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一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 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柴玲、李录和“港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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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爱国的,反正你都已经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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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人物不再是“人物”
【夜光新闻: 2002-5-26】谈完了《六四话题不再是"话题"》，再论《民运人物不再是"人物"》。为避免误解，首先要做些界定："话题"和"人物"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前者实乃"热门话题"之意，后者本属"重头人物"之谓。这里的民运人物也仅指海外民运人物。之所以如此偷懒，概因作标题有字数限制。
BBC中文网报道，熟悉中东局势的人大概还记得，近来以色列总理沙龙曾径自宣布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为"无关紧要（irrelevant）的人物"，尽管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阿拉法特对中东局势的发展并非"无关紧要"。
联系到"六四事件"十三年来海外民运人士声望的兴衰升降，有人认为，"无关紧要"的这个词如果用来描述海外民运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倒颇为贴切。
影响是否"无关紧要"姑且不论，声望由盛而衰倒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许是验证岁月流逝如同河水改道、人事沧桑仿佛东西易位的第二个例子。
想当年，"六四"枪声一响，民运人士纷纷流亡海外，"中国民主阵线"在法国巴黎宣告成立，当时的海外民运领袖是何等的风光，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气势。当时，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战场似乎从国内转到了海外，一些民运领袖曾经预言中共不出两年就会垮台，据说有人还做好了一旦中共倒台就回国"重整河山"的准备。
没想到十三年的历史变化如此吊诡难测：与当年闽粤偷渡客为申请难民都自称民运人士的盛况形成鲜明对照，如今就连某些理应划入民运人士的人物也发表文章与这顶帽子撇清关系。
谈到目前海外民运的状况，用一位民运人士自己的话说，是"旗帜虽未倒下，但只是孤伶地飘晃；队伍虽未散尽，旗下从者寥若晨星。"
海外民运由盛而衰的原因很多，包括海外民运的内斗和丑闻、战略没有随着中共政策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流亡者运动本身所固有的困境--与国内政治现实和民众的脱节等等，这里无法一一细述，只想着重谈谈部分海外民运人士的思维方式。
八九学潮期间天安门广场绝食 "四君子"之一、至今坚持不流亡海外的周舵对这种思维方式作了这样的概括：粗暴、仇恨、不容异说、以真理正义自居。
其实，周舵还有一点没有说。
在中国使馆被炸的"五・八事件"、中美战机相撞的"愚人节事件"以及美国遭袭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一些民运人士和自由派人士曾经在互联网上参加过几次大论战，至于"战果"，用原《北京晚报》记者、现在美国留学的薛涌的话说："自由派人士受到网民的围攻，大败而归。有些自由派人士无法接受自己被孤立的状态，乃至有'抱头痛哭'之景。"
谈到个中的原因，薛涌认为，在论战中，自由派人士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为美国辩护，是"对美国的价值与美国的利益不加区分"。
更有甚者，有些民运人士或自由派人士发言、撰文时更为极端，发展到像一位网民所形容的"凡美国便支持，凡中共便反对"的地步。
有人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其实与中共毫无二致，"只不过把批判和歌颂的对象换了个个儿"：共产主义换成了民主自由，红色中国换成了美利坚合众国。
而且，这些人的思维逻辑也采用中共文革时代宣传的黑白分明、简洁明快的善恶两分法：凡涉中共，便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凡遇美国，便天使圣洁，一尘不染。用署名"少不丁"的网民的话说，他们对美国政府施政过程中的过失的原谅颇像中国御用文人对"党和政府""工作过程中的某些不足"的原谅。
遭到围攻的民运人士和自由派人士则辩解说，他们分析问题、判断是非，往往着眼于民主阵营与专制阵营的对垒抗衡，而非基于"偏狭的族群、地域利益"，他们进而把攻击矛头对准"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先是揭露"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以行其私的中共当局，后来索性直接向那些"被利用"的众多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战了。
这之间是否有"利用"、"被利用"的关系暂且不论，两国发生冲突，民众产生民族主义情绪是再自然也不过了。主张民主的民运人士偏要向民众自发的情绪（不管它是否属于狭隘、极端）宣战，这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至于"战果"是"大败而归"，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其实，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他的颇为走红的论著《文明的冲突》中也承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民主化往往都会强化、而不是弱化民族主义情绪。
就连这些自由派人士极为推崇的美国也不例外。薛涌在论述"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民情时说："看看美国满街的国旗，听听满耳'天佑美国'的歌声，要说'极端民族主义'，恐怕没有哪个民族主义能赶得上美国的民族主义'极端'。"
志在推动中国民主的某些海外民运人士，到头来却不惜冒犯本国民众的众怒、不遗余力地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利益而鼓吹和辩护，难怪他们与其本应代表的民众渐行渐远。
"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海外民运借着"六四"的道德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声望和影响力如日中天，十三年后，海外民运由于内斗、丑闻以及思维未能与时俱进，已经陷入了周舵所警告的"边缘化"境地，"海外民运"四个字也从人人闻之肃然起敬的褒义词，变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贬义词。
相应地，海外民运人物也成了对中国局势毫无影响、在海外华人圈中缺乏号召力的"边缘化人物"。
悲哀固然悲哀，但痛定思痛，海外民运人士需要对自己的角色有一番"重新定位"：用美国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著名学者黎安友的话说，他们不应把自己定位为志在推翻中共的政党，而应定位为乘机反思的知识分子。
反思，不仅要涉及对如何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反思，也应包括对自己思维方式的反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民运的主战场只能是在中国国内，流亡者的政治运动历来都没有唱过主角，海外民运人士也不应奢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阿拉法特没有成为沙龙所希望的"无关紧要的人物"，大概与他坚持不流亡有关；而避免陷入"边缘化"，大概也是周舵坚持不出国、杨建利冒险"闯关"回国的主要动机吧。
既然六四话题不再是"话题"、民运人物也不再是"人物"，那是否意味着民主已不再是中国未来的目标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过，那是下一集"透视中国"专栏（6月3日）的主题了。
【夜光新闻: 2002-5-26】谈完了《六四话题不再是"话题"》，再论《民运人物不再是"人物"》。为避免误解，首先要做些界定："话题"和"人物"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前者实乃"热门话题"之意，后者本属"重头人物"之谓。这里的民运人物也仅指海外民运人物。之所以如此偷懒，概因作标题有字数限制。
BBC中文网报道，熟悉中东局势的人大概还记得，近来以色列总理沙龙曾径自宣布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为"无关紧要（irrelevant）的人物"，尽管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阿拉法特对中东局势的发展并非"无关紧要"。
联系到"六四事件"十三年来海外民运人士声望的兴衰升降，有人认为，"无关紧要"的这个词如果用来描述海外民运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倒颇为贴切。
影响是否"无关紧要"姑且不论，声望由盛而衰倒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许是验证岁月流逝如同河水改道、人事沧桑仿佛东西易位的第二个例子。
想当年，"六四"枪声一响，民运人士纷纷流亡海外，"中国民主阵线"在法国巴黎宣告成立，当时的海外民运领袖是何等的风光，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气势。当时，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战场似乎从国内转到了海外，一些民运领袖曾经预言中共不出两年就会垮台，据说有人还做好了一旦中共倒台就回国"重整河山"的准备。
没想到十三年的历史变化如此吊诡难测：与当年闽粤偷渡客为申请难民都自称民运人士的盛况形成鲜明对照，如今就连某些理应划入民运人士的人物也发表文章与这顶帽子撇清关系。
谈到目前海外民运的状况，用一位民运人士自己的话说，是"旗帜虽未倒下，但只是孤伶地飘晃；队伍虽未散尽，旗下从者寥若晨星。"
海外民运由盛而衰的原因很多，包括海外民运的内斗和丑闻、战略没有随着中共政策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流亡者运动本身所固有的困境--与国内政治现实和民众的脱节等等，这里无法一一细述，只想着重谈谈部分海外民运人士的思维方式。
八九学潮期间天安门广场绝食 "四君子"之一、至今坚持不流亡海外的周舵对这种思维方式作了这样的概括：粗暴、仇恨、不容异说、以真理正义自居。
其实，周舵还有一点没有说。
在中国使馆被炸的"五・八事件"、中美战机相撞的"愚人节事件"以及美国遭袭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一些民运人士和自由派人士曾经在互联网上参加过几次大论战，至于"战果"，用原《北京晚报》记者、现在美国留学的薛涌的话说："自由派人士受到网民的围攻，大败而归。有些自由派人士无法接受自己被孤立的状态，乃至有'抱头痛哭'之景。"
谈到个中的原因，薛涌认为，在论战中，自由派人士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为美国辩护，是"对美国的价值与美国的利益不加区分"。
更有甚者，有些民运人士或自由派人士发言、撰文时更为极端，发展到像一位网民所形容的"凡美国便支持，凡中共便反对"的地步。
有人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其实与中共毫无二致，"只不过把批判和歌颂的对象换了个个儿"：共产主义换成了民主自由，红色中国换成了美利坚合众国。
而且，这些人的思维逻辑也采用中共文革时代宣传的黑白分明、简洁明快的善恶两分法：凡涉中共，便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凡遇美国，便天使圣洁，一尘不染。用署名"少不丁"的网民的话说，他们对美国政府施政过程中的过失的原谅颇像中国御用文人对"党和政府""工作过程中的某些不足"的原谅。
遭到围攻的民运人士和自由派人士则辩解说，他们分析问题、判断是非，往往着眼于民主阵营与专制阵营的对垒抗衡，而非基于"偏狭的族群、地域利益"，他们进而把攻击矛头对准"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先是揭露"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以行其私的中共当局，后来索性直接向那些"被利用"的众多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战了。
这之间是否有"利用"、"被利用"的关系暂且不论，两国发生冲突，民众产生民族主义情绪是再自然也不过了。主张民主的民运人士偏要向民众自发的情绪（不管它是否属于狭隘、极端）宣战，这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至于"战果"是"大败而归"，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其实，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他的颇为走红的论著《文明的冲突》中也承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民主化往往都会强化、而不是弱化民族主义情绪。
就连这些自由派人士极为推崇的美国也不例外。薛涌在论述"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民情时说："看看美国满街的国旗，听听满耳'天佑美国'的歌声，要说'极端民族主义'，恐怕没有哪个民族主义能赶得上美国的民族主义'极端'。"
志在推动中国民主的某些海外民运人士，到头来却不惜冒犯本国民众的众怒、不遗余力地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利益而鼓吹和辩护，难怪他们与其本应代表的民众渐行渐远。
"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海外民运借着"六四"的道德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声望和影响力如日中天，十三年后，海外民运由于内斗、丑闻以及思维未能与时俱进，已经陷入了周舵所警告的"边缘化"境地，"海外民运"四个字也从人人闻之肃然起敬的褒义词，变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贬义词。
相应地，海外民运人物也成了对中国局势毫无影响、在海外华人圈中缺乏号召力的"边缘化人物"。
悲哀固然悲哀，但痛定思痛，海外民运人士需要对自己的角色有一番"重新定位"：用美国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著名学者黎安友的话说，他们不应把自己定位为志在推翻中共的政党，而应定位为乘机反思的知识分子。
反思，不仅要涉及对如何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反思，也应包括对自己思维方式的反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民运的主战场只能是在中国国内，流亡者的政治运动历来都没有唱过主角，海外民运人士也不应奢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阿拉法特没有成为沙龙所希望的"无关紧要的人物"，大概与他坚持不流亡有关；而避免陷入"边缘化"，大概也是周舵坚持不出国、杨建利冒险"闯关"回国的主要动机吧。
既然六四话题不再是"话题"、民运人物也不再是"人物"，那是否意味着民主已不再是中国未来的目标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过，那是下一集"透视中国"专栏（6月3日）的主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