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下）
【联合报╱龙应台】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
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 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
林精武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脚就皮破血流，脚趾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 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力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1946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 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 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梵竹〈一张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引自蓝博洲《共产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产党第一手证言》）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怀的丘壑，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 847登陆舰在11月19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55位军官和499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而「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10月10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吴新荣《吴新荣日记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1945年10月，在举国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 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 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11月25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所有高雄、台南的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的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他相继出现 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 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家人，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
彭明敏其实洞穿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 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 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对」的第一感觉，其实就是两个文化的对撞。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 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1947年2月28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 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一踏进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一夜苦刑之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1949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1949，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1947。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 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总共十二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国军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 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被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强推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垂眉跪了下来。（萧万长，龙应台专访，2009年4月30日）
【联合报╱龙应台】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
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 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
林精武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脚就皮破血流，脚趾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 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力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1946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 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 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梵竹〈一张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引自蓝博洲《共产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产党第一手证言》）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怀的丘壑，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 847登陆舰在11月19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55位军官和499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而「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10月10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吴新荣《吴新荣日记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1945年10月，在举国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 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 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11月25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所有高雄、台南的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的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他相继出现 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 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家人，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
彭明敏其实洞穿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 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 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对」的第一感觉，其实就是两个文化的对撞。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 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1947年2月28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 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一踏进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一夜苦刑之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1949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1949，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1947。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 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总共十二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国军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 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被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强推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垂眉跪了下来。（萧万长，龙应台专访，2009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