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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够虐心了，不过在当时那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式下，这对恋人回国之后命运真的就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了。。我觉得拥抱这段写得特别好看，这对情侣并不是主角，所以情节比较简单，但却很吸引人。九
唱机在沙沙地响着，上面的黑色的罩子成四十五度角倾斜地敞开。淡黄色的盘座上，一盘黑色的唱片在缓缓地旋转着，乳白色的唱头探针在一圈又一圈的螺旋纹上轻轻起伏着。随着唱片中心的红色圆圈不断地旋转，唱机里传出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忧郁的音乐像是藤蔓横生的黑森林里的清澈的溪水，从山涧里穿过弥漫的浓雾缓缓流下，一直垂落到人们的心里。
女芭蕾舞演员依靠在床上，静静地听着音乐。她这几天病了，身体不太舒服，澡堂子的工作时间又长又累，回到家里总是觉得很疲倦。男芭蕾舞演员坐在屋子中间的小板凳上，在一个大盆里用搓板洗着衣服。他在后勤处工作，比她的工作轻松，于是他把家务都包了下来，做饭洗衣洗碗扫地，不让她插手。他干家务的时候，喜欢在唱机上放上一段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他们的共同爱好，她也爱听，所以他们总是喜欢放上一段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特别是这段《如歌的行板》。
她听着忧郁的小提琴声，仿佛看见他们一起牵手走在莫斯科郊外的长满白桦树的森林里。森林树木茂盛，遮住了头顶上的阳光，林间有明亮的光线穿过暗绿色的枝叶射在林间铺满腐烂落叶的小径上。她仿佛看见他们在荆棘密布的森林里磕磕绊绊地走着，跨过湿漉漉的山涧，踏过杂草丛生的灌木丛和岩石，带着渴望和憧憬，渴望走出森林，走到充满阳光的原野上。但是森林总是没有尽头，阳光总是在他们的前面时隐时现，永远够不到摸不着。
琴弦带着苍凉终止在深深的哀愁里，乳白色的唱针走到了唱片尽头，像是依然在怀恋过去似地依然在沙沙地响着空转着。他从洗衣盆前站了起来，甩了一下手上的肥皂沫子，把手在身上擦了一下，走到唱机前，把唱臂挪开。
还想听什么？他问她说。
《天鹅湖》吧，她说。
他从唱机旁边放着的一摞黑色厚实的唱片里挑着，找到了《天鹅湖》。他把《如歌的行板》唱片从在淡黄色的盘面上拿下来，换上了《天鹅湖》唱片，把唱针放到开始的地方。悠扬的乐曲声重新开始弥漫在室内。他走回洗衣盆，继续蹲下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
她看着他往衣服上打着肥皂，胳膊用力地在搓板上搓着衣服。她看见他洗的衣服里有她的内衣和脏了的内裤。他认真地用肥皂搓着，把她的内衣和内裤仔仔细细地洗得干干净净。她的心头感到一阵温暖和感动。他说在他的眼里，她的什么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说虽然不能跳芭蕾了，但是他并不遗憾，因为他和她在一起，只要跟她在一起就够了。他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她，只要能够每天在一起，就够了。这一段时间虽然他们都不能继续跳芭蕾了，但是他们却有了更多的在一起的时间。他带着她去美术馆看画展。他带着她去王府井逛街。他带着她去天坛公园看祈年殿。他们经常去离招待所不远的陶然亭公园散步。晚上他们经常并肩坐在公园湖边的长椅上，在凉爽的秋风里，他给她讲小时候的故事，讲生活里的一件件小事。她靠着他坚实的臂膀，仔细地听着，有时忍不住笑了起来。她喜欢听他讲故事。有的时候，她只想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看着月亮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随风起皱，忘记一切烦恼和哀愁。
他父亲自从被打倒之后，被押到群众大会上批斗了几次。十月的最后一天，剧团在中央芭蕾舞剧院的大院里召开群众大会，把他父亲又押去批斗。他也被迫去参加，看着父亲挂着走资派的大牌子，被人扭着胳膊，站在台上受批判。剧团里的一个平素很熟的女演员跳上台去，说他父亲欺负过她，举起台边的一个大牌子，砸在了他父亲的脑袋上，把他父亲的脑袋当场砸出血来。他父亲严厉地看了那个女演员一眼，身子摇晃了一下，几乎摔倒在地上。身后的几个造反派拧着他父亲的胳膊，让他父亲继续继续弯着腰站着。父亲头上的血渗了出来，把有些白的头发染红了一撮。
几个小时的批斗会开完之后，他找了一辆三轮车，把父亲送到医院看头上的伤口。在医院的急诊室外面等待就诊时，父亲坐在长凳上说，那个女演员当初想演一个芭蕾的主角，到家里来找过他，说过别人的坏话，要求出任剧中的女主角。他父亲没有答应，那个人从此就怀恨在心。
人都扭曲了，父亲叹息说。那个演员过去对我很好，平时也是挺好的一个人。虽然天分差了一些，但是也是一个挺努力和好强的人，我对她一直不错，虽然没有让她担任主角，但是还是有什么事儿都挺关照她的，她过去也一直是支持我的人。可是现在不知怎么变成了这样，当众落井下石，血口喷人，还打人。
也可能是有人背后指使，他看着急诊室的门说。或者她想表现一下，跟您划清界限，免得被您连累，以后好争取做新的样板戏的主角。
过去我做团长时，得罪过一些人，父亲捂着头上的伤口说。那些人有的现在成了造反派的头头，他们可能会跟我算旧账，也可能会打击报复你们。你们要多小心，别说苏联的事儿，别唱苏联歌曲，也别说让人会猜疑的话。
知道，他替父亲用手绢捂着头上打破了的地方说。我会小心的。
最好你们不要在招待所住在一起，父亲叮嘱说。非法同居是要判刑的。过去我在，没人敢说什么，现在我不在了，保不齐有人会去派出所报告。另外，你们赶紧领证结婚吧，结了婚，再一起住在招待所里，别人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好的，他点头说。我回去跟她商量一下，这两天就去领证，把婚结了。
这样最好。父亲看看四周没人，压低声音说。前一段邓拓自杀了，后来老舍自杀了，最近又听说傅雷服毒自杀，妻子也跟着上吊死了，没有名气的死了的就更多了。这么多人都受不了打击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活下去，再受委屈也要活下去。国家不会总这么乱，以后总会走上正轨的。我已经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把剧团的情况如实汇报给总理，让总理知道他们对我的迫害，也让总理知道他们把苏联芭蕾舞最好的演员送去刷澡堂子。你虽然不能跳芭蕾了，但是也不要泄气，不要荒废功夫，总有一天我还能重回芭蕾舞团，你也会回来的。
带着父亲看完病，包扎好伤口，把父亲送回家，陪着父亲吃完晚饭后，他才回到招待所。已经是晚上了，招待所黑漆漆的，看着像是停电了。他走进屋子，见到屋子里点着几只小蜡烛，烛光在窗户上摇曳着，她正坐在床上等着他。
爸怎么样了？看见他进门后，她扑过去焦急地问他说。
还好，他搂着她说。头被打破了，不过只是外伤，有点儿轻微脑震荡，没有太严重。
真可怕啊，她抬头看着他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妈原来给我讲过斯大林那时的事情，有的人就会一夜之间突然被抓起来失踪。现在的情况我看也差不多了，真让人害怕。
嘘，他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警告她说。别提那些事儿，不然人听见了会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走的。我爸已经把情况如实反映给周总理了。
你赶紧吃饭吧，我刚才做好了饭，她亲了他一下说。等着你回来吃呢。
已经在爸那里吃过了，陪着爸一起吃的，他看着她说。你吃吧，我坐边上看着你吃。
他坐在桌边，跟她挨在一起，看着她吃饭。吃完饭后，她收拾桌子，他把地扫了。她想洗个澡，但是因为停电，招待所的锅炉房没有热水，浴室也都是凉水了。他在炉子上烧了一壶热水，在一个铝制大盆里兑好了温水，让她坐进去，给她洗了个澡。烛光下，他给她的背上打上肥皂，用手慢慢地给她洗着滑腻的背部，一边洗，一边看着她。
我们早点结婚好吗？他问她说。现在太乱了，我想尽早把证领了，免得这样同居出事。
我也是这么想，她看着他说。其实我们不必等到周年的时候再结婚，现在我们就可以结。
那我们明天下午就去领证去好吗？他用清水洗着她背上的肥皂沫说。明天上午后勤处有个学习会，我得去参加，下午我可以请假。
太好了，她点头说。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下午我去医务室，大夫给我开了一天病假，明天不用去上班了，那我们明天下午就去领证儿去。婚礼我们也简单一些吧，你爸爸目前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好大办，要不就别办了，就给同事发点儿喜糖，让大家知道一下得了。
婚礼还得办，你就这一次。他把毛巾拧干了，给她擦着背说。请几个要好的同事到家里来坐坐吃顿饭，去餐馆订些菜来，也不麻烦。
那下周我们就把婚礼办了好吗，你说呢？她侧头亲了一下他的胳膊问道。
好，他换了一块干毛巾把她湿漉漉的头发擦干说。这样爸爸也会放心了，他一直担心我们这样没领证就住在一起会出事儿。
那天晚上，当他们依偎着躺在小单人床上。她靠墙侧身躺在他的一边，头依靠在他的胸膛上，手搭在他的腹肌上。最近她一直有一个不祥的预感，某一天，她和他会突然分开，从此再也见不到。她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都在害怕，怕这一天会来临。微弱的烛光在窗台上摇曳，她抚摸着他的胸膛和腹肌，看着窗外的点点星光。明天，他们就要领证去了，无论怎样，明天晚上她就会是他的法律上的妻子了。她仿佛听见唱机里依然在放着那首《如歌的行板》，听见里面传出来的音乐声忽强忽弱，如泣如诉，带着渴求抚慰的心灵，带着滔滔不绝的爱的倾诉，带着不加掩饰的苦涩，带着梦醒后的无奈和撕心裂肺的绝望，让她的心里充满了挥之不去的忧伤。她仿佛听见乐曲里传来一阵甜蜜的温柔的旋律，但是那旋律只是一闪而过，随后被更深的惆怅，更深的郁闷，更深的苍凉，更深的苦涩代替。层层的忧伤不断反复，就像是莫斯科连绵不绝的纷纷扬扬的飞雪，最后结束在啜泣之中。
她抚摸着他的身体，耳朵里响着缠绵悱恻的音乐，眼睛看着窗玻璃上晃动的烛光，在黑暗里悄悄哭了。他抚摸着她的头发，抚摸着她的脸颊，抚摸着她的肩膀和手臂，两只手圈着她的身子，让她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她尽力忍着眼眶里的泪水，不让它掉下来，因为她不想让他知道她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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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他很早起床，洗漱好之后，在炉子上做了一小锅鸡蛋西红柿挂面汤。他把热腾腾的挂面汤端下来，放在屋子靠窗的小桌上。他从柜橱里拿出两只碗，把挂面分盛在碗里。乳白色的挂面上放着一个煮熟了的鸡蛋，汤上飘着绿色的葱花，切得细碎的红色的西红柿和点点滴滴的香油，闻起来香气扑鼻。她刚起了床，脸上带着红晕，正在俯身叠被子。
吃早点吧，亲爱的，一会儿该坨了。他把筷子放在碗边，招呼她说。
你赶紧先吃吧，一会儿你还要去上班呢，她低头把被单拉平说。我不着急，反正请假了，等一下再吃。
她往洗脸盆里兑了一些温水，俯下身去洗脸。他匆匆地把自己的那碗挂面汤喝了，把上面的鸡蛋吃了一半，剩下的夹到了她的碗里。鸡蛋要凭副食本买，他想把鸡蛋留给她吃。他喝完了挂面汤的时候，她已经洗好了脸，刷好了牙，正在用一把梳子梳头。他走到她身边来，抱住了她睡得发软的身子，吻了她一下。
真香，他闻着她脸颊上散发出的雪花膏味道说。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她把头贴在他的肩膀上问。
中午，他说。别忘了下午我们就去领证儿去。
一会儿我去副食店买糖果去，她说。办婚礼要多买一些喜糖才好。
到这里来，让你受了不少苦，他抚摸着她的脸颊说。后悔吗？
不，她摇头说。只要你爱我，我就不后悔。哪一天你不爱我了，我就后悔了。
只要我在一天，就会爱你一天，他吻了她一下说。一直到老，都不会变。
赶紧走吧，你要晚了，她回吻了他一下说。
一会儿我就回来，他松开她说。
他最后吻了她一下，推开了屋门，走了出去，反手把屋门关上。她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越走越远，消失在了楼梯口。她抬头看了一眼窗户，看见窗外有淅淅沥沥的蒙蒙细雨。她想他没有带伞，刚想拿着伞追下楼去，就听见他的脚步声蹬蹬地跑了回来。
下雨了，他推开门说。拿把伞。
正想下楼给你送去呢，她把手里的雨伞递给他说。
我中午就回来，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做，他在门口回身说。
她走到门口，看见他拄着雨伞，从楼梯口拐弯，下楼去了。她想起了在莫斯科的日子，他经常举着这把大黑伞遮挡风雪。这把大黑伞非常结实，硬硬的木把，厚厚的黑布，用了许多年都没坏。她关上门，走到窗户前，看见他在细小的雨中快步走着，伞罩在头上。门前的马路在修路，人行道两边铺着砖石，红砖压在一小片空旷的发黄的草地上。楼前褐色的老槐树落下的黄叶沾满了泥污，坑坑洼洼的路上有几处凹进去的地方形成了小水洼，每当自行车或者汽车碾过水洼的时候，里面的发褐的半混浊的泥水就会四溅出来。
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做。她想着他说的这句话，暗暗的笑了。他总是很体贴，怕她累着。她走到桌边坐下，端起碗，看见碗里他给他留下的半个鸡蛋，心里有些心酸。北京的日子比莫斯科艰苦得多，什么东西都要凭本供应，鸡蛋每月也只能一人一斤。她把他留给她的半个鸡蛋吃了，把挂面汤喝了，把自己的鸡蛋扣在碗底，打算等他中午回来时一起吃。
一上午，她都在家里打扫和布置屋子。她把地扫了一遍，桌子擦了一遍，重新铺上白色的针织桌布。她去楼下不远的副食店买了花生，瓜子，水果糖，大白兔奶糖和小儿酥糖，放在柜橱里。她还买了几只硕大的红烛，准备婚礼那天晚上点上。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她系上一条蓝色的围裙开始做饭。她已经学会了生炉子，还学会了做中餐和蒸馒头，不会再把炉子弄灭。她打开炉子下面的炉门，让炉子的火升上来。她把粥锅里的粥热上，把昨天蒸的馒头放在笼屉里，在粥锅上腾上，然后切了土豆丝。等馒头腾好了之后，她炒了一个素炒土豆丝。她把菜端到屋里的桌子上，馒头继续放在笼屉里热着，等着他回来一起吃。
在屋里一直等到了下午一点，她也没有等到他。她不知怎么回事儿，就关上炉子的火，锁上门，下楼骑车去芭蕾舞团找他。
外面的小雨已经停了。雨水清洗过的街头更为凉爽，风带着潮湿扑面而来，一片落叶带着水珠落到了她的肩膀上，粘在衣服上不肯下来。修路的地面变得泥泞不堪，上面印着错杂的自行车轮胎的纹路。
单位离她宿舍不远，她骑车穿过几条街道，一会儿就骑到了单位门口。一进芭蕾舞团的大院门口，远远地看见舞团的大楼门口停着两辆警车，她就觉得情况大不对劲儿。她把自行车锁在门口的停车棚里，向着楼里跑去。
她刚跑到楼门口，还没有上台阶，就看见两扇木门被推开，他被两个便衣警察押着，身后跟着一个警察和几个造反派的头头，从楼里走了出来。她吃惊地看着他，脚步停住了。他的脚步也停住了，脸色通红，带着一种愤怒和憋屈的表情。他猛地甩了一下胳膊，想甩开押着他的便衣警察，但是立即被便衣警察按住了肩膀。她看见了他手上戴着的铮亮的手铐，一下愣住了。
这是怎么了？你们要干嘛？她迈上台阶，冲过去抓住一个便衣警察的胳膊喊，想让警察把他松开。
他犯罪了。便衣警察身后的警察疾速地跨前一步，伸手拦住她说。
他犯什么罪了？她大声地喊着，依然摇晃着便衣警察的胳膊。
你谁啊？警察的手像是铁钳一样钳住她的胳膊说。
我是他爱人，她挣扎着说。
结婚证呢？警察说。没有结婚证就是非法同居。非法同居是犯法的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今天下午要去办证儿的，她着急地说。
你是跟他同居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吧，正要去抓你呢，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警察冷冷地说。跟我们一起走吧。
你不要去，他冲她说。你赶紧去我爸那里，把情况告诉我爸，让我爸找市局。
爸爸会知道的，她说。不用我去通知，别人也会告诉爸爸。我跟你去，一起把情况说清楚。我们是要下午去领结婚证的。
罗嗦什么，一起上车走，警察推了她一把说。
你放开她，他挣扎着喊道。你们不能这样乱抓好人。
乱抓好人？你就老实点儿吧，警察说。你不止非法同居，还有更厉害的事儿呢，早有人检举告发你了。不然就一个非法同居，你想会惊动我们市局派人来抓你吗？
我什么都没做，他抗议说。
什么都没做？实话告诉你吧，你的罪都够枪毙的了，警察说。别罗嗦了，上车，一起上车，都走。
警车在雨后的街头一路颠簸着，穿过喧闹的城区。他们被押在不同的警车的后座上，两边各被一个便衣警察夹住。便衣警察没有给她上手铐，但是她依然很害怕。想起母亲曾经给她讲过的斯大林大清洗那时的故事，很多人就是从单位或者家里被带走，从此后就消失了。她担心他们也会面临那样的命运。
警车开到郊外一所高大的监狱门口，停住了。他们被便衣警察推搡着，从车上下来。走进监狱大门的时候，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
没事儿。他看出她眼里的害怕，安慰她说。我们就是还没有领结婚证，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进了监狱的灰色的铁大门，他们就被分开了。他们被引到不同的审讯室里，分开审讯。在审讯室里，一个面容严肃的审讯员和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的一侧，她坐在另一侧。审讯员面前放着一个黑色的硬皮记录本。她跟审讯员解释说，他们就要领结婚证了。审讯员没有理会她的解释，而是用笔敲击着桌面，厉声要她承认是苏修间谍，是苏修派她来中国窃取情报的。她拒绝承认，拒绝认罪。审讯员要她把如何在莫斯科与他相识，又怎么跟着他回国的事情一点一点都讲出来。她如实的讲了。审讯员说，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叛徒？她说不知道，她说只知道父亲一直想回国，但是回不来。审讯员冷笑说，你这样一个在莫斯科大剧院这么有名的芭蕾舞演员，如果不是间谍，怎么会放弃在莫斯科的一切，跟他回中国？她说，因为我爱他。审讯员耸肩说，别跟我谈小资产阶级的爱，你就是克格勃派来的间谍。她反驳说，克格勃会那么愚蠢，派一个你们认为的叛徒的女儿来做间谍吗？如果克格勃要派间谍，那个间谍的背景一定是什么疵瑕都找不出来。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克格勃间谍？审讯员说，我们有你给苏修特务暗递情报的信件。
她听了之后像是五雷轰顶一样震惊了。她一下明白过来了。是他的那个朋友出卖了他，把信交给了公安局。一定是这样的。
你好好坦白交代吧，审讯员看着她震惊的面孔，继续说。告诉你吧，这里有一份检举资料，你们不仅通过信件与苏修特务联系，用暗语出卖国家情报，而且他还在背后恶毒攻击斯大林，歌颂赫鲁晓夫。
那些话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见他讲过，她说。那封信就是一封普普通通的家信，根本没有你们所说的用暗语出卖国家情报。
审讯员拿出她给父母写的那封家书，一句话一句话的要她解释。她把信一句一句的解释清楚，申辩说，就是给父母报平安的一封信，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情报。但是审讯员根本不相信她。
每天审讯员轮换着审讯她，不让她休息，同样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问她，要她承认是苏修间谍，在信里用暗语传递情报。她辩解着，一遍又一遍地辩解着，抗议着。他们不让她睡觉，她坐在椅子上昏睡过去，又被强行叫醒。他们羞辱她，不让她去上厕所，如果要接手就得当着他们的面进行。审讯员说，男芭蕾舞演员已经招供了。他们甚至给她看一份笔录的口供，上面有他的签字画押，里面承认是在向苏修特务机关传送情报。她不相信。她说那是他们伪造的。她说，除非他们把他带来，亲口告诉她，否则她不相信那些口供和签字画押。
他们对她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连续审讯。她咬紧牙关，坚持他们是无辜的。一个星期之后，他们不再审讯她，把她关进了一间牢房，与十几个女犯人一起住在一间窄小的牢房里。
在监牢里，她彻底失去了跟他的联系。她听不到他的消息，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甚至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也关在同一所监狱里。她很担心他，因为她知道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挫折。她在苏联长大，母亲经常给她讲斯大林年代一些无辜的人投入监狱的故事，她多少有些思想准备。他从小在一个很顺的环境长大，父亲是芭蕾舞团的团长，一直都很顺，没有受过委屈。她怕他受不了这样严厉的审讯，会屈打成招。
在监牢里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她发现自己的月经没有来，经常呕吐，头晕，有了怀孕的征兆。她告诉了监狱的管理人员。狱方派了一个女医生来，给她检查了一下，确认她是怀孕了。那一定是他的孩子，是在他被抓之前怀上的，她想。她向狱方提出了申请，请求狱方允许她去监狱外生孩子。
两个星期之后，审讯员又把她提到了审讯室。在惨白的灯光下，坐在她对面的审讯员一脸严肃地告诉她，如果她能检举揭发他的卖国罪行，就可以减轻她的罪行，把她放出去生孩子。
他没有卖国，没有出卖国家情报，她摇头说。他只是替我寄一封家书。
他卖国不卖国，不是你说了算，是我们说了算，审讯员呵斥她说。他自己都承认了。他有几大罪，第一是跟苏修特务联系，出卖国家情报；第二是恶毒攻击斯大林，歌颂赫鲁晓夫；第三是非法同居。你否认，也救不了他，但是你检举揭发他，就可以减轻你自己的罪行。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你不想出狱吗？我们其实是想帮你，看你一个女人，又怀着孕，怪可怜的，你揭发不揭发他，他都是一样的罪。主动揭发检举他，你就可以出狱。不揭发检举，他依然会被判处死刑，你也得在监狱里待下去。现在就看你自己的了。何去何从，你自己决定吧。
我不相信他自己会承认，她说。除非你让他自己告诉我。
审讯员站起身来，走出了审讯室。过了半个小时，审讯员和两个狱警把他押了进来。她看到他的一刹那，几乎都无法认出他来了。他脸颊消瘦而又苍白，颧骨突起，右眼肿着闭着，左眼眶下面也有一处青紫的痕迹。他的嘴唇一侧肿着，带着镣铐的手上也伤痕累累。因为个子高，狱服穿在身上显得有些小。他的背部佝偻着，像是一下子老了许多年似的。原本相貌英俊的他，现在变得胡子拉碴，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看到他的那一刹那，她心如刀绞，眼睛里忍不住流下泪来。他看到她的时候，咬着嘴唇，眼睛也红了起来。他向着她走过来，被狱警伸手拦住。
我都以为见不到你了，他的左眼红红的说。看到你我就死而无憾了。我承认了，是我瞒着你，想跟苏修特务机关取得联系，出卖国家情报。在莫斯科的时候，我还在你家里跟你爸爸一起恶毒攻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我最该万死。但是这些事跟你无关，全是我的错。
你没有，她的眼泪一下子迸了出来。你在我们家都没有谈论过政治，我爸一直避免在你在场的时候谈论政治和发牢骚。你们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些。你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谈的都是芭蕾，文学和艺术，我们谈得是普希金，是托尔斯泰，从来没有谈论过任何政治话题，也没有谈过任何政治人物。你为什么要往你自己身上泼脏水？！你这样说，他们会把你枪毙的啊，你懂不懂啊？
我怎么都是死，他看着她说。我看错了人，那个朋友把我出卖了，不但把信交给了公安局，而且还把我们私下聊天的内容都告诉了公安局。他们说你怀孕了。他们答应我，如果我承认自己的罪行，他们就能放你出去生孩子。他们说，只要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这些事就跟你无关，他们可以放了你，让你出狱。你出去好好照顾自己，好好把孩子养大。我对不起你。我一生都对不起你，不该把你带到中国来。现在什么都晚了，我别的做不了了，只能为你做这最后一件事。我爱你，我只后悔一件事：当初不应该从苏联回来，我们应该留在莫斯科，像你父亲那样。
反革命！枪毙你十次也不过分。狱警一脚揣在他的腿上，把他踹得一下跪在了地上。
他刚挣扎着站起来，又被狱警踹得跪在地上。她从椅子上站起来，不顾狱警的阻拦，冲过去抱住他的头。
我爱你，她弯着身子，抱着他的头泣不成声地说。我爱你。你不能这样，你要好好活着，为了我和你的孩子好好活着。。。
审讯员挥手让狱警把他架出了审讯室。她看着他的背影，知道这会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他带着手铐和脚镣，叮叮当当的。在被拖出门口的时候，他扭过头来，对她努力地笑了一笑，眼里带着对她的无言的眷恋和一种深深的悲哀。
请你们把她放了吧，她听见他在审讯室外面的灰色水泥走廊里嘶喊着说。你们要我做什么都可以，请你们看在她怀孕的份儿上，饶过她吧。
审讯室的铁门关上了，他的嘶喊在走廊里消失了。审讯员默然地从桌上拿过一份儿事先写好的口供，递给了她，塞给她一只笔，让她在上面签字画押。她坐在桌边，含着眼泪，握着笔的手颤抖着。她仿佛看见他被带到一间屋子里，站在他背后的狱警掏出了一把手枪，对着他的头部放了一枪。她仿佛看见他的身子像是一个面口袋一样前仆，倒在水泥地上，脸紧贴着地面，右眼红肿地闭着，左眼睁得大大的，张着嘴，鲜红的血像是开得最大的自来水一样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喷到灰色的水泥地面上，沿着他的身躯向着门口流去，流满了地面。
她看也没看口供，就在上面颤抖着签了字，又在审讯员递过来的墨水印盒上把大拇哥蘸了墨水，在口供上按下了一个深深的黑色的手印。因为她知道，这是他想让她做的。她知道，她的一生，再也不会见到他了。那天晚上，监狱里响着她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哭声把整个监狱都惊动了。倾盆的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雷声轰轰，闪电吓人，像是要把监狱的墙壁劈开。有人说她是孟姜女再世，要把监狱哭倒。那一晚上，她把一生的泪水都哭干了，此后再也流不出眼泪来。
那天晚上，审讯员恰好在监狱整理案卷没走。审讯员听见了天空传来的阵阵的雷声，看见了劈在监狱铁丝网上的眩目的闪电，也听见了她野兽一样的嘶嚎。审讯员拿过她的案卷来，在上面写了“经审查，该犯对于其未婚夫的一切犯罪行为并不知情，建议送回原单位，监督改造”的结论。
两个星期后，公安局把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让她回招待所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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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条波斯米亚红裙（九）
另外，一读拥抱的小说，就想起我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导师对我们讲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导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派去留苏的，而且我们那个专业全国只派去四个留学生。。不过去了苏联之后，其中有一位就不想回国了。于是这位同学就与一个第三国家的使馆有联系，好像就在第三国家的使馆人员开车去他楼下准备接他离开苏联时，中国使馆的车也到他的楼下了。。然后，这位往楼下一看，觉得大事不好，于是身上裹了一床被子就跳楼了。。所以四个留学生之只回来了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