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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央行未因中美息差而感到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1日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说，虽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近日宣布降息，但中国人民银行并未因中美息差感到压力。
他表示，中国央行将继续重视本土的情况，如本土投资、本土消费等活动。他同时声称，央行会对美国利率保持观察。
周小川说，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因此“现在还看不到太大的影响”。对于中美之间的利率差别，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对于资产价格方面的问题，周小川表示，“央行现在非常关注资产的价格。当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常常都会关注这一点。我们知道有很多经济政策效果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有时候我们的焦点不可以单单放在价格上面，但是我们会持续留意。”
今年以来，央行已先后5次加息，但每次加息次日股市基本上都是以上涨收盘。从年初到现在，上证综指涨幅已接近100%。
周小川还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是项系统工程，各项改革之间有高度相关性，不是散兵游勇式的。
中国政府在2005年已经有改革汇率的蓝图，但要达到自由兑换，并没有一个时间表，但他认为这会是水到渠成的事。
周小川：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是金融市场稳定基础
9月21日，亚洲金融论坛在香港举行。论坛嘉宾及出席人士为世界各地、香港及内地金融界决策官员及金融机构之高层代表，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行政长官曾荫权、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及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
央行行长周小川：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是金融市场稳定基础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会议。刚才沃尔芬森先生谈的非常好。联系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促进稳定，拓展商机”，总的看法，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才能够有利于稳定，有利于拓展商机。我想讲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和市场化在这些年确实取得了大幅度进展，主要依靠的就是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体会到，只有金融机构变得健康，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活动，抓住商机，支持中国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也更有助于保持稳定。
第二，这些年在中国的金融改革起步是很坚决的，政府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决定，进展也良好。同时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用中国话说还是“任重道远”的。改革有见效快的动作，同时也有一些见效比较慢，通过长期积累才能起作用。下一步我估计还是要坚决果断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在这方面还会加大力度。
第三，回顾一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也就是改革各项内容之间中间有非常高度的配合关系，需要各项内容互相配合才能取得好的成果，是全面出击的，不是散兵游勇或者游击队式的，打游击的做法。
第四，想表达一下，前一阶段改革所取得的进展会给我们下一步改革开放建立充分信心，也会使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倚重于改革开放，更多地发挥改革开放所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同时是中国政府历来所提出的哲理，就是如何来保持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比以前更有经验，同时也更有信心。
第五，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以机构改革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最近次按事件和市场波动中，我们看出保持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和经济金融健康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从中国角度讲，中国政府最近一直强调一个提法叫“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里蕴含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之中保持平衡，要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机构健康化之间保持平衡。当然，科学发展观还包括很多其它内容。
有时候大家不经常回想过去的事，我想谈中国金融改革还要从亚洲金融风波的状态谈起。我们回想一下，亚洲金融风波中国金融体系到底是怎样的状况？我归纳了这样几条：
1、商业银行体系在亚洲金融风波时自己报告说他们的不良资产率是25%，实际上那时候因为贷款的分类标准，会计标准，财务纪律和各方面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那25%是不够的，弄不好是35%—40%的不良资产。这种不良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商业性信贷和政策性信贷还没有分开造成的，同时也和当时的信贷文化非常有关。可能香港很多人很有经验，说中国的贷款文化在那时候是“关系型”为主文化。
2、当时的特点是商业银行的企业化问题，商业银行是能够追求利润的还是按照中国政府机关办的？所以在中国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虽然已经取得进步了，但是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
公司治理结构也还没有得到初步建立，政府和监管机构对公司治理结构也没有给出任何指引，都是各自解释，自己愿意理解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就自己怎么去说。总的来说，那时候很多金融机构还是像政府部门和机关，缺乏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3、那时候很多标准还不行。(1)会计标准，当时距离国际上可比较的会计标准差得比较多；(2)贷款分类标准，中国当时采取的是期限法，而不是现在的五级分类方法。(3)上市公司的披露标准也比较低。所以存在大量信息操控问题。
的确是这样，如果会计标准不太好的话，财务报告的标准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与此相配合的是有一些法律法规，诸如《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中间还有很多不健全的东西，有一些没有出台，比如说《破产法》当时还没有出台。
4、当时的资本市场既不够发达同时也处于毛病比较多的年代，不成熟，定价能力比较差，理性比较差，出现问题比较多。
5、监管方面。当时的监管组织结构体系是不满意的。所以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之间始终在讨论如何形成更有效的监管组织体系。除了监管组织体系之外，大家也必须知道，监管体系还必须要靠规则的建立，监管原则的树立，监管人才和监管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些是随后这些年的重要任务。
6、约束机制。对于金融机构来讲，究竟用什么样的约束机制？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前，中国政府主要使用不良资产率，但是不良资产率不太好用，因为不太好区分哪些是政策性贷款，哪些是商业性贷款，哪些是谁形成的，同时不良资产到底拨备了没有。因此，需要尽快使用巴塞尔资本充足率和资本监管核心原则。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1日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说，虽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近日宣布降息，但中国人民银行并未因中美息差感到压力。
他表示，中国央行将继续重视本土的情况，如本土投资、本土消费等活动。他同时声称，央行会对美国利率保持观察。
周小川说，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因此“现在还看不到太大的影响”。对于中美之间的利率差别，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对于资产价格方面的问题，周小川表示，“央行现在非常关注资产的价格。当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常常都会关注这一点。我们知道有很多经济政策效果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有时候我们的焦点不可以单单放在价格上面，但是我们会持续留意。”
今年以来，央行已先后5次加息，但每次加息次日股市基本上都是以上涨收盘。从年初到现在，上证综指涨幅已接近100%。
周小川还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是项系统工程，各项改革之间有高度相关性，不是散兵游勇式的。
中国政府在2005年已经有改革汇率的蓝图，但要达到自由兑换，并没有一个时间表，但他认为这会是水到渠成的事。
周小川：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是金融市场稳定基础
9月21日，亚洲金融论坛在香港举行。论坛嘉宾及出席人士为世界各地、香港及内地金融界决策官员及金融机构之高层代表，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行政长官曾荫权、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及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
央行行长周小川：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是金融市场稳定基础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会议。刚才沃尔芬森先生谈的非常好。联系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促进稳定，拓展商机”，总的看法，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才能够有利于稳定，有利于拓展商机。我想讲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和市场化在这些年确实取得了大幅度进展，主要依靠的就是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体会到，只有金融机构变得健康，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活动，抓住商机，支持中国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也更有助于保持稳定。
第二，这些年在中国的金融改革起步是很坚决的，政府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决定，进展也良好。同时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用中国话说还是“任重道远”的。改革有见效快的动作，同时也有一些见效比较慢，通过长期积累才能起作用。下一步我估计还是要坚决果断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在这方面还会加大力度。
第三，回顾一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也就是改革各项内容之间中间有非常高度的配合关系，需要各项内容互相配合才能取得好的成果，是全面出击的，不是散兵游勇或者游击队式的，打游击的做法。
第四，想表达一下，前一阶段改革所取得的进展会给我们下一步改革开放建立充分信心，也会使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倚重于改革开放，更多地发挥改革开放所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同时是中国政府历来所提出的哲理，就是如何来保持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比以前更有经验，同时也更有信心。
第五，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以机构改革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最近次按事件和市场波动中，我们看出保持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和经济金融健康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从中国角度讲，中国政府最近一直强调一个提法叫“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里蕴含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之中保持平衡，要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机构健康化之间保持平衡。当然，科学发展观还包括很多其它内容。
有时候大家不经常回想过去的事，我想谈中国金融改革还要从亚洲金融风波的状态谈起。我们回想一下，亚洲金融风波中国金融体系到底是怎样的状况？我归纳了这样几条：
1、商业银行体系在亚洲金融风波时自己报告说他们的不良资产率是25%，实际上那时候因为贷款的分类标准，会计标准，财务纪律和各方面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那25%是不够的，弄不好是35%—40%的不良资产。这种不良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商业性信贷和政策性信贷还没有分开造成的，同时也和当时的信贷文化非常有关。可能香港很多人很有经验，说中国的贷款文化在那时候是“关系型”为主文化。
2、当时的特点是商业银行的企业化问题，商业银行是能够追求利润的还是按照中国政府机关办的？所以在中国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虽然已经取得进步了，但是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
公司治理结构也还没有得到初步建立，政府和监管机构对公司治理结构也没有给出任何指引，都是各自解释，自己愿意理解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就自己怎么去说。总的来说，那时候很多金融机构还是像政府部门和机关，缺乏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3、那时候很多标准还不行。(1)会计标准，当时距离国际上可比较的会计标准差得比较多；(2)贷款分类标准，中国当时采取的是期限法，而不是现在的五级分类方法。(3)上市公司的披露标准也比较低。所以存在大量信息操控问题。
的确是这样，如果会计标准不太好的话，财务报告的标准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与此相配合的是有一些法律法规，诸如《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中间还有很多不健全的东西，有一些没有出台，比如说《破产法》当时还没有出台。
4、当时的资本市场既不够发达同时也处于毛病比较多的年代，不成熟，定价能力比较差，理性比较差，出现问题比较多。
5、监管方面。当时的监管组织结构体系是不满意的。所以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之间始终在讨论如何形成更有效的监管组织体系。除了监管组织体系之外，大家也必须知道，监管体系还必须要靠规则的建立，监管原则的树立，监管人才和监管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些是随后这些年的重要任务。
6、约束机制。对于金融机构来讲，究竟用什么样的约束机制？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前，中国政府主要使用不良资产率，但是不良资产率不太好用，因为不太好区分哪些是政策性贷款，哪些是商业性贷款，哪些是谁形成的，同时不良资产到底拨备了没有。因此，需要尽快使用巴塞尔资本充足率和资本监管核心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