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我等屁民]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发布: 2009-8-12 00:21 | 发布者: 明鏡書店 |
醞釀十年、走過三大洋五大洲，耗時三百八十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從父母親的1949年出發，看民族的流亡遷徙，看 上一代的生死離散，傾聽戰後的倖存者、鄉下的老人家。龍應台引領讀者一同誠實地、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歷史，看見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重新凝視 關於人的尊嚴以及生命價值，用最謙卑的心，寫出跨民族、跨歷史、跨省籍的一本書。


书名拼音：Dajiang Dahai
作者：龍應台
页数：320
出版社：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09.8
书号ISBN：9789862410493
定价：US$36.00 （包含邮杂费）

内容提要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六十年來，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停下腳步，問問對方，你痛在什麼地方？是時候了，在歷史的這一頁即將永遠地翻過之前，我們還來得及為他們做些什麼？

龍應台，華人最犀利的一枝筆，繼思考家族情感的暢銷書《親愛的安德烈》、《目送》之後，龍應台再度推出15萬字新書《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醞釀十年、走過三大洋五大洲，耗時三百八十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從父母親的1949年出發，看民族的流亡遷徙，看上一代的生死離散，傾聽戰後的倖存者、鄉下的老人家。

龍應台說，「我再怎麼寫，都不能給他們萬分之一的溫情與正義」。藉由文學的溫熱，龍應台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地、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看見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重新凝視關於人的尊嚴以及生命價值，用最謙卑的心，寫出跨民族、跨歷史、跨省籍的一本書。
作者介绍

龍 應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 年生於高雄縣大寮鄉，小時於高雄縣茄萣鄉成長。近年來常駐三個地址：香港沙灣徑二十五號濱於海，台北仰德大道白雲山莊藏於山，金華街月涵堂隱於市。寫作教 書兼成立基金會推動全球意識之餘，最流連愛做之事，就是懷著相機走山走水走大街小巷，上一個人的攝影課。

學歷：

臺南女中，1974 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1983 年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

經歷：

◆ 1986年至 1999 年間，旅居德國，並於海德堡大學研究。

◆ 1999 年出任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 2003 年秋，龍應台出任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

◆ 2004 年 8 月出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 2005 年 9 月，龍應台返回臺灣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教授，並與企業界、知識界的好友創立「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 2008年10月 受禮聘為香港大學「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並在港大校園成立「龍應台寫作室。」

 

[我等屁民]

中国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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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丁
发表日期 20/09/2009 更新日期 19/09/2009 22:48 TU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近日遭到中国大陆官方封杀。对此，龙应台昨天首次作出回应。她说，两岸理解需要时间，等大陆有时间看完这本书后，“我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龙应台9月2日在台北为她这本新作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龙应台希望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大陆建政60周年的时候，不要只知道庆祝和歌功颂德，而是省视历史，对于战乱造成历史创伤向人民道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说，她在书中没有区分本省和外省、解放军和国民党军，战争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胜利。对于北京当局即将迎来的建国60周年，她提醒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涛，在国庆致辞中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向人民道声“对不起”，对经历战乱的人民展现疼惜，而不是只有庆祝的典礼。龙应台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读她的新作， 这可以让对岸人民看见台湾历史的伤痕，从中认识台湾，会比较深刻。
距离“十一”还有10天。北京正在加紧筹备建政60 年的各种彩排，除了要举行盛大的阅兵之外，还要组织有近20万人和60辆彩车组成的大型群众花车游行，策划各种歌功颂德的主题，事先赶制和推出《建国大 业》这样的宣传影片，令人想到1965年庆祝中共建国15周年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针对海峡对岸欢天喜地筹备庆典，龙应台说，在北京庆祝建政60 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不想一想，还停留在用军事的单一角度来看整段历史，怎能还用庆祝的口吻？怎能庆祝当年被你歼灭的数百万国军？难道不觉得这些亡魂都是你的手足兄弟？
龙应台的这部新书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她呕心沥血，酝酿十年，闭门400天，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 年亲历国共内战的老兵和无名人物，听取他们的亲身经历之后写成的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大作。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前，台湾多家媒体就已刊载部分内容，大陆网友相互 转载，并在网路上展开讨论，近日却传出大陆官方出面，要求各入口网站删除文章。
看到自己的新书遭到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昨天表示“我不着急、没有关系、慢慢来”。龙应台当天答覆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说，海峡两岸相互理解需要时间， 新书强调的就是温柔的力量与和平，所以不用着急。她说，现在大陆正紧锣密鼓筹备10月1日国庆典礼，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好好读这本书，她相信封杀她的当 事人还没有好好认真看过这本新书，“等到他们看完，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据报道，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一些人物的真实经历，梳理60年前的历史伤痛，讲述1949年民国政府迁台至今60年的历史。书的开 头讲述一位24岁的应美君，在1949年1月的兵荒马乱中，为了跟担任宪兵队长的丈夫龙槐生相聚，抱着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涉江渡海来到台湾。龙槐生和 美君来台后生下的女儿，就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代表战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龙应台为了写这本书，探访了多位走过战乱年代的外省、本省老兵，希望再现一个真实的“一九四九”。书中由许多无名人物的叙事构成主线，以个人情感和 命运为主轴，展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为了真实再现这段历史，龙应台拜访了许多长辈，包括亲身经历济南城破的卢雪芳、因为身为日军俘虏营监视员 而在战后被判刑10年的柯景星、参与接收台湾的70军成员林精武、加入国军后又转而成为解放军的台东卑南族陈清山和吴阿吉；还有马英九总统的母亲秦厚修、 作家白先勇等人；他们在1949年时所遭遇的故事，都成了龙应台笔下的生动题材。
“打开伤痛记忆的黑盒子”，抚平历史创伤，就是这本书的期待。龙应台非常希望大陆人民能读到她的这本新作，后人要从前人的悲惨历史中深切认识战争的 悲痛，希望两岸对历史有一些共识，而不是像60年来那样互相捂住历史的盖子。如果不是这样，为了某种政治原因而封杀她的书，大陆人民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台 湾，更不用说了解台湾历史的伤痕。龙应台说，一九四九年，不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胜败，而是“国家的悲剧”。
谈到1949年以来的台湾历史，龙应台说，外省人1949年来到台湾和本省人共同生活，组成命运共同体，但彼此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情感脉络，不懂对 方的伤痛；60年过去了，记忆的黑盒子还是没有打开，或者没有完全打开。只有将记忆的黑盒子打开，才能避免伤痛转化成政治上的斗争。
龙应台回顾说：“我们共同生活了60年，相儒以沫，你走在街上、进入电梯，进入高铁车厢里，每天挤在一起的人，你其实60年来从没问过身边那个人， 他心里最痛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竟然凑合着过了60年，而没有真正把整个边缘化的盖子打开过？我想说的是，你心里的伤痛，如果没有打开过，它永远不会治疗 好，然后它就会恶化，转化成政治斗争。”
龙应台的这段话说得好。我想，这不仅仅是对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说得 的，也应该是对两岸人民说的，尤其是对大陆人民说的。

龙应台回顾一九四九
发表日期 19/09/2009 更新日期 19/09/2009 21:54 TU

在海峡两岸广受推崇的台湾文化人龙应台上月出版了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据称，“为写这本书，龙应台酝酿十年，走过三大洋五大洲，耗时三百八十 天，行经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多地，从其父母亲的1949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和乡下 的老人家等各色人等的故事。”
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龙应台呕心沥血，闭门400天，之后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 年亲历国共内战的老兵和无名人物，听取他们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大作。这部书还没有出版前，台湾多家媒体就已刊载部分内容，大陆网友相互转 载，并在网路上展开讨论，近日却传出大陆官方出面，要求各入口网站删除文章。
看到自己的新书遭到大陆官方封杀，龙应台昨天表示“我不着急、没有关系、慢慢来”。龙应台当天答覆中央社记者询问时说，海峡两岸相互理解需要时间， 新书强调的就是温柔的力量与和平，所以不用著急。她说，现在大陆正紧锣密鼓筹备10月1日国庆典礼，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好好读这本书，她相信封杀她的当 事人还没有好好认真看过这本新书，“等到他们看完，相信决定是不一样的”。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传出遭到中国大陆官方封杀。

 

[大江东去]

封杀是因为龙应台的政治倾向是台独......

 

[我等屁民]

河山何日得珠还

from 床笫余闲
东方早报书评，发表时有很大改动

国 庆甫近，秋寒渐起，北京城一派喜气洋洋。逢九之年，例该大庆。天安门城楼业已修葺一新。如今的城楼与周遭景况，与六十年前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之时相比， 已颇为不同。广场外围的国家大剧院、公安部大楼，都是近年才竣工的大型建筑。沉睡于广场中央的毛泽东不会想到，其身后的中国会有如此巨变。
从 高大敦实的苏式建筑过渡为玻璃钢结构的现代西式建筑，可窥见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之一斑。而作为共和国肇创者之一的毛泽东，颇为钟情中式传统建筑，他居住过的 中南海、钓鱼台、双清别墅、西湖刘庄，都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早期让北京与莫斯科变得极为相似。
现代史上，中式建筑最为集中之地，当属南京。1928[FONT=宋体]年的《首都规划》确立之后，国民政府的五院及各部会的办公大楼，大部分为名匠精心设计的传统建筑。这一风格延续到国府播迁台湾之后。蒋中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心仪，也由此可见。台湾今日之“行政院”大楼，与南京国民政府旧址之行政院大楼，几乎完全一致。[/FONT]
这 种复制行为，可远溯至朱棣北迁。今日北京故宫之体例，即完全因袭南京故宫而来，只是规模过之。蒋中正去台湾之后，也曾经复制许多南京的建筑，行政院不过其 中之一。与朱棣相比，其规模便远远不如。蒋故世之后，国民党为其修筑的中正纪念堂，与早年国民党在广州修筑的中山纪念堂，也颇为相似。
此 种建筑传承，在国民党的政治仪式中极其重要，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建筑作为“礼”之外化表现，有其严格秩序。国民党虽据台岛偏安一隅，然则“正 统”不可偏废，俗谚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机构，逐次建设，只是规模略小。在中国历史上，维系正统之努力，多见于王朝末期。
北 京的新政府，为彰显其正统，在建国之时，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请至天安门上并奉之为中央政府副主席，而且也多次强调共产党与孙中山之密切联系。在最近的十数 年之中，每年五一和十一，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面北而置于天安门广场之中，与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相对而立。在中国礼仪中，南面与北面，其地位岂可以道里计。
这 个代表着中国形象的巨大广场，一直是外界观察中国的指针之一。当孙中山的画像第一次取代列宁和斯大林之时，曾引起外国媒体的一致猜测。这算得上是六十年 来，最令人关注的变化之一。若将六十年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不过为白驹过隙之一瞬，对当下之中国人而言，则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份量。
沧 海桑田的变幻，一姓之兴亡，宗庙之变迁，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家而言，原系平常之事。百姓的颠沛流离与苟且偷生，庙堂之上又有几人得睹。贾谊说的 “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本就不是政治家愿意检讨之事。然则，一姓之兴亡，私也。生民之死生，公也。但真正重要的生民忧乐，却并不为人重视。在 宏大叙事的书写惯性下，几句轻描淡写的“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就将政治的无情悄然掩饰。
沧桑之叹，人皆有之，而小人物之运命浮沉，却不常见。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开篇一章，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在1949[FONT=宋体]年[/FONT]1[FONT=宋体]月自浙江淳安赴广州军中探夫，随后便随大军南撤，在海南岛登船赴台。多年回乡之后，当年千山竞秀的淳安古城，竟已变成沉睡水底的遗迹。[/FONT]
应美君1949[FONT=宋体]年离开之时，古城里街市太平，安详得像以往的千年一样。短短十年之后，因为大跃进修水库，新安江在这里被断流，原来林立栉比的数不清的山，变成了岛。淳安城的千年的人文繁华，俱往矣。如今这里叫千岛湖，水下那个[/FONT]1500[FONT=宋体]多年历史的江南小镇，只存在于应美君的记忆之中。[/FONT]
人们劝寻找父亲坟墓的应美君遥祭，这个要强的老太太冷冷地说，“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沧海桑田的变幻，在她这里，是如此的具体和残酷。应美君50[FONT=宋体]年前离开时的那不经意的回头，居然就是对这个古城的最后一瞥。她在火车上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FONT]
那些当年被迫搬迁的淳安人，散落到安徽、江西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同样是1959[FONT=宋体]年，有数万人因为修建人民大会堂而搬迁到北京丰台的乡下，从皇城根儿到荒郊野外的这条路上，没有人公开抱怨，一切为了国家。抛开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节点，不论是兵荒马乱还是承平年代，中国人总有不同的痛苦历程。[/FONT]
每 一种痛苦来临之时，都有不同的恐怖和记忆。如今这种记忆，被深埋于历史的底稿深处。胜利者炫耀自己的武力与光辉，战败者不能面对历史的阴差阳错。在政治宣 传明示或暗示下，人们刻意记住某些东西，又刻意忘记某些东西。最近数年，有许多人在做民间个人史口述，就是对这种记忆的一种挖掘。走不出宏大叙事的框架， 永远也不会看到真相。
龙 应台的这本书，选择从家族史到国族史的叙述逻辑，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试图展现国共内战的另外一种面目。作为战败者后代的龙应台，在这本书完成之后，在扉页 上写道：向失败者致敬。等到书即将付印的前一刻，她冲进印刷厂，将这句话改成“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
这 可以视作是她对国共之间成败的超越。也就是说，历史不在于褒贬成败，而在于展现事实，展现人性的悲欢与痛楚。尤其是一部国共内战史，究其本质上说都是就是 一部血泪史。林怀民在看完书稿后给龙应台发短信说，“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对这部书的期待是，“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 上，入土为安。”
应美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50[FONT=宋体]年[/FONT]5[FONT=宋体]月，在国府撤退台湾半年之后，在舟山群岛上，不满[/FONT]14[FONT=宋体]岁的少年姜思章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抓兵到台湾。[/FONT]1982[FONT=宋体]年他突破禁令，偷偷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随后回台发起“返乡运动”，与国民党的禁令做不屈斗争，最终促成了[/FONT]1987[FONT=宋体]年的开放探亲。两岸一水相隔，鸡犬之声相闻，而不相往来四十年。[/FONT]
如何在国共内战结束60[FONT=宋体]年之后，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新的价值，是当下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不论是哪一方，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内战对整个民族的伤害。这不仅仅是“兄弟阋于墙”的事情。假如将当前的台湾问题视作“内战问题的延续”，那么从这一角度去看六十周年，就会有新的意义。[/FONT]
台湾《中国时报》的王铭义兄，有次在饭局之上，向我展示了一本不多见的书，书名为《阎院长言论集》。内中有一份声明，是1949[FONT=宋体]年[/FONT]10[FONT=宋体]月[/FONT]4[FONT=宋体]日阎锡山在广州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发布，题为“为共匪在北平成立伪政权告全国同胞书”，文末呼吁“加紧奋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全国人民的。”[/FONT]
而在此时，北京的新政府正在与“全国人民”欢庆自己的胜利。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全国人民”和自己站在一起。阎锡山率国府大员迟至12[FONT=宋体]月[/FONT]8[FONT=宋体]日才从成都飞赴台北，而离开大陆最晚的国府要员，正是蒋中正。他[/FONT]12[FONT=宋体]月[/FONT]10[FONT=宋体]日才从成都登机。此时，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从[/FONT]10[FONT=宋体]月[/FONT]1[FONT=宋体]日到[/FONT]12[FONT=宋体]月[/FONT]8[FONT=宋体]日，中国在实际上有两个政府，各自强调自身的正统与合法。 [/FONT]
即 便是国民党败退之后，这种强调也是无日无之。至今，在台湾的各种官方正式场合，都要悬挂孙中山画像，台湾官方至今仍以民国纪年。一方面孙中山成为两岸共同 的政治资源，一方面双方又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职是之故，两岸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法统问题”。单就此点而言，倒与六十年前极为相似。
天 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画像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里悬挂的孙中山画像，其蓝本是一个版本。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远超过引用列宁与斯大林。虽然当下的 中国是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渊源，但就实际而言，今日之马列毛邓思想及理论，已经过共产党人的一再延展，融合了几代领导人的新思维，成为治国圭臬。
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则认为自己已经践行了孙中山的理念。台湾自1988[FONT=宋体]年解严之后，历经数次宪政改革及领导人直选，已经完成了政权的民主化转型。但台湾地狭人寡，转型之艰难较之大陆，恐怕更容易一些。目前，孙中山作为两岸共同认可的“国父”，不应当只是偶像意义上的政治人物，或可从其思想资源中汲取可为两岸和平发展的资源。[/FONT]
德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议墨尔，在《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一书中说：
“孙逸仙英年早逝，未及说明将以何种方式，何种方法来实现其理念。蒋介石因此肩负一个世上尚无任何国家领袖能胜任之任务：将人口最多，幅员广大，有数千年历史传统，对西方文化完全陌生，分崩离析，内有军阀割据，外遭列强瓜分，形同半殖民地的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
这 当然是对蒋介石出于“理解之同情”。墨尔也认为大陆长期以来对蒋的评价，显失公允。六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承袭 的历史任务——将此不堪之中国，变为一独立之现代化国家——被毛泽东和他的继任完成。同时，台湾也结束了独裁政权，建立起民主政体，被称为世界华人民主的 典范。两岸各擅胜场，如何相互借鉴乃至融合，都是考验当下两岸政治智慧的课题。
一 个甲子前的风云变幻，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极为丰富。重新发掘内战的深层蕴义，正是我们回望六十年的意义之所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经历了这六十年，不应该再从 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去看待这一事件。只有超越这一窠臼，方能看到亿万生民的真正需要。龙应台就说，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应该对内战的亡魂有一个追悼的仪式。
其 实，不仅仅只是一个追悼。仪式做给亡魂，但活着的人在看，“中国”不是两个字构成的，而是亿万民众的共同体。没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国也无从谈起。而个体 的苦难与幸福，则系于国家之兴衰成败。李敖在天安门城楼上写下“荣辱与共”四字，不是没有深意的。这个国庆，不仅仅只是一场典礼和一个长假。除了现在，我 们还需要未来。
于右任先生晚年写《怀念大陆》一诗中有四句，“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正是“哀生民之多艰”的写照。古今同心，古今同理。龙应台的书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谁也不能涂改和抹杀。1959[FONT=宋体]年大饥荒，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以后是要写到书里的！”写到书里，就是支持我们最大的力量。[/FONT]

 

[我等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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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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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1


1 行道樹

我真的沒有想到，你是認真的。
你把錄音機架好，小心地把迷你的麥克風夾在我白色的衣領上，「這樣收音效果最好，」你說，然後把筆記本攤開，等著我開講。

我注意到，你還記下了錄音機上顯示的秒數，方便回頭做索引。
這都是歷史課教的嗎？

我實在受寵若驚。這世界上怎麼會有十九歲的人對自己的父母感興趣呢？

我自己十九歲的時候，父母之於我，大概就像城市裡的行道樹一樣吧？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疾駛過去的車輪濺出的髒水噴在樹幹上，天空漂浮著的濛濛細灰，靜悄悄地下來，蒙住每一片向上張開的葉。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

如果這些樹還長果子，他們的果子要不就被風刮落在馬路上被車輪碾過，要不就在掃街人的咒罵聲中被撥進垃圾桶。誰，會停下腳步來問他們是什麼樹？

等到我驚醒過來，想去追問我的父母究竟是什麼來歷的時候，對不起，父親，已經走了；母親，眼睛看著你，似曾相識的眼神彷彿還帶著你熟悉的溫情，但是，你錯了！她的記憶，像失事飛機的黑盒子沈入深海一樣，縱入茫然──她連最親愛的你，都不認得了。

行道樹不會把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沈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
你沒把我當行道樹；你想知道我的來歷。這是多麼令人驚異的事啊！

休息的時候，你靠到窗邊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長長瘦瘦穿著牛仔褲的腿，然後把耳機塞進耳朵，閉起了眼睛，我看見陽光照亮了你濃密的頭髮。

因為你認真，所以我打算以認真回報你。
我 開始思索：歷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對一個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個雖然和我關係密切但是對於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對於我身世後面那個複雜的歷史網絡非常模 糊的人，一個生命經驗才剛剛要開始、那麼青春那麼無邪的人，我要怎麼對他敘述一個時代呢？那個記憶裡，有那麼多的痛苦、那麼多的悖論，痛苦和痛苦糾纏，悖 論和悖論抵觸，我又如何找到一條前後連貫的線索，我該從哪裡開始？

更讓我為難的是，當我思索如何跟你「講故事」的時候，我發現，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對那個「歷史網絡」其實知道得那麼支離破碎，而當我想回身對親身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去叩門發問的時候，門，已經無聲無息永遠地關上了。

所以說，我其實是沒有能力去對你敘述的，只是既然承擔了對你敘述的我稱之為「愛的責任」，我就邊做功課邊交「報告」；夜裡獨對史料時，山風徐徐穿過長廊、吹進室內，我感覺一種莫名的湧動；千軍萬馬繼續奔騰、受傷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溫柔無助的心靈仍舊懸空在尋尋覓覓。。。

我能夠敘說的，是多麼的微小啊，再怎麼努力也只能給你半截潑墨山水，不是全幅寫真。但是從濃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間，聰慧如你，或許能夠感覺到一點點那個時代的蒙住的心跳？

 

[我等屁民]

2 住在一張地圖上

我的名字裡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 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洩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 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裡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 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裡，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 「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 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裡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 裡，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程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發現。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麼會在台灣開計程車？

只 要你開口問，他就「啪」一下，打開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輾轉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一兩萬難民在荒 山上那A字形蓋著油布的木棚裡戰避風雨。你知道，難民營裡也是有愛有情有慾的；港生，就出生在調景嶺那遮雨棚下。兩年以後得到入境許可，來到台灣，弟弟出 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龍的本名是什麼嗎？如果我告訴你，他叫「陳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 最初嗎？稍微打聽一下，你就會知道，他的父親房道龍，在戰亂的一九四七年隻身離開了安徽和縣沈巷鎮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兒女，隨著戰爭局勢的漂洗，最後到了 香港，改名換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嬰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兒的那一邊，是一個生離死別的悲劇，和成龍這一邊，是個患難興邦的傳奇。
今天我從台北的青島東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機，名牌上寫的是「問中原」。

「問中原」？
中 原，是一個地區，指的是中國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中國的文化和權力道統。姓「問」名「中原」，激發的想像就是一個氣勢萬千、躍馬中原的光復 圖騰。他的父母是江蘇高郵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亂流中擠上了船，渡海來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復故土的悲壯期待，織進了小 小孩兒的名字裡。

在台北街頭，你只要有一點好奇，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台兒」，你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開的歷史地理課本。

我這「台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叫做「台北」，更絕了，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歷史地圖。地圖有多大？橫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張兩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圖。

為什麼稱它「歷史地圖」？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就是一張「歷史地圖」，它裡頭的「奧匈帝國」，現在沒有了。台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鐘停擺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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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連載

03


你把街道圖打開，靠過來，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座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麼左上那 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國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中國的東北，右下，是中國的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 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角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四平街」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再笨也絕 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找。「甘州街」、「涼州路」、「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哈，猜猜看他們在哪個方向？

我們很多人對國民黨的過去的統治歷史是有反感的，我們都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虛幻想像，充分殖民主義的嘴臉，可悲可惡。

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台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里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裡江山，每天在這地圖上東南西北走來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可以用來臥薪嘗膽，自勉自勵。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唉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原 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佈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 的街道名改正。學者還會告訴你，其實用「改名」來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復以後，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 名」，而是被「命名」。

命名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鄭定邦又是哪兒來的靈感呢？

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南北縱向用省分，東西橫向用城市。

把整個中國地圖套在上海街道上來命名的這個「靈感」，又是哪裡來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併成公共租借，各區的街道都得改名，英美法幾路人馬各說各話，都堅持保留自己原來的街名，英國領事麥華陀於是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乾脆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以免白人內訌。上海街道，從此就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

讓我意外的是，甚至連「建國路」、「復興路」這種充滿政治企圖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訂做的。

　 所以台北城變成一張中國大地圖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會失去中華民國的江山。一切竟然是歷史的意外佈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撤退到這個 島，以這個島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把「光復河山」變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條，而台北的街道以完完整整的「河山圖」大大地張開，接受這個新的歷史命運到來。 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正式遷台在台北辦公以後，就更詳細地把大陸的地名慢慢填了進來。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們，就在這樣一個已經搭好的歷史架構裡，在這樣一張浮貼掃瞄的歷史地圖上，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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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38 最底層的竹子

最近一直在思索「罪與罰」的問題。你出生的時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蘭克福的醫院裡一面 哺乳，一面看著電視，那是不可置信的畫面：上百萬的東德人在柏林街頭遊行，然後就衝過了恐怖的柏林圍牆，人們爬到牆頭上去歡呼，很多人相互擁抱、痛哭失 聲。在那樣的情境裡，你在我懷裡睡覺，長長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嬰兒的奶香和那歡呼與痛哭的人群，實在是奇異的經驗。晚上靜下來時，我聽得見日光燈發 出滋滋的聲音。

後來，人們就慢慢開始追究「罪與罰」的問題：人民逃亡，守圍牆的東德士兵開槍射殺，這些士兵本身有沒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們制訂決策的長官身上？還是每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東德共產黨的決策高層一直說，他們要求衛兵防止人民離境，但是從來就沒有對守城士兵發佈過「逃亡者殺」的命令。很多法庭的判決，是判個別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嗎，飛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個當年守城衛兵的資料袋裡找到一個文件，文件寫的是：「面對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猶豫，即使是面對婦孺，因為叛徒經常利用婦孺。」

昨 天在電話上跟你提到柯景星這個台籍監視員。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他十幾個台灣兵在日本已經知道要戰敗的最後時刻裡，為了湮滅虐俘的證據，屠殺了四十 六個英澳俘虜。那個下指令的日本隊長，在法庭上主動承認是他下的令，一肩挑起罪責，但是那些奉命動手的台灣人，還是被判了重刑。
。。。
喔，昨天終於找到了小洋！他住在澳洲雪梨，是個八十二歲的老人家了。一九四五年從俘虜營回到家鄉以後，變成一個木匠，幫人家設計家具，做門窗。他在俘虜營裡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後來就用他做木工、畫家具設計圖的本事，重新畫過。他很開心我可以採用他的俘虜營素描。

我問他：「在山打根俘虜營裡飽受虐待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很多穿著日軍制服的監視員其實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兵？」

他說，「知道的，因為他們自己常常被日本長官揍，刮耳光。老實說，日本人對待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的態度跟監視員對待我們這些俘虜的態度，一樣的狠。」

「那麼，」我再追問，「如果我說，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在某個意義上，也是一種『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價值所塑造、操弄，因而扭曲變形，你身為一個曾經受過凌虐的人──會反對嗎？」

幾分鐘之後，他的電郵就回覆了：「教授，我當然不反對。他們同樣地身不由己啊。」

「那麼，六十年過去了，您對那些福爾摩沙監視員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他 回信：「有一次我跟兩個英國人從俘虜營逃跑，被搜捕回來，我們都以為，唉，這回死定了，因為我們都看過逃跑的俘虜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當場沒打死，傷口 發炎，他們不給藥，潰爛沒幾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們的是幾個福爾摩沙兵，他們年紀很輕，而且個子都比較小，抓那個粗大的藤條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較 輕，我們運氣還不錯。」

「有沒有可能，」我說，「是這幾個福爾摩沙監視員故意放你們生路呢？」

「很難說，」小洋回說，「教授，所謂操弄，就是把把一根樹枝綁到一個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個形狀，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們東方的竹子，是有韌性的，你一鬆綁，它就會彈回來。不過，如果你這根竹子剛好是被壓在最底層的話，那可是怎麼奮鬥、掙扎，都脫不了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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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一九四九年 一个个人汇成大江大海

2009-10-13 10:30 共 0 条评论 关键字：一个,锵锵三人行,窦文涛
周轶君：它有一种养分在里边，我接您刚才那样一个问题，我反问，为什么台湾的导演拍的电影都是本土地，侯孝贤、蔡明亮。周轶君：所以龙应台老点到你们这个心态，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们不生气，哪里来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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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卫视10月12日《锵锵三人行》节目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咱们跟轶君就最近的这本书，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许老师，为什么最近我老听见人给我提这书呢？是不是因为你们文化界的一个？
　 　许子东：这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六十年，他自己也说，他写这本书的起因是1989年，1989年的时候，德国柏林墙倒了，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化，他就开始对 1949年以来的两岸的分居的情况产生（想法）。1999年的时候，他想写，可是马英九请他去做文化局长，马英九做台北市长。
　　周轶君：对，龙应台做官。
　 　许子东：龙应台就做官了。我们圈子里，大家都非常佩服龙应台的笔很厉害，所以他现在这个书一直拖到2009年来写，他虽然写的是很多平常人的人道战争中 的，普通人的遭遇，他的同情心不仅是在战败的国民党，甚至在台湾人来说，他是同情本省人，他觉得在台湾国民党是一个占领者，所以这么一个弱者角度的历史。 但是放回到整个六十年，两岸文化的互动里面，它这个当然是比较引人注意的。
　　窦文涛：你看它这个书皮写的，“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以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说龙应台用最谦卑温柔的心灵，让你看见我们的父母一整代人，叫隐忍不言的伤。
　　周轶君：这是广告词。
　　许子东：你是很感动的，是吧？
　　窦文涛：你觉得这本书里面有什么闪光的点？
　　周轶君：你其实光看它标题就很动人，真的笔厉害，第一篇叫“在这里，我松开你的手”，那种音乐感都出来了。但是他里面讲了很多很好玩的，我觉得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战争，战争当中不仅仅有悲、气这些东西，也有一些好玩的，甚至是感人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的一个台湾诗人，当年怎么被骗去当兵的。他说看见墙上贴了一个，说有骨气，有热血的青年去台湾，然后就去了，而且刚刚到那儿，别人其实骗他 们去当兵，给他们吃肉，吃的香，第二天还想吃，就去了，然后连家长都劝不住了，说别去，有肉吃，而且告诉他们说去台湾，台湾好，台湾是东方瑞士，那儿特别 干净，渔民去打鱼，不用结网，不用撒网，那个鱼自动到他们船边来，他们都信。而且跟他们说去台湾，穿美式装备，还有一种叫软玻璃衣服，说你穿上还能看见你 里面穿的是什么衣服。然后就去了，一到台湾那些人全变脸，对他们特别的凶恶，然后龙应台问，你穿上了什么软玻璃衣服，穿了，但后来就发现，卖鱼的也穿，就 是雨衣嘛。
　　窦文涛：就是雨衣。
　　许子东：软玻璃衣服。
　　周轶君：人那时候很好玩。还有一件事，他说当 时是有一些人，是国军溃败，到了中越的边境，越南边境说有很多山，叫十万大山。一路被人追打，一路逃，翻过了山。越南当时是法军占领的，说跟法国有一个协 议说，说我们放下武器穿过这个地方。后来他们去放武器的时候，你们这个枪归枪，手榴弹归手榴弹一堆，它队伍当中有一个军乐队，军乐队扛着鼓、锣那些东西， 也跟他们逃了那么久。
　　许子东：不知放哪边好。
　　周轶君：说不知道这个大的号、鼓该放哪一边，当时就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号 子，想放到枪那边去，这时候法国士兵跟他说，这不是武器，你可以带走，就那一刻，他说我看到这个叫文明，这个叫教养，就这支军乐队保留下来，跟他们后来被 关了三年多以后，而且在难民营关了三年多去台湾，在当时的码头，还成立了一个军乐队，一直在表演，一直在唱戏，这样把大家的一种精神保留下来。
　　许子东：这个法国人是不懂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文艺是最有利的武器。
　　周轶君：这个应该第一个收掉，是吧。
　　许子东：不过我想说句公平话，其实对战争这种细节反省，内地的很多作者，常常是军中作家，做了很好的描写。我那集也讲了，有一个应该是空军的作家乔良。
　　窦文涛：对。
　 　许子东：他就写《灵旗》，《灵旗》写什么，写渡湘江作战，就红军撤退的悲惨的一幕，还有讲AB团，江西根据地里边肃反最早的冤案，而且是从当地的农民， 一个青果老爹这种角度。其实后来你想《红高粱》，因为中国内地的一直这种战争叙述，那种小故事是被大叙述编排掉了，归类掉了，归类下来总是多数的穷苦的农 民，被少数的妇人压迫，然后国民党帮富人，共产党帮穷人，然后新文化的知识分子总是站在共产党这一边，老的祠堂的讲孔教的那些老先生，那个都是跟国民党地 主一边，《红旗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把中国社会做了一个图形的分析，可是后来很多作家，通过非常具体的小事情，来改写、颠覆这么一个模式。最简单的例 子，最脍炙人口的例子就是《红高粱》，《红高粱》就在这么一个故事里边，最后它里面打日本人的，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是土匪。
　　周轶君：对，它里面就有说到。
　　许子东：你看这个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窦文涛：是。
　 　周轶君：说有的人去当兵，先是被抓去做国民党，后来又被抓去做共党，后来共产党就发现他们家是地主，把他送回去了，你说他这是算哪一头的。其实以前你看 那个钟阿城写的东西嘛，他老讲说大乱中总有小静，说他是讲文革的时候，看街上在武斗，他们坐在窗边，说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谈论什么呢？每个人开始讲初恋， 后来说有一个他坐在窗边，说着说着，就有一颗榴弹从窗外就射进来，说到他最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就被打死了，就一个个人在历史当中无声无息的就倒下了。
　 　窦文涛：真是，所以我现在觉得个人这件事情，很值得提一提。我们通常觉得说你个人主义，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东西。可是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是和平时代， 现在还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年代，你就会看到现代这个时候，我总说个人其实就是每人。你说你为了全体人民幸福，全体人民幸福就是每一个个人。
　　许子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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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一九四九年 一个个人汇成大江大海

2009-10-13 10:30 共 0 条评论 关键字：一个,锵锵三人行,窦文涛
周轶君：它有一种养分在里边，我接您刚才那样一个问题，我反问，为什么台湾的导演拍的电影都是本土地，侯孝贤、蔡明亮。周轶君：所以龙应台老点到你们这个心态，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们不生气，哪里来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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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文涛：如果一个个人得回忆得不到尊重，一个个人的家庭得不到重视，一个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被肆意的抹杀，那么你还谈什么每个人，你还谈什么人民。
　　许子东：所以他讲那么多细细碎碎的故事，用了一个“大江大海”这么一个题目，其实是应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周轶君：每一滴水才汇成大江大海。
　　许子东：这句话是说的是很对的。
　　窦文涛：没错，说的很对，但是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许子东：人民是由一个一个人组成的。
　　窦文涛：对，人民他不是一个人，他真的是千千万万个个人，千千万万个个人汇集成。为什么说很多时候一回忆，你就会发现，那些脸谱化的东西，分崩离析了，他都是特别特别具体的一个人。你比如说，我那天听一个老知青跟我聊，当然了，我不能确定它的真伪。
　 　当年云南很多知青去参加缅共游击队，中国知识青年也去，他是怀抱着国际主义这个热情，我要去打仗，满腔热血，最后还牺牲了。牺牲了之后，表面上看起来这 是这么一个故事。可是牺牲了之后，他的家里人，就说他牺牲了能不能得一个烈士，可是最后去跟有关方面去问的时候。有关方面就讲，就说他是背后重弹，这个枪 是给人在背后打的。
　　说是为什么呢？有一种猜测，他跟经典的叙述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那边去打，某个游击队，这个游击队打完了之后，这个 战友的尸体都是不管的，或者受伤，他们就跑，你明白吗？但是在一个小环境里，人人都这样的话，他这个云南知青，他过去，他是救人的，有一个人负了伤，落在 那儿，他们撤退的时候，他总想着把这个人给提溜回来。但是你明白吗？在这个小队伍里，人人如果都不管伤兵，只有你一个人管，我们在道德上就显得不是东西， 你明白吗？大家就觉得很没意思，老是你这个人，你老救人。他是怎么死的呢？子弹它是往前冲的。
　　许子东：美好的解释就是说误中榴弹。
　　窦文涛：对。
　　周轶君：敌人从后方攻上来了。
　　许子东：这个是误中榴弹，就算自己人这边打敌人，误中了嘛。
　　窦文涛：所以说你看事情就怕具体，一具体到个人，丰富多彩的矛盾性就同时体现了。
　　周轶君：对。
　　窦文涛：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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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轶君你看这本书，听说是看了好几次，都是热泪盈眶。　　周轶君：心软。
　　窦文涛：给我们讲讲，让你心软的事。
　 　周轶君：它里面不一定是生离死别的那种，我看了会心软。包括我刚才说那些闪光的地方，也会让我心头一动那种感觉。包括还有好多时候，他就说起来，说是他 父亲那时候，他爸爸当年是在南京做宪兵队长，后来也是“挹江门”那一战，因为我去过那个地方。我知道它那个时候是特别的乱，国军溃败，唐生智那个人很无 能，后来要溃败了。但守城的那个人还没有得到前方要撤退的命令，所以坚决就不开门，几万大军在往前面涌，但这个门不开。
　　我当时去南京， 去采访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他们自己人没有办法了，拿手榴弹丢到人群开路，为了逃生自己人打自己人，手榴弹投过去这样开路。然后他说他爸爸急中生 智，这也没有船，抱了两根木头就漂了，后来终于就这样出来。但他爸爸跟他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龙应台为什么会叫龙应台呢？这个台，他妈妈是姓应，他在台 湾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听他爸爸那一套东西，他们那时候没有感触，他爸一说，他们就觉得你不用说了，或者怎么样，就开他玩笑。
　　许子东：就跟现在内地你讲革命战争一样。
　　周轶君：但是他后来回到他爸爸长大的那个地方，听到当地的孩童，还在念他爸爸常念的是《出师表》当中的一段话，说念出来的口音，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湖南口音。
　　窦文涛：感觉是被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周轶君：对，那种乡音，你隔着时空，忽然间交汇那种感觉。
　 　窦文涛：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老是说造化弄人嘛，你看高金素梅到靖国神社那里去抗议，我突然那天我就想到，所以说你对很多人，你是不了解你是没法有一种同 情心的。了解之后，你可以想一下他心里的感受。比如说当年的这种台湾高山族的，可能有些人，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五十年里他就觉得反正日本教育他，你就是日 本国民，所以大日本帝国。
　　许子东：已经三代了。
　　窦文涛：大日本帝国去打仗，征你的兵，就跟那个时候咱们说朝鲜人、韩国人都有在日本军队里，你想他去拼命去，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甚至就是战死杀场，为了谁啊？
　 　周轶君：很多人都被枪逼着去往前面冲，他里面讲到说有一些被征过去以后，骗他们说你们去当挑夫，挑什么呢？挑炮弹。一肩挑四个，挑着炮弹，还要一边去卖 大饼，要去做生意，特别奇怪。他说里边有一个人说我的炮弹，走着走着突然掉在地上了，吓死了，说以为会爆炸，后来没有炸。但是他就被打了两个耳光，再也不 敢掉炮弹，就这一路。他们说抓我们去是去当挑夫，我还跟我家里说，我挑完这一趟，我就回来，这一趟就是六十年。
　　许子东：我听你们在讲龙 应台，我就不断地在想一个问题，同样的内容，内地很多作家也都写，但为什么他的影响就这么大？有两个人我非常佩服，一个是南方朔，一个是龙应台，这两支笔 在台湾，南方朔现在隔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篇文章，都是关于台湾政局的非常犀利的解剖，对总统的批评、建议出来。大陆多少知识分子，多少文人，为什么没有一 个龙应台，没有一个南方朔。很多思路都写到，像莫言，在最近得奖的《生死疲劳》，就是讲一个地主被枪毙掉以后，变魂、变牛、变马，然后里边有一个人几十年 抗拒合作化，一直坚持单干，最后其实他是最正确的。所有这些叙述在政治上都有很大的挑战性，但是因为环境的因素，这些作家用了很隐讳，很魔幻的很多叙述手 段，使得这些作品跟大众没关系了。
　　而龙应台除了他会利用传媒来制造这个气氛以外，他在写法上做了很多办法，比方说他怎么来针对台北现在 的年轻人写呢？他怎么来写四平、吉林那些战争，锦州这些大仗。他就讲台北的四平街。台北人的人就像走在一个棋盘上，这个每条街都是蒋介石画的中国大地，然 后你在四平街，你在这里逛过网吧，你在这里拍拖过、kiss过吧，你知道这个四平街发生过什么事情是四平。然后再跑过去一点锦州，锦州发生过什么事情，锦 州也有一条街。我觉得他这个切入真是太厉害，他把现在90年代的青年人一下子从今天这个地名拉到历史。
　　窦文涛：有一种电影感。
　　周轶君：它有一种养分在里边，我接您刚才那样一个问题，我反问，为什么台湾的导演拍的电影都是本土地，侯孝贤、蔡明亮。
　　窦文涛：杨德昌。
　　周轶君：他们拍的东西，都是他们本土的细细碎碎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都是宫廷，都是很远古的？
　　窦文涛：我们的电影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本土的，而且开出了很好的局面。比方说《黄土地》，比方说《红高粱》、《阳光灿烂的日子》。
　　周轶君：但是没有好的城市片，你说跟90年代、80年代有关系的城市片。
　　窦文涛：我有时也觉得很奇怪，你比如贾樟柯，最早拍的片子叫《小武》，我看过，那是相当好的，就是现代中国的县城都市里，但是这个片子，也没什么人知道。
　　许子东：这个几方面的因素，这个几方面的因素。
　　窦文涛：咱们先去下广告，许老师再解答。《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等屁民]

窦文涛：许老师聊聊。　　许子东：她刚才那个补充的对，他花很多资料的工夫。
　　周轶君：对。
　　许子东：找那些比方说他的故乡被（迁到湖城音对），他的地位就等于像矛盾、王蒙他们做文化部长，他在台北做文化局长，他其实是那么有名的人，但是他退下来以后，他可以很静心的做那些很仔细的资料工作。
　　窦文涛：说是把自己在家里关了十年。
　　周轶君：关一年。
　　许子东：虽然是（李展平音对），说它有抄袭他的成分。
　　周轶君：说他访问的那个人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去访问，是看他书里面，怎么抄袭过来。
　　许子东：但不管怎么样，他的资料功夫做的很扎实，相对来说内地现在出了名的作家，约稿太急，《生死疲劳》四十几天写出来的，一天写上万字。所以天马行空容易，资料工夫是非常难。
　 　不过回到你刚才讲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曾经有一度，我们中国的第五代导演是非常本土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准确。 我觉得电影院系统的改变是一个关键的原因，电影院系统改变，把电影跟大众分开，变成了很贵的一个小资城市白领的一个享乐的一个场所。这样一个小资白领，他 们非常向往全球化，所以这个电影就拍大、拍洋，就是大明星制作。一方面也是受了李安的《卧虎藏龙》的成功影响，所以后来纷纷的拍大片，我敢说将来中国电影 史上，大片潮反正负面的因素是很多的。
　　窦文涛：不过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吗？当然是电影院的票价是贵，您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变成一个少数白领的一个消费。可是事实上，我们见一个电影，我觉得是周围什么人好像都看。
　　许子东：你得看它具体的操作过程，比方说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多好的电影，可是到他拍《无极》的时候，大量拍片的资金是怎么来的？
　　周轶君：这个东西是来钱快，也有市场，我去欧洲的时候，看了他们，他们一般没有像我们街头很便宜的卖一些。
　　窦文涛：碟。
　　许子东：没办法，没碟看。
　　周轶君：他们一般去租碟，你看我们那些拍的大片，在国内卖那么红的那些片子，在他们叫亚洲那一栏里面，基本上都是中国那些大片，在亚洲那一栏，其实他们把它当做是一种猎奇。
　　窦文涛：就是一种娱乐。
　　周轶君：所以他有市场他会拍。
　　许子东：他本土已经拿回来了，票房很高。
　　周轶君：除了市场以外，就没有别的因素吗？好多时候，这个东西是来钱快。
　　许子东：市场、电影院，还有就是想在奥斯卡得奖的情节，这个得奖的情节，就像作家得诺贝尔的情节。
　　周轶君：有点急功近利。
　　许子东：几个因素，希望以后会慢慢变。
　　周轶君：应该也会，我相信他们都是有功力的。

 

[我等屁民]

正在加载中...　　许子东：张艺谋，我记得他有一次访谈，他就说他一点都不觉得他眼前拍的几部戏多么重要，他就觉得他很想拍部文革戏，我相信他们都会有一个真的较劲，一部很实在的电影，就像斯皮尔・伯格有《舒特拉名单》，我们同时也原谅他的恐龙的那个《侏罗纪公园》。
　　窦文涛：为什么讲原谅呢？我认为大家伙爱看了，这不也是一种价值吗？
　　许子东：是一种价值。
　　周轶君：他说原谅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承担他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
　　窦文涛：《侏罗纪公园》挺好看的。
　　许子东：对。
　　窦文涛：这又不是他的不好啊？
　 　许子东：这就是有些导演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比方说科波拉，他拍了《教父》赚了那么多钱，他为了拍了一个《现代启示录》，全赔了，你要对他来说，《现代启 示录》是他最重要的东西，假如说他认为《教父》卖座就好，就像今天真的有很多人就认为中国今天从开始排斥金庸，现在已经到了金庸是最好的地步了，你明白没 有，中国的主流文学从20年前的抵抗通俗文学，现在它变成本身的通俗文学化了，这个两者是不对的。
　　窦文涛：我觉得这个社会真正没劲的是 什么，我认为就是一种个人不彰显，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大帮哄，我不知道原因，我只是看到现象，就是我总觉得人都没啥个性，他们说这个好看，你们就都觉得这个 好看，这个很没劲，我喜欢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有你喜欢，我有我喜欢。
　　周轶君：所以龙应台老点到你们这个心态，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们不生气，哪里来志气。
　　许子东：写《灵旗》的乔良，后来就写《超限战》，说实在话我不喜欢，就这么简单，就是你原来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我等屁民]

经济观察报 龙应台/文 难民第二代的身份，从小影响着龙应台，跟她写作的观察力更是直接相关，“因为你永远是那个站在边缘看主流的人。”十年前，她就想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 样一本书。“在这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现在常常不认得我是谁，使得我更感觉到时间的急迫。人总是到了四十岁后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 们也曾十九岁。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父执辈这一代的人，以及他们那一代的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现摘录该书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十万大山​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一路溃败后撤，十月十一日，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 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链，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 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退入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当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残军，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 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 阵传来，令人晕眩。

 

[我等屁民]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残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集中营里的人们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部队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 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一九五三年三万残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 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 “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 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 睡衣，赤着脚。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 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穈采访 “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他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 十七军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 营里。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军队、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 《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 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 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 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否则，”他 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本文由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授权登载，刊发时有删节及零星用语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