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文化
沙叶新
一、检讨概说
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
我所说的检讨，不是孔子的“见不贤则内自省”，也不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些古之贤哲的检讨是自觉的，是无人胁迫的；他们的内省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功课，是他们正心育德的必需。
我所说的检讨，也不是真正犯了错误而应该做的那种诚恳的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曾被革命党人誉为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三大作风”之一，被视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革命胜利的好方法。
我所要说的检讨，是特指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在洗脑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党内斗法中，即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
这种检讨起先风行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少有不做检讨的，后经“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检讨规模逐渐扩大，高潮迭起，到了“文革”，已是至矣尽矣！
五十年代的检讨运动本是针对知识分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全国近半数的农村干部也检讨起来，这是这些参加过“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经历。
1966年爆发的“文革”，一开始也是拿知识分子开刀，打倒“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后来便将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员干部也大都戴了帽子、挂了牌子，纷纷做起了检讨。随着“文革”运动的越来越混乱和越来越荒唐，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持续不断的红色荒谬中，社会各个层面，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街道，全国上下全都被卷入这股恶浪滔天的狂潮。夏衍曾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诗：“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简明有力地概括了当时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节，每个人都是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结局的胜负也始终是由红彤彤的红方伟大棋手（旗手）所决定的。更荒谬的是昨日的革命动力，很快便成为今日的革命对象；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你就被别人打倒。因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在乖乖地写检讨。这种地位的互换，像把每个人都筛过一遍，即便是从不参加运动的人，哪怕是住在医院的病人，只要你嘴还能说，手还能动，也硬逼你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而“晚汇报”的内容当然是深刻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所以“文革”中几乎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当时有句顺口溜：“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说的就是检讨的疯狂肆虐，使得人人自危。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检讨者，其人数不是一万，不是十万，不是百万，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中国是个“检讨大国”，这便使得检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影响极为深广的现象。
二、检讨奇观
检讨在中国的极度蔓延，从下面的奇闻怪事中可见一斑。
１、检讨模范。辽宁诗人丁耶著有《检讨春秋》一文，说到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位姜教授几次检讨都无法过关。这也是检讨运动的惯例，检讨者从无只检讨一次就过关的，总会说你避重就轻，总会说你半间不界，总要让你提高认识，总要叫你深挖根源，非要逼你检讨到一点也不实事求是为止，才算过关。姜教授后经领导如此这般地启发和帮助，心有所悟，于是不得不歪曲事实，不得不颠倒黑白，硬把自己在白区写进步诗文检讨为“名利思想”，把投奔解放区检讨为“投机革命”，把认真教课检讨为“和党争夺下一代”，终于被领导树立为检讨模范，并号召全校教师向他学习。这样的事例绝非个别。在检讨的集体大竞赛中，谁越不实事求是，谁越会胡说八道，谁就越有可能过关并被树立为检讨模范。这时的检讨已经不在于事实的真伪以及如实的分析，而在于“表演”对自己的彻底否定和对领袖的无比忠诚。虚伪性完全掩盖了真实性。
２、儿童检讨。一位现在还不到四十岁的朋友对我说起她在“文革”中也做过检讨，我很惊奇。她说她小时候在幼儿园参加大扫除，另一班的小朋友来向她借扫帚，她不借，便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幼儿园院长为了“以小见大”，树立典型，以利于在幼儿中进行“兴无灭资”的教育，便让她向全园小朋友做检讨。院长主持检讨会时所念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语录》中“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一条，倒很有“针对性”，真亏这位院长想得出。我的这位朋友说，她当时只有五岁，根本不懂什么叫检讨，站在台子上，吓得直哭，急得她的班主任也哭了。万般无奈，班主任只得一句一句教她做检讨，班主任说一句，她就跟着说一句，这样才把检讨做完。另有某幼儿园，一小朋友无心撕坏毛主席画像，被视为小反革命，被批斗，家长陪斗。做检讨时，也是家长说一句，孩子跟着说一句。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精神上如此残害儿童的？所有的孩子从小就接受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战斗”洗礼，就接受了戕害灵魂的政治训练，这种非人道的兽性怎不积淀到我们民族的骨髓里，怎不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中？
３、检讨教材。教人如何写作各种文体的书籍并不少见，如《怎样写信》、《怎样写诉状》、《怎样写论文》、《怎样写小说》等等，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怎样写检讨》这样一本书？起先我还以为这是笑谈，后来有位老先生托他的女儿转告我，说确有此书，作者是位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当时此书因能“配合形势”而走俏一时，很多人在检讨时都曾翻阅参考过。我急忙托友人到上海多家图书馆查找这本奇书，但久觅不得。后来某出版社的周先生告诉我该书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但家在上海，其子也在，我连忙又托友人与其子接洽，但被告知他家已无有此书了。但我相信此书绝不会绝迹，日后若能觅得，当是很宝贵的文物，可以珍藏在“当代政治运动史”的博物馆内。它的文物价值不但在于以它当年的畅销反证在那个黑暗年代里检讨的猖獗，更重要的是它的畅销说明检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已经得到整个社会的默认，成为很有成效、很有操作性的一种政治压迫的手段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４、代写检讨。在检讨极盛时期，如“思想改造”、如“反右”、如“四清运动”、如“文革”那些年代，几乎在中国每一城镇邮局门口那些代写书信的捉刀人都与时俱进地扩大了经营范围，代写检讨了，这是当年政治文化市场的一种奇特需求。据亲历者说，代写检讨都明码实价：普通家信一角，一般检讨两角，保证能一次过关的深刻检讨五角。听来似是笑话，但确为当年实情。代写检讨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文盲尚多，同时也说明检讨者之多，以至代写检讨供不应求，生意兴隆。检讨书比家信价格要高，也正说明检讨书在当年的奇货可居。在美国我将此事说给一位美国朋友听，在中国我说给一位年轻朋友听，他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说：“代写检讨也成了一种职业？那这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业！”代写检讨的“浮世绘”，表现出了在悲剧爆发之前的那种常见的社会荒诞。社会越是荒诞，就越是能酿造人类的大悲剧。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证明了这点，中国的“文革”再次证明了这点。
５、检讨专集。今年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书名就叫《检讨书》，出版后引起广泛注意。在此以前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检讨汇集成册的，还有诗人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此书也大量实录了作者在政治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和《检讨书》同一性质。此外，一些个人文集，也附录了不少检讨书。如谢泳主编的《罗隆基：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书收录了《我的初步交代》，王造时的《我的当场答复》一书收录了《我的检查》等九篇检讨性质的文字。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一书共460多页，检查交代材料就占全书的四分之三。这些曾被打入另册的作者所写的另类文字从另一角度极为真实地为历史提供了心灵磨难的铁证；其史料价值之高，不仅因为“此书只有中国有”，还因为它们明白无误地表明知识分子已经从自由思想者被迫蜕变为没有灵魂的躯壳，知识分子的群体已经彻底毁灭了。愚昧、专制、血腥的“文革”的爆发，是历次非知识、非文化的检讨运动的必然。
６、检讨模式。检讨书和八股文、试帖诗一样，都分别是中国文体的古今一绝。它们都有公式化的模式。八股文的一定之规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共八个部分；检讨书的基本模式是：错误事实、性质分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努力方向，改正措施，也大致“八股”。试帖诗除了要求五言八韵等条件外，在结尾处还必须歌颂圣上，赞诵吾皇万岁；检讨书发展到“文革”的鼎盛时期，也必须在开头写上主席语录，如顶上悬剑，利刃逼人！八股文“代圣贤立言”，陈词滥调，通篇假话，借歌颂以表明士子的甘心为奴；被迫写成的检讨为了过关，乱戴高帽，也无真言，借认罪以表明臣民的绝对忠诚。前者是帝王束缚天下士子思想的工具，后者是为了使所有检讨者成为驯服工具。任何事情一旦模式化，便有两种结果，一是令人麻木，默认了既定的现实，丧失对它的批判性；一是令人好笑，否认了它的严肃性，因而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后者是检讨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像任何模式化了的政治运动一样，检讨也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像如今已表现出的那样。
三、检讨样本
且看检讨运动鼎盛时期的几份检讨：
“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子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1952年4月5日《人民日报》）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我要彻底改造自己……”（原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年第18期《新华半月刊》）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一周，在反省自己的罪行时，重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于自己的执行文艺黑线的‘工作’和创作中所犯的罪行，正是这两个光辉文献所一再严正批判过的许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实践，读起来分外亲切，仿佛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就站在我的面前，批评我、斥责我，促我觉悟。我惭愧，我痛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只有脱胎换骨地改造，才有可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诗人邵燕祥《思想汇报》1969年3月2日，录自作者《人生败笔》一书）
“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深切感到，革命群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眼神，对我都有无限督促和鞭策的力量，我一定不辜负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用自己最大的决心狠触自己的灵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为和思想，以便早日开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诗人郭小川《发言稿》1968或1969年，录自作者的《检讨书》）
以上的检讨者或是学者教授、或是民主人士、或是诗人作家，他们都是有学问、有思想、有个性、有品格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有的为反专制、反独裁、保障人权、捍卫民主奋斗过，在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你很难相信以上这些文字就是出自他们之手，那样的卑怯、那样的低沉、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可怜，有些词句甚至是那样的谄媚、那样的肉麻……这难道能责怪他们吗？该受谴责是那个集权制度！
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须改造的人！这样的检讨是最让人痛苦的，大诗人聂绀弩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的内心巨大痛苦。
当你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那么检讨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让你作驯服工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局面，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阵，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四、拒绝检讨的马寅初
这使我想起了马寅初先生，1957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尖锐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呼吁尽快地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这本是非常重要的提议，却遭到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猛烈攻击。在全国一片高分贝的围剿声中，马寅初竟然毫不畏惧，始终坚持真理，决不低头。于是陈伯达亲自到马寅初任校长的北京大学煽风点火，组织大规模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到了他的校长办公室门口。与此同时，康生给理论界和报刊负责人写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学术批判已完全变为政治高压、政治迫害。但马寅初仍然了无惧色，坚定不移，他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到了1959年，对马寅初的批判仍在继续。庐山会议后，全国又再次掀起“反右批右”的高潮。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此时已对人口问题的争议多次表了态，他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意约请马寅初谈话，力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希望着眼大局，写个检讨为好。
可马寅初还是一往无前，不为所动。他非但没写检讨书，反而写了篇“挑战书”，这就是发表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设》上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的两篇“附带声明”，其一便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其二是拒绝周恩来对他的“劝降”，他说：“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堂堂中华，泱泱大国，环视宇内，有谁能像马寅初先生这样有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有傲雪凌霜的无畏精神！
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历次检讨运动中，都低下了他们本应高贵的头颅，都弯下了他们本应不屈的双膝……
（摘自《随笔》2001年第6期。本刊选摘时有删节）
稿件来源：书摘
沙叶新
一、检讨概说
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
我所说的检讨，不是孔子的“见不贤则内自省”，也不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些古之贤哲的检讨是自觉的，是无人胁迫的；他们的内省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功课，是他们正心育德的必需。
我所说的检讨，也不是真正犯了错误而应该做的那种诚恳的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曾被革命党人誉为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三大作风”之一，被视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革命胜利的好方法。
我所要说的检讨，是特指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在洗脑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党内斗法中，即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
这种检讨起先风行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少有不做检讨的，后经“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检讨规模逐渐扩大，高潮迭起，到了“文革”，已是至矣尽矣！
五十年代的检讨运动本是针对知识分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全国近半数的农村干部也检讨起来，这是这些参加过“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经历。
1966年爆发的“文革”，一开始也是拿知识分子开刀，打倒“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后来便将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员干部也大都戴了帽子、挂了牌子，纷纷做起了检讨。随着“文革”运动的越来越混乱和越来越荒唐，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持续不断的红色荒谬中，社会各个层面，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街道，全国上下全都被卷入这股恶浪滔天的狂潮。夏衍曾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诗：“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简明有力地概括了当时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节，每个人都是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结局的胜负也始终是由红彤彤的红方伟大棋手（旗手）所决定的。更荒谬的是昨日的革命动力，很快便成为今日的革命对象；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你就被别人打倒。因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在乖乖地写检讨。这种地位的互换，像把每个人都筛过一遍，即便是从不参加运动的人，哪怕是住在医院的病人，只要你嘴还能说，手还能动，也硬逼你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而“晚汇报”的内容当然是深刻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所以“文革”中几乎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当时有句顺口溜：“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说的就是检讨的疯狂肆虐，使得人人自危。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检讨者，其人数不是一万，不是十万，不是百万，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中国是个“检讨大国”，这便使得检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影响极为深广的现象。
二、检讨奇观
检讨在中国的极度蔓延，从下面的奇闻怪事中可见一斑。
１、检讨模范。辽宁诗人丁耶著有《检讨春秋》一文，说到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位姜教授几次检讨都无法过关。这也是检讨运动的惯例，检讨者从无只检讨一次就过关的，总会说你避重就轻，总会说你半间不界，总要让你提高认识，总要叫你深挖根源，非要逼你检讨到一点也不实事求是为止，才算过关。姜教授后经领导如此这般地启发和帮助，心有所悟，于是不得不歪曲事实，不得不颠倒黑白，硬把自己在白区写进步诗文检讨为“名利思想”，把投奔解放区检讨为“投机革命”，把认真教课检讨为“和党争夺下一代”，终于被领导树立为检讨模范，并号召全校教师向他学习。这样的事例绝非个别。在检讨的集体大竞赛中，谁越不实事求是，谁越会胡说八道，谁就越有可能过关并被树立为检讨模范。这时的检讨已经不在于事实的真伪以及如实的分析，而在于“表演”对自己的彻底否定和对领袖的无比忠诚。虚伪性完全掩盖了真实性。
２、儿童检讨。一位现在还不到四十岁的朋友对我说起她在“文革”中也做过检讨，我很惊奇。她说她小时候在幼儿园参加大扫除，另一班的小朋友来向她借扫帚，她不借，便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幼儿园院长为了“以小见大”，树立典型，以利于在幼儿中进行“兴无灭资”的教育，便让她向全园小朋友做检讨。院长主持检讨会时所念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语录》中“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一条，倒很有“针对性”，真亏这位院长想得出。我的这位朋友说，她当时只有五岁，根本不懂什么叫检讨，站在台子上，吓得直哭，急得她的班主任也哭了。万般无奈，班主任只得一句一句教她做检讨，班主任说一句，她就跟着说一句，这样才把检讨做完。另有某幼儿园，一小朋友无心撕坏毛主席画像，被视为小反革命，被批斗，家长陪斗。做检讨时，也是家长说一句，孩子跟着说一句。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精神上如此残害儿童的？所有的孩子从小就接受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战斗”洗礼，就接受了戕害灵魂的政治训练，这种非人道的兽性怎不积淀到我们民族的骨髓里，怎不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中？
３、检讨教材。教人如何写作各种文体的书籍并不少见，如《怎样写信》、《怎样写诉状》、《怎样写论文》、《怎样写小说》等等，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怎样写检讨》这样一本书？起先我还以为这是笑谈，后来有位老先生托他的女儿转告我，说确有此书，作者是位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当时此书因能“配合形势”而走俏一时，很多人在检讨时都曾翻阅参考过。我急忙托友人到上海多家图书馆查找这本奇书，但久觅不得。后来某出版社的周先生告诉我该书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但家在上海，其子也在，我连忙又托友人与其子接洽，但被告知他家已无有此书了。但我相信此书绝不会绝迹，日后若能觅得，当是很宝贵的文物，可以珍藏在“当代政治运动史”的博物馆内。它的文物价值不但在于以它当年的畅销反证在那个黑暗年代里检讨的猖獗，更重要的是它的畅销说明检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已经得到整个社会的默认，成为很有成效、很有操作性的一种政治压迫的手段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４、代写检讨。在检讨极盛时期，如“思想改造”、如“反右”、如“四清运动”、如“文革”那些年代，几乎在中国每一城镇邮局门口那些代写书信的捉刀人都与时俱进地扩大了经营范围，代写检讨了，这是当年政治文化市场的一种奇特需求。据亲历者说，代写检讨都明码实价：普通家信一角，一般检讨两角，保证能一次过关的深刻检讨五角。听来似是笑话，但确为当年实情。代写检讨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文盲尚多，同时也说明检讨者之多，以至代写检讨供不应求，生意兴隆。检讨书比家信价格要高，也正说明检讨书在当年的奇货可居。在美国我将此事说给一位美国朋友听，在中国我说给一位年轻朋友听，他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说：“代写检讨也成了一种职业？那这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业！”代写检讨的“浮世绘”，表现出了在悲剧爆发之前的那种常见的社会荒诞。社会越是荒诞，就越是能酿造人类的大悲剧。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证明了这点，中国的“文革”再次证明了这点。
５、检讨专集。今年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书名就叫《检讨书》，出版后引起广泛注意。在此以前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检讨汇集成册的，还有诗人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此书也大量实录了作者在政治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和《检讨书》同一性质。此外，一些个人文集，也附录了不少检讨书。如谢泳主编的《罗隆基：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书收录了《我的初步交代》，王造时的《我的当场答复》一书收录了《我的检查》等九篇检讨性质的文字。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一书共460多页，检查交代材料就占全书的四分之三。这些曾被打入另册的作者所写的另类文字从另一角度极为真实地为历史提供了心灵磨难的铁证；其史料价值之高，不仅因为“此书只有中国有”，还因为它们明白无误地表明知识分子已经从自由思想者被迫蜕变为没有灵魂的躯壳，知识分子的群体已经彻底毁灭了。愚昧、专制、血腥的“文革”的爆发，是历次非知识、非文化的检讨运动的必然。
６、检讨模式。检讨书和八股文、试帖诗一样，都分别是中国文体的古今一绝。它们都有公式化的模式。八股文的一定之规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共八个部分；检讨书的基本模式是：错误事实、性质分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努力方向，改正措施，也大致“八股”。试帖诗除了要求五言八韵等条件外，在结尾处还必须歌颂圣上，赞诵吾皇万岁；检讨书发展到“文革”的鼎盛时期，也必须在开头写上主席语录，如顶上悬剑，利刃逼人！八股文“代圣贤立言”，陈词滥调，通篇假话，借歌颂以表明士子的甘心为奴；被迫写成的检讨为了过关，乱戴高帽，也无真言，借认罪以表明臣民的绝对忠诚。前者是帝王束缚天下士子思想的工具，后者是为了使所有检讨者成为驯服工具。任何事情一旦模式化，便有两种结果，一是令人麻木，默认了既定的现实，丧失对它的批判性；一是令人好笑，否认了它的严肃性，因而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后者是检讨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像任何模式化了的政治运动一样，检讨也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像如今已表现出的那样。
三、检讨样本
且看检讨运动鼎盛时期的几份检讨：
“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子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1952年4月5日《人民日报》）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我要彻底改造自己……”（原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年第18期《新华半月刊》）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一周，在反省自己的罪行时，重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于自己的执行文艺黑线的‘工作’和创作中所犯的罪行，正是这两个光辉文献所一再严正批判过的许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实践，读起来分外亲切，仿佛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就站在我的面前，批评我、斥责我，促我觉悟。我惭愧，我痛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只有脱胎换骨地改造，才有可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诗人邵燕祥《思想汇报》1969年3月2日，录自作者《人生败笔》一书）
“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深切感到，革命群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眼神，对我都有无限督促和鞭策的力量，我一定不辜负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用自己最大的决心狠触自己的灵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为和思想，以便早日开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诗人郭小川《发言稿》1968或1969年，录自作者的《检讨书》）
以上的检讨者或是学者教授、或是民主人士、或是诗人作家，他们都是有学问、有思想、有个性、有品格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有的为反专制、反独裁、保障人权、捍卫民主奋斗过，在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你很难相信以上这些文字就是出自他们之手，那样的卑怯、那样的低沉、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可怜，有些词句甚至是那样的谄媚、那样的肉麻……这难道能责怪他们吗？该受谴责是那个集权制度！
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须改造的人！这样的检讨是最让人痛苦的，大诗人聂绀弩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的内心巨大痛苦。
当你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那么检讨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让你作驯服工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局面，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阵，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四、拒绝检讨的马寅初
这使我想起了马寅初先生，1957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尖锐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呼吁尽快地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这本是非常重要的提议，却遭到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猛烈攻击。在全国一片高分贝的围剿声中，马寅初竟然毫不畏惧，始终坚持真理，决不低头。于是陈伯达亲自到马寅初任校长的北京大学煽风点火，组织大规模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到了他的校长办公室门口。与此同时，康生给理论界和报刊负责人写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学术批判已完全变为政治高压、政治迫害。但马寅初仍然了无惧色，坚定不移，他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到了1959年，对马寅初的批判仍在继续。庐山会议后，全国又再次掀起“反右批右”的高潮。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此时已对人口问题的争议多次表了态，他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意约请马寅初谈话，力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希望着眼大局，写个检讨为好。
可马寅初还是一往无前，不为所动。他非但没写检讨书，反而写了篇“挑战书”，这就是发表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设》上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的两篇“附带声明”，其一便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其二是拒绝周恩来对他的“劝降”，他说：“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堂堂中华，泱泱大国，环视宇内，有谁能像马寅初先生这样有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有傲雪凌霜的无畏精神！
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历次检讨运动中，都低下了他们本应高贵的头颅，都弯下了他们本应不屈的双膝……
（摘自《随笔》2001年第6期。本刊选摘时有删节）
稿件来源：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