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与皇后婉容（资料图）
本文摘自《末代皇帝立嗣纪实》，贾英华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第一节 末代皇后之死
异样的伪满洲国政权，带来了溥仪异样的家庭。
无疑，一个和谐的“安乐窝”，可以给人以温暖，甚至可以称之为逃躲“乱薮”的避风港。反之，怪诞的家庭也可以造成怪诞的心理。
溥仪的一生，畸形的心态始终与他相伴。家庭，自然是重要因素……
在伪满洲国的几年间，由于与溥仪接近颇多，我有幸了解或接触了溥仪的四位妻子。
溥仪的这几位妻子，依我之见，她们都不过是封建制度以及溥仪充当日本傀儡生涯中的“殉葬品”。
在溥仪前半生的四位妻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得算是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
她出生在北京，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荣源的女儿。确切地讲，她名叫婉容，字慕鸿，恰与溥仪同岁，都属“马”。可以说，这位末代皇后的一生都是悲惨而且值得同情的，尽管她后来“堕落”了。
客观地来看，婉容的命运也正是腐朽的封建制度走向衰亡的一个真实缩影。
她有着自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那个黑暗的社会使她走上了一条无可挽回的道路。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后来，溥仪也曾懊悔地回忆说：
“在我刚刚进入少年时期，由于太监的教唆，我便染上了令人可恶的自渎行为。在毫无正当教育而又无人管束的情形下，我一染上了这个不知后果的恶习，就一发不可收拾。结果造成了心理上的病态现象。”
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
“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在伪满宫内，溥仪与婉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我当时不是没有察觉，但以我与溥仪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能够谈论这些内情的程度。从他的性格来看，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与谁也不会提及这些事的。甚至于，我隐隐约约猜测地知道了一点事儿，也不敢多问或多说一句。
当我初到伪满宫廷读书时，就知道了婉容住在伪内廷的缉熙楼上东侧的房间里。
可在人们的眼里，囚住在这豪华的房间里度日的“皇后”，生活得却并不幸福。到宫内不久，我便曾听到人们悄悄地议论说：
“皇后有了病……”
后来又听说，她不但早就抽上了大烟，而且烟瘾大得已经一天也离不开了。起初，我简直难以置信，末代皇后能抽上大烟……
而婉容在平时，却很少有人在宫内见到她，因为她只在自己的那个屋子里抽大烟，溥仪也绝对不让她满处乱跑。在伪宫内，人们大多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皇后”，却极少有人见到过她。
但事有例外。有一次，我在院中走着，猛然听到一个太监喊了长长的一声：“走……”
我听后，便本能地感到可能是皇后过来了，忙背转身去，按照宫里的规矩，望着墙站立着。
听到动静，我觉出“皇后”正在走过我的身旁，这当儿，我禁不住偷看了末代皇后婉容一眼，只见她在太监的扶持下，披头散发，衣着也显得非常脏旧，步履踉跄。
过后，我想大概婉容平时就是这般打扮的，而我偶尔陪溥仪见她时，一定是经过了着意的准备。足见她当时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的良好生活习惯。
伪满洲国行将垮台之际的八月间，溥仪准备从“新京”(长春)逃往通化，命令我们这些亲信学生和随侍、太监去烧毁他与日本人勾结的铁证——即原来拍摄的有关溥仪访日内容的那些影片。由于不慎，一个殿上的下人——高清普在地下室的锅炉房里梵烧大量的影片时，引起了宫内的一场大火。
一团强烈的火光和浓烟漫卷了缉熙楼。溥仪被吓得在侍从和我们这些学生的搀架下，慌忙地从楼上的寝室中跑了下来，连鞋子都没顾得上穿。
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楼下，想起皇后婉容并不知道着了大火，还在楼上没出来呢。于是，我急得不顾什么礼法和规章制度了，马上朝楼上跑去，准备救出婉容。当我刚刚跑到二楼的楼梯上时，只见她的贴身太监元儿已经背着婉容从楼上一拐一拐地走下来了。
此时，婉容满面烟灰色，披头散发，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件睡衣，样子实在是狼狈不堪之极。
在此两天以后，溥仪带着“皇后”和“妃子”，与我们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沟。八月十八日，溥仪从大栗子沟启程，准备逃跑到日本，因飞机上乘坐不了那么多人，皇后婉容以及其他家人被迫留在了大栗子沟，准备等候机会乘船再去日本。由于苏军进展迅速，情况发生了变化，溥仪和我们这批人在沈阳机场被捕，尔后又送往了苏联。
当然婉容与留在那里的人，自然也就谈不上乘船去日本了，只好艰难地各奔前程。后来，我听毓萶对我说，他们一行人走到半路上时，遇到了东北的八路军，随军在冰天雪地里行走了多日，饱受了辗转流离和冻馁之苦。婉容自然也受了不少的罪。
开始，还有一些八路军战士听说她就是“皇后”，好奇地悄悄来看她。可是，待看到她的一身破烂的衣着，异常肮脏的“尊容”，很少有人能将她与那个曾经是大清帝国的国母的“皇后”形象联系起来。
她在路上时而烟瘾发作，鼻涕口水流淌一脸一身；时而累得不肯走路，被人们轮流背驮在肩上，随着队伍艰难地向前行进。她这个“末代皇后”被人们当作了滞累，也失去了往日残留的一点风采，在许多不知内情的人看来，那是一个非常脏的普通的糊里糊涂的女人。
的确，她时而明白，时而糊涂，后来竟至只知道张手要吃的以及鸦片烟了。八路军为了不至于让她死去，只好破例给她找一点儿鸦片，以让她得到暂时的安静。
在风雪中，这支奇怪的队伍，跟随八路军的队伍从长春到吉林，又从吉林步行到延吉。当他们在枪炮声中又从延吉迁至敦化后，皇后婉容已经近似于痴呆了，而且变得更加脏了，身上还时时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
当众人离开敦化时，婉容被关在了敦化的监狱里。不久，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就悲惨地死在了这个远离北京的狱中。
当溥仪特赦后，我们俩见了面，他曾经非常痛惜地谈起过婉容的可悲的命运。他伤感地说：“唉，她后来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真是太悲惨了。在这个事儿上，我也是有罪过的呀……”
提起这个话题后，溥仪好长一阵时间没有说话。可以想见，每念及此，他的内心深处尽管十分复杂，但也是内疚不止的。
显然，“皇后”的悲惨下场，“皇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是溥仪无法否认的。
第二节 “淑妃”离婚
众所周知，溥仪的第一个妃子叫文绣。
她是满族镶黄旗人，属鄂尔德特氏族，是与皇后婉容同一天在北京的故宫里与溥仪结婚的。当时，她被册封为“淑妃”。
她的父辈虽是正宗的满族镶黄旗人，母亲却是一个白净而清秀的汉族女子。文绣只有一个妹妹，叫文珊。自清朝“宣统皇帝”退位以后，满人断了俸禄，“皇粮”指不上了，家里生活异常拮据。进宫前，少年早熟的文绣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已成了家里干活的主力——做挑补活儿，一家娘仨堪称清贫度日。
当一夜之间，她的命运发生了陡然巨变——溥仪将文绣选为“妃子”后，她一家还住在哈德门外平民居住的普通房子里。
迎接她去宫里时，为了怕人笑话，特意让她头一天住在了她的爷爷，即清朝末年任过吏部尚书的华堪的府中，从北城方家胡同的府里接走到宫里的。这个事儿，在我们满族中，差不多都知道。
听说文绣虽然家境不算好，性格却很倔犟。起初，在宫内听说与溥仪关系还不错，后来因溥仪当婉容与文绣之间发生矛盾之时总偏向婉容，文绣便逐渐地与溥仪有了隔阂。历史上，“后”、“妃”之间的关系极少有非常融洽的，这也无足奇怪。
由于溥仪生活习惯个别，婉容也时常与之闹别扭，所以文绣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倒也不显得有多么突出。宫外，更是极少能耳闻这些音讯。当溥仪被冯玉祥从故宫轰出到了后海北河沿的摄政王府后，又继尔跑到了天津日本租界，住在了宫岛街协昌里静园里。在这一期间，文绣尽管没有寸步不离地与他在一起，但始终追随着他。
我在天津住着的时候，就听说溥仪与婉容、文绣三人之间的关系颇有意思。
那时，溥仪住在天津静园，婉容非将文绣安置在三楼的房间里，不让她与溥仪住在同一层，目的就是叫她难以经常和溥仪见面。这固然反映了妻妾之间的矛盾，但从根本上说，是封建皇权的一夫多妻制的“怪胎”。
就在溥仪跑到东北长春之前，文绣与溥仪在天津终于闹开了“离婚”。
据说，“淑妃”与溥仪离婚前后，她的妹妹文珊为她出了不少主意，而且后边还有曾做过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一位儿媳的支持。她的妹妹文珊当时也住在天津，是庆亲王载振的儿媳妇，见多识广，因在天津与文绣联系起来也很方便，故此终于演成了一场“皇帝”与“皇妃”的婚变——惊动了京津两地，也使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们为之一惊。
文绣先是悄悄地离开天津张园，奔了一家大饭店，会见了她的妹妹帮她请的两位风度翩翩的律师。尔后，她便让律师正式通知了溥仪，要求与溥仪解除婚姻。直到此时，溥仪竟还不知道文绣跑到哪儿去了呢。
很快，这场历史上颇耐人寻味的“离婚案”就纷纷见诸报端。
一时，奇特的“离婚案”，闹得满城风雨。我后来还翻到过登载着淑妃与“皇上”离婚消息的报纸。当时，报纸上将这次离婚称作“妃革命”，足以想见声势影响之大。
在众多的报刊报道中，其中有两封公开见诸报端的信件，颇耐人寻味。
其一，是文绣的族兄文绮给文绣的一封公开信。内中写到：
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岂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
……
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祖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
今竟出此，汝清夜扪心自问，他日有何颜面见祖宗于地下……
若听兄之劝，请即回溥府，向逊帝面前叩首请罪……吾妹思之。吾妹再三思之。
……
最使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文绣回答这位族兄的公开信，写得更是义正辞严，当时深深地博得了社会上一些人们的同情。
这封以文言方式书写的信，颇为入情入理，堪称笔峰犀利。
文绮族兄大鉴：
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而在各报上公然教妹“耐死”。查民国宪法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功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见到文绣诉诸报端的文章，我才真正知道文绣的文才造诣，以及她那非同一般的勇气。然而，当时这些我是不敢吭声的。
关于文绣与其族兄关于“离婚”的那场报刊上的论战，据我所知，当时溥仪异常关注。
据说，对于文绣与其兄的公开信，溥仪也每信必看，无一遗漏。
最终，当然这场末代皇帝的离婚案，虽未经法院的判决，但毕竟形成了离婚的事实。在私下调解中，溥仪给付了文绣一次性生活费五万多元。但这并不算了事，溥仪为了维护他的“皇上”尊严，在各地报纸发布了令人可笑的“上谕”，竟称已将“淑妃”贬为“庶人”。
之后，溥仪潜往东北，充当了日本人的“傀儡”，而文绣则回到了北京，过上了平民的生活。
由此，在南辕北辙的生活道路上，“皇上”与“淑妃”分道扬镳。
当几十年后，受到特赦的溥仪，在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撰写《我的前半生》时，出版社又协助他找到了那些登载当年“婚变”时各报刊“论战”的文章。对此，溥仪百感交集，虽然最终成书时，书中删去了这些具体内容，但基本梗概依然保留了下来。
特赦后的溥仪，对于文绣的看法发生了截然的变化。据说，他后来见到过文绣的一位亲戚，谈起当年的文绣时，表示了赞赏之意，认为她能冲破封建桎梏，实在是一件幸事，不然也很可能走上婉容的那条可悲的道路。
别人也许感受不深，而以我对溥仪的了解来说，他的这番见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节 谭玉龄临终目击
若说，在溥仪的脑海中，始终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而又在他的生活里来去匆匆的一位妻子，那可以说就是谭玉龄了。
她也是满族人，姓他他拉氏，原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一九三七年，溥仪与婉容的感情业已破裂，于是他经过北京的一个亲戚介绍后，从北京将她接到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异常神速，二人结了婚，他将她册封为“贵人”。她遂成了他的“复辟事业”中的又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
应该说，谭玉龄在那时的几个妻子中，一度最得溥仪的宠，她对溥仪也非常“忠心”。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谭玉龄偶然得了一次并不算很重的感冒，后来看了几次也没好。溥仪于是亲自派去了他的两名贴身御医为其诊治，一名是他的贴身侍医佟阔泉，一名是徐思允，这两人，都是当时宫中最有名的中医大夫。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溥仪首先叫佟阔泉和徐思允两人一起商量诊脉开药方，然后，经过溥仪亲自在药方子上修改、增减，再派人去抓药给谭玉龄煎服。
确切地说，溥仪只是粗通中医知识。在此之前，溥仪就曾亲口对我说过：
“佟阔泉是北方人，开的药方剂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为人谨慎，开的药方剂量特别小。所以嘛，我就得亲自动手给予中和中和……”
我对药理一点儿也不懂，不知道溥仪的这种“中和”方法对治疗谭玉龄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谭玉龄的病总是始终未见一点儿好转。
后来，溥仪又找来了一名西医大夫黄子正。他原是长春市内一家私人小医院的主治大夫，因为当时西医在伪满不太受欢迎，所以收入也比较少，他原本打算回台湾原籍去，可巧前几年溥仪的大腿内侧起了一条红线，让黄子正大夫给治好了，于是，溥仪赏赐了他五千元，叫他继续开那家小医院，实际上他也就从此成为了溥仪的“御用”西医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仪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伪满宫内廷来为溥仪诊治一下。
因为谭玉龄的病仍不见好，溥仪便又找来了黄子正大夫进一步确诊。过了一些日子，溥仪见谭玉龄的病还是没有一点儿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脚，又叫来了一个针灸大夫林永泉给谭玉龄作针灸治疗。也不管有无效果，简直成了胡找庙门乱“烧香”。
结果适得其反，“谭贵人”的病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后来，溥仪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通过黄子正又找来了伪满新京市医院的一位日本西医给她治疗。
当时，我们几个学生按照溥仪的“旨意”，参加了在谭玉龄居住的寝室外屋的轮流值班。
也就是说，谭玉龄从病重期间一直到去世为止，我都参加了在她旁边的守候，所以，对整个诊治过程我都可以说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几天里，我和几个学生终日轮流在外屋为谭玉龄准备熬中药或炖人参汤，并随时听从溥仪的差遣。对于谭玉龄那几天的病情发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详细。
对于谭玉龄的逝世，历来众说不一，但绝大多数是主观猜测或以讹传讹。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问题上，始终纷争不已。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我觉得作为她逝世当天始终守候在她身旁的当事人，我责无旁贷将那时的情形公之于众。
帮着打下手或煎药。出于对谭玉龄的关心，那时，我对屋内的任何一点动静都格外留心。
当天晚上，那个日本大夫带去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护士，从那个女护士胳膊上抽血给谭玉龄胳膊上注射。
就在谭玉龄病情如此严重之际，我还听到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向我们问道：
“皇上进膳了没有？吃的是什么……啊？”
当时，我真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心想，“贵人”心地真是不错呀。溥仪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好的妻子啊！不知怎么的，我也在内心虔诚地念叨着：保佑“贵人”早日康复吧。其实，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她的病持续恶化不已。
时间已经到了深夜。治疗仍在紧张地进行。
忽然，听说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伪满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来到了宫内府候见室。他让门口的传达人员毛永惠马上告知溥仪，立即找正在给谭玉龄治疗的日本医生，去候见室与他会见。
溥仪哪敢不遵命？于是，那个日本医生中断了治疗，去候见室里与吉冈谈了许久。谈话内容，当然无人知晓。
之后，那个日本医生又回到了内廷，走进谭玉龄的居室，继续为她治疗，但他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种紧张的神态了。他在不紧不慢地、无声无息地给谭玉龄治疗着。
过了一会儿，谭玉龄由于尿液排不出去，感到异常难受。于是，那个日本医生提出要给谭玉龄导尿，大概是因为这样做要接触谭玉龄的身体尤其是下部，作为一个“皇后”，“皇上”怎么能够同意如此的做法呢？
溥仪考虑后，表示坚决不同意。在这之后，谭玉龄的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就渐渐听不到她说话的一点儿声音了。
又过了许久，溥仪可能是因为谭玉龄已经濒临死亡，再也无法抢救过来，便回到他自己住的楼上休息去了。临走之际，他叫我们几个学生和那个针灸大夫林永泉一同到谭玉龄的床前为她做临终前的祈祷。
只见当时谭玉龄合着双眼，仰卧在床上，身上盖着丝绸夹被，面部还露在外边。我们面朝着她，紧张而又严肃地站在那里，向她虔诚地合掌默诵佛经——虽然我也并不怎么懂得“佛经”，只是跟随众人一起哼念着……
秋风瑟瑟。后半夜，我们正默默地站在她的床前，只见谭玉龄突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鼻孔内流出了两条鼻涕，那张周正的脸稍稍歪向了一侧。随后，她就变得再也无声无息。
谭玉龄就这样默默地与世长辞了。
噩耗马上禀报给了溥仪。我们也随之忙乱了起来，在溥仪的“旨意”下，我们几个学生默默地退了出来，由平常伺候他的几个妈妈给她更换“寿衣”——这是早就提前准备好了的。然后又将她的遗体从缉熙楼的居室内，抬到西花园植秀轩的堂屋里停放。
接着，溥仪将我们几个学生叫到他的寝室内，向他禀报谭贵人逝世的经过。我们含着眼泪，向他详述了前后的情况之后，溥仪让我们在植秀轩院中轮流守候着谭玉龄的遗体。
第二天早晨，溥仪特意派人为谭贵人买来了崭新的满族服装，让妈妈们给她换上，然后，将她慢慢地安放在准备好的灵柩中。溥仪对我们讲，为了超度她的亡灵，又请来了一些僧侣为其诵经、超度。
过了一会儿，溥仪打点停当之后，又将我和溥耊叫到他的身边，郑重其事地说：
“你们俩赶快去换衣服，穿上一身重孝，给谭贵人守灵……”
我们俩听后，刚要走，溥仪又叫住我俩，叮嘱说：
“你们俩这是当作谭贵人的孝子，要诚心地守在灵前，而且要按时祭拜。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我一定按皇上的旨意去办。”
“您就放心吧……”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回答着溥仪。
回去换上一身白色的孝服后，我们俩就按照溥仪的要求，一齐跪在了谭贵人的灵前，确实形同“孤哀子”一般。
在溥仪的统一吩咐下，宫内的各色人等也都纷纷来灵前做了祭拜。祭奠仪式，从头到尾都搞得挺隆重，惊动了整个“新京”。
就这样，谭贵人的灵柩在植秀轩照规矩，一直前后停放了整整七天七夜。
“停七”之后，溥仪又让我和溥耊二人披重孝，扶灵柩，跟随着抬“大杠”的队伍——多少杠，我可不记得了，但在当时是异常隆重的，一直将其护送到了长春“般若寺”的最后一层院的北房正中央。
据我所知，全部丧事办完后，溥仪还特地派了专人在长春般若寺中为“谭贵人”看守灵柩。
“谭贵人”的灵柩在伪满垮台后的处理情形，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受到“免予起诉”，从抚顺回到北京后，见到了溥俭和毓萶等人才得知的。他们先后告诉我说，他们在溥仪从长春逃走后，也随之仓促地逃跑了，根本没来得及处理谭玉龄的灵柩之事。当溥仪乘飞机赴沈阳，撇下这些人后，他们又从大栗子沟返回长春时，才将谭玉龄的尸首火化，带回了北京。
大概，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曾为谭贵人“披麻带孝”，溥仪又曾将我“立嗣”，再加上我的胞叔溥修一直管理着溥仪的很多家事，所以，当时溥俭和毓萶就将谭玉龄的骨灰盒寄放在了我现在仍居住的西城区南官房的家里。
这样，在家中，我一直替溥仪默默地为“谭贵人”守着“灵”。
谭玉龄那风姿绰约的形象，以及那莺回啼转的娇音，也曾时或闯入我的梦中。更令我不安的是，她临逝世前的“谜团”，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多年来也没解开……
（后面还挺长，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看链接）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2/0816/c198307-18759450-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