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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文章：当代资本主义将面临何种命运
2012年01月13日 10:08:36
来源： 新华国际
“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新作当代资本主义将面临何种命运
文章认为，当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正在蚕食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尽管目前还没有强劲的意识形态对手出现，但如果某些棘手的经济和社会潮流继续发展下去，现代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稳定将受到威胁，民主主义思想将被颠覆。当今世界对自由民主主义最严重的、也是唯一的挑战来自中国，但除了在东亚，“中国模式”不太可能在其他地区真正成功复制
【美国《外交》双月刊1—2月号文章】题：历史的未来副题：自由民主主义能够在中产阶级衰落时幸存下来吗？(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正在上演的欧元危机都是过去30年来出现的放松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产物。然而，尽管人们对救助华尔街纷纷表示愤怒，却没有相应地出现大规模左翼美国人民党主义运动高潮。我们可以想得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会吸引很多人，但迄今为止最具活力的人民党主义运动却是右翼的茶党。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左翼萎靡不振而右翼人民党主义政党风生水起。
左翼势力不活跃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思想领域的失败。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经济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高地一直被右翼自由论者占领。左翼除了回归无法实现的旧式社会民主主义外，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看似可行的行动方案。我们迫切需要严肃的学术辩论，因为当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正在蚕食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
自由民主主义的兴起
自由民主主义是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通行的意识形态。过去300年中决定人类社会形态的所有强大思想在本质上几乎都是宗教性的。首个具有持久世界性影响的非宗教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这项学说的出现与17世纪欧洲部分地区商业中产阶级和工业中产阶级的先后崛起有关。
一开始，自由主义并没有包含民主的意思。直到19世纪末，参政权在欧洲所有国家实际上都受到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
在欧洲，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和工人阶级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铺平了道路。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同年，革命浪潮席卷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主要国家。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长达百年的争夺领导权历史就此拉开帷幕。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进步主义左翼势力有着一个强烈共识，那就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就连熊彼特这样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也在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上自我削弱。社会主义被认为代表了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
然而，随着20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升级到政治和军事层面，社会层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首先，很多工人或他们的子女甚至已经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其次，工人阶级的相对规模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最后，在工人阶级之下，出现了一个新的贫穷或弱势群体———他们包括少数种族、少数民族、新移民和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如妇女、同性恋者和残疾人。
马克思认为，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里将一直是一个少数特权群体。但事实却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往往最终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构成挑战。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思想家们就一直认为稳定的民主依赖于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当大多数发达国家成功建立起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后，马克思主义的呼声就弱了下去。左翼激进主义只有在世界上那些极不平等的地区才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拉丁美洲、尼泊尔和印度东部的贫穷地区。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在上世纪70年代从南欧兴起，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的衰落标志着这次浪潮的结束，这次浪潮使全球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的数量从1970年的45个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120个。
中国模式构成唯一挑战
当今世界对于自由民主主义的合理性———至少在原则上———存在一种广泛共识。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话说：“当民主主义尚未被普遍实践，甚至尚未被普遍接受时，在世界舆论的大气候中，民主管理却已经被视为一种大体正确的管理方式。”
有些国家，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反对自由民主主义、支持某种形式的伊斯兰神权统治。然而，这些政权只是在走一条没走到头的死胡同，它们之所以还存在只是因为它们现在还坐在大片的油田上。大批阿拉伯国家躲过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阿拉伯之春”已经证明，阿拉伯民众也能像曾经的东欧和拉美民众一样被调动起来，反对独裁统治。
当今世界对自由民主主义最严重的、也是唯一的挑战来自中国。中国领导人成功领导了从中央集权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向有活力的开放式经济转变的浩大工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能力———坦白地说，比最近的美国领导人在处理宏观经济政策时的表现好得多。很多人现在十分羡慕中国的体制，不仅因为它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因为与过去几年里美国和欧洲同时患上令人痛苦的政策瘫痪症相比，中国的体制能够迅速作出重大而复杂的决定。特别是自从最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人自己开始鼓吹“中国模式”，认为它能够取代自由民主主义。
然而，除了在东亚，这种模式不太可能在其他地区真正取代自由民主主义。首先，这种模式具有文化特性：中国政府建立在以精英政治选拔、公务员考试、对教育的高度强调和对专家政治政权的服从为特点的悠久传统之上。几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效仿这种模式；那些能够做到的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至少在早些时候)，本身已经在中国文化圈里了。中国人自己对本国模式能否输出也表示怀疑；所谓北京共识是西方的发明，而不是中国的。
这种模式是否持久也是一个问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或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都不会永远源源不断地产生好的结果，中国政府的高效决策背后埋藏着定时炸弹。
最后，中国未来将面临严重的道德弱点。因占地、污染环境或贪污腐败问题引发的抗议活动时有发生。当这个国家正在迅速发展时，这些问题可以被发展所掩盖。但飞速增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政府将不得不为积怨付出代价。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萎缩
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和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盛行，这三者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目前还没有一种看似有道理的意识形态对手出现。但如果某些十分棘手的经济和社会潮流继续发展下去，现代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稳定将受到威胁，民主主义思想将被颠覆。
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曾十分肯定地指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然而，如果在技术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发达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成为中产阶级，情况又会如何呢？
很多迹象已经表明，这样的发展阶段已经开始了。美国人的实际中等收入水平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没有再提高过。美国人如今可以买到便宜的手机和衣服，但他们越来越承担不起买房、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费用。
风险资本家彼得·蒂尔和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注意到另外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现象，最有才能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成员从最近的技术创新浪潮中获得比他人更多的利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大。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23.5%。
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鼓励了这一趋势的发展，但罪魁祸首却是技术。在工业化早期———纺织品、煤、钢铁和内燃机时代———技术革命的成果通常以促进就业的方式让社会其他成员受益。但这并非一条自然法则。我们今天生活在学者肖莎娜·祖博夫所说的“智能机器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地取代了人类的作用。硅谷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很可能都意味着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低技术含量工作被取代，这一趋势在短时间里还不会结束。
导致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缩水的另一个因素是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的降低以及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年轻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过去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如今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廉价的劳动力去完成。在一种以总收入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经济模式下，这些工作必然会被外包出去。
探寻未来的意识形态
金融危机爆发后，最令人困惑的全球现象之一是，迄今为止，人民党主义的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说是右翼而不是左翼的。
以美国为例，尽管茶党在口头上反对精英，但它的成员投票支持的保守派政治人士恰恰是那些为他们最瞧不起的金融家和企业精英利益服务的人。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多。例如，人们对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的深信不疑，文化问题(如流产和持有枪支的权利)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等等。
但基础广泛的人民党主义左翼思想未能转化为现实的更深层原因是学术上的。数十年来，没有一位左翼人士能清楚地对发达国家经济变革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也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套保护中产阶级社会的可行方案。
坦白地说，过去几十年里左翼思想的主要思潮无论从思想框架还是从动员手段上看都一蹋糊涂。马克思主义多年前就已失去生命力，少数尚在人世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也都到了进养老院的年纪。学术上的左翼人士用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和许许多多其他的学术思潮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潮关注得更多的是文化而不是经济。
不管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支撑，左翼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可靠性。过去几十年间，主流左翼倡导的是以国家提供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大量服务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主义计划。这种模式如今已经走到了尽头，福利国家变得庞大、官僚和僵化。因此，现在的社会民主党派上台后，他们不再热切盼望为几十年前建立起的福利国家做更多的事，只想当个普通的守门人；他们也拿不出什么新的激动人心的计划来感召群众。
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有一位潦倒的文人正在某个地方的一个阁楼上描绘未来的意识形态，为富裕的中产阶级社会和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家指出一条可行之路，这种意识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呢？
它必须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因素：政治和经济。政治上，新的意识形态必须重申民主政治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再次从法律上确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表达。它为保护中产阶级而提出的方案不能简单地依赖以前的福利国家机制。这种意识形态必须从某种意义上重新设计公共部门，打破这些部门对目前的利益相关者的依赖，利用新技术手段提供服务。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收入再分配，并为如何结束利益集团对政治生活的控制指明道路。
在经济上，这种意识形态不能一上来就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应当被视为一种无情的生活现实，而是一种应当从政治上妥善控制的挑战和机遇。新的意识形态应当重视全球贸易和投资，前提是它们有利于繁荣中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增加国家的总体财富。
2012年01月13日 10:08:36
来源： 新华国际
“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新作当代资本主义将面临何种命运
文章认为，当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正在蚕食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尽管目前还没有强劲的意识形态对手出现，但如果某些棘手的经济和社会潮流继续发展下去，现代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稳定将受到威胁，民主主义思想将被颠覆。当今世界对自由民主主义最严重的、也是唯一的挑战来自中国，但除了在东亚，“中国模式”不太可能在其他地区真正成功复制
【美国《外交》双月刊1—2月号文章】题：历史的未来副题：自由民主主义能够在中产阶级衰落时幸存下来吗？(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正在上演的欧元危机都是过去30年来出现的放松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产物。然而，尽管人们对救助华尔街纷纷表示愤怒，却没有相应地出现大规模左翼美国人民党主义运动高潮。我们可以想得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会吸引很多人，但迄今为止最具活力的人民党主义运动却是右翼的茶党。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左翼萎靡不振而右翼人民党主义政党风生水起。
左翼势力不活跃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思想领域的失败。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经济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高地一直被右翼自由论者占领。左翼除了回归无法实现的旧式社会民主主义外，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看似可行的行动方案。我们迫切需要严肃的学术辩论，因为当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正在蚕食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
自由民主主义的兴起
自由民主主义是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通行的意识形态。过去300年中决定人类社会形态的所有强大思想在本质上几乎都是宗教性的。首个具有持久世界性影响的非宗教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这项学说的出现与17世纪欧洲部分地区商业中产阶级和工业中产阶级的先后崛起有关。
一开始，自由主义并没有包含民主的意思。直到19世纪末，参政权在欧洲所有国家实际上都受到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
在欧洲，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和工人阶级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铺平了道路。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同年，革命浪潮席卷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主要国家。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长达百年的争夺领导权历史就此拉开帷幕。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进步主义左翼势力有着一个强烈共识，那就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就连熊彼特这样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也在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上自我削弱。社会主义被认为代表了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
然而，随着20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升级到政治和军事层面，社会层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首先，很多工人或他们的子女甚至已经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其次，工人阶级的相对规模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最后，在工人阶级之下，出现了一个新的贫穷或弱势群体———他们包括少数种族、少数民族、新移民和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如妇女、同性恋者和残疾人。
马克思认为，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里将一直是一个少数特权群体。但事实却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往往最终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构成挑战。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思想家们就一直认为稳定的民主依赖于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当大多数发达国家成功建立起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后，马克思主义的呼声就弱了下去。左翼激进主义只有在世界上那些极不平等的地区才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拉丁美洲、尼泊尔和印度东部的贫穷地区。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在上世纪70年代从南欧兴起，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的衰落标志着这次浪潮的结束，这次浪潮使全球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的数量从1970年的45个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120个。
中国模式构成唯一挑战
当今世界对于自由民主主义的合理性———至少在原则上———存在一种广泛共识。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话说：“当民主主义尚未被普遍实践，甚至尚未被普遍接受时，在世界舆论的大气候中，民主管理却已经被视为一种大体正确的管理方式。”
有些国家，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反对自由民主主义、支持某种形式的伊斯兰神权统治。然而，这些政权只是在走一条没走到头的死胡同，它们之所以还存在只是因为它们现在还坐在大片的油田上。大批阿拉伯国家躲过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阿拉伯之春”已经证明，阿拉伯民众也能像曾经的东欧和拉美民众一样被调动起来，反对独裁统治。
当今世界对自由民主主义最严重的、也是唯一的挑战来自中国。中国领导人成功领导了从中央集权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向有活力的开放式经济转变的浩大工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能力———坦白地说，比最近的美国领导人在处理宏观经济政策时的表现好得多。很多人现在十分羡慕中国的体制，不仅因为它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因为与过去几年里美国和欧洲同时患上令人痛苦的政策瘫痪症相比，中国的体制能够迅速作出重大而复杂的决定。特别是自从最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人自己开始鼓吹“中国模式”，认为它能够取代自由民主主义。
然而，除了在东亚，这种模式不太可能在其他地区真正取代自由民主主义。首先，这种模式具有文化特性：中国政府建立在以精英政治选拔、公务员考试、对教育的高度强调和对专家政治政权的服从为特点的悠久传统之上。几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效仿这种模式；那些能够做到的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至少在早些时候)，本身已经在中国文化圈里了。中国人自己对本国模式能否输出也表示怀疑；所谓北京共识是西方的发明，而不是中国的。
这种模式是否持久也是一个问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或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都不会永远源源不断地产生好的结果，中国政府的高效决策背后埋藏着定时炸弹。
最后，中国未来将面临严重的道德弱点。因占地、污染环境或贪污腐败问题引发的抗议活动时有发生。当这个国家正在迅速发展时，这些问题可以被发展所掩盖。但飞速增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政府将不得不为积怨付出代价。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萎缩
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和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盛行，这三者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目前还没有一种看似有道理的意识形态对手出现。但如果某些十分棘手的经济和社会潮流继续发展下去，现代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稳定将受到威胁，民主主义思想将被颠覆。
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曾十分肯定地指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然而，如果在技术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发达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成为中产阶级，情况又会如何呢？
很多迹象已经表明，这样的发展阶段已经开始了。美国人的实际中等收入水平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没有再提高过。美国人如今可以买到便宜的手机和衣服，但他们越来越承担不起买房、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费用。
风险资本家彼得·蒂尔和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注意到另外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现象，最有才能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成员从最近的技术创新浪潮中获得比他人更多的利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大。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23.5%。
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鼓励了这一趋势的发展，但罪魁祸首却是技术。在工业化早期———纺织品、煤、钢铁和内燃机时代———技术革命的成果通常以促进就业的方式让社会其他成员受益。但这并非一条自然法则。我们今天生活在学者肖莎娜·祖博夫所说的“智能机器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地取代了人类的作用。硅谷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很可能都意味着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低技术含量工作被取代，这一趋势在短时间里还不会结束。
导致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缩水的另一个因素是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的降低以及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年轻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过去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如今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廉价的劳动力去完成。在一种以总收入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经济模式下，这些工作必然会被外包出去。
探寻未来的意识形态
金融危机爆发后，最令人困惑的全球现象之一是，迄今为止，人民党主义的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说是右翼而不是左翼的。
以美国为例，尽管茶党在口头上反对精英，但它的成员投票支持的保守派政治人士恰恰是那些为他们最瞧不起的金融家和企业精英利益服务的人。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多。例如，人们对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的深信不疑，文化问题(如流产和持有枪支的权利)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等等。
但基础广泛的人民党主义左翼思想未能转化为现实的更深层原因是学术上的。数十年来，没有一位左翼人士能清楚地对发达国家经济变革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也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套保护中产阶级社会的可行方案。
坦白地说，过去几十年里左翼思想的主要思潮无论从思想框架还是从动员手段上看都一蹋糊涂。马克思主义多年前就已失去生命力，少数尚在人世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也都到了进养老院的年纪。学术上的左翼人士用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和许许多多其他的学术思潮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潮关注得更多的是文化而不是经济。
不管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支撑，左翼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可靠性。过去几十年间，主流左翼倡导的是以国家提供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大量服务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主义计划。这种模式如今已经走到了尽头，福利国家变得庞大、官僚和僵化。因此，现在的社会民主党派上台后，他们不再热切盼望为几十年前建立起的福利国家做更多的事，只想当个普通的守门人；他们也拿不出什么新的激动人心的计划来感召群众。
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有一位潦倒的文人正在某个地方的一个阁楼上描绘未来的意识形态，为富裕的中产阶级社会和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家指出一条可行之路，这种意识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呢？
它必须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因素：政治和经济。政治上，新的意识形态必须重申民主政治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再次从法律上确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表达。它为保护中产阶级而提出的方案不能简单地依赖以前的福利国家机制。这种意识形态必须从某种意义上重新设计公共部门，打破这些部门对目前的利益相关者的依赖，利用新技术手段提供服务。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收入再分配，并为如何结束利益集团对政治生活的控制指明道路。
在经济上，这种意识形态不能一上来就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应当被视为一种无情的生活现实，而是一种应当从政治上妥善控制的挑战和机遇。新的意识形态应当重视全球贸易和投资，前提是它们有利于繁荣中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增加国家的总体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