中英 少将，一五六师参谋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苏南京
司徒非 少将，一六○师参谋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苏南京
邹绍孟 少将，一二四师参谋长，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山东藤县
赵渭滨 少将，一二二师参谋长，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山东藤县
范庭兰 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总队长，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河南修武
刘桂五 少将，骑兵第六师师长，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内蒙黄油干子
黄启东 少将，二十三师参谋长，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山东菏泽（自杀）
付忠贵 少将，鲁北游击司令，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山东
林英灿 少将，一五二师副师长，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广东清远
王禹九 少将，七十九军参谋处长，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江西高安
张唐聚五 少将，东北游击司令，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河北平台山
韩炳宸 少将，山东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山东莱阳
张 敬 少将，三十三集团军高参，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湖北南瓜店
梁希贤 少将，新二十七师副师长，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山西台寨（自杀）
陈文杞 少将，新二十七师参谋长，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山西台寨
金崇印 少将，十七军参谋长，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六日，山西横水镇
朱实夫 少将，新三师副师长，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甘肃
郭子斌 少将，暂三十师副师长，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山东潘庄
王凤山 少将，暂四十五师师长，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山西张翁村
胡义宾 少将，九十六师副师长，一九四二年七月，缅甸埋通
张庆澍 少将，鲁苏战区高参，一九四二年八月，山东唐王山
张少舫 少将，一一三师参谋长，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山东城顶山
高道先 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一九四三年五月，山东
江春炎 少将，一一四师参谋长，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山东邹县
卢广伟 少将，骑八师副师长，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安徽颖上
陈绍堂 少将，一○四师步兵指挥官，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河南秦家坡
周鼎铭 少将，三十六集团军副官处长，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河南秦家坡
王剑岳 少将，八师副师长，一九四四年六月，河南灵宝
吕旃蒙 少将，三十一军参谋长，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广西桂林
胡旭盱 少将，第三战区第一突击队司令，一九四五年六月浙江孝丰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左权，18集团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山西辽县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罗忠毅，新四军6师参谋长，1941年11月28日，江苏溧阳
彭雄，新四军3师参谋长，1943年3月17日，江苏连云港
彭雪枫，新四军4师师长，1944年9月11日，河南夏邑八里庄（死于国共冲突）
陈昭礼,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少将, 1940年8月13日，在崇安吴公岭(死于国共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