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ZT）
- 主题发起人 xiaomage
- 开始时间
王国维
十八、王国维
简介：略
关键词：独立、守缺、对话、治学、词话、性情、嗜好、
悲观、婚姻、恩怨、黯淡、沉湖、逝因、评说
独立
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 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至于“个人 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 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显然， 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王国维在1925年应清华之聘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给好友蒋孟蘋写信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 所不足者钱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 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守缺
虽然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王国维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 前途寻找方向。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 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表达了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 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 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 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 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 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
1924年，王国维撰写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 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 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
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 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波折不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 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 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将 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正如他给罗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 林先生。”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 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 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对话
王国维是保守学者的代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这两个本有着截然相反的学术理念的学者，却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话。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在《归国杂感》中写道：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 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 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国维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学焦循（里堂）的《雕菰楼集》 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此后胡适写成了《戴东原的哲学》一 书。
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适府上回访。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 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国维“他的人很 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 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当时为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曹云祥亲往敦请，王国维婉辞不就。同年11月，溥仪迁出皇宫，暂住醇亲王府，王国维也侍行。1925年，胡适再请王国 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拒绝。胡适做废帝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的工作，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拒 绝，便答应下来，奉诏任教。
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胡适便用自己的车子拉着王国维，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华园。
据说，此后，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亲自写的聘书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 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 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有诗句：“鲁连黄鹞绩溪 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安徽绩溪人）。而陈寅恪此后一直对胡适敬重有加，大概也是因为胡适敬重他所敬重的王国维先生，并力促王国维成为清华国学院导 师吧。
教学
姜亮夫去清华补考，王国维出的题目都是关于“小学”的。姜亮夫度过章太炎的书，所以便用章太炎书中的见解答题。王国维看了卷子问他是不是章太炎的学生，他 答不是，王国维便问为什么都是章太炎的话，姜老师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我突击了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王国维问：“《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姜 答：“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国维连声说好，然后告诉助手，可以录取姜亮夫。
姜亮夫入学后，一次王国维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王国维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姜亮夫请王国维指点， 王国维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姜把选定的题目送给王国维看，王国维问姜：“广韵如何研究？”姜的回答他不满意，沉默片刻后，他说：“我看搞诗 骚联绵字考吧！”接着他拿出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给姜亮夫看。
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腻、细致。王国维在清华讲《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王国维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得所有材料找齐全，才下第一部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大同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问题下结论。
王国维性情僻冷，但谈到学术问题时就显示出热情的一面。1926年12月3日是王国维50岁生日，学生们来家中拜寿。7天后，他在工字厅设宴招待同学们，席间还展示他所藏历代石经拓本。学生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
[SIZE=-1][/SIZE]治学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又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也。”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 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亦不负父望，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 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
王国维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是中国学人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现代西哲的先驱；所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 论》，文学界至今仍奉为经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古器物学研究成果，更是当代史坛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从知识结构上 论，王国维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贯通今古。在日常生活中，他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钻研学问。晚年虽盛名满天下，仍心无旁骛，甘为一介清 白寒士。
无论早期的西学与哲学研究，中期的文学、戏曲探索，还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学研究，王国维都试图从学术问题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无意识 的学习与有意识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 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陈鸿祥称王国维是“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开始对甲 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 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王国维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振玉资料拓 印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 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 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年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明清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的“传书堂藏书”富称海内外。1919年，蒋汝藻经罗振玉介绍，延聘王国维编撰《传书堂藏书志》。1922年，蒋汝藻又请王国维排印 《观堂集林》。王国维离沪时，《传书堂藏书志》初稿已完成大半，以后在北京仍继续编写修订。不幸后来蒋汝藻因经商不利，停止了此项工程。直到1974年， 蒋祖怡的校抄本《传书堂藏书志》才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此书在大陆一直未有出版。王国维的重孙王亮知道后接手了这个任务，经三年标点、校勘，整理本 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玉”者欲也，他认为《红楼梦》为解脱之书，他的《红楼梦评论》开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人欲，最后将整个故事看作是宝玉出 世还玉（欲）过程：“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质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 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 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照此理论，则 “宝玉”似乎当谐音“饱欲”，“黛玉”当谐“待欲”。
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
此作品咳珠唾玉，精辟警句比比皆是：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 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 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 欧诸公所不许也。
端穆
王国维有道德洁癖，他总是将文章与人格相联系。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王国维天生忧郁悲观，他自己也说：“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王国维自视极高，向来以天才居之。他30岁以后致力于文学以及学问著述，著《人间词话》。并且填写了不少词，谓之：“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
由于王国维自命甚高，所以朋友很少。这也使得他更加专心于学问研究。他在诗中写道：“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铅丹。闲愁无分况清欢。”
王国维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 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 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曾想让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以居，不能为民国做事，坚决不答应。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 （类似今天函授教授），为北大教学生，名义上却不是北大教师。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 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又是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贫困中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还有一次，北大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王国维又是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他王国 维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好在北大见过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欢迎仪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的茶话会。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 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 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 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学很忙，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 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华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帮自己看一看。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国维家，王国维看了之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情 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王国维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的时候，姜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姜看见书中用好几种 颜色的笔打了记号。王国维看了看姜亮夫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姜亮夫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思想也非常前进。晚上九点多，词改好 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 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回忆父亲：“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 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王国维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
王国维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王国维穿着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夏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在上海居住时，家中时常有日本客人。王国维的孩子们当时都还小，很是淘气。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后的衣服 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王国维见了并不责怪。王国维的孩子们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 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王国维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注：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当时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 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龚又 嗜冶游，好赌博，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一生艳事多多，尤其世传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 案”，更是扑朔迷离，虽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钩悬决疑，竭力为龚、顾辩白洗刷，可这则浪漫故事并未因之偃声息语。）
王国维在其弃世前数日，他曾受托替时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王书写了唐末韩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两首七言律诗，可题款 时，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师称弟子为“兄”，就悖逆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 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 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认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这个时节自沉的。
嗜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的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 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 就是为他准备的。他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 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如果在书店里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 钱。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王国维在北京时，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咸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虽然酒量很小，稍饮即脸红，但仍乐此不疲，王说是以此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
悲观
王国维的家庭成员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1907年7月，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生产双胞胎女儿病危，王国维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宁，延请名医救 治，十几天后，年仅34岁的发妻离开人世。从1905年开始至1908年，王国维的人生不断遭遇重大变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去世。王国维不断地由北京 返回家乡海宁参加葬礼，可见其生世之累，谋生之艰。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亲生母亲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续娶22岁的潘丽正为继室。1921年5月四女通明生，9月殇。1923年5月女瑞明殇。1925年，长子潜明去世，在之前一年，一双孙女殇。
王国维最早受到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影响。由于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著作进行研读，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因为王国维对叔本华著作产生了共鸣，所 以叔本华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令王国维坠入了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的深渊。所以，三十岁以后的王国维深深感到“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 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 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但解脱是“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
婚姻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谨遵父命“成家立业”——他结了婚，并且到本城沈家去当塾师。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经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当王国维十四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名震乡里的时候，他的岳父对 这个未来的女婿简直是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且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馆打工，从 此与他的妻子当了十年的“牛郎织女”。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
《清平乐》：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队妻子的四面，如三迭的《西河》：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台，声声啼鸩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 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 天以后，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浣溪纱》：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蝶恋花》：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遗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谒金门》：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间无气力，绿窗寒恻恻。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露点声疏人语密，旧欢无处觅。
《苏幕遮》：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 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 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 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罗仲安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解释“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如同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妇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着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国维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据陈鸿祥《王国维传》：“潘夫人名丽正，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恩怨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浙江同乡，二人不仅仅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是老师，是挚友，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 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 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坐攀谈，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 “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他身为公学监 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 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才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 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 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 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 事情。而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有 人讲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
无论如何，在王国维的长子亡故之前，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
王国维的长子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不久，从上海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 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 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 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那位做了遗孀的孝纯，时年仅24岁，与潜明完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国维是在料理潜明丧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其间还托人在海宁为潜明购置了墓地。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不仅激化了所谓婆媳家庭矛盾，还致使罗、王两亲家为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原因是罗振玉在潜明医疗问题上曾指责过女儿“偏执”，所以王国维在潜明遗款的问题上，也以长辈的身份不客气地批评了长媳“无理”，并请罗氏喻以“正理”。 孰料，罗振玉非惟不“喻”，反过来还予以袒护。笔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落款时间，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20天。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氏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说自己发断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许悔意，但仍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罗振玉的侄子罗守巽晚年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但真正的原因是，罗振玉认 为，王国维来信中自称“我辈皆老”，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评他做父亲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严正地讲到“蔑视他人人格”，实际上是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 之教”。
据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当时已经十四五岁，据他说，姑母(即罗孝纯)婚后与潜明继母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中间又受到仆妇们的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 潜明病亡，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主丧；罗氏“痛女心切”，也赴沪探视，两亲家因而发生争执，事情越闹越僵。他这样追述罗、王争执经过：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 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 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过，这都是出于罗氏后人的申述。“罗王交恶”，表面上看起因于潜明“遗款”问题，却非出“一时之误会”，乃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满。在此之前，至少有两件事情颇使罗氏耿耿于怀。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博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 后编》及《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有 矛盾，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携津”。
另一件是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时，小两口皆暂住罗宅，故王国维常去天津看望，而两亲家见面的话题则是溥仪及小朝廷内的人事纷争。罗氏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 允以“老派”自居，要联名上奏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 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 源，较为妥帖。这本出于好意，罗氏却很不高兴。
以上两事，罗、王之间已埋下了“嫌隙”。由潜明丧事而致罗氏发出“绝交书”，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与升、罗引荐王入小朝廷，而王不尽听命，关系极大。
再就罗、王两家关系而言，直到潜明病重，潘氏夫人与罗宅亲家母之间，应该说是处得比较好的，对长媳也一直很关心。所以，王东明（王国维长女）不同意说她母 亲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之辞”；因潜明丧事而罗、王误会以致绝交，“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那时，王东明女士也已十几岁 了，犹能记当时情景，说：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 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 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但罗氏的那封“绝交书”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王东明读到“绝交书”后感慨万分，说：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 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 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当误会发生后，罗振玉带着爱女孝纯先行返津。王国维虽至为难堪，但仍认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所以，他在妥善处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尽其所能为安排好长媳未 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首先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次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其次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 行将款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 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 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 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 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王国维又派了男仆冯友专程赴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然而，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来了罗氏的拒款信。罗振玉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 回。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 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 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 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 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 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著，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６月４日派其子赴京奔 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 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 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 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
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对逝者的一份情谊。
黯淡
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此后，又因王国维寄钱给罗振玉作为儿媳的生活费一事，王国维与恩师罗振玉发生龃龉，虽未反目，但也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张园。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 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 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 二人却未交言。
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1927年4月3日记： “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4月30日 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 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 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观的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 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 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
沉湖
1927年6月1日中午，因为又到了一届学生毕业的时间，所以定在这一天举行师生的告别会。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 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
但也有记载说，王国维在宴会中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 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 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 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 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散会后，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 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 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 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 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 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大概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了自杀的主意。
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 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候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 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但却没有找到王国维。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 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 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 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王国维的三儿子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 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 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 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 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
当天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 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 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 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 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 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 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 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 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 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 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 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 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 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 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 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 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面对王国维的遗体，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在清华园东二里七间房之原下葬。这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送葬的有校长以下数十人，研究院的同学绝大部分已经离校，因此只有何士骥、姜寅清（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数人前去送行。
王国维的墓地在麦陇中的稍高处，圹深六七尺，宽只有三四尺，长约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后，上面盖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坟——一代学术大师，永远长眠于地下了。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罗振玉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 是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 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 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3 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 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 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 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 （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 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 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 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 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 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本月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 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 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逝因(一）
王国维的死，的确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关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说纷纭。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有学者认为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隐含其中：……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王国维）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 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 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在这段话中有四点：１、世变益亟；２、“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３、王国维忧伤过甚；４、豫鲁间兵事方 亟，京中一夕数惊。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自杀的原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 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 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 六畜成群。”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 军抓获，14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 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 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
尽管叶德辉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出了极大的不安。
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 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 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 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 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 藏书，都可以借。
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 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 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 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 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 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梁启超也在《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而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估计更加地恐惧吧！
姜亮夫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劝王国维剪发，而梁启超突然去天津后，王国维心中更是惶恐。这期间，姜亮夫去看望王国维两三次，一次（姜回忆大约为农历四月二 十八）去后，王国维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 你剪不剪辫子，这时形式。”王国维似乎觉得有些道理，姜亮夫又劝他不要离开清华。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又去了王国维家中。王国维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亮夫劝了劝王国维。离开王家后，姜亮夫将王的话告诉了陈寅恪，陈寅恪本来要去看王国维，但因为马上要去城里未婚妻家，故打算晚些再去。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校舍来看王国维。素来平静的王国维却显得忧愤。金梁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 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看来，在挚友面前，王国维已经露出 并不讳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
王国维沉湖的原因，学界大概有以下说法：
一为“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 “南书房”。冯玉祥部逼近北平，逢“覆巢”之将再，故他以自杀而“完节”。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 均持此说，罗振玉更是伪造遗折，坚定王殉清的说法。
在这之前，王国维曾经想过自杀。那是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之际。在这次事变当中，罗振玉后来《祭王忠悫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经想自沉于神武 门御沟一事，而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数句是：“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北门学士 指柯绍忞。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王国维的家人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形。
持王国维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罗振玉一人而已，陈寅恪、吴宓、曹云祥、金梁、杨钟羲都这么认为。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特意指出王国维在鱼藻轩前自 沉，也有他的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 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而将王国维自沉之谜导向“殉清”顶峰的，是罗振玉。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 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 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 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亦赞成，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 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 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 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 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 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而王国维的后辈们则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有关。1983年8月王国维三子王贞明和长女王东明在台湾曾发表过特稿《父亲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间留不 住》。兄妹俩缅怀父亲，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们认为，“父亲自尽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而罗振玉先生 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还拒收恤金……面对罗振玉这位数十年培植资助他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是一件痛苦的事。……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 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兄妹俩否定“殉清”之说，写道，“其实父亲只是一颗棋，也是他（指罗振玉）预布的羽翼……渐渐地父亲感觉到已卷入“浑浊世 界’的大漩涡，必须脱身出来，因此婉拒代缮奏章，代递奏折，代为进言，并表示‘闭门授徒以自给’，以求心安理得，罗氏对父亲的态度颇为不满……”王东明撰 文指出：“王氏后人大都秉性沉默，且有不少流寓海外的，不能广集多方意见，仅凭罗氏家人之言做成结论，自有偏差。”
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同意姑母和三叔的看法，他认为王贞明是当年在北京时王国维身边最亲近的男儿，父亡之时，他最早一个奔赴出事地点，最早读到父亲遗书，手 头又握有第一手资料；王东明是王国维最宠爱的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熟悉其性格和内心世界，因而他俩的话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
王庆山说，1968年他探亲回家时，父亲王仲闻曾告诉他：“我们王家长子娶的是罗家的小女儿，最根本的是你大伯与伯母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你祖父对这门罗王 联姻并不赞成，只是因为我们生活靠罗（罗振玉）支助，所以他出于无奈，才同意这门亲事。我们王家人不求名利，又爱自责。当年祖父对大儿子的死，十分难过， 又自感对不起。”
评说
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是“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罗振玉对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也有评价：“先生的学问，是用文字、声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约，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刚刚适可而止。”
梁启超这样评价：“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 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 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 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 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 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
梁启超说：“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梁启超赞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 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 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 光。”
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 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 的。”
李泽厚先生对王国维进行了分析，他说：“（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即境界——李注），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这也 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 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生的毁灭来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王的遗书——李注）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 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评价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 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 具有崇高的地位。”
王国维沉湖后，梁启超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陈寅恪评价：“先生（王国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 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鲁迅说：“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陈寅恪挽王国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附：子女浮沉
王国维几个子女中，最聪明、最用功、最调皮的是二子王仲闻。高中时，王仲闻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每年圣诞学校放假庆祝，王仲闻和几个要好同学则要 求孔子生日也放假庆祝，学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这天，王仲闻和两位同学就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开除了。王国维没办法，只好让他去考邮局， 寻个铁饭碗。王仲闻和王国维一样没上过大学，全靠自学成才。他在基层邮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入邮政总局。他靠听广播，学会了俄语，竟能看原版书。
1949年底，王仲闻调入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初将王国维的遗稿、遗物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镇馆之宝”。鉴于王仲闻以前参 加过一个邮检部门的培训班，属中统管辖，1951年审干时被定为“特嫌”，遂调往地安门卖邮票。于是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做学问，很快在词学研究、考据方 面小有名气。和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等名家切磋书信不断；出版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乎期期都有他的 小文章。
1957年，鉴于王仲闻在词学考据方面的成就，南京师范学院欲调他去教书，可北京邮局不放。王仲闻就此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家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当时还在部队里的二子王庆同被划为右派，被下到广西林场改造；还在上大学的王庆山也成了右派，后被流放到新疆农场。
后来王仲闻在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推荐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支持，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在中华版 文学类图书中，不少帙部和难度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的加工。至于《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词品》、《蕙风词 话•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遗憾的是王仲闻的多数校 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他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 约三分之一新内容。但在当时，一个临时工又有“特务”嫌疑的人，哪能在书上署名。学者陈鸿祥告诉王仲闻的儿子王庆山说，当年唐圭璋先生亲口对他讲，王仲闻 学问深厚，《全宋词》没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后唐圭璋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加上大名。后来再版时有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 记下了他的劳绩。这成为中华书局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SIZE=-1][/SIZE]
[SIZE=-1][/SIZE]
十八、王国维
简介：略
关键词：独立、守缺、对话、治学、词话、性情、嗜好、
悲观、婚姻、恩怨、黯淡、沉湖、逝因、评说
独立
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 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至于“个人 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 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显然， 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王国维在1925年应清华之聘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给好友蒋孟蘋写信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 所不足者钱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 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守缺
虽然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王国维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 前途寻找方向。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 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表达了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 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 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 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 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 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
1924年，王国维撰写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 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 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
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 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波折不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 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 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将 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正如他给罗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 林先生。”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 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 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对话
王国维是保守学者的代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这两个本有着截然相反的学术理念的学者，却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话。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在《归国杂感》中写道：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 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 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国维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学焦循（里堂）的《雕菰楼集》 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此后胡适写成了《戴东原的哲学》一 书。
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适府上回访。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 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国维“他的人很 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 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当时为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曹云祥亲往敦请，王国维婉辞不就。同年11月，溥仪迁出皇宫，暂住醇亲王府，王国维也侍行。1925年，胡适再请王国 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拒绝。胡适做废帝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的工作，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拒 绝，便答应下来，奉诏任教。
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胡适便用自己的车子拉着王国维，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华园。
据说，此后，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亲自写的聘书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 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 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有诗句：“鲁连黄鹞绩溪 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安徽绩溪人）。而陈寅恪此后一直对胡适敬重有加，大概也是因为胡适敬重他所敬重的王国维先生，并力促王国维成为清华国学院导 师吧。
教学
姜亮夫去清华补考，王国维出的题目都是关于“小学”的。姜亮夫度过章太炎的书，所以便用章太炎书中的见解答题。王国维看了卷子问他是不是章太炎的学生，他 答不是，王国维便问为什么都是章太炎的话，姜老师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我突击了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王国维问：“《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姜 答：“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国维连声说好，然后告诉助手，可以录取姜亮夫。
姜亮夫入学后，一次王国维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王国维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姜亮夫请王国维指点， 王国维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姜把选定的题目送给王国维看，王国维问姜：“广韵如何研究？”姜的回答他不满意，沉默片刻后，他说：“我看搞诗 骚联绵字考吧！”接着他拿出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给姜亮夫看。
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腻、细致。王国维在清华讲《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王国维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得所有材料找齐全，才下第一部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大同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问题下结论。
王国维性情僻冷，但谈到学术问题时就显示出热情的一面。1926年12月3日是王国维50岁生日，学生们来家中拜寿。7天后，他在工字厅设宴招待同学们，席间还展示他所藏历代石经拓本。学生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
[SIZE=-1][/SIZE]治学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又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也。”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 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亦不负父望，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 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
王国维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是中国学人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现代西哲的先驱；所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 论》，文学界至今仍奉为经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古器物学研究成果，更是当代史坛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从知识结构上 论，王国维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贯通今古。在日常生活中，他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钻研学问。晚年虽盛名满天下，仍心无旁骛，甘为一介清 白寒士。
无论早期的西学与哲学研究，中期的文学、戏曲探索，还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学研究，王国维都试图从学术问题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无意识 的学习与有意识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 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陈鸿祥称王国维是“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开始对甲 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 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王国维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振玉资料拓 印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 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 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年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明清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的“传书堂藏书”富称海内外。1919年，蒋汝藻经罗振玉介绍，延聘王国维编撰《传书堂藏书志》。1922年，蒋汝藻又请王国维排印 《观堂集林》。王国维离沪时，《传书堂藏书志》初稿已完成大半，以后在北京仍继续编写修订。不幸后来蒋汝藻因经商不利，停止了此项工程。直到1974年， 蒋祖怡的校抄本《传书堂藏书志》才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此书在大陆一直未有出版。王国维的重孙王亮知道后接手了这个任务，经三年标点、校勘，整理本 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玉”者欲也，他认为《红楼梦》为解脱之书，他的《红楼梦评论》开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人欲，最后将整个故事看作是宝玉出 世还玉（欲）过程：“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质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 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 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照此理论，则 “宝玉”似乎当谐音“饱欲”，“黛玉”当谐“待欲”。
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
此作品咳珠唾玉，精辟警句比比皆是：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 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 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 欧诸公所不许也。
端穆
王国维有道德洁癖，他总是将文章与人格相联系。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王国维天生忧郁悲观，他自己也说：“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王国维自视极高，向来以天才居之。他30岁以后致力于文学以及学问著述，著《人间词话》。并且填写了不少词，谓之：“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
由于王国维自命甚高，所以朋友很少。这也使得他更加专心于学问研究。他在诗中写道：“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铅丹。闲愁无分况清欢。”
王国维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 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 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曾想让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以居，不能为民国做事，坚决不答应。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 （类似今天函授教授），为北大教学生，名义上却不是北大教师。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 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又是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贫困中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还有一次，北大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王国维又是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他王国 维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好在北大见过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欢迎仪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的茶话会。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 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 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 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学很忙，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 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华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帮自己看一看。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国维家，王国维看了之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情 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王国维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的时候，姜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姜看见书中用好几种 颜色的笔打了记号。王国维看了看姜亮夫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姜亮夫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思想也非常前进。晚上九点多，词改好 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 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回忆父亲：“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 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王国维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
王国维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王国维穿着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夏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在上海居住时，家中时常有日本客人。王国维的孩子们当时都还小，很是淘气。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后的衣服 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王国维见了并不责怪。王国维的孩子们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 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王国维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注：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当时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 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龚又 嗜冶游，好赌博，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一生艳事多多，尤其世传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 案”，更是扑朔迷离，虽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钩悬决疑，竭力为龚、顾辩白洗刷，可这则浪漫故事并未因之偃声息语。）
王国维在其弃世前数日，他曾受托替时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王书写了唐末韩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两首七言律诗，可题款 时，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师称弟子为“兄”，就悖逆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 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 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认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这个时节自沉的。
嗜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的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 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 就是为他准备的。他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 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如果在书店里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 钱。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王国维在北京时，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咸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虽然酒量很小，稍饮即脸红，但仍乐此不疲，王说是以此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
悲观
王国维的家庭成员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1907年7月，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生产双胞胎女儿病危，王国维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宁，延请名医救 治，十几天后，年仅34岁的发妻离开人世。从1905年开始至1908年，王国维的人生不断遭遇重大变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去世。王国维不断地由北京 返回家乡海宁参加葬礼，可见其生世之累，谋生之艰。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亲生母亲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续娶22岁的潘丽正为继室。1921年5月四女通明生，9月殇。1923年5月女瑞明殇。1925年，长子潜明去世，在之前一年，一双孙女殇。
王国维最早受到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影响。由于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著作进行研读，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因为王国维对叔本华著作产生了共鸣，所 以叔本华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令王国维坠入了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的深渊。所以，三十岁以后的王国维深深感到“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 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 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但解脱是“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
婚姻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谨遵父命“成家立业”——他结了婚，并且到本城沈家去当塾师。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经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当王国维十四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名震乡里的时候，他的岳父对 这个未来的女婿简直是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且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馆打工，从 此与他的妻子当了十年的“牛郎织女”。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
《清平乐》：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队妻子的四面，如三迭的《西河》：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台，声声啼鸩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 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 天以后，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浣溪纱》：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蝶恋花》：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遗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谒金门》：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间无气力，绿窗寒恻恻。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露点声疏人语密，旧欢无处觅。
《苏幕遮》：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 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 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 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罗仲安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解释“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如同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妇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着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国维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据陈鸿祥《王国维传》：“潘夫人名丽正，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恩怨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浙江同乡，二人不仅仅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是老师，是挚友，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 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 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坐攀谈，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 “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他身为公学监 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 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才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 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 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 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 事情。而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有 人讲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
无论如何，在王国维的长子亡故之前，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
王国维的长子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不久，从上海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 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 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 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那位做了遗孀的孝纯，时年仅24岁，与潜明完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国维是在料理潜明丧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其间还托人在海宁为潜明购置了墓地。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不仅激化了所谓婆媳家庭矛盾，还致使罗、王两亲家为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原因是罗振玉在潜明医疗问题上曾指责过女儿“偏执”，所以王国维在潜明遗款的问题上，也以长辈的身份不客气地批评了长媳“无理”，并请罗氏喻以“正理”。 孰料，罗振玉非惟不“喻”，反过来还予以袒护。笔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落款时间，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20天。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氏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说自己发断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许悔意，但仍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罗振玉的侄子罗守巽晚年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但真正的原因是，罗振玉认 为，王国维来信中自称“我辈皆老”，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评他做父亲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严正地讲到“蔑视他人人格”，实际上是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 之教”。
据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当时已经十四五岁，据他说，姑母(即罗孝纯)婚后与潜明继母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中间又受到仆妇们的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 潜明病亡，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主丧；罗氏“痛女心切”，也赴沪探视，两亲家因而发生争执，事情越闹越僵。他这样追述罗、王争执经过：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 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 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过，这都是出于罗氏后人的申述。“罗王交恶”，表面上看起因于潜明“遗款”问题，却非出“一时之误会”，乃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满。在此之前，至少有两件事情颇使罗氏耿耿于怀。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博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 后编》及《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有 矛盾，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携津”。
另一件是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时，小两口皆暂住罗宅，故王国维常去天津看望，而两亲家见面的话题则是溥仪及小朝廷内的人事纷争。罗氏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 允以“老派”自居，要联名上奏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 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 源，较为妥帖。这本出于好意，罗氏却很不高兴。
以上两事，罗、王之间已埋下了“嫌隙”。由潜明丧事而致罗氏发出“绝交书”，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与升、罗引荐王入小朝廷，而王不尽听命，关系极大。
再就罗、王两家关系而言，直到潜明病重，潘氏夫人与罗宅亲家母之间，应该说是处得比较好的，对长媳也一直很关心。所以，王东明（王国维长女）不同意说她母 亲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之辞”；因潜明丧事而罗、王误会以致绝交，“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那时，王东明女士也已十几岁 了，犹能记当时情景，说：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 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 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但罗氏的那封“绝交书”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王东明读到“绝交书”后感慨万分，说：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 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 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当误会发生后，罗振玉带着爱女孝纯先行返津。王国维虽至为难堪，但仍认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所以，他在妥善处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尽其所能为安排好长媳未 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首先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次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其次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 行将款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 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 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 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 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王国维又派了男仆冯友专程赴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然而，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来了罗氏的拒款信。罗振玉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 回。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 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 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 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 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 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著，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６月４日派其子赴京奔 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 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 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 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
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对逝者的一份情谊。
黯淡
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此后，又因王国维寄钱给罗振玉作为儿媳的生活费一事，王国维与恩师罗振玉发生龃龉，虽未反目，但也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张园。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 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 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 二人却未交言。
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1927年4月3日记： “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4月30日 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 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 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观的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 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 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
沉湖
1927年6月1日中午，因为又到了一届学生毕业的时间，所以定在这一天举行师生的告别会。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 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
但也有记载说，王国维在宴会中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 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 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 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 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散会后，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 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 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 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 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 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大概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了自杀的主意。
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 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候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 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但却没有找到王国维。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 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 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 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王国维的三儿子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 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 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 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 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
当天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 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 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 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 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 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 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 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 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 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 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 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 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 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 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 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 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面对王国维的遗体，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在清华园东二里七间房之原下葬。这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送葬的有校长以下数十人，研究院的同学绝大部分已经离校，因此只有何士骥、姜寅清（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数人前去送行。
王国维的墓地在麦陇中的稍高处，圹深六七尺，宽只有三四尺，长约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后，上面盖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坟——一代学术大师，永远长眠于地下了。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罗振玉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 是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 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 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3 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 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 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 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 （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 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 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 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 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 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本月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 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 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逝因(一）
王国维的死，的确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关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说纷纭。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有学者认为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隐含其中：……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王国维）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 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 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在这段话中有四点：１、世变益亟；２、“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３、王国维忧伤过甚；４、豫鲁间兵事方 亟，京中一夕数惊。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自杀的原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 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 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 六畜成群。”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 军抓获，14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 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 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
尽管叶德辉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出了极大的不安。
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 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 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 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 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 藏书，都可以借。
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 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 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 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 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 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梁启超也在《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而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估计更加地恐惧吧！
姜亮夫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劝王国维剪发，而梁启超突然去天津后，王国维心中更是惶恐。这期间，姜亮夫去看望王国维两三次，一次（姜回忆大约为农历四月二 十八）去后，王国维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 你剪不剪辫子，这时形式。”王国维似乎觉得有些道理，姜亮夫又劝他不要离开清华。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又去了王国维家中。王国维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亮夫劝了劝王国维。离开王家后，姜亮夫将王的话告诉了陈寅恪，陈寅恪本来要去看王国维，但因为马上要去城里未婚妻家，故打算晚些再去。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校舍来看王国维。素来平静的王国维却显得忧愤。金梁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 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看来，在挚友面前，王国维已经露出 并不讳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
王国维沉湖的原因，学界大概有以下说法：
一为“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 “南书房”。冯玉祥部逼近北平，逢“覆巢”之将再，故他以自杀而“完节”。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 均持此说，罗振玉更是伪造遗折，坚定王殉清的说法。
在这之前，王国维曾经想过自杀。那是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之际。在这次事变当中，罗振玉后来《祭王忠悫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经想自沉于神武 门御沟一事，而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数句是：“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北门学士 指柯绍忞。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王国维的家人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形。
持王国维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罗振玉一人而已，陈寅恪、吴宓、曹云祥、金梁、杨钟羲都这么认为。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特意指出王国维在鱼藻轩前自 沉，也有他的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 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而将王国维自沉之谜导向“殉清”顶峰的，是罗振玉。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 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 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 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亦赞成，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 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 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 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 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 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而王国维的后辈们则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有关。1983年8月王国维三子王贞明和长女王东明在台湾曾发表过特稿《父亲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间留不 住》。兄妹俩缅怀父亲，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们认为，“父亲自尽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而罗振玉先生 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还拒收恤金……面对罗振玉这位数十年培植资助他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是一件痛苦的事。……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 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兄妹俩否定“殉清”之说，写道，“其实父亲只是一颗棋，也是他（指罗振玉）预布的羽翼……渐渐地父亲感觉到已卷入“浑浊世 界’的大漩涡，必须脱身出来，因此婉拒代缮奏章，代递奏折，代为进言，并表示‘闭门授徒以自给’，以求心安理得，罗氏对父亲的态度颇为不满……”王东明撰 文指出：“王氏后人大都秉性沉默，且有不少流寓海外的，不能广集多方意见，仅凭罗氏家人之言做成结论，自有偏差。”
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同意姑母和三叔的看法，他认为王贞明是当年在北京时王国维身边最亲近的男儿，父亡之时，他最早一个奔赴出事地点，最早读到父亲遗书，手 头又握有第一手资料；王东明是王国维最宠爱的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熟悉其性格和内心世界，因而他俩的话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
王庆山说，1968年他探亲回家时，父亲王仲闻曾告诉他：“我们王家长子娶的是罗家的小女儿，最根本的是你大伯与伯母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你祖父对这门罗王 联姻并不赞成，只是因为我们生活靠罗（罗振玉）支助，所以他出于无奈，才同意这门亲事。我们王家人不求名利，又爱自责。当年祖父对大儿子的死，十分难过， 又自感对不起。”
评说
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是“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罗振玉对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也有评价：“先生的学问，是用文字、声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约，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刚刚适可而止。”
梁启超这样评价：“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 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 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 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 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 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
梁启超说：“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梁启超赞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 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 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 光。”
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 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 的。”
李泽厚先生对王国维进行了分析，他说：“（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即境界——李注），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这也 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 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生的毁灭来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王的遗书——李注）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 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评价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 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 具有崇高的地位。”
王国维沉湖后，梁启超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陈寅恪评价：“先生（王国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 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鲁迅说：“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陈寅恪挽王国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附：子女浮沉
王国维几个子女中，最聪明、最用功、最调皮的是二子王仲闻。高中时，王仲闻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每年圣诞学校放假庆祝，王仲闻和几个要好同学则要 求孔子生日也放假庆祝，学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这天，王仲闻和两位同学就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开除了。王国维没办法，只好让他去考邮局， 寻个铁饭碗。王仲闻和王国维一样没上过大学，全靠自学成才。他在基层邮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入邮政总局。他靠听广播，学会了俄语，竟能看原版书。
1949年底，王仲闻调入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初将王国维的遗稿、遗物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镇馆之宝”。鉴于王仲闻以前参 加过一个邮检部门的培训班，属中统管辖，1951年审干时被定为“特嫌”，遂调往地安门卖邮票。于是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做学问，很快在词学研究、考据方 面小有名气。和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等名家切磋书信不断；出版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乎期期都有他的 小文章。
1957年，鉴于王仲闻在词学考据方面的成就，南京师范学院欲调他去教书，可北京邮局不放。王仲闻就此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家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当时还在部队里的二子王庆同被划为右派，被下到广西林场改造；还在上大学的王庆山也成了右派，后被流放到新疆农场。
后来王仲闻在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推荐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支持，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在中华版 文学类图书中，不少帙部和难度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的加工。至于《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词品》、《蕙风词 话•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遗憾的是王仲闻的多数校 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他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 约三分之一新内容。但在当时，一个临时工又有“特务”嫌疑的人，哪能在书上署名。学者陈鸿祥告诉王仲闻的儿子王庆山说，当年唐圭璋先生亲口对他讲，王仲闻 学问深厚，《全宋词》没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后唐圭璋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加上大名。后来再版时有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 记下了他的劳绩。这成为中华书局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SIZE=-1][/SIZE]
[SIZE=-1][/SIZE]
附件
十九、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君子
蔡元培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蔡元培在北大时，成立进德会以提高政治的德行，他表示，他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必须戒酒、戒赌、戒嫖。蔡还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北大旁边有家学士居饭馆极受北大师生欢迎，一天，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在学士居吃罢晚饭，三人便在在沙滩附近散步，发现了一个不曾去过的处所。有人告诉他 们，这是“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很好奇，信步走了去。走进一间屋子，却看到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在借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 陈独秀性急，上去劈头就问，把这个青年惊得惶恐不已。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连办旁听证的钱都没有，但他真是很想听豫才先生（鲁迅）讲课，所 以……蔡元摆摆手，让他不要紧张，接着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于是几个人又来到学士居，那青年 一边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一边和三位北大教授聊天。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 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 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另一 种就是旁听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学生，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另一个学生某某在西斋（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 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傅斯年的一张，因为他也极讨厌此人。傅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 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故傅的这张告示为同学们所赏识，在上面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元培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 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 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 沉沦之端。从此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傅斯年也在柏林。蔡先生到后，傅斯年等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 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傅斯年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傅就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并告诉了蔡元培 他们的意思。蔡元培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 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与，肯定、赞成。’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 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五四运动时，游行队伍正要出发，却被蔡元培拦住。他难过地告诉学生，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提倡学术自由，颇为保守的政府和人物厌恶，被视为鼓吹异 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会授人以口实。学生们则向蔡校长痛陈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数同学则颇 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中午，张国焘即挤向前去，高声向蔡元培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并不知道，现在不必再 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般向天安门出发了。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游行中，军阀政府派军警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晚上，蔡元培便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北 大和同学们共同商议营救之事。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欲言无语，许 多人竟致大哭起来。蔡元培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眼泪。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 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 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平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 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 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 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五四前若干时，北洋政府觉得不安，对蔡元培施加压力，甚至跟踪、恐吓。当时蔡元培有两个“谋客”，蔡经常和他们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有一天，蔡元培 在一个“谋客”家中与他们谈起此事。其中一个老谋客劝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并制约胡适一下，这样才能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元培一言不发。两人说了几 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 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曾中了举人，23岁会试联捷，中了进士，26岁(光绪壬辰科)补行殿试，点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但他从不以此自满，他对乡前辈如謩年 博学的名士李慈铭非常尊敬。蔡元培曾在李家北京寓居里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费，可是蔡元培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礼甚恭。李慈铭去世以 后，留下的著作很多，其中以《越缦堂日记》一部数十年从不间断的日记最为著名。蔡元培于1919年为刊印《越缦堂日记》募集垫印费用，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 起，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李慈铭父子相继去世以后，李家家境非常拮据。便把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与本城开同兴酱园的陆姓，得款数千元，但每月须负担重息。蔡元培知 道了这件事，觉得受人重利盘剥，不是办法，他就联系了北京图书馆，由北京图书馆把全部越缦堂藏书收买下来。这件事对学术界也有重大贡献。这批书经北图中人 辑录李慈铭在书上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但他后来叛变革命，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 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 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四•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 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和煦
蔡元第一次踏入北大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行礼欢迎身穿长袍马褂的校长“大人”，蔡元培急忙下车，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还 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事”。此后，他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 大的人，不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谢绝监察院院长之职：“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蔡元培当年住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的时候，他房间的外间为某君所住。他出进时必经过此处。一日，蔡元培先生起身较早，欲到外面去，可是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他恐惊扰了该君的好梦，竟一声不响地度回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 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 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 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冯友兰还曾讲过一件蔡元培的小事：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 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 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 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 “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介直
五四后期，蔡元培鉴于“读书不忘救国”引发的某种偏颇，重新号召“救国不忘读书”。此后北大校园还是发生了一起“讲义风潮”，令人不快。有次，一群学生涌 进红楼，要求校方免收讲义费，并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帐。蔡氏告诉他们，自己单独负责。争辩过久，怒不可遏。“你们这班懦夫！”他挥举双拳，怒 目喊道：“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学生们在他面前围成半圆。蔡先生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退后几步，始终保 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未当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的校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教授，只好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痛苦万分。蔡接任校 长以后，特别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国语，这引起了外国教授的反对。他们用英语表示“我们不懂国语”。蔡先生针锋相对，回答说：“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 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洋教授哑口无言。从那时起，任何会议发言，一律用中国话，不再讲英语。
对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是什么背景，蔡元培都力主一律解聘，有两名英国教授依旧我行我素，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聘约期满时，蔡元培不再续聘。那时外籍 教授多由公使馆介绍而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找蔡求情，遭拒绝。那位公使大怒，扬言：“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外籍教授告到法庭，蔡元培请王 宠惠作代理人，最后校方胜诉。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勇敢宣称：“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 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二十多年后，傅斯年先生回顾旧事，犹自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应酬较多，开销亦大。他的部属眼见院长的开销快超出薪水了，就在原来的薪水之外，多加了200元。蔡元培领到薪水后一 算，发现多了200元，很奇怪，就去问主管发薪水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原因后，当场就把多加的钱如数退了回去，并召集部署开会说：“一切要按照规定 办理，生活清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治学
蔡元培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礼堂落成，题了四个大字：“宏约深美”。刘海粟说，这四个字是先生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成才四字要诀：“宏、约、深、美”，“宏”指在学习、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要过于死板，知识结构狭窄，而是要把知识结构铺开、铺广，做到博 大宏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以后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约”指在基础已成的前提下，由博趋约，突出个人专长，突出风格，自成一家。“深”意指在 “约”的前提下敢于突破，究本穷源，深化知识。“美”则是一种至高思想境界，一种宽大无垠的境界，永无止境。
徐树兰是绍城的首富，曾于光绪六年捐银10万两建屋购书，创立“古越藏书楼”，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籍15万卷，编有《古越藏书楼书目》6册，石印行世。他和 弟弟徐又兰编刻《绍兴先生遗书》4辑，凡12种计158卷。蔡元培因叔父曾在徐家教过书，通过这点关系，进入徐家“古越藏书楼”校勘《绍兴先生遗书》，他 一边校书，一边读书，自1886年至1889年，达4年之久。他遍读了楼中的万余卷藏书，其中重要的书籍均经他亲笔批注。有人曾见过经蔡批注的一部《管 子》和一部《墨子》。有用红笔的，也有用墨笔的，蝇头小槽，书的每页上面、下面批注得密密麻麻，一点空隙也没有。据徐家的人说，像这样批注过的书不止这两 部。他4年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为以后博大精深的学问打下了基础。
1906年，蔡元培得知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元培不甘心，再三联络，向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 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但是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蔡元培通过张元济向上海商务 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以赚取留学及养家的费用。
1907年5月，39岁的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唐绍仪(后 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蔡元培是我国第一个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从1907到1915年，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 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 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中有这样一段回忆：蔡元培有一天对我说，救中国必定要从学术着手，世界学术以德国为最尊，我一定要去德国求学，所以要先 去青岛学习德文。以四十之龄，仍有此坚定向学之心，殊为不易。更何况是曾为翰林，任过京官的进士老爷？蔡元培在德国期间甚为刻苦，此点从他选修课程之多就 可以看出。在莱比锡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选课达几十门，涉及哲学、哲学史、伦理学、心理学、文学、文化史、欧洲史、美学、美学史都有涉猎；当时的名家的 课程，他都去听。不管是谈大学的独立性，还是所谓仿照世界通例设立研究所，蔡元培或则直接引用德国为范，或则强调世界各国之通例，但其心中仍是以德国为其 根本，毕竟是在那里学习生活多年，影响深入其心其行。
1913年，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的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此时他已经46岁。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蔡元培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蔡元培提倡学习外语是从与汉语比较接近的日语开始的，以自己不会读日文照样能看懂日文书籍的经验，教学生如何看懂和翻译日文，为学生易于接受，“不数日， 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之后，蔡元培还和学生一起向马相伯学习拉丁语。蔡元培主动带头，每天一早就从他的住宿地南洋公学中院三楼步行到徐家汇土山湾 马相伯住处，甚至有时清晨五点马相伯还未起床就开始敲门。马先生只好高挂“免战”，“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一时传为佳话。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数字。
蔡元培先生年届七十时写的《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办学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办学无数。早在1885年他17岁时，就开始设馆教书。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
1898年，蔡元培从北京回到绍兴，就在这年冬天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创始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是绍兴最早的一所学校，即浙江 第五中学的前身。这是一所旧式学校，蔡元培在这里办学，其艰难情况可以想见。中西学堂的课程中原有英语、法语两种外国语，蔡元培到校以后，又添设了日语， 聘请日本人中川到绍兴来任教。中西学堂教师之中，分为新旧两派：新派教师有杜亚泉、寿孝天、胡道南、马天锡等；旧派教师有任秋田、薛闺轩、陶斐然、周凤苞 等。英文教师是许翰西，算学教师为何豫才。新旧两派教师之间，斗争是激烈的。常常为了校里革新的问题发生争论。蔡元培当然站在新派一边，全体学生也同情新 派。为此，蔡元培受到校董的警告，他就愤然辞职，于1899年离开了中西学堂。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同年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次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清政府下 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 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 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 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年底，蔡元培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 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有一则逸事说明蔡元培办学之多：北平孔德学校因地界纠葛，与某大学打官司。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实属罕见。
育教
蔡元培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
蔡元培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 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 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 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 “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 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哲学会、雄辩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社等），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蔡元培殷切希望学生专注学业，但又不赞成死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 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 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主持修订了教育部的学制，第一次在政府法令条文中宣布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不久，我国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 由于守旧势力异常强大，高等学校到五四运动前夕仍未实现男女同校。教育部对此畏首畏尾，各大学都不敢提议招收女生。蔡元培非常不满此等现状，又是在北京青 年会进行演讲，又是对上海《中华新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倡导高校男女同校。蔡元培说：“一提议，必不通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招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 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首先有了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就默许了。
1920年2月，因考试期已过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有人问蔡元培：“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 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 自此，北大开始正式招收女学生。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 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 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 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 ——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 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兼收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 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7%，50岁以上者仅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 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1917年，蔡元培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大国文科只 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蔡元培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 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于是，北大有了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复辟派、主张恢 复帝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等……；有最早把共产主义介绍给中国的李大钊、也有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曾石、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 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启用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启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人……，还请来了刚从欧洲回来 的女教授陈衡哲先生、聘用了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还有画家徐悲鸿。
蔡元培初到北大，进行改革，学校 里的旧学者极其不满。北大最初开讲元曲，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又有人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有些守旧学者更是直 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是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 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 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注：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 成为一个典故。
当时的报纸上反响亦大，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 开信给蔡元培，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 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林纾等人公开向蔡元培的改革责难。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 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 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在回复林纾的 公开信中，蔡元培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 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 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 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这里，“拖长辫而持复 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指刘师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举出此二人来抵挡林纾等人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是很巧妙的。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 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 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蔡元培看到《新青年》，非常喜欢，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陈独秀。陈贪睡，蔡元培就在门口一直等他醒来，当即聘他为文科学长。黄侃、马裕藻很不高兴，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作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上海的庄森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内容说，蔡元培（孓民）校长为了使当时的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造假说陈独秀曾毕业于日本大学，曾在安徽高等学校担任校长。实际上，陈独秀虽然多次到日本，但并未进大学，也没有当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 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 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蔡元培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 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所以在当时的北大，人们常常可以见到钱玄同大讲“人过了40就要枪毙”， 黄侃则在隔壁大骂他“要取消汉字”的谬论，而钱玄同也不在乎，照讲不误。
蔡元培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 独秀作文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李大钊、李四光、胡适，都是蔡先生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 他用《逻辑》开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 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请来的。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 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 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蔡先生延请天下俊彦到北大讲学。1919年5月起，哲学家杜威在此讲学两年。之后，罗素、班乐卫、杜里舒、泰戈尔等相继来校。前苏联盲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于1922年春到北京。蔡先生便请他到北大教世界语，月薪200元。
1921年3月16日，蔡先生在德国当面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中国，爱因斯坦表示将做认真安排。次年6月，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并决定前往中国，但尚需一封中 国方面的正式邀请信。但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不见中国回复，遂以为北大不想践约。其实，蔡先生正为一封各团体联名邀请函征求意见，只因文件往返耗时过多， 待爱因斯坦收到信件已是年底的12月22日，他已改变行程而不能访问中国了。对于北京之行的失之交臂，爱因斯坦扼腕痛惜，久久不能自己。直到临终，老人还 一往情深地说：“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世界必将从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而重新认识中国则必先从重新认识中国的哲学开始。”
蔡 元培顶住了旧势力攻击所谓“覆孔孟”、“铲伦常”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勇敢地保护了陈独秀等新派诸人。梁漱溟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 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自由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 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 “精神圣地”。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 的继承。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成为了全世界大 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蔡元培曾三次留学德国，并曾在洪堡大学学习过，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此外，蔡元培认为，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在《中 庸》等儒家经典中，也已蕴含着这一种精神。如《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以后，思想界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认为，要改革中国教育，就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萧 禀原回忆：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他聘请了陈独秀先 生担任文科长(即文学校长)，聘请了周树人、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 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 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 分钟后你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 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 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据曹靖华回忆：“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 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进入北大要有证件，当时什么都不要。”
冯 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北大的旁听生的往事：“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 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 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 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 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 更是他的自由了。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 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 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 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 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蔡元培主张白话文，但不认为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主张新文学，但相信旧文学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价值：“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 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也惟其如此，他既热心为沈尹默的新体诗集作序，同时也不赞成“青年抱了新体诗的迷信，把古诗 一笔抹杀”，故同样乐于为浦瑞堂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作序。
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短文《洪水与猛 兽》。他将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胡适在发表此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则称之为“光芒万丈的短文”。
蔡元培倡导科学，但他反对陈独秀诸人的唯科学主义无视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他说：“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
蔡元培认为，战后的欧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点，许多学者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是客观的事实。“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 就好”。他指示北大国学研究所：“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对此必须“格外留心”。蔡元培说：“鄙人对于中 国之将来，全抱乐观”。假以时日，“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蔡元培曾毫不讳言地表示：“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一方面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同时告诫学生不要因政治问题牺牲学业，呼吁同学 们回到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来，指出：“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 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 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蔡元培亦反对教师罢课。1922年4月9日，在国立八校教职员会议上蔡元培力阻教 员罢教的提议。胡适在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 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 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忧国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争吵不休。汪精卫是主和派的代表，为改变汪精卫的亲日立 场，1934年蔡元培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激动地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 出路。蔡元培说着说着，禁不住老泪纵横，泪水流到了西餐的汤盘里，他低头连汤带泪吞咽下去。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汪精卫也十分尴尬。
蔡元培在1903年创办了《俄事警闻》，1904年创办了《警钟日报》（由在提篮桥监狱里的邹容撰写报头）。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畅谈国事，多出自蔡的手笔。1904年慈禧生日，蔡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蔡元培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 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元 培早年在革命上很激烈。他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爱国男校，一所是爱国女校，他想让男生搞暴动，女生搞暗杀（因为女生不引人注意）。蔡元培主持爱国女学校 时，教科书常渗革命内容，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故事，理化则注重炸弹制造等。在蔡元培办公室，就陈列着土炸弹。
蔡元培先生曾经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就萌生了反清志向。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蔡元培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 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 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 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 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清政府上层官员频频遭到暗算。
1904年以前，浙江的革命党是各自秘密活动的，互不统属。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等在绍兴、嵊县带，陶成章在金、严、处一带，敖嘉熊在嘉兴一带活 动，龚宝拴在日本东京一带。群龙无首，力量涣散，既无严密的组织，又缺乏行动纲领。后龚宝拴等到达上海以后，与蔡元培治商，乃于1904年冬成立光复会， 推蔡为会长。蔡元培先后特邀徐锡麟、陶成章两人加入光复会。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壮烈牺牲，秋瑾因安庆事件株连也被捕就义，光复会实力受到挫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上海、杭州相继光复，陶成章自南洋归来，不久为上海都督陈其美指派蒋介石、王祝卿暗杀于上海广德医院。陶成章死后，光 复会中有号召力的实力派没有了。当时在上海都督陈其美势力范围之下，沪上各报对陶的被刺不加评论。唯《越蠌日报》曾发表评论略谓:陶之死，各方反应甚微， 唯有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南京为陶举行之追悼会上致悼词，痛惜备至，甚至泣下沾襟。
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对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日益不满，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7月，他同宋教仁等一同退出内阁，不与袁世凯合作。袁世凯对他非常仇视和畏惧。
护法运动中，蔡元培虽然在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共和政治上与孙中山并无分歧，但他并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武力，主张应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 一。1918年10月23日，蔡元培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人发起成立和平期成会，以超党派姿态，通电全国，呼吁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减轻人民战乱之苦， 痛陈“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也 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1922年4月底5月初，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后，蔡元培又站在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希望在吴佩孚的统治下，实现南北统一，建立一个好人政府。是年5月间，他与王宠惠、罗文干、汤化龙、陶行知、李大钊等16人，联 名发表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 同时，蔡元培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支持吴佩孚提出的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的倡议。5月22日，他与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宠惠、林长 民、梁善济、张耀曾等联名发表解决时局意见的通电，称吴佩孚“伟路硕望，举国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6月3日，在出席北京教育界举行 的“六三”纪念会上，蔡元培与200余名代表致电孙中山和广东非常国会，认为非法总统徐世昌已去职，旧国会即将恢复，护法目的已达，要求孙中山“停止北 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月8日，又与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10人代表教育界发表通电，欢迎黎元洪复职。甚至在胡适建议他不要发电催促 黎元洪莅京情况下，蔡元培仍坚持己见，表示“西南方反对旧国会，揭一黎以与孙对待而开议和，似亦未为不可。”蔡元培此举受到南方国民党人的批评，但他依旧 坚持自己的立场。
蔡元培并不一概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认为学生可以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闭门读书。1923年他在欧游期间 谈到对国内学生运动的态度时就曾明确表示：“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 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1932年蔡元培和 宋庆龄、杨栓(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铨为总干事，鲁迅也是执行委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先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逮捕了很多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如在北平逮捕了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在上海逮捕了 陈独秀、丁玲和许多学生，还有外国人牛兰夫妇。蔡元培都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函电营救。 1933年6月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蔡元培闻讯哭之甚痛。
挂冠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是为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夏，北京各校学生，曾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蔡元培曾力阻，但未果。蔡元培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赴天津，随即南下上海、杭州。离京前，他曾留 下一则《启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他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 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而且鉴于政府对于留蔡 无表示，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 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 长么？”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 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的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声明，区区七十余字，却如洪钟大吕：“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 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愤而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清末留学英国，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 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宣布无罪释放，但新任 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于是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 于是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 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 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在他的辞呈以及随后的声明中，关键词是很清楚 的，那就是“蹂躏人权”。
1月21日，蔡元培起草了《关于不合作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申报》上，其中说到：“止见他们一 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 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 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曾引起胡适的感慨，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儒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明论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氏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以美学代 替宗教，第一个倡导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蔡元培在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演讲中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 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护法的蔡元培说：“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蔡元培对留学的同学说：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蔡元培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是：各勉曰新志，共证岁寒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蔡元培满怀信心地说：“现在世界大战正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注意都消灭了，必用光明注意来代替他。”
蔡先生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人，不得不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他接着希望“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和中国的莎士比亚应运而生”。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逸事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传统教材时，这位周老夫子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少年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读得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出来。
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先是他的六叔铭恩铭恩是清末的廪生，每月国家都 会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补助。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在叔父的指导下，蔡元培较 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终 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闻名遐迩。王子庄的教学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塾师，蔡元培文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子庄并不马上就改，而是当面指出错在哪里，叫学生回 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以后他就是凭借这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
蔡元培上学时，老师要求严格，那时所作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老师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后由自己改正。学校做不完，回家晚饭后在灯下再构思。此时， 蔡母常常陪着，也不去睡。蔡元培讲：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第二天黎明叫起，此时竟一挥而就。从此，终身觉 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
蔡先生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交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呈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
蔡元培从小接受的是旧式文人的教育。光绪年间，他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中举的这一年，他奉父母之命迎娶了从未谋面的王昭女士为妻。然而，这样一位受 旧式教育的文人却倡导民主和平等。他从“我”做起，以“我”为例，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之 后的两次婚姻及两次征婚启事正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
蔡元培主持绍兴府学堂时，师生逐渐分化为新旧两派，常发生争辩，每在午餐晚餐时最为集中。盖学堂餐厅放多张方桌，每桌教员一位，学生六位，凡不与学生同桌的教员同坐中间圆桌，随意争论也。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
蔡元培潜心学问，对吃饭一事却十分随便。他的夫人说他：“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
蔡元培赴德国莱比锡游学，因听李石曾谈及食肉有害，正好他又读了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于是宣布此后不再食肉，还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就是因为戒杀。
一次，蔡元培和学生开座谈会，问在场的学生们：“一加一等于几？”在座的学生们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蔡元培此问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于是都不敢贸然回 答。过了很久才由一个学生鼓足勇气说：“先生，一加一等于二。”蔡元培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连真理都不要 了。”
1924年初，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北京饭店宴请法国中法大学董事长欧乐，欧乐见席上放有筷子和汤勺，说：“你们不用刀叉，未 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们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皆是可以杀人的凶器，吃饭时用它太不文雅。 所以从商周时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了。”欧乐说：“真是的，难怪你 们中国人这样爱好和平。”
蔡元培通常就餐是喝酒不吃饭的，据程沧波回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他们一起就餐，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他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
蔡元培近古稀之年曾和同乡周作人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 裟。（原注：绍兴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绍兴小孩子选炒蚕豆六 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未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 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绍兴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蔡元培 是位不苟言笑的学者，不过他在兴到之时，也十分风趣。有一年， 他为小儿子做“汤饼会”，座中有位从海外刚归来的北大校友，笑着问他， “我出国的时候，曾经叨扰先生的喜酒，今天回来，又逢先生做汤饼会，可 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却时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 蔡元培满面春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没有什么，无非是研究得法罢了。”此言一出，登时哄堂大笑。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罗家伦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先生复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这件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 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 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蔡元培的字写的恨潦草。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克复福建，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相见。顾问当即送上其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了笑道：“原来是本家。”
蔡元培赴德，参观罐头公司，有制牛肉罐头，见一群牛入机器后，支解块分，最后推出而即制成罐头，乃以残忍，自是不再食牛肉，终身吃素。
联语
蔡元培一生所作联语甚多，大多平易浑成，不用僻典，切人贴事。杨昌济先生生前在北大教伦理学，与蔡私交甚笃，1920年杨逝世，蔡挽以联云：“言有物，行有伦，论人格可称君子；学不厌，诲不倦，惜本校失此良师。”
蔡元培于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与湖南湘阴范源濂（1876—1927）共事。范逝世，蔡挽以联云：“教育专家，犹忆十六年前推 诚共事；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惜斯人。”按：范氏曾任1915年成立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董事，做了大量普及科学的工作。该社所办《科学》、《科学画 报》、《科学季刊》，在学界影响甚大，故下联及之。
蔡元培挽鲁迅联云：“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 家。”蔡掌北大时，曾聘鲁迅讲中国小说史与文艺理论。又鲁迅曾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全联寥寥数 语，从学术着眼，提纲挈领，以简驭繁，针对性极强，可见作者胆识
蔡元培又挽新诗人徐志摩云：“谈论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耳，不必视为畏途。”
蔡元培又挽孙中山先生联云：“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为古越藏书楼亲书对联一副：“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尽在藏。”悬于书楼之门厅。
蔡元培以为陶冷月画融会贯通中西，据《孟子》：“子谓韶尽美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以未尽善也”，撰写一联赠陶：“尽美尽善武韶异，此心此理东西同。”
婚姻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严格来说是母亲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是由母亲为他选择，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王昭。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 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当一个所谓的丈夫。 就这样一晃过了7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 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 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 复感情的裂痕。蔡元培与王昭维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还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1894年11月13日，长 子阿根出生。在王昭夫人坐月子期间，蔡元培留在绍兴家中悉心照顾。满月后，蔡元培返京。三个月后，王昭夫人携子乘轮船行程五天到天津，蔡元培赶到天津迎 接。王昭夫人初到北京，对天寒地冻的北方气候一时“水土”不服，阿根体弱也时有不适。好在蔡元培早为夫人和儿子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仆承担家务，蔡元培有 时亦在工余时间陪阿根到医院就诊。1898年3月30日，次子无忌在北京绳匠胡同出生，家庭更添喜色。
中日甲午战争后，蔡元培目 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上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遂毅然弃职携眷出京返回绍兴，走“教育救国”之路。然而，不知何故，王昭夫人回乡半年多来经常低烧不退， 每日午饭后便喜睡，口渴，饮水后即呕吐。一天，蔡元培正在浙江嘉兴商办会馆、义塾时，得到王昭夫人病重的口信，顾不得吃中饭，饿着肚子便赶路急回绍兴，请 医生看病、配药。煎了药，王昭夫人仅能喝两三口药汤而已，多喝便呕吐，仍整天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派三弟去请医生，他自己在房门外不时看看王 昭夫人是否醒来。傍晚时分，医生尚未请来，蔡元培叫无忌的奶妈进房间去问问王夫人喝不喝开水？奶妈进房后，呼之术应，伸手至鼻已无气息，惊呼：“不好了！ 不好了！”蔡元培急忙来到床边，抚脉，脉微动。医生赶到时，脉亦停止，已无回天之术。
王昭夫人病逝，年仅35岁。蔡元培忍着悲 痛，为王昭夫人写了祭文与挽联，沉痛悼念，称颂她有“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赞扬她淡于名利，历尽妻子、母亲之责，不以丈夫中进士、点翰林为喜，不为丈夫 辞官回乡而怨。王昭夫人生前曾问：“人死后之幽灵当居何处？”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王 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 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 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 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 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宾朋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演说内容为评 论男女平等的见解：有的引经证史，说明男女平等的理论；有的认为就学行而言难以平等，并举例：“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师礼待黄夫 人；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何从平等呢？”于是，蔡元培折衷两端，说道：“就学行言，固然有先睛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 等的。”大家鼓掌赞同，最后尽兴而散。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 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莱比锡大学的兰普来西教授，是史学界 的革新者，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有很多学生。蔡元培极其憧憬兰普莱西，还称赞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蔡元培携黄仲玉 夫人一起拜访兰普来西教授，赠以景泰蓝茶杯二具，并由黄夫人赠送一幅亲绘的《岁寒三友图》，图内松、竹、梅“三友”工笔细致精到，布局新颖别致。兰氏见到 此画激动万分，赞不绝口。
1920年9月，教育部复准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等事务，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此时，黄仲 玉夫人腹部经常胀痛，经医生诊疗，时好时差。蔡元培一考虑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对黄夫人身体状况很不放心。黄仲玉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整理行装，力促 蔡元培按期成行。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率北京教育团自上海吴淞口登法船高尔地埃号赴法。第五天，蔡元培在船行途中发电蒋梦麟，询问夫人病情，复 电告知小愈，蔡元培认为这是宽慰话，总是放心不下。船行三十余日，12月27日抵达法国。蔡元培致电李石曾，询问夫人病情。久不得复。1921年1月9日 自巴黎至日内瓦，在旅馆得蒋梦麟电，知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心情，作《祭亡妻黄仲玉》一 文，称颂黄夫人“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爱我以德，无微不 至”。同时，蔡元培为告慰黄仲玉夫人，允诺：“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 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北京大学等学校、团体举行了隆重的“蔡黄仲 玉夫人追悼会”。蔡元培无法回国参加，强抑悲痛之心情继续完成历时9个月的考察任务。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 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由挚友徐仲可先生及夫人何墨君为介绍 人，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周峻（养浩）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典礼。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对蔡元培先 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
婚礼按照苏州地区民俗风情 办得简朴、隆重、热烈。身穿西装的蔡元培在婚礼上即席演说，说明征婚条件：一、我年已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 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四、我嗜 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 恰巧，周峻（养浩）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 游学。介绍人徐仲可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
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 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蔡元培偕夫人新婚不到半月，7月20日携次子无忌、长 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在上海黄浦码头乘波楚斯号船赴欧洲考察。故蔡元培与周峻夫人是在赴欧游船上度过新婚蜜月的，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夫人 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别有情趣。期间，北洋政府授权，蔡元培偕夫人游说英伦，力促英国退出“庚款”，卓有成效。
蔡元培与周夫人都喜吟诗，时常联句、唱和，生日必互赠贺诗，表达爱慕之情。如贺夫人周养浩50岁生日七律一首：“蛩驱相依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 每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诩心田,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夫人周养浩擅长油画，曾为蔡先生描摹全身，‘惟妙惟 肖，确系神来之笔。蔡元培十分喜爱，专为此题诗：“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周夫人亦有和作，其中有“天荒地 老总不磨”一句，表达自己的心愿。
育子
蔡元培子女甚多，但他对每个子女都钟爱备至，悉心培养，但又主张因才施教，自由发展，故多成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蔡元培的一位朋友曾说，现在做官的人，多让子弟学法律；政治，将来能做官；而蔡元培先生却让子女学农、学工。
王昭夫人所生之子蔡无忌，留学法国学习农学与畜牧兽医学。回国后在中央大学等处任教，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最重要。他不仅讲农学，还从事与此相关的畜牧兽 医工作。蔡元培在香港得知无忌患十二指肠病，就在香港购买进口药，托人带给无忌。建国后，蔡无忌任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顾问，是中国民主同盟盟 员，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于1980年4日病逝，享年82岁。
黄仲玉所生长女威廉，自幼喜绘画，有美术天才，曾两次 随父母赴欧洲，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1923年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学习，后进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油画。1927年冬回国，次年任国立西湖艺术院油 画系教授。威廉与留法学生林文铮结婚。1939年5月5日，威廉在昆明因产后患猩红热逝世。年仅35岁。周夫人得此噩耗，饮泣数夜，恐蔡先生过于伤心而瞒 着。后来，蔡元培从昆明寄来的报纸上看到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特刊，方知爱女已不在人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写了哀长女威廉之文，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黄仲玉所生之子柏龄先在比利时学习机械工程，后去法国研究磁学，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因与一位法国科学家、一位美国科学家共同首次发现反铁磁性现象， 获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银质奖章。蔡元培在香港时，因长时间没有收到柏龄的信，曾托中国驻法大使馆探询，并托好友李石曾先生访寻。柏龄长期侨居法国，娶法籍女 子为妻，但始终保持中国国籍。1950年以后，蔡柏龄担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回旋加速器的磁体设计工作。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争取他回国而未能成功。蔡柏龄退 休后曾几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各种纪念活动，于1993年1月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87岁。
蔡元培与周峻夫人育有一女二男，都 出生在上海，长女睟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蔡元培对子女取名都含有深意。长女出生时，住家对门有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名为若 安•达克的学校。若安•达克通译贞德，是法国的民族女英雄，因起兵抗击英国侵略者，遭火焚而英勇牺牲。蔡元培取 《孟子》中“脺然见于面，盎于背”一句中的“脺盎”两字，与“若安”谐音，希望长女向女英雄学习。怀新的名字取自陶渊明的诗句“良苗亦怀新”之义。英多的 名字出自《世说新语》中“其人磊砢而英多”。
蔡元培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对年幼的子女如同亲密朋友。1935年去南京开会，蔡 元培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你们每人送我一张画，我很宝贵。我祝你们活泼长进，与盎儿所画之朝日及鲜花一样；祝你们动静均宜，与新儿所画之飞机与建筑一样； 祝你们康健英挺，与多儿所画之马一样。”蔡元培深信美育能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培养优良品德，对子女喜好必定鼓励。蔡睟盎自小喜爱音乐，蔡元培夫妇就让她到 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家学习钢琴；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平时就到丁燮林先生家去练琴。到香港后，周峻夫人以50港元买了一架旧钢琴。怀新有书画专长，蔡元培就叫 怀新临魏碑习字。英多喜爱绘画，尤爱画马，曾按陆游一句“细雨骑驴人剑门”的诗意画了一幅画，蔡元培非常赞赏，还拿着他的画给刘海粟先生看，问他：“你看 我的小儿子是否有点才气？”1937年，蔡元培到南京开会买回三本精美的纪念册，并分别题词寄予希望。给睟盎的题词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 惧。”给怀新的题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英多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永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 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 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 会并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荏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 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 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 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第 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 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蔡元培又被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
此后，蔡元培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 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这位教育家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3岁。
蔡元培先后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高官，然而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连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先生一生位居高官，却始终清廉如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的人代筹的。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 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 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病逝，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
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就此长眠于香江之岸。
仰止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 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 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 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 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 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 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 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 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 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 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 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 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 “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 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 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君子
蔡元培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蔡元培在北大时，成立进德会以提高政治的德行，他表示，他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必须戒酒、戒赌、戒嫖。蔡还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北大旁边有家学士居饭馆极受北大师生欢迎，一天，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在学士居吃罢晚饭，三人便在在沙滩附近散步，发现了一个不曾去过的处所。有人告诉他 们，这是“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很好奇，信步走了去。走进一间屋子，却看到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在借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 陈独秀性急，上去劈头就问，把这个青年惊得惶恐不已。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连办旁听证的钱都没有，但他真是很想听豫才先生（鲁迅）讲课，所 以……蔡元摆摆手，让他不要紧张，接着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于是几个人又来到学士居，那青年 一边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一边和三位北大教授聊天。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 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 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另一 种就是旁听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学生，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另一个学生某某在西斋（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 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傅斯年的一张，因为他也极讨厌此人。傅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 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故傅的这张告示为同学们所赏识，在上面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元培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 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 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 沉沦之端。从此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傅斯年也在柏林。蔡先生到后，傅斯年等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 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傅斯年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傅就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并告诉了蔡元培 他们的意思。蔡元培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 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与，肯定、赞成。’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 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五四运动时，游行队伍正要出发，却被蔡元培拦住。他难过地告诉学生，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提倡学术自由，颇为保守的政府和人物厌恶，被视为鼓吹异 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会授人以口实。学生们则向蔡校长痛陈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数同学则颇 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中午，张国焘即挤向前去，高声向蔡元培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并不知道，现在不必再 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般向天安门出发了。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游行中，军阀政府派军警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晚上，蔡元培便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北 大和同学们共同商议营救之事。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欲言无语，许 多人竟致大哭起来。蔡元培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眼泪。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 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 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平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 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 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 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五四前若干时，北洋政府觉得不安，对蔡元培施加压力，甚至跟踪、恐吓。当时蔡元培有两个“谋客”，蔡经常和他们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有一天，蔡元培 在一个“谋客”家中与他们谈起此事。其中一个老谋客劝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并制约胡适一下，这样才能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元培一言不发。两人说了几 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 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曾中了举人，23岁会试联捷，中了进士，26岁(光绪壬辰科)补行殿试，点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但他从不以此自满，他对乡前辈如謩年 博学的名士李慈铭非常尊敬。蔡元培曾在李家北京寓居里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费，可是蔡元培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礼甚恭。李慈铭去世以 后，留下的著作很多，其中以《越缦堂日记》一部数十年从不间断的日记最为著名。蔡元培于1919年为刊印《越缦堂日记》募集垫印费用，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 起，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李慈铭父子相继去世以后，李家家境非常拮据。便把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与本城开同兴酱园的陆姓，得款数千元，但每月须负担重息。蔡元培知 道了这件事，觉得受人重利盘剥，不是办法，他就联系了北京图书馆，由北京图书馆把全部越缦堂藏书收买下来。这件事对学术界也有重大贡献。这批书经北图中人 辑录李慈铭在书上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但他后来叛变革命，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 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 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四•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 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和煦
蔡元第一次踏入北大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行礼欢迎身穿长袍马褂的校长“大人”，蔡元培急忙下车，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还 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事”。此后，他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 大的人，不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谢绝监察院院长之职：“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蔡元培当年住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的时候，他房间的外间为某君所住。他出进时必经过此处。一日，蔡元培先生起身较早，欲到外面去，可是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他恐惊扰了该君的好梦，竟一声不响地度回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 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 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 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冯友兰还曾讲过一件蔡元培的小事：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 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 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 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 “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介直
五四后期，蔡元培鉴于“读书不忘救国”引发的某种偏颇，重新号召“救国不忘读书”。此后北大校园还是发生了一起“讲义风潮”，令人不快。有次，一群学生涌 进红楼，要求校方免收讲义费，并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帐。蔡氏告诉他们，自己单独负责。争辩过久，怒不可遏。“你们这班懦夫！”他挥举双拳，怒 目喊道：“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学生们在他面前围成半圆。蔡先生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退后几步，始终保 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未当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的校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教授，只好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痛苦万分。蔡接任校 长以后，特别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国语，这引起了外国教授的反对。他们用英语表示“我们不懂国语”。蔡先生针锋相对，回答说：“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 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洋教授哑口无言。从那时起，任何会议发言，一律用中国话，不再讲英语。
对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是什么背景，蔡元培都力主一律解聘，有两名英国教授依旧我行我素，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聘约期满时，蔡元培不再续聘。那时外籍 教授多由公使馆介绍而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找蔡求情，遭拒绝。那位公使大怒，扬言：“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外籍教授告到法庭，蔡元培请王 宠惠作代理人，最后校方胜诉。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勇敢宣称：“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 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二十多年后，傅斯年先生回顾旧事，犹自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应酬较多，开销亦大。他的部属眼见院长的开销快超出薪水了，就在原来的薪水之外，多加了200元。蔡元培领到薪水后一 算，发现多了200元，很奇怪，就去问主管发薪水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原因后，当场就把多加的钱如数退了回去，并召集部署开会说：“一切要按照规定 办理，生活清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治学
蔡元培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礼堂落成，题了四个大字：“宏约深美”。刘海粟说，这四个字是先生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成才四字要诀：“宏、约、深、美”，“宏”指在学习、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要过于死板，知识结构狭窄，而是要把知识结构铺开、铺广，做到博 大宏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以后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约”指在基础已成的前提下，由博趋约，突出个人专长，突出风格，自成一家。“深”意指在 “约”的前提下敢于突破，究本穷源，深化知识。“美”则是一种至高思想境界，一种宽大无垠的境界，永无止境。
徐树兰是绍城的首富，曾于光绪六年捐银10万两建屋购书，创立“古越藏书楼”，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籍15万卷，编有《古越藏书楼书目》6册，石印行世。他和 弟弟徐又兰编刻《绍兴先生遗书》4辑，凡12种计158卷。蔡元培因叔父曾在徐家教过书，通过这点关系，进入徐家“古越藏书楼”校勘《绍兴先生遗书》，他 一边校书，一边读书，自1886年至1889年，达4年之久。他遍读了楼中的万余卷藏书，其中重要的书籍均经他亲笔批注。有人曾见过经蔡批注的一部《管 子》和一部《墨子》。有用红笔的，也有用墨笔的，蝇头小槽，书的每页上面、下面批注得密密麻麻，一点空隙也没有。据徐家的人说，像这样批注过的书不止这两 部。他4年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为以后博大精深的学问打下了基础。
1906年，蔡元培得知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元培不甘心，再三联络，向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 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但是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蔡元培通过张元济向上海商务 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以赚取留学及养家的费用。
1907年5月，39岁的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唐绍仪(后 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蔡元培是我国第一个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从1907到1915年，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 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 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中有这样一段回忆：蔡元培有一天对我说，救中国必定要从学术着手，世界学术以德国为最尊，我一定要去德国求学，所以要先 去青岛学习德文。以四十之龄，仍有此坚定向学之心，殊为不易。更何况是曾为翰林，任过京官的进士老爷？蔡元培在德国期间甚为刻苦，此点从他选修课程之多就 可以看出。在莱比锡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选课达几十门，涉及哲学、哲学史、伦理学、心理学、文学、文化史、欧洲史、美学、美学史都有涉猎；当时的名家的 课程，他都去听。不管是谈大学的独立性，还是所谓仿照世界通例设立研究所，蔡元培或则直接引用德国为范，或则强调世界各国之通例，但其心中仍是以德国为其 根本，毕竟是在那里学习生活多年，影响深入其心其行。
1913年，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的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此时他已经46岁。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蔡元培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蔡元培提倡学习外语是从与汉语比较接近的日语开始的，以自己不会读日文照样能看懂日文书籍的经验，教学生如何看懂和翻译日文，为学生易于接受，“不数日， 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之后，蔡元培还和学生一起向马相伯学习拉丁语。蔡元培主动带头，每天一早就从他的住宿地南洋公学中院三楼步行到徐家汇土山湾 马相伯住处，甚至有时清晨五点马相伯还未起床就开始敲门。马先生只好高挂“免战”，“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一时传为佳话。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数字。
蔡元培先生年届七十时写的《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办学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办学无数。早在1885年他17岁时，就开始设馆教书。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
1898年，蔡元培从北京回到绍兴，就在这年冬天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创始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是绍兴最早的一所学校，即浙江 第五中学的前身。这是一所旧式学校，蔡元培在这里办学，其艰难情况可以想见。中西学堂的课程中原有英语、法语两种外国语，蔡元培到校以后，又添设了日语， 聘请日本人中川到绍兴来任教。中西学堂教师之中，分为新旧两派：新派教师有杜亚泉、寿孝天、胡道南、马天锡等；旧派教师有任秋田、薛闺轩、陶斐然、周凤苞 等。英文教师是许翰西，算学教师为何豫才。新旧两派教师之间，斗争是激烈的。常常为了校里革新的问题发生争论。蔡元培当然站在新派一边，全体学生也同情新 派。为此，蔡元培受到校董的警告，他就愤然辞职，于1899年离开了中西学堂。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同年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次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清政府下 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 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 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 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年底，蔡元培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 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有一则逸事说明蔡元培办学之多：北平孔德学校因地界纠葛，与某大学打官司。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实属罕见。
育教
蔡元培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
蔡元培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 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 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 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 “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 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哲学会、雄辩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社等），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蔡元培殷切希望学生专注学业，但又不赞成死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 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 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主持修订了教育部的学制，第一次在政府法令条文中宣布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不久，我国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 由于守旧势力异常强大，高等学校到五四运动前夕仍未实现男女同校。教育部对此畏首畏尾，各大学都不敢提议招收女生。蔡元培非常不满此等现状，又是在北京青 年会进行演讲，又是对上海《中华新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倡导高校男女同校。蔡元培说：“一提议，必不通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招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 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首先有了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就默许了。
1920年2月，因考试期已过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有人问蔡元培：“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 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 自此，北大开始正式招收女学生。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 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 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 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 ——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 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兼收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 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7%，50岁以上者仅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 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1917年，蔡元培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大国文科只 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蔡元培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 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于是，北大有了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复辟派、主张恢 复帝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等……；有最早把共产主义介绍给中国的李大钊、也有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曾石、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 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启用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启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人……，还请来了刚从欧洲回来 的女教授陈衡哲先生、聘用了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还有画家徐悲鸿。
蔡元培初到北大，进行改革，学校 里的旧学者极其不满。北大最初开讲元曲，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又有人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有些守旧学者更是直 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是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 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 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注：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 成为一个典故。
当时的报纸上反响亦大，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 开信给蔡元培，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 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林纾等人公开向蔡元培的改革责难。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 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 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在回复林纾的 公开信中，蔡元培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 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 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 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这里，“拖长辫而持复 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指刘师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举出此二人来抵挡林纾等人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是很巧妙的。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 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 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蔡元培看到《新青年》，非常喜欢，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陈独秀。陈贪睡，蔡元培就在门口一直等他醒来，当即聘他为文科学长。黄侃、马裕藻很不高兴，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作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上海的庄森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内容说，蔡元培（孓民）校长为了使当时的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造假说陈独秀曾毕业于日本大学，曾在安徽高等学校担任校长。实际上，陈独秀虽然多次到日本，但并未进大学，也没有当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 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 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蔡元培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 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所以在当时的北大，人们常常可以见到钱玄同大讲“人过了40就要枪毙”， 黄侃则在隔壁大骂他“要取消汉字”的谬论，而钱玄同也不在乎，照讲不误。
蔡元培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 独秀作文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李大钊、李四光、胡适，都是蔡先生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 他用《逻辑》开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 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请来的。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 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 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蔡先生延请天下俊彦到北大讲学。1919年5月起，哲学家杜威在此讲学两年。之后，罗素、班乐卫、杜里舒、泰戈尔等相继来校。前苏联盲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于1922年春到北京。蔡先生便请他到北大教世界语，月薪200元。
1921年3月16日，蔡先生在德国当面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中国，爱因斯坦表示将做认真安排。次年6月，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并决定前往中国，但尚需一封中 国方面的正式邀请信。但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不见中国回复，遂以为北大不想践约。其实，蔡先生正为一封各团体联名邀请函征求意见，只因文件往返耗时过多， 待爱因斯坦收到信件已是年底的12月22日，他已改变行程而不能访问中国了。对于北京之行的失之交臂，爱因斯坦扼腕痛惜，久久不能自己。直到临终，老人还 一往情深地说：“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世界必将从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而重新认识中国则必先从重新认识中国的哲学开始。”
蔡 元培顶住了旧势力攻击所谓“覆孔孟”、“铲伦常”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勇敢地保护了陈独秀等新派诸人。梁漱溟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 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自由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 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 “精神圣地”。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 的继承。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成为了全世界大 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蔡元培曾三次留学德国，并曾在洪堡大学学习过，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此外，蔡元培认为，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在《中 庸》等儒家经典中，也已蕴含着这一种精神。如《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以后，思想界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认为，要改革中国教育，就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萧 禀原回忆：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他聘请了陈独秀先 生担任文科长(即文学校长)，聘请了周树人、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 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 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 分钟后你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 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 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据曹靖华回忆：“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 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进入北大要有证件，当时什么都不要。”
冯 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北大的旁听生的往事：“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 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 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 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 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 更是他的自由了。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 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 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 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 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蔡元培主张白话文，但不认为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主张新文学，但相信旧文学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价值：“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 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也惟其如此，他既热心为沈尹默的新体诗集作序，同时也不赞成“青年抱了新体诗的迷信，把古诗 一笔抹杀”，故同样乐于为浦瑞堂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作序。
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短文《洪水与猛 兽》。他将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胡适在发表此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则称之为“光芒万丈的短文”。
蔡元培倡导科学，但他反对陈独秀诸人的唯科学主义无视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他说：“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
蔡元培认为，战后的欧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点，许多学者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是客观的事实。“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 就好”。他指示北大国学研究所：“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对此必须“格外留心”。蔡元培说：“鄙人对于中 国之将来，全抱乐观”。假以时日，“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蔡元培曾毫不讳言地表示：“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一方面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同时告诫学生不要因政治问题牺牲学业，呼吁同学 们回到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来，指出：“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 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 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蔡元培亦反对教师罢课。1922年4月9日，在国立八校教职员会议上蔡元培力阻教 员罢教的提议。胡适在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 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 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忧国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争吵不休。汪精卫是主和派的代表，为改变汪精卫的亲日立 场，1934年蔡元培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激动地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 出路。蔡元培说着说着，禁不住老泪纵横，泪水流到了西餐的汤盘里，他低头连汤带泪吞咽下去。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汪精卫也十分尴尬。
蔡元培在1903年创办了《俄事警闻》，1904年创办了《警钟日报》（由在提篮桥监狱里的邹容撰写报头）。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畅谈国事，多出自蔡的手笔。1904年慈禧生日，蔡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蔡元培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 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元 培早年在革命上很激烈。他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爱国男校，一所是爱国女校，他想让男生搞暴动，女生搞暗杀（因为女生不引人注意）。蔡元培主持爱国女学校 时，教科书常渗革命内容，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故事，理化则注重炸弹制造等。在蔡元培办公室，就陈列着土炸弹。
蔡元培先生曾经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就萌生了反清志向。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蔡元培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 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 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 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 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清政府上层官员频频遭到暗算。
1904年以前，浙江的革命党是各自秘密活动的，互不统属。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等在绍兴、嵊县带，陶成章在金、严、处一带，敖嘉熊在嘉兴一带活 动，龚宝拴在日本东京一带。群龙无首，力量涣散，既无严密的组织，又缺乏行动纲领。后龚宝拴等到达上海以后，与蔡元培治商，乃于1904年冬成立光复会， 推蔡为会长。蔡元培先后特邀徐锡麟、陶成章两人加入光复会。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壮烈牺牲，秋瑾因安庆事件株连也被捕就义，光复会实力受到挫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上海、杭州相继光复，陶成章自南洋归来，不久为上海都督陈其美指派蒋介石、王祝卿暗杀于上海广德医院。陶成章死后，光 复会中有号召力的实力派没有了。当时在上海都督陈其美势力范围之下，沪上各报对陶的被刺不加评论。唯《越蠌日报》曾发表评论略谓:陶之死，各方反应甚微， 唯有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南京为陶举行之追悼会上致悼词，痛惜备至，甚至泣下沾襟。
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对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日益不满，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7月，他同宋教仁等一同退出内阁，不与袁世凯合作。袁世凯对他非常仇视和畏惧。
护法运动中，蔡元培虽然在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共和政治上与孙中山并无分歧，但他并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武力，主张应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 一。1918年10月23日，蔡元培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人发起成立和平期成会，以超党派姿态，通电全国，呼吁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减轻人民战乱之苦， 痛陈“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也 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1922年4月底5月初，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后，蔡元培又站在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希望在吴佩孚的统治下，实现南北统一，建立一个好人政府。是年5月间，他与王宠惠、罗文干、汤化龙、陶行知、李大钊等16人，联 名发表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 同时，蔡元培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支持吴佩孚提出的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的倡议。5月22日，他与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宠惠、林长 民、梁善济、张耀曾等联名发表解决时局意见的通电，称吴佩孚“伟路硕望，举国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6月3日，在出席北京教育界举行 的“六三”纪念会上，蔡元培与200余名代表致电孙中山和广东非常国会，认为非法总统徐世昌已去职，旧国会即将恢复，护法目的已达，要求孙中山“停止北 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月8日，又与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10人代表教育界发表通电，欢迎黎元洪复职。甚至在胡适建议他不要发电催促 黎元洪莅京情况下，蔡元培仍坚持己见，表示“西南方反对旧国会，揭一黎以与孙对待而开议和，似亦未为不可。”蔡元培此举受到南方国民党人的批评，但他依旧 坚持自己的立场。
蔡元培并不一概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认为学生可以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闭门读书。1923年他在欧游期间 谈到对国内学生运动的态度时就曾明确表示：“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 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1932年蔡元培和 宋庆龄、杨栓(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铨为总干事，鲁迅也是执行委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先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逮捕了很多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如在北平逮捕了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在上海逮捕了 陈独秀、丁玲和许多学生，还有外国人牛兰夫妇。蔡元培都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函电营救。 1933年6月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蔡元培闻讯哭之甚痛。
挂冠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是为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夏，北京各校学生，曾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蔡元培曾力阻，但未果。蔡元培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赴天津，随即南下上海、杭州。离京前，他曾留 下一则《启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他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 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而且鉴于政府对于留蔡 无表示，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 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 长么？”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 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的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声明，区区七十余字，却如洪钟大吕：“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 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愤而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清末留学英国，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 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宣布无罪释放，但新任 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于是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 于是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 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 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在他的辞呈以及随后的声明中，关键词是很清楚 的，那就是“蹂躏人权”。
1月21日，蔡元培起草了《关于不合作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申报》上，其中说到：“止见他们一 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 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 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曾引起胡适的感慨，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儒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明论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氏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以美学代 替宗教，第一个倡导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蔡元培在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演讲中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 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护法的蔡元培说：“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蔡元培对留学的同学说：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蔡元培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是：各勉曰新志，共证岁寒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蔡元培满怀信心地说：“现在世界大战正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注意都消灭了，必用光明注意来代替他。”
蔡先生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人，不得不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他接着希望“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和中国的莎士比亚应运而生”。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逸事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传统教材时，这位周老夫子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少年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读得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出来。
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先是他的六叔铭恩铭恩是清末的廪生，每月国家都 会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补助。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在叔父的指导下，蔡元培较 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终 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闻名遐迩。王子庄的教学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塾师，蔡元培文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子庄并不马上就改，而是当面指出错在哪里，叫学生回 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以后他就是凭借这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
蔡元培上学时，老师要求严格，那时所作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老师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后由自己改正。学校做不完，回家晚饭后在灯下再构思。此时， 蔡母常常陪着，也不去睡。蔡元培讲：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第二天黎明叫起，此时竟一挥而就。从此，终身觉 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
蔡先生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交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呈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
蔡元培从小接受的是旧式文人的教育。光绪年间，他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中举的这一年，他奉父母之命迎娶了从未谋面的王昭女士为妻。然而，这样一位受 旧式教育的文人却倡导民主和平等。他从“我”做起，以“我”为例，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之 后的两次婚姻及两次征婚启事正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
蔡元培主持绍兴府学堂时，师生逐渐分化为新旧两派，常发生争辩，每在午餐晚餐时最为集中。盖学堂餐厅放多张方桌，每桌教员一位，学生六位，凡不与学生同桌的教员同坐中间圆桌，随意争论也。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
蔡元培潜心学问，对吃饭一事却十分随便。他的夫人说他：“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
蔡元培赴德国莱比锡游学，因听李石曾谈及食肉有害，正好他又读了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于是宣布此后不再食肉，还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就是因为戒杀。
一次，蔡元培和学生开座谈会，问在场的学生们：“一加一等于几？”在座的学生们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蔡元培此问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于是都不敢贸然回 答。过了很久才由一个学生鼓足勇气说：“先生，一加一等于二。”蔡元培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连真理都不要 了。”
1924年初，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北京饭店宴请法国中法大学董事长欧乐，欧乐见席上放有筷子和汤勺，说：“你们不用刀叉，未 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们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皆是可以杀人的凶器，吃饭时用它太不文雅。 所以从商周时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了。”欧乐说：“真是的，难怪你 们中国人这样爱好和平。”
蔡元培通常就餐是喝酒不吃饭的，据程沧波回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他们一起就餐，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他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
蔡元培近古稀之年曾和同乡周作人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 裟。（原注：绍兴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绍兴小孩子选炒蚕豆六 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未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 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绍兴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蔡元培 是位不苟言笑的学者，不过他在兴到之时，也十分风趣。有一年， 他为小儿子做“汤饼会”，座中有位从海外刚归来的北大校友，笑着问他， “我出国的时候，曾经叨扰先生的喜酒，今天回来，又逢先生做汤饼会，可 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却时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 蔡元培满面春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没有什么，无非是研究得法罢了。”此言一出，登时哄堂大笑。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罗家伦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先生复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这件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 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 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蔡元培的字写的恨潦草。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克复福建，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相见。顾问当即送上其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了笑道：“原来是本家。”
蔡元培赴德，参观罐头公司，有制牛肉罐头，见一群牛入机器后，支解块分，最后推出而即制成罐头，乃以残忍，自是不再食牛肉，终身吃素。
联语
蔡元培一生所作联语甚多，大多平易浑成，不用僻典，切人贴事。杨昌济先生生前在北大教伦理学，与蔡私交甚笃，1920年杨逝世，蔡挽以联云：“言有物，行有伦，论人格可称君子；学不厌，诲不倦，惜本校失此良师。”
蔡元培于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与湖南湘阴范源濂（1876—1927）共事。范逝世，蔡挽以联云：“教育专家，犹忆十六年前推 诚共事；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惜斯人。”按：范氏曾任1915年成立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董事，做了大量普及科学的工作。该社所办《科学》、《科学画 报》、《科学季刊》，在学界影响甚大，故下联及之。
蔡元培挽鲁迅联云：“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 家。”蔡掌北大时，曾聘鲁迅讲中国小说史与文艺理论。又鲁迅曾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全联寥寥数 语，从学术着眼，提纲挈领，以简驭繁，针对性极强，可见作者胆识
蔡元培又挽新诗人徐志摩云：“谈论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耳，不必视为畏途。”
蔡元培又挽孙中山先生联云：“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为古越藏书楼亲书对联一副：“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尽在藏。”悬于书楼之门厅。
蔡元培以为陶冷月画融会贯通中西，据《孟子》：“子谓韶尽美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以未尽善也”，撰写一联赠陶：“尽美尽善武韶异，此心此理东西同。”
婚姻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严格来说是母亲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是由母亲为他选择，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王昭。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 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当一个所谓的丈夫。 就这样一晃过了7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 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 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 复感情的裂痕。蔡元培与王昭维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还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1894年11月13日，长 子阿根出生。在王昭夫人坐月子期间，蔡元培留在绍兴家中悉心照顾。满月后，蔡元培返京。三个月后，王昭夫人携子乘轮船行程五天到天津，蔡元培赶到天津迎 接。王昭夫人初到北京，对天寒地冻的北方气候一时“水土”不服，阿根体弱也时有不适。好在蔡元培早为夫人和儿子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仆承担家务，蔡元培有 时亦在工余时间陪阿根到医院就诊。1898年3月30日，次子无忌在北京绳匠胡同出生，家庭更添喜色。
中日甲午战争后，蔡元培目 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上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遂毅然弃职携眷出京返回绍兴，走“教育救国”之路。然而，不知何故，王昭夫人回乡半年多来经常低烧不退， 每日午饭后便喜睡，口渴，饮水后即呕吐。一天，蔡元培正在浙江嘉兴商办会馆、义塾时，得到王昭夫人病重的口信，顾不得吃中饭，饿着肚子便赶路急回绍兴，请 医生看病、配药。煎了药，王昭夫人仅能喝两三口药汤而已，多喝便呕吐，仍整天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派三弟去请医生，他自己在房门外不时看看王 昭夫人是否醒来。傍晚时分，医生尚未请来，蔡元培叫无忌的奶妈进房间去问问王夫人喝不喝开水？奶妈进房后，呼之术应，伸手至鼻已无气息，惊呼：“不好了！ 不好了！”蔡元培急忙来到床边，抚脉，脉微动。医生赶到时，脉亦停止，已无回天之术。
王昭夫人病逝，年仅35岁。蔡元培忍着悲 痛，为王昭夫人写了祭文与挽联，沉痛悼念，称颂她有“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赞扬她淡于名利，历尽妻子、母亲之责，不以丈夫中进士、点翰林为喜，不为丈夫 辞官回乡而怨。王昭夫人生前曾问：“人死后之幽灵当居何处？”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王 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 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 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 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 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宾朋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演说内容为评 论男女平等的见解：有的引经证史，说明男女平等的理论；有的认为就学行而言难以平等，并举例：“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师礼待黄夫 人；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何从平等呢？”于是，蔡元培折衷两端，说道：“就学行言，固然有先睛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 等的。”大家鼓掌赞同，最后尽兴而散。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 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莱比锡大学的兰普来西教授，是史学界 的革新者，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有很多学生。蔡元培极其憧憬兰普莱西，还称赞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蔡元培携黄仲玉 夫人一起拜访兰普来西教授，赠以景泰蓝茶杯二具，并由黄夫人赠送一幅亲绘的《岁寒三友图》，图内松、竹、梅“三友”工笔细致精到，布局新颖别致。兰氏见到 此画激动万分，赞不绝口。
1920年9月，教育部复准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等事务，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此时，黄仲 玉夫人腹部经常胀痛，经医生诊疗，时好时差。蔡元培一考虑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对黄夫人身体状况很不放心。黄仲玉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整理行装，力促 蔡元培按期成行。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率北京教育团自上海吴淞口登法船高尔地埃号赴法。第五天，蔡元培在船行途中发电蒋梦麟，询问夫人病情，复 电告知小愈，蔡元培认为这是宽慰话，总是放心不下。船行三十余日，12月27日抵达法国。蔡元培致电李石曾，询问夫人病情。久不得复。1921年1月9日 自巴黎至日内瓦，在旅馆得蒋梦麟电，知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心情，作《祭亡妻黄仲玉》一 文，称颂黄夫人“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爱我以德，无微不 至”。同时，蔡元培为告慰黄仲玉夫人，允诺：“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 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北京大学等学校、团体举行了隆重的“蔡黄仲 玉夫人追悼会”。蔡元培无法回国参加，强抑悲痛之心情继续完成历时9个月的考察任务。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 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由挚友徐仲可先生及夫人何墨君为介绍 人，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周峻（养浩）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典礼。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对蔡元培先 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
婚礼按照苏州地区民俗风情 办得简朴、隆重、热烈。身穿西装的蔡元培在婚礼上即席演说，说明征婚条件：一、我年已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 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四、我嗜 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 恰巧，周峻（养浩）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 游学。介绍人徐仲可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
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 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蔡元培偕夫人新婚不到半月，7月20日携次子无忌、长 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在上海黄浦码头乘波楚斯号船赴欧洲考察。故蔡元培与周峻夫人是在赴欧游船上度过新婚蜜月的，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夫人 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别有情趣。期间，北洋政府授权，蔡元培偕夫人游说英伦，力促英国退出“庚款”，卓有成效。
蔡元培与周夫人都喜吟诗，时常联句、唱和，生日必互赠贺诗，表达爱慕之情。如贺夫人周养浩50岁生日七律一首：“蛩驱相依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 每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诩心田,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夫人周养浩擅长油画，曾为蔡先生描摹全身，‘惟妙惟 肖，确系神来之笔。蔡元培十分喜爱，专为此题诗：“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周夫人亦有和作，其中有“天荒地 老总不磨”一句，表达自己的心愿。
育子
蔡元培子女甚多，但他对每个子女都钟爱备至，悉心培养，但又主张因才施教，自由发展，故多成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蔡元培的一位朋友曾说，现在做官的人，多让子弟学法律；政治，将来能做官；而蔡元培先生却让子女学农、学工。
王昭夫人所生之子蔡无忌，留学法国学习农学与畜牧兽医学。回国后在中央大学等处任教，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最重要。他不仅讲农学，还从事与此相关的畜牧兽 医工作。蔡元培在香港得知无忌患十二指肠病，就在香港购买进口药，托人带给无忌。建国后，蔡无忌任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顾问，是中国民主同盟盟 员，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于1980年4日病逝，享年82岁。
黄仲玉所生长女威廉，自幼喜绘画，有美术天才，曾两次 随父母赴欧洲，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1923年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学习，后进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油画。1927年冬回国，次年任国立西湖艺术院油 画系教授。威廉与留法学生林文铮结婚。1939年5月5日，威廉在昆明因产后患猩红热逝世。年仅35岁。周夫人得此噩耗，饮泣数夜，恐蔡先生过于伤心而瞒 着。后来，蔡元培从昆明寄来的报纸上看到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特刊，方知爱女已不在人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写了哀长女威廉之文，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黄仲玉所生之子柏龄先在比利时学习机械工程，后去法国研究磁学，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因与一位法国科学家、一位美国科学家共同首次发现反铁磁性现象， 获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银质奖章。蔡元培在香港时，因长时间没有收到柏龄的信，曾托中国驻法大使馆探询，并托好友李石曾先生访寻。柏龄长期侨居法国，娶法籍女 子为妻，但始终保持中国国籍。1950年以后，蔡柏龄担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回旋加速器的磁体设计工作。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争取他回国而未能成功。蔡柏龄退 休后曾几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各种纪念活动，于1993年1月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87岁。
蔡元培与周峻夫人育有一女二男，都 出生在上海，长女睟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蔡元培对子女取名都含有深意。长女出生时，住家对门有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名为若 安•达克的学校。若安•达克通译贞德，是法国的民族女英雄，因起兵抗击英国侵略者，遭火焚而英勇牺牲。蔡元培取 《孟子》中“脺然见于面，盎于背”一句中的“脺盎”两字，与“若安”谐音，希望长女向女英雄学习。怀新的名字取自陶渊明的诗句“良苗亦怀新”之义。英多的 名字出自《世说新语》中“其人磊砢而英多”。
蔡元培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对年幼的子女如同亲密朋友。1935年去南京开会，蔡 元培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你们每人送我一张画，我很宝贵。我祝你们活泼长进，与盎儿所画之朝日及鲜花一样；祝你们动静均宜，与新儿所画之飞机与建筑一样； 祝你们康健英挺，与多儿所画之马一样。”蔡元培深信美育能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培养优良品德，对子女喜好必定鼓励。蔡睟盎自小喜爱音乐，蔡元培夫妇就让她到 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家学习钢琴；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平时就到丁燮林先生家去练琴。到香港后，周峻夫人以50港元买了一架旧钢琴。怀新有书画专长，蔡元培就叫 怀新临魏碑习字。英多喜爱绘画，尤爱画马，曾按陆游一句“细雨骑驴人剑门”的诗意画了一幅画，蔡元培非常赞赏，还拿着他的画给刘海粟先生看，问他：“你看 我的小儿子是否有点才气？”1937年，蔡元培到南京开会买回三本精美的纪念册，并分别题词寄予希望。给睟盎的题词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 惧。”给怀新的题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英多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永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 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 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 会并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荏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 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 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 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第 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 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蔡元培又被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
此后，蔡元培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 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这位教育家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3岁。
蔡元培先后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高官，然而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连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先生一生位居高官，却始终清廉如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的人代筹的。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 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 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病逝，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
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就此长眠于香江之岸。
仰止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 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 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 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 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 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 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 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 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 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 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 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 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 “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 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 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附件
苏曼殊
二十、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年），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
关键词：
爱国、革命、才情、身世、情僧、遁世、不戒、
佛理、饕餮、性情、疯癫、情谊、逸事、凋零、评说
爱国
清末国运衰弱，洋人用“支那”一词来作为对中华的蔑称，苏曼殊对此大为气恼。一个偶然的机会，熟谙印度古籍的苏曼殊从史诗 《摩诃婆罗多》中发现，古时印度语中的“支那”一词，源于古印度人对商朝华夏人民“智巧”的称赞。这个发现让苏曼殊欣慰不已，四处写信告诉他的朋友、包括 外国朋友，要让大家都知道“支那”原来是代表了汉人的优越。
1915年，苏曼殊在东京遭遇“黑虱白虱”事件，一个日本人从头发中 摸出一只虱子，指责是从苏曼殊身上跳过去的，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都是落后和肮脏的。对敏感的苏曼殊而言，这种羞辱更增添了苏曼殊作为弱国之民的痛 心和感伤，也强化了中日混血的苏曼殊对东瀛日本的敌意。
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恶日本人如寇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寻找翻译。生病也不去医院，因为不想说日语。
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踏入中国，辛丑条约，庚子赔款，使早已疲惫不堪的中华民族更加苦不堪言，大同学校远在东洋，却高度关注着国内局势，师生每日 下课，必呼16字口号始散：“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在这种环境熏染下，苏曼殊的爱国忧民之情亦愈益浓厚。
面对国家危难，山河破碎，苏曼殊说：“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之荆柯。”
辛亥革命爆发时，苏曼殊在爪哇闻讯极为兴奋，急欲回国，他写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
革命
苏曼殊曾画过《扑满图》扇面一页赠包笑天。扑满是泥制的贮钱罐，丢入铜钱只进不出，只有等积满后扑碎了它才可取出。这幅图却是一语双关，扑满者，扑灭满清也，寓藏着苏曼殊强烈的反满情绪。
1902年，苏曼殊进入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部。中国留日学生关心国家危亡，创办刊物，编译出版书籍，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以唤起民众、报国雪耻为己 任。早稻田大学更是反清革命志士云集之地，苏曼殊在这里结识了冯自由，听过陈独秀的演讲。经冯自由介绍，他加入了陈独秀、蒋百里等酝酿成立的爱国组织青年 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1903年春，由横滨侨商保送，苏曼殊从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转学至成城军校。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学习陆军，立志做一个杀敌的军人，与蔡锷为先后校友。
1903年，苏曼殊报名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据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与廖仲恺等组织留日学生每天清晨秘密集会，到大森练习射击。
“拒俄义勇队”后迫于清政府的压力，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这个会规定，成员必须每月义务捐款四角，苏曼殊生活拮据，可每次都捐一到两圆。
1903年9月，苏曼殊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临行前，他作诗赠别恩师汤觉顿：“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学成后回国，苏曼殊在上海担任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的翻译，为声援章太炎、邹容，反对清廷查封《苏报》做了大量工作。不久即于惠州出家为僧。
生逢艰难时世，苏曼殊决意将国家兴亡负于自己的肩膀。在成城军校，他天天舞刀弄枪，胡服骑射。适逢东北受强虏践踏，他遂毅然加入抗俄义勇队，立誓要血战 沙场，马革裹尸还。然而志士归国失路，勇士报效无门。清王朝太黑暗，太腐朽了，天柱将倾，四维欲绝，犹自酣沉于梦寐。苏曼殊热血未冷，他在孙中山与黄兴的 麾下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向黑暗势力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恨不得一脚踹翻清王朝，一拳打倒袁世凯。虽是出家人，却以天下为怀，以苍生为念，以救国为职志，万 死不顾一身，因此他成为名闻遐迩的“革命和尚”和“兵火头陀”。苏曼殊视躯壳为蔑有，极富牺牲精神，见义即赴，无算计，无保留，孙中山赞他“率真”。
保皇派首领康有为骗取华侨捐款逃到香港后，苏曼殊找到《中国日报》的主编陈少白，向他泣诉：“康有为欺世盗名，假公济私，聚敛钱财，污辱同志，凡有血 气，当歼除之！”并要向他借一支手枪，陈少白也说康有为该杀，但是因怕累及《中国日报》而未将手枪借给他，苏曼殊失望而去。
苏曼殊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在《惨世界》中，他痛斥“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皇帝是抢夺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鲁迅称之为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声音”。
1907年，苏曼殊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公然反抗帝国主义，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但未成功，此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对现实悲观失望。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暗杀了宋教仁，从而引发了李烈钧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1913年7月21日，苏曼殊以个人名义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词锋凌厉的《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完全撕下了嗜血恶魔袁世凯的画皮。其词为：“……自 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操屠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伐未申，天殛不逭。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 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耶？独夫祸心愈固，天道益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衲等虽托身世 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极，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尔谛听之！”这篇宣言更像是檄文， 正是它为苏曼殊赢得了“革命和尚”的美誉。
苏曼殊对袁世凯窃夺政权持反对态度。章太炎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在辛亥革命后退出同盟会，另组共和党，并被骗到北京。曼殊对章太炎黄子孙因此亦有微词。曼殊在答萧公书中说：“此次过沪，与太炎未尝相遇。此公兴致不浅，知不慧进言之未至，故未造访，闻已北上矣。”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被迫再次逃亡国外，国民党党员四散。曼殊亦于1913年底东渡，在日本肠病连绵，经济亦陷于困境。国民党机关 刊物《民国》于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鼓吹反袁，实行“三次革命”。曼殊在该刊发表《天涯红泪记》小说，重刊《燕子龛随笔》。他经常与孙中山、萧萱、 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彦、戴传贤等革命党人相往还。他曾经住在居正家中。
1916年孙中山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总司令。嗣后居正赴山东发动反袁起义，率部攻占潍县、邹平、临淄等十余县。曼殊听说居正到山东讨袁，非常高兴，急忙到青岛去看望居正，盘桓数天，游劳山之 后返沪，住在环龙路44号孙中山的住宅中。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小说《碎簪记》。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他的画格调 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 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
据曼殊自述，他在日本翻译《哀希腊》前后，妒时愤世，“唯好啸傲山林”，尝于月夜泛舟湖上，“歌拜仑《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
苏曼殊为陈独秀的《国民日报》撰稿，将雨果的《悲惨世界》译为《惨社会》。奇就奇在他不愿受原著束缚，从第七回的后半回到十三回的前半回，他索性另起炉 灶，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侠士明男德，大骂皇帝是“独夫民贼”，“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公然蔑视“上帝”、“神佛”、“道德”、“礼义”、“天 地”、“圣人”。
苏曼殊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他主张无政府主义，土地、财产归穷苦的民众享有，对极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美国女杰郭耳缦尤为推崇，特别翻译了她的传记。
苏曼殊的笔锋无比锐利，而且饱含激情，因此颇具感染力和批判力。他讨厌广州人对英国人的态度，故杂文《呜呼广东人》开篇：“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吾闻之：外国人与外省人说，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亡于广东人手。”
苏曼殊在《民报》副刊“天讨”的美术版上发表了《猎狐图》、《扑满图》、《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等画作，无不喻意深刻，仿佛一支支响箭，径直射向昏庸无道的清王朝的脑门和胸膛，可谓箭箭中的，无一虚发。
才情
1898年，年仅15岁的苏曼殊不堪忍受族人歧视，随表兄奔赴日本横滨。当时横滨的华侨教育事业颇为发达，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的弟子徐勤、汤觉顿等在此创办了大同学校，曼殊即入此校就读。
在日本求学时，章太炎让苏曼殊好好学诗，他立即“失踪”。朋友遍寻不见，后来才知道他躲在陋室多日不出，写就诗作多篇，令章太炎也刮目其毅力才情。
当时苏曼殊就已显露出绘画与文学天才，有时作画赠友，笔法挺秀，见者莫不称奇；学校缺美术教员，便由他兼教美术课，梁启超及各教员所编教科书，插图也大多出自他手。
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
苏曼殊翻译了《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当时译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9年，精通梵文的印度人密尸逻到东京，章太炎聘他为讲师，组织十个人一起学习梵文，学费大家分摊。但是密尸逻不懂中文，授课有困难，章太炎请苏曼 殊担任翻译。那时每次上课要翻译两个半小时，而苏曼殊正在患病，医生劝他每次只限翻译一个小时，但是找不到代替的人，苏曼殊只好抱病坚持到学习班结束（因 经费困难而结束），不久鲁迅就回国了。
苏曼殊自己也从事小说的创作，从1912年起他陆续创作而成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 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6种，另有《天涯红泪记》仅写成两章，未完。这些作品都以爱情为题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与社会阻挠间 的矛盾冲突，作品多以悲剧结尾，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苏曼殊注重对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实际是其内心痛苦挣扎的真实写照。行文清新流畅，文辞婉丽，情节曲 折动人，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苏曼殊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衫。
苏曼殊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他在《忆西湖》中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春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梅花第几桥?”
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苏曼殊就学会了别人数十年才能弄懂的梵文，还编撰了一部迄今无人出其右的《梵文典》，在《天义报》上发表，陈独秀也曾以熙州仲子 的名义为之题诗。事前，陈氏还向曼殊提供英文书，包括Max Muller撰著的A Sanskrit Grammar For Beginner（《梵文语法入门》）等三种。曼殊得此三种参考文献，顺利完成《梵文典》之写作，由此也可看出曼殊于梵文的兴趣与造诣。
苏曼殊天资聪慧，但幼时未能认真学习汉语，故初到上海时，其汉文水平实在不甚高明。至于音韵、平仄尤其一窍不通，但他却立意要学作古诗，于是开始由陈独 秀承担起教授苏曼殊作诗的责任。据陈独秀和章士钊后来回忆，20岁时的苏曼殊，写字还时常缺笔少划，文法上也存在诸多缺陷，然而，稍加点拨之后，他的文笔 就判若两人，没过两年，竟然“出语殊妙”、浑然天成了。
初，苏曼殊习作由陈独秀改正，而后陈亦无能为力，继由章士钊教正，但章也只是敷衍而已，大多还是靠苏曼殊自己。苏曼殊既读又写，诗句、诗意渐至佳境。柳亚子尝言：“曼殊的文学才能，不是死读书读出来的，全靠他的天才。”
苏曼殊编过《汉英辞典》、《粤英辞典》、《泰西群芳谱》等书。
苏曼殊云：凡诸学术，义精则用愈微。
苏曼殊曰：优人作剧，荡破民财，小说增缘，助发淫事。夫音乐隳心，离则愈苦。淫词导欲，滋益缠绵，佛法割断贪痴，流溢慈惠，求乐则彼暂而此永，据德则此有而彼无。
苏曼殊年少时就表现出绘画天分，苏绍贤在《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中写道：年甫五岁（应为六岁），先祖母黄氏及玉章祖舅携归广东。在舟中时，曾向人索铅 笔及纸，绘一大舟，人取视之，则俨然已所乘之汽船也。众以为异。其于四、五岁间，所绘各物，无一不肖，于绘画天才，盖具有夙根云。
《太平洋报•文艺消息》曾登载：曼殊于前日东渡省母，临行，画纨扇十余柄，分赠朋侪，留作纪念。曼殊之画，高寡淡秀，不似食人间烟火者。顾平生颇矜重，不轻为人作，宜得之者珍重视之也。
郑桐荪在《致柳无忌函》回忆说：他（苏曼殊）的画亦丰神绝世，惜不多。彼亦不肯画，视徵画为一苦事。我们同离安庆那一天，易白沙强嬲其作画，彼曾画了小幅四五张，落笔极迅速，数十分钟即毕一幅。
克士在《四极漫谈》记叙苏曼殊绘画之事：友人某与曼殊素称莫逆。一日，曼殊至其家，其子方八九岁，嬉皮顽脸，求曼殊为画图画，取草纸一张，铺敷桌面，复 以大笔濡染墨汁而至，其势似客非画不可。曼殊乃为之濡墨笔，画《葡萄》一幅，枝藤夭娇，垂实累累，墨气满纸，淋漓酣畅，以视吴昌硕作品，殆有过之。
身世
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是他父亲苏杰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的妹妹。苏家是广东的巨族，苏杰生长年在日本横滨经 商。苏杰生与若子私通，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若子就离开了，后来，她嫁给了一名军人。苏曼殊由河合仙抚养。当时苏杰生在日本还有一个妾陈氏，陈氏把河合 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钉。童年的苏曼殊没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他在倍受冷漠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
5岁之前，苏曼殊是在日本跟养母河合仙生活的。6岁那年，由于苏杰生经营亏本，便带着苏曼殊回到广东香山县沥溪村老家，与嫡母黄氏、大陈氏共同生活。
苏曼殊7岁开始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塾师为同村的苏若泉，同窗尚有长兄煦亭、三堂兄维翰、长妹惠龄等人。此时的苏曼殊性格孤僻，极少与人言语，但一旦与人发生争执则滔滔不绝，一直驳到对方无可置喙。
1895年，苏杰生欲重整旗鼓，赴上海经商。13岁那年苏曼殊赴上海与父亲一起生活，他也从此与故乡永诀。
1903年9月，苏曼殊从日本返国前，曾写过一份伪遗书寄表兄林紫垣，表明其与家庭断交的决心，同时表示自己的反清志向。1904年3月，苏杰生沉疴缠 身，奄奄待毙，他托同乡往香港寻苏曼殊，规劝其回乡，希望临终前与儿子见上一面。但苏曼殊借口囊中无钱拒绝回乡。3月15日，苏杰生去世，曼殊拒绝奔丧， 而是择道直奔上海。陈少白误会他天性凉薄，力劝他随父回乡。曼殊就不告而别，忽然失踪了。再出现时，已经是淄衣芒鞋。
苏曼殊十二 岁那年，苏杰生去上海经商，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 人过问。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而去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 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
关于苏曼殊的生母，许多人认为是河合仙。据陈独秀说，河合仙就是苏曼殊的生母。旅居日本时，他曾见过河合 仙。母子二人面貌酷似，言谈举止间皆流露出母子间的亲昵与温情。陈还说，河合仙后又同日本人结婚，此事则更鲜为人知。也有传言，苏曼殊为其父所雇的一个横 滨下女所生，此女产后不到三个月便离家出走，将苏曼殊托河合仙抚养。但后经柳亚子、柳无忌父子考证，苏曼殊的生母为河合若，此说目前也为通说。
情僧
苏曼殊尝言“终身为情所累”，而“情欲奔流，利如驰电，正忧放恣，何惧禁遮？”
苏曼殊13岁时曾在上海从西班牙人罗弼•庄湘博士学习英文。这原本是苏杰生的意图，希望苏曼殊学成英文后能继承家业做洋生意。庄湘有一女（雪鸿）与苏曼殊年龄相仿，两小无猜，雪鸿曾属意曼殊，庄湘也欲以女儿许配曼殊。但这桩涉外婚姻终于未果。
1909年，苏曼殊在往南洋的船上，再次巧遇准备回西班牙定居的罗弼父女。雪鸿对苏曼殊仍有爱意，但是苏曼殊婉拒，这让雪鸿的心里非常地难受。在到新加 坡的前一天，雪鸿特意给苏曼殊送来一束曼佗罗花，又奉上一册自己一直珍藏着的《拜伦诗集》，她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中夹着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的反面，深情地 写着“曼殊惠存”四个字。曼殊也深为感动，在雪鸿诗集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 魂。”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
此后苏曼殊在给友人的信中坦露自己爱慕雪鸿的心迹：“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罗弼氏，即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榔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
十五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一位日本少女菊子（一曰静子，但据柳亚子考证，静子为苏曼殊的表姐，而这位殉情 的日本姑娘并非静子；也有一些作品诚良子；这里姑且叫做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斥责苏曼殊 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 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
但是，亦有研究者从苏曼殊的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中考证认为，菊子的死其实是因为苏曼殊不愿与菊子结婚，导致菊子蹈海。
1905年秋，苏曼殊应聘到南京陆军小学任教。他与秦淮河校书金凤交往甚密，情深意笃。然而，曼殊同校书的情爱只局限于精神上的，当金风绝望于同曼殊的 结合后，被迫离曼殊而去。金凤曾出素绢，向曼殊索画，画尚未成，人却他乡，为此曼殊十分伤感，常为感情上这份不能了却的债务而愁闷不乐。
1908年，患病的曼殊到日本探望养母，同时在东京养病，某日，他和朋友出去解闷，来到妓馆，曼殊听到有人弹奏古筝，曲调悠扬悲戚，触动曼殊满腹愁肠。 这位弹筝人就是日本艺妓百助枫子（一说苏曼殊送是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两人一见如故。曼殊为她写下大量诗篇，其中 包括十首书写身世的《本事诗》。
刘三等友人收到苏曼殊寄来的百助小像，得知苏曼殊与百助相爱之事后，纷纷写信劝阻。苏曼殊不以为 意，回复道：“不爱英雄爱美人。”但最后苏曼殊与百助还是分道扬镳。许多研究者认为，苏曼殊不幸的童年，独特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矛盾的性格，他在红尘中 翻滚，却忘不了自己是个僧人。所以有了那首著名的：“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分手时，曼殊再赠百助诗：“九 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
1909年8月，曼殊从日本回上海，同船的有好友陈独秀和邓 以蛰诸人，曼殊说起自己的日本女友，而朋友们有意逗弄曼殊，假装不信此事。曼殊在情急中走进舱内，捧出种种女子的发饰给大家看，而后全部抛进海中，转身痛 哭。后来，陈独秀还写诗记之，诗曰：“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弯弯。”
苏曼殊离开日本后，仍然会想起百助，他曾写《寄调筝人三首》赠予百助，诉说相思：“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试泪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无那正黄昏。”
苏曼殊喜爱而又颇多往来的青楼女子有桐花馆、素贞、花雪南等数人，她们在曼殊的周围组成一个特殊的女性世界，任凭曼殊翱翔其间。桐花馆亭亭玉立，如初日芙蓉，偶尔亦仿效欧洲女子，花冠革履，宛然西方美人。曼殊诩为“惊才绝艳”，特别钟爱。
素贞是当时上海的著名校书，曼殊同她亦多交往。他行箧中有素贞照片多幅，时常将其挂于四壁，默默欣赏。
然而在众多的女子中，对曼殊的生活、情感以及创作发生过较多影响的则是花雪南。花雪南为人持重，生性婉慧，无佻冶之习。据说当时女英雄秋谨十分赏识花雪 南，曾赠她七绝两首，以“雪南可人”四字嵌入名首。曼殊很欣赏花雪南。而花雪南亦倾恋于曼殊，情意缠绵，未尝稍衰。花雪南性柔曼、寡言语，因而曼殊及其友 人戏呼之为“温暾水”，意即暖而不热。她待人不冷不热，落落大方，兼姿容美丽，气质清高，因而赢得曼殊的倾爱。然而，曼殊与花雪南照例不能终其事。
据说苏曼殊对花雪南说：“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吾人竟日纭纭，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或谓情海即祸水，稍涉即 溺，是误认孽海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则反，世态皆然。譬如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 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减，即使晤对一室，亦难保无终凶也。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据说为了逃避爱情，苏曼殊发愿要去佛的故乡印度一饮恒河之水。可是途经锡兰，因为对华裔女子佩珊情不自禁，自感六根不净，愧对佛祖，结果半途而废悄然回国。
有一个传说谓苏曼殊吃花酒之前必先诵经一通，柳亚子专门撰文力斥其妄。
苏曼殊在长沙任教职时攒下不少钱，腰缠甚富，任意挥霍。他到上海后，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名餐馆、妓院，叫局吃花酒。秦毓鎏 《曼殊之少年时代》中称，他此次在上海“每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识无多，必托友人辗转相邀。问其故，则曰：‘客少，不欢也。’客至则开宴，宴毕即散，不通姓 名，亦不言谢，人皆讶之。”
苏曼殊登报声称专为年轻女性作画，其他慨不接待，亲朋好友，各宜自尊。有求画女子，不必送润笔费用，也不须其它礼物，只要玉照若干等等公开索取美人玉照。
苏曼殊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同游者说：“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过凑凑热闹而已。”
苏曼殊频上青楼，出入妓家，好作琼花之宴。在上海时曾昵一妓，寝于斯，食于斯，衣服杂用之物，咸置其处，几视其家如同已室。与其共衾共枕，更不待言，而 终不动性欲。妓以为异，问其故，曼殊正容曰：精神之爱也。柳亚子曾代为解释：“释衲以来，绝口婚宦事，晚居上海。好逐狭邪游。姹女盈前，弗一破其禅定 也。”
平时里，苏曼殊依红偎翠、大喝花酒、携妓出游更是习以为常，甚至有一次，他遇到一位重达400斤、肥硕无比的美国女人，也要肆意调笑，问她是否愿意跟自己匹配成双。
《太平洋报》同人孤芳在《忆弘一法师》（载《弘一大师永怀录》）一文中说：在太平洋报社里有两位出色的画家，一个是当时已作了和尚的苏曼殊，再一个就是 未来的和尚李叔同。这两位画家的为人与画风各有特色，也十分令人感慨。苏曼殊画山水，其取才多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颇具一种萧瑟孤僻的意味，这与他当时那 种“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极不相符。而李叔同呢？他性格清淡、稳重，但所绘之作，用笔雄健遒劲，也与其性情不符。《太平洋报》编辑多为南社同人，他 们在编辑之余，经常出入于歌廊酒肆之间，“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虽早已出家，却也混迹其中，唯李叔同孤高自恃， 绝不参与。
与苏曼殊有过恩怨纠葛的女子有雪鸿、静子、佩珊、金凤、百助枫子、张娟娟、花雪南等数人。他渴望真爱，却又逃避激情。 他割断了灵与肉之间最热切的呼应，使之各为其主，终于导致二者反戈相击。同为天涯沦落人，曼殊对众校书从无亵玩之意，他为她们赋诗，为她们作画，为她们排 遣身世沉沦的伤感。
河合仙极力撮合曼殊与表姐静子成婚。曼殊此时已遁入空门，沙弥十戒中有一条“不娶不淫”。他作茧自缚，便惟有挥剑斩情丝。他留给静子的诀别信值得一读：
静姊妆次：
呜呼，吾与吾姊终古永诀矣！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义干云，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离胎，遭世有难言之 恫，又胡忍以飘摇危苦之躯，扰吾姊此生哀乐耶？今兹手持寒锡，作远头陀矣。尘尘刹刹，会面无因；伏维吾姊，贷我残生，夫复何云？倏忽离家，未克另禀阿姨、 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并婉劝二老切勿悲念顽儿身世，以时强饭加衣，即所以怜儿也。
幼弟三郎含泪顶礼
苏曼殊在海外乃至病重时，还念念不忘说上海的那一群可人的年轻女子。913年12月中旬，苏曼殊因暴食致疾，缠绵病榻，百无聊赖，在东京写信给国内的至交刘三，堪称绝妙好词：“芳草天涯，行人似梦，寒梅花下，新月如烟。未识海上刘三，肯为我善护群花否耶？”
遁世
四岁时，苏曼殊随河合仙暂住东京。他天资颖秀，才华早露，“伏地绘狮子频伸状，栩栩欲活”。那年，一位过路的相士偶然见到双眸朗若流星的曼殊，忍不住驻足感叹道：“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征也。”
苏曼珠第一次出家是在1895年。随着苏家家道中落，父亲漂泊不定，生母远在日本，他孤苦零丁，体弱多病，备受族人歧视与虐待。苏杰生带着大陈氏和她所 生的三个女儿一起去上海，开发相机业务，想重振家业。感觉如同被抛弃的苏曼殊，在家的处境更加恶劣，在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的双重打击下，他终于顶不住了， 大病一场。当时苏曼殊12岁，大病月余，掌家的婶子认为他已经病入膏肓，干脆将他置于柴房，让曼殊自生自灭。嫡母黄氏和当家的大陈氏竟置其于柴房等死。幸 嫂子相怜照料才得以康复。
苏曼殊觉得这个家庭是呆不下去的了，于是，苏曼殊就随化缘和尚赞初法师到广州六榕寺出家，为“驱乌沙弥”。
在六榕寺里，苏曼殊遵守教规，表现良好，但因为年纪幼小，经不起诱惑，偷捉了一只鸽子来吃，犯了大戒，被逐出寺院。
苏曼殊此次出家的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据其侄子苏绍贤后来回忆，“先叔……初入大同学校，常于暇绘僧像，学念经，以为乐。所著之衣，所剃之头，一举一动，酷类僧人，同学咸呼之曰‘苏和尚’。”
苏曼殊第二次出家为1898年，主要原因是恋爱受挫，导火线为菊子殉情。到日本后，苏曼殊在日本大同学校读书，学习优良，初显绘画才能。16岁时与养母 回故居逗子樱山村。在那里与日本女子菊子相识并相恋。两人诗书往来，幽会谈情，幸福温暖无比。后因叔父干扰，两情拆散，尤其菊子竟殉情而死。苏曼殊不堪打 击，再次出家，回国到广州白云山蒲涧寺当了“门徒僧”。为表诚意与决心，他以“自刎”要挟主持为其剃度，并“闭关”三月，潜心修行。然而，毕竟“‘山斋饭 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
有位来自草堂寺的游方僧常见曼殊眉目之间堆砌愁惨之色，便问道：“披剃以来，奚为多忧生之叹耶？”曼殊的回答是：“今虽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耳。”好个“以情求道”，这不是缘木求鱼吗？他在蒲涧寺没待多久，便悄然离去，返回日本横滨。
1903年，苏曼殊在广东惠州第三度削发为僧，法名博经，世称曼殊上人。主要是社会原因，导火线为“《苏报》案判”。时苏曼殊在章士钊、陈独秀创办的 《国民日日报》，做事。当他意气风发，力图报效国家民族时，报纸竟因内讧而停刊。失望之余他投奔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谋职未果。时当“苏报”案最终判 决传来：章太炎、邹容二人“永远监禁”。苦闷中的苏曼殊遭受到的打击尤重，心灰意冷，便前往广东番禺县雷峰寺（一说为海云寺）落发为僧，具足三坛大戒，皈 依了主张“我心即佛”的曹洞宗。本意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然终又奈不住青灯古佛、芒鞋破钵之苦，狼狈地回到《中国日报》社。以后则以“和尚”自居， 过起半僧半俗的生活。
但这一次，他仍然不堪修行之苦，窃取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僧人的身份证明和户口）后，即飘然回港。
陆丹林在《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事》一文中写道：“曼殊以冯自由之介，抵港即居于此，性情孤介，足不出户，食宿之余，鲜与人语。”“忽告陈先生，谓 决意出家为僧，欲往省城受戒。陈察其素性坚僻，无可挽留，乃送数十金，以资其行。去数月，复回，则居然僧衣僧履，罩以薄棉蓝布长坎肩。询其情况，自言：出 门后，茫无所知，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庙为破庙，主持其一老僧，即其师也。”
1904年，由朋友资助，苏曼殊 以玄奘、法显为榜样，万里投荒，去泰国曼谷朝圣，在玉佛寺拜乔悉摩长老为师研习梵文。然后他又独身前往锡兰（斯里兰卡）菩提寺驻锡，开筵讲经，很受欢迎。 初夏时，他途经越南回国，以当地烙疤的方式再度受戒，在手臂上烙了九个香洞。此次苏曼殊南游泰国、缅甸、印度、越南等国考察佛教圣地，刘三称其为“白马投 荒第二人”。回国后，苏曼殊本打算离群索居，茅庵偕隐，但终又为社会斗争形势所鼓舞而回到现实中。
苏曼殊应金陵刻经处杨仁山老居 士的聘请，到“只洹精舍”任教。只洹精舍是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僧学堂，杨仁山讲《楞严经》，李晓敦教汉文，曼殊教英文，谛闲法师任监学。以后复兴佛教的 太虚、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法师，都是当时的学生，但是学堂功课太重，一学期未教完他就病倒了。他在《燕子龛随笔》中，记载他在精舍卧病的事：“十一 月十七日病卧只洹精舍，仁山老檀越为余言秦淮马湘兰证果事甚详。近人但优作裙带中语，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
苏曼殊童年不幸，“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矣。”及至后来，社会的黑暗，事业的挫折，世态的炎凉，爱情的折磨等莫不让曼殊觉得世界的险恶、艰苦，以至于“曼殊不愿栖身于此五浊恶世也。”
柳亚子与苏曼殊一道游河，苏曼殊睹物生情，出一谜语：在娘家绿发婆娑，自归郎手，青少黄多；历尽了多少风波，经受了多少折磨，休提起，提起珠泪洒江河。谜底为何？竹篙也。苏曼殊以此自喻，人生之苦难沧桑溢于言外。
1907年秋，苏曼殊与章太炎欲结伴西游，赴印度朝圣，深造佛学，终因资金短缺而未果。苏曼殊在其笔记小说《岭海幽光录》中表彰明清换代之际抗节不挠、 视死如归的义僧祖心，曾借题发挥：“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 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他在致刘三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浊世昌披，非速引去，有呕血死耳。”这大概也是苏曼殊为 什么要出嫁的原因。
南怀瑾尝云，曼殊实不曾出家，只于广州某寺院得一亡僧之度牒，遂以出家人自处，始终徘徊僧俗之间。
不戒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流派众多、戒律亦杂，但有五条最根本的要求，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饮酒。苏曼殊一生竟五戒犯四。
苏曼殊第一次出家即犯杀生大戒，他抓住一只鸽子，躲到院后做五香鸽子肉吃。因而被“肃众”逐出寺门。他似乎还不以为然，曾向人讲起此次被逐情况，并作为 素材写进小说中。后他参加“拒俄义勇队”、“华兴会”等革命组织，舞枪弄棒，并多次参与武装起义、暗杀的策划工作。在《女杰郭耳缦》、《惨世界》等作品中 他歌颂崇尚暴力革命（暗杀）的理想英雄，甚至在第三次出家后不久，还欲枪杀康有为。至于吃肉，乃苏曼殊的家常便饭。朋友们都知他喜食“牛肉”、“鸡鸭”。 在《燕子龛随笔》中，他记载自己和革命家赵声的交往，每次赵声必命士兵携壶购板鸭黄酒，赵“豪于饮”，他则“雄于食”。正如陈果夫后来在回忆中所讲，大家 都“知道他是个怪和尚，也是个酒肉和尚”。
苏曼殊屡犯偷盗戒。1903年《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苏曼殊欲投奔香港陈少白。无奈陈独秀、章士钊等朋友留他，自己又没路费，于是他用了个“调虎离山”之计，支开朋友，偷了章士钊三十元钱卷铺盖远走香港。
第二次出家后，苏曼殊偷师兄的度牒和钱。对此苏曼殊曾向陈少白详细讲述过：“出门（指离开《中国日报》出家）后，茫无所之。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 州某庙落发。……惟地方贫瘠，所得每每不足果腹。曼殊知不可留，一日乘师他往，遂窃取已故师兄之度牒，及其仅存之银洋二角以逃，当行至省城，乘轮船抵香 港，银洋二角，仅足以充船费。”（注：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253页。）“已故师兄”即与他同时受戒的僧人博 经，苏偷了他的度牒，后在长沙使用的大红名片即署“博经”二字。在其《〈焚文典〉自序》等文落款中亦有“博经”字样。苏曼殊没有度牒，故偷了已经去世的师 兄的度牒，当作自己的度牒。从此曼殊便以师兄的法号博经自命。
1908年，苏曼殊尚在佛学院（南京祗垣精舍）任课时，陈巢南由汕头回上海，衣被甚薄。苏曼殊自己没有被子，所以不论厚薄，就把陈的被子携之而去。
苏曼殊则出入青楼，浪迹女肆，大吃“花酒”。自长沙起义流产后始冶游北里，后竟一发不可收，并留下“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等情诗。
有人统计其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陈陶遗曾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
酒对苏曼殊来说是常事。杨珩《岳麓答大师》有诗曰“无官似鹤闲偏少，饮酒如鲸醉不多”。
佛理
世人多认为苏曼殊是酒肉和尚，甚至有人怀疑曼殊出家的真实性。实则曼殊刻苦学习梵文，对于佛学有较深的研究。他曾想效法唐玄 奘亲自到印度去取经，写了一部《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地名今释及旅程图》。他的佛学思想，主要阐述于《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 宰官白衣启》等文中。在与与章太炎合著两篇著名的文告《告宰官白衣启》和《敬告十方佛弟子启》，他竭力宣讲佛教的“风教”作用。
苏曼殊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教内部。有的寺庙建在城市之中，或靠近城市，僧侣难免感染市侩俗气，“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他认为振兴佛教之道，在于弘扬正法，纠正歪风。
苏曼殊主张宣扬佛学真理，反对以诵经念佛而谋利。他对于藉道场以糊口之俗僧，痛斥不遗余力。他说：“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 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八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应赴之说，古未之闻”。他还 说，和尚“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
苏曼殊反对佛教徒趋炎附势，攀援显贵，跪拜皇帝、俗官。他批判护法需赖王者之说：“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
苏曼殊主张寺院住持实行民主选举，反对衣钵相传。他说：“然自六祖灭后，已无传付衣食住行钵之事。若计内证，则得法者或如竹需要竿蔗，岂必局在一人？若 计俗情，则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悬丝戒著在禅书。然则法藏所归，宜令学徒公选。必若闻修有缺，未妨兼请他僧（惟不可令宰官居士与闻选事，以所选必深于世法 者故），何取密示传承，致生诤讼，营求嗣法，不护讥嫝？若尔者，与俗士应举求官何异？而得称为上人哉！”
苏曼殊主张设立佛教学堂，宣扬佛理，培育人才。他说：“且法之兴废，视乎人材，枉法求存，虽存犹灭。”他对杨仁山在南京创办祇洹精舍佛教学堂推崇称颂备至。
苏曼殊认为“佛门戒范虽有多途，今者对治之方，宜断三事：一者礼忏；二者付法；三者趋炎。第一断者，无贩法名；第二断者，无诤讼名；第三断者，无猥鄙名。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
苏曼殊曾倡导佛教改革，文公直说曼殊若“天假以年，俾得行其志，而实现其主张，则曼殊必能成佛教中之马丁路德”。
饕餮（一）
苏曼殊在沪期间，交结革命志士，撰写著述，担任教职。民国成立后，曾经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称帝。余时，同芳居茶馆是他最常去的地 方。他善于作诗，有诗僧之誉，尤工绘画。由于平生爱饮食，尤爱甜食，每有润笔收入，就到同芳居茶馆消遣。同芳居茶馆有进口的外国糖果，一种名叫“摩尔登” 的糖，据说是茶花女所嗜食，苏曼殊因景慕茶花女，也就特别爱吃这种糖。
苏曼殊曾一时冲动，要重译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以至于被戏称为“天生情种”诠注“薄命女郎”，后被陈独秀婉拒才作罢。他特别爱吃茶花女所钟爱一种糖，叫西洋摩尔登糖，因为吃糖无度超出常人想像，故被时人戏称为“糖僧”。
苏曼殊自称“日食酥糖三十包”。
苏曼殊在自日本寄给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邓孟硕的信中，内容多半是吃。如：“唯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 其性情类牛，不可不慎也。如君谓不食肉、牛乳，则面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开之杂货店购顶上腐乳，红色者购十元，白色者购十元，涂面包之上，徐徐嚼之， 必得佳品。”有趣的是，苏曼殊认为“吃什麽像什麽”，吃牛肉牛乳，性情会类“牛”。
苏曼殊在信里接着说：“如君之逆旅主人，询君是何物。君则曰红者是赤玫瑰（cheese）；彼覆询白者，则君曰白玫瑰（cheese）。此时逆旅主人，岂不摇头不置，叹为绝品耶？”
据说，苏曼殊离开爪哇时，囊中尚有百金，可他居然全用来买了糖果，而不待海轮抵岸，这百元糖果竟已被他吃完。
苏曼殊贪吃是人所共知的，整天嚼着一种叫“摩尔登”的块糖，烧卖、年糕和八宝饭不离左右，写一行字，就要吃一口东西，还疯狂地吸马尼拉的香烟。一次，因和人打赌，一口气吃下60个小笼包。
一次，苏曼殊在小食店里吃糖果，吃完了，朋友问他：明日能过来坐坐么。他答曰：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三日后当再来打扰”还有一个版本。有一次，曼殊去易白沙处作客，宾主相谈甚欢，到了吃饭的时候，易白沙用中餐款待他。好家伙，曼殊真是肚量惊人，总共 吃下炒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十枚，还有许多糖果。易白沙以为曼殊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会这样狼吞虎咽，便邀他明天再过来坐坐。曼殊连连摇头说：“不 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对于许多生活常识，苏曼殊也是一概不懂。他分不清稻子与麦子，吃饭连吃四五碗，赞叹说：“这是何物，如此好吃？”
在上海，有次栗子上市，陈去病去买了一包，但吃后苏曼殊感到不过瘾，自己去买了几包，回来全部消灭，结果“肚子胀得似要裂开”，整晚无法入睡。
饕餮（二）
苏曼殊非常喜爱吃糖炒栗子，据他的朋友周南陔说：苏曼殊病危时，曾两次住上海宝昌路某医院，钱用了不少，可病老是治不 好，于是苏曼殊就请周南陔代他向医院方面交涉，那个医院的院长也不多说，就拿出糖炒栗子，说是从苏曼殊枕头边搜出来的，并且说他老是吃这些禁忌的食品，病 啷个好得起来嘛！还乱怪医院治疗不力，最后让代理人周南陔无话可说。后来转到上海广慈医院，医生仍然严禁他吃糖炒栗子，可他如听耳旁风，照吃不误。死后， 还从他的枕头下搜出很多糖炒栗子。
有一次，苏曼殊在东京费公直家替人写条幅，吃午饭时，他说想吃鲍鱼，费公直便命人买回一盘。吃完后，他觉得意犹未尽，自己又跑去买，连吃三大盘才罢休。当夜，他腹痛不止，暴泄整晚，气息奄奄地休息了好几天。
苏曼殊还爱吃八宝饭。为此，江南名士刘季平（人称“江南刘三”）的夫人陆灵素曾多次精心煮制八宝饭，然后邀请苏曼殊来吃。苏曼殊去世后，，沈尹默赋诗 《刘三来言子谷死矣》以志怀念，其中还提到了八宝饭：“君言子谷死，我闻情恻恻。满座谈笑人，一时皆太息。平生殊可怜，痴黠人莫识。既不游方外，亦不拘绳 墨。任性以行游，关心唯食色。大嚼酒案旁，呆坐歌筵侧。寻常觉无用，当此见风力。十年春申楼，一饱犹能忆。于今八宝饭，和尚吃不得！”
章太炎《曼殊遗画弁言》记载苏曼殊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
苏曼殊喜欢吃江苏吴江的特产，用糯米，豆沙，糖桂花，猪油丁等制着的麦芽塔饼，一般人吃三四块就算胃口不错了，可苏曼殊却一次可以吃24块。
苏曼殊是杭州西湖白云庵的常客。白云庵有月下老人祠，祠门有联曰：“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是生前注定事莫错姻缘。”白云庵意周和尚曾记曼殊小住于此的 情形：“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来是突然来，去是悄然去。你们吃饭的时候，他坐下来，吃完了顾自走开。他的手头似乎常常很窘，老是向庵里借钱，把 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过不了多天，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抽烟。”
苏曼殊囊中羞涩时，可以坐拥棉被，喝水度日。但没有糖的生活却极其难熬。据说，一日窘极，他曾出怪招，取锤敲落镶金的门牙，血肉模糊地就拿去换糖。章士钊为此还特写了一首诗调笑他，诗曰：“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苏曼殊有年冬天赴香港，穷困旅舍，偶见商店有吕宋烟和各色巧克力糖，想买却无钱，夜不能寐。明晨，敲下嘴里金牙，入市出售，久久却无人买，愤而抛入海中，但烟糖仍有很大诱惑力，乃将外套交当铺，所得钱尽购烟糖，虽身寒亦所不计。
苏曼殊在日本留学时，有一次给友人柳亚子写信，落款时津津有味地署明“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令收信的柳亚子捧腹大笑。
饕餮（三）
苏曼殊“以绘画自遣，绘竟则焚之”。曼殊生性浪漫，对自己的画，旋作旋弃。他敬重刘三的侠义之举（刘三为邹容收殓遗 骨，葬于自家黄叶楼下），故为刘三画《白门秋柳图》、《黄叶楼图》。他遵守然诺，为赵声画《饮马荒城图》，则是酬报死友，托人代他焚化于赵声墓前，颇有延 陵季子墓门悬剑的古贤遗风。
但别人一开口向苏曼殊索画，则又变得十分矜贵，轻易不肯下笔。南社好友高吹万千里寄缣，请曼殊绘制《寒隐图》，尚 且一再稽延，频年难以到手，其他人就只有垂涎的份了。还是《太平洋报》总编叶楚伧有办法，他请曼殊作《汾堤吊梦图》，也是屡索不遂，于是心生一计。有一 天，他闲谈时告诉曼殊，上海新到一批外国五香牛肉，闻香下马者不知凡几，他好不容易购得三斤，还有摩尔登糖和吕宋烟，一并放在楼上美术编辑室，曼殊有空可 去品尝。曼殊听说美味在等他，就如同佳人有约，没有不去的道理。他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叶楚伧即在他身后锁上房门，声称，曼殊若不完成《汾堤吊梦图》，就 别想出来。有美食，就有好心情，有好心情就有灵感，绘一幅画又有何难？有饵能钓大鲈鱼，叶楚伧果然得计。
曼殊豪于饮而雄于食，过 于贪图口福，尤其喜欢饮冰水，吃糖果和五香牛肉，朋友们戏称他为“糖僧”和“牛肉大师”。他的观点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于精神毫无妨碍，我空，人 空，宇宙空，今日之美食，不过是异日之尘埃，不吃白不吃。然而暴饮暴食损坏肠胃，最终要了他的命。
柳亚子回忆道：“君工愁善病，顾健饮啖，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尝以芋头饼二十枚饷之，一夕都尽，明日腹痛弗能起。”
曼殊对性欲的控制力堪称天下第一，对食欲的控制力则堪称天下倒数第一。他写信给柳亚子，信中谈及自己病中贪食，颇为诙谐：“病骨支离，异域飘零，旧游如 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
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苏曼殊将自己那副老饕相活写如画：“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此来幸多拿七八只。午后试新 衣，并赴顺源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他明知多食伤身，仍然对各类佳肴欲拒还迎，照单全收，这真有点 “瘾君子”不怕死的劲头了。
鲁迅对苏曼殊的诗文评价很高，对他的个人生活则不表恭维：“黄金白银，随手化尽，道是有钱去喝酒风光，没钱去庙里挂单。”
一次，苏曼殊在东京住院，医生严令他饮食规律，他却骗妹妹，让她拿年糕给他吃，结果病情更加严重。
曼殊去世前一两年，在东京十分落魄，有时竟会典当掉剩余的衣服，赤条条不能见客。
苏曼殊去东南亚游历，每天五、六十枚甜果，结果肠胃炎发作，差点客死他乡。他自记在杭州曾“日食酥糖三十包”。他的同事周越然回忆：他最爱吃蜜枣，“有 一次，他穷极了，腰无半文，他无法可想，只得把金牙齿拔下来，抵押了钱，买蜜枣吃”。他死前三、四年，肠胃病已经非常严重，住在日本还是天天莲子八宝粥， 病情加剧，两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但他仍不思调养，因怀念国内的多种甜食而决定回国。
1918年，苏曼殊身体更差了，蒋介石、陈洁如夫妇收留他，陈洁如悉心照料下，曼殊稍有精神，他从医院回到寓所，大家以为他会遵照医嘱，安心养病，可是他却仍去厨房偷吃热栗子。苏曼殊始终不能控制自己的食欲，终于医药罔效。
性情
苏曼殊自况：众人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
苏曼殊说：“我生性不能安分，久处一地，甚是沉闷。”
一度是曼殊友人的刘师培叛变民主革命后，苏曼殊痛心而愤激；传言曼殊师友的章太炎变节，曼殊马上对其进行指责，在给他的信中毫不客气地直呼“太炎”。
苏曼殊反对清朝的腐朽统治，但是对一直拥护清王朝的辜鸿铭，他又表示出欣赏。
苏曼殊很气愤一些革命党人只顾索取资金及名号，不能如愿则呶呶不已，认为“这种人有什么用？仅仅只能担狗粪，洗厕所罢了。”
孙中山作临时大总统，曾邀其出来工作，他坚辞。辛亥革命胜利，苏曼殊欣喜若狂，也只不过想可与朋友“痛饮十日”，而不乞求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所以孙中山极欣赏他，认为“曼殊率真”。
李蔚（《苏曼殊评传》的作者）认为，苏曼殊讲“‘色’即是‘空’，‘空’亦无有。惟其能空，故对任何事均无执着。能无执着而后必无所依恋。这就是佛经上说的：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相那一番道理。只有真正认识到这点，才可以谈得到革命。”
吃花酒，是苏曼殊在上海期间常干的事，只要有点钱，他就招呼了朋友去吃喝。在饭馆里喝酒，若邀妓女坐陪，需先写个局牌，写上被叫妓女的名字，落款写叫局 者的名字，呼堂倌送去。苏曼殊的落款总是“和尚”，也算是局牌中的一绝，上海名妓之中，有不少是苏和尚的“精神爱人”。
苏曼殊曾和张继、黄兴等人在长沙任教。苏曼殊习惯独处，他的同事后来回忆说：“除授课外，镇日不闭户不出。无垢无净，与人无町蹊。娴文词，工绘事，然亦不常落笔，或绘竟，辄焚之。”
潘一平《西湖人物》中谈到苏曼殊：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在白云庵，白天睡觉，到晚来披着短褂子，赤着足，拖着木屐，到苏堤、白堤去散步， 有时直到天亮才回来。他除了吟诗外，也喜欢画画。他画得很多，纸不论优劣，兴之所至，手边的报纸也会拿起笔来涂鸦。不过若有人诚心诚意地去向他求画，他又 变得非常矜贵了。
苏曼殊爱画日本妇人的发髻。在浅草的人群中，苏曼殊以妇人的发为模特儿，用带在身上的信纸，一面走一面画着……苏曼殊的字也“书道的”，写的很好，颇有一些女人风的特徵。写信时，曾在便笺边沿起，写满了小于蚂蚁的细字。
曼殊从不卖画，偶尔作些小品送人。欲求其画者，须资助其遨游名山，代价比卖画可高多了。他好作绝细蝇头小字，颇有书卷气。信札潇洒如六朝人语，如其西湖来札云：“此时满湖烟雨，正思足下也。”
苏曼殊画潇散淡远，但颇难求，其性嗜甜食，某人欲求其画，在室内摆上好糖果，请其到家作客。曼殊见有甜食，伸手取食，主人拦住说“须先作画”曼殊当即为 他作一横幅。主人大喜，满掬糖果以献。曼殊饱食后说“此画尚须补笔”遂在月轮中略加点缀，画中之月变成制钱状，廓圆孔方，中贯以小绳。求画者见之哭笑不 得。
上海市长张岳军，极慕苏曼殊的山水之作，屡以为请，但一直未得。后得知苏曼殊嗜朱古力糖，买来送与苏曼殊。时间久了，曼殊知 道了他的意思，笑说：“君岂欲得余画耶？不然，胡以日破悭囊也？”于是曼殊为作一小幅，远山新月，疏柳寒鸦，极惨澹苍茫之至。张岳军非常高兴，道谢不己。 曼殊笑曰：“未也！”忽然用笔从斜月至柳梢画了一道长线，掷笔起身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此真绝妙画境也。”张岳军急忙制止，但已经来不及了。
大家都知道苏曼殊贪吃，故常以美食糖果为饵诱其作画，苏曼殊禁不住吃欲，吃完了，只好作画，但心中却反感，故经常作弄求画人。温一如《曼殊逸事》记载： 在上海时，叶楚伧曾强其作画，后有同贵为部长之某君见猎心喜，邀苏曼殊共进晚餐，席间求画，苏曼殊推辞不过，只好展纸而画，初绘枯木数株，继复画月，某君 乐不可支。不料其后竟画巨绳一，绕月重重，令某君泪丧不置。
邵元冲的《曼殊遗载》也记载此类故事：某君欲请苏曼殊作画，闻叶楚伧 得画之事，亦欲效仿叶。苏曼殊也不推辞，落笔绘一老树一月。某君大喜，说：“我将以糖果饷君。”说罢就到楼上去取。等他下楼，发现苏曼殊以浓墨绘曲线绕树 身及月。某君大骇，问：“是何为者？”曼殊曰：“此所谓‘金绳系月’也。”遂拂袖去，后不复往。
李一民《曼殊遗闻》中说：“曼殊 工绘事，顾性懒不恒作。”他在南洋时，突然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画成一页尺百幅，于是特地乘车去泗水，选购绘画所用的纸张画具。准备工作做好，画具准备齐全， 于是苏曼殊铺开纸张，准备作画。甫一握管，不料几滴墨滴到纸上，于是他便将笔一扔，从此不再提做巨幅画之事。
苏曼殊的画难求，作为其好友的柳亚子，与苏曼殊相交十余年，在苏曼殊生前没有得到其赠的画作。柳亚子拥有的苏的两幅画作是他人转赠。这是柳亚子一生憾事。
马仲殊《曼殊大师轶事》：曼殊善绘事，每于清风明月之夜，振衣而起，匆卒间作画。既成，即揭友人之帐而授之。人则仅受之可耳；若感其盛意，见于言词，语未出口，而曼殊已将画分为两半矣。
张卓身《曼殊上人轶事》：忆自戊申之秋，与予同寓东京小石川智度寺，……偶值寒风凛冽，雨雪载途，人皆围炉取暖。曼殊独自踽踽，出游山林旷野之地；归则 心领神会，拳拳若有所得，乃濡笔作画。其画，山明水秀，超然有遗世独立之慨。然亦不多作，兴至则作之。与其诗相称，均足以见胸襟，并传不朽。曼殊尝谓： “题词与和人诗不作，作亦不佳。”
胡朴安写道：“子谷其行似狂，其志实狷。今之人洁白如子谷者，诚不多觏也。不甚解世事。一日， 余赴友人酒食之约，路遇子谷。余问曰：‘君何往？’子谷曰：‘赴友饮。’问：‘何处？’曰：‘不知。’问：‘何人招？’亦曰：‘不知。’子谷复问余：‘何 往？’余曰：‘亦赴友饮。’子谷曰：‘然则同行耳。’乃至啖，亦不问主人，实则余友并未招子谷，招子谷者另有人也。”
苏曼殊和柳 亚子携手同游西湖，在一小桥上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苏曼殊佯装说老人极像自己的日本老母亲，就一直跟着老太太走到她家里。苏曼殊见老人家徒四壁，便 想送些钱给老人，无缘无故又怕老人不收。苏曼殊绞尽脑汁最后竟让老人为他做了一件布褂，然后送去些钱作为工钱，老人惊讶地说：“用不了这么多!”苏曼珠把 钱扔下，连头也不回就走了。
疯癫（一）
陈独秀、章士钊、苏曼殊三人留学日本时合租一屋居住，有一次竟断了炊，他们便让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典当，以便买点吃的。可是苏 曼殊到了半夜才回去，带来却不是饭而是书。他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在夜市翻着了”。陈独秀和章士钊骂了几声“死和尚”“疯和尚”之后，只好空着肚子 上床了。
在日本时，苏曼殊曾与刘师培、何震夫妇同住。何震是苏曼殊的弟子，向苏曼殊学画。一天晚上，苏曼殊忽一丝不挂，赤身闯入刘室，两眼木讷，直视洋油灯，看了约有半分钟光景，忽然大骂起来。刘夫妇感莫名其妙。据冯玉祥说，苏曼殊是犯了神经病。
平日里，苏曼殊观悲剧而泪眼婆娑，闻哀乐而袈裟湿透，思故人而泣如雨下。曾月夜泛舟，面对湖上月影涕泪纵横，哭罢则歌咏古人词句，恍如神游幻境。
苏曼殊从日本回国后，应留日苏州籍学生吴秩书、吴绾章兄弟之邀，前往苏州吴中公学讲学。他在这里结识了包天笑等人。曼殊对吴侬软语一窍不通，只能与同仁 们作笔谈，闲暇时则整日沉默寡言，偶尔涂抹几笔画，作数首小诗。在此期间，他曾为包天笑作《儿童扑满图》，并与友人到苏州郊外猴子山“招国魂”。
《苏报》被封不久，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又在上海办起《国民日日报》，苏曼殊遂赴上海参与该报工作。这一年他的重要著作《惨社会》、《女杰郭耳缦》、《呜呼广东人》都发表在《国民日日报》上。此时他的国学功底尚浅，便藉此机会向章、陈等学习古典诗词。
20世纪初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就职于上海《国民日日报》报馆，后报馆被封，他们便租房同住。苏曼殊天天闹着要离开上海，陈与寓友何梅士不允。某日，曼殊 邀何外出看戏，在戏馆中刚刚坐定，苏曼殊便要回寓所取钱付钞，结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何返回住处，仅见苏曼殊所留一信，告知不辞而别的原因，并 说，当何阅信时，他已经离沪远去了。
苏曼殊在长沙任实业学堂舍监，常被学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见人时，目光炯炯直视，数分钟不转瞬，人称他为“苏神经”。他饮食无常度，有时兼人之量，有时数日不食，尤其喜欢巧克力和雪茄烟。
据说，刘师培曾抱着穿僧衣的曼殊于室内绕走为戏。
苏曼殊有句口头禅：“没有阅历可不行呀！”
疯癫（二）
某日，苏曼殊不知何处得一女郎明信片，乃故意夸扬，写了一篇《碧迦女郎小传》，并乞友题诗张之，仿佛真有其事一般。
苏曼殊性脱略，不分人己之界。囊空如洗，也从不向友人借贷；若有周济他的，则毫不客气，受而不谢，亦不偿还。曾断炊数日，在床上辗转呻吟，自忘其苦。有 友人到，叹曰：“我迟来一步，不意君为饿殍！”为之具炊饭，并赠以百金。他腹饥既解，欣然行于市，见有自行车构制精美，十分喜欢，便买了一辆。又遇到一个 乞丐，不食已三日，便倾余囊相赠。
数日后，那位友人又去看他，只见他偃卧呻吟如故，不禁大为诧异，以为他在绝食自弃。了解情况后，友人埋怨道：“你不会骑自行车，为何要买？”他答道：“无他，从心所欲而已。”友人无奈，只好派一个仆人来照顾他。
有一次，苏曼殊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连裤子都典押出去。朋友实在看不下去，就帮他赎回裤子，并且给了他一笔钱花，谁知他拿到钱后，马上全部用来买了他爱吃的摩尔登糖，第二次朋友来看他时，见他还是光着腿杆，没有裤子穿。
有朋友给了苏曼殊纸币数十元，他就到街头商家去买蓝布袈裟，从袋子里抓出一把钱，拿起袈裟就走，商家喊：先生，还要找您钱。曼殊和尚头也不回，派头十足 地摇手：“不用找了。”一路奔去，奔到家里，友人再看其袋子，却是空空如也。买袈裟其实并没花光钱，是因为曼殊倒披袈裟，那些票子在他一路奔跑中，一张张 飘落而出，如天女散花，散在马路上了。
一次孙中山让宋教仁接济苏曼殊二百大洋，困苦的曼殊接钱后狂喜，遂广发请柬，大宴宾朋，孙、宋亦在被请之列，接帖时，两人对视，哭笑不得。
曼殊于理财一事颇不在意。偶有所蓄，即任意挥霍。若炸弹在囊，必速去之始快。冯自由曾说：曼殊“居沪时，又遇行囊稍丰，即喜居外国饭店，谓一月不住外国饭店，即觉身体不适。”
苏曼殊喜抽雪茄，读英美小说，一见雪茄两字，就犯烟瘾，就喃喃自语，不胜其状。有回在日本，雪茄烟瘾犯上了，而兜里不名一文，他就走到店家，张开大嘴，从口里拔出一颗金牙来，当烟钱付。
一次在上海，曼殊收到了300元的稿费，他整日呼朋唤友，天天上馆子，香车美食，不在话下。有人向他打听上海的出租车价格，他说起步价是八元，旁人大 惊：别人是租一天车，都只是三元，你却坐一程，却三倍之，为什么？因为有钱了的曼殊和尚不坐一般车，非豪华车不坐！如此花钱，千元也罢，万元也罢，一日两 日，自然囊中羞涩了。
苏曼殊经长沙南下香港，凭着冯自由的介绍信，找到陈少白并寓住《中国日报》报馆。其父苏杰生在家乡为其选聘了妻子，并亲自到港寻其回乡成亲，但曼殊竟避而不见。不久，苏曼殊出家为僧。
不久，苏曼殊难以忍受佛门清规戒律的束缚，没几天，乘师傅外出，偷了已故师兄的度牒及师傅钱财，逃之夭夭。再回香港，苏子谷已成名副其实的苏曼殊了——据说曼殊是师傅给他取的法号。
苏曼殊不告而别后，陈独秀再也不闻曼殊之消息。数年之后，陈重返上海，一次与朋友在一家酒馆用餐，谈话间，闯入一眉清目秀的和尚，正是苏曼殊。据陈说， 苏曼殊虽着僧装却不戒酒肉，后经陈等劝说而改穿西服，并且毫无顾忌地说，穿僧装“吃花酒不方便呀”。与陈再会面于上海的苏曼殊不但一改往日沉默寡言的习 惯，口不择言，高谈阔论，而且广交十方，既有男朋友，更有女朋友，很有点“美人如玉剑如虹”的意思了。
疯癫（三）
据说，苏曼殊他经常招校书而来，却又瞪目凝视，久无一言，随即遣之而去。为此不少校书在私下议论曼殊“和尚真是个疯子”。
陈独秀与苏曼殊一起翻译嚣俄（Hugo，今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但陈说那是曼殊的手笔，他只是稍加润饰而已。陈还指出，曼殊所译对原作很不忠实，乱 添乱造，根本谈不上“信”，而他的润饰更是马虎得一塌糊涂。译作先是在《国民日日报》上登载，未及刊完，报馆被封，后又由镜今书局出版。接受书局建议，陈 与苏皆署名其上，故有同译之说。
陈独秀所说：“照这样看来，当曼殊是傻子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 为笑柄，其实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恶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陈进一步肯定他说：“在许多旧朋 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
苏曼殊住院看病，不知该节省算计，有一回到了该出院的时候，他无法支付医药费，就连随身穿的衣服也全部典当出去，朋友去看他，见他用被子盖住全身，但气色尚好，就问他为何不出院。回答说：衣已典当，总不能赤条条步出医院。
苏曼殊画画时要让一个娇艳女郎立侍在旁，兴致来了，就沾取女郎唇上的朱红作为颜料。
有一次，在东京马路上，苏曼殊发现一名艺妓正在上电车，他情不自禁，拔腿就追，刚跑到电车站，电车就开动了因为跑得太急，在站台附近跌了一跤，门牙被跌掉两颗。事后，众人说他是“无齿之徒”。
1917年夏天，苏曼殊因饮食无节，患病在上海霞飞路某医院，他的朋友程演生去探病，他出示当票多张，嘱程代赎。程亦在客中金尽，未能相助。事为曼殊的革命朋友蒋介石所闻，蒋命陈果夫送些钱去，并接曼殊到新民里蒋宅居住疗养
情谊
苏曼殊经朋友介绍，到南京陆军学堂任教，从而结识了青年革命家赵声。在他的《燕子龛随笔》中有一段话，描述了他俩的革命 情谊。文中写道：“赵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习江南陆军小学时，伯先为第三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始与相识，余叹为将才也。每次过从，必命兵士购板鸭 黄酒。伯先豪于饮，余亦雄于食，既醉，则按剑高歌于微风细柳之下，或相与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至乐！”
苏曼殊和赵声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纵马高歌，钟山附近的人们都被他们豪迈的气概所吸引。苏曼殊曾给赵声画一幅《饮马荒城图》，题诗一首：“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饮马荒城图》画成后，苏曼殊却无法交给赵声，因为赵声为革命四处奔走，居无定所。黄花岗起义后，赵声悲愤而死，化名“天香阁主人”葬于香港。苏曼殊就效法延陵季子挂剑的故典，托一位友人将此画带到赵声墓前焚化。这位友人不舍得这样做，自己收藏了，此画后来不知下落。
逸事
在这近六年的留学期间，苏曼殊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据他的同学和好友冯自由回忆，苏曼殊在东京上学时，因林紫垣只月助十元，苏曼殊住的是最低劣的“下宿屋”，吃的是掺了石灰的米饭，为了节省火油费，晚上竟不点灯。
1910年，陈独秀给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遇否？”当时陈刚与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问苏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1909年夏，苏曼殊与好友刘三避暑于杭州白云庵禅院，意外收到一封匿名的恐吓信。大意是，革命党人早就看出苏曼殊形迹可疑，与叛徒刘师培、何震夫妇 （他们都是替两江总督端方搜集革命党人情报的密探）瓜葛甚密，警告他若再敢与刘、何二人沆瀣一气，不加收敛，阎王殿上就会立刻多一个新鬼。
此事惊动了章太炎的大驾，他赶紧出面为苏曼殊辩诬。其词为：“香山苏元瑛子谷（苏曼殊在俗时又名元瑛，字子谷），独行之士，从不流俗……凡委琐功利之 事，视之蔑如也。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封令人迭足屏息的恐吓 信是南社成员雷昭性所写，他怀疑曼殊与刘师培夫妇同流合污。
苏曼殊曾应陈独秀之邀，到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任教。在安庆，苏曼殊对陈独秀说：“安庆真无聊，无书可读，无花可观。”不久，苏曼殊吃腻了安庆的烧卖，想念上海小花园的八宝饭，便和郑桐荪一起回到上海。
文涛的《苏曼殊的怪性》中记载：大师很喜欢女人……最喜欢给女子画画，真所谓有求必应。——不，有时简直是毛遂自荐：“某某，我把妳画画好不好？”故一 般***见大师一到，即喊：“苏和尚，给我画画。”大师即笑咪咪地答应一声：“嗄！”提起笔来就画。至如男子，若求他的画，那是要命，不要说是一个向不往 来的要求一方一尺而不可得，就是素相知交的，恐怕也要今天挨明天，一天一天地挨延下去，或许终于不可得。但有一种法子可以得到：你如其看到他已经画好的东 西，你只要说一声：“苏和尚，这画我拿去了！”你拿之就走，他也默不做声；这是最便利的一种法子。还有一种法子，也可以得到大师的画，不过机会很难遇的。 比方今天忽然下雨，下倾盆的大雨，那你先磨好墨，摊好纸。他还是来看看桌上的纸，去看看门外的雨，总要真个下得他实在不能出门了，方始给你画起来。但切 记，你要画，切不可说要画；若说要画，他一定是写字的。总而言之，大师的画，在女性则贱若泥沙，在男性则贵若珠玉，从不肯爽爽快快地给男性作画。
苏曼殊在吴中公学时，喜欢涂抹，有时写几句西哲格言，有时写一首自作的小诗，给同学看后，扔到纸篓。他又喜欢作画，见了有空白纸张，便乱画一番，结果亦扔到纸篓。
苏曼殊在白云庵居住时，据意周和尚说，苏曼殊白天睡觉，午夜，披上短褂，赤足，木屐，尽享湖山夜色，至天明方归。
据说，苏曼殊去朝圣的路上，曾路遇老虎。一次，苏曼殊走得很累了在河边洗脸，突然从河对岸的丛林里窜出一只黄虎，它发现了苏曼殊。苏曼殊受了一惊，老虎 昂着头，双耳直竖，眼睛盯着苏曼殊一动不动，大约相持了十来分钟，老虎似乎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意，就继续俯下头到河里饮水，之后不慌不忙地消失 在丛林中。苏曼殊见老虎走去，长吁一口气。当天晚上借宿在不远的村寨中，苏曼殊就把白天遇到老虎的事告诉大家，村民听后全都惊诧万分，说他命大。
有一天，苏曼殊问章太炎：“子女从何而来？”太炎回答说：“此类问题，取市间男女卫生新论之书读之即得，何必问我？”曼殊却说：“不然，中西书均言须有 男女媾精，而事实上则有例外。吾乡有其夫三年不归而妻亦能生育者，岂非女人可单独生子，不需要男子之明证？”闻者无不捧腹大笑。
一次刘半农兴致盎然地与苏曼殊谈论西洋诗歌，却迟迟不见苏曼殊开口，只是不停地抽雪茄烟。末了，他忽然高声说：“半农！这个时候了，你还讲什么诗，求什么学问？”
曼殊性嗜雪茄，每于批阅欧美小说时，见有雪茄字样，辄批曰：“雪茄！又是雪茄！”若有余羡。
苏曼殊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数是后来震荡了历史风云的人物：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邹容、陈天华、廖仲恺、何香凝、陈独秀、冯自由、章士钊、刘季平（即刘三）、何梅士、赵声、于右任、柳亚子、陈去病等。
据史料记载，李叔同的一位友人在李未剃时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
姜可生在《纪曼殊上人》中记录苏曼殊之事：苏曼殊曾经绘英国十几位国王的小像，出神入化。一个美国朋友见了，爱不释手，苏曼殊就全部赠与他。美国人在一 个展览会上展出，标价一万美元，但表示拒绝出售。但当时此画像极为轰动，一时英国、美国人竞相争买。最后一个英国人以五万美元成交。美国人售出后极为懊 悔，又举的得了钱很是可耻，于是拿出钱来支助苏曼殊。苏曼殊问名原因后，曼殊笑曰：“无伤，衲固以画本赠君矣。藏之售之，权在君而不在我。我画果能立致君 富，此正千秋韵事也。”时苏曼殊打算回国，这位朋友便设宴饯行，并为其准备行李，在苏曼殊的箱底藏了三千美元。到了船上，朋友告诉苏曼殊赠金一事。
当时船上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旅途中，有人玩扑克牌，三缺一，于是拉苏曼殊凑数。苏曼殊说不会，有人便教他如何玩，苏曼殊说没有钱，有人便说：“三千 金不翼飞耶？”曼殊曰：“此非衲所有也，乌乎可？”客绐之曰：“取则不可，簙簺固无妨。”苏曼殊于是加入战局，三千美元很快输光。第二天再玩，苏曼殊虽身 无分文，但“坦然入座，转败为胜”，一下赢了千余美元。此时，苏曼殊说饿了，要休战。旅客中有人嘲笑他赢了钱跑，曼殊笑曰：“取则不可，簙簺固无妨。”此 人语塞。船到旧金山，苏曼殊将千余元全部购买了雪茄和糖，请同船的旅客享用，同船人皆称异人异事。
1907年前后，苏曼殊在日本 与鲁迅有过一段交往。鲁迅生前曾多次提到苏曼殊，他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曼殊和尚的日语非常好，我以为简直像日本人一样。”他还对另一日本友人说，苏曼 殊是“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
1916年1 月，苏曼殊与戴季陶往访孙中山，此后他又单独两次拜访孙，并一度为其草拟文件，充任临时秘书工作。据说，一次苏曼殊无力支付旅居费用，孙还派人送去500 元。后来有人问孙对曼殊与太虚法师如何评价，他说：“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内典工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
一天，曼殊听说同盟会的同志都已发到了津贴，他也去廖仲凯那里领津贴，廖仲凯想，你又不是盟员！但他对曼殊十分谨慎，没有拒绝，而是请他且等一下，说着就去请示孙先生。“当然要发，”孙先生说：“在我心里，曼殊早是我们的同志了。”
苏曼殊与蒋介石也有交往，据说是因其学生陈果夫引见而结识。当时蒋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炒作股票，寓住新民里十一号，苏曼殊贫病交加，蒋介石曾将其接回自己寓所调养，由其夫人陈洁如悉心照顾。
苏曼殊对女性的评价似乎并不高，柳亚子在《苏和尚杂谈》一文中说：“曼殊在《碎簪记》中，大呼‘天下女子，皆祸水也’，颇近叔本华的女性憎恶论，其实只 是他做恋爱小说的反面文章而已。在《婆罗海滨遁迹记》内，却确确实实的说了女性许多坏话。这一部书很奇怪，不知道所谓南印度瞿沙者是真有其人，抑只是曼殊 的捣鬼？倘然属于后者，曼殊的侮辱女性，未免太过。”
凋零
1918年春天，苏曼殊由海宁医院转到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这时曼殊已将衣物典质一空，经济非常拮据。他在病中还托程演生带信给陈独秀（这时已到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希望病愈后能得到一些费用，送他到意大利去学习绘画。
病中的苏曼殊致书柳亚子曰：“亚子足下……病卧半载，未克修候，歉疚何似？至今仍不能起立，日泻六、七次，医者谓今夏可望痊可，此疾盖受寒过重耳。闻足下见赐医费三十金，寄交楚伧，但至今日，仍未见交来，不知何故？……古历二月初三日，元瑛伏枕拜白。”
大约二月的中下旬，苏曼殊又有一封信给柳亚子，这可能是他临终前的绝笔：“亚子足下……续手示，敬悉一切，台端春间不克来沪，为之怅然。尊款托友往催，前日始交友人带来，感激无量。贱恙仍日卧呻吟，不能起立，日泻五、六次，医者谓须待夏日方能愈，亦只好托之天命。”
1918年5月2日下午4时，苏曼殊经过三十五年的红尘孤旅，留一句：“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然后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
除了几只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这位著名的画家、诗人竟然一无所有。苏曼殊的后事由汪精卫等料理；直至去世6年后，1924年6月9日，由孙中山出资千金，其友人陈巢南（去病）等将苏曼殊葬于杭州西湖孤山；与之遥遥相望的，是南齐名妓苏小小的义冢。
纷纭
周作人对苏曼殊作了多方位的评价：
评价曼殊其人云：“曼殊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绝句与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颇足以代表革命前后的文艺界的风气。”
批评他的思想云：“……但是他的思想，我要说一句不敬的话，实在不大高明，总之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这在诗人或者是难免的？……曼殊思想平常，或者有点像旧日读书人，（仿佛胡适之博士，也曾在《新青年》通信中痛骂过《绛纱记》）”。
评价他的诗文云：“他的诗文平心说来的确还写的不错，或者可以说比一般名士遗老还要好些，还有些真气和风致，表现出他的个人来，这是他的长处。”
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云：“先生说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人，虽然稍为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
苏曼殊的情爱作品，悲剧色彩很浓，茅盾评论说：“我好像看见作者的太赤热的心,在冷冰冰的空气里跳跃。它有很多要诅咒,有很多要共鸣,有很多要反抗。它焦灼地团团转,终于找不到心安的理想、些微的光明来。”
郁达夫说：“苏曼殊的名氏，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
有人评价说：“作家许地山（落华生）是入世的‘真人’，而和尚苏曼殊是出世的‘情人’。”
裴效维先生的观点“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个名副其实的和尚”
友人高燮曾诗赠苏曼殊曰：“住心常觉众生苦，冷眼犹嫌热泪多。”
顾彬说：“苏曼殊是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对于病态没有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在作品中对病态做了不加粉饰的描写。”
在陈平原看来，苏曼殊出于脱苦脱俗的需要，强迫自己信仰佛教，潜意识里却始终浮躁不安，他的作品正是“在东西文化、俗圣生活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心灵的自白”。
柳亚子曾说：“苏曼殊不死，也不会比我高明到哪儿去，怕也只会躲在上海租界内发牢骚罢了。”
苏曼殊死，柽山先生挽之曰：“君与基督同年死！”盖苏曼殊死时三十五岁，与基督同。
柳亚子评价苏曼殊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天才。
马一浮评价苏曼殊：“固有超悟，观所造述，智慧天发，非假人力。”
茗山大师说自己在“禅堂参悟，而曼殊于妓院得道”。
印顺大师说：“中国有两大诗僧，前有佛印，今有曼殊。”
二十、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年），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
关键词：
爱国、革命、才情、身世、情僧、遁世、不戒、
佛理、饕餮、性情、疯癫、情谊、逸事、凋零、评说
爱国
清末国运衰弱，洋人用“支那”一词来作为对中华的蔑称，苏曼殊对此大为气恼。一个偶然的机会，熟谙印度古籍的苏曼殊从史诗 《摩诃婆罗多》中发现，古时印度语中的“支那”一词，源于古印度人对商朝华夏人民“智巧”的称赞。这个发现让苏曼殊欣慰不已，四处写信告诉他的朋友、包括 外国朋友，要让大家都知道“支那”原来是代表了汉人的优越。
1915年，苏曼殊在东京遭遇“黑虱白虱”事件，一个日本人从头发中 摸出一只虱子，指责是从苏曼殊身上跳过去的，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都是落后和肮脏的。对敏感的苏曼殊而言，这种羞辱更增添了苏曼殊作为弱国之民的痛 心和感伤，也强化了中日混血的苏曼殊对东瀛日本的敌意。
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恶日本人如寇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寻找翻译。生病也不去医院，因为不想说日语。
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踏入中国，辛丑条约，庚子赔款，使早已疲惫不堪的中华民族更加苦不堪言，大同学校远在东洋，却高度关注着国内局势，师生每日 下课，必呼16字口号始散：“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在这种环境熏染下，苏曼殊的爱国忧民之情亦愈益浓厚。
面对国家危难，山河破碎，苏曼殊说：“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之荆柯。”
辛亥革命爆发时，苏曼殊在爪哇闻讯极为兴奋，急欲回国，他写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
革命
苏曼殊曾画过《扑满图》扇面一页赠包笑天。扑满是泥制的贮钱罐，丢入铜钱只进不出，只有等积满后扑碎了它才可取出。这幅图却是一语双关，扑满者，扑灭满清也，寓藏着苏曼殊强烈的反满情绪。
1902年，苏曼殊进入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部。中国留日学生关心国家危亡，创办刊物，编译出版书籍，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以唤起民众、报国雪耻为己 任。早稻田大学更是反清革命志士云集之地，苏曼殊在这里结识了冯自由，听过陈独秀的演讲。经冯自由介绍，他加入了陈独秀、蒋百里等酝酿成立的爱国组织青年 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1903年春，由横滨侨商保送，苏曼殊从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转学至成城军校。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学习陆军，立志做一个杀敌的军人，与蔡锷为先后校友。
1903年，苏曼殊报名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据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与廖仲恺等组织留日学生每天清晨秘密集会，到大森练习射击。
“拒俄义勇队”后迫于清政府的压力，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这个会规定，成员必须每月义务捐款四角，苏曼殊生活拮据，可每次都捐一到两圆。
1903年9月，苏曼殊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临行前，他作诗赠别恩师汤觉顿：“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学成后回国，苏曼殊在上海担任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的翻译，为声援章太炎、邹容，反对清廷查封《苏报》做了大量工作。不久即于惠州出家为僧。
生逢艰难时世，苏曼殊决意将国家兴亡负于自己的肩膀。在成城军校，他天天舞刀弄枪，胡服骑射。适逢东北受强虏践踏，他遂毅然加入抗俄义勇队，立誓要血战 沙场，马革裹尸还。然而志士归国失路，勇士报效无门。清王朝太黑暗，太腐朽了，天柱将倾，四维欲绝，犹自酣沉于梦寐。苏曼殊热血未冷，他在孙中山与黄兴的 麾下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向黑暗势力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恨不得一脚踹翻清王朝，一拳打倒袁世凯。虽是出家人，却以天下为怀，以苍生为念，以救国为职志，万 死不顾一身，因此他成为名闻遐迩的“革命和尚”和“兵火头陀”。苏曼殊视躯壳为蔑有，极富牺牲精神，见义即赴，无算计，无保留，孙中山赞他“率真”。
保皇派首领康有为骗取华侨捐款逃到香港后，苏曼殊找到《中国日报》的主编陈少白，向他泣诉：“康有为欺世盗名，假公济私，聚敛钱财，污辱同志，凡有血 气，当歼除之！”并要向他借一支手枪，陈少白也说康有为该杀，但是因怕累及《中国日报》而未将手枪借给他，苏曼殊失望而去。
苏曼殊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在《惨世界》中，他痛斥“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皇帝是抢夺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鲁迅称之为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声音”。
1907年，苏曼殊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公然反抗帝国主义，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但未成功，此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对现实悲观失望。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暗杀了宋教仁，从而引发了李烈钧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1913年7月21日，苏曼殊以个人名义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词锋凌厉的《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完全撕下了嗜血恶魔袁世凯的画皮。其词为：“……自 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操屠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伐未申，天殛不逭。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 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耶？独夫祸心愈固，天道益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衲等虽托身世 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极，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尔谛听之！”这篇宣言更像是檄文， 正是它为苏曼殊赢得了“革命和尚”的美誉。
苏曼殊对袁世凯窃夺政权持反对态度。章太炎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在辛亥革命后退出同盟会，另组共和党，并被骗到北京。曼殊对章太炎黄子孙因此亦有微词。曼殊在答萧公书中说：“此次过沪，与太炎未尝相遇。此公兴致不浅，知不慧进言之未至，故未造访，闻已北上矣。”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被迫再次逃亡国外，国民党党员四散。曼殊亦于1913年底东渡，在日本肠病连绵，经济亦陷于困境。国民党机关 刊物《民国》于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鼓吹反袁，实行“三次革命”。曼殊在该刊发表《天涯红泪记》小说，重刊《燕子龛随笔》。他经常与孙中山、萧萱、 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彦、戴传贤等革命党人相往还。他曾经住在居正家中。
1916年孙中山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总司令。嗣后居正赴山东发动反袁起义，率部攻占潍县、邹平、临淄等十余县。曼殊听说居正到山东讨袁，非常高兴，急忙到青岛去看望居正，盘桓数天，游劳山之 后返沪，住在环龙路44号孙中山的住宅中。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小说《碎簪记》。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他的画格调 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 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
据曼殊自述，他在日本翻译《哀希腊》前后，妒时愤世，“唯好啸傲山林”，尝于月夜泛舟湖上，“歌拜仑《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
苏曼殊为陈独秀的《国民日报》撰稿，将雨果的《悲惨世界》译为《惨社会》。奇就奇在他不愿受原著束缚，从第七回的后半回到十三回的前半回，他索性另起炉 灶，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侠士明男德，大骂皇帝是“独夫民贼”，“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公然蔑视“上帝”、“神佛”、“道德”、“礼义”、“天 地”、“圣人”。
苏曼殊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他主张无政府主义，土地、财产归穷苦的民众享有，对极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美国女杰郭耳缦尤为推崇，特别翻译了她的传记。
苏曼殊的笔锋无比锐利，而且饱含激情，因此颇具感染力和批判力。他讨厌广州人对英国人的态度，故杂文《呜呼广东人》开篇：“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吾闻之：外国人与外省人说，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亡于广东人手。”
苏曼殊在《民报》副刊“天讨”的美术版上发表了《猎狐图》、《扑满图》、《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等画作，无不喻意深刻，仿佛一支支响箭，径直射向昏庸无道的清王朝的脑门和胸膛，可谓箭箭中的，无一虚发。
才情
1898年，年仅15岁的苏曼殊不堪忍受族人歧视，随表兄奔赴日本横滨。当时横滨的华侨教育事业颇为发达，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的弟子徐勤、汤觉顿等在此创办了大同学校，曼殊即入此校就读。
在日本求学时，章太炎让苏曼殊好好学诗，他立即“失踪”。朋友遍寻不见，后来才知道他躲在陋室多日不出，写就诗作多篇，令章太炎也刮目其毅力才情。
当时苏曼殊就已显露出绘画与文学天才，有时作画赠友，笔法挺秀，见者莫不称奇；学校缺美术教员，便由他兼教美术课，梁启超及各教员所编教科书，插图也大多出自他手。
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
苏曼殊翻译了《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当时译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9年，精通梵文的印度人密尸逻到东京，章太炎聘他为讲师，组织十个人一起学习梵文，学费大家分摊。但是密尸逻不懂中文，授课有困难，章太炎请苏曼 殊担任翻译。那时每次上课要翻译两个半小时，而苏曼殊正在患病，医生劝他每次只限翻译一个小时，但是找不到代替的人，苏曼殊只好抱病坚持到学习班结束（因 经费困难而结束），不久鲁迅就回国了。
苏曼殊自己也从事小说的创作，从1912年起他陆续创作而成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 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6种，另有《天涯红泪记》仅写成两章，未完。这些作品都以爱情为题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与社会阻挠间 的矛盾冲突，作品多以悲剧结尾，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苏曼殊注重对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实际是其内心痛苦挣扎的真实写照。行文清新流畅，文辞婉丽，情节曲 折动人，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苏曼殊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衫。
苏曼殊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他在《忆西湖》中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春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梅花第几桥?”
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苏曼殊就学会了别人数十年才能弄懂的梵文，还编撰了一部迄今无人出其右的《梵文典》，在《天义报》上发表，陈独秀也曾以熙州仲子 的名义为之题诗。事前，陈氏还向曼殊提供英文书，包括Max Muller撰著的A Sanskrit Grammar For Beginner（《梵文语法入门》）等三种。曼殊得此三种参考文献，顺利完成《梵文典》之写作，由此也可看出曼殊于梵文的兴趣与造诣。
苏曼殊天资聪慧，但幼时未能认真学习汉语，故初到上海时，其汉文水平实在不甚高明。至于音韵、平仄尤其一窍不通，但他却立意要学作古诗，于是开始由陈独 秀承担起教授苏曼殊作诗的责任。据陈独秀和章士钊后来回忆，20岁时的苏曼殊，写字还时常缺笔少划，文法上也存在诸多缺陷，然而，稍加点拨之后，他的文笔 就判若两人，没过两年，竟然“出语殊妙”、浑然天成了。
初，苏曼殊习作由陈独秀改正，而后陈亦无能为力，继由章士钊教正，但章也只是敷衍而已，大多还是靠苏曼殊自己。苏曼殊既读又写，诗句、诗意渐至佳境。柳亚子尝言：“曼殊的文学才能，不是死读书读出来的，全靠他的天才。”
苏曼殊编过《汉英辞典》、《粤英辞典》、《泰西群芳谱》等书。
苏曼殊云：凡诸学术，义精则用愈微。
苏曼殊曰：优人作剧，荡破民财，小说增缘，助发淫事。夫音乐隳心，离则愈苦。淫词导欲，滋益缠绵，佛法割断贪痴，流溢慈惠，求乐则彼暂而此永，据德则此有而彼无。
苏曼殊年少时就表现出绘画天分，苏绍贤在《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中写道：年甫五岁（应为六岁），先祖母黄氏及玉章祖舅携归广东。在舟中时，曾向人索铅 笔及纸，绘一大舟，人取视之，则俨然已所乘之汽船也。众以为异。其于四、五岁间，所绘各物，无一不肖，于绘画天才，盖具有夙根云。
《太平洋报•文艺消息》曾登载：曼殊于前日东渡省母，临行，画纨扇十余柄，分赠朋侪，留作纪念。曼殊之画，高寡淡秀，不似食人间烟火者。顾平生颇矜重，不轻为人作，宜得之者珍重视之也。
郑桐荪在《致柳无忌函》回忆说：他（苏曼殊）的画亦丰神绝世，惜不多。彼亦不肯画，视徵画为一苦事。我们同离安庆那一天，易白沙强嬲其作画，彼曾画了小幅四五张，落笔极迅速，数十分钟即毕一幅。
克士在《四极漫谈》记叙苏曼殊绘画之事：友人某与曼殊素称莫逆。一日，曼殊至其家，其子方八九岁，嬉皮顽脸，求曼殊为画图画，取草纸一张，铺敷桌面，复 以大笔濡染墨汁而至，其势似客非画不可。曼殊乃为之濡墨笔，画《葡萄》一幅，枝藤夭娇，垂实累累，墨气满纸，淋漓酣畅，以视吴昌硕作品，殆有过之。
身世
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是他父亲苏杰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的妹妹。苏家是广东的巨族，苏杰生长年在日本横滨经 商。苏杰生与若子私通，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若子就离开了，后来，她嫁给了一名军人。苏曼殊由河合仙抚养。当时苏杰生在日本还有一个妾陈氏，陈氏把河合 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钉。童年的苏曼殊没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他在倍受冷漠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
5岁之前，苏曼殊是在日本跟养母河合仙生活的。6岁那年，由于苏杰生经营亏本，便带着苏曼殊回到广东香山县沥溪村老家，与嫡母黄氏、大陈氏共同生活。
苏曼殊7岁开始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塾师为同村的苏若泉，同窗尚有长兄煦亭、三堂兄维翰、长妹惠龄等人。此时的苏曼殊性格孤僻，极少与人言语，但一旦与人发生争执则滔滔不绝，一直驳到对方无可置喙。
1895年，苏杰生欲重整旗鼓，赴上海经商。13岁那年苏曼殊赴上海与父亲一起生活，他也从此与故乡永诀。
1903年9月，苏曼殊从日本返国前，曾写过一份伪遗书寄表兄林紫垣，表明其与家庭断交的决心，同时表示自己的反清志向。1904年3月，苏杰生沉疴缠 身，奄奄待毙，他托同乡往香港寻苏曼殊，规劝其回乡，希望临终前与儿子见上一面。但苏曼殊借口囊中无钱拒绝回乡。3月15日，苏杰生去世，曼殊拒绝奔丧， 而是择道直奔上海。陈少白误会他天性凉薄，力劝他随父回乡。曼殊就不告而别，忽然失踪了。再出现时，已经是淄衣芒鞋。
苏曼殊十二 岁那年，苏杰生去上海经商，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 人过问。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而去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 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
关于苏曼殊的生母，许多人认为是河合仙。据陈独秀说，河合仙就是苏曼殊的生母。旅居日本时，他曾见过河合 仙。母子二人面貌酷似，言谈举止间皆流露出母子间的亲昵与温情。陈还说，河合仙后又同日本人结婚，此事则更鲜为人知。也有传言，苏曼殊为其父所雇的一个横 滨下女所生，此女产后不到三个月便离家出走，将苏曼殊托河合仙抚养。但后经柳亚子、柳无忌父子考证，苏曼殊的生母为河合若，此说目前也为通说。
情僧
苏曼殊尝言“终身为情所累”，而“情欲奔流，利如驰电，正忧放恣，何惧禁遮？”
苏曼殊13岁时曾在上海从西班牙人罗弼•庄湘博士学习英文。这原本是苏杰生的意图，希望苏曼殊学成英文后能继承家业做洋生意。庄湘有一女（雪鸿）与苏曼殊年龄相仿，两小无猜，雪鸿曾属意曼殊，庄湘也欲以女儿许配曼殊。但这桩涉外婚姻终于未果。
1909年，苏曼殊在往南洋的船上，再次巧遇准备回西班牙定居的罗弼父女。雪鸿对苏曼殊仍有爱意，但是苏曼殊婉拒，这让雪鸿的心里非常地难受。在到新加 坡的前一天，雪鸿特意给苏曼殊送来一束曼佗罗花，又奉上一册自己一直珍藏着的《拜伦诗集》，她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中夹着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的反面，深情地 写着“曼殊惠存”四个字。曼殊也深为感动，在雪鸿诗集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 魂。”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
此后苏曼殊在给友人的信中坦露自己爱慕雪鸿的心迹：“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罗弼氏，即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榔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
十五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一位日本少女菊子（一曰静子，但据柳亚子考证，静子为苏曼殊的表姐，而这位殉情 的日本姑娘并非静子；也有一些作品诚良子；这里姑且叫做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斥责苏曼殊 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 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
但是，亦有研究者从苏曼殊的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中考证认为，菊子的死其实是因为苏曼殊不愿与菊子结婚，导致菊子蹈海。
1905年秋，苏曼殊应聘到南京陆军小学任教。他与秦淮河校书金凤交往甚密，情深意笃。然而，曼殊同校书的情爱只局限于精神上的，当金风绝望于同曼殊的 结合后，被迫离曼殊而去。金凤曾出素绢，向曼殊索画，画尚未成，人却他乡，为此曼殊十分伤感，常为感情上这份不能了却的债务而愁闷不乐。
1908年，患病的曼殊到日本探望养母，同时在东京养病，某日，他和朋友出去解闷，来到妓馆，曼殊听到有人弹奏古筝，曲调悠扬悲戚，触动曼殊满腹愁肠。 这位弹筝人就是日本艺妓百助枫子（一说苏曼殊送是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两人一见如故。曼殊为她写下大量诗篇，其中 包括十首书写身世的《本事诗》。
刘三等友人收到苏曼殊寄来的百助小像，得知苏曼殊与百助相爱之事后，纷纷写信劝阻。苏曼殊不以为 意，回复道：“不爱英雄爱美人。”但最后苏曼殊与百助还是分道扬镳。许多研究者认为，苏曼殊不幸的童年，独特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矛盾的性格，他在红尘中 翻滚，却忘不了自己是个僧人。所以有了那首著名的：“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分手时，曼殊再赠百助诗：“九 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
1909年8月，曼殊从日本回上海，同船的有好友陈独秀和邓 以蛰诸人，曼殊说起自己的日本女友，而朋友们有意逗弄曼殊，假装不信此事。曼殊在情急中走进舱内，捧出种种女子的发饰给大家看，而后全部抛进海中，转身痛 哭。后来，陈独秀还写诗记之，诗曰：“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弯弯。”
苏曼殊离开日本后，仍然会想起百助，他曾写《寄调筝人三首》赠予百助，诉说相思：“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试泪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无那正黄昏。”
苏曼殊喜爱而又颇多往来的青楼女子有桐花馆、素贞、花雪南等数人，她们在曼殊的周围组成一个特殊的女性世界，任凭曼殊翱翔其间。桐花馆亭亭玉立，如初日芙蓉，偶尔亦仿效欧洲女子，花冠革履，宛然西方美人。曼殊诩为“惊才绝艳”，特别钟爱。
素贞是当时上海的著名校书，曼殊同她亦多交往。他行箧中有素贞照片多幅，时常将其挂于四壁，默默欣赏。
然而在众多的女子中，对曼殊的生活、情感以及创作发生过较多影响的则是花雪南。花雪南为人持重，生性婉慧，无佻冶之习。据说当时女英雄秋谨十分赏识花雪 南，曾赠她七绝两首，以“雪南可人”四字嵌入名首。曼殊很欣赏花雪南。而花雪南亦倾恋于曼殊，情意缠绵，未尝稍衰。花雪南性柔曼、寡言语，因而曼殊及其友 人戏呼之为“温暾水”，意即暖而不热。她待人不冷不热，落落大方，兼姿容美丽，气质清高，因而赢得曼殊的倾爱。然而，曼殊与花雪南照例不能终其事。
据说苏曼殊对花雪南说：“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吾人竟日纭纭，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或谓情海即祸水，稍涉即 溺，是误认孽海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则反，世态皆然。譬如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 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减，即使晤对一室，亦难保无终凶也。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据说为了逃避爱情，苏曼殊发愿要去佛的故乡印度一饮恒河之水。可是途经锡兰，因为对华裔女子佩珊情不自禁，自感六根不净，愧对佛祖，结果半途而废悄然回国。
有一个传说谓苏曼殊吃花酒之前必先诵经一通，柳亚子专门撰文力斥其妄。
苏曼殊在长沙任教职时攒下不少钱，腰缠甚富，任意挥霍。他到上海后，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名餐馆、妓院，叫局吃花酒。秦毓鎏 《曼殊之少年时代》中称，他此次在上海“每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识无多，必托友人辗转相邀。问其故，则曰：‘客少，不欢也。’客至则开宴，宴毕即散，不通姓 名，亦不言谢，人皆讶之。”
苏曼殊登报声称专为年轻女性作画，其他慨不接待，亲朋好友，各宜自尊。有求画女子，不必送润笔费用，也不须其它礼物，只要玉照若干等等公开索取美人玉照。
苏曼殊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同游者说：“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过凑凑热闹而已。”
苏曼殊频上青楼，出入妓家，好作琼花之宴。在上海时曾昵一妓，寝于斯，食于斯，衣服杂用之物，咸置其处，几视其家如同已室。与其共衾共枕，更不待言，而 终不动性欲。妓以为异，问其故，曼殊正容曰：精神之爱也。柳亚子曾代为解释：“释衲以来，绝口婚宦事，晚居上海。好逐狭邪游。姹女盈前，弗一破其禅定 也。”
平时里，苏曼殊依红偎翠、大喝花酒、携妓出游更是习以为常，甚至有一次，他遇到一位重达400斤、肥硕无比的美国女人，也要肆意调笑，问她是否愿意跟自己匹配成双。
《太平洋报》同人孤芳在《忆弘一法师》（载《弘一大师永怀录》）一文中说：在太平洋报社里有两位出色的画家，一个是当时已作了和尚的苏曼殊，再一个就是 未来的和尚李叔同。这两位画家的为人与画风各有特色，也十分令人感慨。苏曼殊画山水，其取才多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颇具一种萧瑟孤僻的意味，这与他当时那 种“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极不相符。而李叔同呢？他性格清淡、稳重，但所绘之作，用笔雄健遒劲，也与其性情不符。《太平洋报》编辑多为南社同人，他 们在编辑之余，经常出入于歌廊酒肆之间，“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虽早已出家，却也混迹其中，唯李叔同孤高自恃， 绝不参与。
与苏曼殊有过恩怨纠葛的女子有雪鸿、静子、佩珊、金凤、百助枫子、张娟娟、花雪南等数人。他渴望真爱，却又逃避激情。 他割断了灵与肉之间最热切的呼应，使之各为其主，终于导致二者反戈相击。同为天涯沦落人，曼殊对众校书从无亵玩之意，他为她们赋诗，为她们作画，为她们排 遣身世沉沦的伤感。
河合仙极力撮合曼殊与表姐静子成婚。曼殊此时已遁入空门，沙弥十戒中有一条“不娶不淫”。他作茧自缚，便惟有挥剑斩情丝。他留给静子的诀别信值得一读：
静姊妆次：
呜呼，吾与吾姊终古永诀矣！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义干云，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离胎，遭世有难言之 恫，又胡忍以飘摇危苦之躯，扰吾姊此生哀乐耶？今兹手持寒锡，作远头陀矣。尘尘刹刹，会面无因；伏维吾姊，贷我残生，夫复何云？倏忽离家，未克另禀阿姨、 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并婉劝二老切勿悲念顽儿身世，以时强饭加衣，即所以怜儿也。
幼弟三郎含泪顶礼
苏曼殊在海外乃至病重时，还念念不忘说上海的那一群可人的年轻女子。913年12月中旬，苏曼殊因暴食致疾，缠绵病榻，百无聊赖，在东京写信给国内的至交刘三，堪称绝妙好词：“芳草天涯，行人似梦，寒梅花下，新月如烟。未识海上刘三，肯为我善护群花否耶？”
遁世
四岁时，苏曼殊随河合仙暂住东京。他天资颖秀，才华早露，“伏地绘狮子频伸状，栩栩欲活”。那年，一位过路的相士偶然见到双眸朗若流星的曼殊，忍不住驻足感叹道：“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征也。”
苏曼珠第一次出家是在1895年。随着苏家家道中落，父亲漂泊不定，生母远在日本，他孤苦零丁，体弱多病，备受族人歧视与虐待。苏杰生带着大陈氏和她所 生的三个女儿一起去上海，开发相机业务，想重振家业。感觉如同被抛弃的苏曼殊，在家的处境更加恶劣，在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的双重打击下，他终于顶不住了， 大病一场。当时苏曼殊12岁，大病月余，掌家的婶子认为他已经病入膏肓，干脆将他置于柴房，让曼殊自生自灭。嫡母黄氏和当家的大陈氏竟置其于柴房等死。幸 嫂子相怜照料才得以康复。
苏曼殊觉得这个家庭是呆不下去的了，于是，苏曼殊就随化缘和尚赞初法师到广州六榕寺出家，为“驱乌沙弥”。
在六榕寺里，苏曼殊遵守教规，表现良好，但因为年纪幼小，经不起诱惑，偷捉了一只鸽子来吃，犯了大戒，被逐出寺院。
苏曼殊此次出家的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据其侄子苏绍贤后来回忆，“先叔……初入大同学校，常于暇绘僧像，学念经，以为乐。所著之衣，所剃之头，一举一动，酷类僧人，同学咸呼之曰‘苏和尚’。”
苏曼殊第二次出家为1898年，主要原因是恋爱受挫，导火线为菊子殉情。到日本后，苏曼殊在日本大同学校读书，学习优良，初显绘画才能。16岁时与养母 回故居逗子樱山村。在那里与日本女子菊子相识并相恋。两人诗书往来，幽会谈情，幸福温暖无比。后因叔父干扰，两情拆散，尤其菊子竟殉情而死。苏曼殊不堪打 击，再次出家，回国到广州白云山蒲涧寺当了“门徒僧”。为表诚意与决心，他以“自刎”要挟主持为其剃度，并“闭关”三月，潜心修行。然而，毕竟“‘山斋饭 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
有位来自草堂寺的游方僧常见曼殊眉目之间堆砌愁惨之色，便问道：“披剃以来，奚为多忧生之叹耶？”曼殊的回答是：“今虽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耳。”好个“以情求道”，这不是缘木求鱼吗？他在蒲涧寺没待多久，便悄然离去，返回日本横滨。
1903年，苏曼殊在广东惠州第三度削发为僧，法名博经，世称曼殊上人。主要是社会原因，导火线为“《苏报》案判”。时苏曼殊在章士钊、陈独秀创办的 《国民日日报》，做事。当他意气风发，力图报效国家民族时，报纸竟因内讧而停刊。失望之余他投奔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谋职未果。时当“苏报”案最终判 决传来：章太炎、邹容二人“永远监禁”。苦闷中的苏曼殊遭受到的打击尤重，心灰意冷，便前往广东番禺县雷峰寺（一说为海云寺）落发为僧，具足三坛大戒，皈 依了主张“我心即佛”的曹洞宗。本意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然终又奈不住青灯古佛、芒鞋破钵之苦，狼狈地回到《中国日报》社。以后则以“和尚”自居， 过起半僧半俗的生活。
但这一次，他仍然不堪修行之苦，窃取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僧人的身份证明和户口）后，即飘然回港。
陆丹林在《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事》一文中写道：“曼殊以冯自由之介，抵港即居于此，性情孤介，足不出户，食宿之余，鲜与人语。”“忽告陈先生，谓 决意出家为僧，欲往省城受戒。陈察其素性坚僻，无可挽留，乃送数十金，以资其行。去数月，复回，则居然僧衣僧履，罩以薄棉蓝布长坎肩。询其情况，自言：出 门后，茫无所知，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庙为破庙，主持其一老僧，即其师也。”
1904年，由朋友资助，苏曼殊 以玄奘、法显为榜样，万里投荒，去泰国曼谷朝圣，在玉佛寺拜乔悉摩长老为师研习梵文。然后他又独身前往锡兰（斯里兰卡）菩提寺驻锡，开筵讲经，很受欢迎。 初夏时，他途经越南回国，以当地烙疤的方式再度受戒，在手臂上烙了九个香洞。此次苏曼殊南游泰国、缅甸、印度、越南等国考察佛教圣地，刘三称其为“白马投 荒第二人”。回国后，苏曼殊本打算离群索居，茅庵偕隐，但终又为社会斗争形势所鼓舞而回到现实中。
苏曼殊应金陵刻经处杨仁山老居 士的聘请，到“只洹精舍”任教。只洹精舍是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僧学堂，杨仁山讲《楞严经》，李晓敦教汉文，曼殊教英文，谛闲法师任监学。以后复兴佛教的 太虚、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法师，都是当时的学生，但是学堂功课太重，一学期未教完他就病倒了。他在《燕子龛随笔》中，记载他在精舍卧病的事：“十一 月十七日病卧只洹精舍，仁山老檀越为余言秦淮马湘兰证果事甚详。近人但优作裙带中语，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
苏曼殊童年不幸，“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矣。”及至后来，社会的黑暗，事业的挫折，世态的炎凉，爱情的折磨等莫不让曼殊觉得世界的险恶、艰苦，以至于“曼殊不愿栖身于此五浊恶世也。”
柳亚子与苏曼殊一道游河，苏曼殊睹物生情，出一谜语：在娘家绿发婆娑，自归郎手，青少黄多；历尽了多少风波，经受了多少折磨，休提起，提起珠泪洒江河。谜底为何？竹篙也。苏曼殊以此自喻，人生之苦难沧桑溢于言外。
1907年秋，苏曼殊与章太炎欲结伴西游，赴印度朝圣，深造佛学，终因资金短缺而未果。苏曼殊在其笔记小说《岭海幽光录》中表彰明清换代之际抗节不挠、 视死如归的义僧祖心，曾借题发挥：“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 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他在致刘三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浊世昌披，非速引去，有呕血死耳。”这大概也是苏曼殊为 什么要出嫁的原因。
南怀瑾尝云，曼殊实不曾出家，只于广州某寺院得一亡僧之度牒，遂以出家人自处，始终徘徊僧俗之间。
不戒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流派众多、戒律亦杂，但有五条最根本的要求，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饮酒。苏曼殊一生竟五戒犯四。
苏曼殊第一次出家即犯杀生大戒，他抓住一只鸽子，躲到院后做五香鸽子肉吃。因而被“肃众”逐出寺门。他似乎还不以为然，曾向人讲起此次被逐情况，并作为 素材写进小说中。后他参加“拒俄义勇队”、“华兴会”等革命组织，舞枪弄棒，并多次参与武装起义、暗杀的策划工作。在《女杰郭耳缦》、《惨世界》等作品中 他歌颂崇尚暴力革命（暗杀）的理想英雄，甚至在第三次出家后不久，还欲枪杀康有为。至于吃肉，乃苏曼殊的家常便饭。朋友们都知他喜食“牛肉”、“鸡鸭”。 在《燕子龛随笔》中，他记载自己和革命家赵声的交往，每次赵声必命士兵携壶购板鸭黄酒，赵“豪于饮”，他则“雄于食”。正如陈果夫后来在回忆中所讲，大家 都“知道他是个怪和尚，也是个酒肉和尚”。
苏曼殊屡犯偷盗戒。1903年《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苏曼殊欲投奔香港陈少白。无奈陈独秀、章士钊等朋友留他，自己又没路费，于是他用了个“调虎离山”之计，支开朋友，偷了章士钊三十元钱卷铺盖远走香港。
第二次出家后，苏曼殊偷师兄的度牒和钱。对此苏曼殊曾向陈少白详细讲述过：“出门（指离开《中国日报》出家）后，茫无所之。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 州某庙落发。……惟地方贫瘠，所得每每不足果腹。曼殊知不可留，一日乘师他往，遂窃取已故师兄之度牒，及其仅存之银洋二角以逃，当行至省城，乘轮船抵香 港，银洋二角，仅足以充船费。”（注：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253页。）“已故师兄”即与他同时受戒的僧人博 经，苏偷了他的度牒，后在长沙使用的大红名片即署“博经”二字。在其《〈焚文典〉自序》等文落款中亦有“博经”字样。苏曼殊没有度牒，故偷了已经去世的师 兄的度牒，当作自己的度牒。从此曼殊便以师兄的法号博经自命。
1908年，苏曼殊尚在佛学院（南京祗垣精舍）任课时，陈巢南由汕头回上海，衣被甚薄。苏曼殊自己没有被子，所以不论厚薄，就把陈的被子携之而去。
苏曼殊则出入青楼，浪迹女肆，大吃“花酒”。自长沙起义流产后始冶游北里，后竟一发不可收，并留下“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等情诗。
有人统计其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陈陶遗曾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
酒对苏曼殊来说是常事。杨珩《岳麓答大师》有诗曰“无官似鹤闲偏少，饮酒如鲸醉不多”。
佛理
世人多认为苏曼殊是酒肉和尚，甚至有人怀疑曼殊出家的真实性。实则曼殊刻苦学习梵文，对于佛学有较深的研究。他曾想效法唐玄 奘亲自到印度去取经，写了一部《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地名今释及旅程图》。他的佛学思想，主要阐述于《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 宰官白衣启》等文中。在与与章太炎合著两篇著名的文告《告宰官白衣启》和《敬告十方佛弟子启》，他竭力宣讲佛教的“风教”作用。
苏曼殊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教内部。有的寺庙建在城市之中，或靠近城市，僧侣难免感染市侩俗气，“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他认为振兴佛教之道，在于弘扬正法，纠正歪风。
苏曼殊主张宣扬佛学真理，反对以诵经念佛而谋利。他对于藉道场以糊口之俗僧，痛斥不遗余力。他说：“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 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八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应赴之说，古未之闻”。他还 说，和尚“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
苏曼殊反对佛教徒趋炎附势，攀援显贵，跪拜皇帝、俗官。他批判护法需赖王者之说：“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
苏曼殊主张寺院住持实行民主选举，反对衣钵相传。他说：“然自六祖灭后，已无传付衣食住行钵之事。若计内证，则得法者或如竹需要竿蔗，岂必局在一人？若 计俗情，则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悬丝戒著在禅书。然则法藏所归，宜令学徒公选。必若闻修有缺，未妨兼请他僧（惟不可令宰官居士与闻选事，以所选必深于世法 者故），何取密示传承，致生诤讼，营求嗣法，不护讥嫝？若尔者，与俗士应举求官何异？而得称为上人哉！”
苏曼殊主张设立佛教学堂，宣扬佛理，培育人才。他说：“且法之兴废，视乎人材，枉法求存，虽存犹灭。”他对杨仁山在南京创办祇洹精舍佛教学堂推崇称颂备至。
苏曼殊认为“佛门戒范虽有多途，今者对治之方，宜断三事：一者礼忏；二者付法；三者趋炎。第一断者，无贩法名；第二断者，无诤讼名；第三断者，无猥鄙名。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
苏曼殊曾倡导佛教改革，文公直说曼殊若“天假以年，俾得行其志，而实现其主张，则曼殊必能成佛教中之马丁路德”。
饕餮（一）
苏曼殊在沪期间，交结革命志士，撰写著述，担任教职。民国成立后，曾经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称帝。余时，同芳居茶馆是他最常去的地 方。他善于作诗，有诗僧之誉，尤工绘画。由于平生爱饮食，尤爱甜食，每有润笔收入，就到同芳居茶馆消遣。同芳居茶馆有进口的外国糖果，一种名叫“摩尔登” 的糖，据说是茶花女所嗜食，苏曼殊因景慕茶花女，也就特别爱吃这种糖。
苏曼殊曾一时冲动，要重译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以至于被戏称为“天生情种”诠注“薄命女郎”，后被陈独秀婉拒才作罢。他特别爱吃茶花女所钟爱一种糖，叫西洋摩尔登糖，因为吃糖无度超出常人想像，故被时人戏称为“糖僧”。
苏曼殊自称“日食酥糖三十包”。
苏曼殊在自日本寄给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邓孟硕的信中，内容多半是吃。如：“唯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 其性情类牛，不可不慎也。如君谓不食肉、牛乳，则面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开之杂货店购顶上腐乳，红色者购十元，白色者购十元，涂面包之上，徐徐嚼之， 必得佳品。”有趣的是，苏曼殊认为“吃什麽像什麽”，吃牛肉牛乳，性情会类“牛”。
苏曼殊在信里接着说：“如君之逆旅主人，询君是何物。君则曰红者是赤玫瑰（cheese）；彼覆询白者，则君曰白玫瑰（cheese）。此时逆旅主人，岂不摇头不置，叹为绝品耶？”
据说，苏曼殊离开爪哇时，囊中尚有百金，可他居然全用来买了糖果，而不待海轮抵岸，这百元糖果竟已被他吃完。
苏曼殊贪吃是人所共知的，整天嚼着一种叫“摩尔登”的块糖，烧卖、年糕和八宝饭不离左右，写一行字，就要吃一口东西，还疯狂地吸马尼拉的香烟。一次，因和人打赌，一口气吃下60个小笼包。
一次，苏曼殊在小食店里吃糖果，吃完了，朋友问他：明日能过来坐坐么。他答曰：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三日后当再来打扰”还有一个版本。有一次，曼殊去易白沙处作客，宾主相谈甚欢，到了吃饭的时候，易白沙用中餐款待他。好家伙，曼殊真是肚量惊人，总共 吃下炒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十枚，还有许多糖果。易白沙以为曼殊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会这样狼吞虎咽，便邀他明天再过来坐坐。曼殊连连摇头说：“不 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对于许多生活常识，苏曼殊也是一概不懂。他分不清稻子与麦子，吃饭连吃四五碗，赞叹说：“这是何物，如此好吃？”
在上海，有次栗子上市，陈去病去买了一包，但吃后苏曼殊感到不过瘾，自己去买了几包，回来全部消灭，结果“肚子胀得似要裂开”，整晚无法入睡。
饕餮（二）
苏曼殊非常喜爱吃糖炒栗子，据他的朋友周南陔说：苏曼殊病危时，曾两次住上海宝昌路某医院，钱用了不少，可病老是治不 好，于是苏曼殊就请周南陔代他向医院方面交涉，那个医院的院长也不多说，就拿出糖炒栗子，说是从苏曼殊枕头边搜出来的，并且说他老是吃这些禁忌的食品，病 啷个好得起来嘛！还乱怪医院治疗不力，最后让代理人周南陔无话可说。后来转到上海广慈医院，医生仍然严禁他吃糖炒栗子，可他如听耳旁风，照吃不误。死后， 还从他的枕头下搜出很多糖炒栗子。
有一次，苏曼殊在东京费公直家替人写条幅，吃午饭时，他说想吃鲍鱼，费公直便命人买回一盘。吃完后，他觉得意犹未尽，自己又跑去买，连吃三大盘才罢休。当夜，他腹痛不止，暴泄整晚，气息奄奄地休息了好几天。
苏曼殊还爱吃八宝饭。为此，江南名士刘季平（人称“江南刘三”）的夫人陆灵素曾多次精心煮制八宝饭，然后邀请苏曼殊来吃。苏曼殊去世后，，沈尹默赋诗 《刘三来言子谷死矣》以志怀念，其中还提到了八宝饭：“君言子谷死，我闻情恻恻。满座谈笑人，一时皆太息。平生殊可怜，痴黠人莫识。既不游方外，亦不拘绳 墨。任性以行游，关心唯食色。大嚼酒案旁，呆坐歌筵侧。寻常觉无用，当此见风力。十年春申楼，一饱犹能忆。于今八宝饭，和尚吃不得！”
章太炎《曼殊遗画弁言》记载苏曼殊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
苏曼殊喜欢吃江苏吴江的特产，用糯米，豆沙，糖桂花，猪油丁等制着的麦芽塔饼，一般人吃三四块就算胃口不错了，可苏曼殊却一次可以吃24块。
苏曼殊是杭州西湖白云庵的常客。白云庵有月下老人祠，祠门有联曰：“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是生前注定事莫错姻缘。”白云庵意周和尚曾记曼殊小住于此的 情形：“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来是突然来，去是悄然去。你们吃饭的时候，他坐下来，吃完了顾自走开。他的手头似乎常常很窘，老是向庵里借钱，把 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过不了多天，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抽烟。”
苏曼殊囊中羞涩时，可以坐拥棉被，喝水度日。但没有糖的生活却极其难熬。据说，一日窘极，他曾出怪招，取锤敲落镶金的门牙，血肉模糊地就拿去换糖。章士钊为此还特写了一首诗调笑他，诗曰：“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苏曼殊有年冬天赴香港，穷困旅舍，偶见商店有吕宋烟和各色巧克力糖，想买却无钱，夜不能寐。明晨，敲下嘴里金牙，入市出售，久久却无人买，愤而抛入海中，但烟糖仍有很大诱惑力，乃将外套交当铺，所得钱尽购烟糖，虽身寒亦所不计。
苏曼殊在日本留学时，有一次给友人柳亚子写信，落款时津津有味地署明“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令收信的柳亚子捧腹大笑。
饕餮（三）
苏曼殊“以绘画自遣，绘竟则焚之”。曼殊生性浪漫，对自己的画，旋作旋弃。他敬重刘三的侠义之举（刘三为邹容收殓遗 骨，葬于自家黄叶楼下），故为刘三画《白门秋柳图》、《黄叶楼图》。他遵守然诺，为赵声画《饮马荒城图》，则是酬报死友，托人代他焚化于赵声墓前，颇有延 陵季子墓门悬剑的古贤遗风。
但别人一开口向苏曼殊索画，则又变得十分矜贵，轻易不肯下笔。南社好友高吹万千里寄缣，请曼殊绘制《寒隐图》，尚 且一再稽延，频年难以到手，其他人就只有垂涎的份了。还是《太平洋报》总编叶楚伧有办法，他请曼殊作《汾堤吊梦图》，也是屡索不遂，于是心生一计。有一 天，他闲谈时告诉曼殊，上海新到一批外国五香牛肉，闻香下马者不知凡几，他好不容易购得三斤，还有摩尔登糖和吕宋烟，一并放在楼上美术编辑室，曼殊有空可 去品尝。曼殊听说美味在等他，就如同佳人有约，没有不去的道理。他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叶楚伧即在他身后锁上房门，声称，曼殊若不完成《汾堤吊梦图》，就 别想出来。有美食，就有好心情，有好心情就有灵感，绘一幅画又有何难？有饵能钓大鲈鱼，叶楚伧果然得计。
曼殊豪于饮而雄于食，过 于贪图口福，尤其喜欢饮冰水，吃糖果和五香牛肉，朋友们戏称他为“糖僧”和“牛肉大师”。他的观点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于精神毫无妨碍，我空，人 空，宇宙空，今日之美食，不过是异日之尘埃，不吃白不吃。然而暴饮暴食损坏肠胃，最终要了他的命。
柳亚子回忆道：“君工愁善病，顾健饮啖，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尝以芋头饼二十枚饷之，一夕都尽，明日腹痛弗能起。”
曼殊对性欲的控制力堪称天下第一，对食欲的控制力则堪称天下倒数第一。他写信给柳亚子，信中谈及自己病中贪食，颇为诙谐：“病骨支离，异域飘零，旧游如 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
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苏曼殊将自己那副老饕相活写如画：“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此来幸多拿七八只。午后试新 衣，并赴顺源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他明知多食伤身，仍然对各类佳肴欲拒还迎，照单全收，这真有点 “瘾君子”不怕死的劲头了。
鲁迅对苏曼殊的诗文评价很高，对他的个人生活则不表恭维：“黄金白银，随手化尽，道是有钱去喝酒风光，没钱去庙里挂单。”
一次，苏曼殊在东京住院，医生严令他饮食规律，他却骗妹妹，让她拿年糕给他吃，结果病情更加严重。
曼殊去世前一两年，在东京十分落魄，有时竟会典当掉剩余的衣服，赤条条不能见客。
苏曼殊去东南亚游历，每天五、六十枚甜果，结果肠胃炎发作，差点客死他乡。他自记在杭州曾“日食酥糖三十包”。他的同事周越然回忆：他最爱吃蜜枣，“有 一次，他穷极了，腰无半文，他无法可想，只得把金牙齿拔下来，抵押了钱，买蜜枣吃”。他死前三、四年，肠胃病已经非常严重，住在日本还是天天莲子八宝粥， 病情加剧，两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但他仍不思调养，因怀念国内的多种甜食而决定回国。
1918年，苏曼殊身体更差了，蒋介石、陈洁如夫妇收留他，陈洁如悉心照料下，曼殊稍有精神，他从医院回到寓所，大家以为他会遵照医嘱，安心养病，可是他却仍去厨房偷吃热栗子。苏曼殊始终不能控制自己的食欲，终于医药罔效。
性情
苏曼殊自况：众人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
苏曼殊说：“我生性不能安分，久处一地，甚是沉闷。”
一度是曼殊友人的刘师培叛变民主革命后，苏曼殊痛心而愤激；传言曼殊师友的章太炎变节，曼殊马上对其进行指责，在给他的信中毫不客气地直呼“太炎”。
苏曼殊反对清朝的腐朽统治，但是对一直拥护清王朝的辜鸿铭，他又表示出欣赏。
苏曼殊很气愤一些革命党人只顾索取资金及名号，不能如愿则呶呶不已，认为“这种人有什么用？仅仅只能担狗粪，洗厕所罢了。”
孙中山作临时大总统，曾邀其出来工作，他坚辞。辛亥革命胜利，苏曼殊欣喜若狂，也只不过想可与朋友“痛饮十日”，而不乞求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所以孙中山极欣赏他，认为“曼殊率真”。
李蔚（《苏曼殊评传》的作者）认为，苏曼殊讲“‘色’即是‘空’，‘空’亦无有。惟其能空，故对任何事均无执着。能无执着而后必无所依恋。这就是佛经上说的：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相那一番道理。只有真正认识到这点，才可以谈得到革命。”
吃花酒，是苏曼殊在上海期间常干的事，只要有点钱，他就招呼了朋友去吃喝。在饭馆里喝酒，若邀妓女坐陪，需先写个局牌，写上被叫妓女的名字，落款写叫局 者的名字，呼堂倌送去。苏曼殊的落款总是“和尚”，也算是局牌中的一绝，上海名妓之中，有不少是苏和尚的“精神爱人”。
苏曼殊曾和张继、黄兴等人在长沙任教。苏曼殊习惯独处，他的同事后来回忆说：“除授课外，镇日不闭户不出。无垢无净，与人无町蹊。娴文词，工绘事，然亦不常落笔，或绘竟，辄焚之。”
潘一平《西湖人物》中谈到苏曼殊：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在白云庵，白天睡觉，到晚来披着短褂子，赤着足，拖着木屐，到苏堤、白堤去散步， 有时直到天亮才回来。他除了吟诗外，也喜欢画画。他画得很多，纸不论优劣，兴之所至，手边的报纸也会拿起笔来涂鸦。不过若有人诚心诚意地去向他求画，他又 变得非常矜贵了。
苏曼殊爱画日本妇人的发髻。在浅草的人群中，苏曼殊以妇人的发为模特儿，用带在身上的信纸，一面走一面画着……苏曼殊的字也“书道的”，写的很好，颇有一些女人风的特徵。写信时，曾在便笺边沿起，写满了小于蚂蚁的细字。
曼殊从不卖画，偶尔作些小品送人。欲求其画者，须资助其遨游名山，代价比卖画可高多了。他好作绝细蝇头小字，颇有书卷气。信札潇洒如六朝人语，如其西湖来札云：“此时满湖烟雨，正思足下也。”
苏曼殊画潇散淡远，但颇难求，其性嗜甜食，某人欲求其画，在室内摆上好糖果，请其到家作客。曼殊见有甜食，伸手取食，主人拦住说“须先作画”曼殊当即为 他作一横幅。主人大喜，满掬糖果以献。曼殊饱食后说“此画尚须补笔”遂在月轮中略加点缀，画中之月变成制钱状，廓圆孔方，中贯以小绳。求画者见之哭笑不 得。
上海市长张岳军，极慕苏曼殊的山水之作，屡以为请，但一直未得。后得知苏曼殊嗜朱古力糖，买来送与苏曼殊。时间久了，曼殊知 道了他的意思，笑说：“君岂欲得余画耶？不然，胡以日破悭囊也？”于是曼殊为作一小幅，远山新月，疏柳寒鸦，极惨澹苍茫之至。张岳军非常高兴，道谢不己。 曼殊笑曰：“未也！”忽然用笔从斜月至柳梢画了一道长线，掷笔起身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此真绝妙画境也。”张岳军急忙制止，但已经来不及了。
大家都知道苏曼殊贪吃，故常以美食糖果为饵诱其作画，苏曼殊禁不住吃欲，吃完了，只好作画，但心中却反感，故经常作弄求画人。温一如《曼殊逸事》记载： 在上海时，叶楚伧曾强其作画，后有同贵为部长之某君见猎心喜，邀苏曼殊共进晚餐，席间求画，苏曼殊推辞不过，只好展纸而画，初绘枯木数株，继复画月，某君 乐不可支。不料其后竟画巨绳一，绕月重重，令某君泪丧不置。
邵元冲的《曼殊遗载》也记载此类故事：某君欲请苏曼殊作画，闻叶楚伧 得画之事，亦欲效仿叶。苏曼殊也不推辞，落笔绘一老树一月。某君大喜，说：“我将以糖果饷君。”说罢就到楼上去取。等他下楼，发现苏曼殊以浓墨绘曲线绕树 身及月。某君大骇，问：“是何为者？”曼殊曰：“此所谓‘金绳系月’也。”遂拂袖去，后不复往。
李一民《曼殊遗闻》中说：“曼殊 工绘事，顾性懒不恒作。”他在南洋时，突然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画成一页尺百幅，于是特地乘车去泗水，选购绘画所用的纸张画具。准备工作做好，画具准备齐全， 于是苏曼殊铺开纸张，准备作画。甫一握管，不料几滴墨滴到纸上，于是他便将笔一扔，从此不再提做巨幅画之事。
苏曼殊的画难求，作为其好友的柳亚子，与苏曼殊相交十余年，在苏曼殊生前没有得到其赠的画作。柳亚子拥有的苏的两幅画作是他人转赠。这是柳亚子一生憾事。
马仲殊《曼殊大师轶事》：曼殊善绘事，每于清风明月之夜，振衣而起，匆卒间作画。既成，即揭友人之帐而授之。人则仅受之可耳；若感其盛意，见于言词，语未出口，而曼殊已将画分为两半矣。
张卓身《曼殊上人轶事》：忆自戊申之秋，与予同寓东京小石川智度寺，……偶值寒风凛冽，雨雪载途，人皆围炉取暖。曼殊独自踽踽，出游山林旷野之地；归则 心领神会，拳拳若有所得，乃濡笔作画。其画，山明水秀，超然有遗世独立之慨。然亦不多作，兴至则作之。与其诗相称，均足以见胸襟，并传不朽。曼殊尝谓： “题词与和人诗不作，作亦不佳。”
胡朴安写道：“子谷其行似狂，其志实狷。今之人洁白如子谷者，诚不多觏也。不甚解世事。一日， 余赴友人酒食之约，路遇子谷。余问曰：‘君何往？’子谷曰：‘赴友饮。’问：‘何处？’曰：‘不知。’问：‘何人招？’亦曰：‘不知。’子谷复问余：‘何 往？’余曰：‘亦赴友饮。’子谷曰：‘然则同行耳。’乃至啖，亦不问主人，实则余友并未招子谷，招子谷者另有人也。”
苏曼殊和柳 亚子携手同游西湖，在一小桥上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苏曼殊佯装说老人极像自己的日本老母亲，就一直跟着老太太走到她家里。苏曼殊见老人家徒四壁，便 想送些钱给老人，无缘无故又怕老人不收。苏曼殊绞尽脑汁最后竟让老人为他做了一件布褂，然后送去些钱作为工钱，老人惊讶地说：“用不了这么多!”苏曼珠把 钱扔下，连头也不回就走了。
疯癫（一）
陈独秀、章士钊、苏曼殊三人留学日本时合租一屋居住，有一次竟断了炊，他们便让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典当，以便买点吃的。可是苏 曼殊到了半夜才回去，带来却不是饭而是书。他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在夜市翻着了”。陈独秀和章士钊骂了几声“死和尚”“疯和尚”之后，只好空着肚子 上床了。
在日本时，苏曼殊曾与刘师培、何震夫妇同住。何震是苏曼殊的弟子，向苏曼殊学画。一天晚上，苏曼殊忽一丝不挂，赤身闯入刘室，两眼木讷，直视洋油灯，看了约有半分钟光景，忽然大骂起来。刘夫妇感莫名其妙。据冯玉祥说，苏曼殊是犯了神经病。
平日里，苏曼殊观悲剧而泪眼婆娑，闻哀乐而袈裟湿透，思故人而泣如雨下。曾月夜泛舟，面对湖上月影涕泪纵横，哭罢则歌咏古人词句，恍如神游幻境。
苏曼殊从日本回国后，应留日苏州籍学生吴秩书、吴绾章兄弟之邀，前往苏州吴中公学讲学。他在这里结识了包天笑等人。曼殊对吴侬软语一窍不通，只能与同仁 们作笔谈，闲暇时则整日沉默寡言，偶尔涂抹几笔画，作数首小诗。在此期间，他曾为包天笑作《儿童扑满图》，并与友人到苏州郊外猴子山“招国魂”。
《苏报》被封不久，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又在上海办起《国民日日报》，苏曼殊遂赴上海参与该报工作。这一年他的重要著作《惨社会》、《女杰郭耳缦》、《呜呼广东人》都发表在《国民日日报》上。此时他的国学功底尚浅，便藉此机会向章、陈等学习古典诗词。
20世纪初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就职于上海《国民日日报》报馆，后报馆被封，他们便租房同住。苏曼殊天天闹着要离开上海，陈与寓友何梅士不允。某日，曼殊 邀何外出看戏，在戏馆中刚刚坐定，苏曼殊便要回寓所取钱付钞，结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何返回住处，仅见苏曼殊所留一信，告知不辞而别的原因，并 说，当何阅信时，他已经离沪远去了。
苏曼殊在长沙任实业学堂舍监，常被学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见人时，目光炯炯直视，数分钟不转瞬，人称他为“苏神经”。他饮食无常度，有时兼人之量，有时数日不食，尤其喜欢巧克力和雪茄烟。
据说，刘师培曾抱着穿僧衣的曼殊于室内绕走为戏。
苏曼殊有句口头禅：“没有阅历可不行呀！”
疯癫（二）
某日，苏曼殊不知何处得一女郎明信片，乃故意夸扬，写了一篇《碧迦女郎小传》，并乞友题诗张之，仿佛真有其事一般。
苏曼殊性脱略，不分人己之界。囊空如洗，也从不向友人借贷；若有周济他的，则毫不客气，受而不谢，亦不偿还。曾断炊数日，在床上辗转呻吟，自忘其苦。有 友人到，叹曰：“我迟来一步，不意君为饿殍！”为之具炊饭，并赠以百金。他腹饥既解，欣然行于市，见有自行车构制精美，十分喜欢，便买了一辆。又遇到一个 乞丐，不食已三日，便倾余囊相赠。
数日后，那位友人又去看他，只见他偃卧呻吟如故，不禁大为诧异，以为他在绝食自弃。了解情况后，友人埋怨道：“你不会骑自行车，为何要买？”他答道：“无他，从心所欲而已。”友人无奈，只好派一个仆人来照顾他。
有一次，苏曼殊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连裤子都典押出去。朋友实在看不下去，就帮他赎回裤子，并且给了他一笔钱花，谁知他拿到钱后，马上全部用来买了他爱吃的摩尔登糖，第二次朋友来看他时，见他还是光着腿杆，没有裤子穿。
有朋友给了苏曼殊纸币数十元，他就到街头商家去买蓝布袈裟，从袋子里抓出一把钱，拿起袈裟就走，商家喊：先生，还要找您钱。曼殊和尚头也不回，派头十足 地摇手：“不用找了。”一路奔去，奔到家里，友人再看其袋子，却是空空如也。买袈裟其实并没花光钱，是因为曼殊倒披袈裟，那些票子在他一路奔跑中，一张张 飘落而出，如天女散花，散在马路上了。
一次孙中山让宋教仁接济苏曼殊二百大洋，困苦的曼殊接钱后狂喜，遂广发请柬，大宴宾朋，孙、宋亦在被请之列，接帖时，两人对视，哭笑不得。
曼殊于理财一事颇不在意。偶有所蓄，即任意挥霍。若炸弹在囊，必速去之始快。冯自由曾说：曼殊“居沪时，又遇行囊稍丰，即喜居外国饭店，谓一月不住外国饭店，即觉身体不适。”
苏曼殊喜抽雪茄，读英美小说，一见雪茄两字，就犯烟瘾，就喃喃自语，不胜其状。有回在日本，雪茄烟瘾犯上了，而兜里不名一文，他就走到店家，张开大嘴，从口里拔出一颗金牙来，当烟钱付。
一次在上海，曼殊收到了300元的稿费，他整日呼朋唤友，天天上馆子，香车美食，不在话下。有人向他打听上海的出租车价格，他说起步价是八元，旁人大 惊：别人是租一天车，都只是三元，你却坐一程，却三倍之，为什么？因为有钱了的曼殊和尚不坐一般车，非豪华车不坐！如此花钱，千元也罢，万元也罢，一日两 日，自然囊中羞涩了。
苏曼殊经长沙南下香港，凭着冯自由的介绍信，找到陈少白并寓住《中国日报》报馆。其父苏杰生在家乡为其选聘了妻子，并亲自到港寻其回乡成亲，但曼殊竟避而不见。不久，苏曼殊出家为僧。
不久，苏曼殊难以忍受佛门清规戒律的束缚，没几天，乘师傅外出，偷了已故师兄的度牒及师傅钱财，逃之夭夭。再回香港，苏子谷已成名副其实的苏曼殊了——据说曼殊是师傅给他取的法号。
苏曼殊不告而别后，陈独秀再也不闻曼殊之消息。数年之后，陈重返上海，一次与朋友在一家酒馆用餐，谈话间，闯入一眉清目秀的和尚，正是苏曼殊。据陈说， 苏曼殊虽着僧装却不戒酒肉，后经陈等劝说而改穿西服，并且毫无顾忌地说，穿僧装“吃花酒不方便呀”。与陈再会面于上海的苏曼殊不但一改往日沉默寡言的习 惯，口不择言，高谈阔论，而且广交十方，既有男朋友，更有女朋友，很有点“美人如玉剑如虹”的意思了。
疯癫（三）
据说，苏曼殊他经常招校书而来，却又瞪目凝视，久无一言，随即遣之而去。为此不少校书在私下议论曼殊“和尚真是个疯子”。
陈独秀与苏曼殊一起翻译嚣俄（Hugo，今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但陈说那是曼殊的手笔，他只是稍加润饰而已。陈还指出，曼殊所译对原作很不忠实，乱 添乱造，根本谈不上“信”，而他的润饰更是马虎得一塌糊涂。译作先是在《国民日日报》上登载，未及刊完，报馆被封，后又由镜今书局出版。接受书局建议，陈 与苏皆署名其上，故有同译之说。
陈独秀所说：“照这样看来，当曼殊是傻子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 为笑柄，其实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恶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陈进一步肯定他说：“在许多旧朋 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
苏曼殊住院看病，不知该节省算计，有一回到了该出院的时候，他无法支付医药费，就连随身穿的衣服也全部典当出去，朋友去看他，见他用被子盖住全身，但气色尚好，就问他为何不出院。回答说：衣已典当，总不能赤条条步出医院。
苏曼殊画画时要让一个娇艳女郎立侍在旁，兴致来了，就沾取女郎唇上的朱红作为颜料。
有一次，在东京马路上，苏曼殊发现一名艺妓正在上电车，他情不自禁，拔腿就追，刚跑到电车站，电车就开动了因为跑得太急，在站台附近跌了一跤，门牙被跌掉两颗。事后，众人说他是“无齿之徒”。
1917年夏天，苏曼殊因饮食无节，患病在上海霞飞路某医院，他的朋友程演生去探病，他出示当票多张，嘱程代赎。程亦在客中金尽，未能相助。事为曼殊的革命朋友蒋介石所闻，蒋命陈果夫送些钱去，并接曼殊到新民里蒋宅居住疗养
情谊
苏曼殊经朋友介绍，到南京陆军学堂任教，从而结识了青年革命家赵声。在他的《燕子龛随笔》中有一段话，描述了他俩的革命 情谊。文中写道：“赵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习江南陆军小学时，伯先为第三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始与相识，余叹为将才也。每次过从，必命兵士购板鸭 黄酒。伯先豪于饮，余亦雄于食，既醉，则按剑高歌于微风细柳之下，或相与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至乐！”
苏曼殊和赵声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纵马高歌，钟山附近的人们都被他们豪迈的气概所吸引。苏曼殊曾给赵声画一幅《饮马荒城图》，题诗一首：“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饮马荒城图》画成后，苏曼殊却无法交给赵声，因为赵声为革命四处奔走，居无定所。黄花岗起义后，赵声悲愤而死，化名“天香阁主人”葬于香港。苏曼殊就效法延陵季子挂剑的故典，托一位友人将此画带到赵声墓前焚化。这位友人不舍得这样做，自己收藏了，此画后来不知下落。
逸事
在这近六年的留学期间，苏曼殊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据他的同学和好友冯自由回忆，苏曼殊在东京上学时，因林紫垣只月助十元，苏曼殊住的是最低劣的“下宿屋”，吃的是掺了石灰的米饭，为了节省火油费，晚上竟不点灯。
1910年，陈独秀给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遇否？”当时陈刚与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问苏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1909年夏，苏曼殊与好友刘三避暑于杭州白云庵禅院，意外收到一封匿名的恐吓信。大意是，革命党人早就看出苏曼殊形迹可疑，与叛徒刘师培、何震夫妇 （他们都是替两江总督端方搜集革命党人情报的密探）瓜葛甚密，警告他若再敢与刘、何二人沆瀣一气，不加收敛，阎王殿上就会立刻多一个新鬼。
此事惊动了章太炎的大驾，他赶紧出面为苏曼殊辩诬。其词为：“香山苏元瑛子谷（苏曼殊在俗时又名元瑛，字子谷），独行之士，从不流俗……凡委琐功利之 事，视之蔑如也。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封令人迭足屏息的恐吓 信是南社成员雷昭性所写，他怀疑曼殊与刘师培夫妇同流合污。
苏曼殊曾应陈独秀之邀，到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任教。在安庆，苏曼殊对陈独秀说：“安庆真无聊，无书可读，无花可观。”不久，苏曼殊吃腻了安庆的烧卖，想念上海小花园的八宝饭，便和郑桐荪一起回到上海。
文涛的《苏曼殊的怪性》中记载：大师很喜欢女人……最喜欢给女子画画，真所谓有求必应。——不，有时简直是毛遂自荐：“某某，我把妳画画好不好？”故一 般***见大师一到，即喊：“苏和尚，给我画画。”大师即笑咪咪地答应一声：“嗄！”提起笔来就画。至如男子，若求他的画，那是要命，不要说是一个向不往 来的要求一方一尺而不可得，就是素相知交的，恐怕也要今天挨明天，一天一天地挨延下去，或许终于不可得。但有一种法子可以得到：你如其看到他已经画好的东 西，你只要说一声：“苏和尚，这画我拿去了！”你拿之就走，他也默不做声；这是最便利的一种法子。还有一种法子，也可以得到大师的画，不过机会很难遇的。 比方今天忽然下雨，下倾盆的大雨，那你先磨好墨，摊好纸。他还是来看看桌上的纸，去看看门外的雨，总要真个下得他实在不能出门了，方始给你画起来。但切 记，你要画，切不可说要画；若说要画，他一定是写字的。总而言之，大师的画，在女性则贱若泥沙，在男性则贵若珠玉，从不肯爽爽快快地给男性作画。
苏曼殊在吴中公学时，喜欢涂抹，有时写几句西哲格言，有时写一首自作的小诗，给同学看后，扔到纸篓。他又喜欢作画，见了有空白纸张，便乱画一番，结果亦扔到纸篓。
苏曼殊在白云庵居住时，据意周和尚说，苏曼殊白天睡觉，午夜，披上短褂，赤足，木屐，尽享湖山夜色，至天明方归。
据说，苏曼殊去朝圣的路上，曾路遇老虎。一次，苏曼殊走得很累了在河边洗脸，突然从河对岸的丛林里窜出一只黄虎，它发现了苏曼殊。苏曼殊受了一惊，老虎 昂着头，双耳直竖，眼睛盯着苏曼殊一动不动，大约相持了十来分钟，老虎似乎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意，就继续俯下头到河里饮水，之后不慌不忙地消失 在丛林中。苏曼殊见老虎走去，长吁一口气。当天晚上借宿在不远的村寨中，苏曼殊就把白天遇到老虎的事告诉大家，村民听后全都惊诧万分，说他命大。
有一天，苏曼殊问章太炎：“子女从何而来？”太炎回答说：“此类问题，取市间男女卫生新论之书读之即得，何必问我？”曼殊却说：“不然，中西书均言须有 男女媾精，而事实上则有例外。吾乡有其夫三年不归而妻亦能生育者，岂非女人可单独生子，不需要男子之明证？”闻者无不捧腹大笑。
一次刘半农兴致盎然地与苏曼殊谈论西洋诗歌，却迟迟不见苏曼殊开口，只是不停地抽雪茄烟。末了，他忽然高声说：“半农！这个时候了，你还讲什么诗，求什么学问？”
曼殊性嗜雪茄，每于批阅欧美小说时，见有雪茄字样，辄批曰：“雪茄！又是雪茄！”若有余羡。
苏曼殊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数是后来震荡了历史风云的人物：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邹容、陈天华、廖仲恺、何香凝、陈独秀、冯自由、章士钊、刘季平（即刘三）、何梅士、赵声、于右任、柳亚子、陈去病等。
据史料记载，李叔同的一位友人在李未剃时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
姜可生在《纪曼殊上人》中记录苏曼殊之事：苏曼殊曾经绘英国十几位国王的小像，出神入化。一个美国朋友见了，爱不释手，苏曼殊就全部赠与他。美国人在一 个展览会上展出，标价一万美元，但表示拒绝出售。但当时此画像极为轰动，一时英国、美国人竞相争买。最后一个英国人以五万美元成交。美国人售出后极为懊 悔，又举的得了钱很是可耻，于是拿出钱来支助苏曼殊。苏曼殊问名原因后，曼殊笑曰：“无伤，衲固以画本赠君矣。藏之售之，权在君而不在我。我画果能立致君 富，此正千秋韵事也。”时苏曼殊打算回国，这位朋友便设宴饯行，并为其准备行李，在苏曼殊的箱底藏了三千美元。到了船上，朋友告诉苏曼殊赠金一事。
当时船上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旅途中，有人玩扑克牌，三缺一，于是拉苏曼殊凑数。苏曼殊说不会，有人便教他如何玩，苏曼殊说没有钱，有人便说：“三千 金不翼飞耶？”曼殊曰：“此非衲所有也，乌乎可？”客绐之曰：“取则不可，簙簺固无妨。”苏曼殊于是加入战局，三千美元很快输光。第二天再玩，苏曼殊虽身 无分文，但“坦然入座，转败为胜”，一下赢了千余美元。此时，苏曼殊说饿了，要休战。旅客中有人嘲笑他赢了钱跑，曼殊笑曰：“取则不可，簙簺固无妨。”此 人语塞。船到旧金山，苏曼殊将千余元全部购买了雪茄和糖，请同船的旅客享用，同船人皆称异人异事。
1907年前后，苏曼殊在日本 与鲁迅有过一段交往。鲁迅生前曾多次提到苏曼殊，他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曼殊和尚的日语非常好，我以为简直像日本人一样。”他还对另一日本友人说，苏曼 殊是“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
1916年1 月，苏曼殊与戴季陶往访孙中山，此后他又单独两次拜访孙，并一度为其草拟文件，充任临时秘书工作。据说，一次苏曼殊无力支付旅居费用，孙还派人送去500 元。后来有人问孙对曼殊与太虚法师如何评价，他说：“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内典工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
一天，曼殊听说同盟会的同志都已发到了津贴，他也去廖仲凯那里领津贴，廖仲凯想，你又不是盟员！但他对曼殊十分谨慎，没有拒绝，而是请他且等一下，说着就去请示孙先生。“当然要发，”孙先生说：“在我心里，曼殊早是我们的同志了。”
苏曼殊与蒋介石也有交往，据说是因其学生陈果夫引见而结识。当时蒋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炒作股票，寓住新民里十一号，苏曼殊贫病交加，蒋介石曾将其接回自己寓所调养，由其夫人陈洁如悉心照顾。
苏曼殊对女性的评价似乎并不高，柳亚子在《苏和尚杂谈》一文中说：“曼殊在《碎簪记》中，大呼‘天下女子，皆祸水也’，颇近叔本华的女性憎恶论，其实只 是他做恋爱小说的反面文章而已。在《婆罗海滨遁迹记》内，却确确实实的说了女性许多坏话。这一部书很奇怪，不知道所谓南印度瞿沙者是真有其人，抑只是曼殊 的捣鬼？倘然属于后者，曼殊的侮辱女性，未免太过。”
凋零
1918年春天，苏曼殊由海宁医院转到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这时曼殊已将衣物典质一空，经济非常拮据。他在病中还托程演生带信给陈独秀（这时已到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希望病愈后能得到一些费用，送他到意大利去学习绘画。
病中的苏曼殊致书柳亚子曰：“亚子足下……病卧半载，未克修候，歉疚何似？至今仍不能起立，日泻六、七次，医者谓今夏可望痊可，此疾盖受寒过重耳。闻足下见赐医费三十金，寄交楚伧，但至今日，仍未见交来，不知何故？……古历二月初三日，元瑛伏枕拜白。”
大约二月的中下旬，苏曼殊又有一封信给柳亚子，这可能是他临终前的绝笔：“亚子足下……续手示，敬悉一切，台端春间不克来沪，为之怅然。尊款托友往催，前日始交友人带来，感激无量。贱恙仍日卧呻吟，不能起立，日泻五、六次，医者谓须待夏日方能愈，亦只好托之天命。”
1918年5月2日下午4时，苏曼殊经过三十五年的红尘孤旅，留一句：“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然后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
除了几只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这位著名的画家、诗人竟然一无所有。苏曼殊的后事由汪精卫等料理；直至去世6年后，1924年6月9日，由孙中山出资千金，其友人陈巢南（去病）等将苏曼殊葬于杭州西湖孤山；与之遥遥相望的，是南齐名妓苏小小的义冢。
纷纭
周作人对苏曼殊作了多方位的评价：
评价曼殊其人云：“曼殊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绝句与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颇足以代表革命前后的文艺界的风气。”
批评他的思想云：“……但是他的思想，我要说一句不敬的话，实在不大高明，总之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这在诗人或者是难免的？……曼殊思想平常，或者有点像旧日读书人，（仿佛胡适之博士，也曾在《新青年》通信中痛骂过《绛纱记》）”。
评价他的诗文云：“他的诗文平心说来的确还写的不错，或者可以说比一般名士遗老还要好些，还有些真气和风致，表现出他的个人来，这是他的长处。”
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云：“先生说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人，虽然稍为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
苏曼殊的情爱作品，悲剧色彩很浓，茅盾评论说：“我好像看见作者的太赤热的心,在冷冰冰的空气里跳跃。它有很多要诅咒,有很多要共鸣,有很多要反抗。它焦灼地团团转,终于找不到心安的理想、些微的光明来。”
郁达夫说：“苏曼殊的名氏，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
有人评价说：“作家许地山（落华生）是入世的‘真人’，而和尚苏曼殊是出世的‘情人’。”
裴效维先生的观点“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个名副其实的和尚”
友人高燮曾诗赠苏曼殊曰：“住心常觉众生苦，冷眼犹嫌热泪多。”
顾彬说：“苏曼殊是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对于病态没有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在作品中对病态做了不加粉饰的描写。”
在陈平原看来，苏曼殊出于脱苦脱俗的需要，强迫自己信仰佛教，潜意识里却始终浮躁不安，他的作品正是“在东西文化、俗圣生活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心灵的自白”。
柳亚子曾说：“苏曼殊不死，也不会比我高明到哪儿去，怕也只会躲在上海租界内发牢骚罢了。”
苏曼殊死，柽山先生挽之曰：“君与基督同年死！”盖苏曼殊死时三十五岁，与基督同。
柳亚子评价苏曼殊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天才。
马一浮评价苏曼殊：“固有超悟，观所造述，智慧天发，非假人力。”
茗山大师说自己在“禅堂参悟，而曼殊于妓院得道”。
印顺大师说：“中国有两大诗僧，前有佛印，今有曼殊。”
附件
- 注册
- 2005-05-23
- 消息
- 1,247
- 荣誉分数
- 135
- 声望点数
- 193
长见识。
在某本介绍民国人物的书上见过苏曼殊的“易水萧萧人去也，满天明月白如霜。”，就一直把他当成反清志士了。
二十岁学诗词，能学到他那个境界，此人绝对是个天才了。
我一直以为，文字这玩意儿是童子功，十三四岁以后，下多少功夫，登高也难。而这门童子功，多数人是靠阅读量堆出来的，靠背书背出来的。如苏曼殊这般自己闷在屋里熬上几日，便写出让“国儒”章疯子刮目的诗来，此等物件，简直是天才里面的天才了。
另一个让人称奇的，便是他吃糖炒栗子能吃到不要命的份上。那玩意儿，也就是烤白薯的档次吧？可是人家这位“情僧”，偏偏能为它舍了性命。
往后再不敢小看糖炒栗子了。
在某本介绍民国人物的书上见过苏曼殊的“易水萧萧人去也，满天明月白如霜。”，就一直把他当成反清志士了。
二十岁学诗词，能学到他那个境界，此人绝对是个天才了。
我一直以为，文字这玩意儿是童子功，十三四岁以后，下多少功夫，登高也难。而这门童子功，多数人是靠阅读量堆出来的，靠背书背出来的。如苏曼殊这般自己闷在屋里熬上几日，便写出让“国儒”章疯子刮目的诗来，此等物件，简直是天才里面的天才了。
另一个让人称奇的，便是他吃糖炒栗子能吃到不要命的份上。那玩意儿，也就是烤白薯的档次吧？可是人家这位“情僧”，偏偏能为它舍了性命。
往后再不敢小看糖炒栗子了。
二十二、钱穆
二十二、钱穆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曾任新亚书院院长。
关键词：
性情、风华、求学、潜沉、传道、推崇、礼遇、异见、不谐、主张、
爱国、逸事、嗜好、婚姻、抉择、苦痛、素书、眷恋、归去、评说
性情
1928年，钱穆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在接连失去三位亲人后开始关注养生，他说：“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
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 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钱穆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 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 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 的！”
1941年夏，钱穆回乡省亲。他的老师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钱穆在昔日老师面前仍句句以学生 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 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 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初到香港，钱穆担任“新亚书院”的院长，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著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分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
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后，遭到国民政府的审查刁难，要求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撰写《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易经》非孔子所著的史学论点。这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单位出版。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却被打了回票。一是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二是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 被纳入出版计划；此外，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风华
钱穆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所担任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息，他讲课的地点从来都在二院大讲堂，而且从来都是座无虚席。
朱海涛先生《北大与北大人》中描写钱穆：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 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 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 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
当年在历史 系读书的何兹全后来回忆道：“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点。虽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听过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他讲先秦史， 倒着讲，先讲战国，再往上讲春秋、西周。我听他一年课，战国讲完，也就到学年结束了。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 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
钱穆个子虽小，但十分自信，两眼炯炯有神。平时虽不苟言笑，说话时却十分风趣健谈。在北大当时穿长袍的教授极少，陈寅恪是个坚定的长袍主义者，钱穆看到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这一习惯他后来长期保持着。
钱穆几十年如一日练习太极拳。他的弟子回忆钱穆先生打太极拳时曾说：他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在桂林街初期，有一天正当钱先生在上课，突然来 了两个阿飞，在课室门口探头探脑，一派轻薄。钱先生站着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也不理睬，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先生恼怒了，登时把长袍的两只 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1943年，钱穆 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时。他的学生曾回忆道：先生很喜欢散步。每晨早餐后，由我陪从，沿着湘江西岸顺流南行；大约走一小时，再沿着去时 的岸边小道回老城。这样的散步，除天雨外，没有一天间断过。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 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
1950年春天，余英时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来到新亚书院，他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而钱穆给他的第一印象则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象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北大，钱穆主要讲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堂课上两小时。钱穆通常准点进教室，上堂就讲，没有废话，中间也 不休息。由于博闻强记，上课时常常旁征博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借古讽今，时出新见，很快声名大振，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大约因为在家乡执教太久，乡音 不改，上课时始终不脱一口无锡腔，开始学生听了很不习惯，但他的课讲得实在精彩，谁也舍不得离开，时间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觉得很有味道。他自己从 不觉得无锡话有什么不好，五十年代在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太清楚，有人问他要不要提供翻译，意思是译成粤语，他很不高兴地反问道，要译成英语 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
求学
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 岁入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却坚持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 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1907年，钱穆升入常州府中学堂。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 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 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 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钱穆依旧欣赏，于是他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 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 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1913 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不知何故没有结果。但钱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 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 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
潜沉
少时，钱穆就读于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 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 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 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 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
钱穆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钱穆一生著书立说，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在这一背景下，钱穆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 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 评。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康的观点十 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 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编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 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各大学的课程原来都采用康有为的学说，这年新学年开学，开始停用康的学说，而采钱 穆之学说。
钱穆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钱穆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 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学校行政事务之余，他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 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钱穆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自1964年开始，钱穆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 《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在书中，钱穆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 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 问题。《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他（钱穆）73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 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 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 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钱穆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 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 钱穆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 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 想。”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 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互相中国古代文化的 源流。此外，钱穆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钱穆认为司马迁的《史 记•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世传说亦不可轻信，遂详细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 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
在钱穆逝世一周年之际，其得意门生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系统阐述乃师毕生之学问风骨、道德文章以及对于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亦算是对其毕生繁华的盖棺论定。
[SIZE=-1][/SIZE][SIZE=-1]作者：民国文林 回复日期：2009-03-19 10:20:18[/SIZE] 推崇
钱穆高中未毕业，但一直致力于史学研究，学界众人均对其推崇备至。
从一九一二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小学，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 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钱钟书的父亲）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一九二三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 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陈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称赞。陈寅恪称《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陈寅恪将钱穆之著作与自己最尊崇的王国维著作相提并论，可见陈对此书的赞赏。
陈寅恪曾在多种场合表示对《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称道。如朱自清日记载，陈寅恪于1933年4月在叶公超晚宴上“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 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 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 孝公之事证之”。
1934年5月16日，杨树达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会后，陈寅恪对杨“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陈寅恪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也给予肯定。钱穆的《师友杂忆》记载，1939年3月，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张晓峰于会后探访 其时卜居宜良的钱穆，转告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引论》的称道：张其峋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 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
顾颉刚则称赞《先秦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钱穆从燕京大学辞职后，顾颉刚于1931 年3月18日，给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 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 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胡适一向好提携后进，也赏识钱穆的学识，于是钱穆便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钱穆）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胡适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传道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 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 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 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钱穆 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 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 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 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校园一湖，所有提名都未得到认可，因为一时无名，遂根据钱穆的提议取名“未名湖”。事后有人和钱穆开玩笑说，你提个意见，得了一 楼，与胡适分占一楼，诚君之大荣也。
钱穆做事特立独行。刚到燕大时，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批学生试卷时给分十分吝啬，八十五分 以上极少，通常只批八十分，大部分在八十分以下，一个班总有几个六十分以下的。他原以为那几个学生可以通过补考过关，不料燕大规定一次不及格就开除，不许 补考，从无例外。听说几个学生因为他批的分数过低将要失学，钱穆立刻找到学校当局，申说理由，要求重批试卷，学校一开始以向无先例加以拒绝，经他力争，终 于破例让他重判了试卷，让那几个学生留了下来。此后阅卷，给分也就大方多了。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钱穆从燕大辞职后，顾颉刚向自己的老师、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推荐钱穆，于是钱穆到北大任教。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 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 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 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对问题往往 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 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王玉哲也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中回忆说：“在北大历史系讲中国上古史课的，是当时古史名家钱穆先生。钱先 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讲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 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钱穆在北京大学讲授上古史的同时，又主讲秦汉史，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 范大学兼课时，也讲授这门课程，深得各校学生的欢迎。据他的学生李埏回忆，1936年下半年，钱穆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授秦汉史。当时听者云集，座无虚 席，偌大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整个学期，钱穆“从未请过一次假，也没有过迟到、早退。每上课，铃声犹未落，便开始讲，没有一句题外话。他以炽热的情感和 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
钱穆最受学生欢迎的是中国通史，这堂课先后上了八年之 久。中国通史课每周两堂，每堂两小时。多安排在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时通常是学生最疲倦的时候，他却能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得生动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课，除了 北大学生，其他高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人一多不得不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每一堂将近三百人，坐立皆满。”（《师友杂忆》）有的人一听就是四年。其中有 一个姓张的学生从北大一直听到西南联大，总共听了六年之久，可见其吸引人的程度。钱穆也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当年在北大有三个教授在学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称为“岁寒三友”。“所谓三友，就是指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 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 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 请他讲学。
钱穆对顾颉刚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战时期，顾颉刚在成都借齐鲁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希望钱穆任主任，钱遂离开西南联大，于1940年到成都协助顾。虽然研究所所处的成都赖家园僻处乡野田间，但钱穆认真讲授，培养了严耕望、方诗铭等历史学家。
钱穆之离开西南联大，自然是由于顾颉刚的邀约，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激进空气有关。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
钱穆教作文的方法很有趣。他认为，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他要求学生想说什么如实写下即可，遇到不认识的字，可 以随时提问。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做作文，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一篇写得好的抄在黑板上。这篇作文结尾是这样写 的：“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过这篇作文，钱穆告诉学生，说话、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 惜咸了些。”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但钱穆却没有得到返回北平的邀请。30 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 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 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 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
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 离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 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 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1952年，18岁的李敖初次拜访钱穆。钱穆对李敖态度诚恳，循循善诱，慰勉有加；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 西，钱穆还虚心向李敖求教。日后，钱穆和李敖书信来往多年，钱穆曾在信中殷殷规劝：“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以恒，继续不懈，将来必 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脱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 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又说：“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 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钱穆去世后，李敖回忆说：“信中对一个18岁的青年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 风度。”
李敖初时对钱穆甚是佩服，但此后，因钱对蒋的态度，李敖对钱发起了猛烈攻击。但李敖却始终记得钱穆对他的殷殷教诲。钱穆 去世后，他回忆说：“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 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于‘现代史’的来说，真是‘上古史’了……”
钱穆曾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钱穆完成《朱子新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学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 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 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
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1986年，钱穆92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异见
钱穆的《师友杂忆》一书虽记述钱穆与陈寅恪交往诸多片断，但多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来，如双方结交缘由、北大任教时双方 任课情况、抗战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国前夕钱就何去何从问题访陈未果等，但真正语及陈寅恪学术的文字却很少。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二人对于史学的研究方法 的分歧导致。
1931年，钱穆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次年，国民政府通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遂分聘北平史学界“治史有专 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分别讲授”，钱穆也分占一席。他在课堂上明告诸生，通史有数人分讲不能“有一条线通贯而下”。“乃有人谓，通史一课固不当分别 由多人担任，但求一人独任，事也非易。或由钱某任其前半部，陈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两人合任，乃庶有当。余谓，余自问一人可独任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 钱穆拒绝与陈寅恪分讲通史就可以看出二者对于当日研治通史问题显有很大的思想分歧。
1933年暑假，蒙文通自河南大学来北大历史 系任教。不久，文学院院长胡适访钱穆，谈蒙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语者”，因而将不续聘。钱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 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此番话显然表明了钱穆对陈寅恪某种引而未发的评断。因为当时研治晋至唐 史的人选，陈寅恪应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钱穆对胡适说若蒙文通离任则聘不到继任教员，说明钱穆并不认同陈寅恪在此领域的工作。
1960年，钱穆致函时在美国求学的高足余英时，谈对其文章的意见，信的后一半论及近代学者之文章，他对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垣，均是褒多于 贬，但论及陈寅恪时，钱穆说：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王国维），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 文字所宜。
不谐
1927年，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胡适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苏州中学作演讲，他来苏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见钱穆， 因有人介绍“莫望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当时的钱穆正致力于《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写作，并发表一部分于南京某杂志，但是有两书讨论《史 记•六国年表》，始终找不到。钱穆“骤见一天下名学人”，故“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尴尬的胡适不作答，以“忘带刮胡子刀” “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为借口，欲返沪。胡适临行前，给钱穆留一上海地址，“曰，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这是两人初次见面，胡适正式 与钱穆说的仅有的一句话。这也是日后钱穆与胡适不谐的原因之一。钱穆在晚年对这件事亦做了自己的反思，但更多的仍是对胡适的不理解。
钱穆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评“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对胡适本人，钱也连带批 判：“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 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对自己，则庆幸：“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 潮流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胡适虽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 传；但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 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一次，商务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与自己合作主编。能与胡 适一起编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钱穆却婉言谢绝了，认为两人对中国文学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 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行渐远。
钱穆早年对于胡适赞誉有加，认为他“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 者甚大”。但对胡适亦有批评的。他提到胡在写作时，由于匆忙而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显得潦草。但他马上又说：“要之其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足以指示学 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甚至在将胡适与梁启超比较时，钱穆仍然偏好胡适。他说虽然梁的著作“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 则似较胡氏为逊”。钱穆对东南大学柳诒征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转风气之功。
钱穆认 为胡适“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远避为事”，因此两人的再见面，已是在钱穆赴北平燕大任教时。钱穆与顾颉刚为讨论老子 年代问题，赴胡适家。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那个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 老子。钱穆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胡适坚持己说，首先受到梁启超的反对，与冯友兰、顾颉刚、钱穆 的意见也都相左。钱穆似乎认为胡适的观点不值一驳。
坊间有很多关于钱穆、胡适两人争论老子问题的趣闻，于幽默之中反映了两者的尖 锐分歧。据说胡适在北大讲课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穆的意见不和，有一次他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还是很 客观的，当一位同学问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胡适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 真理。”
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一文也有类似的记载：“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 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 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胡适患病住院，有人责问钱穆：“适之尊君有加。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钱穆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
钱穆深感“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当时钱穆和胡适分别讲授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观点对立，钱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而且胡适来，仅为告诉蒙文通解聘之事。当时钱穆据理反驳，胡适自知理屈，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 钱穆亦从中感到了一丝凉意，似亦隐含落聘之忧，他在北平购书五万余册，尝笑语友人：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当然他与胡适失和，也并没有影响 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但是一涉及到实际问题，胡适的态度就很分明。任继愈曾回忆，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 适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 钱穆一直也没能评上院士。李敖曾为此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1958年4月， 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钱穆还是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 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 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礼遇
蒋介石对钱穆礼遇有加，以至于蒋、钱关系，一直众说纷纭，钱穆为此也不少挨骂。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会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 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钱穆曾回忆他与蒋介石的见面：第一次召见面，“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 二次蒋介石设宴，“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 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 奈何。”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来台一叙，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
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与钱穆建立一定交情。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66年文化大革命，让身在海岛一隅的蒋介石兴起对抗的念头，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隔海别苗头。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礼贤下士， 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返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 大千，也是指针性人物。
因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加上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 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先于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返港演讲“五四运动”，8月决定赴台定居，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偕夫人胡美琦迁 居台北，终老于此。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政府拨出 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正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故宫博物院特聘他为研究员，不仅 让钱穆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蒋介石死后，钱穆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1986年，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九十二高龄的钱穆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经国特委由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亲到素书楼致送聘书，一时传为美谈，显示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钱穆则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李敖看不惯钱穆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态度，他说：“试看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 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 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并且说：“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 宗’是不会倒在统治阶级的怀里的！”
主张
钱穆说：“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
钱穆是靠自学名世的，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
钱穆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
钱穆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才能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需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
钱穆在编写《国史大纲》时，提倡“国民当知国史”，确信知“国史”方能建“信仰”。他说：“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 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 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 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1931年，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
据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七册。他更欣赏顾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长文。但给钱穆看了以后，钱穆“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
钱穆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表现有三：一“悠久”，二“无间断”和三“详密”。
钱穆维护中国文化，他说：“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人都十分关心，上课时同学们也请钱穆谈谈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钱穆说：“张学良、杨虎成的作法是不对的，扣住国家领袖是不应当的。”学生们开玩笑地说，钱穆是唯心论者。
据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
钱穆说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着一本书。故他要求弟子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1989年仲秋，钱穆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与学生座谈时认为“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
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往事，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 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实际上，钱穆著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有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 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
爱国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 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 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 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 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 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 之挚意也。”
1935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10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义，钱穆与姚从吾、 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一九 四二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一次蒋介石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 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了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
1944年10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年秋，“新亚书院”在香港成立，钱穆出任院长。“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 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1986年2月，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钱穆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 新大学。当时取名又成了创校难题，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 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 卓敏出任。
逸事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个私塾老师，据说钱穆生下来时，曾哭三日不止，父亲一直抱在身上哄着，对妻子说：“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1901年钱穆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钱穆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父亲爱子如命，经常对人说：“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排行老二，小时候，父亲每次外出回来都带一点蛋糕酥糖之类 的零食放在他床边小桌上，用一只碗盖着，钱穆早晨起床后揭开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七岁入私塾乃止。
钱穆幼时记忆绝佳，日读生字三四十，后来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记住。一次父亲指着一个生字“没”考问他何意，他居然根据字形说了出来。父亲大惊，摸着他的头 说：“此儿或前生曾读书来。”钱穆十岁入果育小学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背诵”，且长于作文，先生曾当众夸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 学韩愈”。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钱家世代书香，钱穆识字起就开始阅读的一本史书，就是祖父去世后留下的一部五色圈点的大字本《史记》，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他后来治史学的种子。但他小 时最爱读的还是小说，傍晚屋里光线暗，干脆就爬上屋顶读。看得次数多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国》竟背得烂熟。父亲的一位朋友听说他能背《三国》，便任指 一段考他，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而且还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众人惊为神童。
被人誉为神 童，钱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说，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识。父亲又问：“桥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马字旁，是什么 字？”“骄”。“骄字何义，知道吗？”到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从此一直铭记在心。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 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 才没有惹人注意。
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 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 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 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 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 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上学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钱穆后来一直为未能读大学感到遗憾。自知上大学无望，遂矢志自学，从此发奋苦读，夏天读书为防蚊叮咬，读书时就效仿父亲当年将双脚放在瓮中。
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后来，由于二人治学的兴趣与方法的不同，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但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 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 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声一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纪怀的一个画面。1984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
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省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钱穆从二十多岁就一直练习静坐，对静坐之法也是深有心得。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曾记载了他自己的多次静坐经历：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 船，呼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钱穆在蒙自时，住在天南精舍。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 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 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时也提到他的静坐：我和宾四（即钱穆）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 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 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 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
据说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嗜好
钱穆好藏书。他在北平居住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 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钱穆经常逛琉璃厂隆福寺，与各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一旦他有想要的书，便给两个地方旧书店各打一个电话，如果这家没 有，书店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如果有了，书店就派车送到他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大都为成套书中的头一两册），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 如果钱穆选中了，则下个周日带来全套书。钱穆家中俨然就是个小书市，他也因此买到许多珍本孤籍。
胡适有一本潘用微《求仁录》孤本，钱穆“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余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
钱穆还曾记载一件事：一日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到历史系休息室询问他，坊间送来《章氏遗书》钞本一部，此书钞本在北平颇有流行，不知有价值否。钱 穆志道“此本确系章氏家传”。如果他告诉毛子水是假的，那么这本书就被退回书店，钱穆就可以到书店购下，然后私藏。但他“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 有。……即以原本回子水，嘱其可为北大购取珍藏。”后来钱穆听说毛子水并没有为北大图书馆买下此书，而由胡适购买收藏。
钱穆对北平的书很是向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钱穆喜爱昆曲，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 兼好。”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少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箫笛声音不断不变。
钱穆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童伯章先生学过昆曲，极好箫笛。胡美琦女士也记录过钱穆吹箫之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写道：“余在府中学堂时，即好围棋，先兄亦然……广罗晚明以下各种围棋谱，课余在此对弈，或摆谱……几乎每日必对弈一局。”
钱穆先生的棋艺不错，余英时先生回忆道：“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胡美琦女士回忆钱穆说：“……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 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 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
钱穆喜欢旅游，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 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 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 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抉择
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在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钱穆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婚姻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 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 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钱声一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钱穆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夏秋之际，原配 夫人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钱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 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四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十六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
连失三位亲人，对钱穆的打击也是极为重大，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钱穆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众，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 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 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 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婚后有三子一女。张一贯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 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 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与继配生有三子一女。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后， 几个子女都是由张一贯带大。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由于没有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经常胃病大发。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到台湾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 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 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 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 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并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 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 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 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一九五四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钱穆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
1956年春，62岁的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香港结婚，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婚礼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新婚洞 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偕手散步。
钱穆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的起居饮食也是照料得体贴入微。伉俪情深，老而弥坚，令人赞叹。乃至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最新修 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到了钱胡的这段“师生恋”，指出他们的结合当时曾经受到某些香港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却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深为敬 佩。
胡美琦曾回忆她与钱穆的婚姻生活：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20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 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 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 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 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 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 上了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钱穆先生晚年著述甚多，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宋代理学三书随劄》、《晚学盲言》等。钱穆先生晚年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成果，与这次婚姻有极大的关系。
钱穆弟子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钱穆自己在写给幼女钱辉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夫人襄助照料之功的感激：“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后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 能再写此许多稿。”73岁大病后，他更加快了写书的计划，到1971年花了７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 读了该书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后来完全目盲，夫人就帮他查阅旧籍，引述 成语。文章写成后，又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而钱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 整理而成的，这正印证了刚结婚时，钱穆对胡美琦所说：“不希望她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她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
苦痛
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避难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的劫难，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
据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禁不住想起在大陆的儿女，悄然泪下。中国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而此时已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落寞可想而知。
余英时回忆：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 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 空的。
钱穆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为各种激进势力所不容。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 之为封建余孽，不约而同的攻击与封杀他。于是，就有了建国后钱穆著作被禁直到改革开放，就有了向来标榜“宽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生前封杀钱穆进入“中研 院”的举动。另外，即使是钱穆的拥趸，大多也并非他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著述，是为故国招魂，是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大 多数读者，离信仰中国文化还很遥远。故而作为保守主义者，钱穆注定要落寞。所以钱穆的余英时也不无叹息的说“钱先生无疑是带桌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 的”。
1978年，钱穆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着成效。后在妻子胡美 琦的帮助下，钱穆先生开始用口述录音的方法写作。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 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 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1987年底梁实秋去世，长女梁文茜不能去送别父亲的遗憾激起民愤，台湾于 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 士。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然而民进党却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 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 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 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 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后因陈水扁等人指责钱穆居住的素书楼产权一事，钱穆愤然搬离素书楼。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 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 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
素书
1967年钱穆偕夫人迁居台北，之后他们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自建屋舍，胡美琦女士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蒋经国先生听闻此事，就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第二年，钱穆夫妇搬入新居，自那时起，钱先生在此居住了20多年。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可以就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上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 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 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 的敬重，台湾当局将素书楼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 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 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后来客厅又增添了1974年钱穆八十寿诞时蒋介石题赠的红“寿”字轴等（注：贺寿过“九”不过“十”，实为79岁生日）。
从搬入素书楼开始，有18年的时间，钱穆先生在家授课，客厅成了教室。钱先生的门生中，有人坚持18年连续听课，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学 生按辈分或与先生同桌，或坐在厅内一隅。钱穆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 定每周一下午4时至6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1986年钱穆生辰那天，他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从此告别杏坛。当年大师向围坐身边的弟子作最后赠言的感人一幕，如今已经成为黑白影像，永远定格在客厅的墙上。
1990年6月1日，95岁高龄的钱穆先生不愿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指控他霸占公产，毅然搬离了素书楼。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书楼”，是 “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后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钱夫人曾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1998年5月22日，想要竞选 连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跑到素书楼参观，并声称要向钱穆夫人说抱歉。对此，台湾舆论认为，陈水扁有心要说抱歉早该说了，何必等这么多年，何况大师已乘黄鹤 去，再说抱歉又有何用？
眷恋
1949年，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钱穆的素书楼庭院里，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
1949年钱穆选择离开大陆，但他对于故土一直怀着深深的眷恋。钱穆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 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
钱穆晚年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还对家乡的山水记忆犹新。1914年到1915年的一年间，钱穆每周都坐船往返于无锡梅村、 荡口两镇。水乡泽国的美丽景色不仅让年轻的钱穆心情激荡，还让他读书日益精进：“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 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所以，钱穆在以后的读书写作时，必选清净自然处。
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欢聚一周。钱穆相当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钱穆回台后又面临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钱穆为江苏无锡人，他逝后，骨灰被送回家乡安葬，实现了他回归故土的遗愿。
魂归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 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来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终于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3个月的钱穆，魂归道山。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钱穆故去，李登辉以台湾领导人身分亲往致哀，家属订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 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 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 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
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天气时晴时雨。
1月9日，是既定的安葬日期。天从人愿，终于放晴了。葬礼于上午11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葬仪以传统家祭礼仪举行。
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婉约外，都没有见过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
至此，钱穆先生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钱穆去世后，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品评
中国学术界尊钱先生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余英时说：“钱先生自《国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
蒙文通评价钱穆：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后人品评钱穆，见仁见智，或贬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赞其“真有一分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刘梦溪在一篇介绍中国现代史学家的文章里说，钱穆先生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并且“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晚年，钱穆与林语堂比邻而居，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杨联升对钱穆极为推重，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认为钱之《朱子新学案》提纲，“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钱穆去世时，钱伟长挽联云：“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殷海光评价钱穆：“……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余英时挽老师钱穆曰：“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二十二、钱穆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曾任新亚书院院长。
关键词：
性情、风华、求学、潜沉、传道、推崇、礼遇、异见、不谐、主张、
爱国、逸事、嗜好、婚姻、抉择、苦痛、素书、眷恋、归去、评说
性情
1928年，钱穆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在接连失去三位亲人后开始关注养生，他说：“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
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 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钱穆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 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 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 的！”
1941年夏，钱穆回乡省亲。他的老师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钱穆在昔日老师面前仍句句以学生 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 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 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初到香港，钱穆担任“新亚书院”的院长，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著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分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
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后，遭到国民政府的审查刁难，要求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撰写《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易经》非孔子所著的史学论点。这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单位出版。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却被打了回票。一是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二是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 被纳入出版计划；此外，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风华
钱穆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所担任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息，他讲课的地点从来都在二院大讲堂，而且从来都是座无虚席。
朱海涛先生《北大与北大人》中描写钱穆：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 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 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 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
当年在历史 系读书的何兹全后来回忆道：“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点。虽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听过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他讲先秦史， 倒着讲，先讲战国，再往上讲春秋、西周。我听他一年课，战国讲完，也就到学年结束了。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 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
钱穆个子虽小，但十分自信，两眼炯炯有神。平时虽不苟言笑，说话时却十分风趣健谈。在北大当时穿长袍的教授极少，陈寅恪是个坚定的长袍主义者，钱穆看到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这一习惯他后来长期保持着。
钱穆几十年如一日练习太极拳。他的弟子回忆钱穆先生打太极拳时曾说：他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在桂林街初期，有一天正当钱先生在上课，突然来 了两个阿飞，在课室门口探头探脑，一派轻薄。钱先生站着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也不理睬，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先生恼怒了，登时把长袍的两只 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1943年，钱穆 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时。他的学生曾回忆道：先生很喜欢散步。每晨早餐后，由我陪从，沿着湘江西岸顺流南行；大约走一小时，再沿着去时 的岸边小道回老城。这样的散步，除天雨外，没有一天间断过。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 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
1950年春天，余英时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来到新亚书院，他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而钱穆给他的第一印象则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象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北大，钱穆主要讲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堂课上两小时。钱穆通常准点进教室，上堂就讲，没有废话，中间也 不休息。由于博闻强记，上课时常常旁征博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借古讽今，时出新见，很快声名大振，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大约因为在家乡执教太久，乡音 不改，上课时始终不脱一口无锡腔，开始学生听了很不习惯，但他的课讲得实在精彩，谁也舍不得离开，时间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觉得很有味道。他自己从 不觉得无锡话有什么不好，五十年代在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太清楚，有人问他要不要提供翻译，意思是译成粤语，他很不高兴地反问道，要译成英语 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
求学
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 岁入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却坚持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 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1907年，钱穆升入常州府中学堂。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 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 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 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钱穆依旧欣赏，于是他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 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 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1913 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不知何故没有结果。但钱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 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 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
潜沉
少时，钱穆就读于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 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 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 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 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
钱穆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钱穆一生著书立说，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在这一背景下，钱穆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 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 评。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康的观点十 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 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编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 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各大学的课程原来都采用康有为的学说，这年新学年开学，开始停用康的学说，而采钱 穆之学说。
钱穆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钱穆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 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学校行政事务之余，他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 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钱穆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自1964年开始，钱穆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 《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在书中，钱穆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 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 问题。《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他（钱穆）73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 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 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 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钱穆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 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 钱穆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 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 想。”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 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互相中国古代文化的 源流。此外，钱穆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钱穆认为司马迁的《史 记•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世传说亦不可轻信，遂详细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 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
在钱穆逝世一周年之际，其得意门生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系统阐述乃师毕生之学问风骨、道德文章以及对于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亦算是对其毕生繁华的盖棺论定。
[SIZE=-1][/SIZE][SIZE=-1]作者：民国文林 回复日期：2009-03-19 10:20:18[/SIZE] 推崇
钱穆高中未毕业，但一直致力于史学研究，学界众人均对其推崇备至。
从一九一二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小学，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 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钱钟书的父亲）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一九二三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 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陈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称赞。陈寅恪称《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陈寅恪将钱穆之著作与自己最尊崇的王国维著作相提并论，可见陈对此书的赞赏。
陈寅恪曾在多种场合表示对《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称道。如朱自清日记载，陈寅恪于1933年4月在叶公超晚宴上“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 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 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 孝公之事证之”。
1934年5月16日，杨树达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会后，陈寅恪对杨“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陈寅恪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也给予肯定。钱穆的《师友杂忆》记载，1939年3月，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张晓峰于会后探访 其时卜居宜良的钱穆，转告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引论》的称道：张其峋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 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
顾颉刚则称赞《先秦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钱穆从燕京大学辞职后，顾颉刚于1931 年3月18日，给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 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 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胡适一向好提携后进，也赏识钱穆的学识，于是钱穆便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钱穆）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胡适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传道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 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 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 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钱穆 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 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 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 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校园一湖，所有提名都未得到认可，因为一时无名，遂根据钱穆的提议取名“未名湖”。事后有人和钱穆开玩笑说，你提个意见，得了一 楼，与胡适分占一楼，诚君之大荣也。
钱穆做事特立独行。刚到燕大时，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批学生试卷时给分十分吝啬，八十五分 以上极少，通常只批八十分，大部分在八十分以下，一个班总有几个六十分以下的。他原以为那几个学生可以通过补考过关，不料燕大规定一次不及格就开除，不许 补考，从无例外。听说几个学生因为他批的分数过低将要失学，钱穆立刻找到学校当局，申说理由，要求重批试卷，学校一开始以向无先例加以拒绝，经他力争，终 于破例让他重判了试卷，让那几个学生留了下来。此后阅卷，给分也就大方多了。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钱穆从燕大辞职后，顾颉刚向自己的老师、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推荐钱穆，于是钱穆到北大任教。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 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 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 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对问题往往 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 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王玉哲也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中回忆说：“在北大历史系讲中国上古史课的，是当时古史名家钱穆先生。钱先 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讲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 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钱穆在北京大学讲授上古史的同时，又主讲秦汉史，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 范大学兼课时，也讲授这门课程，深得各校学生的欢迎。据他的学生李埏回忆，1936年下半年，钱穆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授秦汉史。当时听者云集，座无虚 席，偌大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整个学期，钱穆“从未请过一次假，也没有过迟到、早退。每上课，铃声犹未落，便开始讲，没有一句题外话。他以炽热的情感和 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
钱穆最受学生欢迎的是中国通史，这堂课先后上了八年之 久。中国通史课每周两堂，每堂两小时。多安排在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时通常是学生最疲倦的时候，他却能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得生动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课，除了 北大学生，其他高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人一多不得不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每一堂将近三百人，坐立皆满。”（《师友杂忆》）有的人一听就是四年。其中有 一个姓张的学生从北大一直听到西南联大，总共听了六年之久，可见其吸引人的程度。钱穆也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当年在北大有三个教授在学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称为“岁寒三友”。“所谓三友，就是指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 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 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 请他讲学。
钱穆对顾颉刚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战时期，顾颉刚在成都借齐鲁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希望钱穆任主任，钱遂离开西南联大，于1940年到成都协助顾。虽然研究所所处的成都赖家园僻处乡野田间，但钱穆认真讲授，培养了严耕望、方诗铭等历史学家。
钱穆之离开西南联大，自然是由于顾颉刚的邀约，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激进空气有关。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
钱穆教作文的方法很有趣。他认为，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他要求学生想说什么如实写下即可，遇到不认识的字，可 以随时提问。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做作文，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一篇写得好的抄在黑板上。这篇作文结尾是这样写 的：“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过这篇作文，钱穆告诉学生，说话、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 惜咸了些。”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但钱穆却没有得到返回北平的邀请。30 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 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 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 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
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 离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 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 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1952年，18岁的李敖初次拜访钱穆。钱穆对李敖态度诚恳，循循善诱，慰勉有加；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 西，钱穆还虚心向李敖求教。日后，钱穆和李敖书信来往多年，钱穆曾在信中殷殷规劝：“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以恒，继续不懈，将来必 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脱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 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又说：“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 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钱穆去世后，李敖回忆说：“信中对一个18岁的青年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 风度。”
李敖初时对钱穆甚是佩服，但此后，因钱对蒋的态度，李敖对钱发起了猛烈攻击。但李敖却始终记得钱穆对他的殷殷教诲。钱穆 去世后，他回忆说：“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 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于‘现代史’的来说，真是‘上古史’了……”
钱穆曾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钱穆完成《朱子新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学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 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 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
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1986年，钱穆92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异见
钱穆的《师友杂忆》一书虽记述钱穆与陈寅恪交往诸多片断，但多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来，如双方结交缘由、北大任教时双方 任课情况、抗战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国前夕钱就何去何从问题访陈未果等，但真正语及陈寅恪学术的文字却很少。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二人对于史学的研究方法 的分歧导致。
1931年，钱穆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次年，国民政府通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遂分聘北平史学界“治史有专 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分别讲授”，钱穆也分占一席。他在课堂上明告诸生，通史有数人分讲不能“有一条线通贯而下”。“乃有人谓，通史一课固不当分别 由多人担任，但求一人独任，事也非易。或由钱某任其前半部，陈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两人合任，乃庶有当。余谓，余自问一人可独任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 钱穆拒绝与陈寅恪分讲通史就可以看出二者对于当日研治通史问题显有很大的思想分歧。
1933年暑假，蒙文通自河南大学来北大历史 系任教。不久，文学院院长胡适访钱穆，谈蒙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语者”，因而将不续聘。钱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 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此番话显然表明了钱穆对陈寅恪某种引而未发的评断。因为当时研治晋至唐 史的人选，陈寅恪应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钱穆对胡适说若蒙文通离任则聘不到继任教员，说明钱穆并不认同陈寅恪在此领域的工作。
1960年，钱穆致函时在美国求学的高足余英时，谈对其文章的意见，信的后一半论及近代学者之文章，他对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垣，均是褒多于 贬，但论及陈寅恪时，钱穆说：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王国维），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 文字所宜。
不谐
1927年，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胡适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苏州中学作演讲，他来苏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见钱穆， 因有人介绍“莫望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当时的钱穆正致力于《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写作，并发表一部分于南京某杂志，但是有两书讨论《史 记•六国年表》，始终找不到。钱穆“骤见一天下名学人”，故“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尴尬的胡适不作答，以“忘带刮胡子刀” “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为借口，欲返沪。胡适临行前，给钱穆留一上海地址，“曰，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这是两人初次见面，胡适正式 与钱穆说的仅有的一句话。这也是日后钱穆与胡适不谐的原因之一。钱穆在晚年对这件事亦做了自己的反思，但更多的仍是对胡适的不理解。
钱穆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评“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对胡适本人，钱也连带批 判：“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 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对自己，则庆幸：“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 潮流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胡适虽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 传；但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 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一次，商务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与自己合作主编。能与胡 适一起编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钱穆却婉言谢绝了，认为两人对中国文学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 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行渐远。
钱穆早年对于胡适赞誉有加，认为他“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 者甚大”。但对胡适亦有批评的。他提到胡在写作时，由于匆忙而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显得潦草。但他马上又说：“要之其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足以指示学 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甚至在将胡适与梁启超比较时，钱穆仍然偏好胡适。他说虽然梁的著作“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 则似较胡氏为逊”。钱穆对东南大学柳诒征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转风气之功。
钱穆认 为胡适“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远避为事”，因此两人的再见面，已是在钱穆赴北平燕大任教时。钱穆与顾颉刚为讨论老子 年代问题，赴胡适家。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那个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 老子。钱穆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胡适坚持己说，首先受到梁启超的反对，与冯友兰、顾颉刚、钱穆 的意见也都相左。钱穆似乎认为胡适的观点不值一驳。
坊间有很多关于钱穆、胡适两人争论老子问题的趣闻，于幽默之中反映了两者的尖 锐分歧。据说胡适在北大讲课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穆的意见不和，有一次他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还是很 客观的，当一位同学问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胡适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 真理。”
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一文也有类似的记载：“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 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 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胡适患病住院，有人责问钱穆：“适之尊君有加。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钱穆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
钱穆深感“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当时钱穆和胡适分别讲授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观点对立，钱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而且胡适来，仅为告诉蒙文通解聘之事。当时钱穆据理反驳，胡适自知理屈，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 钱穆亦从中感到了一丝凉意，似亦隐含落聘之忧，他在北平购书五万余册，尝笑语友人：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当然他与胡适失和，也并没有影响 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但是一涉及到实际问题，胡适的态度就很分明。任继愈曾回忆，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 适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 钱穆一直也没能评上院士。李敖曾为此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1958年4月， 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钱穆还是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 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 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礼遇
蒋介石对钱穆礼遇有加，以至于蒋、钱关系，一直众说纷纭，钱穆为此也不少挨骂。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会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 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钱穆曾回忆他与蒋介石的见面：第一次召见面，“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 二次蒋介石设宴，“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 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 奈何。”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来台一叙，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
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与钱穆建立一定交情。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66年文化大革命，让身在海岛一隅的蒋介石兴起对抗的念头，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隔海别苗头。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礼贤下士， 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返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 大千，也是指针性人物。
因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加上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 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先于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返港演讲“五四运动”，8月决定赴台定居，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偕夫人胡美琦迁 居台北，终老于此。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政府拨出 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正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故宫博物院特聘他为研究员，不仅 让钱穆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蒋介石死后，钱穆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1986年，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九十二高龄的钱穆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经国特委由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亲到素书楼致送聘书，一时传为美谈，显示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钱穆则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李敖看不惯钱穆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态度，他说：“试看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 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 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并且说：“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 宗’是不会倒在统治阶级的怀里的！”
主张
钱穆说：“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
钱穆是靠自学名世的，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
钱穆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
钱穆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才能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需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
钱穆在编写《国史大纲》时，提倡“国民当知国史”，确信知“国史”方能建“信仰”。他说：“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 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 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 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1931年，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
据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七册。他更欣赏顾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长文。但给钱穆看了以后，钱穆“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
钱穆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表现有三：一“悠久”，二“无间断”和三“详密”。
钱穆维护中国文化，他说：“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人都十分关心，上课时同学们也请钱穆谈谈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钱穆说：“张学良、杨虎成的作法是不对的，扣住国家领袖是不应当的。”学生们开玩笑地说，钱穆是唯心论者。
据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
钱穆说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着一本书。故他要求弟子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1989年仲秋，钱穆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与学生座谈时认为“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
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往事，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 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实际上，钱穆著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有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 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
爱国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 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 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 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 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 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 之挚意也。”
1935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10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义，钱穆与姚从吾、 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一九 四二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一次蒋介石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 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了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
1944年10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年秋，“新亚书院”在香港成立，钱穆出任院长。“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 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1986年2月，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钱穆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 新大学。当时取名又成了创校难题，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 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 卓敏出任。
逸事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个私塾老师，据说钱穆生下来时，曾哭三日不止，父亲一直抱在身上哄着，对妻子说：“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1901年钱穆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钱穆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父亲爱子如命，经常对人说：“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排行老二，小时候，父亲每次外出回来都带一点蛋糕酥糖之类 的零食放在他床边小桌上，用一只碗盖着，钱穆早晨起床后揭开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七岁入私塾乃止。
钱穆幼时记忆绝佳，日读生字三四十，后来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记住。一次父亲指着一个生字“没”考问他何意，他居然根据字形说了出来。父亲大惊，摸着他的头 说：“此儿或前生曾读书来。”钱穆十岁入果育小学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背诵”，且长于作文，先生曾当众夸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 学韩愈”。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钱家世代书香，钱穆识字起就开始阅读的一本史书，就是祖父去世后留下的一部五色圈点的大字本《史记》，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他后来治史学的种子。但他小 时最爱读的还是小说，傍晚屋里光线暗，干脆就爬上屋顶读。看得次数多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国》竟背得烂熟。父亲的一位朋友听说他能背《三国》，便任指 一段考他，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而且还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众人惊为神童。
被人誉为神 童，钱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说，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识。父亲又问：“桥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马字旁，是什么 字？”“骄”。“骄字何义，知道吗？”到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从此一直铭记在心。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 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 才没有惹人注意。
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 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 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 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 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 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上学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钱穆后来一直为未能读大学感到遗憾。自知上大学无望，遂矢志自学，从此发奋苦读，夏天读书为防蚊叮咬，读书时就效仿父亲当年将双脚放在瓮中。
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后来，由于二人治学的兴趣与方法的不同，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但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 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 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声一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纪怀的一个画面。1984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
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省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钱穆从二十多岁就一直练习静坐，对静坐之法也是深有心得。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曾记载了他自己的多次静坐经历：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 船，呼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钱穆在蒙自时，住在天南精舍。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 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 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时也提到他的静坐：我和宾四（即钱穆）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 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 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 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
据说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嗜好
钱穆好藏书。他在北平居住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 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钱穆经常逛琉璃厂隆福寺，与各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一旦他有想要的书，便给两个地方旧书店各打一个电话，如果这家没 有，书店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如果有了，书店就派车送到他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大都为成套书中的头一两册），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 如果钱穆选中了，则下个周日带来全套书。钱穆家中俨然就是个小书市，他也因此买到许多珍本孤籍。
胡适有一本潘用微《求仁录》孤本，钱穆“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余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
钱穆还曾记载一件事：一日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到历史系休息室询问他，坊间送来《章氏遗书》钞本一部，此书钞本在北平颇有流行，不知有价值否。钱 穆志道“此本确系章氏家传”。如果他告诉毛子水是假的，那么这本书就被退回书店，钱穆就可以到书店购下，然后私藏。但他“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 有。……即以原本回子水，嘱其可为北大购取珍藏。”后来钱穆听说毛子水并没有为北大图书馆买下此书，而由胡适购买收藏。
钱穆对北平的书很是向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钱穆喜爱昆曲，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 兼好。”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少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箫笛声音不断不变。
钱穆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童伯章先生学过昆曲，极好箫笛。胡美琦女士也记录过钱穆吹箫之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写道：“余在府中学堂时，即好围棋，先兄亦然……广罗晚明以下各种围棋谱，课余在此对弈，或摆谱……几乎每日必对弈一局。”
钱穆先生的棋艺不错，余英时先生回忆道：“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胡美琦女士回忆钱穆说：“……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 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 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
钱穆喜欢旅游，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 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 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 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抉择
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在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钱穆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婚姻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 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 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钱声一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钱穆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夏秋之际，原配 夫人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钱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 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四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十六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
连失三位亲人，对钱穆的打击也是极为重大，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钱穆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众，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 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 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 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婚后有三子一女。张一贯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 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 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与继配生有三子一女。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后， 几个子女都是由张一贯带大。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由于没有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经常胃病大发。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到台湾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 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 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 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 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并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 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 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 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一九五四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钱穆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
1956年春，62岁的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香港结婚，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婚礼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新婚洞 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偕手散步。
钱穆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的起居饮食也是照料得体贴入微。伉俪情深，老而弥坚，令人赞叹。乃至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最新修 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到了钱胡的这段“师生恋”，指出他们的结合当时曾经受到某些香港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却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深为敬 佩。
胡美琦曾回忆她与钱穆的婚姻生活：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20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 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 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 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 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 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 上了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钱穆先生晚年著述甚多，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宋代理学三书随劄》、《晚学盲言》等。钱穆先生晚年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成果，与这次婚姻有极大的关系。
钱穆弟子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钱穆自己在写给幼女钱辉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夫人襄助照料之功的感激：“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后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 能再写此许多稿。”73岁大病后，他更加快了写书的计划，到1971年花了７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 读了该书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后来完全目盲，夫人就帮他查阅旧籍，引述 成语。文章写成后，又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而钱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 整理而成的，这正印证了刚结婚时，钱穆对胡美琦所说：“不希望她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她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
苦痛
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避难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的劫难，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
据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禁不住想起在大陆的儿女，悄然泪下。中国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而此时已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落寞可想而知。
余英时回忆：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 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 空的。
钱穆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为各种激进势力所不容。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 之为封建余孽，不约而同的攻击与封杀他。于是，就有了建国后钱穆著作被禁直到改革开放，就有了向来标榜“宽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生前封杀钱穆进入“中研 院”的举动。另外，即使是钱穆的拥趸，大多也并非他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著述，是为故国招魂，是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大 多数读者，离信仰中国文化还很遥远。故而作为保守主义者，钱穆注定要落寞。所以钱穆的余英时也不无叹息的说“钱先生无疑是带桌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 的”。
1978年，钱穆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着成效。后在妻子胡美 琦的帮助下，钱穆先生开始用口述录音的方法写作。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 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 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1987年底梁实秋去世，长女梁文茜不能去送别父亲的遗憾激起民愤，台湾于 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 士。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然而民进党却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 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 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 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 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后因陈水扁等人指责钱穆居住的素书楼产权一事，钱穆愤然搬离素书楼。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 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 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
素书
1967年钱穆偕夫人迁居台北，之后他们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自建屋舍，胡美琦女士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蒋经国先生听闻此事，就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第二年，钱穆夫妇搬入新居，自那时起，钱先生在此居住了20多年。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可以就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上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 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 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 的敬重，台湾当局将素书楼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 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 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后来客厅又增添了1974年钱穆八十寿诞时蒋介石题赠的红“寿”字轴等（注：贺寿过“九”不过“十”，实为79岁生日）。
从搬入素书楼开始，有18年的时间，钱穆先生在家授课，客厅成了教室。钱先生的门生中，有人坚持18年连续听课，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学 生按辈分或与先生同桌，或坐在厅内一隅。钱穆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 定每周一下午4时至6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1986年钱穆生辰那天，他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从此告别杏坛。当年大师向围坐身边的弟子作最后赠言的感人一幕，如今已经成为黑白影像，永远定格在客厅的墙上。
1990年6月1日，95岁高龄的钱穆先生不愿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指控他霸占公产，毅然搬离了素书楼。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书楼”，是 “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后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钱夫人曾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1998年5月22日，想要竞选 连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跑到素书楼参观，并声称要向钱穆夫人说抱歉。对此，台湾舆论认为，陈水扁有心要说抱歉早该说了，何必等这么多年，何况大师已乘黄鹤 去，再说抱歉又有何用？
眷恋
1949年，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钱穆的素书楼庭院里，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
1949年钱穆选择离开大陆，但他对于故土一直怀着深深的眷恋。钱穆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 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
钱穆晚年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还对家乡的山水记忆犹新。1914年到1915年的一年间，钱穆每周都坐船往返于无锡梅村、 荡口两镇。水乡泽国的美丽景色不仅让年轻的钱穆心情激荡，还让他读书日益精进：“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 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所以，钱穆在以后的读书写作时，必选清净自然处。
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欢聚一周。钱穆相当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钱穆回台后又面临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钱穆为江苏无锡人，他逝后，骨灰被送回家乡安葬，实现了他回归故土的遗愿。
魂归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 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来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终于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3个月的钱穆，魂归道山。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钱穆故去，李登辉以台湾领导人身分亲往致哀，家属订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 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 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 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
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天气时晴时雨。
1月9日，是既定的安葬日期。天从人愿，终于放晴了。葬礼于上午11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葬仪以传统家祭礼仪举行。
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婉约外，都没有见过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
至此，钱穆先生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钱穆去世后，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品评
中国学术界尊钱先生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余英时说：“钱先生自《国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
蒙文通评价钱穆：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后人品评钱穆，见仁见智，或贬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赞其“真有一分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刘梦溪在一篇介绍中国现代史学家的文章里说，钱穆先生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并且“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晚年，钱穆与林语堂比邻而居，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杨联升对钱穆极为推重，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认为钱之《朱子新学案》提纲，“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钱穆去世时，钱伟长挽联云：“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殷海光评价钱穆：“……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余英时挽老师钱穆曰：“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附件
李叔同
二十三、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年），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著名的佛教僧侶。
关键词：
风华、才情、绘画、音乐、戏剧、书法、逸事、性情、丹心、
至孝、婚姻、红尘、皈依、众说、修行、清心、功德、圆寂、评誉
风华
丰子恺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对上海时期的李叔同做过这样的描述：“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 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这是光绪年间上海最时髦的打扮），真是当 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
李叔同来到东京后，就剪去了长辫，而且很快就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日本人根本看不出分别。一 个曾经采访过李叔同的日本记者说，李叔同是一个圆肩膀儿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着藏青色的和服，腰间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则是三七分的发型，语调 一贯平和安详。
丰子恺先生回忆中的浙一师时期的李叔同是：
“……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 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 究。虽然布衣，形式却很称身，色泽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 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他（李叔同）不请假的时候，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李先生的高高 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 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了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 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 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到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起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向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 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 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姜丹书回忆李叔同：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才情
据说李叔同7岁就能日诵五百，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李叔同婚后奉母迁居上海。这时袁希濂、许幻园（金荣）等在城南草堂组织一个“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课卷由张蒲友孝廉评阅，定其甲乙。这一年，李叔同十九岁，初入文社写作俱佳。许幻园爱李叔同的其才华，便请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特辟一室，亲题“李庐”二字赠他。
早年在上海时，李叔同与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宝山袁希濂、华亭许幻园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有《题天涯五友图》诗 五首，描写五人不同的性格。其中有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社陵呼小友！”就是咏李叔同。
这个时期，李叔同又与常熟乌目山僧（宗仰）、德清汤伯迟、上海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版书画报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这是上海书画界最初出版的报纸。李叔同（署名李漱筒）曾于该报刊登鬻书和篆刻润例。
李叔同曾入蔡元培任教的南洋公学读书。当时李叔同改名李广平。蔡元培上课，由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教授批改，每月课文一次；蔡氏又教学生读日本文 法，令自译日文书籍，暗中鼓吹民权思想。南洋公学特班聘请一九零三年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就是李广平在南洋公学读书时期所译 的。当时同学为蔡元培赏识的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沈（无量）、李广平（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一 时之秀，后来成为各方面的有名人物。
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存世。
李叔同是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又是国际上声誉甚 高的知名人士。他在音乐、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与动植物保护、人体断食实验诸方面均有 创造性发展。
绘画
李叔同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李叔同是第一个把西洋绘画思想引进到中国，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 要改良的思潮。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留存有《自画像》、《素描头 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
1905年李叔同赴日本，是年秋，在留学生所办《醒狮》杂志上，发表《图画修得法》、 《水彩画法略说》等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1906年，李叔同考入日本美术教育最高学府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指导教师为黑田清辉，成为中国第一批美 术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得以大量吸收西洋美术理论，又受到东洋美术的熏陶。10月4日的日本《国民新闻》以《清国人志于洋画》为题报道了李叔同在东京上野美 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的情景，并刊登了他的肖像照片。报道是如此描写的：“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壁上的黑田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 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 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1911 年3月，李叔同学成回国，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任教，1912年被聘任为《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李叔同上任不久，副刊就出现了“西洋画 法”专栏，连载木炭画、石膏写生教授法，大力推广西洋美术。注重传统文化传承的李叔同还将他收藏的大量碑刻中的《魏王僧墓志》刊登在画报上，并亲手题写 “叔同藏”的题词。而他在《太平洋画报》曾经刊登的大量美术广告艺术作品使许多李叔同的研究者都视他为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
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执教6个年头。教学中，李叔同改变一味临摹的传统教学法，设立画室，画石膏像和模特儿，成为我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
他率学生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去进行野外写生，也为全国之首创；教学之余，他领导学生成立了业余“乐石社”，学习金石、木刻等；他与夏丏尊担任指导，出版《白阳》艺术杂志，进行艺术启蒙教育，它成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校刊。
内山完造曾在《弘一律师》一文中评价他：“……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右者”。
音乐
还在“沪学会”补习科时，李叔同就注意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亲自创作并教学生唱歌，从《诗经》、《楚 辞》和古诗词中选出十三篇，配上西洋和日本音乐的曲调，连同中国戏曲中两段昆曲的译谱合编成集，做成《国学唱歌集》，并于1905年编印出版，供学校教学 所用。其中，他为学员作词配曲的《祖国歌》传遍了全国，成为最早的著名爱国歌曲。
1906年，李叔同创办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刊物 《音乐小杂志》。创刊号是李叔同在日本东京编印后寄至国内发行的。该期除日本人所作的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 纂、词府各栏均由李叔同以“息霜”的笔名一人包办。创刊号发表有《(音乐小杂志)序》、《乐圣比独芬（贝多芬）传》、《近世乐曲大意》，及教育歌曲《我的 国》、《春郊赛跑》，别体唱歌《隋堤柳》，杂感《呜呼！词章！》《论音乐之感动力》等十几篇稿件，其中乐歌《我的国》成为李叔同的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 曲。
李叔同一生写了90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
李叔同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成为经典名曲。他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合唱歌曲。
1927年年底，丰子恺、裘梦痕将老师弘一法师的名曲《朝阳》、《忆儿时》、《送别》、《悲秋》……等二十多首，选入《中文名歌五十曲》一书，作为国内各级学校音乐教材。
李叔同作歌，讲求淡雅脱俗，追求意境，因而感动了大批青年学子。丰子恺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赞扬老师：“西洋名曲所以传唱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那样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乐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 春游
春风吹面薄于纱， 春人妆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 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 柳花委地芥花香。
莺啼陌上人归去， 花外疏钟送夕阳。
戏剧
李叔同自小爱好戏剧。他9岁那年，第一次看到戏班的演出，随即激起他对京剧的兴趣。李叔同在天津时期，对戏剧艺术已发生浓厚 的兴趣，他曾结识孙处、杨小楼、刘永奎等京剧名角，对梆子坤伶杨翠喜的演艺更是欣赏。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期间适逢上海兴起学生演剧活动，这对李叔同的影 响很大。
1902年11月，李叔同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曾主持演 出了“文野婚姻”等四出新剧。他自己写作剧本，并作诗《沪学会〈文野婚姻〉新戏册撰成感赋》以资纪念。“文野婚姻”一剧可说是李叔同探索新剧的习作。 1904年，李叔同在上海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李叔同在《虫八蜡庙》中既演过黄天霸，又演过褚彪。在《白水 滩》中，李叔同扮演的是穆玉玑，这是一出打斗见长的剧目。从行当上看，前者是老生，后者是武生，显露了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才能。
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1906年冬，李叔同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春柳社。春柳社的诞生，受到日本新派剧的影响，新派剧是日本戏剧从歌舞伎到新剧（话剧）的一种过渡形式。倡导者 把演剧作为宣传手段，直接宣传民主政治。这些对春柳社的诞生与演剧活动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春柳社成立时，正是清王朝面临崩溃、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 起的时候。
1907年春，春柳社在东京骏河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这是中国话剧艺术实践的 第一部，也是中国话剧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孝谷饰杜法尔，唐肯饰亚芒。演出是为参加日本东京中国青年会为国内徐淮水灾 举行的一个赈灾筹款游艺会。因为是游艺会性质，又是第一次的尝试，只演出了该剧的第三幕，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轰动效应。
演出 结束，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芝居》杂志上发表的《对於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 （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 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举“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赞扬之余，惊为创举。他们的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这种演出形 态，可以说，已是话剧了。
《茶花女》的演出，同样让中国人感到兴奋，许多人都以接近春柳社，认识李叔同为荣。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 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并频频粉墨登场。后来，欧阳予倩回国 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1907的6月，春柳社开始了称为“春 柳社演艺大会”的第二次公演，演出的《黑奴吁天录》又一次造成了轰动。《黑奴吁天录》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内容描写美国黑人在白人统治下所过的 非人生活。剧本由曾孝谷根据林纾、魏易翻译的小说改编，李叔同负责舞台美术设计。日本新派剧演员藤泽浅二郎先生亲临排练场指导。李叔同在该剧中饰演爱米丽 夫人及破醉汉两个角色。这场演出再一次在东京演剧界引起巨大反响，曾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好评。在伊原青青园写的20多页的剧评中，认为 中国青年的这种演剧象征着中国民族将来的无限前途。（见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早稻田文学》七月号《清国人之学生剧》）。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戏剧博物 馆里，至今仍珍藏着这次演出的证明书《开丁未演艺大会的趣意》。
据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 “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 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他还在《黑奴吁天录》中饰演了爱美柳夫 人。为了演剧，他还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
春柳社的第三次演出是1907年冬天（一说 1908年春天），地点是日本常磬馆，剧目是两个独幕剧，一个是李叔同主演的《天生相怜》，饰演的还是“旦角”，另一个是《画家与其妹》。李叔同对话剧十 分投入，为了春柳社，他花掉了父亲遗产中的大部分款额。然而才气洋溢的他终于在演出《天生相怜》时扫了兴，有人评论他的扮相不好，春柳社里又有人与他意见 不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淡下去。
书法
李叔同少年时师从天津唐静岩，着力于习写秦汉三国时代的小篆碑刻和汉隶石刻墨迹，对《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等碑反复临 习。他认为篆字是隶书、行书及楷书的基础，只有先学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国文字一笔一划的来历。他主张的练字方法是：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由篆而隶，再学隶 入楷，楷成学草。李书同临摹的功夫非常深厚，达到了学什么象什么，结构、神态、章法、气韵无不神似的境地。他早期的作品多“凝重厚实，舒展劲健，笔意开 张，多方折、侧锋、翻转。”
李叔同习字虽重临摹，但并不因袭模为了博采众长，综合融会，“他请唐静岩遍书各体，以作李叔同学习书法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
书法是李叔同毕生的爱好，青年时致力于临碑。李叔同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彻底放下尘缘，超然物外，几乎搁置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佛教家的弘一法师。诸艺俱 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大师割舍（以书法表佛法），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
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 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 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
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 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 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
马一浮在《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李叔同的弟子刘质平说：“先师的书法是一生艺术作品中最宝贵的结晶，达到返璞归真、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笔笔锋藏，笔笔神敛。写这种字必须要心神不乱有高度镇静的功夫，然后运之于腕，贯之于笔，传之于纸，才能有敛神藏锋的气韵。”
李叔同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的书法被世人视为珍宝，在辗转相求大师墨宝的众人当中，不乏文化与艺术界的俊杰，其 中有鲁迅、郭沫若、徐悲鸿。他的弟子刘质平更是将大师的书法视作生命，一纸一字都倍加护爱。抗战时为护大师墨宝，刘质平曾解开衣服用自己的身体伏在箱子上 以避风雨，为此病的奄奄一息，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艺术和精神财富
逸事
李叔同年少时喜欢猫，姜丹书在《追忆大师》中写道：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百日维新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李叔同在为名妓李苹香的传记所作的序中，表达了对乐籍的看法。在他看来，乐籍不但是近代文明发达的表现，而且是其动因之一：“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 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又说乐籍之功用，“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务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
李叔同先生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时，担任图画和音乐的教学。这在今天看来无足轻重的两门副课，一经李先生执掌，变成全校最为看重的功课。学校内有 特殊的设备（开天窗、有画架）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并置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虽然课程并没有增加，但每到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 声，图画教室里不断有人在那里石膏模型木碳画，光景宛如一所艺术学校，课余时间，但闻歌声琴声悠扬，假日里经常带领学生外出写生，为此，还闹过一个笑话。 一天，李先生带着几个同学在西湖临摹写生。警察看了新奇，过来问道：“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东阳（浙江金华的一个县名）的”。一学生以为是问籍贯，就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东洋（日本）人？”警察们如临大敌，“哗啦”一下子，摆开了架势……好一阵子解释，警察依旧将信将疑、意犹未竟。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丰子恺回忆：“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李先生及十数个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 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自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 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 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叔同先生平日里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文 艺修养，更注重“器识”的修养。他常常告诫学生，“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他把“先器识而后文艺”，讲解给学生们听，并且说明这里的“显 贵”、“享爵禄”不单纯的解释为做官，应该是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先“器识而后文艺”，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个好人”。
一天，李叔同把他的学生丰子恺等叫到房间，翻开《人谱》，指出其中一节读给学生们听：“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显贵，裴行俭见 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也……’”李出家前，将《人谱》送给了他的学生丰子恺，可惜抗战时期， 该书燹于兵火。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 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 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 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 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李叔同任教于国民政府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他同校任教的日籍老师，教授 图画手工，为人傲慢自负，根本不把自己的中国同行放在眼里，不过唯独对李叔同似乎是敬畏有加。有一次，几名学生找到本田老师，想向他求取几条字幅。不巧的 是，本田的办公室中没有备好的笔墨，大家便建议他到李叔同的办公室中去，借用那里的笔墨。没想到，本田对这个提议很是谨慎，开始并不同意，直到有人说李叔 同已经出校，暂时不会回来，他才勉强同众人到了李叔同的办公室，但还是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并且一再叮嘱，只要李叔同一回来就马上通知他。大家都感到不可 理解，问他为什么。本田一脸严肃的说：“李先生可是个艺术全才，书法、绘画俱佳，音乐也独具造诣，而且连日语都说得那么好，他的办公室我可不感擅入，笔墨 更不能擅用了。”虽然他这么说，但学生们却不理解，因为在他们眼里，李叔同一贯温和友善，素来目中无人的本田更不应该这么畏首畏尾啊。本田的字幅才写完， 外面忽然传来了喊声－李老师回来了，李老师回来了！本田闻听，慌忙扔下手中的笔，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负责望风的那个学生却一脸坏笑地走了进来。 原来，李叔同根本没有回来，那个学生只是想开个玩笑。
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出家为僧，将十多种儿童玩具赠给在北京美术专门 学校任教的知交陈师曾留作纪念，陈于次年又将李的全部赠物画为一条幅，挂于自己的画室中。李叔同赠陈师曾的十多件儿童玩物，实都是中、日两国的民间艺术 品，为李所藏存。计有泥马、竹龙、广东泥鸭、无锡大阿福(泥娃娃)、布老虎、日本的泥偶人和维纳斯石膏像等。次年，陈师曾又将这些赠品画成一条幅，题为 “息斋玩具图”，挂于室内，以不忘旧友。据知，此图“将诸物布置满幅，色彩明丽(惟维纳斯石豪像用水墨)，题跋的大意是：友人李叔同去岁出家杭州，以平日 所爱玩之物，分赠纪念，因图其形象。‘上天下地，同此赏爱者，有几人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陈的画幅和李赠的旧物，都毁失了。
民国时闹了个笑话，北京有家寺庙请人讲佛法，布施四方僧众，当家和尚合计，拟定要请“弘一法师”，谁知去请的和尚搞错了，听成了“红衣法师”，正巧当时西藏的一个大喇嘛来到了北京，那和尚想：大喇嘛不就是身穿红衣吗？一定是他，结果恭恭敬敬请来，方丈和尚傻眼了。
少年黄永玉曾有幸结识弘一法师。当时未满17岁的黄永玉在福建一座山庙前盛开着的玉兰树上摘花，弘一法师在树下问他：“嗳！你摘花干什么呀？”黄永玉年 轻气盛，答道：“老子高兴，要摘就摘！”“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你已经来了两次了。”“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 次。”“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黄永玉口里咬着花枝，从树上跳到了地上，弘一法师邀请他到屋里坐坐。
屋内很简陋，弘一法师 笑着问他：“平常你都干什么呢？……”黄永玉答道：“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打枪，打豺狗、野猪、 野鸡……”于是二人聊了起来，谈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四天后，弘一法师圆寂，他给黄永玉留下了一幅书法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 世人得离苦。”黄永玉在庙中嚎啕大哭。
丰子恺曾在《我与弘一大师》一文中回忆：“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
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是一个驰名于沪的浊世佳公子；后去日本求学时，洋装革履，“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 应聘到南高师任教以后，他又由留洋学生一变而为恂恂儒雅之士：灰粗布袍、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成黑的钢丝边眼镜。布衣布鞋的李叔同，与洋装 时代、曲襟背心时代判若三人。
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丰子恺是他的图画课学生。一日，一同学被某老师怀疑偷窃，正 在拉扯之间，丰子恺出面抱打不平，情急之下给了某老师一拳，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吝于欺师灭祖的大不道。学校教务会议上，被打的某老师坚持要把丰子恺开除，李 叔同最后缓缓发言，学生打老师固然不对，不过老师也有错，说明老师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最后，在李叔同的努力下，丰子恺被记过一次，免于被开除的厄运。
丰子恺回忆李叔同：“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 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 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带着难为情的表情 （我每次在教室外等着，亲自看到的）。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 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 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记得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别的老师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每月的工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
李叔同生平念念不忘的是《论语》中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为他做人为僧之警语也。
李叔同出家后，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法师就坐。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 “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弘一法师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
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 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扫兴的闭门羹。
弘一法师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以免自己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
夏丏尊这样描绘弘一法师：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弘一法师言出必行，抗日战争爆发后，别人劝他离开青岛，他因答应别人，故信守诺言要等到中秋节后。而后随着战事发展，上海正是炮火连天，炸弹如雨，相比 之下，青岛还算平静，夏丏尊写信给弘一法师，劝他暂住青岛。然而，大师是说到做到的决心依计划离开青岛。上海大场陷落的前几天，开明书店接到了弘一大师从 新北门旅社打来的电话。当时夏丏尊没有在书店里，电话是经理章锡琛先生接的。章锡琛接到电话后，立即去看望弘一大师。夏丏尊赶到的时候已是夜间，由于大师 已向章锡琛问过有关他的情况，所以见面时大师并没有问什么。几年不见了，彼此都已觉得老了。大师见丏尊的脸上有愁苦的神情，就笑着劝慰他说：“世间一切， 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大师计划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再回厦门去。第三天，夏丏尊又去看望他。大师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一般人住在里面，似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受惊一次。可弘一大师镇定自若，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佛。此等风光，夏丏尊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天中午，夏丏尊与几位朋友请弘一大师到觉林蔬食馆午餐，然后又要求他到附近的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年春天，夏丏尊把这照片寄给丰子恺一张，附信 则言：“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师最近通讯处：泉州承天寺）。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 发已较前白矣。”
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每天照常工作，并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乖僻
李叔同性格乖僻，经常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有记者访李叔同的《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 文中记者问：“您你的双亲都在吗？”李叔同答曰：“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 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李叔同在俗时的学生刘质平先生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李叔同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
李叔同在出演了《茶花女》而名闻东京后，许多人都以为这样一个一身才气的人，必定风流倜傥，不拘小节，身具名士风范。但是实际上一些真正接触过他的人，却认为李叔同的性格，实际上是有些孤僻的。
有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八点钟见面排练剧本。但是两个人的住处距离非常远，因此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就迟到了十分钟。到了李叔同寓所，递过 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着。当时李叔同已经开始练琴了。看过欧阳予倩的名片，心里颇有怪意。于是，他慢慢走到窗边，推开窗门，看到欧阳予倩正在仰头向上，焦 急等待。看到李叔同，连忙喊道：“叔同，叔同，是我，欧阳予倩！”李叔同并不作答，却反问道：“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几点？”“八点啊。实在对不起！我赶 电车，老远跑来的，而且现在才刚刚八点过十分呢！”李叔同探出身来，一字一句的说，“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八点，你迟到了十分钟。按照我的计划，现在还要 练琴。我没有工夫了，你明天再来吧。”然后也不看欧阳予倩，关上窗门，悠扬的琴声从屋里飘了出来。欧阳予倩吃了闭门羹，心下有些恼怒，却又深知李叔同的脾 性，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只得悻悻而返。
另一位当时也在东京的留学生韩亮侯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他眼里的李叔同，也是有些乖僻的。 有一次碰巧与李叔同一起参加音乐会，却见李叔同衣着不整，褴褛破败，却在一堆光鲜明丽的贵宾中坦然安坐。因此对李叔同的盛名就有些怀疑。但是音乐会后来到 李叔同的房间，却发现环壁皆书，还有一家精美的钢琴，印象才大大改观。不久韩亮侯约了一位朋友去李叔同家，也是稍稍迟到片刻，就被李叔同毫不客气地关在了 门外。众人因为了解了李叔同的处世风格，也只是讪然一笑，随即释怀。
刘质平在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 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只见先生表情为之一变，他以为先生要责怪自己急于求成，正在内疚之际，忽听李叔同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 正值严冬，这天恰好又碰上狂风大雪。刘质平还是准时赴约了。当他走到教室跟前，发现雪地上已经有了脚印，但左右一打量，教室里漆黑一团，四周亦空无一人。 于是刘质平就在廊前冒着风雪静静等候；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忽然，教室里的电灯通明，接着又走出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老师李叔同。此时的李叔 同，显得非常满意的样子，他说刘质平已经是准时赴约且又在廊前冒着风雪等候十余分钟，要他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学生是否守时。此后，刘质平 果真成了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后来李叔同出家后谈到这段经历，曾经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还有一次是在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发现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叔同借一把伞回家。但是李叔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还义正词严 的说，“岳母大人，当初你答应把女儿许配给我的时候，我可没有答应将来下雨借给你伞。”搞得岳母哭笑不得，最后还是淋雨回家。
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风流潇洒的纨绔子弟的不羁习气渐渐淡薄下去，李叔同那种狷介如同白鹤的真实性格开始凸显。他一生行事极其认真，而且律己甚严，由此也延伸到平时的与人交往上。况且李叔同不苟言笑，举止凝重恭严，常人看来，总是有些孤僻和怪异的。
丹心
1905年，李叔同与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创办‘沪学会’，撰《祖国歌》。去日本之前，填‘金缕曲’留别祖国。八月东渡日本。年底，办《音乐小杂志》，在国内发行。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乐座演出话剧《茶花女》，以门票收入赈灾，这也是中国人演话剧之开端。时李叔同在《茶花女》中，饰女主角“玛格丽特”。
李叔同的文艺观，造就了他富有爱国心，热爱祖国的精神品质。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大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 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 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日战争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在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这位“唐末完人”和大历才子的生平资料，嘱高文显作传，便是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对于保全晚节一事，真是极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 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已跃然于字里行 间。
抗战期间，弘一法师在危城厦门致函道友李芳远：“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再次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 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1937年，厦门市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事前恳请弘一大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当时厦门开 运动会，有两个直接的目的：一是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二是募捐拯救四川难民。但弘一大师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 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这便有了如此激昂慷慨的壮歌。《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一生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至孝
李叔同幼年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九岁那年，他奉母携眷到上海定居，住城南草堂。李叔同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自己对丰子恺说过：在他的一生中，唯独跟他母亲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最幸福，此后便一直忧愁，直到出家（李叔同把出家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生母是旧家庭中地位低微的小妾，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有一次听讲《地藏经》，他竟涕泗滂沱，难以自已。
1905年农历二月初五，李叔同的生母王太夫人病逝上海寓所，他哀痛万状，改名李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足见其丧母的心情。六月扶柩北上，七月二十九在天津为母丧举行一次“告别式”。
到达天津以后，李叔同为了母亲与老家的人发生了一起冲突。关于此事，李叔同的长子李端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 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 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为母亲办的这场丧事极不平常，不但打破“外丧不进门”的老规矩，把灵柩抬进了老宅大门，而且是按西式做法办理的。除了致悼词（而非老式的孝子跪地念祭文），全家穿黑衣（老式该穿白衣）送葬以外，最值得我们倾听的是，李叔同亲自奏钢琴，唱悼歌。
在李叔同友人的回忆中，曾提到，李叔同对他们说过，“我的母亲——生母很苦。”他还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言语之间，流露着无限的遗憾之情。
李叔同对母亲的尽孝是十分虔诚而自觉的，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他1918年正月十五日（2月25日）受三皈依后做了一件海青（僧衣）， 及学习两堂佛门的功课，“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1935年，弘一大师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为大师亡母冥诞，大师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情爱（一）
李叔同十八岁时，由母亲做主与俞氏结婚。李叔同的发妻姓俞，在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中，并无她的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道小名蓉儿，是天津卫一位茶商的女儿。她相夫教子，克己持家，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李叔同，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他的长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就没有在家中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当时他可能陪同另一位妻子一起过春节了。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以后，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的老家中生活。
李叔同出家对元配妻子俞氏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俞氏是一个完全旧式的妇女，她没有那位日本妻子所受过的足够的教育以便能不依赖任何的人而独立于世上。根 据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先生的回忆，在李叔同出家之后，俞氏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就到一家刺绣学校里起学绣花，后来又在家中找了几个女伴教他们绣花，但没多久 就散班了。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被天津的家人得知后，李叔同的二哥认为，结发夫人俞氏应当前往杭州劝说李叔同还俗。俞氏知道李叔同的 个性，一旦决定的事就是九牛二虎也难挽回，当时没有前往。到1921年，俞夫人自感将不久于人世，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劝说丈夫还俗。俞氏来到上海，找到了 李叔同的老同学黄炎培和杨白民，苦求他俩。于是，黄杨二人请出了各自的夫人相助。
三位女眷在杭州走访了好多寺庙，终于在玉泉寺找 到了李叔同。三人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一家素食店一起用餐说话。吃饭时，三人问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顿饭吃完，李始终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抬头 看一下女眷。吃完饭，李叔同就告辞归山。俞氏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大哭，李叔同也没有回一下头。俞氏于1926年病逝，享年四十五岁。
注：俞氏到杭州寻找弘一法师的记录来源于黄炎培，但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此事。
情爱（二）
李叔同有过一段寄情声色的生活，时间应该不长，到了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他已经自觉到脱离这种生活的必要性。大约1902年秋，李叔同对这种公 子哥的生活有了担心。1902年秋，李叔同有一封写给许幻园的信，其中写道：“……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 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这封信里写到了 在南京颇为得意的“小楼兄”（即“天涯五友”之一的张小楼），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这段 话说明李叔同已决心放弃“花丛征逐”的生活。
李叔同与上海名妓李苹香有过一段诗缘、情缘。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 郎（章士钊）著的人物传记《李苹香》写了序言。李叔同以笔名惜霜为《李苹香》一书作序，多少是在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李苹香有才女之称，李叔同还有数首书 赠李苹香的诗，而李苹香也有诗作赠与李叔同。
李苹香的真名叫黄碧漪，入乐籍后曾先后化名李金莲、李苹香、谢文漪等。李苹香是著名 的才女，写得一手好诗词。李的居室名叫“天韵阁”，她的好几部诗文集就是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如《天韵阁诗选》、《天韵阁尺牍选》等。李苹香自幼聪颖，爱 好学习，她小时就整日手持诗书吟咏不止，并且显示出了非凡的诗才。她八岁时就开始作诗，据说，当地一位名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她的诗作，读后拍案叫绝地 说：“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据章士钊的《李苹香》一书，记载：1897年，李苹香十八岁时，与 母亲以及异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赛马会。母子三人贪玩了几天，一下子用光了盘缠。当时，他们隔壁正好住着一位潘姓客人，三十来岁，长得丑陋，自称是嘉善 县人，与李苹香老家嘉兴是邻县。当他发现李苹香一家三口困于旅馆无法归家时，就热情地以老乡的名义，表示愿意资助。他让李苹香母女在上海继续玩几天，玩个 尽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几天一过，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苹香为妻。无奈，李苹香只好委屈地听从了母兄之命，跟这个潘某住到了一起。
潘某是个无赖，家中早有妻子儿女。原配妻子见他另结新欢，根本不许他进门。于是，潘某只好带着李苹香来到了苏州。为解决生计，潘某竟然要李苹香去做妓 女，他自己当起了掮客。李苹香就此沦落风尘。不久，潘某带着李苹香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来到上海后，由于李苹香才艺出众，很快被文人们授以“诗妓”之 誉，成为海上名花，声名日盛。
1901年夏，李叔同与母亲、妻子由天津迁往上海。那时，他因赞同康为有、梁启超变法而成了当局眼中的敌人，无奈避祸沪上。由此，李叔同和李苹香相识，两人一见倾心，均有相见恨晚之感，互相引为知己。
李叔同第一次来到李苹香的天韵阁，就以“惜霜仙史”之名赠李苹香七绝三首：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楼上月初斜，惨绿愁红掩映遮。我欲当筵拼一哭，那堪重听《后庭花》。
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河满》一声惊掩面，可怜肠断玉人箫。
后来，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学习，他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了。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才子佳人，诗酒唱和，风花雪月，情深意长。
数年之后，李叔同由于母亲病故，深受刺激，决意告别诗酒风流的上海洋场，远赴日本留学。李叔同与李苹香以诗相识，当然仍是以诗告别，他又写下《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李苹香也写了不少诗回赠李叔同。
1918年，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将自己的存书、书画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赠了出去，其中将名妓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送给了好友夏丏尊。
情爱（三）
1906年，到日本留学的李叔同，在东京结识了他的日本妻子（关于这位女性的名字，相关资料都记录不详，一曰诚子、一曰福基,暂取后者）。两人最初的相识是因为学习西洋绘画的李叔同急需一位女模特。
当时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他开始接触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西洋绘画学习。西洋绘画注重写实，进行人体写实练习是一项必修的课程，然而寻找裸体绘画模特，成了李叔同在刚开始学习西洋绘画时最棘手的问题。
1906年的11月，带着浓浓凉意的秋风开始吹遍了日本东京的各个角落，这一天，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刹那间，李 叔同发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李叔同请福基作自己裸体模特的要求让她觉得十分突然，但福基竟然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理由是她觉得李叔同是一个 有才华的、诚实的中国青年。福基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她评价一番。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由于相同的爱好，又彼此真诚相待，两 人开始跨越画家和模特的界限。
1911年3月，李叔同即将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回国，福基正式提出了与李叔同结婚的要求，并决定同 他一起回中国。回到中国后，李叔同把福基安排在上海居住，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在杭州任教 时，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
1918年正月十五，来到杭州六年后的李叔同，立志舍弃小我普渡众生，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教，和福基的这段12年情缘凄美落幕，从此佛俗异途，各奔前程，永不相叙。
李叔同出家并没有预先告诉在天津的俞氏和上海的福基。对于日籍夫人福基，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并委托杨将她送回日本。福基得到消息，忧思和悲伤之极。她认为李叔同出家已经成为事实，但日本的和尚允许拥有妻室，不一定非把她送回国。她坚决要求再见李叔同一面。
李叔同出家几天后，在上海的福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杨白民的陪同下，从上海赶到杭州，李叔同得知后，不好回避，于是同意在西湖边会面。福基恳求李叔同 不要弃她而遁入空门，但是李叔同去意已定，说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等重要物品，请她处理后作为回国的路费，在送给她一块手表后说道：“你有技术（福基原本学 过医），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福基见丈夫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
福基与李叔同未育有儿女，在李叔同出家后由杨白民按李叔同的委托，将其送回了日本。回到日本，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情爱（四）
据说天津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她与李叔同的爱炽烈而纯洁。李叔同青年时代，经常到协盛园、下天仙 等茶园去看戏。彼时，河北梆子女演员初兴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员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训练，精通字韵和音律的李叔同曾主动为她们做指导，在艺 术方面给她们以帮助。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叔同对杨翠喜也极为倾心，他每天晚上都去为杨翠喜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 家。更难得的是李叔同不仅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更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 盟，共度一生。但因为李叔同的母亲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宣告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也表达了这种浓情蜜意。
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杨翠喜的命运让人唏嘘。光绪末年，庆亲王之子载振贝子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段芝贵为了巴结权贵便将杨翠喜买下献给载振贝子。御史赵启霖联合同僚岑春煊上奏朝廷，要求弹劾，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
最不幸的是那位无端受害的戏曲女演员杨翠喜。她从北京偷偷被送回天津，直接成为盐商家里的小妾。盐商王益孙在住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3间，并带私家戏 楼，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杨翠喜出屋一步，但准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尽管如此，杨翠喜依然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一代名伶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 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详。
红尘
清光绪六年(1880年)阴历九月二十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李筱楼，清朝同治四年，李筱楼五十三岁时中了进士，曾 经在吏部任职，但很快便辞去了官职，回家继承家业，经营盐业和银钱业。有记载说，李筱楼辞去官职后，他的继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最能说明李筱楼和李 鸿章的不一般关系的例证，就是在李筱楼去世后，在丧礼上为他“点主”的就是身为朝廷命官的李鸿章。李叔同的生母为李筱楼侧室，是第三房。在李叔同出生的时 候，他的父亲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而他的母亲却只有二十虚岁。母亲王氏能诗文。李叔同5岁丧父，在母亲的扶养下成长。
李叔同 的儿子李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有这样的描绘李家的富庶：“据我们看门房的老家人张顺对我讲过，说我爷爷在世时，我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 的收入，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张顺说，来‘镖’的时候，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热闹极了。张顺还为我学过来‘镖’时镖行人喊‘来 ——镖——了’的声音。”
李端先生在文中所提到的柜房，就是李家的桐达钱号。这是一个内局性质的钱铺或票号。它就位于李家宅院进 大门以后的五间倒座东房内。李家的桐达钱号，在天津以外的其他地方还设有分号，至少在上海是这样的。李叔同以后南迁上海，由家族中拨给他以供应生活的财产 就是保存在上海的桐达钱号的分号中，以便他随时支用的。
李叔同偏执于艺术本身。这当然首先归功于他富足的家底。如果像其他留学生 一样每天忙于为衣食分心，或者担心会不会被房东无情的赶出，恐怕不会有情调来从事艺术创作，享受精神生活。所以李叔同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从小不曾受过生存 之苦，现在更不必为生计奔波，而且还请得起女仆和私人模特儿，当然就有无尽的闲情逸致。他名下有三十万资产，而当时的一百元就能完全支持一个学生在日本半 年的生活！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就在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一些大的钱庄票号却趁混乱之机宣 布破产，以此来将客户存在号中的银两据为己有。李家的财产也“一倒于义善源票号，再倒于源丰润票号”。另一种说法是，李家的财产是全部投到了盐田中的。但 政府突然宣布将盐田收归国家，致使李家的所有投资均化为乌有。不管是怎么一种情况，李家的破产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李叔同名下的三十万两以上的财产也付之 东流。
李叔同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在津、沪间交往的风尘女性很多，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皆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
皈依
1915年，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师范（中央大学前身)图画音乐教员，每月于杭、宁和沪上家室之间往返。他在杭州 结“乐石社”，被推为社长，亦从吴昌硕游，入“西泠印社”为社员。夏丏尊、姜丹书、马一浮等文坛名人与他往来密切。马一浮已是有名的居士，研究佛学，对李 叔同影响深刻。
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
一次，夏丏尊向李叔同介绍一篇日文杂志上有关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1916年冬，适值寒假，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试验断食二十天，写《断食日记》，取号‘李婴’（取老子“能婴儿乎”语），示脱胎换骨之意。
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李叔同觉得断食不 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断食期间，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 活方式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很有好感。这些无疑使他道心大增。回校后，李叔同虽教习如常，但茹素诵经，言语中机锋已现。
李叔同体弱多病，自认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由。他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为了他出家的近因。
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 《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 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1918年正月初八，李叔同以居士身份再入虎跑定慧寺习静，适逢马一浮介绍其友彭逊之削发出 家，李叔同大受感动，当即皈依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7月，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入虎跑寺正式出家，依了悟上人为第度师，法名演音，号弘一。弘一离校 前，将一生所积之艺术珍品、金钱、衣物全部分散。金表、诗词、书法卷轴、贵重纪念物全部留给夏丏尊。音乐、绘画、戏剧出家前所积的照片，按学生兴趣，分别 留给丰子恺、刘质平、王平陵、李鸿梁等人；衣物、用物，分散给校中的工友；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珍贵饰物、金钱，全数留给日籍夫人；金石作品，全部埋于 “西泠印社”印冢中；油画作品赠给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
李叔同离校当日的情形有回忆说是这样的：“仍旧是浙一师的校工闻玉送他 入山。到了寺中，李叔同拿出一件海青换上，对闻玉合掌为礼，说：“闻居士请回吧。”闻玉事前并不知道李叔同此行的目的，见此状况大惊，一时痛哭失声。在房 间里，李叔同自己动手整理床铺，闻玉请求帮忙，但被李叔同拒绝了。后来，闻玉只好含泪独自下山返回。
而丰子恺的回忆却与此有所不 同。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这样描述了李叔同出家之日的情形：“……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 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 他为‘法师’。……”
李叔同出家后，他的日本妻子来劝，但他不为所动。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
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这七年中，他（李叔同）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 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 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经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 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当时李叔同已经开始穿 出家人的衣服，每次颂念佛经，茹素。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 做了和尚，倒爽快！”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
众说
对李叔同的遁世，历来的研究者们也在多方考察的基础上，得出了多种的结论。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
影 响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从年轻时就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晚年更是耽于佛境，乐善好施。他家中那种常年供奉佛位，烟云缭绕，弥漫着的 佛教气氛给少年时代的李叔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父亲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 经，送他往西天。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李叔同有一位早寡的大侄媳，也是一位佛教徒，李叔同还经常陪她到天津大悲院做佛事，听诵经。
李叔同家里一位姓刘乳母，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如此感伤惆怅、人世无常的诗句。
由于有了这样的心理积淀，到了李叔同步入中年，饱经沧桑后，幼年时的佛教影响又萌发回复，终于导致他归隐佛门。
破产说。李叔同出自天津名门望族，1911年李家所经营的盐业失败，一倒于义源善票号50余万元，继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百万家产荡然无存。李叔 同名下原有30万巨款可以由他支配，随着家族的衰败，他的钱亦化为乌有。鉴于此，有论者以为李叔同是因家也破产而出家。
遁世说。有人认为李叔同曾有过的一段不拒小节、风流浪漫的生活只是表面现象，而在他的内心里则是对现实社会的苦恼、慨叹和烦忧。因此他就如贾宝玉那样，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趋势，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而这种放浪与玩世又正是遁世出家的预兆。
幻灭说。亦有人以为李叔同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并对革命成功寄于极大的希望”然而革命是曲折复杂的。外强的入侵，军阀的混战，使李叔同的理想幻灭，顿感前程暗淡。所以他索性勘破红尘，成了“一心持钵，一心念佛”的和尚。
失恋说。李叔同在俗时的元配俞氏是旧式妇女，他们的婚姻亦属听命于父母，并无感情可言。而李叔同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 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皆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李叔同在日本又娶有日妾，感情应该不错。但香港曾有载文，云此日妾红杏出墙， 东归日本。这种感情上的打击，使李叔同大失所望，终于出家。但这种说法反对的意见很多，认为很是牵强，不足为信。
对于李叔同的出 家，他的学生丰子恺先生以“三层楼”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 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 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 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 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 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 ‘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 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 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 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 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
修行（一）
1918年8月19日，弘一在灵隐寺受比丘戒三十日，因读《宝华传戒正范》、《灵峰辟尼事义集要》，与现实相印证，动悲心，立誓学 戒宏律。次年，弘一春季驻锡玉泉寺，四月到虎跑寺结夏，秋天挂单灵隐，冬残，回玉泉寺，与程中和居士共燃臂香，依天亲“发菩提心论”，发“十大正愿”。
1923年4月，弘一在上海太平寺谒印光大师。腊月，弘一恳请普陀山印光大师列为门墙。后经印光大师劝告专修念佛三昧，并于岁底回到永嘉。次年五月，弘一自温州再至普陀山，参拜印光大师，侍奉七日。
同年八月，弘一的《比丘戒相表记》定搞，由青年僧因弘法师侍编，并由上海穆藕初居士，独资影印一千部。
1926年，弘一法师云游四方，到各地讲经，1926年，他约弘伞法师（程中和居士于民国十年出家之法名），于七月同去江西庐山，参加金光明道场。 1933年5月，法师自厦门应转物老和尚请，去泉州，驻锡开元寺尊胜院。1935年3月，大师去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1936年正月，弘一法师从 草庵扶病到厦门疗养，病中在南普陀养正院讲学。1937年2月，弘一法师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4月，法师应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之 邀，偕传贯、仁开、圆拙诸法侣，与梦参法师，乘太原轮至青岛，讲《随机羯磨》。
弘一法师拜谒佛门高深，同时写下了许多佛家经典著 述。1926年，弘一写《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为近代写经杰作。1930年5月，法师至白马湖，住去岁夏丏尊、刘质平等为他集资建筑的“晚晴山 房”，圈典《行事钞》。九月，法师到慈溪北乡鸣鹤场白湖金仙寺，十月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同时全力研究《华严》，并写成《华严集联三百》。1938年 10月，常法师迎接被困漳州的弘一大师回泉州，道经安海，宏法一月，法缘奇胜，当时有《安海法音录》问世。
1927年3月，政府 有灭佛之议。时闭关于杭州城内吴山常寂光寺的弘一法师召请地方政要集会于寺中，以短简示来宾，席间，婉言微语，潜移默化，然后，默坐良久，出席者读短简， 汗颜不已。散会后，灭佛之说顿熄。弘一的短简中，所言何事，成为一秘。这月17日，弘一为灭佛一事，又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经子渊、马夷初、朱少卿诸师 友，提出整理佛教意见。
1929年4月，弘一法师自厦门回温州，途经福州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篡要》。法师倡印二十五部，请日本出版家内山完造分赠日本各大学及国内重要丛林。
修行（二）
1931年初夏，弘一大师到了五磊寺。他这一次来，自然是为了办南山律学院。然而，他的这次尝试没有能够成功。关于此事，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 中说：“在‘九一八’那年的秋天，弘师想在距离白湖十五里路的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我应主持桂芳和尚之约，同赴上海寻找安心头陀，到一品香找朱子桥将军 筹募开办费，当得一千元由桂芳和尚携甬。因为这大和尚识见浅，容易利令智昏，树不起坚决的教育信念，使弘师订立章程殊多棘手……故等我回白湖，事情莫名其 妙地老早失败了，弘一法师亦已乔迁宁波佛教孤儿院。”
弘一大师对于此事显然十分气愤，他说：“我从出家以来，对于佛教向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缘，心头委实很欢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这样的打击。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经念佛，都是不能。照这情形看来，恐非静养 一二年不可。”他又在给胡宅梵的信中说：“余近二月来，因律学院事牵制逼迫，神经已十分错乱不宁。披阅书籍，往往不能了解其义（昔已解者，今亦不解），几 同废人。现拟静养治疗，未知能复元否。”
1932年11月，53岁的弘一法师第三次去闽南，他自上海至厦门，挂单万寿岩，与性常法师结法侣之缘，自此，弘一法师定居闽南。
1935年4月，弘一大师与寺侣传贯法师，自泉州乘帆船出海，到惠安去弘法。在泉州准备出发之前，许多法侣考虑到大师的身体不好，而到惠安又要渡海，都 力劝他不要去了。然而，弘一大师认为弘法是可以誓舍身命的，岂能被困难吓倒！他主意已定，不了此缘，无以为安。他知道大家都是关心自己，也就含泪辞谢，遂 率传贯、广洽二人在泉州南门外乘帆船出海。这一夜，海面上风大浪高，帆船在浪中行驶，颠簸得十分厉害。大师终夜难眠，默念佛号至于达旦。第二天早晨抵崇 武。他们一行三人又换上小舟，逆风顶浪，冒着阴雨，于午前到达了净峰寺。
在惠安崇五净峰寺，弘一法师有终老于此之念。至崇武后， 因缘不留人，十月法师回到泉州承天寺，在戒期中讲律，之后在回惠安，在乡间宏法，写《惠安宏法日记》。十一月后，法师染病，回泉州草庵寺，一病六个月，病 中再立遗嘱，交由传贯法师执行。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的处分，其弟子传贯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 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 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1937年，弘一大师从青岛回厦门，途经上海，与夏丏尊晤面于旅邸，这一双挚友，一别六年，由夏请师摄影一帧。法师回厦门后，厦门面临战火威胁，师发愿与危城共存亡，除非厦门解厄不他行。直到岁底，始去泉州草庵。
1938年正月至四月，弘一法师在泉州、惠安、鼓浪屿宏法，写字结缘。厦门沦陷前四天(阳历五月八日)，法师受漳州(龙溪)佛教界之请，去漳州宏法，得免陷于危城，但却因此羁于漳州。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取了劝告，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李叔同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佛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佛教修行为目 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 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大家。
清心
弘一大师是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律宗以着重研习和传持戒律而得名，因其创始人唐代道宣久居终南山，故称南山律宗。在佛教的许多 宗派中，律宗是最重实践的一宗。根据戒律规定，一个人出家受了戒后，必须五年学戒，不离依止，如此才能在僧团里独立生活。弘一按照佛制，学律持律，以自己 严格的持戒行动。弘一受戒后，严格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大约在上午六时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时。他对饮食的要求非常简单，从不浪费，生活 用品都是出家时的物件，二十六年来，未尝更易。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在泉州的弘一大师纪念馆中，这些遗物还可以见到。
弘一大师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
夏丏尊曾赠给他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弘一大师在寺院里潜心修行，一天，好友夏丏尊来看望他。正赶上弘一大师吃饭．只有一碗白米饭和一碗咸菜。夏老就问他，不觉得太咸吗？弘一大师淡淡地说， 咸有咸的好。等用过饭，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夏丏尊问他，也不用茶，不觉得太淡了吗？弘一法师淡淡的说，淡有淡的好。
出家 原为解脱，要想解脱，首先必须远离贪著。所以佛陀在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重操旧业，以免妨碍修道。弘一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学问，唯以书法接引众 生。在居住方面，佛制比丘当常易住处，勿于一处贪著不舍。弘一的出家生涯，居无定所，一衲一钵，行云流水，动止安祥，威仪寂静，充分体现出无挂无碍的解脱 心境。
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
弘一法师后半生仅只破布鞋雨伞随身，吃饭连油也不肯放。平时大师修佛，每天只是在房中念佛，寻常人事一个也不肯见。
[SIZE=-1][/SIZE]圆寂
1939年2月，60岁的弘一法师自泉州乘车去永春山中蓬壶乡普济顶寺潜居五百七十二天，在此编著律学多种，并在此渡六十周甲世寿。因法师与外界断缘，外界传说弘一大师圆寂于此。初夏，画家徐悲鸿，在新加坡为师绘巨幅油画像，存广洽法师处。
1940年10月，弘一法师去南安洪濑灵应寺闭方便关，性常、广洽法师等影印《金刚经》，丰子恺绘《护生画集续集》为师寿。次年4月，弘一法师去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寄书各地师友，暗示行将告别。十一月，至泉州，作最后一次宏法活动，腊月底，回福林寺。
1942年2月，弘一大师应惠安县长石有纪请，至灵瑞山讲经，相约不迎、不送、不请斋。3月，法师回泉州，挂锡百原寺，不久移居“温陵养老院”停止一切 活动。八月十五日、十六日两天，法师在温陵养老院，讲《八大人觉经》，这也是弘一大师最后一次讲经，同时在养老院向院中老人讲《净土法要》。8月23日， 大师微疾，但依旧写字与晋江中学学生结缘。28日下午，大师嘱寺侣妙莲法师到室内写遗书。9月1日上午，大师为黄福海居士写纪念册两本，下午四时写“悲欣 交集”四字，交与妙莲法师（这是弘一大师最后遗墨）。9月4日（阳历十月十三）下午八时，弘一大师又胁而卧，安详圆寂于养老院“晚晴室”，遗嘱由妙连法师 执行。临终前，师已分函上海夏丏尊、刘质平，向他们告别。
弘一大师致夏丐尊的遗书：“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遵照大师的遗嘱，在大师圆寂七天后，即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下午七时，在承天寺举行火化，色身仅穿旧短裤，依律而行。火化历一小时，荼毗时，多色火焰剧烈上升。在一百日内，由骨灰中，拣出各色舍利一千八百粒，舍利块六百多块。舍利由妙莲法师供养。
以后，弘一法师的遗骨分别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两处皆有法师的灵塔。到十年‘文革’期间，被毁
评誉
太虚大师曾为李叔同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先生评价弘一大师的一生为：“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的艺术生涯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挚友夏丏尊的挽联云：“垂涅槃赋偈相诀，旧两相忘，热情应啸溪虎；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好友叶青眼的挽联云：“叹我公毕生修持僧伽志行，力求圆满，堪称一物无遗，寸丝不苟；信温陵此日各界人士心情，所获教益，应似千江印月，万木迎春。”
李叔同的俗侄李晋章的挽联云：“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像真堪痛绝乎。”
李叔同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文化巨擎誉为“一字千斤”，值得用一生的时间静静体悟。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一生的几次变化：“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
挚友夏丏尊评价弘一大师：“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林语堂评价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 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生平添了一 分新的骄傲。”
鲁迅评价弘一大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郭沫 若在写给弘一法师的信中说：“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 艺，殆见到之言耳。”（郭沫若于1942年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 士澄览”、郭沫若写此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
周总理生前曾嘱咐著名剧作家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八十年代初，当代著名画家刘海粟先生发表的一篇名为《大师》的文章里这样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时，日本天皇还向江泽民主席提起弘一大师的事迹。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二十三、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年），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著名的佛教僧侶。
关键词：
风华、才情、绘画、音乐、戏剧、书法、逸事、性情、丹心、
至孝、婚姻、红尘、皈依、众说、修行、清心、功德、圆寂、评誉
风华
丰子恺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对上海时期的李叔同做过这样的描述：“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 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这是光绪年间上海最时髦的打扮），真是当 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
李叔同来到东京后，就剪去了长辫，而且很快就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日本人根本看不出分别。一 个曾经采访过李叔同的日本记者说，李叔同是一个圆肩膀儿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着藏青色的和服，腰间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则是三七分的发型，语调 一贯平和安详。
丰子恺先生回忆中的浙一师时期的李叔同是：
“……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 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 究。虽然布衣，形式却很称身，色泽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 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他（李叔同）不请假的时候，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李先生的高高 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 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了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 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 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到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起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向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 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 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姜丹书回忆李叔同：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才情
据说李叔同7岁就能日诵五百，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李叔同婚后奉母迁居上海。这时袁希濂、许幻园（金荣）等在城南草堂组织一个“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课卷由张蒲友孝廉评阅，定其甲乙。这一年，李叔同十九岁，初入文社写作俱佳。许幻园爱李叔同的其才华，便请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特辟一室，亲题“李庐”二字赠他。
早年在上海时，李叔同与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宝山袁希濂、华亭许幻园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有《题天涯五友图》诗 五首，描写五人不同的性格。其中有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社陵呼小友！”就是咏李叔同。
这个时期，李叔同又与常熟乌目山僧（宗仰）、德清汤伯迟、上海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版书画报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这是上海书画界最初出版的报纸。李叔同（署名李漱筒）曾于该报刊登鬻书和篆刻润例。
李叔同曾入蔡元培任教的南洋公学读书。当时李叔同改名李广平。蔡元培上课，由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教授批改，每月课文一次；蔡氏又教学生读日本文 法，令自译日文书籍，暗中鼓吹民权思想。南洋公学特班聘请一九零三年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就是李广平在南洋公学读书时期所译 的。当时同学为蔡元培赏识的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沈（无量）、李广平（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一 时之秀，后来成为各方面的有名人物。
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存世。
李叔同是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又是国际上声誉甚 高的知名人士。他在音乐、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与动植物保护、人体断食实验诸方面均有 创造性发展。
绘画
李叔同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李叔同是第一个把西洋绘画思想引进到中国，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 要改良的思潮。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留存有《自画像》、《素描头 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
1905年李叔同赴日本，是年秋，在留学生所办《醒狮》杂志上，发表《图画修得法》、 《水彩画法略说》等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1906年，李叔同考入日本美术教育最高学府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指导教师为黑田清辉，成为中国第一批美 术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得以大量吸收西洋美术理论，又受到东洋美术的熏陶。10月4日的日本《国民新闻》以《清国人志于洋画》为题报道了李叔同在东京上野美 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的情景，并刊登了他的肖像照片。报道是如此描写的：“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壁上的黑田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 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 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1911 年3月，李叔同学成回国，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任教，1912年被聘任为《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李叔同上任不久，副刊就出现了“西洋画 法”专栏，连载木炭画、石膏写生教授法，大力推广西洋美术。注重传统文化传承的李叔同还将他收藏的大量碑刻中的《魏王僧墓志》刊登在画报上，并亲手题写 “叔同藏”的题词。而他在《太平洋画报》曾经刊登的大量美术广告艺术作品使许多李叔同的研究者都视他为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
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执教6个年头。教学中，李叔同改变一味临摹的传统教学法，设立画室，画石膏像和模特儿，成为我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
他率学生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去进行野外写生，也为全国之首创；教学之余，他领导学生成立了业余“乐石社”，学习金石、木刻等；他与夏丏尊担任指导，出版《白阳》艺术杂志，进行艺术启蒙教育，它成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校刊。
内山完造曾在《弘一律师》一文中评价他：“……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右者”。
音乐
还在“沪学会”补习科时，李叔同就注意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亲自创作并教学生唱歌，从《诗经》、《楚 辞》和古诗词中选出十三篇，配上西洋和日本音乐的曲调，连同中国戏曲中两段昆曲的译谱合编成集，做成《国学唱歌集》，并于1905年编印出版，供学校教学 所用。其中，他为学员作词配曲的《祖国歌》传遍了全国，成为最早的著名爱国歌曲。
1906年，李叔同创办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刊物 《音乐小杂志》。创刊号是李叔同在日本东京编印后寄至国内发行的。该期除日本人所作的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 纂、词府各栏均由李叔同以“息霜”的笔名一人包办。创刊号发表有《(音乐小杂志)序》、《乐圣比独芬（贝多芬）传》、《近世乐曲大意》，及教育歌曲《我的 国》、《春郊赛跑》，别体唱歌《隋堤柳》，杂感《呜呼！词章！》《论音乐之感动力》等十几篇稿件，其中乐歌《我的国》成为李叔同的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 曲。
李叔同一生写了90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
李叔同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成为经典名曲。他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合唱歌曲。
1927年年底，丰子恺、裘梦痕将老师弘一法师的名曲《朝阳》、《忆儿时》、《送别》、《悲秋》……等二十多首，选入《中文名歌五十曲》一书，作为国内各级学校音乐教材。
李叔同作歌，讲求淡雅脱俗，追求意境，因而感动了大批青年学子。丰子恺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赞扬老师：“西洋名曲所以传唱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那样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乐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 春游
春风吹面薄于纱， 春人妆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 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 柳花委地芥花香。
莺啼陌上人归去， 花外疏钟送夕阳。
戏剧
李叔同自小爱好戏剧。他9岁那年，第一次看到戏班的演出，随即激起他对京剧的兴趣。李叔同在天津时期，对戏剧艺术已发生浓厚 的兴趣，他曾结识孙处、杨小楼、刘永奎等京剧名角，对梆子坤伶杨翠喜的演艺更是欣赏。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期间适逢上海兴起学生演剧活动，这对李叔同的影 响很大。
1902年11月，李叔同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曾主持演 出了“文野婚姻”等四出新剧。他自己写作剧本，并作诗《沪学会〈文野婚姻〉新戏册撰成感赋》以资纪念。“文野婚姻”一剧可说是李叔同探索新剧的习作。 1904年，李叔同在上海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李叔同在《虫八蜡庙》中既演过黄天霸，又演过褚彪。在《白水 滩》中，李叔同扮演的是穆玉玑，这是一出打斗见长的剧目。从行当上看，前者是老生，后者是武生，显露了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才能。
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1906年冬，李叔同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春柳社。春柳社的诞生，受到日本新派剧的影响，新派剧是日本戏剧从歌舞伎到新剧（话剧）的一种过渡形式。倡导者 把演剧作为宣传手段，直接宣传民主政治。这些对春柳社的诞生与演剧活动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春柳社成立时，正是清王朝面临崩溃、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 起的时候。
1907年春，春柳社在东京骏河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这是中国话剧艺术实践的 第一部，也是中国话剧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孝谷饰杜法尔，唐肯饰亚芒。演出是为参加日本东京中国青年会为国内徐淮水灾 举行的一个赈灾筹款游艺会。因为是游艺会性质，又是第一次的尝试，只演出了该剧的第三幕，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轰动效应。
演出 结束，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芝居》杂志上发表的《对於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 （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 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举“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赞扬之余，惊为创举。他们的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这种演出形 态，可以说，已是话剧了。
《茶花女》的演出，同样让中国人感到兴奋，许多人都以接近春柳社，认识李叔同为荣。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 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并频频粉墨登场。后来，欧阳予倩回国 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1907的6月，春柳社开始了称为“春 柳社演艺大会”的第二次公演，演出的《黑奴吁天录》又一次造成了轰动。《黑奴吁天录》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内容描写美国黑人在白人统治下所过的 非人生活。剧本由曾孝谷根据林纾、魏易翻译的小说改编，李叔同负责舞台美术设计。日本新派剧演员藤泽浅二郎先生亲临排练场指导。李叔同在该剧中饰演爱米丽 夫人及破醉汉两个角色。这场演出再一次在东京演剧界引起巨大反响，曾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好评。在伊原青青园写的20多页的剧评中，认为 中国青年的这种演剧象征着中国民族将来的无限前途。（见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早稻田文学》七月号《清国人之学生剧》）。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戏剧博物 馆里，至今仍珍藏着这次演出的证明书《开丁未演艺大会的趣意》。
据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 “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 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他还在《黑奴吁天录》中饰演了爱美柳夫 人。为了演剧，他还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
春柳社的第三次演出是1907年冬天（一说 1908年春天），地点是日本常磬馆，剧目是两个独幕剧，一个是李叔同主演的《天生相怜》，饰演的还是“旦角”，另一个是《画家与其妹》。李叔同对话剧十 分投入，为了春柳社，他花掉了父亲遗产中的大部分款额。然而才气洋溢的他终于在演出《天生相怜》时扫了兴，有人评论他的扮相不好，春柳社里又有人与他意见 不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淡下去。
书法
李叔同少年时师从天津唐静岩，着力于习写秦汉三国时代的小篆碑刻和汉隶石刻墨迹，对《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等碑反复临 习。他认为篆字是隶书、行书及楷书的基础，只有先学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国文字一笔一划的来历。他主张的练字方法是：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由篆而隶，再学隶 入楷，楷成学草。李书同临摹的功夫非常深厚，达到了学什么象什么，结构、神态、章法、气韵无不神似的境地。他早期的作品多“凝重厚实，舒展劲健，笔意开 张，多方折、侧锋、翻转。”
李叔同习字虽重临摹，但并不因袭模为了博采众长，综合融会，“他请唐静岩遍书各体，以作李叔同学习书法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
书法是李叔同毕生的爱好，青年时致力于临碑。李叔同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彻底放下尘缘，超然物外，几乎搁置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佛教家的弘一法师。诸艺俱 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大师割舍（以书法表佛法），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
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 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 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
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 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 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
马一浮在《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李叔同的弟子刘质平说：“先师的书法是一生艺术作品中最宝贵的结晶，达到返璞归真、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笔笔锋藏，笔笔神敛。写这种字必须要心神不乱有高度镇静的功夫，然后运之于腕，贯之于笔，传之于纸，才能有敛神藏锋的气韵。”
李叔同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的书法被世人视为珍宝，在辗转相求大师墨宝的众人当中，不乏文化与艺术界的俊杰，其 中有鲁迅、郭沫若、徐悲鸿。他的弟子刘质平更是将大师的书法视作生命，一纸一字都倍加护爱。抗战时为护大师墨宝，刘质平曾解开衣服用自己的身体伏在箱子上 以避风雨，为此病的奄奄一息，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艺术和精神财富
逸事
李叔同年少时喜欢猫，姜丹书在《追忆大师》中写道：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百日维新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李叔同在为名妓李苹香的传记所作的序中，表达了对乐籍的看法。在他看来，乐籍不但是近代文明发达的表现，而且是其动因之一：“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 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又说乐籍之功用，“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务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
李叔同先生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时，担任图画和音乐的教学。这在今天看来无足轻重的两门副课，一经李先生执掌，变成全校最为看重的功课。学校内有 特殊的设备（开天窗、有画架）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并置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虽然课程并没有增加，但每到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 声，图画教室里不断有人在那里石膏模型木碳画，光景宛如一所艺术学校，课余时间，但闻歌声琴声悠扬，假日里经常带领学生外出写生，为此，还闹过一个笑话。 一天，李先生带着几个同学在西湖临摹写生。警察看了新奇，过来问道：“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东阳（浙江金华的一个县名）的”。一学生以为是问籍贯，就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东洋（日本）人？”警察们如临大敌，“哗啦”一下子，摆开了架势……好一阵子解释，警察依旧将信将疑、意犹未竟。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丰子恺回忆：“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李先生及十数个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 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自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 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 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叔同先生平日里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文 艺修养，更注重“器识”的修养。他常常告诫学生，“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他把“先器识而后文艺”，讲解给学生们听，并且说明这里的“显 贵”、“享爵禄”不单纯的解释为做官，应该是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先“器识而后文艺”，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个好人”。
一天，李叔同把他的学生丰子恺等叫到房间，翻开《人谱》，指出其中一节读给学生们听：“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显贵，裴行俭见 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也……’”李出家前，将《人谱》送给了他的学生丰子恺，可惜抗战时期， 该书燹于兵火。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 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 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 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 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李叔同任教于国民政府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他同校任教的日籍老师，教授 图画手工，为人傲慢自负，根本不把自己的中国同行放在眼里，不过唯独对李叔同似乎是敬畏有加。有一次，几名学生找到本田老师，想向他求取几条字幅。不巧的 是，本田的办公室中没有备好的笔墨，大家便建议他到李叔同的办公室中去，借用那里的笔墨。没想到，本田对这个提议很是谨慎，开始并不同意，直到有人说李叔 同已经出校，暂时不会回来，他才勉强同众人到了李叔同的办公室，但还是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并且一再叮嘱，只要李叔同一回来就马上通知他。大家都感到不可 理解，问他为什么。本田一脸严肃的说：“李先生可是个艺术全才，书法、绘画俱佳，音乐也独具造诣，而且连日语都说得那么好，他的办公室我可不感擅入，笔墨 更不能擅用了。”虽然他这么说，但学生们却不理解，因为在他们眼里，李叔同一贯温和友善，素来目中无人的本田更不应该这么畏首畏尾啊。本田的字幅才写完， 外面忽然传来了喊声－李老师回来了，李老师回来了！本田闻听，慌忙扔下手中的笔，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负责望风的那个学生却一脸坏笑地走了进来。 原来，李叔同根本没有回来，那个学生只是想开个玩笑。
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出家为僧，将十多种儿童玩具赠给在北京美术专门 学校任教的知交陈师曾留作纪念，陈于次年又将李的全部赠物画为一条幅，挂于自己的画室中。李叔同赠陈师曾的十多件儿童玩物，实都是中、日两国的民间艺术 品，为李所藏存。计有泥马、竹龙、广东泥鸭、无锡大阿福(泥娃娃)、布老虎、日本的泥偶人和维纳斯石膏像等。次年，陈师曾又将这些赠品画成一条幅，题为 “息斋玩具图”，挂于室内，以不忘旧友。据知，此图“将诸物布置满幅，色彩明丽(惟维纳斯石豪像用水墨)，题跋的大意是：友人李叔同去岁出家杭州，以平日 所爱玩之物，分赠纪念，因图其形象。‘上天下地，同此赏爱者，有几人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陈的画幅和李赠的旧物，都毁失了。
民国时闹了个笑话，北京有家寺庙请人讲佛法，布施四方僧众，当家和尚合计，拟定要请“弘一法师”，谁知去请的和尚搞错了，听成了“红衣法师”，正巧当时西藏的一个大喇嘛来到了北京，那和尚想：大喇嘛不就是身穿红衣吗？一定是他，结果恭恭敬敬请来，方丈和尚傻眼了。
少年黄永玉曾有幸结识弘一法师。当时未满17岁的黄永玉在福建一座山庙前盛开着的玉兰树上摘花，弘一法师在树下问他：“嗳！你摘花干什么呀？”黄永玉年 轻气盛，答道：“老子高兴，要摘就摘！”“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你已经来了两次了。”“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 次。”“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黄永玉口里咬着花枝，从树上跳到了地上，弘一法师邀请他到屋里坐坐。
屋内很简陋，弘一法师 笑着问他：“平常你都干什么呢？……”黄永玉答道：“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打枪，打豺狗、野猪、 野鸡……”于是二人聊了起来，谈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四天后，弘一法师圆寂，他给黄永玉留下了一幅书法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 世人得离苦。”黄永玉在庙中嚎啕大哭。
丰子恺曾在《我与弘一大师》一文中回忆：“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
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是一个驰名于沪的浊世佳公子；后去日本求学时，洋装革履，“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 应聘到南高师任教以后，他又由留洋学生一变而为恂恂儒雅之士：灰粗布袍、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成黑的钢丝边眼镜。布衣布鞋的李叔同，与洋装 时代、曲襟背心时代判若三人。
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丰子恺是他的图画课学生。一日，一同学被某老师怀疑偷窃，正 在拉扯之间，丰子恺出面抱打不平，情急之下给了某老师一拳，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吝于欺师灭祖的大不道。学校教务会议上，被打的某老师坚持要把丰子恺开除，李 叔同最后缓缓发言，学生打老师固然不对，不过老师也有错，说明老师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最后，在李叔同的努力下，丰子恺被记过一次，免于被开除的厄运。
丰子恺回忆李叔同：“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 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 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带着难为情的表情 （我每次在教室外等着，亲自看到的）。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 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 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记得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别的老师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每月的工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
李叔同生平念念不忘的是《论语》中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为他做人为僧之警语也。
李叔同出家后，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法师就坐。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 “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弘一法师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
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 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扫兴的闭门羹。
弘一法师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以免自己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
夏丏尊这样描绘弘一法师：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弘一法师言出必行，抗日战争爆发后，别人劝他离开青岛，他因答应别人，故信守诺言要等到中秋节后。而后随着战事发展，上海正是炮火连天，炸弹如雨，相比 之下，青岛还算平静，夏丏尊写信给弘一法师，劝他暂住青岛。然而，大师是说到做到的决心依计划离开青岛。上海大场陷落的前几天，开明书店接到了弘一大师从 新北门旅社打来的电话。当时夏丏尊没有在书店里，电话是经理章锡琛先生接的。章锡琛接到电话后，立即去看望弘一大师。夏丏尊赶到的时候已是夜间，由于大师 已向章锡琛问过有关他的情况，所以见面时大师并没有问什么。几年不见了，彼此都已觉得老了。大师见丏尊的脸上有愁苦的神情，就笑着劝慰他说：“世间一切， 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大师计划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再回厦门去。第三天，夏丏尊又去看望他。大师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一般人住在里面，似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受惊一次。可弘一大师镇定自若，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佛。此等风光，夏丏尊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天中午，夏丏尊与几位朋友请弘一大师到觉林蔬食馆午餐，然后又要求他到附近的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年春天，夏丏尊把这照片寄给丰子恺一张，附信 则言：“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师最近通讯处：泉州承天寺）。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 发已较前白矣。”
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每天照常工作，并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乖僻
李叔同性格乖僻，经常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有记者访李叔同的《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 文中记者问：“您你的双亲都在吗？”李叔同答曰：“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 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李叔同在俗时的学生刘质平先生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李叔同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
李叔同在出演了《茶花女》而名闻东京后，许多人都以为这样一个一身才气的人，必定风流倜傥，不拘小节，身具名士风范。但是实际上一些真正接触过他的人，却认为李叔同的性格，实际上是有些孤僻的。
有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八点钟见面排练剧本。但是两个人的住处距离非常远，因此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就迟到了十分钟。到了李叔同寓所，递过 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着。当时李叔同已经开始练琴了。看过欧阳予倩的名片，心里颇有怪意。于是，他慢慢走到窗边，推开窗门，看到欧阳予倩正在仰头向上，焦 急等待。看到李叔同，连忙喊道：“叔同，叔同，是我，欧阳予倩！”李叔同并不作答，却反问道：“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几点？”“八点啊。实在对不起！我赶 电车，老远跑来的，而且现在才刚刚八点过十分呢！”李叔同探出身来，一字一句的说，“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八点，你迟到了十分钟。按照我的计划，现在还要 练琴。我没有工夫了，你明天再来吧。”然后也不看欧阳予倩，关上窗门，悠扬的琴声从屋里飘了出来。欧阳予倩吃了闭门羹，心下有些恼怒，却又深知李叔同的脾 性，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只得悻悻而返。
另一位当时也在东京的留学生韩亮侯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他眼里的李叔同，也是有些乖僻的。 有一次碰巧与李叔同一起参加音乐会，却见李叔同衣着不整，褴褛破败，却在一堆光鲜明丽的贵宾中坦然安坐。因此对李叔同的盛名就有些怀疑。但是音乐会后来到 李叔同的房间，却发现环壁皆书，还有一家精美的钢琴，印象才大大改观。不久韩亮侯约了一位朋友去李叔同家，也是稍稍迟到片刻，就被李叔同毫不客气地关在了 门外。众人因为了解了李叔同的处世风格，也只是讪然一笑，随即释怀。
刘质平在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 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只见先生表情为之一变，他以为先生要责怪自己急于求成，正在内疚之际，忽听李叔同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 正值严冬，这天恰好又碰上狂风大雪。刘质平还是准时赴约了。当他走到教室跟前，发现雪地上已经有了脚印，但左右一打量，教室里漆黑一团，四周亦空无一人。 于是刘质平就在廊前冒着风雪静静等候；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忽然，教室里的电灯通明，接着又走出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老师李叔同。此时的李叔 同，显得非常满意的样子，他说刘质平已经是准时赴约且又在廊前冒着风雪等候十余分钟，要他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学生是否守时。此后，刘质平 果真成了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后来李叔同出家后谈到这段经历，曾经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还有一次是在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发现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叔同借一把伞回家。但是李叔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还义正词严 的说，“岳母大人，当初你答应把女儿许配给我的时候，我可没有答应将来下雨借给你伞。”搞得岳母哭笑不得，最后还是淋雨回家。
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风流潇洒的纨绔子弟的不羁习气渐渐淡薄下去，李叔同那种狷介如同白鹤的真实性格开始凸显。他一生行事极其认真，而且律己甚严，由此也延伸到平时的与人交往上。况且李叔同不苟言笑，举止凝重恭严，常人看来，总是有些孤僻和怪异的。
丹心
1905年，李叔同与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创办‘沪学会’，撰《祖国歌》。去日本之前，填‘金缕曲’留别祖国。八月东渡日本。年底，办《音乐小杂志》，在国内发行。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乐座演出话剧《茶花女》，以门票收入赈灾，这也是中国人演话剧之开端。时李叔同在《茶花女》中，饰女主角“玛格丽特”。
李叔同的文艺观，造就了他富有爱国心，热爱祖国的精神品质。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大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 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 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日战争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在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这位“唐末完人”和大历才子的生平资料，嘱高文显作传，便是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对于保全晚节一事，真是极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 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已跃然于字里行 间。
抗战期间，弘一法师在危城厦门致函道友李芳远：“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再次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 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1937年，厦门市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事前恳请弘一大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当时厦门开 运动会，有两个直接的目的：一是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二是募捐拯救四川难民。但弘一大师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 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这便有了如此激昂慷慨的壮歌。《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一生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至孝
李叔同幼年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九岁那年，他奉母携眷到上海定居，住城南草堂。李叔同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自己对丰子恺说过：在他的一生中，唯独跟他母亲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最幸福，此后便一直忧愁，直到出家（李叔同把出家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生母是旧家庭中地位低微的小妾，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有一次听讲《地藏经》，他竟涕泗滂沱，难以自已。
1905年农历二月初五，李叔同的生母王太夫人病逝上海寓所，他哀痛万状，改名李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足见其丧母的心情。六月扶柩北上，七月二十九在天津为母丧举行一次“告别式”。
到达天津以后，李叔同为了母亲与老家的人发生了一起冲突。关于此事，李叔同的长子李端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 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 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为母亲办的这场丧事极不平常，不但打破“外丧不进门”的老规矩，把灵柩抬进了老宅大门，而且是按西式做法办理的。除了致悼词（而非老式的孝子跪地念祭文），全家穿黑衣（老式该穿白衣）送葬以外，最值得我们倾听的是，李叔同亲自奏钢琴，唱悼歌。
在李叔同友人的回忆中，曾提到，李叔同对他们说过，“我的母亲——生母很苦。”他还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言语之间，流露着无限的遗憾之情。
李叔同对母亲的尽孝是十分虔诚而自觉的，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他1918年正月十五日（2月25日）受三皈依后做了一件海青（僧衣）， 及学习两堂佛门的功课，“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1935年，弘一大师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为大师亡母冥诞，大师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情爱（一）
李叔同十八岁时，由母亲做主与俞氏结婚。李叔同的发妻姓俞，在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中，并无她的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道小名蓉儿，是天津卫一位茶商的女儿。她相夫教子，克己持家，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李叔同，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他的长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就没有在家中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当时他可能陪同另一位妻子一起过春节了。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以后，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的老家中生活。
李叔同出家对元配妻子俞氏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俞氏是一个完全旧式的妇女，她没有那位日本妻子所受过的足够的教育以便能不依赖任何的人而独立于世上。根 据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先生的回忆，在李叔同出家之后，俞氏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就到一家刺绣学校里起学绣花，后来又在家中找了几个女伴教他们绣花，但没多久 就散班了。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被天津的家人得知后，李叔同的二哥认为，结发夫人俞氏应当前往杭州劝说李叔同还俗。俞氏知道李叔同的 个性，一旦决定的事就是九牛二虎也难挽回，当时没有前往。到1921年，俞夫人自感将不久于人世，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劝说丈夫还俗。俞氏来到上海，找到了 李叔同的老同学黄炎培和杨白民，苦求他俩。于是，黄杨二人请出了各自的夫人相助。
三位女眷在杭州走访了好多寺庙，终于在玉泉寺找 到了李叔同。三人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一家素食店一起用餐说话。吃饭时，三人问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顿饭吃完，李始终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抬头 看一下女眷。吃完饭，李叔同就告辞归山。俞氏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大哭，李叔同也没有回一下头。俞氏于1926年病逝，享年四十五岁。
注：俞氏到杭州寻找弘一法师的记录来源于黄炎培，但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此事。
情爱（二）
李叔同有过一段寄情声色的生活，时间应该不长，到了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他已经自觉到脱离这种生活的必要性。大约1902年秋，李叔同对这种公 子哥的生活有了担心。1902年秋，李叔同有一封写给许幻园的信，其中写道：“……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 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这封信里写到了 在南京颇为得意的“小楼兄”（即“天涯五友”之一的张小楼），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这段 话说明李叔同已决心放弃“花丛征逐”的生活。
李叔同与上海名妓李苹香有过一段诗缘、情缘。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 郎（章士钊）著的人物传记《李苹香》写了序言。李叔同以笔名惜霜为《李苹香》一书作序，多少是在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李苹香有才女之称，李叔同还有数首书 赠李苹香的诗，而李苹香也有诗作赠与李叔同。
李苹香的真名叫黄碧漪，入乐籍后曾先后化名李金莲、李苹香、谢文漪等。李苹香是著名 的才女，写得一手好诗词。李的居室名叫“天韵阁”，她的好几部诗文集就是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如《天韵阁诗选》、《天韵阁尺牍选》等。李苹香自幼聪颖，爱 好学习，她小时就整日手持诗书吟咏不止，并且显示出了非凡的诗才。她八岁时就开始作诗，据说，当地一位名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她的诗作，读后拍案叫绝地 说：“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据章士钊的《李苹香》一书，记载：1897年，李苹香十八岁时，与 母亲以及异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赛马会。母子三人贪玩了几天，一下子用光了盘缠。当时，他们隔壁正好住着一位潘姓客人，三十来岁，长得丑陋，自称是嘉善 县人，与李苹香老家嘉兴是邻县。当他发现李苹香一家三口困于旅馆无法归家时，就热情地以老乡的名义，表示愿意资助。他让李苹香母女在上海继续玩几天，玩个 尽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几天一过，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苹香为妻。无奈，李苹香只好委屈地听从了母兄之命，跟这个潘某住到了一起。
潘某是个无赖，家中早有妻子儿女。原配妻子见他另结新欢，根本不许他进门。于是，潘某只好带着李苹香来到了苏州。为解决生计，潘某竟然要李苹香去做妓 女，他自己当起了掮客。李苹香就此沦落风尘。不久，潘某带着李苹香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来到上海后，由于李苹香才艺出众，很快被文人们授以“诗妓”之 誉，成为海上名花，声名日盛。
1901年夏，李叔同与母亲、妻子由天津迁往上海。那时，他因赞同康为有、梁启超变法而成了当局眼中的敌人，无奈避祸沪上。由此，李叔同和李苹香相识，两人一见倾心，均有相见恨晚之感，互相引为知己。
李叔同第一次来到李苹香的天韵阁，就以“惜霜仙史”之名赠李苹香七绝三首：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楼上月初斜，惨绿愁红掩映遮。我欲当筵拼一哭，那堪重听《后庭花》。
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河满》一声惊掩面，可怜肠断玉人箫。
后来，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学习，他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了。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才子佳人，诗酒唱和，风花雪月，情深意长。
数年之后，李叔同由于母亲病故，深受刺激，决意告别诗酒风流的上海洋场，远赴日本留学。李叔同与李苹香以诗相识，当然仍是以诗告别，他又写下《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李苹香也写了不少诗回赠李叔同。
1918年，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将自己的存书、书画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赠了出去，其中将名妓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送给了好友夏丏尊。
情爱（三）
1906年，到日本留学的李叔同，在东京结识了他的日本妻子（关于这位女性的名字，相关资料都记录不详，一曰诚子、一曰福基,暂取后者）。两人最初的相识是因为学习西洋绘画的李叔同急需一位女模特。
当时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他开始接触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西洋绘画学习。西洋绘画注重写实，进行人体写实练习是一项必修的课程，然而寻找裸体绘画模特，成了李叔同在刚开始学习西洋绘画时最棘手的问题。
1906年的11月，带着浓浓凉意的秋风开始吹遍了日本东京的各个角落，这一天，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刹那间，李 叔同发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李叔同请福基作自己裸体模特的要求让她觉得十分突然，但福基竟然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理由是她觉得李叔同是一个 有才华的、诚实的中国青年。福基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她评价一番。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由于相同的爱好，又彼此真诚相待，两 人开始跨越画家和模特的界限。
1911年3月，李叔同即将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回国，福基正式提出了与李叔同结婚的要求，并决定同 他一起回中国。回到中国后，李叔同把福基安排在上海居住，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在杭州任教 时，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
1918年正月十五，来到杭州六年后的李叔同，立志舍弃小我普渡众生，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教，和福基的这段12年情缘凄美落幕，从此佛俗异途，各奔前程，永不相叙。
李叔同出家并没有预先告诉在天津的俞氏和上海的福基。对于日籍夫人福基，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并委托杨将她送回日本。福基得到消息，忧思和悲伤之极。她认为李叔同出家已经成为事实，但日本的和尚允许拥有妻室，不一定非把她送回国。她坚决要求再见李叔同一面。
李叔同出家几天后，在上海的福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杨白民的陪同下，从上海赶到杭州，李叔同得知后，不好回避，于是同意在西湖边会面。福基恳求李叔同 不要弃她而遁入空门，但是李叔同去意已定，说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等重要物品，请她处理后作为回国的路费，在送给她一块手表后说道：“你有技术（福基原本学 过医），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福基见丈夫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
福基与李叔同未育有儿女，在李叔同出家后由杨白民按李叔同的委托，将其送回了日本。回到日本，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情爱（四）
据说天津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她与李叔同的爱炽烈而纯洁。李叔同青年时代，经常到协盛园、下天仙 等茶园去看戏。彼时，河北梆子女演员初兴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员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训练，精通字韵和音律的李叔同曾主动为她们做指导，在艺 术方面给她们以帮助。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叔同对杨翠喜也极为倾心，他每天晚上都去为杨翠喜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 家。更难得的是李叔同不仅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更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 盟，共度一生。但因为李叔同的母亲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宣告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也表达了这种浓情蜜意。
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杨翠喜的命运让人唏嘘。光绪末年，庆亲王之子载振贝子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段芝贵为了巴结权贵便将杨翠喜买下献给载振贝子。御史赵启霖联合同僚岑春煊上奏朝廷，要求弹劾，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
最不幸的是那位无端受害的戏曲女演员杨翠喜。她从北京偷偷被送回天津，直接成为盐商家里的小妾。盐商王益孙在住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3间，并带私家戏 楼，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杨翠喜出屋一步，但准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尽管如此，杨翠喜依然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一代名伶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 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详。
红尘
清光绪六年(1880年)阴历九月二十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李筱楼，清朝同治四年，李筱楼五十三岁时中了进士，曾 经在吏部任职，但很快便辞去了官职，回家继承家业，经营盐业和银钱业。有记载说，李筱楼辞去官职后，他的继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最能说明李筱楼和李 鸿章的不一般关系的例证，就是在李筱楼去世后，在丧礼上为他“点主”的就是身为朝廷命官的李鸿章。李叔同的生母为李筱楼侧室，是第三房。在李叔同出生的时 候，他的父亲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而他的母亲却只有二十虚岁。母亲王氏能诗文。李叔同5岁丧父，在母亲的扶养下成长。
李叔同 的儿子李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有这样的描绘李家的富庶：“据我们看门房的老家人张顺对我讲过，说我爷爷在世时，我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 的收入，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张顺说，来‘镖’的时候，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热闹极了。张顺还为我学过来‘镖’时镖行人喊‘来 ——镖——了’的声音。”
李端先生在文中所提到的柜房，就是李家的桐达钱号。这是一个内局性质的钱铺或票号。它就位于李家宅院进 大门以后的五间倒座东房内。李家的桐达钱号，在天津以外的其他地方还设有分号，至少在上海是这样的。李叔同以后南迁上海，由家族中拨给他以供应生活的财产 就是保存在上海的桐达钱号的分号中，以便他随时支用的。
李叔同偏执于艺术本身。这当然首先归功于他富足的家底。如果像其他留学生 一样每天忙于为衣食分心，或者担心会不会被房东无情的赶出，恐怕不会有情调来从事艺术创作，享受精神生活。所以李叔同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从小不曾受过生存 之苦，现在更不必为生计奔波，而且还请得起女仆和私人模特儿，当然就有无尽的闲情逸致。他名下有三十万资产，而当时的一百元就能完全支持一个学生在日本半 年的生活！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就在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一些大的钱庄票号却趁混乱之机宣 布破产，以此来将客户存在号中的银两据为己有。李家的财产也“一倒于义善源票号，再倒于源丰润票号”。另一种说法是，李家的财产是全部投到了盐田中的。但 政府突然宣布将盐田收归国家，致使李家的所有投资均化为乌有。不管是怎么一种情况，李家的破产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李叔同名下的三十万两以上的财产也付之 东流。
李叔同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在津、沪间交往的风尘女性很多，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皆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
皈依
1915年，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师范（中央大学前身)图画音乐教员，每月于杭、宁和沪上家室之间往返。他在杭州 结“乐石社”，被推为社长，亦从吴昌硕游，入“西泠印社”为社员。夏丏尊、姜丹书、马一浮等文坛名人与他往来密切。马一浮已是有名的居士，研究佛学，对李 叔同影响深刻。
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
一次，夏丏尊向李叔同介绍一篇日文杂志上有关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1916年冬，适值寒假，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试验断食二十天，写《断食日记》，取号‘李婴’（取老子“能婴儿乎”语），示脱胎换骨之意。
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李叔同觉得断食不 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断食期间，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 活方式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很有好感。这些无疑使他道心大增。回校后，李叔同虽教习如常，但茹素诵经，言语中机锋已现。
李叔同体弱多病，自认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由。他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为了他出家的近因。
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 《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 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1918年正月初八，李叔同以居士身份再入虎跑定慧寺习静，适逢马一浮介绍其友彭逊之削发出 家，李叔同大受感动，当即皈依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7月，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入虎跑寺正式出家，依了悟上人为第度师，法名演音，号弘一。弘一离校 前，将一生所积之艺术珍品、金钱、衣物全部分散。金表、诗词、书法卷轴、贵重纪念物全部留给夏丏尊。音乐、绘画、戏剧出家前所积的照片，按学生兴趣，分别 留给丰子恺、刘质平、王平陵、李鸿梁等人；衣物、用物，分散给校中的工友；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珍贵饰物、金钱，全数留给日籍夫人；金石作品，全部埋于 “西泠印社”印冢中；油画作品赠给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
李叔同离校当日的情形有回忆说是这样的：“仍旧是浙一师的校工闻玉送他 入山。到了寺中，李叔同拿出一件海青换上，对闻玉合掌为礼，说：“闻居士请回吧。”闻玉事前并不知道李叔同此行的目的，见此状况大惊，一时痛哭失声。在房 间里，李叔同自己动手整理床铺，闻玉请求帮忙，但被李叔同拒绝了。后来，闻玉只好含泪独自下山返回。
而丰子恺的回忆却与此有所不 同。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这样描述了李叔同出家之日的情形：“……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 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 他为‘法师’。……”
李叔同出家后，他的日本妻子来劝，但他不为所动。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
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这七年中，他（李叔同）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 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 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经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 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当时李叔同已经开始穿 出家人的衣服，每次颂念佛经，茹素。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 做了和尚，倒爽快！”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
众说
对李叔同的遁世，历来的研究者们也在多方考察的基础上，得出了多种的结论。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
影 响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从年轻时就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晚年更是耽于佛境，乐善好施。他家中那种常年供奉佛位，烟云缭绕，弥漫着的 佛教气氛给少年时代的李叔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父亲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 经，送他往西天。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李叔同有一位早寡的大侄媳，也是一位佛教徒，李叔同还经常陪她到天津大悲院做佛事，听诵经。
李叔同家里一位姓刘乳母，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如此感伤惆怅、人世无常的诗句。
由于有了这样的心理积淀，到了李叔同步入中年，饱经沧桑后，幼年时的佛教影响又萌发回复，终于导致他归隐佛门。
破产说。李叔同出自天津名门望族，1911年李家所经营的盐业失败，一倒于义源善票号50余万元，继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百万家产荡然无存。李叔 同名下原有30万巨款可以由他支配，随着家族的衰败，他的钱亦化为乌有。鉴于此，有论者以为李叔同是因家也破产而出家。
遁世说。有人认为李叔同曾有过的一段不拒小节、风流浪漫的生活只是表面现象，而在他的内心里则是对现实社会的苦恼、慨叹和烦忧。因此他就如贾宝玉那样，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趋势，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而这种放浪与玩世又正是遁世出家的预兆。
幻灭说。亦有人以为李叔同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并对革命成功寄于极大的希望”然而革命是曲折复杂的。外强的入侵，军阀的混战，使李叔同的理想幻灭，顿感前程暗淡。所以他索性勘破红尘，成了“一心持钵，一心念佛”的和尚。
失恋说。李叔同在俗时的元配俞氏是旧式妇女，他们的婚姻亦属听命于父母，并无感情可言。而李叔同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 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皆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李叔同在日本又娶有日妾，感情应该不错。但香港曾有载文，云此日妾红杏出墙， 东归日本。这种感情上的打击，使李叔同大失所望，终于出家。但这种说法反对的意见很多，认为很是牵强，不足为信。
对于李叔同的出 家，他的学生丰子恺先生以“三层楼”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 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 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 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 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 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 ‘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 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 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 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 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
修行（一）
1918年8月19日，弘一在灵隐寺受比丘戒三十日，因读《宝华传戒正范》、《灵峰辟尼事义集要》，与现实相印证，动悲心，立誓学 戒宏律。次年，弘一春季驻锡玉泉寺，四月到虎跑寺结夏，秋天挂单灵隐，冬残，回玉泉寺，与程中和居士共燃臂香，依天亲“发菩提心论”，发“十大正愿”。
1923年4月，弘一在上海太平寺谒印光大师。腊月，弘一恳请普陀山印光大师列为门墙。后经印光大师劝告专修念佛三昧，并于岁底回到永嘉。次年五月，弘一自温州再至普陀山，参拜印光大师，侍奉七日。
同年八月，弘一的《比丘戒相表记》定搞，由青年僧因弘法师侍编，并由上海穆藕初居士，独资影印一千部。
1926年，弘一法师云游四方，到各地讲经，1926年，他约弘伞法师（程中和居士于民国十年出家之法名），于七月同去江西庐山，参加金光明道场。 1933年5月，法师自厦门应转物老和尚请，去泉州，驻锡开元寺尊胜院。1935年3月，大师去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1936年正月，弘一法师从 草庵扶病到厦门疗养，病中在南普陀养正院讲学。1937年2月，弘一法师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4月，法师应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之 邀，偕传贯、仁开、圆拙诸法侣，与梦参法师，乘太原轮至青岛，讲《随机羯磨》。
弘一法师拜谒佛门高深，同时写下了许多佛家经典著 述。1926年，弘一写《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为近代写经杰作。1930年5月，法师至白马湖，住去岁夏丏尊、刘质平等为他集资建筑的“晚晴山 房”，圈典《行事钞》。九月，法师到慈溪北乡鸣鹤场白湖金仙寺，十月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同时全力研究《华严》，并写成《华严集联三百》。1938年 10月，常法师迎接被困漳州的弘一大师回泉州，道经安海，宏法一月，法缘奇胜，当时有《安海法音录》问世。
1927年3月，政府 有灭佛之议。时闭关于杭州城内吴山常寂光寺的弘一法师召请地方政要集会于寺中，以短简示来宾，席间，婉言微语，潜移默化，然后，默坐良久，出席者读短简， 汗颜不已。散会后，灭佛之说顿熄。弘一的短简中，所言何事，成为一秘。这月17日，弘一为灭佛一事，又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经子渊、马夷初、朱少卿诸师 友，提出整理佛教意见。
1929年4月，弘一法师自厦门回温州，途经福州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篡要》。法师倡印二十五部，请日本出版家内山完造分赠日本各大学及国内重要丛林。
修行（二）
1931年初夏，弘一大师到了五磊寺。他这一次来，自然是为了办南山律学院。然而，他的这次尝试没有能够成功。关于此事，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 中说：“在‘九一八’那年的秋天，弘师想在距离白湖十五里路的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我应主持桂芳和尚之约，同赴上海寻找安心头陀，到一品香找朱子桥将军 筹募开办费，当得一千元由桂芳和尚携甬。因为这大和尚识见浅，容易利令智昏，树不起坚决的教育信念，使弘师订立章程殊多棘手……故等我回白湖，事情莫名其 妙地老早失败了，弘一法师亦已乔迁宁波佛教孤儿院。”
弘一大师对于此事显然十分气愤，他说：“我从出家以来，对于佛教向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缘，心头委实很欢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这样的打击。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经念佛，都是不能。照这情形看来，恐非静养 一二年不可。”他又在给胡宅梵的信中说：“余近二月来，因律学院事牵制逼迫，神经已十分错乱不宁。披阅书籍，往往不能了解其义（昔已解者，今亦不解），几 同废人。现拟静养治疗，未知能复元否。”
1932年11月，53岁的弘一法师第三次去闽南，他自上海至厦门，挂单万寿岩，与性常法师结法侣之缘，自此，弘一法师定居闽南。
1935年4月，弘一大师与寺侣传贯法师，自泉州乘帆船出海，到惠安去弘法。在泉州准备出发之前，许多法侣考虑到大师的身体不好，而到惠安又要渡海，都 力劝他不要去了。然而，弘一大师认为弘法是可以誓舍身命的，岂能被困难吓倒！他主意已定，不了此缘，无以为安。他知道大家都是关心自己，也就含泪辞谢，遂 率传贯、广洽二人在泉州南门外乘帆船出海。这一夜，海面上风大浪高，帆船在浪中行驶，颠簸得十分厉害。大师终夜难眠，默念佛号至于达旦。第二天早晨抵崇 武。他们一行三人又换上小舟，逆风顶浪，冒着阴雨，于午前到达了净峰寺。
在惠安崇五净峰寺，弘一法师有终老于此之念。至崇武后， 因缘不留人，十月法师回到泉州承天寺，在戒期中讲律，之后在回惠安，在乡间宏法，写《惠安宏法日记》。十一月后，法师染病，回泉州草庵寺，一病六个月，病 中再立遗嘱，交由传贯法师执行。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的处分，其弟子传贯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 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 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1937年，弘一大师从青岛回厦门，途经上海，与夏丏尊晤面于旅邸，这一双挚友，一别六年，由夏请师摄影一帧。法师回厦门后，厦门面临战火威胁，师发愿与危城共存亡，除非厦门解厄不他行。直到岁底，始去泉州草庵。
1938年正月至四月，弘一法师在泉州、惠安、鼓浪屿宏法，写字结缘。厦门沦陷前四天(阳历五月八日)，法师受漳州(龙溪)佛教界之请，去漳州宏法，得免陷于危城，但却因此羁于漳州。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取了劝告，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李叔同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佛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佛教修行为目 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 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大家。
清心
弘一大师是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律宗以着重研习和传持戒律而得名，因其创始人唐代道宣久居终南山，故称南山律宗。在佛教的许多 宗派中，律宗是最重实践的一宗。根据戒律规定，一个人出家受了戒后，必须五年学戒，不离依止，如此才能在僧团里独立生活。弘一按照佛制，学律持律，以自己 严格的持戒行动。弘一受戒后，严格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大约在上午六时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时。他对饮食的要求非常简单，从不浪费，生活 用品都是出家时的物件，二十六年来，未尝更易。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在泉州的弘一大师纪念馆中，这些遗物还可以见到。
弘一大师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
夏丏尊曾赠给他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弘一大师在寺院里潜心修行，一天，好友夏丏尊来看望他。正赶上弘一大师吃饭．只有一碗白米饭和一碗咸菜。夏老就问他，不觉得太咸吗？弘一大师淡淡地说， 咸有咸的好。等用过饭，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夏丏尊问他，也不用茶，不觉得太淡了吗？弘一法师淡淡的说，淡有淡的好。
出家 原为解脱，要想解脱，首先必须远离贪著。所以佛陀在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重操旧业，以免妨碍修道。弘一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学问，唯以书法接引众 生。在居住方面，佛制比丘当常易住处，勿于一处贪著不舍。弘一的出家生涯，居无定所，一衲一钵，行云流水，动止安祥，威仪寂静，充分体现出无挂无碍的解脱 心境。
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
弘一法师后半生仅只破布鞋雨伞随身，吃饭连油也不肯放。平时大师修佛，每天只是在房中念佛，寻常人事一个也不肯见。
[SIZE=-1][/SIZE]圆寂
1939年2月，60岁的弘一法师自泉州乘车去永春山中蓬壶乡普济顶寺潜居五百七十二天，在此编著律学多种，并在此渡六十周甲世寿。因法师与外界断缘，外界传说弘一大师圆寂于此。初夏，画家徐悲鸿，在新加坡为师绘巨幅油画像，存广洽法师处。
1940年10月，弘一法师去南安洪濑灵应寺闭方便关，性常、广洽法师等影印《金刚经》，丰子恺绘《护生画集续集》为师寿。次年4月，弘一法师去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寄书各地师友，暗示行将告别。十一月，至泉州，作最后一次宏法活动，腊月底，回福林寺。
1942年2月，弘一大师应惠安县长石有纪请，至灵瑞山讲经，相约不迎、不送、不请斋。3月，法师回泉州，挂锡百原寺，不久移居“温陵养老院”停止一切 活动。八月十五日、十六日两天，法师在温陵养老院，讲《八大人觉经》，这也是弘一大师最后一次讲经，同时在养老院向院中老人讲《净土法要》。8月23日， 大师微疾，但依旧写字与晋江中学学生结缘。28日下午，大师嘱寺侣妙莲法师到室内写遗书。9月1日上午，大师为黄福海居士写纪念册两本，下午四时写“悲欣 交集”四字，交与妙莲法师（这是弘一大师最后遗墨）。9月4日（阳历十月十三）下午八时，弘一大师又胁而卧，安详圆寂于养老院“晚晴室”，遗嘱由妙连法师 执行。临终前，师已分函上海夏丏尊、刘质平，向他们告别。
弘一大师致夏丐尊的遗书：“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遵照大师的遗嘱，在大师圆寂七天后，即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下午七时，在承天寺举行火化，色身仅穿旧短裤，依律而行。火化历一小时，荼毗时，多色火焰剧烈上升。在一百日内，由骨灰中，拣出各色舍利一千八百粒，舍利块六百多块。舍利由妙莲法师供养。
以后，弘一法师的遗骨分别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两处皆有法师的灵塔。到十年‘文革’期间，被毁
评誉
太虚大师曾为李叔同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先生评价弘一大师的一生为：“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的艺术生涯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挚友夏丏尊的挽联云：“垂涅槃赋偈相诀，旧两相忘，热情应啸溪虎；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好友叶青眼的挽联云：“叹我公毕生修持僧伽志行，力求圆满，堪称一物无遗，寸丝不苟；信温陵此日各界人士心情，所获教益，应似千江印月，万木迎春。”
李叔同的俗侄李晋章的挽联云：“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像真堪痛绝乎。”
李叔同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文化巨擎誉为“一字千斤”，值得用一生的时间静静体悟。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一生的几次变化：“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
挚友夏丏尊评价弘一大师：“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林语堂评价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 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生平添了一 分新的骄傲。”
鲁迅评价弘一大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郭沫 若在写给弘一法师的信中说：“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 艺，殆见到之言耳。”（郭沫若于1942年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 士澄览”、郭沫若写此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
周总理生前曾嘱咐著名剧作家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八十年代初，当代著名画家刘海粟先生发表的一篇名为《大师》的文章里这样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时，日本天皇还向江泽民主席提起弘一大师的事迹。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