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给毛泽东与嘉靖皇帝的后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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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表时间： 2011-12-13 00:10 作者： 锺波 读者评论 1 条
毛泽东与嘉靖皇帝的比较
毛泽东使出激将法的时候说：“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还特地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结果，受毛泽东激将学习海瑞上疏但是没有海瑞那么勇敢的彭德怀，得到了比海瑞悲惨得多的结果。
海瑞上疏，直指皇帝的过失（“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 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执一二之不当 疑千百之皆然”、“陛下之误多矣 其大端在于斋醮”、“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 此陛下之计左也”等）；彭德怀写信，是留有余地地提供自己的一些意见供毛泽东参考（对“相当多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市场紧张……”都没有写。这是彭德怀考虑到收信人的接受程度而留有余地的）。海瑞没有受到批判，既没有必要违心检讨、检查，入狱以后也没有受到身体折磨，就是说没有受到身心折磨；彭德怀则因为长期遭受身心折磨而长期处于生不如死的的状态。
毛泽东做人的良心道德，比之人称“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嘉靖皇帝，真是远远不如。毛泽东统治区的贫穷苦难，六亿以上的人长期挨饿而且仅仅在1958年至1962年就饿死五千多万人，又岂是“家家干净”四个字所能望其项背。
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
在庐山打倒彭德怀等人后，毛统区进一步全面开展了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祸害中国人的反右倾运动。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运动，错误打击毛统区中国人的规模是空前的。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在反右倾运动中整人大同小异。一些省区，比如四川省，采用“考试”方法判别干部是否“右倾”。在向县以上主要领导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前，省委在县委书记、县长和省级机关正副处长以上干部中，以彭德怀信件为试卷，进行测验或口试，按照对彭德怀信件所持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来确定是否“右倾”。一方面打击敢于反映自己认识的干部，另方面助长见机行事、弄虚作假之风。李井泉之流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党政机关是“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到1959年底，斗争中列出的重点批判对象，共占两个机关党委党员总数的3%，被“重点帮助”的对象占总数4.4%，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占机关党员总数的0.36%。浙江省确定的重点批判对象，在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党员干部中比例为4.6%，在县委委员中比例为4.5%，在公社党委书记中比例为5.2%。
在工矿企业，“反右倾”运动主要指向负责生产和技术的基层干部。在学校，“反右倾”运动的矛头指向了所谓“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北京大学参加整风的128名党员教师中，有27人受到重点批判，占21%。清华大学174名党员骨干教师中有17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占9.7%。
在农村，以保卫“三面红旗”为主要内容，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开展了以进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整社、整风运动。请看豹子身上的一斑——我的家乡广东省。随毛泽东的狂风摇摆的墙头草陶铸，在他统治下的广东省，从1959年9月下旬开始，首先召开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在批判基层干部的右倾思想，解决过社会主义关的基础上，各公社、大队再发动鸣放，然后揪出“错误严重”、“影响极大”的上中农代表人物，批判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思想和行动。当时重点批判的基层干部占参加县社几级干部会议的30%；被批判的上中农，仅汕头的一个专区即高达3867人。
在部队，刚开始批判无中生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很不顺利，因为军人毕竟比政客秉直、正派。庐山会议8月16日结束，8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就举行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来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来清除不可靠份子。一百四十名与会的军队首脑中没几个积极份子，会开得冷冷清清。毛泽东看到高层军人不愿同彭划清界线，便决定利用与彭德怀直接交往较少的中层军人来当打手，扩大到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个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全部参加。如此一来，参会人数由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人列席会议，派出十八架飞机连轴转将各地的军人接到北京。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大会内容没变，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着是彭、黄、张、周做检讨。会议以大会批判和小组讨论结合进行。
大批判过后的小组表态，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合起来的那个小组，还是没有人肯当打手，两三天都没人发言。主持该小组会议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中将说话了：“既然大会一再要求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万毅的这番话，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比如，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军委办公厅组织人们到河北安国县参观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利的哨声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十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他们还发现社员在饿肚子，公共食堂里只有几笼屉红薯干、一大锅稀拉拉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被偷走了。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朝这些人民子弟兵高级将领们跪下，乞求道：“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回想起这些场面，他们谁还愿意向为民请命的彭元帅落井下石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起来。
鸡蛋碰不过石头，万毅怎么碰得过毛泽东呢。很快，万毅被宣布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但不怕死的人还有。当听到林彪在大会上气冲冲污蔑彭德怀“他恨不得一下子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英明领袖毛泽东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突然在台下大声喊道：“胡说！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他大声为彭德怀辩诬，并大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不出五分钟，钟伟被扣上手铐架出了会场。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解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钟伟事件才得以平反。
整人继续进行，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军就重点批判了847名干部。到11月底，全军共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5人，占10.5%。还有许多人被划为“中右”和“二类”、“三类”。据1980年平反时统计，军队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达17212人。
那些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的同志，有不少在批判斗争中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洪，被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公然打死。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毛统区被重点批判及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共党员干部，竟达到了365万多人，而当时的全国中共党员总数为2600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反右倾运动受害者数目更大。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807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干部，绝大多数受到了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党纪政纪处分，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老百姓也受到了围攻批判和其他形式的打击。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做毛泽东的奴才、奴隶其实是有很多痛苦的，在各种各样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可能违心整人，可能被人整，也有可能两者同时进行。除了江青、康生等有限的几条毛泽东高级走狗没有倒霉过，几千万奴才都是难以肯定明年今日自己是否还能平安的。大饥荒时期只受到饿饭威胁、良心折磨而没有政治劫难的刘少奇主席，到了1967年就彻底进入了自身被非法软禁外带妻离子散的人间地狱。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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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嘉靖皇帝的比较
毛泽东使出激将法的时候说：“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还特地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结果，受毛泽东激将学习海瑞上疏但是没有海瑞那么勇敢的彭德怀，得到了比海瑞悲惨得多的结果。
海瑞上疏，直指皇帝的过失（“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 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执一二之不当 疑千百之皆然”、“陛下之误多矣 其大端在于斋醮”、“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 此陛下之计左也”等）；彭德怀写信，是留有余地地提供自己的一些意见供毛泽东参考（对“相当多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市场紧张……”都没有写。这是彭德怀考虑到收信人的接受程度而留有余地的）。海瑞没有受到批判，既没有必要违心检讨、检查，入狱以后也没有受到身体折磨，就是说没有受到身心折磨；彭德怀则因为长期遭受身心折磨而长期处于生不如死的的状态。
毛泽东做人的良心道德，比之人称“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嘉靖皇帝，真是远远不如。毛泽东统治区的贫穷苦难，六亿以上的人长期挨饿而且仅仅在1958年至1962年就饿死五千多万人，又岂是“家家干净”四个字所能望其项背。
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
在庐山打倒彭德怀等人后，毛统区进一步全面开展了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祸害中国人的反右倾运动。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运动，错误打击毛统区中国人的规模是空前的。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在反右倾运动中整人大同小异。一些省区，比如四川省，采用“考试”方法判别干部是否“右倾”。在向县以上主要领导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前，省委在县委书记、县长和省级机关正副处长以上干部中，以彭德怀信件为试卷，进行测验或口试，按照对彭德怀信件所持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来确定是否“右倾”。一方面打击敢于反映自己认识的干部，另方面助长见机行事、弄虚作假之风。李井泉之流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党政机关是“反右倾”运动的重点，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到1959年底，斗争中列出的重点批判对象，共占两个机关党委党员总数的3%，被“重点帮助”的对象占总数4.4%，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占机关党员总数的0.36%。浙江省确定的重点批判对象，在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党员干部中比例为4.6%，在县委委员中比例为4.5%，在公社党委书记中比例为5.2%。
在工矿企业，“反右倾”运动主要指向负责生产和技术的基层干部。在学校，“反右倾”运动的矛头指向了所谓“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北京大学参加整风的128名党员教师中，有27人受到重点批判，占21%。清华大学174名党员骨干教师中有17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占9.7%。
在农村，以保卫“三面红旗”为主要内容，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开展了以进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整社、整风运动。请看豹子身上的一斑——我的家乡广东省。随毛泽东的狂风摇摆的墙头草陶铸，在他统治下的广东省，从1959年9月下旬开始，首先召开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在批判基层干部的右倾思想，解决过社会主义关的基础上，各公社、大队再发动鸣放，然后揪出“错误严重”、“影响极大”的上中农代表人物，批判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思想和行动。当时重点批判的基层干部占参加县社几级干部会议的30%；被批判的上中农，仅汕头的一个专区即高达3867人。
在部队，刚开始批判无中生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很不顺利，因为军人毕竟比政客秉直、正派。庐山会议8月16日结束，8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就举行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来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来清除不可靠份子。一百四十名与会的军队首脑中没几个积极份子，会开得冷冷清清。毛泽东看到高层军人不愿同彭划清界线，便决定利用与彭德怀直接交往较少的中层军人来当打手，扩大到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个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全部参加。如此一来，参会人数由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人列席会议，派出十八架飞机连轴转将各地的军人接到北京。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大会内容没变，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着是彭、黄、张、周做检讨。会议以大会批判和小组讨论结合进行。
大批判过后的小组表态，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合起来的那个小组，还是没有人肯当打手，两三天都没人发言。主持该小组会议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中将说话了：“既然大会一再要求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万毅的这番话，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比如，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军委办公厅组织人们到河北安国县参观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利的哨声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十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他们还发现社员在饿肚子，公共食堂里只有几笼屉红薯干、一大锅稀拉拉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被偷走了。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朝这些人民子弟兵高级将领们跪下，乞求道：“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回想起这些场面，他们谁还愿意向为民请命的彭元帅落井下石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起来。
鸡蛋碰不过石头，万毅怎么碰得过毛泽东呢。很快，万毅被宣布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但不怕死的人还有。当听到林彪在大会上气冲冲污蔑彭德怀“他恨不得一下子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英明领袖毛泽东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突然在台下大声喊道：“胡说！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他大声为彭德怀辩诬，并大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不出五分钟，钟伟被扣上手铐架出了会场。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解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钟伟事件才得以平反。
整人继续进行，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军就重点批判了847名干部。到11月底，全军共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5人，占10.5%。还有许多人被划为“中右”和“二类”、“三类”。据1980年平反时统计，军队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达17212人。
那些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的同志，有不少在批判斗争中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洪，被中共河南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公然打死。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毛统区被重点批判及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共党员干部，竟达到了365万多人，而当时的全国中共党员总数为2600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反右倾运动受害者数目更大。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807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干部，绝大多数受到了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党纪政纪处分，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老百姓也受到了围攻批判和其他形式的打击。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做毛泽东的奴才、奴隶其实是有很多痛苦的，在各种各样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可能违心整人，可能被人整，也有可能两者同时进行。除了江青、康生等有限的几条毛泽东高级走狗没有倒霉过，几千万奴才都是难以肯定明年今日自己是否还能平安的。大饥荒时期只受到饿饭威胁、良心折磨而没有政治劫难的刘少奇主席，到了1967年就彻底进入了自身被非法软禁外带妻离子散的人间地狱。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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