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公共汽车的灰色铁皮门嘶地一声打开。男芭蕾舞演员紧跟在几个蜂拥而上的男人和女人身后，左脚踩着车门台阶上融化了的黑色的雪泥，右手抓住门把手，从人缝里挤上了车。凛冽的寒风从门口钻了进来，在座位与人之间的缝隙里穿行，售票员不耐烦地催着后面的人快上和往里走。车门嘎地一声关上，公共汽车驶离了站牌，行驶在半融化的黑雪铺成的泥泞道路上。
他在前门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后，沿着车中间站满了人的通道挤到最后排的座位旁，攥着前面的一根铁扶手。天空依旧是厚重的灰云，层层叠叠挤在一起。城市在风雪的笼罩下显得一片灰蒙蒙。路边耸立的银色的电灯杆在风雪中几乎隐去了身影，街道边的的黑色铁栏杆也有一多半埋在厚厚的积雪里。汽车的玻璃上结着一层雾气，四角有一些霜花。他看着窗外的街道上的行人，身体随着车身摇晃着，心情显得很沉重。他脱掉左手的手套，把左手伸进皮衣口袋里，从兜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电报纸。电报是早上在大剧院收到的，是他父亲从北京发来的急电，上面只有短短的十二个字：
情况有变立即回国不可耽搁
这已经是第四天女芭蕾舞演员没能来剧团排练了。她病了。她从莫斯科郊外的父母家给剧院打来电话说，不能参加排练了。离正式演出的日子不远了，剧院的排练只能继续进行，演卡门的人由A角换成了B角。一天，两天，三天，他等着她出现在剧场，但是她一直没出现。今天早上，他在剧院里还没有看见她。他知道她对芭蕾的热爱，而且是演出之前的关键时刻，倘若不是病得很厉害，她一定会来的。他正想要去看看她的时候，收到了父亲来的电报。他拿着电报去了团长办公室，跟团长说收到国内急电，可能要立即回国。团长讲了几句表扬话之后，说可以从今天开始就不用大剧院了。他说临走前想去看看她，但是不知道她家的地址。团长把她家的地址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了他，托他带去问候，还热心地告诉了他怎么坐车最快。
公共汽车继续在街上行驶着。街道上有一些人在匆匆走过，有用各式围巾包着头穿着大衣和长靴的妇女，也有穿着厚厚的皮夹克戴着各种各样帽子的的男人。车从宽阔的红场和高大的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经过，让他想起了她过去带他来这里参观的情景。对他来说，莫斯科曾经给他带来那么多欣喜和快乐，也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的惆怅和失落。自从他爱上她之后，一切就都已经改变了。
在他学习舞蹈的这些日子里，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了。莫斯科的人们都对中国抨击苏联感到不可理喻。不是苏联最早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吗？不是苏联为那些被通缉的中共领袖们提供了避难所吗？不是苏联出钱帮助中国共产党东山再起吗？不是苏联打败了日本关东军，把缴获的日本军火交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吗？不是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吗？不是苏联援助了中国建国初时的工业化吗？不是前不久中国还在歌颂苏联是老大哥，中苏友谊是同志加兄弟吗？剧院的人虽然没有当着他的面说什么，但是他能感到普通苏联人对中国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对中国的热爱和热心帮助变成了憎恨和嫌弃。《伊索寓言》里的农夫和蛇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着，只不过，这次苏联人觉得他们是故事里的农夫，而中国是那条忘恩负义的蛇。他们认为苏联帮助了中国，现在被中国反咬一口。剧院里的人有时谈论政治，他只是默默地听着，什么也不想插话。剧院的人并不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指责是对的。相反，他们喜欢赫鲁晓夫，因为赫鲁晓夫从根本上否定和揭露了残暴的斯大林，为无数在斯大林时代被无辜杀害的人和被清洗的受害者平反，让苏联的文艺获得解冻。他们也喜欢勃列日涅夫，因为勃列日涅夫上任之后大力增强苏联的军事力量，让苏联拥有比美国更多的核武器，使苏联在历史第一次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超级强国。他们认为中国越来越左，而且在开始个人崇拜，重走他们早已摒弃的斯大林的老路。他不能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也不想去跟剧院的人争论。
中间倒了两次车，在泥泞的路上颠簸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终于来到了莫斯科郊外她父母家附近。下车的时候，他看见有一只鸽子从路边一处灌木丛后的雪地飞起，展开灰色的翅膀缓缓地从驶走的电车顶上飞过。他不认识这一带的路。他从口袋里拿出团长给他写在一张纸条上的地址，向着身边经过的路人打听着。一个好心的路人带着他穿过几趟街，指着远处的一幢漆成绿色的房子说，就是那里。他谢了路人，问附近有什么商店没有。路人告诉他，前面一趟街的拐角就有一家食品店。他按照路人指的方向，找到了那家食品店。他看见店里的架子上放着一些盆栽的三色堇。他记得她喜欢三色堇，就买了两盆紫白黄三色堇和一篮子水果，交了钱之后，提着水果和三色堇向着绿色的房子走去。
她在卧室里坐着，背部依着床，身上围着被子，手里拿着一本《静静的顿河》在读。这几天在家里养病，让她有机会多跟父亲聊聊。父亲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现在局势的发展越来越让人担心，国内的个人崇拜越来越厉害，也许一个比斯大林时代还要而惨烈的浩劫就会来临。她想着父亲的话，觉得父亲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她心里依然放不下他。虽然理智上是该彻底断开他们的爱情，但是感情上，她却是无法切割掉自己的情感。
她心烦意乱地翻着手里的《静静的顿河》，怎么也无法读进去。她既没有感冒，也没有发烧，但是觉得浑身酸疼无力，头疼，感觉很难受，什么都干不下去。父亲给请来的医生看不出什么病来，只是嘱咐她在家里多休息多喝水。
隔着卧室的门，她听见有人在按门铃。她听见母亲说来了来了。她听见母亲开了门，在门口说了几句什么，随后带着一个人向着她的卧室走来。她听见来人的说话有中国口音，像是他。她的心一下紧张地跳了起来。这几天在家里没去剧团，也看不到他，她心里觉得很失落，胸口很堵得慌。她一直等着他来看她，但是他一直没来。现在，他终于来看她了。听到他的声音的那一瞬间，她的心里感到了一阵快乐，好像身体上的病也好多了一样，感觉病得苍白的脸颊上重新充满了血色。卧室的门被推开了。母亲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他。
你同事来看你了。母亲轻轻地说了一句，侧身把他让进屋子来。
她看着他站在门口，一股莫名的委屈和喜悦刹那间一起从心里涌了出来。虽然她曾经想过他会来看她，或者自己来或者跟着剧院里的人一起来，也想过跟他会怎么见面，会怎么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跟他平静地说话。但是她没有想到，看见他走进屋门的那一刻，她什么话也没能说出来。她的嗓子哽咽着，眼泪竟然当着母亲和他的面忍不住的流了下来。
他站在母亲身后看着她病了的样子，眼里充满了心疼，也充满了见到她的欣喜。他看见了她眼里的眼泪，自己的眼也不禁模糊了起来。
母亲看看他们两个人互相看着的样子，悄悄地退了出去，随手给他们把门带上。他走近床边，把手里提着的水果和三色堇放下，坐在她的床边，仔细地看着她。他看见了她的眼泪，知道她在爱着他。他伸手抱住了她，把她搂在怀里，开始亲吻她的脸颊和额头。她伸出手臂搂住了他的背部，把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脸上，眼泪止不住地哗哗地流了出来。
我爱你，他颤抖着亲着她的脸颊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我有多难受。以前我就怕一件事，怕我今后跳不成芭蕾了。现在我还怕另外一件事，怕以后见不到你了。
我也是，她流着泪哽咽着说。自从喜欢上了你之后，一切都变了。过去我以为我最爱芭蕾，现在我觉得爱你要胜过爱芭蕾。这些日子我几乎都要死去了，没有你我都要枯萎了，我都觉得病死了就算了。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还没什么，现在我才发现，我离不开你。
我知道，他紧紧地抱着她说。我都知道。我以为克制住自己，离开你，就会给你安宁，也会让我自己平静下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即使离开你，我也无法安宁，无法平静，反而更难受更痛苦，每天好像生活在炼狱里，忍受着心里的煎熬。
见到你就好了，见到你我的病就好了，见到你我就高兴了。她为他抹掉眼角的泪水，搂着他破泣为笑说。我们以后在一起好好相爱，永远不离开。
可是我得回国了。他松开搂着她肩膀的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索着，把电报从兜里掏出来给她看说。
她拿过电报来，仔细地读着上面的“情况有变立即回国不可耽搁”一行字，身子忍不住哆嗦了起来，刚止住的泪水又流了下来。
为什么让你现在回去？她的手举着电报的薄纸颤抖着问。不是原计划《卡门》演完才回国呢吗？
我也不明白，他搂紧了她说。我接到了这个电报，就来你这里了。也许是中苏之间的关系又恶化了，爸爸为我担心，要我赶快回去。
那准备什么时候走呢？她扬起头，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问。
电报的意思要我马上走，他看着她的眼睛说。我想下午去中国大使馆问问情况，看看能不能多待几天。
你在这里吃中午饭吧，吃完饭我跟你去大使馆。她松开他的脖子，掀开被子，把一条腿迈下床说。我现在就去给你做饭去。
不行，你还在病着，他慌忙伸手拦住她说。你别动，下午你也不用跟我去使馆了，外面很冷，还在下着雪，不能把你冻病了。
我病好了，见到你，我的病就好了。她下了床穿上拖鞋说。已经休息了好几天，本来也想是明天就回剧团参加排练的。再说怕冷还是莫斯科人吗？吃完饭我跟你去大使馆。我先带你去见见我爸。
她带着他走到书房，把他介绍给了正在书桌上埋头写东西的父亲。她让他在书房里跟父亲聊一聊，转身跟母亲一起进了厨房。她父亲很感兴趣地问了一些他家里的情况，说在延安的时候见过他父亲一面。他们没有谈政治，只是聊了一些家里的情况。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了解到她母亲年轻时也是莫斯科大剧院的一名芭蕾舞演员，曾经跟随剧团去西班牙演出过《天鹅湖》。在离开西班牙的时候，马德里芭蕾舞剧院把一条崭新的波斯米亚红裙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她母亲。在得悉莫斯科大剧院排演《卡门》的时候，母亲把这条裙子送给了女儿，让她拿回去做服装设计的参考。剧团的服装设计师非常喜欢这条裙子，于是用这条裙子做样本设计了《卡门》里的裙子。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卡门》时，其它的裙子都是绿色的，蓝色的，紫色的，黄色的，只有作为主角的她的这条裙子是黑红色的，在舞台上非常显眼。她父亲在吃饭时，询问了他很多国内的情况。当他们聊起了北京的时候，她父亲感叹地说，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回过北京了，都不知道北京变成什么样子了。
快吃完午饭的时候，客厅里的电话叮铃铃地响了。她母亲走到客厅里，接起了电话，对着电话讲了几句后，把电话放下，走到厨房来说：
中国大使馆来的电话。
使馆的？她父亲诧异地问。他们怎么会打到这里来？他们不知道咱家里这个电话号码啊。
不是找你的，是找他的，她母亲指了一下他说。大使馆先打到剧团，剧团的人说他来咱们家了，把电话号码给了使馆。
他疑惑地站起身，去客厅接了电话。电话是使馆文化参赞打来的，说接到国内通知要他马上回国，已经给他订好了明天中午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火车票，明天早上使馆有车送他去上火车。
为什么这么急呢？他在电话里问文化参赞说。
刚接到上级通知，中苏已经终止了一切文化交流活动，你再在这里呆下去，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参赞在电话里说。另外，中央芭蕾舞团也放弃了排练《卡门》的计划，你学下去也毫无意义。你现在去收拾行李，明早九点到大使馆来，我们送你走。不光你一个，还有一些人也跟你一样，同时走。
可不可以等几天？他询问说。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
不行不行，参赞摇头说。是外交部要求我们立即撤出所有在苏联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同志们的，我们使馆除了帮助你们坐上回北京的火车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外交部的命令，也是为了你们好。
他挂上电话，心情沉重地回到饭桌边。她问他使馆怎样讲，他把文化参赞的话都告诉了她。他倾听着她父母的谈话，有礼貌地回答他们的问话，努力地吃着盘子里的可口的饭菜，肚子却没有什么胃口，心里充满悲哀。他看见她也是这样，虽然脸上带着微笑，眼里却是有泪花闪动。他知道自己此去回国，今生将也许再也无法回来，恐怕再也无法见到她了。
吃完午饭之后，她告诉父母说，要跟他进城，帮着他去收拾行李。去吧，她父亲通情达理地说。跟他多待一会儿，不然你一辈子会后悔的。她母亲本来想反对，但是看了她父亲制止的眼光之后，就没有说什么，只是叮嘱她回城里要多穿一些衣服，路上坐车别冻着。
她跟着他坐车返回了莫斯科城。他们中间在莫斯科大剧院下车，他去跟剧团里的人一一告别，感谢他们对他的帮助。剧团的人都觉得很惋惜，但是都很理解。回到公寓之后，她帮着他收拾行李，把衣服叠放整齐放入小旅行箱内。他的行李不多，一会儿就收拾好了。
晚饭的时候，他们去了莫斯科最好的一家餐馆，在摇曳的烛光下吃了一顿带着鱼子酱的丰盛的晚餐。他们的手握在一起，眼里流露着爱慕的眼光。餐馆有一只乐队在演奏爵士乐，一个小号手吹起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美妙而忧伤的旋律撩动着他们的心弦，像是一只手在触碰着柔弱的心瓣。烛光映照着她的火红的脸，像是一朵早春时盛开的樱花。他注视着她，深情的凝视带着灼人的热度。他们低声说着话，轻柔的话语散发着羞涩的紫罗兰的微香。他们聊了很多，他给她讲他的梦想，他说想做中国最好的芭蕾舞演员，如果以后跳不了舞了，要像他爸一样，成为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排演出最好的芭蕾舞剧来。他说喜欢看她穿着那条波斯米亚红裙在舞台上跳舞，那条红裙像是有魔力一样，让舞台上的她变得更加迷人。他们坐在烛火边，十指交叉，娓娓地交谈着，像是穿行在清晨的薄雾里，又像是沉溺在虚幻的梦里，爱得朦胧，爱得热烈。
晚餐之后，他们坐车回到了他的公寓里。在寒冷的公寓楼里，在莫斯科最后的这个晚上，在窄小的单人床上，他们像是熊熊燃烧的篝火一样炽热地相互爱着。他们战栗着，带着恐惧一起坠入了爱的深渊。巨大的幸福感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淹没。渴望，思念，焦虑，痛苦，快乐，所有的情感混杂在一起，像是一阵阵波浪一样流过他们的心里。世界的一切都消失了，所有的一切都忘却了，就好像今晚就是世界的末日，他们只想拥有对方，让对方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他们在漆黑和寒冷的公寓里躺在窄小的床上，亲吻着，拥抱着，一直缠绵在一起，舍不得分开一秒钟。
黎明像是一把尖锐的匕首，把幸福一点一点的切断。随着第一缕晨光射入室内，黑色的夜幕一点点退入光明，灰色的天空一点点在窗外呈现。想到就要分手，此后不知何时能见，也许永远也无法再相见，一种无名的巨大的悲哀笼罩住他们，一种深深的绝望攫住他们的心。他们沉默着紧紧地搂抱着，像是想融入对方，让身体的一部分永远留在对方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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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来，她下床去做早餐。他的寓所几乎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有牛奶。她在炉子上用小锅热牛奶的时候，他来到了她的身边，从身后抱住了她。他碰到她的时候，她的身体忍不住战栗了一下。她抓住他抱住她的腰的手，拉过来，在唇边亲了一下。她的手指和他的手指交叉在一起。她扭过身，溢满泪水的眼睛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
我早上想好了，要跟你一起走，去中国。
他看着她，激动得眼里充满了泪水，这是他一直想要的，一直也不敢要的。但是他克制住自己的激动，对她说，中苏交恶，只怕她跟他去了中国，将再也无法回苏联，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祖国。他说他们只能在车站告别，他不能带她回中国去，因为她这样一个叛国者的女儿，又是苏联国籍，在中苏关系断裂的大环境下，她在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如果她跟他回去，尽管在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担任《卡门》第一女主，也担任过《天鹅湖》的女主角，但是由于出身和政治背景，在中央芭蕾舞团，她以后恐怕连一个小配角都未必能轮得上
你不能跟我回中国，他硬下心来说。还是回到你父母身边，继续跳你的芭蕾吧，你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演员。
可是我爱你，她悲泣地泪如雨下的说。我只想跟你在一起，不管怎样。我宁愿放弃芭蕾，也不愿放弃你。
那你父母怎么办？他用手指抹着她脸上滑下来的泪珠说。
没有我，他们在莫斯科也能生活，他们会互相照顾的，她扬起头说。但是没有你，我没法儿活下去。
炉子上的牛奶扑地一声沸了出来。她放开他，转过身，手哆嗦着，把热牛奶的锅端下来。锅在她的手里颤抖着，溢出的牛奶落在炉子上，嗞拉一声冒着烟变成了灰黑色的固体。他从炉子上面的橱柜里拿出两个碗来，放在炉子旁边的柜台上。她把热牛奶分倒在两个碗里。她的手依旧哆嗦着，乳白色的牛奶溢出了碗边。他们一起把牛奶端到了靠窗的小桌上，把两张旧椅子拉开，挨着坐下。
吃早饭吧，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说。我们不能饿着肚子上火车。
他坐在桌边，看着她，无法相信她的决心。他知道，她爱他比他爱她还要深。他舍不得放弃自己的芭蕾，她放弃了。他舍不得放弃自己的父母，她放弃了。她把一切都舍弃了。她是在用生命和自己的一切爱着他。他即使死去也还不起她的情。他用勺子舀了一勺牛奶，想喝，但是喝不下去。牛奶太热，他的喉头也太哽咽。他放下勺子，手放到了她的腿上，眼睛看着她。
我爱你，他眼里又一次溢满了泪水说。我会一辈子都爱着你，无论以后怎样，永远不会变。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会让你受委屈。只要我在一天，就要好好爱你一天。
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了，她噙着眼泪亲了他的手一下说。你一定要像你说的那样对我好。
吃过早餐之后，她和他一起去了她的寓所收拾行李。她提着一个只装有几件换洗衣服和那件波斯米亚红裙的小行李箱，带着护照，跟着他一起走进了位于列宁山脚下的中国驻苏大使馆。列宁山濒临莫斯科河，山上有莫斯科大学的校园，山脚下是河畔，即使是冬天，白雪笼罩的山依然美丽得像是一个大公园。使馆就座落在列宁山下，风景优美，也像个公园。
他们走进使馆大门，在门口登记之后，由一位使馆工作人员带领，来到了文化参赞的办公室。参赞是个五十来岁的有些灰头发的中年人，正在开会，让他在会客室稍等一下。他走到会客室里，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听他们谈话的口气，好像也都是在苏联从事文化交流，接到通知马上回国的。在会客室等了一小会儿之后，他们看见文化参赞在门口挥手叫他。
到我办公室来吧，个子矮胖的参赞在会客室门口对他说。
他站起身，牵着她的手，带着她跟在文化参赞后面去了办公室。参赞让他们坐在办公桌旁边的一个黑色的长沙发上，自己在挨着他们沙发的一个黑色短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告诉参赞说，她已经决定跟他一起去中国，需要参赞帮忙给发个签证和在火车上找个座位。参赞是他父亲的老同事，在他到莫斯科来学习之前，他父亲就给参赞打过招呼，如果他有事情，请参赞尽可能的帮助他一下。参赞本人也喜欢艺术，曾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过好几次芭蕾舞，早就知道出演过《天鹅湖》女主角的她，也是她的仰慕者之一。参赞劝她留在莫斯科，但是她执意不从。参看见她执意要去中国，叹了一口气，就把她带到楼上引荐给大使。大使满面笑容地称赞了她一番，随后叫签证处的人给她的护照上盖了签证。
参赞给她写了一封介绍信，盖上了使馆文化处的印章，让她带在身上，以防万一在边境被卡住。参赞说，他会给文化部专门打一份报告，请他们照顾好这位苏联来的美丽而又杰出的芭蕾舞演员。办好手续后，她给剧团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团长说，她已经决定辞去在剧团的职位。她也从使馆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了家里。随后，参赞亲自送她和他一起上了使馆的车，去了火车站。她在火车站跟着他和另外一些回国的中国人登上了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坐在列车前部的一个有着铁皮暖气的车厢里。
汽笛尖利地一声响，火车车头喷出了浓黑的烟雾，车身猛烈地摇晃了一下，火车巨大的黑色车轮带着哐当的声响，向着风雪交加的站外驶去。车头刚开出月台，她就从车窗口看见父母匆匆的从站台口赶了过来，站在月台上看着渐行渐远的火车，把手拢在嘴边，对着风雪中的列车喊着她的名字。她从车厢里冒着风雪探出头去，在雪中伸出手臂，对着渐渐缩小的父母的身影挥着，眼里充满泪水。她不知道父母看见没看见她在雪中挥舞的胳膊。她是父母的独女。父亲老了，总是惦记着故乡但是无法再回故乡。现在她离开了已经满头白发的父亲，不知道此生能否再见到生她养她的父母。再见了莫斯科，再见了爸妈，她心里念叨着，鼻子酸酸的。
列车驶过一幢幢城市的高低建筑和一根根望不到边的整齐的高压线，驶过一条条街道，驶过一栋栋居民楼，驶过一幢幢住房，驶过一个个有着高耸的烟筒和储油罐的工厂，驶离了莫斯科。她和他并肩在座位上坐着，手握着手，看着窗外肆虐的风雪，心情沉重，不知前面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火车在阴霾中驶向一望无际的广袤的俄罗斯平原，穿过一座座大桥，穿过一条条隧道，向着一片苍茫的远方行驶。村落越来越少，房舍越来越稀疏，浓密的森林和山岭越来越多。前方的阴云密布，风雪正猛，铁轨上铺满了雪。车厢里的空气污浊，充满了烟味儿，铁皮暖气的温度也不高。孩子们在座位中间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大人们倚在皮座椅上抽烟聊天，谈论着政治。女人们有的看书看杂志，有的闲聊，有的大声呼喊着孩子们。每次列车进站的时候，都会下去一些人，上来一些陌生的面孔。车厢里的绝大部分旅客都是中国人，偶尔也能看见几个苏联人。餐车在离他们的车厢不远的地方，经常有人穿过他们的车厢去餐车，然后打着饱嗝儿从他们的车厢回去。
窗边闪过一个个刻着里程的水泥柱，一堆堆被雪覆盖的灌木丛，一片片枝叶脱落的白桦树，一幢幢乡村的褐色的农舍和木栅栏圈起来的养畜场。白雪覆盖的一望无边的田野，冰封了的湖面，高低起伏的丘陵不断在列车的前方出现，又不断地退到了列车的后面。车上的广播里循环往复地播放着苏联歌曲：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铁轨被雪掩埋，两边的枕木和沙石也被大雪掩盖。火车头在茫茫雪原中突突地前进着，把铁轨上的雪如扇形般铲到两边。列车轰隆隆地颤动着，车厢不断地有节奏地摇晃和颤动。列车途径美丽的贝加尔湖，整整行驶了七八个小时才绕出大海一样宽阔的湖区。白天变成了黑夜，没有星星，没有月亮，铁路边的一片片黑魆魆的白桦林像是一把把利刃组成的丛林，插向天空。黑夜变成了白天，没有太阳，没有炊烟，目力所及是一片片刺眼的皑皑白雪和连绵到天边的灰色的厚云。列车颠簸着在风雪中行驶，车窗玻璃上冻满了冰霜，窗外垂挂着一条条通明的圆锥状冰凌。田垄，小路，白桦林，岩石，湖泊，城镇，农庄，一切熟悉的东西都逐渐远去，向后退去，退出了视野，前面是蒙古的荒芜人烟的千里戈壁滩。
她疲倦地依靠着他的肩头，听着车上的广播里传来的熟悉的《卡秋莎》，眼睛随着车的颠簸看着窗外，感觉无论精神还是身体都无比疲倦。病了几天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在莫斯科的最后一晚也几乎没有睡觉。她的头胀得厉害，眼皮也不时地垂下来。从小到大的每次旅行，她都是带着一种欣喜和兴奋踏上行程。而此次，她怎么也欣喜不起来，兴奋不起来。虽然靠着爱人的肩膀，她的心里却依然止不住地涌现出一种忧伤。她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跟着他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对苏联越来越敌视的国家。因为爱。因为对他的爱。
但是她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她也不知道他今后会怎么样。他会像他说得那样永远对她好，永远爱她吗？到了中国，她还能跳芭蕾吗？她看了一眼头上放着的旅行箱，里面是她的红裙，那条波斯米亚红裙。她不知道，一切都是未知，她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命运会把她带到哪里，不知道身边的这个男人会怎样。但是现在她只有他，什么都没有了，他真的变成她的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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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条波斯米亚红裙（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