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张天师的兴起和没落(转贴)

在后期各位张天师们心中,一直有个隐隐作痛的地方。这个痛,是在明朝初年,被那个“爆发人家,小家气”的朱元璋先生给种下的。天下人谁不知道,张家掌门人的的标准称号是“张天师”?但小气鬼朱元璋先生就是不答应。“天师”!这岂不是在俺天子之上?最后生拉硬扯,给降到了“真人”。朱元璋的后辈子孙,喜欢道教的很是不少,但都不敢跨过朱元璋先生画的这条线。有时候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便在称呼上多加了一个字,变成了“大真人”。
   “名”、“实”之争,在一般老百姓看来,纯粹是吃饱了没事干。但在皇帝眼中,却是桩了不得的大事情。满清入关之后,完全照搬汉人的那一套做法。皇帝对道教这套东西,一直都不感兴趣。因此,张家心头的这个痛,又不得不持续了将近三百年。
  
   现在好了,拨开云雾重见天日,革命了!从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到偏居未庄的阿Q先生,所有的人都显得很兴奋、很期盼。龙虎山张家人也不例外,改朝换代,对于宗教组织来说,常常意味着机遇。不过,张家地处偏远的江西贵溪县,消息毕竟有些闭塞。如果他们知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竟然是个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公理会教徒,龙虎山上,恐怕将会又是一片愁云惨淡!
  
   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过去一年了。江西也来了革命党,不过,不是传说中的“孙大炮”,而是另一位脾气不太好的“大炮”,历史上有名的“三炮定韶关”的李烈钧将军。
  
   李烈钧,近代史上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江西武宁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并于1907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了满清政府眼中的“反动分子”。李烈钧第二次被称为“反动分子”,是在二十年后,由方志敏的红军谥给他的。先后被最保守的和最激进的人们所仇恨,现在想起来都替他感到有点滑稽。
   可能像鲁迅那样受过很多刺激吧,当时留过日本的革命党人,多半做事比较偏激,搞暗杀的就数他们最多。李烈钧比较幸运,他没有在这种“恐怖袭击”中充当肉弹丢掉性命。等革命成功后,李烈钧回到了家乡江西省,不过,身份大有不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封他为江西的最高领导人——江西都督。
  
   大权在握,李烈钧的铁腕和激进脾气便显示了出来,他大力对江西进行各种近现代化的改革。应该说,他采取的那一系列激进的措施,的确让江西的面貌,在短期内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作为一个喝过大量洋墨水的人,李烈钧哪里会对江西境内,最古老最“封建”的家族有丝毫客气?于是,龙虎山张家发现,他们原先以为,从清朝以来,自己已经“倒霉透顶”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当人们开始倒霉之后,每一天都会天真的设想:到了这个地步,应该算倒霉透顶了吧?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就在那一年,江西都督府下令,取消张天师封号,同时,取缔天师府所有的封地。
  
   消息传来,正一派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被迫匆忙逃往上海,身后的大片田产、林园也顾不得了,逃命要紧。当时时局动荡,世事诡谲,“柿油党”们个个洋装打扮,举止怪异,谁知道下一步他们会做什么?张天师对付中国土产的鬼怪颇有经验,但遇到这群“假洋鬼子”,什么符咒、阵法、雷诀、鸡血、香灰……统统宣告过期失效。道士们知趣地没有把符水往革命党的脸上泼,他们眼尖,看得出别人手里端的可是洋枪洋炮!
  
   这是第四代天师张盛先生回归之后,第一次有张天师仓惶逃离龙虎山。他既没有往青城山跑,也没有跑到当初张道陵先生发迹的鹤鸣山,而是一口气跑到了“洋鬼子”们的巢穴上海。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张元旭先生胆上长毛,打算直捣黄龙,来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举铲除所有洋鬼子!而是因为上海,当时是龙蛇混杂之地,仿佛像一个巨大的胃,什么东西都装得下。新的、旧的、土的、洋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坏种、良民、以及过去的良民……所以,多个张天师不多,少个张天师不少。
   况且,当时革命党名义上是听从孙中山大总统的号令,其实是按地区各自为政的。有些地方下手狠一点,例如江西的李烈钧和四川的尹昌衡;有些地方就相对来说要温柔一些,比如让鲁迅先生很生气的那位绍兴都督王金发。最温柔的地方就要数上海了,这个地方是正牌洋人的地盘,什么都督都鞭长莫及。只要逃离江西这个虎狼之地,李烈钧革命得再坚决,也拿租界里的张天师没有办法。
  
   张天师从偏僻的龙虎山,来到了拥挤的上海。以前,满目是苍翠的山色,清新的空气。现在倒好,出门就是繁华的十里洋场,污浊不堪的黄浦江。对于乡下人来说,这是个恐怖的地方。《子夜》中那位吴荪甫的乡下老太爷,“不曾跨出书斋半步,除了《太上感应篇》,不曾看过任何书报,更不曾经验过书斋以外的人生”,是个老老实实的基层道教中人,结果一到上海,便被活活吓死了。
   这样没出息的家伙!居然好意思读过《太上感应篇》?让人听了简直气破肚皮!作为道教的领袖,张元旭先生可不是这个熊样,张家从祖上开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因此,即使是在上海,张元旭先生仍然可以轻易地混个风生水起。上海社会复杂,一眼望去都是人潮汹涌,其实仔细一看,却分明是个暗无天日的鬼蜮世界。张家的符咒在这里就及时地派上了用场。毕竟是千年老店,货真价实。上门来求各种符箓的,几乎挤破了张元旭先生寓所的大门。
   想起往事,虽然还是有些伤感,但发放符箓的收入,足以使张元旭先生在米珠薪桂的上海滩,过着比较惬意的生活。张元旭先生再次体会到了有个好祖宗的巨大好处。张家的列祖列宗,仿佛购买了一种获利非常的股票。因此,子孙后代不管跑到哪里,都可以凭着一纸名头,获得不菲的股息。
  
   生活永远不会平静,就在这时,从北京传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消息:中华民国道教会正式成立了!
  
   地点在全真教的老巢白云观,主席是白云观的主持陈明霖,发起人有十八个,无一例外全都是全真派的代表。他们还煞有介事地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道教会宣言书》、《道教会大纲》、《道教会请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等等。不久,又拟定了《道教会上国务总理、袁大总统书》。当天,便由陈明霖等人,花几毛钱钱租辆黄包车,风风光光地便送进了国务院。并且,隔几天便得到了批准,正式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全国性道教组织。
  
   所以说,天子脚下好办事。消息传到上海,黄花菜都凉了。张元旭先生愤怒地发现,“中华民国道教协会”里,居然连堂堂嗣汉天师的位置都没有!就算是假惺惺的,您也给一个副会长的虚衔不成吗?没有,白云观这事做得太绝了!明摆着是欺负张天师路远,你张天师无论如何,都得千里迢迢坐火车来吧?但别人从白云观赶到中南海,拉黄包车的车夫,怕还嫌没有跑过瘾呢!
   张天师心想,如果俺是峨眉剑仙派的,准派上几支飞剑,千里上京取了这厮的项上人头。但没有办法,张天师的专业不是放飞剑,而是帮人捉鬼,而这陈明霖道长固然奸诈似鬼,毕竟还不是真正的鬼,张天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张元旭先生为自己失误懊恼不已:都怪自己卖符纸卖上了瘾,忘了还有改朝换代这茬事了!结果,不幸便被全真派抢了头一炷香。说起来,也怪张天师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每到了改朝换代,便东看西看,到处找人选人献符瑞。但这次改朝换代可不像从前,你未必要捧着符瑞给孙中山送去么?
   全真派就不同了,他们的根据地是北京,政治漩涡的中心。道士们嘴上念着经,眼睛却不住地朝观门外瞅。他们发现:如今这流行的玩艺儿换了,不兴泡茶馆听京戏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今天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明天成立一个什么协会,后天多了个什么委员会……名头还一个比一个大。弄到后来,身为一个堂堂的北京人,如果您居然没有忝居什么“协会”之内,简直就不好意思上街见人了。
   所以说,现代社会中,信息是多么的重要。张天师处在上海,满眼都是赚钱的信息,政治敏锐感便一下子钝化了不少。等他清醒过来,已经晚了,别人连名片都印好了。没有办法,张元旭先生只好硬着头皮,跑去烧第二柱香:
  
   1912年9月,正一派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召集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正一派道观的代表人物,在上海关帝庙成立了全国性的道教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头一炷香没有抢到手,张天师很生气,后果却不太严重。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谁还去管你道教内部这些鸡虫之争?张元旭先生对北京政府相当不满,什么破政府嘛!一点调查研究都没有,便轻易地把道教会的招牌给了不该给的人。你随便去翻一翻古书,就应该明白,谁,才是道教真正的正统代言人。
  
   没办法,张元旭先生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便是玩玩文字游戏。你是“中华民国道教会”么?好,那么,俺们便是“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多一个“总”字,便压得你到八月十五都翻不了身!外行人怎么看,都会以为北京那块是“总会”的分舵。张元旭先生得意地想,中国汉字真是威力无穷呀,一字之差,便让陈明霖这厮降级成了道教的青木堂堂主。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早有早的优点,迟有迟的好处。两边的入会条件其实都差不多,全真派“分舵”那边,要入会的弟兄,只要符合这样的条件就行了:“道教信士及一切善男信女(不限种族、不限国籍、不限行业),志愿助扬道教、度化众生者,皆可入会。”
   上海正一派“总舵”这边,则更为宽松:“无论在家出家,不分国界种族,凡素志好道者,均可入会。”
   全真派一看很愤慨,什么?太不像话了,连“善男信女”这样的基本条件也不要了?上海滩多的是混黑社会的家伙,平时也喜欢拜拜关二哥。如果这些家伙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志愿加入“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你张元旭天师到底收不收这笔会费?
  
   张天师懒得管这么多细节问题,他也是没有办法,官方那边已经无路可走了。民国政府当时已经接受了陈明霖的申请,正式接纳了“道教会”。当官的只能对悲愤交加的张天师耸耸肩膀,双手一摊:没有办法,谁叫你不早点来?
   因此,直到“道教会”和“道教总会”双双无疾而终,张天师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按现在的话来说,属于“非法宗教组织”。虽然当时的政府忙着打仗,懒得派人上门清理整顿,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张天师的“道教总会”从始至终,也没有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成立和开展活动。
  
   道教又一次陷入了南北纷争之中,但这场纷争在当时的大历史中,已经变得毫不起眼,张天师不久也将重返龙虎山了。他在上海那几年间,除了创建一个不被承认的“道教总会”,以及贴满大小弄堂门口的符咒外,还为丰富上海方言做出了一点点贡献:因为他的原因,上海人新创了一句著名的歇后语。
   当时,如果一个上海年轻人,为了什么事,失恋或者失业,把自己锁在亭子间的顶楼,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任谁劝都不下来,父母的话不听,连居委会大妈来了也不行。邻居好奇,便问,这小青年一个人在楼上鼓捣些啥呀?家里人往往会懊恼地回答,“伊是鬼迷张天师,勿晓得伊勒做点啥!”
   这句话中的“鬼迷张天师”,其实是个精简版本。整句歇后语是这样的:鬼迷张天师——有法无使处。
   张元旭先生听了这句歇后语,心中一定是相当的郁闷。当初在江西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敢说三道四?到了上海滩,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上海滩的鬼不简单,人也和别处的不同。当时,除了上海本地人之外,全中国的人来到上海,都会获赠一个共同的称号:乡下人。饶是你张天师千年世家,到了这十里洋场,也不过是一个土头土脑的江西老俵罢了。
  
   所以说,他乡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三年之后,张元旭先生便离开了上海,胜利地返回了故乡龙虎山。促成他这次返乡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一场大雨,有人说是因为一个“好皇帝”。
  
   民国二年,北方旱灾。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先生虽然有了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却还没有来得及掌握西方先进的人工降雨法。因此,还是拿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灾害没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再次求助于中国传统的“人工降雨法”——祈雨。
   史料上没有记载袁世凯先生有没有先请白云观全真派的道士们动手,从后来的迹象看,应该是有的。但“中华民国道教会”的那些人显得很不专业,怎么求,北京的上空依然是碧空如洗。无奈之下,袁世凯先生下令,掀翻全真派的摊子,另外派人到上海,邀请传统的祈雨专业户——“中华民国道教总会”的张元旭先生,火速上京救急。
  
   张元旭先生一听,这是救民于水火的大事呀!不敢怠慢,连夜便赶往北京。到了地头上,人说:请问张先生,您这祈雨的法坛,要设在哪里呢?天安门广场,或者天坛、地坛?
   张元旭先生不在乎地摆了摆手,不用这么麻烦,咱们因陋就简,干脆还是设在白云观吧!横竖都是道教中人,到时候需要什么设备,也便于及时供给。
  
   于是,白云观的道士们忍着一口闷气,把刚被掀翻的求雨法坛,又竖了起来。不久,张元旭先生就在前呼后拥之下,一身道袍,左手符纸,右手天师令牌,悠然地登上了法坛。在他的身后,一面白布旗上,浓墨大字写着:“龙虎山嗣汉天师 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张”
   更令白云观道士郁闷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张家真正是天上有人么?祈雨的程序其实大同小异,咒语听起来也一个调子。但,经张元旭先生这么一操作,一场倾盆大雨,不久便哗哗哗地把整个北京城淋了个透。
  
   这件事引起了全城轰动,老北京们议论纷纷,不愧是张道陵祖师的后代呀,你瞧人家这水平,这气派!北京人看人讲究一个“派”字,能干不能干还在其次。张元旭先生从小就是按天师的规格来培养的,这派头简直是不用说的了,这一点令北京人深为折服!张元旭先生也很感慨:不愧是天子脚下,数朝古都之地。真正是民风淳朴,德化深濡啊!不像那些洋气弥漫的铜臭地界,一股令人掩鼻的暴发户气!
  
   祈雨这种事情,据后人考证,有记载的,成功率近乎于百分之百;没有记载的,便不好意思说了。张家的求雨成功率在所有祈雨专业户中,据说是最高的。唯一的一次失败记录,是在明朝万历年间,那时的天师是第五十代张国祥先生。还好,在位的万历皇帝脾气温和,对道教的态度也很友好,所以并没有为难张天师。
  
   不管怎么说,张元旭先生毕竟成功地求下了雨,这件事给大总统袁世凯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世凯这个人,怎么看,都有些神似于当年汉朝的王莽先生。能力超强,野心超大。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袁世凯也是一样,他当时在国内国外,民间朝堂,声望都是相当的高。如果没有后来称帝那招臭棋,历史对他的评价,恐怕将是另一种写法。
   人生在世,最难做到的,便是在野心和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后,往往让野心连人带能力一口吞噬下去。当袁世凯有了称帝这个野心后,所有的心思、精力便完全扑在上面,仿佛一个人掉进漩涡里,眼中看到的,除了水还是水。
  
   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先生考虑到,要称帝,便不能忘记龙虎山的张天师。从历史来看,得到张家的支持,几乎就相当于在玉皇大帝那里买了单保险。恰好在此时,张元旭先生多少看出了一点苗头,便抓紧时机,通过长江巡阅使张勋先生,请求政府恢复被李烈钧废除的职权。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袁世凯下令,恢复张天师封号,发还天师府产田,复授张元旭为正一嗣教大真人。并且,重颁“正一真人印”,赐予“三等嘉禾章”,及“道契崆峒”匾额。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就在这一年,袁世凯称帝,国号“中华帝国”,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张天师又可以正大光明地自称为“张天师”了!笼罩在龙虎山上的乌云,似乎一夜之间,被北边来的春风吹个干净,和煦的阳光,重新笼罩在青葱的山麓之上。张元旭先生惊喜地看到,好运气如同五颜六色的气球一般,正迎面向自己扑了过来!
 
仅仅过了八十多天,张元旭先生便沮丧地发现,这场突如其来的“好运气”,其真相是这样的:老天爷和袁世凯开了一个大玩笑,袁世凯也因此和张天师开了一个小玩笑。在这八十多天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迅速地往后摆动了一下,又迅速地摆回了原点。
   主要的当事人,都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袁世凯先生以为,中国人几千年来,都一直有个皇帝在上头管着。现在一下子没有了,怕是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受,会很不适应。没有办法,自己只好挺身而出,勉为其难了。“洪宪皇帝”感慨地对“臣下”说,当今这世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张天师呢,则习惯性地把这场闹剧,看成了另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事件。他和袁世凯都没有意识到,几千年皇帝的统治,让中国人对于帝制,产生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当时的中国人,仿佛那只被困在井中多年的青蛙,当它跳出了井口,看到外面广阔的蓝天,无垠的大海之后,你还指望它会再一次跳回井里吗?
  
   张元旭先生黯然地收起了“天师”的招牌。渴盼已久的“好皇帝”,三下两下便翘辫子了。朝廷没有了,封号也没有了,田产也被重新被查封。所谓的“三等嘉禾章”,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摆设品。只有“道契崆峒”的匾额,仍然高悬在天师府的屋檐下,和各朝各代皇帝所赏赐的匾额一起,记载着张家又一次昙花一现的光荣。
  
   当时的社会情势千变万化,连袁世凯这样高智商的脑袋都反应不过来。说起来,我们也不好太多地责怪张元旭天师。最多,只能说他学艺不精,业务能力不突出。张家祖传的扶乩之术,号称灵验无比。结果到了这位天师的手中,却一点效果都没有显示出来。如果沙盘有灵,明确地提示张元旭先生:当心哟,这位袁大皇帝,怕是日子不长啊!张元旭先生多半不会去蹈这趟浑水。
  
   现在好了,袁世凯先生成了万人唾骂的“窃国大盗”,张天师不用说,也成了标准的“封建余孽”。袁大皇帝重新变成了袁大总统,最后还干脆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但留下张天师怎么办?只好一个人红着脸躲在龙虎山,郁闷地看着山下喧嚣的世界,以及不停变幻的,那一面面的“大王旗”。
  
   孔子说过,“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人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具体的做法呢?则应该是这样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作为道教中人,理应比平常老百姓心胸更加豁达,对荣辱得失看得更开。时逢乱世,作为中国道教的领袖。张天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静居龙虎山,修身养性,独善其身。一面“道契崆峒”的破牌匾,厚者脸皮求来挂在屋檐下,到底能给这千年家族,增添多少风光?《道德经》中有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 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常乐”这句话,随便找个人来,都懂得它的意思,但当时的道教当家人就是不懂。这一点非常令人感慨。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清末民初,又有几个道士,还会真正去读一读《道德经》呢?
  
   更难堪的事情还在后头。因为另一个张姓江西老乡挑起的闹剧,张天师又一次急急忙忙地送上门去,足斤足两地出了一回丑。
  
   这位张天师的江西本家,在近代中国,名声相当的大。前朝满清时期,他曾经历任江南提督、两江总督等职。算起来,官位不见得比曾文正公、左文襄公小多少。可能正因为如此吧,他一生对清廷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不少遗老遗少,提到他的名字,都会竖起一根大拇指,称他是文天祥第二,“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而且“挽狂澜于既倒,当经千载公论”。
   不过,如果真的把他的传记附在文天祥的传记后面,文天祥在天之灵听了,一定会相当的不开心。因为这位“文天祥第二,除了和文天祥一样死抱着一个“忠”字外,脑后还多了一条难看的辫子。不仅自己留着一条辫子,他还强令手下的将官兵丁,每个人都不准学那些该死的革命党,辫子都得好好地给我留着!
   所以,当时的人们称他为“辫帅”,称他手下的军队为“辫子军”。写到这里大家都该知道了,这位犟脾气的“忠臣”正是张勋。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不错,曾经被袁大总统封为“定武上将军”。所以,你当着他的面,是不好说他的军队是“辫子军”的,应该有礼貌地称之为“定武军”。否则, “辫帅”生气就不好办了。带兵的人,脾气都不是很好。
  
   张元旭天师籍贯是江西贵溪,张勋辫帅籍贯是江西奉新,两人估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戚关系。不过,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同乡又加上同姓,因此,两人的关系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当初袁大总统这么看重张天师,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当初还是长江巡阅使的张辫帅的从中关说。从这件事,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于北京的“府院之争”,张勋乘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拥戴满清“废帝”溥仪复辟。细细算起来,他在这个政治舞台,总共只停留了十一天。让所有相关人员,如溥仪、康有为、杨度等,还包括张元旭天师,统统地空欢喜了一场。
  
   当时已经有了电报,消息传得很快。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传说,宣统爷又坐龙庭了,北京又有皇帝了,大家放下辫子吧!鲁迅的小说《风波》中,绍兴乡下的赵七爷,利用着这件事情,把船夫七斤吓个半死!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前些日子进城,被几个“不好的”革命党,三下两下剪了辫子。“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有些时候,发型这种无聊的事情,也会给人们惹来相当大的麻烦。
   龙虎山上的张天师倒没有这种烦恼,从古到今,道士们的发型均保持一致。各朝各代的皇帝对此,都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所以,清末民初,张天师不必像一般老百姓一样,一条辫子解下来又盘上去,盘上去又解下来,弄得手忙脚乱,白白受了很多不必要的惊吓。
  
   一听说皇帝复辟,而且,主要操盘手还是老朋友辫帅张勋,龙虎山上的张元旭天师大喜!奶奶的,这几年,可让那些“柿油党”们给折腾够了。事不宜迟,当下,张元旭先生胡乱收拾几道祥瑞之物,匆忙写就一份奏表,乐颠乐颠地便往京城赶。鲜花着锦,哪里比得上雪中送炭?宣统皇帝刚刚复辟,身边没有可用之人,想必很是寂寞。这个时候,张天师的祥瑞一上,小皇帝一定会感到得热泪盈眶吧?恢复田产封号那是不用讲的,说不定,心情好时,还会赐个一官半职也不一定呀!
  
   从江西到北京,沿途要经过安徽、河南、山东几省,路途遥远。很惭愧的,张元旭先生没有学会“土遁”之术,更不会御剑飞行。没办法,只好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一路狂奔!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横跨几省,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境内。眼看终点在望,北京,这千年的古都,中国的心脏之地,就在前面不远之处了。胜利在望,张天师也累得够呛。他决定放缓脚步,在城外稍微休息休息。
   他落脚的地方叫“丰台”,紧邻北京城外的一个小站。当时,时间已经是七月十日。张勋是在七月一日开始复辟的,真正的幕后高人段祺瑞,七月三日便组织了“讨逆军”,在天津马场誓师讨伐张勋。我们不得不说,张天师的脚步的确跑得相当快,几天时间,便从江西一路跑到了北京的城门口。但遗憾的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张天师真的是够倒霉的了。他一到丰台,便惊讶地发现,前后左右都是端着洋枪洋炮的士兵,一脸警惕地注视着他。
   ——站住!来干啥的涅?士兵问张天师。
   张天师很兴奋,本家张辫帅干得不错,你瞧这兵强马壮的架势!——“俺是从江西赶来,专门进京献祥瑞,递奏章的!”
   ——啥?奏章?献给谁涅?
   张天师抽出奏章得意地一晃:那还用问,当然是当今圣上宣统皇帝呀,这不刚刚……——话刚说出口他便赶紧打住,因为,就在这时,张元旭先生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怎么这些丘八爷,后脑勺上,都没有辫子涅?
 
民国六年七月,上京朝贺的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在河北丰台北“讨逆军”扣留,饱受了一番惊吓。还好,最后只是虚惊一场,“讨逆军”很客气地把他放了。当时的中国,虽然龙蛇混杂,政治风云变幻不定,但台面上的人物手段都还算比较温柔。不像后来的那些人,动不动就大开杀戒。一般来说,不幸失败的“大王”们,只要简单地发个“下野通告”,便可安安稳稳地躲进租界里做寓公了。
   比如这一次挑起事端的张勋先生,手下总共才三千辫子军,就冒冒失失地打算复辟一个王朝。结果,手下的军队三下两下被打得四散奔逃。自己独自一人,跑到荷兰大使馆躲了起来。等事情稍微平定后,便在天津租界找了所房子住了下来。生活好像还不错,结交的都是些社会名流。1919年,张勋先生六十五岁生日,著名的“老怪物”辜鸿铭,还特地送他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擎雨盖”暗指清朝的红缨大官帽,“傲霜枝”指的是脑后那条大辫子。辜鸿铭自己也把“傲霜枝”一直保留着,因此,他对同道中人张勋先生很是欣赏。
  
   张元旭天师倒不用往租界里躲,毕竟不是辫子军中的一员,最多算是个凑热闹的。——没关系,一切都是误会,大家安慰他说,谁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但张天师的心情多少还是有些黯然:作为一个号称可以“未卜先知“的道教天师,张元旭先生这几年的判断错误,似乎次数多了一些。他闷闷不乐地返回了龙虎山,再也不敢轻易乱跑下来献”祥瑞”了。空闲的日子,便专心编撰《补天师世家》,试图使自己的心境,真正地平静下来。但恰逢乱世,能在中国像陶渊明似的活下去,基本上属于痴心妄想。更何况,张元旭先生还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末代皇帝溥仪如此,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人,当头上顶着“皇帝”、“天师”之类的符号时,自己多半也会变成一个符号,一切事情,均会身不由己。很难说,这算是祖宗传下来的光荣,还是祖宗传下来的“原罪”?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张元旭先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呆在龙虎山修身养性。他曾经多次下山,会见过诸如吴佩孚和孙传芳之类的头面人物,后者还请他风光大筵了一回。不过,张天师很谨慎地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前两次的教训,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1919年,张元旭被推为“万国道德会”名誉会长,次年还当选为“五教会”道教会会长。
   “万国道德会”这一类的民间团体,名字取得虽然响亮,但在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张元旭先生自己多半也清楚,对方看得起的,多半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头上那顶“天师”的帽子。请去当什么“名誉会长”,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主席台混个前排中央的位置。然后,主要的工作,除了喝茶以外,便是微笑和拍手了。
  
  …… ……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相信各种稀奇古怪的预言征兆。其中,最为灵验的,大概要数各种童谚民谣了。《后汉书》中记载,当初董卓先生要完蛋的时候,城里到处传唱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甚至到了民国时候,也有此类的谣谚出现。比如,“五色旗,没有边儿;袁世凯,没有几天儿。”人们纷纷传说,这类的童谣,是天上的神仙——尤其是那位神出鬼没的吕洞宾先生,特意借懵懂儿童之口,来让世人警醒的。
   前面说过,神仙的诸多所作所为,多半比较无聊。有话你就直说不行吗?玩什么玄虚呀!要真是“天机不可泄漏”,不如干脆闭上嘴巴好了。《西游记》三十二回中,日值功曹在孙悟空面前,竟然也玩这样的把戏。结果惹火了猴子,被劈头骂了个痛快:“……就纵云赶上,骂了几声毛鬼,道:‘你怎么有话不来直说,却那般变化了,演样老孙?’”
  
   张天师据说有请神的本事,却还没有孙悟空那样骂神仙的本钱。所以,当他们听到对自己不利的谣谚时,也是干瞪眼儿没有办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据说,江南一带盛传龙虎山道教正一派教主张天师的民谣:“绝不绝,灭不灭,六十三代有一歇。”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逝世。其长子张恩溥即位,成为道教正一派天师。屈指一算,恰好是第六十三代!
  
   张恩溥,字鹤琴,号瑞龄,谱名道生(又名岩生),生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作为道教的天师,张恩溥先生“精道法、擅符箓”。他还有一样绝招,画起符来,“笔力道劲,先后如一”,可以画百贴如一幅,模样大小不差分毫。正因为如此,据说,他画的符特别灵,上门来求符的信众络绎不绝。我们知道,后来也有不少道士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只不过,他们借助的是现代印刷术。对付克隆而成的鬼怪,可能会有些效果。至于拿传统意义上的鬼怪有没有办法,那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件事张恩溥先生多少让人感到遗憾:他是一个先天的驼背。不过,作为天师府的嫡子,这一点点缺陷不算什么。刘罗锅不是驼背么?还不是照样可以当宰相?
  
   当时,对张家很不友好的李烈钧都督,早就被袁大总统赶出了江西。二十年代初期,他紧随孙中山前后,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一员。山高皇帝远,再加上中央事情忙,根本无暇顾及张天师。因此,二十年代的头几年,张天师在江西过着惬意的生活:官方的头衔虽然没有了,但远近的农民,对张家仍然崇敬有加。天师还是天师,得罪不起的,惹火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李烈钧没收的张家的田产,被袁大总统慷慨地还给原主人。袁世凯呜呼哀哉后,按理说,这些田产,应该统统收归国有。但问题时,当时的“国”,究竟是谁家的国?
   没有人愿意管这件事。除了李烈钧这类的好事者之外,当时的人大多不想去主动得罪张天师。是的,张家的法术可能是假的,但,万一是真的怎么办?——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中庸”一点,走到哪里都没有坏处的。
  
   当时江西的主政者是著名军阀孙传芳,这人和张恩溥的老爸张元旭天师关系不错,请他吃过一顿饭。孙传芳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帮前都督李烈钧先生革命到底。所以,等到张恩溥先生即位后,他发现,自己的境遇,并不想当初想象中的那样糟糕:除了上清宫,他还拥有十多处庄园巨宅,以及面积遍及附近八个县的范围的,五千多亩不用上官税的良田。家中仆佣下人上百,山下佃户雇农无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说得真是太有道理了!
   于是,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开始了他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据说,他花起钱来一直都比较潇洒。有人统计,张恩溥先生的常年花费,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目:银元八万六千五百多块!
   这八万六千多块银元,不用说是早年创下的纪录。等张恩溥先生跟随蒋总统跑到台湾去之后,估计再威猛也不敢这样花了。再说,后来蒋总统也不喜欢有人用银元,他希望人们支持国家的银行系统,多用纸币。——结果人们真的用了很多纸币,后来,据说要买个烧饼,都得提一篮子钞票去!到了那个年代,恐怕有钱如张天师者,都会无限怀念当年那些白花花的银元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 ……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的绝世奇才来到江西。他到了江西首府南昌的名胜滕王阁,碰巧蹭了一顿不要钱的饭。席间,碰巧接过别人递来的纸笔,随手写下了一篇赋。一不小心,碰巧又写得太好了一点,成为了中国文坛上的千古绝唱……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勃,这篇赋,便是足以让每个江西人都感到自豪的《滕王阁序》。
   在《滕王阁序》中,王勃是这样总结江西省这个地方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这句话说得真没错,江西山川秀美,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便是人才辈出之地。光是可以得国家级杰出贡献奖的,就有:陶渊明、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朱熹、姜夔、文天祥、汤显祖、宋应星、詹天佑、陈寅恪、袁隆平等等,至于张勋李烈钧这个档次的,根本就派不上号。如果再把张天师祖孙一家都算上,可以给这个名单,一家伙增添好几十号人。
  
   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最先对这句话深有体会的是张元旭天师,因为曾经最让他两眼泪汪汪的,不是别人,正是江西老乡李烈钧先生。不过,江西老乡间的恩恩怨怨还远远没有结束。等到了张元旭先生的儿子张恩溥天师,方才真正体会到了江西人杰地灵的厉害!
 
中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九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首先击败了盘踞两湖一带的大帅吴佩孚,然后大举进攻江西的孙传芳。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进入江西省的省会南昌。就在占领南昌后的第二天,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在省党部中,担任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的是一个27岁的共产党员,江西弋阳县人方志敏。
   张天师的噩梦开始了!遇到了方志敏这样不信邪的共产党,怕是吕洞宾下凡也是没有办法。更糟糕的是,同一时期,先后在江西南昌工作的,还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以及一个顶级厉害的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张恩溥先生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听到了龙虎山顶传来的隆隆雷声吧?
  
   方志敏非常赞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在毛泽东抵达江西以前,他就组建了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并已经派员到各地开展活动了。毛委员到南昌来一指点,方志敏心头更是一片雪亮。他一边忙组织建设,筹备召开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一边琢磨着开始具体的农民运动:发动群众,捉拿批斗张天师!
   不能不说方志敏的眼光很准,张家长期以来,就是全国有名的“封建堡垒”。同时,还是田产横跨八县的大地主。所谓“擒贼先擒王”,要在江西境内开展农民运动,不把张天师这个典型一举拿下,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展开?
  
   于是,方志敏在省城一挥手,一组工作队员便浩浩荡荡地奔赴贵溪,打算把张恩溥先生来个手到擒来。几天后,工作组成员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没有抓到,张天师跑了!
  
   什么?难道这天师真的会“隐身术”不成?方志敏大失所望,事情看来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贵溪不是省城长沙,“北伐“的大潮,根本就没有在龙虎山上的岩石上留下丝毫印记。当地的民众,对张天师仍然怀着深深的敬畏之心。你几个省城跑来的书呆子,咋咋唬唬地就想跑来这里捉人?
   还没有走到贵溪县境,就有人跑去给张恩溥先生报信:不得了了!省城来的共产党来捉您老人家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您快跑吧!
   于是张天师撒腿就跑。江西有的是崇山峻岭,随便找个深山道观一躲,省城来的书呆子们便一筹莫展了。问当地的老俵,却是无人敢说。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没有成立,群众哪有这样高的觉悟?再说了,张家的“五雷法”可是闹着玩的?我要是给你们说他躲在哪里,白天你们跑去抓他,晚上说不定他就会派个什么金甲力士来抓我呢!
  
   方志敏听了这个消息,一时也是没有办法。省城事情忙,当时国共冲突已经若隐若现,方志敏作为共产党方面在江西的主要官员,这个时候,正忙着和著名的“反革命分子”——当年著名的“革命分子”——李烈钧先生斗法呢!李烈钧随着北伐军重返江西,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这个主席同样很忙,忙着和“激进分子”方志敏等人斗法。大家斗来斗去,忙得一团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收拾眼中共同的“反动分子”——大地主张天师。
  
   张恩溥躲了几天后,施施然踱回了龙虎山天师府。笑话!就凭这几个愣头青,便敢来跟我斗?张天师不屑地说,要不是看他们年少无知,——嘿嘿!
  
   过了几个月的短暂平静日子后,张恩溥先生迎来真正的克星。此人仍然是他的江西老乡,细细算起来,和方志敏还是同一个县的——江西弋阳人,姓邵,名式平。邵式平和方志敏那一年都是二十八岁,但已经是个“老革命”了。他为人精明强悍,是个让人头疼的狠角色。在那一段时间里,邵式平长期担任方志敏的副手。不过最后他却成为了李烈钧的继承者——解放后,邵式平担任中共江西省第一任省长。
  
   方志敏一见邵式平,心中大喜:这不是正愁着没有人手吗?当下,方志敏把对付张天师的重任委托给了他。于是,邵式平作为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不动声色地潜入了贵溪县。在那里,他首先会见了当地的共产党负责人江宗海。两人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详细地制定了行动的策略:先从发动群众入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邵式平对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是颇有心得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和江宗海召集当地的群众,提起了这一次的打算:活捉张天师!抄他的家!
  
   老俵们大惊:莫提哟!莫提!张天师可是抓得的?他老人家可是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呢!
  
   邵式平是忙家不会,会家不忙,操着一口江西土话,娓娓道来:张天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有谁见过?如果他真的会这一手,干嘛还要请这么多护院家丁浪费粮食?往房子周围撒一圈豆子不就成了么?你们说他会呼风唤雨,为什么天气旱涝之时,他家的田也一样的旱,一样的涝?
   接着,邵式平动之以实际利益:不打倒张天师,他一辈子爬在你们的头上,欺压你们,你们这一辈子怕别想翻身了。——这一点说到了大家的痛处,江西之所以后来革命闹得厉害,各县地主的地租收得太高,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当时的地租利息一般是对半分,严重的还会“倒三七”,即佃户只得收获额的三成,地主坐收七成之多。
  
   最后,邵式平祭出了最厉害的法宝:不要紧,真正动手的时候,共产党员会冲在最前面,张天师要是真的会“五雷法”,让他先劈我邵式平好了。——更何况,江西的北伐军已经同意了,派一个团的兵力,洋枪洋炮,来支持这次行动的农民暴动队。
   农民一听,洋枪洋炮都出来了,哪还怕什么?——邵委员,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呢?大家跃跃欲试,群情激昂,仿佛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的那样:“劣绅!今天认得我们!”
  
   …… ……
  
   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远远的,长长一队火把朝龙虎山上清宫冲来。慢慢的,队伍越来越近,火光下看得分明:一张张黧黑的,神情激动的了脸庞,梭镖、梭镖、马刀、锄头、棒棍,红色的旗帜,洋枪土枪……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邵式平和江宗海!
   张恩溥天师和护院家丁根本来不及反应,便被压制在一个角落里,面如土色,动弹不得,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上清宫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宣告“陷落”。暴动农民在邵式平的带领下,第一件事情,便是一家伙扯下了“嗣汉天师府”的朱红漆金牌额,锄头棍棒一起上,三两下砸成碎片!
  
   接着,农民们在天师府搜出了大量的天书、符箓等各种法物。没说的!当场一把火烧个精光!可怜张恩溥先生当初一笔一划的精心书写!如果世上真有恶鬼、邪神、狐狸精的话,那天晚上它们一定会聚在一起开香槟庆贺。天上的神将们多少也会松了一口气:平日里被张天师左一个符,右一个符,使唤得忙个不停。现在好了,盼望已久的假期终于来临了!
  
   农民们冲进后院,发现一个地窖,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这是什么?未必是张天师酿的私酒么?走近一看,每个坛子的口都被封的严严的,上面横七竖八,贴满了各种盖满各代天师印信的符纸。拿起一只晃晃,却是空荡荡的好像没装东西。——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就是历代张天师用来装妖的法坛。
  
   说起来要怪宋朝那个洪太尉,硬要挖开伏魔殿下面的那口井,暴露了张家关押妖魔的收容所。害得后来的张天师,抓了不少妖怪却没有地方放,只好凑合着放在这个地窖里。还是按惯例,每轮到一个天师,便盖上一个印信。应该承认,这个收容地点很不理想。好在到了宋朝之后,张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几百年中,虽然有好奇心的人无处不在,但没有谁胆上生毛,敢偷偷地跑到这里揭开一个看看。
  
   但这次有共产党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农民们一拥而上,统统砸个粉碎!
  
   据在场的人回忆,当时,只有一阵阵“乒乒乓乓”的破碎声,并没有听到妖怪们重获自由后的欢声笑语和感激之词。更没有看到本来该有的,那一股股不停冒出来的黑气。妖怪们都走得安静而匆忙,全然没有宋朝那时的嚣张气焰。很明显,它们也被这伙暴动农民给吓坏了,生怕被他们顺手用红旗裹了去,重新失去好不容易才得来的自由。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他是如何向农民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的:
   “……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农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他们当然选择相信农民协会。湖南如此,江西也是如此,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政策,效果好得令人称奇。农民们诧异地发现,当有人将他们组织起来后,就连天师也拿自己没有办法。
  
   上清宫被砸,张恩溥天师被吓得够呛,缩在一旁一动也不敢动。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当面对着一大群亢奋、愤激的农民时,最好不要选择对抗,或做出任何容易引起误解的举动,否则天才知道农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过激反应来。张天师的身份很敏感,民间对他的传说过于神奇。在那个时候,他稍微抬一下手,说不定就有人误会以为他要剑指作法了,先下手为强,一把铁锨拍过来,多的亏都吃了。
  
   其实,不要看农民们来势汹汹,在他们心中,对张天师还是颇为忌惮的。早年曾经读过一位当事的革命者的回忆录,这位革命先驱说,冲进去后,他看到一个黑色的坛子,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符。他知道这是张天师用来装鬼的,当场不客气地摔个粉碎。——“过了好些日子,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嘛!”,因此,老革命气愤地说,这个张天师果然是骗人的。
   中国几千年来的鬼神教育,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任谁都不可能在短短时间里,迅速地擦拭得不留痕迹。“过了好些日子,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嘛!” 这件句话,多少道出了人们当时微妙的心态。现场的激情过后,大家多半半是惶恐,半是好奇地等待着某件事的发生,可能连邵式平、江宗海等人也不例外。当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世界依然太平,现实生活依然那么让人乏味。想象中的“超自然奇迹”,永远将是天边可望而不可即的彩虹。
  
   张天师既然让大家感到失望,大家也就越发不把他放在眼里。一把把他从角落中提起来,几只黑手粗暴地将一顶白纸糊就的尖尖帽,胡乱地扣在了他的头上。这种著名的帽子,在二十年代的土地革命运动中,曾经被广泛地使用,让有钱人个个惊恐万状。它的第二次出现是在四十年后,那次戴的人就更多了,有钱人戴,没钱的人也戴。有些人,例如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事先预料到该轮到自己戴了,便自觉地在家里做好一顶准备着。因为是自己用,材料、手工都十分精致。最厉害的是,高度还可以随意调整。侯老先生戴着这顶精美的尖尖帽,站在台上被批斗时,看到左邻右舍头上那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心中曾经很得意了几回。
  
   言归正传!当时,张恩溥先生头上尖尖帽上写的是什么头衔,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想来不外乎是“大地主”、“土豪劣绅”、“封建余孽”之类。戴上这顶奇特帽子,仅仅意味着事情的开始。第二天,暴动农民们便将张恩溥先生五花大绑,押往贵溪县城。先是批斗,然后是游街示众。
   可怜这位声名显赫的“嗣汉天师”,驼着背,身躯瘦小,不知是吓的还是累的,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浑身上下哆嗦个不停。他头上戴着那顶显眼的白纸尖尖帽,双手被粗麻绳捆在背后,像只大闸蟹一样被人牵着。前后左右,都簇拥着手持梭镖的壮大农民,个个神情激昂,口号声一句比一句响亮。
   但不管他们喊什么,张恩溥先生早已是充耳不闻了。他机械地往前走着,神情呆滞,灰头土脑的样子,仿佛是不见了三魂六魄一般。周围几县的群众,听说农民协会捉了张天师游街,个个飞奔过来看热闹,把个小小的贵溪县城挤得水泄不通。据人们后来回忆,当时的盛况比年节的庙会还要热闹得多。在往年的庙会中,贵溪县城里少不得一桩大宗的商品:龙虎山天师府的灵符。从张天师游街那次以后,这种商品便逐渐地消失了踪影。
  
   这一次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历史上,龙虎山张家曾多次遭到沉重打击,历代天师,有被贬斥过,有被关进监牢过,有被流放过……但都没有真正地使龙虎山稳固的根基,受到严重的创伤。唯有这一次,张天师在家乡龙虎山,在向来对自己敬畏有加的乡亲父老面前,被当众羞辱,颜面扫地!从此,便真正的一蹶不振了。
  
   众所周知,张天师这一家之所以屹立千年而不倒,关键在于一个“名声”。一提起“嗣汉天师府”这几个字,大江南北,有几个人不马上毕恭毕敬?现在好了,天师府被人砸了,家产被人抄了,连天师本人,都被捉去游街。要想恢复以前的名声,唯一的办法,大概只能找个最热闹的十字街口,当众烧一道符,请关帝爷下凡,当众给张天师作担保了。
   但张恩溥先生发现,即使他真的会这样的法术,也没有办法付诸实施。并不是天下找不到适合的十字街口,而是张天师作法的必备工具:张道陵祖师爷传下来的天师玉印、宝剑,统统都给共产党员邵式平没收了去。同时被收缴的,还有历代皇帝赐与的各种银印、铜印。现在,即使是来了个普通级别的妖魔鬼怪,张恩溥先生也是干瞪眼无计可施了。
  
   邵式平在贵溪把张天师折腾个够之后,便一条麻绳一捆,带着群武装农会会员,把张天师押送到了省城南昌,囚禁在江西省农民协会里。他随手拿了块破布,像包烤白薯一样,裹着那块“天师玉印”拿给方志敏看。说来令人丧气,这块历史上神奇无比,让各路妖魔闻风丧胆的玉印,在共产党人手中,却是半点魔力也展现不出来。
   方志敏接过这块玉印,好奇地看了几眼。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命人拿只榔头来,一家伙敲个粉碎。但他决定不这么做——留着好!方志敏说,“这个东西要得保存好,这是我们的战斗成果,还要拿给四乡的老百姓看,让他们都晓得,什么‘天师’、‘鬼师’的都靠不住,要信共产党,信老表们自己的力量。……”
   所以,这颗玉印,被好好地保存在江西省农民协会总部。不久之后,便连同那把天师宝剑和其它物品,完璧归赵,好好地归还给了张恩溥天师。
  
   方志敏把张天师抓来南昌,一时很难决定怎么处置他。当时不是没有杀头的先例,比如,北伐军进长沙后不久,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等人,便组成“江西人民裁判逆犯委员会”,判处纵兵殃民的军阀走狗张凤歧等五人以极刑。
   但用这个标准来套张恩溥先生,似乎又不太合乎标准。张恩溥先生并没有“纵兵殃民”,农民暴动队冲进他的天师府的时候,他和护院家丁们吓得动都不敢动。所以,整个过程一点伤亡事故都没有。如果当时张恩溥先生没有忍住,一时性起,一天师剑下去,砍掉一个什么“委员”的人头,事情就相当的棘手了。
  
   另外,张恩溥先生虽然是一个大地主无疑,但手上却没有多少血债。要是他像明朝时候的那位欠下几十条人命的恶棍张元吉天师,方志敏处理起来也会相当的容易。但左看右看,这位驼背天师也不像是什么凶神恶煞。事情只好冷处理下来,张恩溥先生被不尴不尬地关在省农民协会的一间不是监牢的牢房里,整天面对着漆黑的四堵墙,绝望地等待着外界对他的最后发落。
 
在牢里过了一段时间后,张天师的救星在上海一带出现了。这次救张天师的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的死对头蒋介石。他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政变”,大肆在各地清洗共产党人。江西比上海来的晚一些,方志敏等人勉强撑到了6月份。到了6月5日,国民党在江西主政的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实行“分共”政策,“礼送”方志敏等20多名共产党员出境,同时专电通令全省各县禁止工农运动。方志敏等人被迫转入偏僻的乡村地带,开始展开一系列的武装抗争。
  
   朱培德的人赶走方志敏后,一脚踢开江西省农民协会的大门,走进来一看,哟,里面还关着一个天师呢!本着“敌人的敌人等于朋友”的原则,朱培德毫不犹豫地释放了张天师。不仅如此,他还客气地把邵式平收缴的印、剑还给了张恩溥先生,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旧式军官应有的绅士风度。
  
   张天师千恩万谢,捧着这些宝贝回到了龙虎山。面对着残破的家业,不知他当时心中作何感慨。房子虽然被破坏了一些,但基本的格局还在。还好邵式平不是那种喜欢烧房子的人,否则张天师回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尽管如此,张恩溥先生心情还是非常黯然,根本提不起精神去清点家中具体的损失情况。钱财终究是身外之物,从他被强行带上尖尖帽游街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损失之后,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不久,从南京传来了一点点好消息:蒋总司令听说龙虎山被暴民破坏,心中不忍。特意派人送来钱款,并责成地方当局帮助张家修整天师府和上清宫。张天师心中这才稍稍有些宽慰:别看这位蒋总司令信的是洋教,但到底还是关心我中华之文物衣冠呀!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张恩溥天师有点过于乐观了。蒋总司令的善举,怎么看都像一个短期的行为。甚至可以说,在和共党分子赌气:你们喜欢打倒大地主?好,我偏偏就要把他们给放了;你们喜欢抄家批斗人?我就偏偏要好心地安抚他们,并且还要帮他们修房子。总之,共产党往东,俺就往西,共产党往南,俺就往北。到了后来,支持老蒋的,往往都是有钱人;拥护老毛的,多半是穷棒子。毛委员比蒋总司令高明的地方是,他一眼就看出中国是穷棒子占多数,更厉害的是,他还有本事把他们成功地组织起来。
  
   张天师将很快地便认识到,这蒋总司令不是守旧派的辫帅张勋,对道教的复兴,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不久之后,他主持的政府,居然还在道士们的伤口上,重重地撒上了一大把盐!
  
   就在蒋总司令帮助张天师装修房子的第二年(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神祠存废的标准令》。该法令指出,迷信为进化之障碍,神权乃愚民之政策,所有“为害最烈的淫邪神祠”,都必须彻底铲除。
   《标准令》规定,只有两类神祠可以保留:一是先哲类,凡有功民族国家社会发明学术利溥人群,及忠烈孝义,足为人类矜式者,如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等;二是宗教类,凡神道设教,宗旨纯正,能受一般民众之信仰者,如释迦牟尼、地藏王、弥勒、观世音等。其余的统统拆毁,或改作其它用途。
  
   这道法令对于佛教冲击不是很大,因为一般来说,佛教的庙宇都比较刻板保守,供的菩萨佛祖甚至寺庙的格局都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地方,据不少老年人说,是有些地方的观音娘娘灵验一些,而令一些地方的观音娘娘比较马虎一些。我家附近不远处有一间观音庙,香火甚旺,据说非常灵验。但,有一点切记:一定要在上午去。何也?——老人们说,下午观音娘娘下班休息了,值班的是她的弟子,业务不太精熟。
   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拿这些佛教庙宇毫无办法:别人完全符合宗教类的标准。真正让那些佛教庙宇倒霉的,是后来的人民政府。我就读的第一间小学,前身就是个什么寺。解放后,僧舍改成教室,佛像们在一阵乱棍打击之后,被随意地丢弃在操场边的草丛里。当年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就曾经在断了头的金刚,缺胳膊的罗汉身上跳上跳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神祠存废的标准令》的施行,对道教的冲击巨大的。被废除道教神祠有∶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土地、文昌、财神、送子娘娘、瘟神、赵玄坛、狐仙等等。城隍、土地庙的废除,让张天师非常伤心,因为按不少地方的惯例,这两类神仙是要张天师亲点才算合格的。废除了它们,相当于废掉了张家另一项神圣的权力。众所周知,张家这一类的权力,真的已经所剩不多了。
   送子娘娘被砸了不要紧,女人们还可以去拜正规的送子观音。而财神庙的废除,则让天下所有钱不够用的男人感到相当的愤慨!大家愤愤不平地抱怨:以后麻将打输了,找谁帮忙翻本去?——有人评论说,国民党后来之所以闹得民穷财尽,捣毁财神庙,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
  
   从古到今,道教一直沿用“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做法,《神祠存废的标准令》颁布之后,道士们赫然发现:原来这些菜到了后来,都是会咬手指头的!因为,借着法律的名义,地方上的强人豪吏,可以轻易地一脚把道士踢出庙门:对不起,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这间庙现在属于国家财产,已经被查封了!
   道士们欲哭无泪,当初建这庙的时候,俺们托着个破钵挨家化缘,风里来雨里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怎么这样说封就封,连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么?
   官儿们眼睛一瞪:呔!大胆杂毛,还敢顶嘴?捧着你的破碗继续化缘去吧!国家的法律,懂么?真是封建脑袋不开窍!……
  
   至于查封之后,那些庙观到底成了“国家财产”,还是成了“私人产业”,没有一个道士敢去考证。在不少豪强官吏眼中,“国”就是“家”,“家”就是“国”,二者水乳交融,哪里还能细分得清楚?当时的人们,最喜欢挂在嘴上的词汇是“爱国”,工人、农民、学生,甚至包括土匪袍哥,个个都敢拍着胸脯,夸口说自己是最爱国的。但细细算来,天字第一号的爱国者,怕还是要数这些贪官污吏们无疑。因为,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一片地方,可以供他们如此潇洒地长袖善舞?
   因此,这样的法令一出,军人、豪强、官吏们个个兴奋得摩拳擦掌。有这等肥肉,真是不吃白不吃!要么把神祠占了自己住,要么把神祠拆了卖木料,反正自己不出一分钱,何乐而不为呢?张天师都被抓去游街了,俺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当时,道教界是人人自危,根本弄不清楚哪个庙准许保存、哪个庙属于被毁之列。一来要怪制定法律的人,没有考虑周全;二来也怪道士们长期以来,行业性标准制定得不完善。首先,人们发现,中国的神仙数量,竟然远远超过政府官员的想象。不少道观神祠,例如碧霞元君、妈祖等,根本就没有列入《神祠存废的标准令》的大名单之中。这样的庙观,到底是拆呢,还是不拆?
  
   另外,道士们历来喜欢贪多求全,一间道观里常常摆上几十尊各种各样的神像。有时心情好,顺便也帮和尚们摆上一尊观音或者地藏王菩萨。有幽默感的,还虔诚地供上了“齐天大圣”和孔夫子。应该承认,道士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广结善缘嘛!至于地藏王菩萨和“齐天大圣”愿不愿住进来,咱们暂且不去想他,俗话说:心到神知。连张天师都要去南海进香,下面的道士,当然更是乐得 “难得糊涂”。
   但这样一来,同样的难题出现了:当一间道观里,并排供奉着太上老君和财神老爷,那是拆还是不拆呢?总不能说,咱们拆一半,留一半。太上老君那半边的庙留着给道士避雨,财神爷那边拆了卖木头供官儿们发财吧?道士们的意见,当然最好是都留着;但官儿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坚决认为,全部拆了才算干净!——众所周知,“血统”不纯,历来都是种相当大的罪孽。
  
   于是,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历史悠久的道观变成了私产,或者,干脆变成了废墟。这些还只是表层的现象,真正的打击,是在精神的层面上。
  
   千年以来,道教长期以多神教的面貌出现。“三教合一”、“兼收并处”的思想,一直是道教架构中的一个核心理念。从南北朝以降,虽然和尚们很不乐意和道士们掺和在一起,一直尽力保持着佛教理论的纯洁性。但道士却不在乎佛教,或者儒家理论可不可口,只要能吞得下的,便“一涝食之”。这是道教存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结构,也是儒、道、释三家的一种不稳定的稳定平衡。当这样的基本结构和平衡被外力强行打破之后,所有的道教信徒,心头都不禁涌现出了一种由茫然而生成的恐慌。
  
   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恐慌,从公元1928年开始,会越演越烈,如暗夜之中摆脱不掉的魅影,将伴随他们走完这个世纪剩下的旅程。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窪德忠,1942年曾经的到中国研究道教。他跑了不少地方,如沈阳、北京、太原、济南、青岛等,还在全真教的祖坛白云观住了一段时间。一路上,他惊讶地发现,“很多道观虽然建筑雄伟,但内部荒废,道士仅有两三名,神像被尘土覆盖,或缺胳膊少腿。”另外,“有些道观变成了学校,警察、士兵的宿舍,商店,饮食店,或工厂……”这位日本学者听说太原有个元通观,藏有一部《道藏》,非常有名。于是乐颠颠地跑去找,几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上前一看:元通观已经变成了当地的餐饮行业事务所。其职能早已从关心人民的精神粮食,转换为关心人民的物质食物了。
   窪德忠在书中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十分关心道教的人来说,看到这副景象,心中不免有些酸楚,这种心情久久不能忘怀。
  
   从窪德忠先生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神祠存废的标准令》执行得不错。造成这种惨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国人打来打去之后,日本人又掺和进来打个不停。《道德经》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处于“凶年”之中,不管你是在家的俗人,或者出家的和尚道士,命运统统如草芥一般,更何况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庙观、庵堂?
  
   另一位日本学者吉冈义丰,从1940年到1946年,在北京住了六年,其间经常到白云观小住,对那里道士的生活非常熟悉。据他研究,当地的道士,出家时的年龄介乎于12岁到20岁之间,出家的动机多种多样,但大致归纳下来有以下四种:
  
  1.决心修道登仙的;
  2.追求隐居清静生活的;
  3.家境穷苦无力抚养孩子,舍子从道的;
  4.体弱多病,过世俗生活有困难的;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道士属于后两类,像当初张道陵、寇谦之那样的志愿人士基本绝迹。就连王羲之、李白那样的高级票友,也很少有听说了。自然,这样的后果是相当恶劣的。道士们的基本素质变得越来越低下。吉冈义丰和窪德忠人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评论说,“......杰出人物很少。大部份道士对道教认识不足,缺乏精神力量。”
   后者对当时白云观道士日常生活的观察是这样的:“识字的道士仅是少数,我同他们笔谈都不可能,很使我失望。我还发现有的道士成天无所事事,到处晃荡,或晒太阳打发日子,而且这种道士还不少,使我非常诧异……”
  
   从清朝王常月中兴全真教之后,“临济、龙门半天下”,全真教在道教中的地位和影响,基本上盖过了张天师领导的正一派。从以上两位学者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全真教的核心之地北京白云观已经是这付凄凉境地,其它地方的中小道观可想而知了。
   例如,住在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便出卖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把全天下的中国人都气得恨不得每个人上前捶他两拳。王道士俗家姓“王”,这倒没有什么,天下姓王的太多,鄙视不过来。但他的身份是“道士”,这就有点尴尬了。事情被揭露后,众多的道友便只好跟着他挨骂。
   说起来,王道士也有他自己的委屈:他和当时中国大多数道士一样,是个没有文化的文盲。你能指望一个乡下的文盲老道,能够具备多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物鉴别能力?换一个平常的老农民,情况又能怎么样?——老农民种高粱,种小麦,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遇到年成不好就挑着担子逃荒;王道士给人画符,念经超度,有生意吃饼子,没生意饿肚子,实在没辙了就打包四处云游混饭吃。唯一不同的是,老农民多少还有间破草房,王道士连间破草房都没有,只好借住在很久以前的和尚庙里。
  
   道士们素质的极端低下,以及生活的极端贫困,闹出了很多像王道士那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到了公元1946年的时候,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一次,发生的地点恰好正是全真派的大本营:白云观。
  
   这一年11月11日的深夜,白云观一如既往地进入了寂静的深夜。当时,为了省钱,白云观没有安装电灯。道士们生活清苦,又没有什么娱乐,晚上总是早早第熄灯睡觉。窪德忠曾经说,“ 在白云观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寂静的含义,那种寂静我至今不忘。”
   但那一晚的寂静却让人毛骨悚然,在一片寂静中,一群道士在许信鹤、杜信龄、马至善等人的带领下,破门而入,闯入方丈方丈安世霖、监院白全一的房间。一进门,二话不说,一把白灰先冲眼睛撒过去。然后,绳套往脖子上一拴,五花大绑,生拉硬扯地把两人拽到方丈院内。在那里,早已经架好了木柴,甚至连煤油都浇好了。——白云观的道士点灯没有油,烧起人来油倒是充足等很!
   方丈安世霖刚被扑上白灰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大事不好了,便不住声地苦苦哀求。但那伙道士不容分说,把二人往柴堆上一架,捆好,立刻就点火烧人!可怜安世霖和白全一两人,当时不外乎四五十岁,正值盛年,就这样被活活地烧成一堆灰烬!
  
   当年忽必烈问白云观的道士,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一持咒,便能够“入火不烧”?元朝时候白云观道士胆小,没有一个人敢去试一试。几百年过去,到了民国时候,白云观的主持方丈和监院,在其他道士的协助下,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不管怎么持咒,入火还是被会被烧得很惨!
  
   烧完了人,许信鹤等人才拿出一张纸,当众宣布二人的罪状:奸盗邪淫,盗卖庙产,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对道众生活苛刻,不给饱吃等等,根据道家的”老子家法”,处以焚尸之刑。——也就是说,这是道教内部的家法,其他人等不得干涉!
   其实,以上罪状多是欲加之罪,例如,里面最奇怪的“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一项,许信鹤等人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盗卖多年长生猪、马、牛三宗,乃施主不忍杀害,送来养老,终年以粮施生。安、白竟敢私自盗卖,置数十生命于不顾,残暴行为盗贼亦所不能。”——这也够得上被活活烧死么?至于“奸盗邪淫”,料那两个道士也没这本事。即使是有那贼心,也没有那贼钱。卖几口猪羊那点碎银子,未必就敢往八大胡同闯么?
   当时的道士生活相当清苦。衣服破烂:“白云观的老道铺衬精,身穿的纳头补三层”。伙食极差:没有做工的一天两顿,早上十点和下午五点;有工做的三顿饭:八点、十二点和下午六点。每顿饭的内容和一般的城市平民差不多,不外乎是稀饭咸菜窝窝头之类,要想吃饱纯属妄想。安世霖等上层管理人员自己的生活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给饱吃”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要安道霖来承担,恐怕也有点言过其实了。
  
   真正的原因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安世霖当年还是监院的时候,勾结白世一,把当时的方丈陈玉坤赶跑了。陈玉坤的弟子、朋友、支持者、同情者便纷纷联络官府,多次出来打抱不平,试图把安世霖一伙给赶下台。这场“持久战”从抗战前,一直打到抗战后。后来,日本人都被赶跑了,陈老方丈也早死了,双方的争斗还是不肯停息。白云观一路来有交好官府的传统,好几次,“反对党”领着官方人员雄赳赳地要来“接收庙产”。一进门,却见安世霖悠闲地袖着双手看金鱼,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如果手上捏把鹅毛扇,活脱脱的就是个孔明第二。
   到最后,“反对党”那一派总是灰溜溜地失败而回。安世霖道长并没有太上老君做主,也没有烧道符请关公下凡助拳。他获胜的原因很简单:在官府的靠山比对方大!
  
   所以,后来许信鹤等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是道教内部的事,有“老子家法”顶着,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但官府还是被这群全真道士的胆大妄为吓了一大跳:厉害!什么年代了,两个大活人,说烧就烧了?当年全真道的邱处机祖师爷算够彪悍了吧?比起这些后起之秀,怕也只好退避三舍呀!——天亮之后,官府按名单抓人,一共抓捕了观内外有牵连的道士三十六人,恰好合道教的天罡之数!
  
   白云观出了这一大惨案,全真派从此一蹶不振。而在南方,张恩溥先生早就被人抄了家,游了街,“一蹶不振”得已经习惯了。对于整个道教来说,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一个流年不利、命犯太岁的时期。政府方面法令上的打击,地方豪强官吏的趁火打劫,连绵多年的战乱,道士本身素质的低下……从南到北,道教,已经面临着全面溃败的局面!
 
民国时期,道教被冲击得落花流水,基本上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但偏偏就在这种时候,它却吸引住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这种现象,仿佛一群生物学的教授,发现了一个濒临绝种的物种一般。
   其中,跑得最快的又是日本人。日本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窪德忠和吉冈义丰外,比较有名气的,至少还有小柳司气太、津田左右吉、平野义太郎、福井康顺、五十岚贤隆、幸田露伴等等。喜欢文学的朋友应该熟悉其中的一位:幸田露伴。此人道教方面的研究不算顶尖,却是一个十足的文坛顶尖高手,
  
   中国的道教,却让日本人抢先研究个够。这一点让国人相当尴尬。不过,在当时(甚至可以包括现在),这样的尴尬已经够多的了。比如,谁都知道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是在日本。日本人除了对中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外,在现代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是当时的中国学者望尘莫及的。《红楼梦》中那句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完全适用于国运的兴衰。大致上来说,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除了风景之外,不用指望看到其它令人激动的东西。
  
   后来,中国本土的学者,也开始慢慢地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第一位比较科学地研究道教的学者,叫刘师培,此人一生经历很富有传奇性。前半生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后半生是真正的反革命者,投靠满清重臣端方,后来还成为袁世凯“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家,以及闻名天下的“怕老婆的男人”和“戴绿帽子的男人”。早在1910年的时候,他就跑到白云观去研读道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刘师培在日本留过学,他开读《道藏》的最大意义,是第一次有人抱着研究的眼光来读,而不是试图从《道藏》中找到升仙或房中术的秘方。
  
   接下来研究道教的,还有陈垣、陈国符、汤用彤、许地山和冯友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许地山。许多人都读过他的散文名篇《落花生》,知道他是个有名的乡土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高手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族学和哲学,是中国当时唯一一位受过宗教学训练的学者。他的著作《道教史》和《扶箕迷信底研究》,一直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扛鼎之作,具有国际学术水平。
  
   遗憾的是,以上那些研究道教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信奉道教的。当时中国本土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真正算是道教中人的,恐怕只有区区两人:陈撄宁和易心莹。其中陈撄宁是个真正的聪明人,他敏锐地看出了道教真正的弊病,提出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仙学”。
   陈撄宁的“仙学”内涵很复杂。简单地说,“仙学”的现实目的是“益寿延年”,而其最高境界则是追求“长生久视”。那么,要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达致这个目的呢?陈撄宁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道教的各种养身术,尤其是“内、外丹道”。修炼到了极点的人称为“仙人”。陈撄宁认为,所谓的“仙人”,“乃是精神与物质混合团结锻炼而成的长生者”。——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至高居兜率天之上的太上老君,下至喜欢跑到人间到处乱逛的吕洞宾,听了这个定义,心中都会郁闷不已。
   但是,如果从道教本身的利益来看,陈撄宁的这些建议却是一个死中求活之法。他试图把以前那种玄之又玄,云里雾里的虚幻道教,真真切切地请回到地面上,成为符合人们需要的,可望又可及的“人间道教”。
  
   一般的聪明人,往往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高明的聪明人,则不仅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还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陈撄宁先生应该是介乎于两者之间:他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也能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至于这个办法是否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陈撄宁当年提出的“仙学”,现在已经成了故纸堆中,供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名词。
  
   陈撄宁和易心莹两人的身份充其量只能算是道教的“居士”。当时,真正的道士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像陶宏景、葛洪、寇谦之、张继先等先辈高道们的身影,在二十世纪早已无法寻觅。道教,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最重要的社会群落之中,已经提前宣告集体退场。这一点非常的致命,因为它意味着在中国的社会里,道教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话语权了。虽然有些时候,为了某种需要,人们还会把它像只花瓶一样摆出来。但同样是摆在主席台上,和那只不起眼的麦克风相比,花瓶虽然看上去很美,却永远不会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渐渐洞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群也渐渐开始发生变化。社会话语权力,慢慢从那些一身土锈的冬烘书生那里,转移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知识分子手中。这群新兴知识分子的第一次献声,是发生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最早拥有一些现代意识的那群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应该算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头生虽然还留着长长的辫子,但脚下已经开始悄悄地穿上皮鞋了。
  
   很遗憾的是,康有为一开始就对道教没有什么好感。他喜欢的是儒家思想,一心想把儒家定位为国教。第一个提出废除“淫祠”的恰好就是这位康圣人,他给光绪皇帝上书说,中国民间寺庙林立,百姓日以拜神为事,此等习俗让“欧美游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实在是“国之大耻”!况且流风所及,侨居南洋的海外华人社会也是“妖庙繁立”,“重为欧美所怪笑,以为无教之国民,岂不耻哉?”
   所以,康圣人给光绪的建议中就有这么一项:《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康有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多风光几年,他的“新党”便迅速长出了白胡子变成了“老新党”。孙中山毫不客气地敲掉了他头上的光环,话语权扑腾一下跳进了更激进的革命党人手中。对于道教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信洋教的“孙大炮”,不仅反对崇拜偶像,而且还要亲自动手付诸于实践。他曾经一把撕下关帝爷的画像,还拔掉过玉皇大帝塑像的手臂,切断金花夫人塑像的手指头。为此,他大大地激怒了附近的乡亲,最后不得不郁闷地逃到了香港。
   后来,李烈钧都督之所以赶跑张天师,国民政府之所以颁布《神祠存废的标准令》,从孙中山那里就可以找到事情的源头。真正前来拆庙的其实不是那些提着洋枪洋炮的士兵,而是驱使着士兵们前来动手的那种无形的思想。
  
   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三次嬗变,更新的“新党”取代了李烈钧那些“半新不旧”的“新党”。这一次,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和鲁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陈独秀送来半颗炮弹,而是送来了一种比炮弹还厉害的思想。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偶像破坏论》,他的主张比前面所有的人都激进:“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此后,所有那些打击道教和其它民间宗教,废除庙观的行动,基本上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认可。从康有为到陈独秀,那些先后控制着知识界话语权力的人,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他们发现中国的全面落后,也找到了落后的根源。为了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提出了很多激进的举措。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看,这一点无可厚非,治重病用猛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过,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有时连孩子也一起泼在地上,这也是个事实。
   更糟糕的是,当知识界吹起号角之后,或远或近,被这种思想所感染的政治人物们,便开始利用国家权力的手段,强行加以推行。例如光绪帝之于康有为,国民政府之于孙中山,人民政府之于陈独秀、李大钊……至于推行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收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则完全不是知识分子们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是在南北朝、唐宋、元明那些时候,遇到这种不利的局面,道教完全可以运用手中那些或多或少的话语权力,拼死进行反击!但到了二十世纪,道士们除了一次次被动地挨打,还能做些什么?他们的境遇,正如无锡街头那位落魄的道士一样:盲着双眼,无奈地背着鸦片烟枪和胡琴在街头流浪,用呜咽如夜间的泉水一样的琴声,试图打动身边那些无动于衷的路人,来换取几块可怜巴巴的铜子儿……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无锡街头那位盲人,是一名正一派的道士,绰号“小天师”,姓华,名彦钧,一般人叫他“瞎子阿炳”。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龙虎山正一派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携长子张允贤和天师玉印、法剑,经香港到了台湾,暂住台北觉修宫。次年,他在台北设置“嗣汉天师府驻台湾办公处”,接着,又组织了“台北道教会”和“台湾省道教会”。1957年,对岸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岳崇岱当选为会长。就在同一年,张恩溥组建了“中华道教居士会”。后来,“中华民国道教会”在1968年成立,张恩溥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当然,“中华民国道教会”的管辖范围没有超过出台湾这个小岛。
  
   对于道教来说,二十世纪真的是个很复杂的时期。光是全国性的道教组织,就多次闹“双胞胎”。从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道教会”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到后来的“中国道教协会”和“中华民国道教会”。天上的道教诸神看了想必也很伤脑筋:到底该去享用哪一边的香火呢?
  
   所以说,“名分”这个东西,不仅害人不浅,也是害“神”不浅。
  
   张恩溥先生的这一生,就一直不停地和“名分”纠缠不已。很难说得清他到底参加或者组建了多少个“道教会”,总之是到一个地方就是开会,一直没有闲着。当初在上海的时候,为了争夺“上海市道教会”的领导权,还和全真派领袖李理山先生闹得很不愉快。没有办法,张恩溥先生要向张道陵祖师爷负责,李理山先生要向王重阳祖师爷负责,双方各为其祖,两家的纠纷从元朝一直争到民国。直到后来张恩溥先生去了台湾,李理山先生死于劳改狱中之后,双方弟子才在表面上,停止了这种无聊的争斗。
  
   历史不会允许假设,“如果”这个词语,后面常常跟着一长串的叹息。张恩溥先生终于永远地逃离了龙虎山,留下的是一个破残的上清宫——在民国时曾经一度改为小学校。据说,到了解放初期,整个上清宫只剩下门楼、午朝门、钟楼和下马亭等破败建筑,道士们完全星散,常住居民只有几个奇形怪状的乞儿饿殍。十多年后,“文革”来临,残存的建筑物,被红卫兵们干脆利落地毁个罄尽!只剩下一口伏魔井(当年宋江李逵们呆过的),在一片荒烟蔓草之中,黑洞洞地无语望着苍天……
   山下的天师府稍微保存得好一些,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改为了贵溪县第三中学。虽然也是斯文一脉,但莘莘学子们在当年名震华夏的天师府中,捧着书本学习“反封建迷信“的知识,想起来也令人顿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正如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彻底消灭过去一样,毛泽东也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图在瓷砖上镶嵌着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镶嵌在瓷砖上的旧图画又会重新浮现……”
   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历史又是一番轮回。旧的回忆,渐渐在人们脑海中浮现。中学搬出了天师府,上清宫也开始重建。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生机勃勃,就像雕梁画栋上那些鲜艳的油漆一般。但,“种桃道士归何处”?物是人非,洗掉的一切,是不是都可以重头再来?
  
   ——如果张恩溥先生留在龙虎山没有走,历史又会怎样写呢?
  
   毛泽东对江西这一家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看法:他对后来的张天师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轻视和鄙夷,但对最初几位张天师却颇有兴趣。
  后者的原因是,老人家别出心裁地认为,张道陵、张鲁的“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很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所以要学习!为此,老人家还专门指示印发《三国志》里面的张鲁传,给各位中央委员们看。当时是1958年,正好是著名的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化”开始盛行的时候,而离后来六零年的大饥荒也仅仅只有不到两年时间。
  
   但另一个方面,毛泽东对这两位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后裔却很不不以为然。他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
  
   如果张恩溥先生听到这段点评,一定会庆幸自己腿脚跑得快。“封建余孽”、“大地主”……再加上这个“反动透顶”的头衔,“文革”前肯定就被收拾了,根本轮不到红卫兵来动手。说起来很凄凉,但又很现实:你要对方尊重你,至少你得是个有一定级别的对手吧?像当时的西藏的那位,别人毕竟有这么一大块地,一个完整的政府机构,一支军队(虽然很不经打),以及一大群俯首帖耳的信徒。但张恩溥先生呢?毛泽东手下的方志敏、邵式平,带群农民就干净利落地把场子给挑了,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嘛!
   ——更糟糕的是,张恩溥先生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角色,在四十年代后期,居然还接受了蒋介石给的第二十军副军长的虚衔。——你拿什么打仗?撒豆成兵么?最后的唯一的结果,是活生生地在众多恶谥上面,又加了一顶“反动军官”的大帽子。
  
   所以张恩溥先生这么一跑,还是相当明智的。“最是仓皇辞庙日”,不知道他最后望龙虎山祖庭的那一眼,是否噙满了泪水?
  
   1969年,张恩溥先生在台北逝世。连他自己的儿子张允贤,这时早已故去。不得已,只好立族人堂侄张源先为嗣,“经有关机关同意”,立为第六十四代天师。不过,这位天师似乎管辖范围很小,不仅外界没有几个人承认,就连台湾内部好像都拿捏不稳。当年立嗣的时候,为了每个月四千元新台币(合人民币不到一千元)的天师府经费,还被那位逮谁咬谁的李敖大师尽情讥讽了一番:“我说张天师可以歇歇,并不是说他不必立子嗣、延烟火,他自己生不出儿子,想找个别人的儿子过继,这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就如同他要登坛作法、炼汞烧丹,我不能干涉一样。但是他为了过继个儿子,竟要政府移转预算,用老百姓的税捐来延续他们那“一道青烟”,这就未免得寸进尺了!”
  
   大陆当然也不认可张源先先生这位新的“天师”,不过,倒也没有自己选一位出来对抗。后来,上清宫,天师府修整一新后,政府找来了张恩溥的外孙张金涛(原名卢金涛)和张恩溥的侄孙张继禹主持龙虎山的道教事务。当然,他们的两位还同时拥有一大堆其它以“副”字开头的头衔,以及若干“委员”、“代表”等等,算下来似乎不见得比张恩溥先生当年的头衔来得少。
  
   ...... ......
  
   “绝不绝,灭不灭,六十三代有一歇。”这句魔咒,在张恩溥先生逝世后,似乎越来越近地在张家后人的头上盘旋。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让卷入其中的人们眼睁睁地一筹莫展。时间一天天地流逝,台北天空中白云和龙虎山峰峦中的白云,同样地舒卷不已。草木依旧,山下的世界却依然在不定地变幻着,没有片刻的停息……
  
 
[FONT=楷体_GB2312]李一道长最近说是闭关了,不知道出关以后会怎样。社会各界对李一有各种评价,有说他好的,有说他不好的,李一道长的几种法术是焦点之一。对此,我也没多少资格评论。司马南先生已经发表了他的看法,还向李一发出了邀请。以我对司马南二十年的了解、十来年的交往,我相信司马南的判断。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替司马南助阵,而是想换一个角度。如果李一道长没有那些靠不住的东西,而只是道教,应在社会上怎样立足?
严格说来,任何宗教都不创造真实财富,宗教在社会上的生存,都要靠社会供养。因此,宗教与社会的供养关系是一个大问题。西方宗教的供养关系以前就是世俗社会的一般方式,教会拥有大量土地,租给农民种,农民给教会交租。与地主差不多,与政府收税差不多。那是西方教会在政教合一时期的常规方式。现如今,没有政教合一了,这种方式多少也有了改变。
中国比较重要的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但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现代社会的这一点,是跟中国学的。佛教最初与社会的供养关系就是施舍、化缘,这也可以看出佛教的生存基础。化缘常常只是要一碗饭,因此,佛教主要以社会底层为依托,佛教不杀生、轮回转世等理论,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也比较容易接受。有一段时期,佛教也像欧洲宗教历史上一样,转向靠庄园或房产收入来维持。
[/FONT][FONT=楷体_GB2312]因为这种方式与世俗权利有冲突,因而收敛不少[/FONT][FONT=楷体_GB2312]。后来,一部分佛教甚至发展出自给自足的方式。一般来说,佛教大多靠底层民众,与社会高层的交往也有,但不如道教多。
佛教讲究未来,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人容易接受佛教,希望自己未来能改变。道教注重今生,道教不讲轮回,只讲今生今世如何过得更好,比方说长寿、健康、羽化升仙。比较来说,社会上的失败者容易接受佛教,成功者容易接受道教。像皇帝这样的人,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道教说有房中术,还有长生不老的诀窍,对于皇帝的吸引力就很大。皇帝不会去想来世,只会想如何让今世永远延续下去。因此,道教与权势者的关系就比较复杂。
唐朝前后,道教的外丹术比较发达,就是用一些金属或矿物炼丹服用。中国历史上,死于或疑似死于丹药的皇帝不少。练丹药的某些成分很有意思,就是金、银。炼丹理论认为,金银不易腐蚀,有永恒的特征,用它连成的丹药,服用之后,人也可以像黄金一样不朽。理论是这么说,也许炼丹也真的用金银,但是,谁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借口?有钱人给的金银,号称是炼丹的材料,谁知道是否都用了?所以,从有钱人那里直接拿金银,比佛教要一碗饭当然要强多了。宋代以后,道教的内丹术开始超过外丹术。所谓内丹术,就是把人的精气神当成材料,把人自己的身体当成炉子,在自己的体内炼丹。由此还发展出性命双修,包括男女同炼。这种方式有钱人也会喜欢。
道教在历史上总有少数人经常依托有钱人而生存,这在李一道长那里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东西在历史上也常常属于妖道。真正的道教也不齿于干这种事。比方说,在外丹术流行的时候,道教发展出了最早的黑火药,比方说孙思邈成为真正有利于大众的医学家。只有那些用邪门歪道试图发财的道士,才会想方设法地攀附权贵。
到了今天,在一切以赚钱为主的风气下,宗教内部也受此影响,
[/FONT][FONT=楷体_GB2312]少林寺的释永信是一个例子[/FONT][FONT=楷体_GB2312],李一道长应该也算一个。社会上的赚钱风气实际上有助于道教历史上攀附权贵的不正之风再次复活。李一道长培训班,收费比大学还高,堪比EMBA之类,瞄准的正是当今社会的有钱人。当今美国宗教也五花八门,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其中,“成功学”、“精神安慰”之类,也是美国宗教的谋生方式之一。我们在李一道长那里也能看到,他的三大领域,[/FONT][FONT=楷体_GB2312]一是养生学[/FONT][FONT=楷体_GB2312][/FONT][FONT=楷体_GB2312]二是成功学[/FONT][FONT=楷体_GB2312][/FONT][FONT=楷体_GB2312]三是管理学[/FONT][FONT=楷体_GB2312],与当今西方社会的流行方式结合得颇为紧密。李一曾经说,做好各人自己的事情,就是道。他还特地举例说,你的公司赚钱了,就说明你符合了道(大意)。从这样一个解释我们就能看出,李一道长基本上是为富人服务的。他不管公司赚钱的手段如何,只问是否赚到钱,并以“道”的名义安慰有钱人,那些心中有愧的有钱人,当然会趋之若鹜。的确,李一在有钱人那里比较有市场,与当今有钱人的精神普遍比较空虚有关。从李一的回答我们能够看出,他的确具有为有钱人做心灵导师的倾向。而这个倾向的背后,其实就是钱。
不管李一的道术真假如何,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要引起注意,即不要把李一混同于真正的道教。虽然李一也挂了几个“会长”之类的头衔,但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动向,并不等于道教的发展方向。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道教代表人物是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史书记载葛洪“弃绝世务”,对于达官贵人的邀请“固辞不就”,陶弘景“不与世交”,“屡请不出”。唐朝皇帝姓李,非常推崇道教,以期同老子拉上关系,即便如此,孙思邈对于皇帝的重聘,也是“称疾不就”,“固辞不受”。但他们都关心百姓疾苦。孙思邈死后,因其对百姓求医问药的巨大贡献,人们称其为“药王”,他曾经隐居的五台山也被称为“药王山”,还为他举办庙会。所以,真正的道教,不是那种在红尘中上蹿下跳“宗教”人物。虽说在现代条件下,宗教应以何种方式与世俗挂钩也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金钱挂帅的,一定不是真正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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