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曾在西安事变九年前就酝酿过一次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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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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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曾在西安事变九年前就酝酿过一次兵谏

来源:中安在线

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在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九年就曾酝酿过一次兵谏。

1927年春,盘踞在长江流域的孙传芳、吴佩孚等大军阀被南方的北伐军打得向北逃窜,投靠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决定派长子张学良统率奉军三、四方面军精锐进入河南,对抗北伐军。

然而奉军也非北伐军的对手。一向主张“息内争、御外侮”的张学良决心谋求南北妥协,结束内战。一天,张学良对心腹葛光庭说:“这仗不能再打了,我打算撤军。老帅(即张作霖)可能不会同意。你先拿我的亲笔信交给蒋介石总司令,就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愿意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但是请他们也不要逼得太紧,给我一点时间,容我慢慢劝说老帅。”葛光庭很快秘密南下,与北伐军的将领进行和平谈判。

但葛光庭方面迟迟没有回音,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劝说张作霖罢兵休战,也无结果。一天,张 学良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密令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等心腹将领到河南新乡开会。人员一到齐,张学良就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领教了北伐军的厉害,再打下去对我们也没好处。你们也知道我是反对打内战的。老帅想武力统一中国,做大总统,我看是白日做梦。这都是杨宇霆这个狗头军师出的馊主意。” 邹作华等人心里早有厌战情绪,当即表示:“请军团长明示。”

张学良感叹地说:“最近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老郭(即郭松龄,张学良的老师,原奉军精锐三、四方面军的副军长。1925年底,为反对张作霖扩大内战,郭松龄在河北发动起义,企图推翻张作霖的统治,但不幸兵败身亡。)的主张对。现在要想停止内战只有以武力逼老帅停战。”随后,张学良决定发动兵谏。根据曾参与此事的高仁绂回忆,当时主要部署如下:

公推镇威上将军张作霖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奉、吉、黑、热、察、直、鲁、豫八省军队起义;公推阎锡山为北方革命军副总司令,率领晋绥军起义。孙传芳负责消灭张宗昌在山东的军队,张学良负责消灭张宗昌在河北的军队。高仁绂则指挥在北京附近的15个奉军步兵和炮兵团,消灭张宗昌在京津地区的军队。如果张作霖仍然不采纳张学良的建议,高仁绂即率奉军包围张作霖居住的顺承王府,切断王府同外界的一切通信联络和交通,但不能向王府开炮。行动具体时间等候张学良的命令。会后,张学良专门派邹作华去向高仁绂传达指示。高一听说还要造反,当场表示拒绝。他说“郭茂宸(即郭松龄)领导的滦州起义,是军团长与郭茂宸联衔下的命令,我才誓死追随,不意到了锦州起了变化,造成相反的后果。那一次算我上了当,这一次再不上当了,我决不接受这个任务。”

在邹作华的耐心劝说下,高仁绂仍然犹豫不决,邹作华顿时脸色大变……最后,高仁绂见实在推托不过,只好向邹保证,愿对北京兵谏负绝对的责任。

这时北京地区的奉军、宪兵和警察的负责人也先后收到张学良的命令:绝对听从高仁绂指挥。高仁绂也开始进行起义前的部署工作:接收西直门的警戒工作;又借口在北京城郊区进行局部军事演习,逐渐形成对北京城的包围。
这年10月,正当高仁绂因迟迟得不到张学良的指示而寝食难安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命令:“计划变更,停止演习。”高仁绂如释重负,马上通知部属停止演习。张学良响应北伐军而策划起义的兵谏就这样流产了。

根据高仁绂后来的回忆,这次兵谏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张学良的犹豫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原本同意新乡计划的孙传芳背信弃义,向张作霖告了密。张作霖勃然大怒,把张学良叫去痛骂一顿,但对参与谋划的人并没有追究。
 
日本军方震惊:日本上等兵加入中共战死沙场

来源:岁月人生

今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70周年。当年残暴的日军将江苏南京一带变成人间地狱,犯下了滔天罪行。不过,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个别日本军人在大屠杀之后,在良知的感召下,以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战。

女军医医治中国军民

1947年7月南京北面的江浦城中,日本前女军医佐乡渥洋子在她行医的一座佛教寺庙内病逝。对于她的去世,当地很多老百姓非常伤心。

佐乡渥洋子生于东京,1936年从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后,与一位日军陆军大佐结婚。“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佐乡渥洋子和丈夫来到上海,仅仅两个月,丈夫就战死了。

1937年年底,佐乡渥洋子在上海日军医院中听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非常震动。她认为,丈夫的死和中国人被屠杀,其实都是这场野蛮不义的战争带来的,她对中国人的同情也与日俱增。

1939年5月,佐乡渥洋子被调到驻防南京长江北岸的江浦县城的日军部队中,任随军军医。此后几年,她不顾禁令,秘密为中国百姓治病,甚至把被严格控制、当时十分稀缺的青霉素等药品赠送给中国人。有老百姓问她:“你丈夫死在中国,你不恨中国人吗?”

佐乡渥洋子回答道:“我丈夫是死在东条英机手里的,我不怨中国人,只恨东条英机,是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1945年5月,为了救助国民党的16名受伤军人,她不顾危险,出入封锁区最终医治好了中国伤员。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佐乡渥洋子决定不回国,而是继续留在南京帮助中国人。

她给一位日本军官写信说:“我和中国人结下了难舍难分的友谊。他们善良朴实、不屈不挠的品质深深感染了我。我们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无法偿还的血债,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铭记这血的代价。”

18名士兵集体叛逃

1945年1月,苏北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部直属特务团在一次伏击战中,成功缴获了日军的许多文件。其中一份军事文件是日军军事法庭对18名日军士兵的判决书。原来,在南京日军部队中曾发生了一起重大反战逃亡事件。

1944年初夏的一天,日军第3067部队菊地支队的士兵福岛康雄等7名士兵偷偷到一家酒馆饮酒。他们感觉战争无望,加之想家,唱歌时竟泪流满面。上司得知后,立即把他们关进“防疫隔离班”净化思想。

在隔离班,他们见到了一位被新四军释放回来的士兵。这个人说新四军优待日军战俘,对战死的日军尸体都掩埋立碑。福岛康雄等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决心叛逃。

两个多月内,他们串联了18名士兵,秘密举行5次会议,最后制定了详细的出逃计划。1944年8月5日上午,两名士兵外出购买了中国地图、手电筒、药品等物。

晚上10点,另外两人悄悄来到兵器仓库,偷出3支手枪、300发子弹、1个夜光石。接着,福岛康雄来到内务班,偷出两支三八式手枪和47万元金票。按照原计划,大家应于晚11点集合,但有一个人没有来。半小时后,他们不敢再等,就大摇大摆排成整齐的小队,诡称是日军金陵部队有军事机密需要出城。他们在骗过哨兵后,直奔南京东南方向新四军的游击区而去。

第二天,日本部队发现了这起叛逃事件,随即对日军各部队及其在南京所有交通要道上的哨卡与外围据点进行稽查,还组织搜索队与清山队,在南京城内外进行大规模的搜捕。8月8日上午10点左右,这6名士兵被捕获。
两天后日军将这6人枪决,并把其他12人判刑。此事传开后,立即在日军驻南京部队中引起震动。

日本上等兵加入中国共产党战死沙场

日本人加入新四军的事情是真实的,当时还有一些日本人加入了新四军、八路军,组成了反战同盟,进行对日宣传战,有的还上战场参战。在南京以北的江苏中部一带,就活跃着一个反战同盟,日军上等兵松野觉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个。

松野觉是日本广岛人,1940年入伍后为丸山旅团平间大队押川中队上等兵。1941年12月8日,在苏中双灰山一带,他所在部队遭到新四军一师三旅八团袭击,松野觉扶着受了重伤的羽田队长躲进附近村庄的一间牛棚里。没想到被人发现,他就背着队长朝外冲,但最终被中国士兵摁住。松野觉一直想逃跑、自杀,战士只好把他绑在门板上抬回了后方。

渐渐地,松野觉发现新四军并不是自己长官说的那样,是文盲和野蛮的土匪。他看到他们好多人身上都挂着自来水笔,有的干部还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的历史也很熟悉。对于俘虏,新四军不但不虐待,反而发给他们津贴。

松野觉在彻底反思自己的军旅生活后,决定加入新四军。1942年秋,日本人反战同盟成立苏中支部,松野觉当选为支部宣传委员,不久他又和7个日本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松野觉散发传单,对碉堡内的日军喊话,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号召日军摆脱武士道精神。经过他的努力,苏中新四军部队中的日本同志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对敌斗争力量。

1944年3月,在苏中车桥战斗中,经过松野觉的努力,日军中尉以下共有24人投降新四军。但也是在这场战斗中,身患疾病但强烈要求参战的松野觉英勇战死。当时黄沙漫天飞,枪炮声响成一片,他手持喇叭筒对着碉堡中的日军士兵一遍一遍地喊话,但顽固的日本士兵以密集的子弹回应。眼见一个个新四军战士倒在血泊中,松野觉怒从心中起,夺过一支枪,3枪击毙了两名日军,但他自己也头部中弹身亡。
 
各方反应
⒈国民政府

⑴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⑵不抵抗政策
事发当时,张学良称接获蒋介石电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但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
事件发生之后,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当时报刊对事件及不抵抗政策的有关报导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 统一而能取胜於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实行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关东军才敢于悍然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⒉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⒊日本政府

⑴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⑵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⑶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⒋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⒌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巴黎非战条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抗日救亡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文艺作品

张寒晖作《松花江上》。
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市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对事变的思考
  1927年国民党北伐以后,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殖民、求解放的爱国运动。而日本却声称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是用几十万日本人的鲜血作代价从俄国人那里夺来的,因此不能放弃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面对中国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界的爱国主义运动,日本的行为势必导致中日两国的冲突。在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国内反华情绪升级的情况下,9•18事变的发生是毫不意外的。

  一些人认为,9•18事变是日本人策划的灭亡中国计划的第一步,这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日本的政府高层并没有策划过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当时发动9•18事变的狂热军人也只是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日本的傀儡国和殖民地,并没有进一步染指中国大陆的计划。

  9•18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坚决反对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石原认为日本并没有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实力,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只会将日本拖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历史证明石原的确是一个有眼力的战略家,但狂热军人们却不再听从他的意见。日本发动全面战争后,石原愤而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回家种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石原没有主要战争责任而不予起诉。在9•18事变前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中日两国高层领导还是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9•18事变的和平解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不幸的是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控制了政权,走上军事侵略中国的道路。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9•18事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狂热的军人和激进的“爱国主义”情绪所至。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使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违令行为。当时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的兵变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甚至一些少女写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日本的社会舆论偏向狂热军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家们的腐败。当时日本政界的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使人民对那些腐败的政治家产生了厌恶的情绪,甚至有人打出:“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的口号。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廉洁军人”的当政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的爱国主义要求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而日本的爱国主义又要求保卫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在某种意义上,9•18事变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日本的爱国主义对决的产物。9•18事变和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都与当时日本国内弥漫着的“全民疯狂”式“爱国主义”狂潮有直接联系。日本侵华的背景,和英国、俄国等由政府高层冷静策划的对华殖民侵略,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由於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件背景
⒈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⒉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⒊田中奏摺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倘***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⒋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⒌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⒍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件经过
⒈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不部队长官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⒉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现为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 (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⒊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四平-洮安)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⒋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现为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⒌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联。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一 叶挺

“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陈毅对叶剑英感叹说:“若是叶挺同志还在,就该有两个叶帅了!”

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屡建奇功,威名远扬。他在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率部苦战,保护孙中山和宋庆龄脱险。孙中山对他十分感激,叶挺却从不把此事挂在嘴上。他精于练兵,长于野战。攻平江,战汨罗,夺汀泗,袭贺胜,破武昌,他率领的独立团打遍两湖无敌手,赢得“北伐先锋”和“铁军”称号。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叶挺连续参与领导南昌、广州两次起义,对于执行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方针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

千古奇冤,皖南事变。1941年1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国民党军队围攻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致电决定新四军由叶挺指挥。叶挺率军血战。兵败之际,叶挺提出,以一身而赎部下。在狱中,蒋介石亲自劝降。叶挺作《囚歌》以表心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努力交涉,叶挺终于获释,并被批准重新入党。

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1946年4月8日,叶挺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央整军会议。午后2时许,叶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触山焚毁。叶挺不幸遇难。叶挺去世后,周恩来在发表的悼文中说:“希夷(叶挺字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10年流亡,5年监牢,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

二 左权

一代名将血洒太行山

左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长征后他率部夜战山城堡。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打得敌将丁德隆从此只谈佛经、不论军事。在抗战时期,他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参与指挥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

他不仅善于带兵,而且擅长著述。他著有《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军事论文。

他在这些著作中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也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幸一代名将血洒太行山。1942年5月25日,遇日寇合击率总部突围时,身为副参谋长的左权领少数人断后。午后2时许,大队人马转移到山西省辽县十字岭的一个山腰间。这里是敌人枪炮打不到的死角,左权组织部队略作休整。这时,一位已送彭德怀到达安全地带的警卫连长转身回来拉左权先行转移。左权一把甩开他的手,说:“我有我的岗位,不能走。你快去跟彭总。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枪毙你!”这位警卫连长第一次看到左权发这么大的火,只好含着泪离开了。偏西的太阳越来越低。日军的炮火对准了十字岭东阳坡突围的人群,敌机也在上空盘旋轰炸。子弹、炮弹像密集的雨点倾泻而来。一时间烟尘滚滚,天昏地暗。面对敌人已形成的立体火力网,左权见有人想隐蔽,就登上一个高坡,大声高喊:“同志们,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往前冲啊!”这时,一颗炮弹打到他身旁爆炸。左权壮烈牺牲。

三 黄公略

黄公略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被人们并称为“朱、毛、彭、黄”。他在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屡建奇功。毛泽东曾几次赋诗给予高度赞扬。

他能谋善战,紧紧依靠湘鄂赣边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多次进攻,直打得敌人一听到“黄公略”3个字,就心惊肉跳。1930年他奉命担任红6军军长后,将部队分布在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使分散的游击区连成一片,成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毛泽东看到这种大好形势写下了“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诗句。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担任主攻国民党军28师的由黄公略率领的红3军先于敌军占领了制高点——白云山将军帽。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黄公略指挥全军从山上横压下来。霎时,数千颗手榴弹从天而降,枪炮齐响,杀声震天。敌人溃不成军。当时,黄公略率军从天而降的英姿给在白云山观察战斗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挥笔写下“飞将军自重霄入”的诗句。

1931年9月,红3军军长黄公略带领部队行至吉安县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突遇敌机袭击。他立即指挥先头部队躲进树林隐蔽。这时,一位参谋向他报告说7师部队还在路上行进。黄公略一听,倏地从隐蔽处跳了出来。警卫员急忙拦住说:“军长,危险!不能出去!”“一个师的安全要紧!”黄公略边说边走。他跃上山坡,命令行进中的7师部队隐蔽,又指挥机枪手对空射击。就在这时,敌机俯冲下来,疯狂地扫射。黄公略倒在了弹雨中。

四 方志敏

视死如归一代英雄浩气长存

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这是叶剑英1940年在重庆读方志敏狱中手书后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中热情歌颂了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10军的丰功伟绩,高度赞扬了他坚贞不屈、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崇高品德。

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后,方志敏潜回家乡江西弋阳县,以“两条半枪”起家,发动数万农民举行暴动,并依靠一套土战术连续粉碎国民党的4次围攻,于1929年建立红军并逐步扩大。

这种在本乡本土就地发动农民创建根据地和红军的方式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

他从不讳言死亡。1935年1月身为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的方志敏率抗日先遣队北上作战。为救援主力,他毅然重返绝境;兵败怀玉山,他几次想饮弹自尽;被俘时,他因为赤贫,令一心想发横财的国民党官兵大失所望,险些被手榴弹炸得粉碎。

他身陷囹圄,舌战说客。他在囚室中写下《清贫》、《可爱的中国》,教育了无数后人。驻赣公署军法处密报蒋介石:“方志敏冥顽不化,见佛灭佛。劝导者昂然而进,颓然而归,更有为之倾倒者。狱卒争相为之奔走。”蒋介石下令:秘密处死!

1935年8月6日夜晚,无星无月,天气闷热。临近黎明时分,空中飘起蒙蒙细雨。一辆全副武装的军车从看守所驶出,朝城北方向急驰。军车上捆绑着方志敏。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着他,紧张地注视着漆黑的夜空。军车快到下沙窝时,由于路面狭窄,停了下来。宪兵将方志敏拖下车。这时,方志敏大声高呼:“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宪兵们见状慌忙用一条白布堵住他的嘴巴,把他推向刑场。方志敏就义时年仅36岁。

五 刘志丹

毛泽东称他是“为党立下大功”的人

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这两句话概括了这位西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创建者的光辉一生。

他在经过陕甘组织起义的屡次失败后,决心要学习井冈山的做法,搞武装割据。于是他四处游击,艰苦转战,最终在陕甘两省交界处南梁一带建立了最初的根据地。面对国民党的“围剿”,他运用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术,连续取得3次反“围剿”胜利,保卫了陕甘宁根据地。

万里长征后,这个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主力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落脚点,党中央也最终把大本营放在陕北。为此,毛泽东称他是“为党立下大功”的人。

他是陕北的“活地图”,哪一塬哪一村人家多少,窑多少,锅多少,一清二楚。当地居民惊呼:“老刘咋比咱还知根底呢?”他是陕北群众眼中的“活孔明”,“有事难,找志丹”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他是国民党军队将领眼中的“人精”,都怕与他对阵。

1936年4月,红28军军长刘志丹与宋任穷率军攻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14日战斗打响后,刘志丹亲临前线指挥。他伏在一个棱坎后,用望远镜冷静地观察敌我火力配置,发现敌晋绥军用一挺重机枪遏制了前进的道路。刘志丹立即吩咐作战参谋:“让1团团长组织突击队,去消灭那个机枪火力点。”1团即刻照命令去做了。刘志丹嫌棱坎前的灌木丛碍眼,就站到就近的高坡上观察战场形势。突然那挺重机枪射来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左胸。他昏倒后被抬下,清醒过来只说了一句要宋政委(即宋任穷)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便停止了呼吸,年仅33岁。

六 许继慎

许继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是一位有勇有谋的红军杰出将领。周恩来赞许他“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

他是叶挺独立团的主要战将。在北伐中,身为独立团2营营长的他总是身先士卒。就凭这种不怕牺牲的勇气,他在平江战役、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中屡立战功。

大革命失败后,许继慎潜心学习革命游击战争理论,使自身的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30年,受命任红1军军长的许继慎来到鄂豫皖苏区后将3支各自为战的小股红军锻造为一支铁师劲旅,为红四方面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和时任副军长的徐向前默契配合,在一年的时间内,指挥2000余人消灭1.5万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创造“小蛇吞大象”的奇迹。

1930年8月,徐向前带领红1师遭到国民党戴民权师的追击。双方在黄安西北四姑墩一带展开激战。红1师顶住敌人猛攻后发起反击。两军正在拉锯较劲时,突然在敌军后面涌出两支红军部队,形成夹击之势。这一变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很快红1师的官兵醒悟过来,欢呼:“许军长回来了!许军长带着部队回来了!”其实,许继慎根据侦察员的情报,早已获悉四姑墩的战场形势。为了取得更大的战果,他匠心巧运,没有正面增援兵力吃紧的红1师,而是挥兵迂回至敌阵后侧,形成夹击之势,一举夺取战场的主动权。两支部队前后用劲,一夹一挤,一举击溃敌军两个旅。战斗结束后,战士们俏皮地说:“军中来了‘许神仙’,什么敌人都不怕了!”

1931年10月许继慎不幸牺牲,年仅30岁。

七 赵尚志

1908年10月生,辽宁省朝阳县人,1919年随全家流亡哈尔滨,早年投身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同年冬受命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6年5月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哈尔滨参加建立党组织和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严守党的机密,始终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

1933年10月领导创建北满珠河反日游击队,任队长。游击队创立时,他与战友们发出誓言:“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心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1934年6月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与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5年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1936年1月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同年8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后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清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进行了英勇无比的艰苦战斗,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餐风宿露,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

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率部对敌人作战中身负重伤被俘,他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痛斥敌人。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了赵尚志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赵尚志壮烈牺牲时,年仅34岁。

解放后,为了表彰赵尚志的抗日功绩并永远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他的牺牲地改为尚志村,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

八 彭雪枫

“赵子龙式的虎胆英雄”

二十年来,为了人民为了党,你留下的功绩辉煌;首战长沙城,八角亭光荣负伤。乐安事变,荣获红星章。雪山草地,百炼成钢。在豫东,燃起抗日烽火。在淮北,粉碎敌寇扫荡。对党忠贞,为民赴汤。英勇善战,机智顽强……这是彭雪枫牺牲后张爱萍谱写的《悼彭雪枫同志》挽歌。这首诗概括了彭雪枫战斗一生的英雄业绩。

1932年8月,红2师师长郭炳生在乐安带领红5团叛逃。时任红2师政委的彭雪枫月下追“叛军”,单枪匹马地带回被郭炳生裹胁的部队。

鉴于在乐安事变中的优异表现,毛泽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挂在彭雪枫胸前,夸奖道:“彭雪枫一身都是胆,是赵子龙式的虎胆英雄。”

1938年9月在豫东敌后,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的彭雪枫率领373名战士对日军开展游击战争,采取“打”“拉”“防”的战略战术,6个月内部队增为近2万人。捷报送至中央时,首长们谁也不信,以为他多写了两个零。后经查实,延安震动。

1944年9月11日,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的彭雪枫率领部队在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与日伪军作战。从部署战斗到指挥追击,彭雪枫已经一连工作了好几天。正当他准备和衣而卧时,突然枪声大作。警卫员跑进来说:“师长!师长!敌人突围了!”彭雪枫迅速起身,拿上左轮手枪,与师参谋长张震来到南边寨墙上指挥战斗。为安全起见,警卫员把他拉了下来。他与张震就在散兵坑内继续观察敌情。只见2.5公里外的地方尘土飞扬,银蛇飞舞,原来是骑兵团的战士们挥舞马刀在砍杀敌人。敌人在溃逃中纷纷投降。为了掌握敌情,彭雪枫要骑兵团立即将敌支队长押来询问。正在这时,突然一声冷枪击中了彭雪枫的胸部。张震连忙把他抱住,只见他面色苍白。一代名将壮烈牺牲,年仅37岁。

九 杨靖宇

靖宇将军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将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13日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杨靖宇,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确山县农民协会会长、确山暴动总指挥、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大革命失败后,杨靖宇参与组织刘店秋收起义,并任确山县农民革命军总指挥、中共豫南特委委员、信阳县委书记。 1929年,杨靖宇奉命到东北工作,历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东北反日总同盟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州省委代理军委书记,1932年以后,他到南满地区从事武装抗日斗争,先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中共南满特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等职。1934年,杨靖宇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7年12月,他被党中央确定为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委员。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濛江县同日伪军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五岁。

十 段德昌

共和国授予他第一号“烈士证”

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授予了段德昌。

段德昌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创始人之一。水泊洪湖是他革命军事生涯的起点。他的军事才能和远见卓识让洪湖周围揭竿而起的游击队纷纷向他汇集。“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革命纪律要遵守,共产党教导记心头……”他创作这首《红军战士纪律歌》将由渔民、猎户组成的游击队淬炼成一支铁师劲旅。

段德昌是理论与实战兼长的军事家,总结了一整套水上、平原游击战术,从而成为我军军事史上最早从事水上游击战争的军事将领。

1931年3月,集结于江北苏区的国民党军全部南渡,围攻以石首为中心的江南苏区。根据特委的指示,红6军军长段德昌率部挺进江北,一路打回洪湖,抵达朱河附近的陶家渡时,远见前面人嚣马嘶、灰尘四起。前哨来报,敌军新2旅一个营马上将进入陶家渡。此时的红6军经过连续激战,子弹已经告罄。作战参谋不等段德昌下令,便吩咐部队:“赶快后撤!”“为什么后撤?后撤来得及吗?”段德昌问。“没有子弹能打吗?”作战参谋不解,反问道。“会打仗,没有子弹也行!”段德昌命令全体士兵退出子弹,上刺刀,迅速埋伏到大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只留小股部队迎敌。小股部队与敌接触后,虚晃一枪,调头就走,引得敌人进入伏击圈。段德昌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庄稼地里拥出,将敌人截为数段,干净彻底地予以全歼,一举收复朱河。

1933年5月1日段德昌不幸牺牲,年仅29岁。
 
1759年即乾隆二十四年,大清王朝真正统一中国,形成了稳定的极盛疆域: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领土面积1000多万平方公里。

  但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和日本先后对中国发动战争,并先后割占了香港、澳门、库页岛、黑龙江以北地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乌孜别里山口以西地区、台湾和澎湖。1921年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10年后日本侵华,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收回台湾和澎湖后,中国疆域稳定至今,但陆地和海洋边界的局部纠纷持续至今。

  关于中国边界的界定,既不能要求把凡曾向中国进过贡的地方都纳入我国版图,也不能追溯得太远。如不应以元朝的疆界为根据提出要求,而应以清末,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资料作为重要参考。中国历史上册封的藩属地域极其广大,认为所有接受过中国册封,向中国皇帝名义上称臣的地区,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显然是既不现实也不客观的。事实上,当今世界主流观点认为,朝贡和册封体系都是一种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体现了弱国在强大的邻国的威胁下求生的策略,不是中央政权跟地方政权的从属关系,至多算是宗主国,也就是势力范围。翻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能知道,多少辉煌一时的民族最终灰飞烟灭,经过几千年的民族争斗变迁,中国能拥有现在的版图,汉族能够融合了55个少数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很幸运的!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只要是历史上有汉族人到过居住过的土地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那就太自以为是了,很多地区都是历经无数代的变迁,早已物是人非了。

  如果说,曾经臣属就一定是中国的领土,那么除了印尼的部分领土,所有东南亚(其实还不仅是东南亚)就都是中国必须追求的领土目标了。对于争议的领土,能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当然应该尽力争取!

  对于未定界地区的划分,一般是看历史上,(主要是指近代以来,否则一直翻历史老账,多数地区就会出现一大堆主人),谁对要求的地区进行过较长时期的实际管制,而且在管制期间,有没有对此地区的官方争议(注意,有没有争议,而且是官方争议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进行了管制而又没有争议,按照尊重历史现实的通行原则,即使没有正式定界,该地区一般也被承认为该国(实际管制国)的合法领土。

  现在所说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是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命令解放军参谋部根据内战结束前的地图计算的,当时和许多邻国还没有划定边界,中国领土其实不是960万,而是1042万平方公里。近年来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些有明显倾向性和煽动性的评论中国划定边界的文章,这些文章多出于海外所写,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我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对中国陆地领海边界的形成做个说明,供各位网友参考。
 
NO.10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
  
  【典型事迹】汉武帝手下有个名叫汲黯的人,他以混迹于为帝王“吹喇叭、抬桥子”之列为耻辱,以尸位素餐为罪孽,他声称活一天就要批评皇帝一天。有一次,他先斩后奏地动用官府库粮赈济贫民,后来给汉武帝知道了,雷霆震怒,要斩杀无辜的长安县令。汲黯站出来说,应该杀我!帝王面前无戏言。汉武帝闻言,并未乘机痛下杀手予以诛杀。其后,汉武帝多次委派汲黯做地方官,都被汲黯以“官职太卑微,不足以做大事情”为由进行坚辞,弄得汉武帝很没办法也很没面子,心底里极不舒服,几次想下手惩治他,甚至动过杀心,但终究没有对他怎么样,反而在最后还是给了他一个大官做。
  
    隋末唐初,魏征曾经在天下纷乱的时候因心中感到茫然而出家当过道士,后来唐朝的太子李建成听说他有才华,就把他找来做幕僚,封他为太子洗马(相当于北大、清华的图书馆馆长),负责管理图书经籍,在此期间,他屡次给李建成提出过许多对付李世民的建议。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后,俘虏了这个有才华的魏征,并当众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但魏征坚持不屈,还为李建成没有听从他的忠告、最终败给了李世民而遗憾。对此,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没有为难他,反而十分赏识和钦佩他的胆识和才干,赦免了他,并任用他为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太子秘书),后又提升他为谏议大夫(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和随侍左右参与决策的尚书丞(宫廷秘书长),开始了他一生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魏征劝谏唐太宗的内容,大到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小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批评的方式无情而严厉,常常使唐太宗打心底里受不了。公元637年,唐太宗出巡洛阳,在显仁宫停留,因宫苑方面安排照顾不周,唐太宗便小题大作,对当地官民大加责罚。魏征知道后,便批评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奢侈无度亡国的。现在因为供应接待不好就乱发脾气,以后上梁不正下梁歪,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灭亡的悲剧又该重演了!”唐太宗无言以对,只好表示今后再不发生此事。又有一次,因魏征的话又刺痛了唐太宗,唐太宗回到宫内后,气愤地对长孙皇后说:“联一定要找机会杀掉魏征这个乡巴佬!”可是,一直到魏征病故,唐太宗也没有对魏征下毒手。魏征死后,唐太宗反而十分痛心,悲叹道:“用人作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去世了,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我的理由】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天下唯我独尊、手握“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生杀大权的皇帝,能够克制住个人好恶的感情,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对汲黯、魏征这样老是跟上司唱反调、让上司难堪、给上司出洋相的下属,不仅能容忍,让其有良好的生存空间寿终正寝,而且还对他们表现得既尊重又尊敬,让他们真正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殊为难得之极!跟这样“闻过则喜”的领导共事,有才能的人一定能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和雄才大略成就一番事业,根本不用担心因“未深得联心”而招惹杀身之祸。想想时下,我们的上司们是怎么样的呢?个个以为自己是个十全十美、完美无缺、功高盖世的救世主似的,那容得不同意见的存在?对一切不问青红皂白顺从,从来不予顶撞反对的下属宠爱有加;而对那些为人处世公平正直、不搞阴谋诡计的下属,却尽力诛杀和迫害。只要有下属胆敢给他提一丁点鼻屎大的“异见”,就一脸的不高兴,就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地给下属“穿小鞋”进行“精确打击”,大有不置之死地就誓不罢休之势。综上所述,我愿意选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为我愿与之共事的十大上司之第十位上司。
  
  NO.9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典型事迹】1927年,林彪参加南昌起义时才不过是个小小的连长,而且还在红军南撤去江西的途中开小差独自离过队(事后自动归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因会打仗且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于1930年,被毛泽东破格提拔为军长,接替朱德的红一军团第四军军长一职,年仅24岁。在征战中,林彪因指挥作战有方,1932年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军团长),时年才26岁,从而让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充分显示出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1945年,毛泽东让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党政军第一把手,仅用不到三年时间,林彪就把本来才10万人的东北野战军扩充成将近百万的大军,夺取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把东北建设成了不仅军事实力突出,而且经济上也是最强的全国最巩固、最强大的中共根据地。林彪带领下的东北野战军,也非常有个性,普遍具有争强好胜、誓死不服输的特点,使东野部队拥有过硬的作风和极高的战术水平,敢打恶仗、硬仗、大仗,能征善战,表现出超强的战斗力,以至于东野挥师入关进入华北后,东野的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军)就可以歼灭国民党的一个主力王牌军。特别是东北野战军所创立的特种兵和空军,更是表现出林彪作为现代军事家的远见,在中共全军来说都是开创之举,后来东野的特种兵屡建战功,成为以后解放军迅速发展现代化军、兵种的基础和骨干。
  
  【我的理由】作为一代开国元勋的毛泽东,没有因为林彪曾经开过小差、资历浅、政治上也不太活跃、才二十来岁年纪轻轻和性格偏于内向,就把他弃之不用,而是密切注意到了林彪骁勇善战、有奇谋怪才的一面,将其迅速擢升为军中的高级指挥员,使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成长为一个令人瞩目、威震四方的“常胜将军”。放眼现在,我们招个办事员级别的公务员,门槛就设置了恐怕有三千条。从副科要升为正科,或者先把胡子熬白了再说,或者先过了人为设置的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的种种限制和论资排辈的势力再说。而要想从一个镇长破格提升为一个省长,那就除非你老爸老妈都是神仙,能助你一臂之力了,否则连门都没有。综上所述,伟大的毛泽东名列为我愿与之共事的十大上司之第九个上司。
  
  NO.8南宋宰相(相当于总理)兼枢密使(相当于总参谋长)秦桧
  
  【典型事迹】秦桧原在某小学当民办教师,业余时间勤奋自学,后来参加南宋国家公务员考试,被录为进士,时来运转从此混入官场。秦桧当政时,有一个书生假冒他的书信,去见扬州太守。太守发觉这是伪造的,就将假信上缴并将这人押送京城。秦桧见到这人,二话不说,当即授予他官职。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就问秦桧为什么这样做。秦桧说:“有胆量伪造我的书信,这人必定不是一般的平常人,如果不以一个官职束缚住他,那他不是投奔北面的金人,就会逃往南方,为越人所用的。”
  
  【我的理由】中国历史历来搞的是“一俊遮百丑,一丑遮百俊”那一套。在人们的印象中,秦桧与宋高宗赵构共同炮制过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等人的“莫须有”案,是个残害忠良、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因此后人为冤死的岳飞修建庙宇时,便铸秦桧夫妇的铁像跪于岳飞墓前,以示惩罚。实际上,“莫须有”案的幕后真凶、主犯乃是宋高宗赵构,秦桧充其量不过是个帮闲、从犯,把杀害岳飞的罪责全算在秦桧头上,也是够冤枉他的。虽然如此,但从他任用假冒他书信的书生这件事上,让我看到了秦桧在用人方面所具备的兼收并蓄的风度,也看到了他能将有才华有智慧的对手变为援军的大气魄。秦桧为官确有过人之处与独到之处。时下,作为一个下属,如果胆敢仿冒上司的签名去酒楼宾馆“潇洒走一回”,若给上司发现了,不要说给你官做,没将你一辈子一棍打翻在地再踏上无数双脚就很不错了,那里还敢痴心妄想有好果子吃呢。综上所述,我要选秦桧同志为我愿与之共事的十大上司之第八位上司。
  
  NO.7奉系军阀首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
  
  【典型事迹】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显赫以后,部下都升了官,惟独他的秘书长却被他撤了职。几个朋友替他去说情:“大帅待人一向很厚道,秘书长撤职后,未派其他差使,生活都成问题了!”张作霖说:“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敌意,不过,他做了八年秘书长,从没有给我提过一个意见或建议,难道这八年之中,我真的一件错事也没做过吗?只是奉承我,这样的秘书长,用他又有何益?”
  
  【我的理由】张作霖虽然只是个大老粗,但他评定人才优劣,不是以善于逢迎为标准,而是以谁有性格、有个性,肯多做事、肯卖命、出力大、有责任感为衡量人的标准。那里像现在的那些上司们,对才华出众、才华横溢、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下属一律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拒之不用,专找一些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乱七八糟的蠢才做副手。综上所述,张作霖荣幸地被我选中为我愿与之共事的十大上司之第七位上司。
  
  NO.6南宋兵马大元帅(相当于军委主席)张俊

  
  【典型事迹】南宋曾是个饱受金国蹂躏的弱小国家,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最后,貌似弱不禁风的南宋联合蒙古把强大得一只手可以打死四只老虎的金国硬是给干净利落地干掉了。为什么南宋会一下子从不堪一击变得如下山猛虎似的呢?大家听了张俊的这个故事后,便不会再有此疑问了。张俊有一次游后花园,看见一个老兵在树荫下睡懒觉,便用脚把他踢醒,责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睡觉呢?”老兵没好气地说:“不是我喜欢睡懒觉,是无事可做!”张俊问他:“你会做什么事?”老兵毫不谦虚、毛遂自荐般地说:“什么事都会做一点,经商最在行。”张俊接着问他经商需用多少钱。老兵回答:“大帅,你是懂得无本难求利、大本求大利的道理的。如果经商是为了你一家老小吃花,一万钱就足够了。如果是为了补充军饷,钱越多越好。”张俊听了老兵的话,感到他言之有理,就起用这个老兵为总后勤部干部。后来,这个老兵不负张俊的期望,为筹备军需立下了大功。
  
  【我的理由】张俊将有巨大潜力和拿手绝活的人才安排在“对口专业”上,使之“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这是知人善任、用人所长的体现。可时下那些热衷于争权夺利、作威作福的上司们,把下属们视为猪视为狗,让下属领受许多人为的侮辱,恨不得让全体下属都来屈膝匍伏在他脚下,对出类拔萃、有专长的属下,没有心狠手辣找借口炒其鱿鱼就很不错了,怎么会想到让其到合适的岗位上发挥才干立下卓著功勋呢?综上所述,张俊理所当然地入选为我愿与之共事的十大上司之第六位上司。
  
  NO.5魏武帝曹操
  
  【典型事迹】盘踞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市)的大军阀张绣本来是投降了曹操的,但后来心血来潮之下,又想另立炉灶,便于某天在三国第一谋士贾诩的帮助下突然反叛,乘曹军不备,采取突袭战术,将猝不及防的曹军打得满地找牙,曹操最心爱的长子曹昂、魏王府警卫团团长典韦、侄子曹安民,均在此战中阵亡。曹操本人也中箭受了箭伤,差一点就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面对这次凄凉得面目全非的惨败,曹操并未委过于他人,也没有追究掉以轻心的任何一个将士的差错,更没有追究当初主张接受张绣投降的人的责任,而是将战败的全部责任一力承担。他在全军将领参加的大会上作检讨说,我已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了,下回保证不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了。就是让曹操败得最惨不忍睹的“赤壁大战”,他也只是检讨自己,从来没有责怪或责罚过谁。
  
  【我的理由】曹操果然具有勇于揽过、置成败荣辱于度外的大家风范。作为一个主要领导人,曹操能从大局出发,把主要责任主动揽到自己的身上,从不推卸。这样的领导,非常难得。跟着这样的“头儿”干革命,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干吧——干坏了,责任是他的;可干好了,功劳是自己的!又合算又有奔头!怪不得曹操手下的各种人才都那么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看看现在,一个团队也好,一个部门也好,一个单位也好,只要一出了事故,上司们就第一时间先找好“替罪羊”,然后把责任一股脑儿全推到下属们的身上,用推脱责任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高明。这样的上司,不仅自降了自个的威信,而且还只会招致下属与日俱增的厌恶。综上所述,曹操成为我愿与之共事的十大上司之第五位上司。
  
  NO.4晋文公姬重耳
  
  【典型事迹】重耳能从一个逃亡者、流浪汉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肯定有他的理由。有个叫勃靼的人,一再地与他过不去。曾受晋献公之命,领兵追杀重耳,挥剑砍到过重耳的衣袖。当重耳回国执政后,这个曾加害过他的勃靼,却前来求见。重耳不计前嫌,同意接见。结果,从勃靼嘴里得到“一些人谋划火焚皇宫,要重耳的命”的重要情报。曾图谋放火烧宫的隙芮,是要重耳性命的为首恐怖分子之一,已被捕杀。但隙芮的儿子隙缺却是个难得的人才。有人向重耳推荐隙缺,重耳慨然大度,信任隙缺,将其委以重任,使之尽其才华,报效国家。以后的事实也说明,隙缺为晋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就连在流浪期间,偷过重耳钱财的头须(头须是人名),他也照样起用为府库执掌(财政部部长)。
  
  【我的理由】想想有多悬,如果重耳没有大度,很可能就难逃火焚皇宫一劫,葬身火海成了一堆灰了,又何言成就霸业呢。再有,依一般之见,仇敌之子,安可用之?重耳却偏要用,这不是引火烧身,后患无穷吗?由此可见,重耳不计前嫌,有正确处事待人的态度,是个真正成大事业的人。然而在当今岁月,很多上司都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处心积虑地用权势压人,想尽千方百计对下属进行打击报复,睚眦必报,斤斤计较,好像一辈子没当过官似的。综上所述,重耳就成了我愿与之共事的十大上司之第四位上司。
  
  NO.3战国时期的齐威王田因齐

  
  【典型事迹】有一次,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你到即墨上任后,我天天能听到诽谤你的话,可我派人去即墨了解调查,看到你管辖的领地百姓生活富足,官吏也无扰民之事,社会安宁稳定。可见你不贿赂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在我面前说赞美你的话!于是,齐威王封赏了即墨大夫。此后,齐威王又召见了阿邑大夫,直截了当地说,你在阿邑为官,我几乎天天能听到臣工们对你歌功颂德,我派人一查,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情景:你那里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可见,是你用金钱贿赂了我身边的人为你讲好话。说完,当即烹杀了阿邑大夫和自己身边常称赞阿邑大夫的官吏。
  
  【我的理由】齐威王没有听信身边最亲密的工作人员的话,而是明察暗访、细心调查属下的为政情况,在深入细致了解核实、掌握真相后,能做到客观公正、察奸辨忠、褒优惩恶、赏罚分明,褒奖了忠于职守,不搞歪门邪道的即墨大夫,惩办了不干工作,专门讨好上边的阿邑大夫。抚今追昔,看看现在的上司们,哪一个不是将一身正气、能干事、干实事、干成事的人才拒之门外,而特别喜欢那些整天不干实事、八面玲珑、四面讨好、一门心思拉关系走门子、专耍嘴皮子取悦上级为能事的家伙呢?试想,现在究竟有多少领导人不被心术不正、指鹿为马的身边人蒙在鼓里呢?蒙在鼓里的上司们,智商一定也高不到那里去,对下属们的工作,他们肯定一不会明查,二不会暗访。他们肯定会把长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下属当好人,而把恪尽职守、关心民众疾苦的下属却反而当成了坏人的。综上所述,田因齐同志光荣成为我愿与之共事的十大上司之第三位上司。
  
  NO.2明太祖朱元璋
  
  【典型事迹】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平民起家成为皇帝的,除了汉高祖刘邦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个曾经在皇觉寺做过只会扫地、上香、打钟、泡妞耍流氓的穷和尚,能在群雄逐鹿、血雨腥风的历史长河中脱颖而出,自有其特别之处。有一次,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个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是皇亲国戚,便不顾朝廷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从中谋取巨额利润。此事被河桥巡检司(对臣民进行监视和控制的一种机构,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委)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举报。朱元璋派人查清事实后,立即下令赐死女婿欧阳伦,同时在全国通报表彰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朱元璋在他颁布的《大明律》中规定: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60两以上(明朝时,60两银子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约36000元至48000元),将被处斩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同时,朱元璋还允许老百姓可以自己动手,把犯有某些错误的地方官员直接捆送中央,交给他亲自审理。朱元璋还专门设立了用于秘密侦察朝野内外大小官吏日常活动的特务机构——锦衣卫(相当于今天的娱乐明星狗仔队),随时负责向朱元璋报告社会上不公不法之事。
  
  【我的理由】朱元璋反腐不是靠唱高调,不是靠杀鸡吓猴,而是靠有创意的实际行动,制定可操作性甚强的规章制度,敢于杀虎(他那贪赃枉法的女婿)吓鸡(全国官吏),树立起对举报人大张旗鼓地进行有力表彰的表率作用。在这样的上司领导下做事,实在是大快我心!对比一下现在,在反腐领域,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数不胜数,而且“牛栏里关猫”的错误做法还在继续,对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手段和制度对其进行正常的监督与控制。综上所述,朱元璋先生光荣地夺得我愿与之共事的十大上司之第二位上司的亚军宝座。
  
  NO.1蜀汉昭烈帝刘备
  
  【典型事迹】说起天下人的智力,没有人不会想起诸葛亮的(这主要得归功于小说《三国演义》“状诸葛多智而似妖”)。诸葛亮年轻时,他的才能就被许多人所赏识,但他却住在深山中,过着清高悠闲的隐居生活(有点像那钓鱼的姜太公)。诸葛亮虽然胸怀大志,却从不跑官要官,也不主动去求当时的权贵任用他。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刘备却慧眼独具,先后多次屈尊,到隆中草舍去拜访诸葛亮(“三顾茅庐”中的“三”,我认为这是指多次的意思,而不是特指三次)。因为刘备诚心诚意地一再邀请,终于感动了极有政治、外交才华的诸葛亮,出山担任了刘备的军师中郎将(相当于总参谋长),辅佐刘备问鼎中原,创下了三分天下的不朽功绩。
  
  【我的理由】四处漂泊给人家追得好像丧家狗似的刘备,能够在绝处逢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拥有了多谋善断的诸葛亮。我最佩服刘备一点的是,他不是坐等千里马自动送上门来,而是自个能屈尊去访求真正的千里马。从古到今,还有没有能做到他这一点的领导者呢?闻所未闻,基本绝种!求你来做官?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在今天,全天下都流行着“不跑不送,原地踏步”的金科玉律,想人家做领导的来求你做官,恐怕要等你的脸长成比磨面磨豆腐的磨盘大时才有机会啊。跟当今时代“只要奴才,不要人才”的上司们的口号对比一下,不难发现,“三顾茅庐”去求诸葛亮出来做官的刘备显得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多么的凤毛麟角!综上所述,荣登我愿与之共事的十大上司之第一位上司冠军宝座的非刘备先生莫属。
 
-- 一个怨毒和卑贱的无耻小人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千百年来之所以被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勾践是个可以隐忍到底的人,即使是处于人生的低谷,做了吴王夫差的阶下囚,依然能够心存报负,奋发图强,最终得以报仇雪恨,成就霸业。
  
  激励着失败者,同样,也警醒了胜利者。
  
  勾践和夫差的恩怨说来话长,要从夫差的父亲吴王阖闾说起。
  
  勾践初登王位时,阖闾率军伐越,吴强越弱,勾践在越国几乎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的情况下,使用了一个非常手段,让一群死士跑到吴军阵前,一阵狂呼,然后引颈自戕,看到成群结队的越人一个个就象割草一样割自己的人头,如此残酷无情拿生命不当回事,吴军士兵虽也是久经沙场,可也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人如此轻生,不禁军心大乱,越军趁其惊魂未定,一阵猛冲猛打,阖闾受伤而亡,靠此恶毒残酷之策越军侥幸获胜。
  
  夫差继承了王位还要必毋忘越的遗训,日夜勤兵,矢以报越。
  
  勾践得知后不顾大臣范蠡的劝阻,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击越,惨遭是失败。
  
  失败后,勾践接受大臣文种的建议,收买吴国太宰伯丕,向夫差称臣纳贡求降,越王和王后到吴国给夫差为奴做妾。
  
  夫差罢兵,对勾践夫妻极尽羞辱之能。
  
  勾践在夫差面前一幅感恩戴德五体投地的奴才相,感激夫差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宽宏仁慈。
  
  勾践一面花言巧语,一面暗藏杀机,忍辱负重。
  
  这个天才戏子直把一出走狗戏演的出神入化,莫辩真假,面对任何难以忍受的屈辱都逆来顺受,没有一丝怨颜恨色。
  
  勾践在夫差面前毕恭毕敬自称贱臣,小心翼翼,百依百顺。
  
  夫差要上马,勾践马上跪下让夫差踏在自己的背上,夫差病了,勾践在夫差面前寢食不安,问病尝粪,嘴里一边吃着夫差的大便,还一边面露喜色说恭喜大王,大王的病就快好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勾践显得比夫差的狗还要忠诚,终于打动了夫差,夫差让勾践会越国,勾践竟然还在夫差面前泪流满面,依依不舍。
  
  夫差纵虎归山,勾践回国后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复仇,睡觉就睡在材草上,吃饭之前必先尝苦胆,在精神和肉体上不断地折磨自己,一面卧薪尝胆,励精图治。
  
  与此同时,勾践恭敬事吴,不断贡献美女佳人,珠宝好玩,方物巧匠,以娱夫差,麻痹吴国,消除戒备,迎合夫差求霸之心,导吴国以精兵北入中原,耗损国力,离间吴国君臣,夫差误杀忠臣伍子胥,勾践还以越国遭灾百姓挨饿之由不断向吴国借粮,只是吴国粮食储备减少,而越国粮草充足。
  
  做完这些,还嫌不够。
  
  勾践,这个所有男人中最为天才的演员又选择物色了一个同样天才的女演员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一个叫西施的绝代美人因为一场阴谋与爱情的演出而名扬千古,成为古代中国著名的四大美人之一。
  
  西施不仅美貌无比,并且具有无比强烈的爱国心,愿意为了勾践的复仇大业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以美色和身体引诱迷惑夫差。勾践不仅相信了勾践死心塌地的忠诚,又相信了西施缠绵悱恻的爱情,对西施言听计从。
  
  苦心人,天不负。
  
  勾践终于等来了机会,夫差率精锐之师北上黄池会盟诸侯,勾践率五万越军乘虚攻入吴都,吴太子阵亡。
  
  夫差击败齐国黄池会盟,吴国实力尚存,勾践同意和谈退兵。四年后,吴国大旱连年,粮草虚,百姓饥,勾践再次攻吴,三战三胜,围困吴都三年之久,求和不成,投降不允,夫差蒙面自杀而死。
  
  勾践随后挥师北上中原终于成为春秋霸主。
  
  雪耻之后的勾践没有让任何一个曾经和他一起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分享他胜利的喜悦。
  飞鸟尽良弓藏,兔死狗烹。
  
  勾践不仅杀了曾经帮助过他的吴国太宰伯丕,还杀了自己的功臣文种,范蠡带着美人西施亡命天涯。
  
  在这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现实世界里,总会有很多人为了生存和利益而低头屈膝忍受磨难和屈辱的时候,却又心犹不甘,卧薪尝胆。
  
  这个充满怨毒的故事却能让那些被侮辱和被伤害的生命承受起生命所无法承受的耻辱,把怨毒和仇恨深藏在心底,面带虚伪和平静的笑容,顽强并且苟且地活下去,耐心的等待,渴望能有报仇雪耻的一天,哪怕是不顾廉耻毫无尊严的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知人知面不知心,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人的确做到了,也有人怀恨忍辱终其一生最后带着一颗怀恨怨毒的新离开了世界。
  
  与此同时,这个故事也警醒着那些胜利者在失败者面前变得更加冷酷无情,因为惧怕勾践一样的阴险狡诈之徒,对失败者和投降者在心中充满猜忌和怀疑,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以永绝后患,没有丝毫宽容和怜悯之心,也没有任何内疚和不忍之心。
  
  重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这样一个充满怨毒和仇恨的故事,竟然会在千百年来一直被一个民族所宣扬和称颂,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实在是太势利了,我们太习惯以成败来论英雄了。 
 
活到如今,只要翻阅有关宋史的资料,看到北宋得国一段,绝无例外都记载着这样的史实——后周恭帝柴宗训显得七年(公元960年)元旦日契丹来犯,庭议命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领兵迎敌。初三日,大军出开封,天黑以前驻军在开封城东北40里的陈桥驿,当天夜里军队哗变,强行以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不容他反抗。第二天全军回城,即日周亡宋兴。立国三百余年的宋,就此开始了。
    而史有定论,所谓黄袍加身、被迫称帝纯粹是一场由赵匡胤领衔,赵普导演,赵光义具体实施的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尤其是赵匡胤,既要当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真是厚黑无耻到了极点。
    那么事实真就是这样吗?
    让我们回顾当年的历史,当时的皇帝柴宗训只有七岁,他的父亲柴荣是五代十一国里最英名的皇帝,不仅对国内开始了统一,使后周国力空前强大,对外境的契丹也成功进行了反攻,且取得了成效——出兵40天,兵不血刃,收复三关,共得燕云十六州中的三州十七县,户口18360户。可惜他突然生病,仅仅46天就去世了。
    柴荣死后,赵匡胤已经是后周第一军事强人,他统领禁军(这是国家的正规军,宋朝很多朝政延用后周的成例,国都内的禁军强到可以压制全国,是重要的国策),又是归德(此地古为宋国,故赵匡胤立国称宋)节度使,他的确强大到了可以随时发动政变而肯定成功的地步(事实也是如此,当他第二天带兵回城时,没有任何阻拦就直接进城,且马上进入皇宫,搞掂一切)。
    那么第一个疑问就出现了——
    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明目张胆的谎报军情,说契丹来犯,由他领兵出征,然后大队人马再于第二天杀回来,在光天化日之下谋朝篡位?这样一来,就算是他再找客观理由,他后来的子孙及朝臣再为他巧言辩护,都没法自圆其说(果然,后世无不这样认为)。
  以他的实力,他完全可以有无数个小花招可以让七岁的小皇帝随时死亡,让所有敢于反对他的朝臣名正言顺地“犯罪”受罚,从而更加温和顺畅,不为人知地达到目的。无论怎样,都比他实际运作的模式要强。因为虽然没有流血,但是,也无法否认这是一次军事政变,是真正的反叛。
    还有第二个疑问——
    从柴荣死,到赵匡胤陈桥兵变,其间有大约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赵匡胤在哪里?他时刻都守在开封城里吗?因为他是禁军统帅得时刻坚守岗位吗?NO,这只是想当然尔,要查过史书才能知道,从柴荣死,他就已经离开了京城,去到他自己的领地归德,在半年的时间里,几乎寸步未离,直到朝庭命令他出兵抵御来犯的契丹,他才应召回到京城。
    如果他真的有改朝换代之心,他为什么要远离政治权力中心长达半年之久?他有那么大的自信和得力的人选可以让他远在归德都能操纵朝廷吗?答案还是NO,他只是掌握了军力,政治方面他远远没有那么长的触手。当时的宰相是范质和王溥,尤其是范质,此人强硬,素来与赵匡胤不和,当他在兵变当天,得知赵匡胤带兵回城,局势无法挽回时,紧张愤怒得抓住了王溥的手,大叫:“仓促遣将,吾辈之过也!”竟然把王溥的手都抓出血来,可见平日里他绝不会容忍赵匡胤插手朝政。
    由此可见,赵匡胤绝对没有主动地做好先期准备,如果他真要谋反,绝不会放任当朝宰相的敌意吧。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疑点——
    反叛日,赵匡胤的家眷在哪里?最理想的不过乎在他自己的领地归德,即宋州,那样的话就真的万无一失了。可是要命的是,当时赵匡胤上至老母下至妻儿,统通都在开封城里!
  正史记载,赵匡胤陈桥黄袍加身时,才派人(此人名叫潘美,即杨家将里潘仁美的原型,但他绝非奸恶之辈,相反大仁大勇,所立功勋比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都大得多)回开封报平安,且通知城内石守信等亲信配合兵变。赵匡胤家眷在城里的具体所在位置没有提到,但是据宋人笔记所载,当时赵匡胤全体家眷都在庙里上香,城内已经先她们得知赵匡胤造反,己有军队来搜杀她们。她们完全靠着和尚的保护,才得以逃生。
    难道赵匡胤想要全家死光光,以此来纪念他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吗?!这也叫事先准备,谋而后动吗?!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赵匡胤毕竟因此而成为宋太祖,成功地建立了宋朝,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我认为,仔细地分析,所有的事情都是赵光义一人所为,就连赵普都是被赵光义所打动,在这件事上为赵光义打工。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先生当时能拿得出手的唯一身份,就只是赵匡胤的弟弟,如果他想迅速地出人头地,就只能打自己大哥的主意。连打他老爸的主意都不行,第一早死了,第二,就算没死,官也太小,赵匡胤当初都借不上什么光。
    而赵光义此人的权力欲望之盛,简直让人憆目结舌,难以相信。在十几年之后,先是有了烛光斧影,赵匡胤猝死的千古之謎,之后赵光义马上就跨过两个侄儿直接登上了皇位,紧跟着就把借故把尸骨未寒的大哥仅有的两个骨肉干掉,又把自己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弟弟也干掉,从而确保了不仅是自己能稳坐皇位,就连以后的皇位也只能由自己的子孙承继。就都不算完,在他亲征契丹,中了两箭骑着驴车才逃回来后,由于身体已经垮了,不得不立太子,而他的亲生儿子赵恒(宋真宗)受到臣民欢呼,都让他无法接受,忌恨地说出:“人心都归于太子,将置我于何地?”得由寇准开导才饶过了赵恒。
    这样的人,面临当时的机遇局势,会甘于寂寞,任凭大哥自由选择人生吗?要知道,他大哥是他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唯一保障。
    下面的情况都出于我的推理和想象,请大家自由思考分析。
    赵光义无数次地劝大哥立即造反,时不我待,失不再来,等小皇帝长大了,或者被别的节度使抢先了,我们就什么都完了。
    可赵匡胤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的打算。
    赵光义也有自己的打算,有些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不能劝,就只好强迫了。第一,他留在了开封城里,开始散布谣言,“点检做天子”,闹得人心惶惶,让朝庭上下和民间百姓都把目光盯在大哥的身上,让他不得不反。
    但是赵匡胤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心际,他离开了开封这个是非之地,远远地躲到了自己的小地盘上去。
    那很好,赵光义还有第二招。先在暗地里把大哥的亲信都说动,尤其是智囊赵普,和禁军其他大佬,如石守信及慕容延钊等,等到他们都同意了,下一步自然水到渠成——军情来了,契丹来犯。
    这非常绝妙,军情是怎么得来的?是由宰相或者元帅每天亲自骑马跑到边境上去燎望一番,看清楚了有没有敌人,再马上跑回来主持一天的正常工作?当然不可能,消息都是下面一级一级地报上来的。关于这次谎报的军情,对于皇帝和宰相而言,骗人的是他们的下级赵匡胤,而对于同要只能根据消息情报做决定的赵匡胤来说,骗他的就是他的下一级人员。
    他的亲兄弟,及他的兄弟似的战友。
    就这样,赵匡胤领兵出征了,当天晚上,离城四十里后,他的弟弟就单独找到了他,旧话重提——哥哥我们造反吧。
    去你妈的——赵匡胤烦不胜烦,忍不住来了句粗口。
    大哥,必须得反了——赵光义一点都不介意,他很流畅地说了下去——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黄色的,保证合身,这就请你试穿。别瞪着我,其实就算大哥你不反,你反叛的消息也都已经传出去了。   对,这事也是我干的,这种事没有都让人当有,结果怎么样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另外,大哥,我还有件事得对你说。咱妈,还有我嫂子,小侄儿,他们可全都在开封呢,明天一早,消息就能传到京城,你要反可就得抓紧点时间,不然的话……
    你这个畜生!
    ——赵匡胤暴怒。屋外的士兵们就像十几年后皇宫里的太监和宫女们一样,隔着紧紧关着的窗户和门,看不到也听不着屋里面这两兄弟的具体情况,只是看到窗户上的人影乱动,赵光义像十几年后那天晚上一样时时躲避,然后没多久一切就都消停了。
    赵匡胤终究不能因此就干掉自己的弟弟,真的,一切都得快,第二天的早晨,就得把事情都办妥了……
  
    就这样,宋朝建立了。
 
1943年5月中旬,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楠木实隆中将在伪满洲国军事大臣邢士廉和第七军区司令贺慕侠中将陪同下,由新京(长春)到富锦五顶山军事要塞视察。还没来得及看到要塞,楠木实隆就被农民出身的伪国兵常隆基击毙,史称 “五顶山事件”。
日军对“五顶山事件”的描述,则仅限于“满洲国兵常隆基枪击楠木实隆”这一简单事实陈述。至于常隆基其人、行刺动机、楠木实隆是否被击毙等“细节”问题,日方未着一字。

  但众多熟识常隆基的中国人还活着。

  连长邹士朋本是东北军的旧军官,此人骨子里有种英雄惜英雄的义气,他看到常隆基再这么扛下去就要被打死了,就把他调到了自己的身边

  王文远与常隆基是同期入伍的“国兵”,他跟常隆基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也算是“五顶山事件”间接的亲历者。

    
  王文远自述到:“我今年85岁了,辽宁昌图人,当兵前是木匠。
我和常隆基是当伪国兵入伍时才认识的,入伍前他住西丰县铜台村苔碧屯,我住成平村成平屯,距离二十多里路。

1940年4月,伪满洲国公布并实行《国兵法》,这年秋天,开征第一期国兵,进行国兵检查。我和常隆基正是国兵适龄。第一次身体检查是在三台村,衣服全脱光检查的非常严格,问什么得对答如流,错了、慢了都挨打,就是有病也得拉去看个真假。第二次检查,是在房木镇,检查官最后宣布谁合格、谁不合格,合格的发给一个合格证,命令在家等候入伍,有急事外出,得先报告批准。

1941年5月初,国兵入伍通知书下来了,成平甲把我送到成平村,村长李成斌又把我送到县。伪县长袁庆泽给开会讲话,领着入伍的国兵到西丰城猴石山下平滩处,拜日本神社,拜完每一个人发给一个神签挂在脖子上,说是保佑平安。然后,在火车站坐小火车到开原上大火车,坐到四平车站下车,送四平省(现四平市)交给伪国兵接兵部队。

我们俩一起被编入伪靖安军二团迫击炮连二排四班。按着排号晚上睡觉我的左边就是常隆基。住到第三天换上军装,又坐火车到哈尔滨,换乘火轮船,经三天三夜到达三江省富锦县伪国兵驻地——上街基。

常隆基是后撵到四平入伍的,他说,通知往县里送兵的头一天,他跑到双泉眼屯亲戚家藏了起来,伪甲长王中廷到处追查,他怕牵连亲友才来的。因为俺俩是邻村,又挨着睡觉,越处越亲密,有什么心里话,他对我说,我也告诉他,有什么困难俺俩互相帮助,时间长了,处得象亲兄弟一样。入伍后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训练不合格的挨打受骂。军事训练的教官大都是日本人,喊的是日本口令,搞阶级服从,新入伍的国兵挨打的多,常隆基是穷人家孩子,只念过私塾,没念过洋学堂,不懂日本口令,训练动作错得多,错了就挨打,常隆基脾气倔强不服气,有时和班长顶嘴干仗,班长不满意他,挨打的时候更多。有一次训练口令叫往东他往西,班长左右开弓打他嘴巴。训练后他眼泪汪汪地说:“侯班长打我、金班长也打我,错了就打,打得我抗不了了,我要跑……。”我告诉他不行,昌图来的徐振铎跑了被抓回来,身上被打得发青,我劝他先凑合干。

后来,训练越来越紧,有时不分好天坏天、不分白天黑天,什么时候都搞,有一回下大雨,练的是匍匐前进,结果滚得浑身都是泥。冬天下大雪,每天行军120里,还搞过三天三夜卧冰演习,连冻带饿真没抗。常隆基在这些训练中经常挨打,有一次,枪没擦好,挨一顿皮鞋踢,罚他给枪下跪。班长、排长打,日本教官也多次打他。特别是日本教官打人又狠又毒。口中还骂着:“八格牙路(混蛋)。”常隆基挨过“拿古鲁”,就是握紧拳头左右开弓打嘴巴,打得常隆基嘴角流血,眼底充血。挨过“摔柔道”,就是摔倒在地,还用脚踢,有时能把人摔晕过去。挨过“吃大片汤”,就是打屁股板子。还挨过打“协和嘴巴”,就是以班为单位互相打嘴巴。这些,常隆基都多次遭受过。

有一次常隆基挨打挺重,嘴角出血,身上一块块发青,事后他哭着说:“打得抗不了了,再不跑,我就得死。”我说:“不能死,咱们服役期满还得回家呢。”他说:“回家也好不了,满洲国通通一个令,日本鬼子压迫中国人,哪个地方都一样。”由于他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压和凌辱,一天后半夜,拿着蚊帐绳到厕所上吊,幸亏被站岗的穆乃良及时发现救下来,报告了值星官,找来军医打针进行抢救。常隆基被绳子勒得脸色发青,嘴唇发紫,嗓子红肿,有不点气,挺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连长邹士朋(中国人,原东北军的后来投靠了日本人)挺可怜他,让我不出操护理他,还给拿的乳粉做补养品。我每天给他洗脸、喂饭、饮水、背他上厕所、扶他到外边溜达,将养一个多月才好,我问他:“你怎么上吊呢?”他说:“不上吊也得被打死,没路了。”

邹连长为使常隆基免遭毒打,把他安排在连部当警务兵。从此,他送信、传令、打水、扫地、接送连长等等,甚至连长个人办的事也都认真地做好,很受连长的欢心。




常隆基当警务兵不久,我被调到豆腐房当班长,领着9个人做豆腐,两班倒昼夜不停,一昼夜做400斤豆子的豆腐,供14个连的国兵吃,好处就是饿了能吃豆腐。伪国兵一顿饭只给一碗高粮米饭,一碗白菜豆腐汤,谁也吃不饱,饿得难受。我和常隆基一直在一起住,他常到豆腐房打水,饿了我就给他豆腐吃,背地我俩常唠唠心里话。后来,二团和一团调换驻地,我们这个团由上街基调到五顶山附近兵营驻地,这回我和常隆基分开住了,做豆腐的也只有5个人,在营房外边的三间草房里,离他住地也挺近,他还是时常来豆腐房打开水、唠唠心里话。我俩有一天看不见就互相惦念。有一次当地的一位老太太要豆腐渣吃,我给她一铁桶,被少校事务长张德功看见了,打我好几个大嘴巴子,并关我一星期禁闭。常隆基见到我时说:“看到这地方穷人挨饿连豆腐渣都吃不上,就看到咱们家那边也是这个样,中国人被日本鬼子压迫得太厉害了。”

有一天,常隆基打水时和我讲:“我到外边办事,听说步兵二团六连七十多人带着武器,打死一些宪兵和警察,跑到苏联那边去了,是国班长联系的,我对日本鬼子压迫咱中国人总是不甘心,咱们也和日本鬼子干,然后就往苏联跑。”他一边说一边流眼泪,我也哭了。这以后我们研究过,想法子和七道林子、八道林子抗联联系,想法子过江去苏联,但始终也没联系上。

1943年4月下旬,团以上军官开紧急会议,部署迎接日伪高级将领到五顶山视察,要求必须做好准备。从此军事训练一天比一天紧,还抽调10匹马,10名牵马兵,单独进行训练,准备给日伪高级将领上五顶山视察用。常隆基被选上牵马兵,邹连长骑的名叫“银玉”兔灰色马,也被选中了。日本人大岩五熊担任教官,从牵马到骑马,从马具整洁到刷净马体等都要求挺严,训练全用日本口令,牵马兵挨打受骂无一幸免,常隆基被打得更重,有一天晚上他一边哭一边说:“你看我脑袋上的大包,是大岩五熊用铁锹把打的。”我用手一摸,鸡蛋大的包,好几个。接着他又咬牙切齿地说:“没好了,日本人把我脑袋打坏了,这回要是来了大官,我非把他干掉不可,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合适,打完就跑,跑不了就投江。”

在日伪高级将领来五顶山视察的头两天,他又对我说:“这回真要来日本大官了,小的我不打,打就打大个的,反正也这么地了。”我问:“枪怎么办?”他说:“我能弄到手,你放心,听信吧!”第二天晚上,大约八点多钟,常隆基借打水的机会,来到豆腐房,乘没有人的时候,他说;“我把连长的大枪牌撸子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了,你快保管起来。”我说:“你放心吧!”我接过枪上炕藏在脚底下行李里边。这一宿我也没睡好觉;这天晚上连长回到富锦家里住的,第二天早晨才回到连部,常隆基是借这个机会把枪拿出来的。第二天早晨,在集合前常隆基到我这,把枪藏在贴身衣服里拿走了,临走时当我说:“豁出命了,打完跑过江上苏联,过不去就投江。”出门我看他走得挺快,不大工夫,部队就集合出发了,常隆基和其他牵马兵,在团副日本人阿布保和大岩五熊带领下先到指定地点集合,等候日伪高级将领骑马上山。

伪满最高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中将楠木实隆和伪满军事部大臣上将刑士廉等日伪将领是从新京(长春)坐飞机到富锦,又从富锦坐小汽车来到二团驻地的,检阅二团部队以后又坐车到五顶山下,然后骑马上山。在检阅的时候,到处都站的岗,戒备森严。我在豆腐房也是立正站着不动,兵都持枪。没有子弹,因为好几天前把子弹都收走了。楠木实隆、邢士廉等人骑马上山走到叫小河子的地方下马了。常隆基牵的马上边骑的正是楠木实隆,当他一下马的时候。常隆基掏出手枪,叭!叭!两枪就把楠木实隆打死了。枪响的时候,把那些日本和伪满的大官都吓蒙了,场面一片混乱,等他们明白过来要抓他的时候,常隆基已经跑没影了,日本人阿布保从山上跑到团部的时候,靴子、帽子都跑丢了,真是狼狈不堪。随后,把楠木实隆的尸体运回了富锦上街基,从上街基又运回新京(长春)处理的。




“五顶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伪国兵靖安军等紧急命令日伪所有宪兵队、伪国兵部队,伪江上军、伪警察、特务等统统出动,搜查五顶山,并从富锦到邻县,从陆地到江面,到处设卡,各个村、屯(部落)挨门逐户搜查,形成了一个天罗地网。据说搜五顶山的时候,不远一个兵,从山下搜到山顶,结果没搜着。

常隆基开枪之后,有的说他跳过路障跑进山林,又顺山边而下。有的说骑马顺山跑出了五顶山。他跑得很快,先跑到老道庙,刘老道给他换了件衣服,给人家3元钱(伪币)。他还问刘老道奔苏联过江的路线,刘老道告诉他,从沙岗台奔胡别大腊。然后他就奔胡别大腊去了,跑到那里天就快要黑了,他钻进高希普家,老高家正要吃晚饭,他又累又饿,让他吃的苞米馇子粥,喝了好几碗,吃饱就走了。这天晚上,走到后山屯被陈特务抓住,第二天天亮用大牛车往县公署送,走到半道上陈特务走小道,大车走大道,赶车的在前边,乘特务不备,常隆基解开绑在胳膊上的绳子(上身穿的是棉袄)跳车逃跑了。逃出后直奔江边跑去,跑了很长一段路,找到一只渡船,再三恳求船夫也不给摆渡。船夫说:“过江得有通行证,没有证谁也不行。”在这工夫,他回头一看不少日伪骑兵成群结队的跑来,他感到万分危急,又跑了几步在一个江湾地方站住面向大江,喊着:“我成功了,我投江了!”喊完跳入江中,当时赶到现场、听到喊声的人都被惊呆了。

常隆基投江后,日本骑兵在江边现场下紧急命令,调动江上所有船只顺水打捞尸体,最后在离投江现场20多里路的地方于天黑时打捞上来。尸体运回富锦后火化,骨灰盒放在连部一夜,后葬于上街基附近公墓。

常隆基击毙楠木实隆,即所谓“五顶山”事件,这次事件对日本侵略者是个很大打击,当时从现场跑回来的团副日本人阿布保紧急集合部队,首先把迫击炮连团团围住,把邹连长和我还有常隆基所在的全班国兵都看管起来,送到富锦宪兵队关押。后来,刘老道、高希普等也都被逮捕,一共有40多人,经过审讯“过筛子”,先后分期分批释放的。重点对我和邹连长进行了多次审讯,深挖和常隆基的关系。当时若是抓住一点事实就得没命。

审讯过程分两段。一段是在富锦伪满宪兵队关押审讯30天。第二段是交给日本宪兵队关押审讯10天,在这里我和邹连长,同狱还有几个往苏联跑被抓回来的人。身上戴着重刑具,一顿给一个苞米面窝窝头,一条手指粗咸菜,木桶是厕所,窗上有铁栏杆,阴森森的牢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审讯关押40天,主要审问邹连长手枪怎么给常隆基的,邹始终咬定:枪锁在保险柜里,钥匙在常隆基手里,晚上回家被他偷走的。审问我和常隆基的关系,怎么研究打的,我拿定主意不吐口,不管怎么审问,就是不知道,弄的日本宪兵也没办法,日本宪兵对我用重刑,打得我死去活来。多次给我灌凉水、辣椒水,用手巾堵鼻子,一吸气辣椒水就进肚子,然后再用杠子压,简直上不来气,说不出话。更毒的是摔柔道、竹枇子抽,摔得混身骨头疼,抽得青一块紫一块还给我上“大挂”悠得死去活来。当时,决心已定,宁肯把我打死也不招,气得日本审讯官,连骂带跳,反过来我还用脚踢他、骂他,骂人的话在场的宋翻译没给翻,日本人瞪眼不知骂什么,有一个审我的宪兵是朝鲜人,打人很,还用软招子引诱,他说“常隆基没有死,交待了枪是你弄的,你和他研究了,打完了上苏联去。”我一口咬定没有,他又改用威吓的办法,大声说:“把你装进麻袋扔到大江里喂鱼去!”还说:“你想吃什么就给你什么,只要你说。”不管他用什么花招,我就是一个回答:“不知道!”

就这样我被折磨了40天,什么也没承认,日本宪兵队没法,把我交回伪满宪兵队,第三天副班长雇春福(原西丰大庆阳人)接我回连队,大伙纷纷给我道喜,庆幸我是“死里逃生、幸免被杀”。

“五顶山”事件后,日本宪兵队对伪国兵靖安军管的非常严。原来的军官大部分被免职、调离撤换,听说有原第七军管区司令中将贺慕侠、少将日本人山崎、团长上校日本人七岛四郎、团副少校日本人阿布保。邹连长被免职回家,来个新连长,名叫江头。

“五顶山”事件后,我继续当国兵,伪满康德十一年(1944年)二月十五日退伍回家。光阴真快,可是一提起常隆基,我非常怀念他,敬佩他,终生忘不了他。”
 
勿忘[九一八]国耻,勿忘[精英]卖国!

——纪念“九一八”七十六周年



作者:随便说句



  七十六年前的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开始了屈辱的日子。日寇十四年黑暗的统治,使我们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从那一天开始,我中华大地被铁蹄践踏,江河呜咽,支离破碎;我中华同胞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往事不堪回首,痛定思痛,我们在谴责日寇当年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的同时,更不能忘记那些卖国的“精英”!

一九三一年五月,即“九一八”前夕,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发表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使,而统治最有效能者,即法西斯蒂政治理论是也。”“法西斯蒂之政汉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 “……所以致民治之道,则必经过训政之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经验之民族,是非借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蒋介石“国民会议开会词”、“国民会议特刊”)(看看今天跳出来支持法西斯主义者蒋介石的是哪些人?)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昌对于他的愿望和目的,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蒋介石宁愿当亡国奴的话,说出还不过十来天工夫,其“最有效能的统治权”就真正出现“效能”了。九月六日,日寇在东北借口所谓“中村失踪事件”,掘壕备战。但十一日,蒋家朝廷的“效能”,是通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

十八日(即“九一八”),日军炮轰北大营,蒋家朝廷的“效能”,是回电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

二十三日,蒋家朝廷的“效能”,就此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说:东北事件,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里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蒋介石统治权确实比袁世凯和清朝政府都更有“效能”,而且简直完全不可比拟;没有五天工夫,就失掉辽宁吉林两省,又不久,黑龙江也失掉了。这时袁世凯所望尘莫及的,清朝政府也望尘莫及。当日寇进攻锦州的时候,蒋家朝廷外交部的“效能”竟无耻地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

但是,中国人民并不理会蒋介石关于“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的教条,冲破蒋介石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法西斯“训政约法”的罗网。中国人民怒吼了。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勇敢”完全相反,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抵抗日寇的伟大勇敢。

“九一八”之后,全国各地民众相继起来举行反日大示威,上海工人举行了反日大罢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红军号召全国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见九月二十二日中区中央宣言)。

十月间,各地学生集合到了南京。有一天,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蒋介石的机关枪、步枪并不在日寇面前保卫中国的国土,但却在爱国学生面前保卫蒋介石——保卫这个反民族反人民的独夫。蒋介石就是在这重重保卫之下开了口:“现在政府正在积极准备抵抗日本,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恢复,当杀我蒋中正的头,以谢天下。”一九二八年冬天,蒋介石就曾对反日会说过:“三年之后,若外兵尚未撤退,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请杀我以谢国人。”话到“九一八”,恰恰近三年,日本兵来得更多更多了,可是蒋介石并不肯把他的头交出来。而在这三年中间,有无数的革命人民,继续在蒋介石“最有效能的统治权”之下,被蒋介石砍去了脑袋。问题就在这里:一方面是蒋介石的头继续存在,另方面是蒋介石继续砍伐革命人民的头,所以日寇才有狗胆子窜进中国来。现在蒋介石又在反日的人民面前,把他三年前的话重复一遍,这是说什么呢?这是说,他准备失掉更多的国土,准备杀更多的中国革命人民的头,去保卫他那蒋中正的头。在他说这话的第二天,他又被迫出来见学生,学生们坚决表示:“不答应出兵抗日,誓死不离开国民政府。”蒋介石眼看下不了台,一口气答应说:“三天之内,我就下令出兵。”学生们要他把这个诺言写亲笔字以便带到上海,他借口回办公室写信,趁机溜掉,接着蒋介石的“效能”就又公开出来了,蒋介石的武装宪兵拿着枪和刺刀驱逐请愿的学生了。

又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就是说,不但过了“三天”,而且过了两个三十天,祖国的危险情势更急了,各地学生们还没有看见蒋介石“下令出兵”,于是,在南京又出现了三万多人的请愿与示威。这时,蒋介石统治权的“效能”——全副武装的宪兵就又出现在了学生群众的面前,宪兵队后面传来一阵杀气腾腾的冲锋号声,接着枪声响了,刺刀冲过来了,前排的学生许多便倒在血泊里!十几分钟时间,死去的爱国学生有三十多人,受伤的百余人,还有几个被活活地捉去抛到河里淹死了!学生们爱国的热血洒红了珍珠桥,染红了珍珠桥下的流水!爱国的同胞们记着!这又一个血日!这血日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在这一日,蒋介石下令在南京珍珠桥畔枪杀要求抗日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果不期然,一九四九年,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像臭名昭著的北洋军阀下场一样,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曾经在南京一次集会上,以“岳武穆”自居,宣称即北上到最前线去和敌人作殊死一战,当时在座全体起立,向他致敬,还有许多民众准备欢送这个所谓“岳武穆”到东北去“杀敌救国”。可是,蒋介石的“最前线”在那里呢?蒋介石的“最前线”依然是“四一二”大流血以来的最前线,他所指的乃是南昌、庐山、赣州、汉口、岳阳,或者是奉化,而绝不是东北。蒋介石所要杀的人,并不是日寇,而是抗日的人民,而是为解放而斗争的被压迫劳苦群众。

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一二八”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曾下令要十九路军从淞沪撤退。但是,日寇的进攻,逼迫得十九路军起而抗战,全国人民热烈援助。可是蒋介石不但不派兵增援,而且还命令他管辖下的海军与日寇海军“维持友谊”,甚至让他的部下“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暌暌,毫无忌惮”(见国民党政府的“监察公报”第十五期)。日寇陆续增援上海,达数万人,正当十九路军抵抗到最紧急关头的时候,上海报载出宋子文的谈话:“政府会议时,蒋介石何应钦同云:目前战线甚短,仅以一团兵力足矣,十九路军有三十共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并决定无须援助。各军将士末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动作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在蒋介石这个“战略”方针之下,很快地达到了日寇的目的,日寇占领了淞沪。于是,蒋介石和江精卫就共同创作出了出卖淞沪的“上海停战协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谴责日寇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的同时,更不能忘记那些卖国的“精英”!警惕形形色色的新的蒋介石及其“效能”的出现!强烈反对日本极右分子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强烈谴责一切为了某种目的掩盖历史的可耻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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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日本放中国身上的蚂蝗:“满铁”搜罗惊人情报

来源:中安在线

据说,前些年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城市,在城市拆迁、市政建设,诸如水、煤气、电气、道路工程改造时,其可行性报告,还得去“满铁”资料中搜寻数据和根据……

2007年8月22日,我第二次踏访了东瀛岛国。在岛国的八天时间里,我总感觉自己置身在一个名副其实的情报国度,无论是在大道通衢,还是在街头巷尾,诸如“激安情报满载”、“NO1.の情报量”、“物件情报”等广告、招贴,随时随地会扑面而来。在资料、书籍中,以及与有关专家、学者交谈中,总会不时跳出“满铁”这么一个字眼,普遍认为它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上世纪前半期的情报水平与情报成就。

一“满铁”,其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根据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142号敕令设立的,表面上它似乎是一家企业,实际上却是日本的国策公司。这年夏天,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应邀来到中国东北,出任“满铁”首任总裁。邀请他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此时,儿玉还兼着日本驻满洲军总参谋长的要职。

20世纪初叶,西方列强在中国境内修筑了诸多的铁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铁路犹如一条条生猛的蚂蝗,为着吮吸中国丰富的经济资源。

日本也必须在中国的躯体上有一条蚂蝗!后藤向儿玉建议,日本在满洲必须重点经营铁路,其余依次为开发煤矿,从本土移民和发展农业、畜牧业。如是,才有实力与俄国再次进行交战,或为全面占领中国作好准备。

1907年4月1日,“满铁”正式开始经营活动。

后藤新平到任后,立即全面实施发展计划,在坚持以铁路为主的前提下,将其经营触角迅速地伸延到海港、海运、旅馆服务、煤矿、电气,以及铁路沿线城市市政建设等方面上来,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沿着铁路沿线,他还布局了不少学校,打算为日后长期殖民统治培养人才;开设了诸多的医院,力争使每一所医院都具有野战医院的功能。并成立“满铁”中央实验所,全面推进和开发对中国东北的科技殖产……

以发展经济力量的路径,达到增强军事实力的目的,而不是赤裸裸地去加强军事力量———此条路径,在整个“满铁”经营的四十年历史中,一直贯彻始终。

在组建“满铁”和运营管理中,为了网罗“当代头等人才”,后藤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据称,他挑选人才的条件有三:第一,好出名者不用;第二,固执者不用;第三,必须是“早晨八点钟的男子”。

有人评价当时的“满铁”职员是———几乎就没有见过“面色苍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些被网罗来的人才,一旦被安排到适宜于发挥作用的各个部门,“就像被送进知识培养器中一样,会得到非常充分的营养素”。在当时的“满铁”图书馆中,为职员们提供的各种图书可谓汗牛充栋,“从《马恩全集》,到列宁的《列宁著作集》等,这些书刊在日本不用说阅读,就连藏书都是危险的,而在这里却能自由地阅读”……

在后藤出任总裁的近两年里,“一种使职员们感到‘满铁就是我自己’的这样一种精神剂”,让“满铁”比起日本的一般驻外机构来,不但更具凝聚力,也更急于“建功立业”。
二“满铁”初时,下设总务部、运输部、矿业部、附属地行政部四个部。很快,就在正式营业的当月,又成立直属总裁的调查部。调查部创立之初,其重点,放在对“经营满铁所需要的旧习调查及关东军事地志”的调查上。而后,随着“满铁”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张,其调查范围很快扩大。

区域和地方调查这一块的重点有三。

一是内蒙古。二是延边地区。重中之重是苏俄。在满铁存在的近四十年间,这一直是调查活动的热点与重点。

1913年起,“满铁”调查部即有人员常驻北京、上海,1918年设立了“满铁”北京分所、上海分所。这时,“满铁”乌贼鱼般的触角,除伸向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伸向苏俄和德国,在本土也设有一个“满铁”东京支社。

同时,“满铁”调查部还参与了日本官方、军方的对华政治人物的诱降活动。担负此项任务的,主要是上海事务所南京支所所长的西义显。他先后参与了“汪精卫工作”、“钱永铭工作”(钱时任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与国民党政府有密切联系),与高宗武(原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董道宁(外交部亚洲司日本课长)也有很深的接触。

此时的调查部里,网罗了不少“中国通”、“俄国通”,统称“特约人员”。其中不少人是专家学者。

三“满铁”,对于因野心而强盛,又因野心而陨落的现代日本,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近四十年的情报活动中,它一共提出了一万几千份调查报告,差不多每天就提出一份调查报告。正如美籍著名学者黄宗智所说,这些调查报告中的“大部分,是采用当时最好的分析框架和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组织调查及撰写的”。

“满铁”,对于近现代的中国,影响也极为深远。除去一万几千份调查报告,为调查研究而积累起来的资料,包括搜集的各种情报、档案、书籍、杂志、剪报,达二三十万件;还出版了数千种图书资料及杂志。它们规模宏大,卷帙浩繁,确实堪称上世纪前半叶世界三大(另两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俄克格勃)情报资料宝库之一。

它的意义又不仅仅是能警策后人,除了有部分透露出日本侵华和占领中国的战略、策略、手段、机构、人员及其演变等,大量的内容还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地理、风俗、交通等各个方面,成为今天中外学人回望清末与民国时期中国的最佳视角之一。

此外,其中的一些情报资料,至今还有着很高的实用性。据说,前些年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城市,在城市拆迁、市政建设,诸如水、煤气、电气、道路工程改造时,其可行性报告,还得去“满铁”资料中搜寻数据和根据。
 
"9·18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小,得利最大的一次侵略行动。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后,又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步步进逼,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半壁河山沦陷,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因此,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认真反思"9·18事变"的教训。

事变经过

日本军阀为发动"9·18事变"做了周密的准备。事先组织了多次"参谋旅行"详细调查了东北地区的兵要地志情况;特意安排熟悉东北地区情况的本庄繁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他曾经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来了适合寒冷地区作战的第2师团(又称仙台师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的)。驻朝鲜的第19和第20师团也秘密向中朝边境调动,以便支援关东军。为了攻击坚固的北大营,日军从旅顺要塞秘密运来2门240毫米重型榴弹炮,并安装在沈阳站附近的军营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1夜之间日军就占领了沈阳城。1周之内,日军占领了吉林、辽宁两省的30座主要城市、12条铁路线。11月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没有集中兵力对日军进行统一协调的反击行动,驻扎在辽宁、吉林的东北军仅少数部队进行了自卫,并很快撤离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驻扎在黑龙江的东北军进行了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等几次大规模战斗,但最终因孤军奋战而失败。这样,"9·18事变"爆发4个月之后,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被沦陷了。

不抵抗主义

虽然日本的军事传统一贯采取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日本在事变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瞒住中国军队的眼睛,"9·18事变"之前几个月,当地驻军不断发出日军可能异动的警报。

可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不但不作任何应变部署,相反一再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同时把30万军队调往江西,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3次围剿。蒋于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没有采取任何抗日军事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部向当时的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略。蒋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批判蒋为"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面对国内压力,蒋打出了"外交"、"反共""亡国论"三张牌。其中"外交"是用来为不出兵抗日遮丑的;"反共牌"用来拉拢地主、商人等上层势力;"亡国论"用来恐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

蒋多次喊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1932年1月11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时,抛出了著名的"3日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见1932年1月21-23日上海《时世新报》)

  破产外交

向国联呼吁干涉的外交活动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后来的李顿调查团无非是一场闹剧而已。因为在中国不做丝毫抵抗的情况下,列强都不希望得罪日本。

苏联虽然收容了大量退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但公开政策还是宣布严守中立。而美国、英国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一方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美国、英国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动。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

1931年"9·18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只是损失更惨重而已。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手握重兵,却不敢抵抗几千日本干涉军,结果7000多中国军民被杀害,蒋派去对日军交涉的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残忍地杀害了。

无数悲惨的事实证明,面对外敌侵略,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外交必然破产,如同一个赤身裸体人落到狼群中。周恩来总理谈到蒋介石时说:"我们看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知道他的将来。"

  1931年中国能抵抗吗?

"9·18事变"爆发时,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因此兵力方面中方占绝对优势。

总体上,中国军队的火力是不如日本军队的,但是在"9·18事变"时,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这些武器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918事变前,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即使在火力处于劣势情况下,只要有坚强的组织、正确的作战指挥,中国军队也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就在蒋介石发表"3日亡国论"之后17天,蔡廷锴将军指挥的19路军就违抗蒋撤退的命令,在上海奋起反击日军,奋战30多天,这说明中国军队是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的。那么东北军能打仗吗?同样可以。就在918事变后不久,驻黑龙江的东北军22旅在双城车站袭击日军天野旅团,杀伤日军600~700人。但是上述个别部队的孤军奋战都因为得不到主力的支援而失败,因为现代战争需要协同作战和大量的后勤保障。同样是东北军,1937年吕正操指挥的第691团奉命掩护几十万"国军"南撤,691团完成断后任务后决定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后来加入了八路军,在冀中地区坚持了8年游击战。抗战中,东北军第111师参加了山东八路军,后来成了中著名的38军的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8军屡建奇功,被誉为"万岁军"。无数事实证明,东北军是能打仗的,但是蒋的不抵抗主义断送了国家、断送了军队。

火力强和火力弱的军队之间的差异,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打的问题。以30万东北军的实力,完全可以采用主力军的运动战结合民众的游击战与日军周旋。东北人民曾经组织起大量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长期斗争,但因为得不到正面战场主力军的援助而失败。抗美援朝初期,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25万左右,1950年中、美军队之间的火力差距远远大于1931年中、日军队之间的差距。

就人力、财力、物力而言,从"9·18"到"7·7事变",中国军队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只是这些力量大多数没有用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白白消耗在内战中。东北3000万人口中,如果以10%的保守比例计算(二战中德国征兵达到其总人口的16%),本来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兵龄男子就达300多万,几乎相于8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总伤亡。"9·18"之后,日本从关内骗到关外的劳工又有300万,这些人力都被送到矿山、工厂、或修筑秘密工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节省了日本大量劳动力用于战场。战后在东北地区日本工、矿企业及军事基地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就有50~60万具劳工的遗骸。

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蒋在1931年以后立志要消灭的共产党、广东、广西等地的地方势力他一个也没有消灭,而且后来还和这些力量一起合作抗日了。这说明中国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可以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的。即使仍有不顾大局的反对势力,也会由于抗战一方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而陷入孤立,最终加速其失败。比如1950年中国境内有国民党残匪170万,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这些残匪很快都土崩瓦解了。这个事实说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捍卫整个民族生存与安全的能力。
 
"9·18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小,得利最大的一次侵略行动。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后,又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步步进逼,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半壁河山沦陷,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因此,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认真反思"9·18事变"的教训。

事变经过

日本军阀为发动"9·18事变"做了周密的准备。事先组织了多次"参谋旅行"详细调查了东北地区的兵要地志情况;特意安排熟悉东北地区情况的本庄繁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他曾经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来了适合寒冷地区作战的第2师团(又称仙台师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的)。驻朝鲜的第19和第20师团也秘密向中朝边境调动,以便支援关东军。为了攻击坚固的北大营,日军从旅顺要塞秘密运来2门240毫米重型榴弹炮,并安装在沈阳站附近的军营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1夜之间日军就占领了沈阳城。1周之内,日军占领了吉林、辽宁两省的30座主要城市、12条铁路线。11月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没有集中兵力对日军进行统一协调的反击行动,驻扎在辽宁、吉林的东北军仅少数部队进行了自卫,并很快撤离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驻扎在黑龙江的东北军进行了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等几次大规模战斗,但最终因孤军奋战而失败。这样,"9·18事变"爆发4个月之后,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被沦陷了。

不抵抗主义

虽然日本的军事传统一贯采取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日本在事变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瞒住中国军队的眼睛,"9·18事变"之前几个月,当地驻军不断发出日军可能异动的警报。

可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不但不作任何应变部署,相反一再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同时把30万军队调往江西,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3次围剿。蒋于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共匪"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没有采取任何抗日军事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部向当时的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略。蒋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批判蒋为"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面对国内压力,蒋打出了"外交"、"反共""亡国论"三张牌。其中"外交"是用来为不出兵抗日遮丑的;"反共牌"用来拉拢地主、商人等上层势力;"亡国论"用来恐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

蒋多次喊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1932年1月11日蒋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时,抛出了著名的"3日亡国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见1932年1月21-23日上海《时世新报》)

  破产外交

向国联呼吁干涉的外交活动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后来的李顿调查团无非是一场闹剧而已。因为在中国不做丝毫抵抗的情况下,列强都不希望得罪日本。

苏联虽然收容了大量退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但公开政策还是宣布严守中立。而美国、英国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一方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美国、英国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动。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

1931年"9·18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只是损失更惨重而已。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手握重兵,却不敢抵抗几千日本干涉军,结果7000多中国军民被杀害,蒋派去对日军交涉的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残忍地杀害了。

无数悲惨的事实证明,面对外敌侵略,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外交必然破产,如同一个赤身裸体人落到狼群中。周恩来总理谈到蒋介石时说:"我们看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知道他的将来。"

  1931年中国能抵抗吗?

"9·18事变"爆发时,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因此兵力方面中方占绝对优势。

总体上,中国军队的火力是不如日本军队的,但是在"9·18事变"时,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这些武器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918事变前,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即使在火力处于劣势情况下,只要有坚强的组织、正确的作战指挥,中国军队也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就在蒋介石发表"3日亡国论"之后17天,蔡廷锴将军指挥的19路军就违抗蒋撤退的命令,在上海奋起反击日军,奋战30多天,这说明中国军队是完全可以和日军作战的。那么东北军能打仗吗?同样可以。就在918事变后不久,驻黑龙江的东北军22旅在双城车站袭击日军天野旅团,杀伤日军600~700人。但是上述个别部队的孤军奋战都因为得不到主力的支援而失败,因为现代战争需要协同作战和大量的后勤保障。同样是东北军,1937年吕正操指挥的第691团奉命掩护几十万"国军"南撤,691团完成断后任务后决定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后来加入了八路军,在冀中地区坚持了8年游击战。抗战中,东北军第111师参加了山东八路军,后来成了中著名的38军的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8军屡建奇功,被誉为"万岁军"。无数事实证明,东北军是能打仗的,但是蒋的不抵抗主义断送了国家、断送了军队。

火力强和火力弱的军队之间的差异,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打的问题。以30万东北军的实力,完全可以采用主力军的运动战结合民众的游击战与日军周旋。东北人民曾经组织起大量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长期斗争,但因为得不到正面战场主力军的援助而失败。抗美援朝初期,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25万左右,1950年中、美军队之间的火力差距远远大于1931年中、日军队之间的差距。

就人力、财力、物力而言,从"9·18"到"7·7事变",中国军队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只是这些力量大多数没有用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白白消耗在内战中。东北3000万人口中,如果以10%的保守比例计算(二战中德国征兵达到其总人口的16%),本来能够用于对日作战的兵龄男子就达300多万,几乎相于8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总伤亡。"9·18"之后,日本从关内骗到关外的劳工又有300万,这些人力都被送到矿山、工厂、或修筑秘密工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节省了日本大量劳动力用于战场。战后在东北地区日本工、矿企业及军事基地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就有50~60万具劳工的遗骸。

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蒋在1931年以后立志要消灭的共产党、广东、广西等地的地方势力他一个也没有消灭,而且后来还和这些力量一起合作抗日了。这说明中国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可以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的。即使仍有不顾大局的反对势力,也会由于抗战一方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而陷入孤立,最终加速其失败。比如1950年中国境内有国民党残匪170万,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这些残匪很快都土崩瓦解了。这个事实说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捍卫整个民族生存与安全的能力。

无论从人力、物力、军队、民心、士气等各方面看,中国在1931年,是完全有能力奋起抗战的
 
1931年日本国力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931年,日本是否有能力3天灭亡中国呢?实际上,1931年的日本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治体制、动员程度、军事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无法支持一场长期的局部战争。

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30年代初期的日本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的38%,军费只占财政支出28%。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经济规律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例如1931年日本军费为4.54亿日元,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甚至弥补不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

  "9·18事变"时,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1932年"1·28事变"时,由于19路军积极抵抗,日军4易主帅,3次增兵。在战局僵持不下时,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3个月都维持不了"。

由于日本的财政能力和侵略扩张野心之间的矛盾,造成军方和政府的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倒阁、兵变和刺杀事件。1930年由于滨口内阁压缩海军军费,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限制日本海军规模,因此日本海军杀死了滨口幸雄首相。1932年"5·15兵变",日本陆军杀死犬养毅首相。由于不能满足日本军阀对战争经费需求,在1936年日本皇道派军人发动的"2·26兵变"中藏相高桥是清被作为"国贼"乱枪打死。1930年到1937年间,日本共有2位首相2位藏相被杀。

政治动荡的背后的实质是日本财阀改变了他们的投资方向。财阀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投资于风险小、利润大的行业。"9·18事变"日本轻易夺取了东三省,使日本财阀改变了主要依靠商品和投资掠夺中国财富的老办法,转变为主要依靠战争掠夺的手段为主。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投巨资于军工产业,在政治上抛弃了政党政治,转而支持法西斯政治。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不可少的政治、经济准备。

"918"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又一场赌博。占领东三省,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资源、劳动力、商品市场,帮助日本摆脱了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军事上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支持了日本以后进行的侵略战争。1937年日本军费增加到32.7亿日元,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军费增长了7倍,步枪生产增长了10.8倍,机枪增长了3.2倍,火炮增长4.3倍,飞机增长2.8倍,坦克增长38.9倍,汽车增长20倍。这时日本才初步具备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能力。

关于侵略东北三省与侵略全中国的关系,《田中奏折》里说得很清楚:"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不夺取东三省的资源,日本就没有能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假如日本从华东方向侵略中国,那么日本就无法夺取足够的铁、煤炭等战争物资。日本的扩张战略带有强烈的赌徒色彩,它必须把本钱和一次赌博赢到的钱全部压上去,进行下一次更大的赌博,只要一次输掉了,它就只有倾家荡产,退回最初的起点。

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不但不会3日亡国,还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山惨遭战祸的结局。

什么时候开始抵抗?

这个问题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国有过汪精卫、蒋介石,所以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1)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2)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和平(3)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投降派这个三段论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两个致命的错误:

(1)他们假定敌人也是静止的。但是敌人的胃口不会因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满足,既然轻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会不断打上门来。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投降派总是麻烦不断,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们假定投降的代价小于发展的成果,但实际上投降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投降后发展的成果。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国际信誉、政权的道义基础、军民士气等等软实力的损失。

正确的结论是--必须从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抵抗。当一个国家面临侵略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处于不利境地,在这时已经不能追求什么最好选择,只能使事情不要变得更糟。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既是唯一正确的自卫方法也是对潜在威胁的威慑。例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北纬17度线问题,有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越过38线后招致中国出兵的先例在,美国军队始终没敢越过北纬17度线。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信用也是她的实力之一。

抵抗失败也比不抵抗而失败要好。芬兰就是个抵抗战败的例子,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占了柏林,但是没有占领赫尔辛基。因为芬兰军队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进行顽强的抵抗,使苏联认为占领芬兰得不尝失。假如芬兰也采取不抵抗主义,那么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芬兰了。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败仗,但由于坚持持久战,终于把日本经济拖垮。1937年的日本经济在高度动员情况下只能维持2年,后来尽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成年人每天只有330克粮食。因此日本只有冒险与掠夺东南亚,与美英开战,走上了加速灭亡的道路。

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越战越强。内因反面,国家可以更紧密的团结,调整投资和建设方向,从实战经验中检验平时建设的得失。军队也可以从战争中得到锻炼。外因方面,弱国对抗强敌,争取国际援助是很重要的。但是打胜仗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力量。人不自救,天莫能助。往往是先靠自己的力量打几个胜仗才有外来援助。如抗日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得到美国大批援助,火力大大增强。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后,苏联才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1941年12月苏德战争莫斯科大反攻胜利之后,美英援助才源源不断运到苏联。毕竟谁也不愿意投资给失败者。

战争中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力的强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胜负却不一定。双方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一个国家必须从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钟就必须开始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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