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mamaomao, wushuren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监督法

按照牛克思主义的设想,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和孟德斯鸠的法律为王思想,秦朝制度的法家原则,人民群众对包青天的渴望,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尝试,儒家的内圣外王理想。法律是唯一可以称王的。所以法院的地位是要提高的。从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来看,也是三权中的司法权在不断强化。最终的结果是结合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海岸法系。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大陆法系。欧美大多实行的是海洋法系。

海岸法系的特点是变相使用海洋法系的陪审团制度来累计结果判断法官,法官负责审判。所以这是现有海洋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和大陆法系的法官制度的结合优点,一箭双雕地实现民主和法制。陪审团的选拔是掌握在立法机关的手中的。但司法系统可以用合适的理由要求某陪审团成员回避。行政机关将无法任命提拔和撤职法官。行政机关从法理上降格为民众自治机构,维持高效率。司法系统保障社会公平,做到无为而治,民不举官不揪。立法为民。

陪审团对人的素质要求不高,是一种惯例,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如何判断法官,来自于中国的包青天文化传统,古郡县制传统。没有行政系统竞选的明确收买和利益纷争。

结合现代司法科举制度,三级资格准入制度,形成完整体系。选能人于草根,异地为官。人才考核和纪律约束可以交给转化了的政党联合变种。在法制下保障公平竞争,结社言论自由,收天下人才尽为帝王家――法律为王所用,对社会动荡斧底的人才基础釜底抽新。克制掉崩溃循环。

归根到底,这样的制度将成为发展于中国古郡县制的民主郡县制,而不是现有西方政体的民主联邦结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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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aomao兄,我建议你回到我的主题,给中共写一封信: 建议中共放下身段,以所谓的‘民族大义’为重,邀请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到大陆联合执政,于是台湾的统独问题得以立即解决。
也正是这么一回事。以前是绕道飞,后来是节假日单向飞,现在节假日双向飞,以后还要任何时候双向直飞。要是把这个‘飞’改变成‘执政’,就是你的建议了。看来你得首先建议实现直飞的事。执政的事嘛,你也先在加拿大试试看,这里可中国共产党挡着你。你不能执政也别怪共产党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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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进展,但是比较稳妥,还是有益的。这种突破进展不能是有些人盼望的照搬西方民主政体。这是牛克思主义者设定的关于中国政治改革问题的底线。

中国绝对有机会突破现有西方民主政体,在现有人类生产力和社会条件下把效率和制衡发挥到更好,重新夺取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带领全世界走向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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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确实是丧失了民心,才失去的中国大陆。

这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没有完成民主制度再进化有关。效率和制衡均不足,太理想化,而且只认为是个中国特色,没有认识到更加重要的意义。

如果完成了,共产党没有机会。但不能强求孙中山,毕竟当时中国灾难深重,他作为一介书生已经开了个头,已经够伟大了。

而共产党虽然牺牲了外部制衡,但是依靠团体信念和理想完成了制衡,和取得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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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制衡是社会体制发展的主题,这是牛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关键点。


在古代为什么古民主制度都没有存活下来,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社会条件下,制衡被自己选择牺牲掉了,或者被处于虽然没有制衡但正好处于高效率状态的外族消灭了。

在现代社会,如何把效率和制衡发展到更好,超越西方,就是一个具体的主题。这要求教于,前人和当今的教训和经验,古今中外。

WU兄,效率和制衡,确实说到了点子上。

中共当在中国大陆完成基本的工农业体系建设后,就应该加强制衡了。

基本的工农业体系建设,两个含义,一个是50-60年代的中国工农业建设。这个时期可以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因为他把工业化进程引入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中,不象以前只是少数官办工业和局部少数城市的工业化。第二个时期是80年代以后,可认为是中国向先前的工业水平靠拢期。在第一个第二个时期,工业化都带来不少问题。特别80年代以来,积累的问题很多,也迫使胡温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个和谐不能认为是以稳定的借口来压制民主,而实质上是在查漏补缺,为80年代以来的执政错误作弥补,也可叫作收拾民心的过程。

除了查漏补缺外,中共也尝试着引进更多的监督,虽然更多的只是表现在具体执政手法上,但是说明中共对外部监督问题的重视。

除此以外,中共还在这几年不停地搞三讲搞保持先进性教育,中共想在团体(组织)建设中沿续成功的经验,即就象wu兄所讲的,“依靠团体信念和理想完成了制衡,(从而)取得了效率”。

为什么中共要不停地整顿内部呢?也是感到多年来权力和资本对中共内部侵蚀太大了。如果让其发展下去,中共只会走苏共的老路。一个个中共官僚变成了个体资本家,只等中共垮台,使他们可以合法化地成为资本家。然后在动乱中重新组合政治力量,类似1989-1995年俄罗斯。中华民族能不能承受住这种重大变故呢?我认为中国严重的资源稀少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承受不了,即中华民族再一次失去复兴的机会。


中共想引进更多外部监督的努力,主要阻力应该是来自于已经是既得利益者的党内外集团。就是说,中共存在随时变质的可能性。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去年就写过:最怕海外的所谓民主自由斗士们和国内的既得利益者相互利用相互勾结,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把中国普通民众再一次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中国这种相对现代民主思想落后的大国,政客玩弄民众是相对容易的。



附:关于现代科技落后国家如何快速发展起来,我也曾经写过一点小文。请wu兄过目。
(不全,只是主要部分)


1930年代开始的前苏联这种严厉的国民经济积累政策,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因为苏联在短期内取得了大量成就,于是世界上不少人开始了模仿,新中国肯定是模仿了。虽然毛泽东等严厉批评斯大林的强行没收政策和清洗政策,决定在农村支持城市这条路上采取温和的政策,但实质上也是走的是“农业支持工业、国民饿肚皮支持国家发展”的超前发展的积累政策。现在不少人在骂毛泽东,把百姓搞得穷溜溜的,为什么啊?可是为什么不想一想,几亿人的辛苦劳动所产生的东西在当时都跑到哪里去了,是跑到贪官污吏的腰包里去了吗?也可以想一想,在1980年后没几年,大家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提高一大块,这又是为什么呢? 故然是改革开放政策好,但是没有前期的积累,在几年内能有那么大的提高吗?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是直线性思维嘛,包括你云大帅。现在情况一好起来就马上否定前面的,现在感觉不错就把从前说得一钱不值。

不仅大陆在模仿前苏联的积累政策,台湾也在模仿。如果你看过蒋经国先生的相关资料,你就会发现这个在前苏联生活了12年的尼古拉同志(他当时的外国名字是尼古拉。他于1925年15岁时到苏共孙逸仙大学留学,1937年西安事变后负着苏联要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任务回国。在苏的12年,他经历了斯大林的严厉积累政策之最残酷时期--严酷的经济加上政治清洗,当时有3万名左右红军军官被镇压)。

回国后,在政治上尼古拉同志肯定是与苏共绝裂了,但是苏共的那一套政策及执行手法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不会完全赞成斯大林的大规模血腥镇压政策,但是前苏联如何搞经济,如何发动民众等手法,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那是他年青时的全部生活内容。他不象其他留学生一样,仅仅是在国外表面上生活着(现在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没怎么接触当地的具体的经济政治生活,可是一回国,俨然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专家),而是已经融入到苏联的经济政治生活中间去了。20出头,大学毕业后到一家重机械厂工作,1935年又与苏联姑娘结婚(即蒋方良),就象其他苏联普通年轻夫妇一样生活着,而且很快有了第一个儿子。总之,苏联的生活模式给蒋经国留下了一生最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什么时候,就开始向外显现了呢?在1939-1944年的蒋经国当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赣南。在这里,他做什么了?他的做法俨然一个“布尔什维克”。先是做社会调查,每天走上几十里路了解民众。这个做法一直到1980年代他还保持着,经常走访台湾普通百姓。现在,在台湾一些网上论坛,依然不时可以见到蒋经国在台的走访鱼贩农夫的照片,这些照片可不是为了搞选举搞呛声时留下的宣传照。蒋经国接着镇压各种地方势力,没收私人武装,清妓院扫鸦片。然后呢? 就是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强迫地主大大地减少租子,将荒地发放给没地的农民。这个重要的土改政策,在1950年后的台湾也开始实行。有一点不同的是,当是的台湾可以用大量的金钱来赎买地主的大量土地。政府买回来土地,一方面用于工业发展,一方面分配给没地的农民。这样一来,使大量获得土地的农民成为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作个比较,同样是土改,财气充足的国民党与穷腿子共产党作法还是不一样的。中共把眼光都盯在了工业化方面,只是对城市里的工厂向当时的资本家进行赎买。他的这种作法,可以看成是“运用行政权力去实行明确的社会改革目标”。当时的蒋经国可不象现在读了几本经济学教程的学者,这些学者大道理能说一天然后信誓言旦旦地说让哪支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去吧,这样资源分配自然会优化。作为社会改革的壮年蒋经国,看着令人心痛的乡土乡情,握着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倾向于苏联的社会改造经验。在近现代中国,众多有志之士是十分推充各种社会改造运动的,看着人家国外的发达和有序,回国来是恨不得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把积贫积弱的中国马上变个样子。于是在1920年代以后,中国各种主义盛行,从无政府主义到美国的自由主义。对中共和蒋经国来说,苏联的成就给他们以极大的刺激,于是对苏联是进行有意无意的模仿。

在政治上,蒋经国的手法是“发动民众来支持他的改革”。蒋经国1950年代在台湾建立“青年反共救国团”,这是他发动的最典型的群众运动和组织。组织这些年轻人到农田、到前线、到医院,手法与前苏联的如同一辙,熟悉新中国1949年后发展史的人也能在大陆找到类似的现象。这些青年团的成员,1960年代后成为蒋经国完全执政时的政治骨干和政府骨干。同时,蒋经国也对1950年代台湾岛内盛行的自由主义加以强力控制及清理,如当时很有名的《自由中国》杂志就被尼古拉同志清理掉了。

1942年的赣南,当时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后说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可与延安媲美。于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号召年轻人,不要去什么延安了,来赣南吧,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

从195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是台湾的积累期,从农业到工业的积累期。这是蒋经国的赣南经验在更大范围内的实行。1970年代,蒋经国又用积累下的资金甚至不惜贷了大量款项大搞基础建设,搞机场,搞高速路,搞港口,搞钢铁厂,搞造船厂。1970年代,可认为是台湾的起飞期。

至于1980年代以后,台湾把经济政策重点放到电子产业从而奠定了今天台湾在全球电子产业的地位在此就不用多说了。只是提示一点,不是说当今世界上流行什么高新技术,你说要赶就能赶得上的,而是必须在前期有相应的技术积累,人才积累,才能抓住机会。

当然了,对于蒋经国,在台湾岛内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民进党上台后。捧高者,说蒋经国是台湾现代化的缔造者;贬低者,说其是独裁者,一些台湾的镇压事件与他脱不了干系,一些文章的标题竟然是《清算蒋经国》。台湾一名吴姓学者,从民主的原则以民众的名义写文《蒋经国的历史诠释权握在人民的手中》,大批台湾人对独裁者的怀念情结,说民主化后的台湾依然对独裁者怀念是极其不健康的。吴姓学者的逻辑就是,现在台湾已经实行了“言论自由选举民主这种天下最好的制度”,人们却去怀念前独裁者前权威统治,简直是开历史倒车。

但是,我还是认为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的马康庄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得好:
“不必以学者的姿态教训老百姓了。老百姓只会怀念曾经对民众有贡献的人,也不会原谅那些光喊口号不做事、还乘机捞钱的坏家伙,即便他们是所谓的“民主”主义者。”

说了以上这么多,无非一点,不要空口说什么制度。因为现在在网上我听的最多的就是制度这两个字,可是要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呢,具体怎么实行呢?不是多来几张嘴在网上喊喊叫叫,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就以为中国可以放在实验瓶中了,好东西就能实现了,还是需要踏实地去积累,去总结历史,总结他人的经验。


小结一下,以上我讲的一些史实,也涉及到了制度问题,虽没有直接但也间接谈到新中国1949-1978年的所执行的制度问题。我不想在制度两个字过多纠缠,而只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国家要发展起来的一个规律性东西,特别是落后的国家,没有一个艰苦的工业积累期是不会发展起来的。


就与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样,辛苦上几个月,就是为了几个数据。事后觉得自己当时太笨了,竟然用了那么长时间。可是这几个数据当时没人肯白送给你,有好心人有时会让你看一下类似的数据,可惜你当时也不能全然了解隐藏在数据后面究竟是什么。你只能去做,经常做些无用功还不时地停下来请教他人,平时开会时也发愁怎么向导师汇报进展。无论你用什么高级先进的分析工具,没有足够的数据论文就是没办法出手,有时经常做出些离散数据,你要不重做实验,要不耐心地去分析这些离散数据的可能性。现在的中国也一样,无论是做汽车还是做电脑芯片,没有实验室数据没有用户使用数据,你只能委曲自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老老实实地去积累相关数据,然后才有可能在市场与国际大资本大厂商进行竟争。最近看过一个小资料,说当年几个日本汽车厂商为了进军北美市场,让同样型号的汽车在日本国内售高价,而在美国却售低价,这是另一种在资本市场的积累活动,地道地国内普通用户补贴汽车厂家进行发展的例子。


再补充一点:
说起积累。与之相对应是消耗。中国人民人生活水平在近代是很贫困的,世上闻名的。但是,这种贫困和落后,并不是一下子造成的。并不是说,在1840年代,洋人第一声炮声一响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就很贫困了。而是经过50多年的消耗,在1900年以后,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掉下去了。这在剑桥中国史上曾经用相关统计数字作过说明的。在此,我无非想反证一下,积累务必要经过一个过程,就如消耗也需要一个过程一样。人不会一下子被饿死,但是人更不能指望天下掉馅饼一心想吃现成的。想一想,1930年前后上台的蒋经国的父亲,实行的经济政策无疑是向美国学习来的,按现在一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当时实行的是“对外更开放的好政策”,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是很难发展起来,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没有什么积累,清政府百年以上的积累在1900年前都被消耗光了。

为什么大陆比不过台湾,中国比不上日本,如果有人只想用“制度”两个字来解释,用流行的说法,我可以说你这叫历史虚无主义睁着眼睛说瞎话。
 
制衡不能是扩大,显化和引进利益纷争,而应该在加强法制上采用民主和程序化的手段,才能不牺牲效率,完成根本的制衡。
 
最初由 mamaomao 发布

WU兄,效率和制衡,确实说到了点子上。

中共当在中国大陆完成基本的工农业体系建设后,就应该加强制衡了。


效率和制衡早就是网上嚼烂的话题,说穿了,就是独裁和民主的争论,两位如此津津有味,有点意思。

支持独裁的一方,认为独裁制度效率高,但是独裁制度效率高的前提是独裁者可以自我约束和永远正确。而独裁者是否可以自我约束和永远正确,已经被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证明不可能,不管独裁者的主观愿望如何。

再说下去就贫了。
 
如果司法系统只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根本无法保证政府不干预司法和司法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法律,监督政府只是扯蛋。
 
最初由 contractor 发布


效率和制衡早就是网上嚼烂的话题,说穿了,就是独裁和民主的争论,两位如此津津有味,有点意思。

支持独裁的一方,认为独裁制度效率高,但是独裁制度效率高的前提是独裁者可以自我约束和永远正确。而独裁者是否可以自我约束和永远正确,已经被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证明不可能,不管独裁者的主观愿望如何。

再说下去就贫了。

您不要这么诋毁民主制度,现有民主制度是效率和制衡最不坏制度,但并不是不可再进化的制度。如果您仅仅把效率和制衡归结为独裁和民主的争论。那么您就是反对民主制度。
 
最初由 contractor 发布
如果司法系统只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根本无法保证政府不干预司法和司法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法律,监督政府只是扯蛋。

在牛克思主义下,海岸法系司法系统在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特点中取中,且不归行政系统提名和任命,这在西方国家都做不到。
 
最初由 wushuren 发布


在牛克思主义下,海岸法系司法系统在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特点中取中,且不归行政系统提名和任命,这在西方国家都做不到。

有时间再来讨论,为什么司法系统提名和任命不能靠牛克思主义的民选方式。

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归行政系统提名和任命司法系统,是要经过议会同意的。而且,司法的运作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
 
最初由 wushuren 发布


您不要这么诋毁民主制度,现有民主制度是效率和制衡最不坏制度,但并不是不可再进化的制度。如果您仅仅把效率和制衡归结为独裁和民主的争论。那么您就是反对民主制度。

独裁制度有时效率极高,这种效率表现在短期内发展经济很快,长期内破坏经济更快,完全地无法预测和控制,全部寄希望于独裁者自我约束和永远正确。而独裁者是否可以自我约束和永远正确,已经被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证明不可能,不管独裁者的主观愿望如何。
 
最初由 contractor 发布


有时间再来讨论,为什么司法系统提名和任命不能靠牛克思主义的民选方式。

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归行政系统提名和任命司法系统,是要经过议会同意的。而且,司法的运作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

我这里的司法系统是通过议会控制选拔的陪审团累计结果判断的。即不是议员大人们举举手就任命同意了的。司法系统独立于政府和议会。民众个人的一次性投票也不足以影响司法判决,判决权完全在法官手中。暂时的被煽动的民意无法左右法官的升迁,只有长期累积的结果才行,那需要煽动者提高成本。

这都是现有西方体制做不到的。
 
最初由 contractor 发布


独裁制度有时效率极高,这种效率表现在短期内发展经济很快,长期内破坏经济更快,完全地无法预测和控制,全部寄希望于独裁者自我约束和永远正确。而独裁者是否可以自我约束和永远正确,已经被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证明不可能,不管独裁者的主观愿望如何。

我推崇独裁制度了吗?咱们又说叉了,您不是故意的吧。我有点对您不放心。
 
最初由 mamaomao 发布
本人难以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中共再怎么在民主制度上进行改善和进步,总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搞欺骗,中共就地道的独裁。这些人的脑子是很难被灌输进一点新信息的。


不,请不要用有色眼睛看待中国的问题。这几年中国不光经济发展迅速,其它方面的发展也很大。

在干部人事方面,新3届大都位居厅局,或者是骨干,这些人以及80年代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政治思维,什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不过是口头语言罢了。做事时更多考虑的是利害关系。
 
如果用固有的什么主义去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恐怕不行。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一步一步摸索中前进的,即往往是在针对现有体制中某种不足而去改革完善。政治制度改革也是如此,如果全盘推翻现有的政治制度,用现有西方的民主、或牛克思主义去改变中国,我敢说,肯定是失败的。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由上而下的改革比由下而上更有效。这也是胡总未来的改革方法。



最初由 wushuren 发布


在牛克思主义下,海岸法系司法系统在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特点中取中,且不归行政系统提名和任命,这在西方国家都做不到。
 
最初由 buhiulang 发布
如果用固有的什么主义去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恐怕不行。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一步一步摸索中前进的,即往往是在针对现有体制中某种不足而去改革完善。政治制度改革也是如此,如果全盘推翻现有的政治制度,用现有西方的民主、或牛克思主义去改变中国,我敢说,肯定是失败的。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由上而下的改革比由下而上更有效。这也是胡总未来的改革方法。



统治阶层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邓总,江总,胡总都一样,但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明君情结也叫清官情结,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根本无法预测和掌握,同时统治阶层的改革。由於其自身利益,其改革必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触动到其自身利益的时候,改革不得不停止。

你这个分析,在胡/赵,江/朱,胡/温时代都听说过。基本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往往是旧的问题没治好,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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