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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
- 主题发起人 CHRIS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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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解不开的义和团情结
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很久以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青年时代时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却仇恨基督教，并且，把它视为“洋教”呢？我被意识形态的宣传骗了，这不假，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我有可能了解基督教时，我对它的敌视反而加深了。难道我心中真的有一种力量，它以仇恨基督为目标吗？
我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高中。那时，我没听说过上帝。不是我想知道上帝而无法知道，也不是知道了上帝而不承认他，只是知道上帝的途径一时被封锁了。我被“洗脑”洗得如此之彻底，以致于我不但毫无兴趣证明上帝的存在，连否认他存在的念头都没有。这不是我敬畏上帝不敢否认他，而是洗我大脑的那架机器，连否认上帝的存在都不鼓励，生怕人们在认真地否认上帝的过程中，产生对上帝存在与否的兴趣。尽避如此，我从民间还是得到了一些关于神明的观念，诸如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灶王爷等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心里接受了意识形态宣传，把宗教信仰统统都看成是迷信。于是，我把童年时听说的神明，都归为迷信。就这样，在意识形态教育下，我在心中清除了迷信的信仰，从而把整个心灵都献给了“伟大领袖”，把他当做神来崇拜，任由他塑造我那幼稚的心灵。
就这样，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就连“福音”这个词也没听过。我把《毛主席语录》当成“红宝书”，经常背诵它。饮下了鸩酒，反以为是香摈。正是在响应毛“批林批孔”的指示的过程中，我形成了对基督教的强烈偏见。(注1)
那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间的事。那时，整个中国没有几本书不被视为“毒草”而允许人们阅读。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郭沫若等人的若干中国历史著作，还有几本关于鸦片战争、义和团的小册子。在那个扫荡文化的年代，读这些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享受。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我常读它们至深夜。对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我毫不怀疑，更无法想像学者可以选择一定的历史资料来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教科书历史的影响下，我对基督教在华作用形成了如下的看法：传教士是在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是一路货，都要瓜分中国，把中国转成他们的殖民地；华人基督徒是中国人的败类，帝国主义的走狗。(注2)
这些观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从没考察它们是否合历史真相，也没有想到这是意识形态的结论，还以为那是我的独立见解。我在理智上形成的这些偏见，和在情感上对督教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使我视基督教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仇敌。
到美国后，我曾哀叹自己出生在一个仇恨基督教的世界中，我能够反思自己的偏见之前，就已经成了偏见的俘虏。但是，有什么好值得埋怨的呢？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在偏见的束缚下，后来，我虽接触了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正面作用的历史资料，但对它们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明其义。我拒绝重新审查自己的偏见，更没有反省我那扭曲了的情感。我顽固地抱着偏见不放，还自认为是坚持真理！
我本一微不足道的书生，既不能救天下百姓于水火，又不能传一己之言于百世，但为什么却总是固执己见？并且，这所谓的“己见”也大都是他人之见！这只因为，在我的心灵中，潜藏着一个邪恶的灵，它恨天国，恨上帝的儿女，恨上帝的道。它恨上帝！它喜欢偏见，它用偏见扭曲我的心灵，要把我引向永久的死亡，彻底地毁灭我。
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于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进入八十年代后，我逐渐开始独立地探索人生。在这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耶稣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在大学期间，我所景仰的一位教授的教诲，使我明白了；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其独特的崇高价值。只要人类存在，宗教是不会消亡的。读研究生时，一位著名学者指教我说：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特点，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笼统地谈西方文化而不加以缜密的区别和分析，无益于理解文化的中外古今之别。(注3)
这些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我认识到：我大谈西方人、西方文化、西方信仰，根本没有深思细辨这些概念的确切所指，说话大而不当，空而无实，不仅不同西方国家的精神生活，各具特色；即使一国内部，不同的民族及社会阶层之间，精神生活也有显著的差别。百万富翁和芝加哥街头的流浪汉虽然吃同样的汉堡包，听同样的爵士音乐，但怎能想像他们的所居、所行、所思、所愿，会在同一个世界？
我也不再相信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宣传了。为了表现我的独到见解，我高扬宗教在道德生活中的伟大价值。在向我的学生━━中层干部授课中，我从正面的意义引用过耶稣的话。我这样作，当然不是为了彰显上帝的真理，而是标新立异。这又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毕竟走进了我的精神视野，使我在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看到：耶稣，是我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耶稣虽然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但我并不让他占据我精神天地的中心。我自以为开明地把基督教放在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同等的地位，视耶和华与佛、真主、梵天为异名而同实的最高实体，是居住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名字敬拜的同一位神。所以，我坚持认为：基督教是西方人的信仰，是维系其伦理道德的基石。虽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耶稣的某些教诲，是人类共同需要接受的精神宝藏。
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加深，我发现：我不能说基督信仰是西方人的信仰。在西方，基督信仰从来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全体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在信仰基督的人中，虽然有一部分是西方人，但他们只是西方人的一部分。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我问自己，在人看来，基督徒有东方人、西方人之分；但在基督的眼中，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是东方人与西方人？还是富人与穷人，有权人与无权人？根据我对基督信仰的了解，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区别。在耶稣的面前，人都是罪人。所不同的只是有两种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信耶稣并且愿意悔改新生的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信耶稣并且固执地按己意而行的罪人。
当我固执地把信耶稣同西方人联系起来时，我的眼睛只盯在地域和人的肤色上。由此，我也就限定了自己，把我等同于一个地区━━中国；一种肤色━━黄色；一种人━━在茫茫的宇宙中找不到一己之根的孤儿，无可奈何走向永恒灭亡的逆子！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虽然承认基督信仰的价值，但还是受到把基督教视为“洋教”的影响，担心信了耶稣后，中国人的言谈、举止和心灵就会被“洋化”了。我编织了这噩梦，自己吓自己。但是，自从来到美国后，我却亲眼见到了另一幅图景：在北美的一些华人，他们是基督徒，但心仍挚爱着中华；一些华人很西化，但并不信耶稣。无论信或不信，从大陆以外来美的华人，大都显得比自己更好、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人的礼节。
在当代生活，怎可能一点也不西化？西化与否，这只是文化影响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生命取向的问题。但是，当圣经宣布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时，它留给我的是，而且仅仅是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生命基督化，还是非基督化；不与上帝同心，就是与上帝为敌。
对我最具讽刺意味的图景是：我亲眼看到我所认为的“洋教”，并不是“洋人”必然相信的自己的宗教。在美国人中，信佛的有之，信真主的有之，信梵天的有之，什么也不信的，亦大有人在。当我和他们诋毁基督教时，我们的心相通了。东西方之别消逝了，我们共享一个信条：相信自己。我，就是我的上帝！
从东方到西方，一大批政治信念绝然不同的人们，竟在与耶稣为敌上结成了同盟！东方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政治集团，用宣传机器围剿基督信仰，用批斗、监禁、杀头对基督徒进行暴力的迫害；西方舞文弄墨的文人和政客，则运用讲演、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介，或是玩弄基督信仰，或是打着耶稣的招牌牟利。在东方，基督徒被视为社会公敌，十字架乃是被诅咒的标记；在西方，信仰基督成了见不得人的个人隐私，十字架变为被欣赏的装饰品。
包令我吃惊的是，我在读书中发现，一些认真地寻找证据去推翻基督信仰的西方文化人，他们诚实地、小心地求证关于耶稣死后复活的记载是荒诞的神话。但求证的结果却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无可否认。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征服了他们那一颗诚实的心灵，使他们写出了捍卫上帝真道的鸿篇巨著。(注4)
耶稣是何等伟大！竟有人通过认真地否定他而找到了他。令这些西方人转变的，不是因为他们是西方人，而是因为耶稣死后复活；不是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基督信仰，而是他们不得不向真理投降；不是他们认同于与其同文同种的西方宗教，而是他们找到了在天上的父━━上帝。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当面对着这个绝对性的问题时，我一下子变得赤裸裸了：我是一个人，仅此而已。什么东方人西方人，无关紧要。
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在美国，我平生第一次可以自由地阅读有关基督信仰的书籍，这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天地，一再突破了我以往那狭隘的视野。当我读完戴德生传时，他那颗挚爱中华的心灵，活生生地面对着我，刺得我的心发酸，发痛。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了自己心灵的渺小以及生命的卑微。戴德生如此挚爱耶稣，挚爱中国人，任我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之动情！
义和团事件中，在戴德生创立内地会工作的传教士中，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注5)
读至此，我的心实在无法平静。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再三地侵略我的祖国，烧杀掠夺，割地赔款，中国几度面临亡国的危险。但是，在中华儿女大难临头之际，基督的儿女竟拒绝中国政府送上门的赔款。这能是帝国主义侵华先锋的作为吗？如果戴德生爱中华不是出于至诚、至性，他能作得到吗？
我突然感到：戴德生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他挚爱耶稣使我看到了上帝之子的神圣之爱。他那颗爱中国人的心，若不是从上帝那里得到无穷的光源，怎能源源不断地放出灵性的光芒？怎能说出：“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注6)
扪心自问：假如我有十万美金，我能让祖国全数支取吗？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我的骨肉同胞吗？假如我的亲友家人遭此横祸，我能连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也不说吗？戴德生的豪言壮语，我说得出，但作不到。
我爱中华，并没有像戴德生爱得么投入，那么真挚，那么专一。他爱中国人，是由于他首先并且始终爱耶稣；我爱中国人，是由于我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他爱中华，可以舍弃一切，因他把一切交给了上帝；而我即使舍弃一点东西，也难以忘记那是我的。
以往，我曾忘情地低吟：“我的中国心”。但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谁能告诉我啊，外国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在了哪里！
若不是来到海外，置身于肤色、种族、语言、文化与自己大都不相同的环境中，我很难对传教士产生恻隐之心。正是这设身处地，使我在了解第一位更正教的传教士━━马礼逊的事迹时，心肠不由自主地变软了。
马礼逊于一八一七年来华传福音。当他告别不同意他来华传教的父老、亲友、师长时，那生离死别的痛苦，他除了向耶稣诉说，还能向谁倾诉？在华传福音，他遭到我的同胞和他的同胞的共同反对，面对那些杲滞、怀疑、冷漠、嘲笑、仇恨的目光，若不是从神那得到安慰，他怎能忍受心中的孤独？他离国十七年后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归故里。这期间，他望了多少月圆月缺。他用了十二年的心血，为我们中国人译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圣经。但当他死于广州时，竟无葬身之地，不得不移灵柩于澳门。
了解这一切后，令我齿寒、意寒、心寒，人死于异乡，已很悲哀了。但死于异乡竟无葬身之地，这岂是一个哀字能了得。而这人竟是为爱异乡人而死的，死无怨言。且唯有这一死，才能表达他对异乡人至死不渝的爱。异乡人━━我和我的同胞啊，我们至今还以中国人的名义诅咒他们，我们的良心何在！
读过戴德生、马礼逊等人的传记后，我又阅读了一些书籍，渴望更进一步地了解更多的西方传教士的心态。在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他们为什么会从先进的欧美来到我落后的祖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传教这条艰难的道路？“剑桥七杰”（一八八五年来华传教的七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的传记，使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为了拯救我的同胞的灵魂而走上了到中国传教这条道路。为此，他们舍弃了在英国的绵绣前程，甚至变卖了自己庞大的家产。选择走这条路，他们的灵魂不是没经过痛苦的挣扎，但最终，他们还是顺从了耶稣的召唤：向万民传福音。
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决定性的事实，赢得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决心告别当时英国人那种马马虎虎的信仰，为信仰耶稣而付出生命的代价。“除非你对上帝完全降服，你不能知道他的心意；然而，一旦你降服了，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作什么。”(注7)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将心比心，谁不爱自己的父老乡亲？谁不恋生我养我的那一片故土？谁人无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哪个情郎不思与心上人绵绵细语？茶一盅、酒一壶，即便是生死之交的君子，亦渴望友谊地久天长。热血好儿女，谁不想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走遍海角天涯，谁不觉乡音最亲？但是，听到了耶稣那一声轻轻的呼唤：跟我来！他们就放下了这一切，走上了传福音这条由荆棘和鲜花铺成的小路。
要是我，能放下这一切而走上这条不归路吗？不能。因我根本不想听耶稣的呼唤，所以，我走我自己的路；因我内心一无所有，所以，我想拼命抓住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因我舍弃不了自己，所以，我不容神进入我的生命。
那么，我过去确信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了，根据在哪里呢？是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还是他们错误地接受了传福音的命令？如果我认为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我必须证明：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没有一个中国人需要福音。否则，即使有一个人，就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利禁止传教士向他传福音。我有权选择自己不去天堂，但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伴我进入地狱。如果我认为传教士所服从的那个叫他们传福音的命令错了，我还必须证明：无人有权下达这个命令。但这个命令不是来自哪个王卿侯爵，总统首相，而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15～16）因此，耶稣是谁，他是否有权力发布这个命令？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若我不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命令，我就无权责备传教士服从耶稣，而只能责备他们完成这命令时表现的好坏。我问自己，我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个命令吗？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想证明这一点，但最终都失败了，难道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不自量力吗？
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回顾历史我也看到，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史中，确实有许多不光彩之处。有些基督徒不愿正视它，这只能进一步地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因鸦片战争以来那至深至痛的历史创伤，还在中国人心中流血流泪！
如何看待这些不光彩的历史篇章呢？
中华民族素无嫉妒排斥不同宗教之心，佛教和回教来华上千年，虽遭文人的笔伐，但民间百姓则大都能与佛教徒、回教徒平安相处，但鸦片战争后，中华儿女之所以视基督教为洋教，主要不是源于宗教原因，而是起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始终和中国的国耻相连，和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相伴。(注8)
我忘不了啊，列强以武力迫使中国对基督教开放，以传教和保护传教士为借口，一再向祖国发动侵略战争。多少中华好儿女，因此流血丧命；多少大好的锦绣河山，因此归为强盗的版图；多少黄金白银，因此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真是伤天害理啊！
我不能不愤慨！在传教士中，有人卷进了参与制定侵华不平等条约，有人成了侵华军队的情报员、翻译官！他们的活动怎能不使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呢？ 他们传给中国人的是祸音，这祸音至今余音未绝。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的行径。我想，若是耶稣在这种情境，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宁肯再次走上十字架，也不屈服于强权，与刽子手合作。在被压迫者遭欺凌受迫害时，耶稣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我不能不耻辱！有的传教士竟打着传教的旗号欺压中国的平民百姓，干涉官府诉讼，在动乱中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注9)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中华儿女感受不到耶稣是爱，他们由此而仇恨基督教，不在情理之中吗？耶稣的榜样使我明白了，传教士到中国，不应是中国人伺候他们，作他们的奴仆；而应是他们为中国人服务，作中国人的仆人。那些欺压百姓的传教士们，他们不配作耶稣的儿女。他们的坏榜样，导致了一些中国人拒绝十字架。
我不能不羞愧痛心！许多传教士用不平等条约保护他们传福音，心安理得地居于特权地位。既然如此，他们能全心全意地依靠耶稣吗？他们能使中国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徒的真正依靠吗？那强大的特权是他们软弱的象征。我同情他们的软弱，但不能不批评他们使基督的福音由此而蒙羞。福音最初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传到西方，靠的是什么？是刀剑吗？是权力吗？是金钱吗？是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统统不是！它靠的是基督徒的忠心，是殉道者的鲜血，是基督与基督徒同在。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我很遗憾地看到：某些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怀着西方文化优越的感觉，歧视、贬低中国和中华文化，把传播福音和传播西方文化混淆在一起。从而，使我的同胞把福音误认为是属于西方的。他们羞于与中国人为友，这深深地羞辱了中国人，并阻碍了福音的传播。他们的可悲并不在于他们没有以爱心和患难中的炎黄子孙站在一起。而在于，他们没有像耶稣那样以信心背上十字架，走向上帝。
但是，在我也亲身踏上传福音这条艰难曲折的路，并碰了许多钉子之后，我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态：即虽然那些真心爱耶稣并传福音的传教士并不完美，但我视他们是我的至亲兄弟姐妹，并以此为荣。他们的某些行动伤害过我的同胞，我愿意为此而向我的同胞道歉，因他们来华传福音不止于是为了我的父老乡亲，也是为了我。若没有他们当年传来的火种，不会有我今天的得救。
我渴望我的同胞能接受我的道歉。这绝不是我虚伪地故作姿态，而是出于我的信仰。我的道歉是真诚的，因我和他们传的是同一个福音，尽避我们对这福音的理解在细节上有所分别，但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主，同一个上帝，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他们的错误上也有份。我不推卸我的责任。
我渴望我的同胞不要继续因对往事还耿耿于怀而拒绝福音。若你们对传教士的怨气、火气和怒气还没有消掉，就把它们统统倾泻到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头上吧。我乐意承受这一切，因为我今天作的，正是继承西方传教士们昨日未竟的大业：向你们传福音。我的同胞啊，不要再被偏见、误解和仇恨蒙蔽你们的心了！向耶稣敞开心灵吧！他是我的主，也是你们的主。他是天地万物的主！
铁的历史事实是我无法否认的：即众多的西方传教士是出于爱耶稣而来到了我的祖国，向华夏儿女传福音。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的最大依靠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耶稣。他们手中拿的是圣经，不是枪炮；他们播种的是福音，不是罂粟。尽避由于语言、文化、教育、历史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使他们对中华文化有许多误解，但他们爱中国人的心是真诚无伪的。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当然，有些历史事实至今还使我困惑：为什么坚船利炮随圣经相继而来，鸦片与福音接踵而至？但我至少明白一点：没有那炮声，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不会自动打开，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不会从因循守旧的停滞中惊醒，现代化的基础科技器物文明的建设，不会迈出第一步。
反覆阅读圣经后我更坚信，列强的强权意志不仅丝毫代表不了耶稣的意志，反而违背了他的意志。列强侵华，源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鸦片糟蹋了中国人的性命，也玷污了福音。强盗虽打着传教的旗号，但终究是强盗。无论他们遮上多少块遮羞布，也遮不住殖民帝国的无耻。
虽然如此，但福音在中华大地毕竟传开了。这奥秘，谁能猜透呢？
埃音在华传播的历史唤醒了我的良知。它告诉我，既然我知道中华儿女视忘恩负义为无耻，视知恩当报为知义，就永远也不该忘记：若不是传教士昔日大声疾呼，也许我们亲爱的母亲和姐妹至今还裹着小脚。若不是传教士把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带到美国，我们还谈什么留学！西医西药和西医医院都是传教士在华奠基的，这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近代意义的学校和大学，是传教士创立的。近现代知识的传播，是由传教士开始的。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是传教士在华开创了最早的孤儿院、精神病院、盲人学校、聋哑人学校，等等。这其中的哪一项不值得大书特书、不值得中国人感恩！(注10)
我以往安然地享受这些恩惠，却从没说过一句谢谢。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吗？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反覆思考历史，我问自己，我明知从景教传入大唐，福音在华传播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我明知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可还是偏把基督教称为洋教，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意识和下意识支配着我呢？
那是充满了鄙视、轻蔑、排斥和抗拒的心理。那是迷茫、失落、恐惧和仇恨的下意识。那是血液中奔流的陈旧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是心思 分辨了数千年的华夷之辨，凡四夷.“洋人”、“鬼子”）皆不如己，他们无知、愚昧、野蛮、心智未开、道德低下。那是说不出口的受尽蹂躏的民族耻辱感，被几个自己瞧不起的小对手打得一败涂地，又不得不公开认输。那是倍受挫折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回顾祖宗的丰功伟绩，充满了自尊；面对现实，则心怀不平、不愤而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这义和团情结，它是许多历史声音的回响，它是无数扭曲心灵的映照。曾国藩着《讨粤匪檄文》抨击太平天国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注11)在他的话中，有我对基督教的同样无知和恐惧。晚清时的李东远说：“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注12)在他的话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和封闭。一九二二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非基督教运动宣称，“宗教是麻醉剂”。提出“有宗教则无人类，有人类则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注13)这话也表达了我对基督教的仇恨。我以往只疑惑，官方的宗教政策何以如此残酷，竟让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横流。但我从没意识到，正是我心中那无名的仇恨，使我不自觉地也成了侩子手的帮凶。
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恐惧变革、对外封闭、自我欣赏，纠缠在我心中的这个义和团情结，使我不自觉地把对耶稣的信仰，排斥在我的视野之外。基督教中，我只看到了耶稣是外国人，基督教是外国宗教。我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上帝，更看不到我和上帝那不可分离的生命联击。我的生命力萎缩了，衰落了，它不敢面对耶稣向我发出的挑战。我用“洋教”这个借口，懦弱地把自己裹起来了。
我耻于问自己但又不得不问：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还有几多大汉的气度、大唐的雄风？大唐百姓的多数并没有把佛教视为洋教，反而有玄装西天取经之壮举、禅宗顿悟见佛之创新。他们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心胸开放，心态康健。他们有信心、有见识、有魄力去接受外来的新文化、新知识、新价值的挑战，以宏大的气度包容、接纳、吸收新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新天地。
可是，当我们面对那强大的西方，求救的却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通过咒骂━━他们是洋鬼子，一吐心中的闷气、晦气、怨气━━怒气。民族屈辱感和盲目排外情绪彼此交错，使我们把与洋字沾边的一切东西，都作为排斥的对象。实在打不倒的又很实用的东西如“洋货”，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崇拜并谄媚它们。从排外到媚外，仅一步之遥。
我清楚的看到了，这导致我卑怯的义和团情结后面，隐藏着一个空了壳的民族自傲心：我们有多么伟大的祖宗和辉煌的过去啊！中华在地理上是天下的中心，在文化上更是如此。中华的文字、文学、礼仪、典则、制度、道德，乃举世无双之文化精华。(注14)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为我们带来多少自尊、自豪、自大、自傲和自满。
而今世道变了。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虽不是百事不如人，但科技上不如人，民主上不如人，法治上也不如人。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这是我们的最后防线了。反对包括基督信仰在内的西方精神文明，是我们唯一可以自怨、自慰、自怜、自欺的了。我们的精神天地，实在太可怜了。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纠缠我的义和团情结，也包含了一份悲苍之情：那是面对列强灭文灭种，中华儿女不得不发出的救亡图存的怒吼，那是天下兴亡，匹夫必须承担的重任。尽避我们的先辈一再被强盗打败了，但并不能证明强权就是公理。而先辈留在天地的那股正气，寻找的是永恒的正义！
但是，若没有上帝，天下有何永恒的正义可言！
终于到了那一天，我敞开了自己封闭的心门，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祈祷：天父啊，鸦片战争以来那民族耻辱和历史伤痛，折磨我多年了。这心灵的煎熬，带来的只是仇恨！那洋教的偏见，曾使我的理性几度迷失，今日我要挣脱这枷锁！心头的怒火啊，你燃烧吧！我情愿被你烧死，也不愿任你再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了。
耶稣啊，熄灭我心头的怒火，让我畅饮你赐下的生命清泉，归向你，心灵得安息。
敖注：
1·“批林批孔”是“批判孔子和林彪”的简称，它是毛泽东晚年发动的又一个政治运动。
2·这是中国大陆官方史学界在八十年代之前，对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作用的结论。
3·参见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
4·这方面的代表着是麦道卫着的《铁证待判》，更新传道会出版。
5·《戴德生━━挚爱中华》，第292页。
6·同上引，见该书封面。
7·见浦乐克，《剑桥七杰》，校园书房出版社。
8·英传教士宓克指出：“以武力强迫中国驰禁基督，使基督教徒与佛、回二种外来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础上。因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基督教的流布，则与中国国耻相联系，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创伤仍深。”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第94页，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
9·唐德刚，《传记文学》第62卷第4期，第22～24页，传记文学杂志社。
10·查时杰，“一百七十年来的基督教”，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记念集》，1977年，第3～28页，宇宙光出版社。
11·谢扶雅着，转引自《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第286页，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0年。
12·参《福临中华》一书。
13·参王治心着，《中国基督教史纲》，第二十章，1959年。
14·殷海光，《中华文化的展望》，书中的第一章，“天朝型模的世界观”，对此心
态有精彩的分析。
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很久以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青年时代时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却仇恨基督教，并且，把它视为“洋教”呢？我被意识形态的宣传骗了，这不假，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我有可能了解基督教时，我对它的敌视反而加深了。难道我心中真的有一种力量，它以仇恨基督为目标吗？
我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高中。那时，我没听说过上帝。不是我想知道上帝而无法知道，也不是知道了上帝而不承认他，只是知道上帝的途径一时被封锁了。我被“洗脑”洗得如此之彻底，以致于我不但毫无兴趣证明上帝的存在，连否认他存在的念头都没有。这不是我敬畏上帝不敢否认他，而是洗我大脑的那架机器，连否认上帝的存在都不鼓励，生怕人们在认真地否认上帝的过程中，产生对上帝存在与否的兴趣。尽避如此，我从民间还是得到了一些关于神明的观念，诸如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灶王爷等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心里接受了意识形态宣传，把宗教信仰统统都看成是迷信。于是，我把童年时听说的神明，都归为迷信。就这样，在意识形态教育下，我在心中清除了迷信的信仰，从而把整个心灵都献给了“伟大领袖”，把他当做神来崇拜，任由他塑造我那幼稚的心灵。
就这样，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就连“福音”这个词也没听过。我把《毛主席语录》当成“红宝书”，经常背诵它。饮下了鸩酒，反以为是香摈。正是在响应毛“批林批孔”的指示的过程中，我形成了对基督教的强烈偏见。(注1)
那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间的事。那时，整个中国没有几本书不被视为“毒草”而允许人们阅读。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郭沫若等人的若干中国历史著作，还有几本关于鸦片战争、义和团的小册子。在那个扫荡文化的年代，读这些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享受。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我常读它们至深夜。对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我毫不怀疑，更无法想像学者可以选择一定的历史资料来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教科书历史的影响下，我对基督教在华作用形成了如下的看法：传教士是在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是一路货，都要瓜分中国，把中国转成他们的殖民地；华人基督徒是中国人的败类，帝国主义的走狗。(注2)
这些观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从没考察它们是否合历史真相，也没有想到这是意识形态的结论，还以为那是我的独立见解。我在理智上形成的这些偏见，和在情感上对督教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使我视基督教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仇敌。
到美国后，我曾哀叹自己出生在一个仇恨基督教的世界中，我能够反思自己的偏见之前，就已经成了偏见的俘虏。但是，有什么好值得埋怨的呢？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在偏见的束缚下，后来，我虽接触了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正面作用的历史资料，但对它们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明其义。我拒绝重新审查自己的偏见，更没有反省我那扭曲了的情感。我顽固地抱着偏见不放，还自认为是坚持真理！
我本一微不足道的书生，既不能救天下百姓于水火，又不能传一己之言于百世，但为什么却总是固执己见？并且，这所谓的“己见”也大都是他人之见！这只因为，在我的心灵中，潜藏着一个邪恶的灵，它恨天国，恨上帝的儿女，恨上帝的道。它恨上帝！它喜欢偏见，它用偏见扭曲我的心灵，要把我引向永久的死亡，彻底地毁灭我。
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于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进入八十年代后，我逐渐开始独立地探索人生。在这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耶稣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在大学期间，我所景仰的一位教授的教诲，使我明白了；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其独特的崇高价值。只要人类存在，宗教是不会消亡的。读研究生时，一位著名学者指教我说：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特点，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笼统地谈西方文化而不加以缜密的区别和分析，无益于理解文化的中外古今之别。(注3)
这些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我认识到：我大谈西方人、西方文化、西方信仰，根本没有深思细辨这些概念的确切所指，说话大而不当，空而无实，不仅不同西方国家的精神生活，各具特色；即使一国内部，不同的民族及社会阶层之间，精神生活也有显著的差别。百万富翁和芝加哥街头的流浪汉虽然吃同样的汉堡包，听同样的爵士音乐，但怎能想像他们的所居、所行、所思、所愿，会在同一个世界？
我也不再相信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宣传了。为了表现我的独到见解，我高扬宗教在道德生活中的伟大价值。在向我的学生━━中层干部授课中，我从正面的意义引用过耶稣的话。我这样作，当然不是为了彰显上帝的真理，而是标新立异。这又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毕竟走进了我的精神视野，使我在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看到：耶稣，是我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耶稣虽然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但我并不让他占据我精神天地的中心。我自以为开明地把基督教放在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同等的地位，视耶和华与佛、真主、梵天为异名而同实的最高实体，是居住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名字敬拜的同一位神。所以，我坚持认为：基督教是西方人的信仰，是维系其伦理道德的基石。虽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耶稣的某些教诲，是人类共同需要接受的精神宝藏。
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加深，我发现：我不能说基督信仰是西方人的信仰。在西方，基督信仰从来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全体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在信仰基督的人中，虽然有一部分是西方人，但他们只是西方人的一部分。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我问自己，在人看来，基督徒有东方人、西方人之分；但在基督的眼中，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是东方人与西方人？还是富人与穷人，有权人与无权人？根据我对基督信仰的了解，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区别。在耶稣的面前，人都是罪人。所不同的只是有两种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信耶稣并且愿意悔改新生的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信耶稣并且固执地按己意而行的罪人。
当我固执地把信耶稣同西方人联系起来时，我的眼睛只盯在地域和人的肤色上。由此，我也就限定了自己，把我等同于一个地区━━中国；一种肤色━━黄色；一种人━━在茫茫的宇宙中找不到一己之根的孤儿，无可奈何走向永恒灭亡的逆子！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虽然承认基督信仰的价值，但还是受到把基督教视为“洋教”的影响，担心信了耶稣后，中国人的言谈、举止和心灵就会被“洋化”了。我编织了这噩梦，自己吓自己。但是，自从来到美国后，我却亲眼见到了另一幅图景：在北美的一些华人，他们是基督徒，但心仍挚爱着中华；一些华人很西化，但并不信耶稣。无论信或不信，从大陆以外来美的华人，大都显得比自己更好、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人的礼节。
在当代生活，怎可能一点也不西化？西化与否，这只是文化影响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生命取向的问题。但是，当圣经宣布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时，它留给我的是，而且仅仅是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生命基督化，还是非基督化；不与上帝同心，就是与上帝为敌。
对我最具讽刺意味的图景是：我亲眼看到我所认为的“洋教”，并不是“洋人”必然相信的自己的宗教。在美国人中，信佛的有之，信真主的有之，信梵天的有之，什么也不信的，亦大有人在。当我和他们诋毁基督教时，我们的心相通了。东西方之别消逝了，我们共享一个信条：相信自己。我，就是我的上帝！
从东方到西方，一大批政治信念绝然不同的人们，竟在与耶稣为敌上结成了同盟！东方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政治集团，用宣传机器围剿基督信仰，用批斗、监禁、杀头对基督徒进行暴力的迫害；西方舞文弄墨的文人和政客，则运用讲演、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介，或是玩弄基督信仰，或是打着耶稣的招牌牟利。在东方，基督徒被视为社会公敌，十字架乃是被诅咒的标记；在西方，信仰基督成了见不得人的个人隐私，十字架变为被欣赏的装饰品。
包令我吃惊的是，我在读书中发现，一些认真地寻找证据去推翻基督信仰的西方文化人，他们诚实地、小心地求证关于耶稣死后复活的记载是荒诞的神话。但求证的结果却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无可否认。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征服了他们那一颗诚实的心灵，使他们写出了捍卫上帝真道的鸿篇巨著。(注4)
耶稣是何等伟大！竟有人通过认真地否定他而找到了他。令这些西方人转变的，不是因为他们是西方人，而是因为耶稣死后复活；不是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基督信仰，而是他们不得不向真理投降；不是他们认同于与其同文同种的西方宗教，而是他们找到了在天上的父━━上帝。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当面对着这个绝对性的问题时，我一下子变得赤裸裸了：我是一个人，仅此而已。什么东方人西方人，无关紧要。
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在美国，我平生第一次可以自由地阅读有关基督信仰的书籍，这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天地，一再突破了我以往那狭隘的视野。当我读完戴德生传时，他那颗挚爱中华的心灵，活生生地面对着我，刺得我的心发酸，发痛。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了自己心灵的渺小以及生命的卑微。戴德生如此挚爱耶稣，挚爱中国人，任我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之动情！
义和团事件中，在戴德生创立内地会工作的传教士中，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注5)
读至此，我的心实在无法平静。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再三地侵略我的祖国，烧杀掠夺，割地赔款，中国几度面临亡国的危险。但是，在中华儿女大难临头之际，基督的儿女竟拒绝中国政府送上门的赔款。这能是帝国主义侵华先锋的作为吗？如果戴德生爱中华不是出于至诚、至性，他能作得到吗？
我突然感到：戴德生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他挚爱耶稣使我看到了上帝之子的神圣之爱。他那颗爱中国人的心，若不是从上帝那里得到无穷的光源，怎能源源不断地放出灵性的光芒？怎能说出：“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注6)
扪心自问：假如我有十万美金，我能让祖国全数支取吗？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我的骨肉同胞吗？假如我的亲友家人遭此横祸，我能连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也不说吗？戴德生的豪言壮语，我说得出，但作不到。
我爱中华，并没有像戴德生爱得么投入，那么真挚，那么专一。他爱中国人，是由于他首先并且始终爱耶稣；我爱中国人，是由于我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他爱中华，可以舍弃一切，因他把一切交给了上帝；而我即使舍弃一点东西，也难以忘记那是我的。
以往，我曾忘情地低吟：“我的中国心”。但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谁能告诉我啊，外国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在了哪里！
若不是来到海外，置身于肤色、种族、语言、文化与自己大都不相同的环境中，我很难对传教士产生恻隐之心。正是这设身处地，使我在了解第一位更正教的传教士━━马礼逊的事迹时，心肠不由自主地变软了。
马礼逊于一八一七年来华传福音。当他告别不同意他来华传教的父老、亲友、师长时，那生离死别的痛苦，他除了向耶稣诉说，还能向谁倾诉？在华传福音，他遭到我的同胞和他的同胞的共同反对，面对那些杲滞、怀疑、冷漠、嘲笑、仇恨的目光，若不是从神那得到安慰，他怎能忍受心中的孤独？他离国十七年后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归故里。这期间，他望了多少月圆月缺。他用了十二年的心血，为我们中国人译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圣经。但当他死于广州时，竟无葬身之地，不得不移灵柩于澳门。
了解这一切后，令我齿寒、意寒、心寒，人死于异乡，已很悲哀了。但死于异乡竟无葬身之地，这岂是一个哀字能了得。而这人竟是为爱异乡人而死的，死无怨言。且唯有这一死，才能表达他对异乡人至死不渝的爱。异乡人━━我和我的同胞啊，我们至今还以中国人的名义诅咒他们，我们的良心何在！
读过戴德生、马礼逊等人的传记后，我又阅读了一些书籍，渴望更进一步地了解更多的西方传教士的心态。在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他们为什么会从先进的欧美来到我落后的祖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传教这条艰难的道路？“剑桥七杰”（一八八五年来华传教的七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的传记，使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为了拯救我的同胞的灵魂而走上了到中国传教这条道路。为此，他们舍弃了在英国的绵绣前程，甚至变卖了自己庞大的家产。选择走这条路，他们的灵魂不是没经过痛苦的挣扎，但最终，他们还是顺从了耶稣的召唤：向万民传福音。
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决定性的事实，赢得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决心告别当时英国人那种马马虎虎的信仰，为信仰耶稣而付出生命的代价。“除非你对上帝完全降服，你不能知道他的心意；然而，一旦你降服了，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作什么。”(注7)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将心比心，谁不爱自己的父老乡亲？谁不恋生我养我的那一片故土？谁人无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哪个情郎不思与心上人绵绵细语？茶一盅、酒一壶，即便是生死之交的君子，亦渴望友谊地久天长。热血好儿女，谁不想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走遍海角天涯，谁不觉乡音最亲？但是，听到了耶稣那一声轻轻的呼唤：跟我来！他们就放下了这一切，走上了传福音这条由荆棘和鲜花铺成的小路。
要是我，能放下这一切而走上这条不归路吗？不能。因我根本不想听耶稣的呼唤，所以，我走我自己的路；因我内心一无所有，所以，我想拼命抓住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因我舍弃不了自己，所以，我不容神进入我的生命。
那么，我过去确信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了，根据在哪里呢？是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还是他们错误地接受了传福音的命令？如果我认为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我必须证明：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没有一个中国人需要福音。否则，即使有一个人，就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利禁止传教士向他传福音。我有权选择自己不去天堂，但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伴我进入地狱。如果我认为传教士所服从的那个叫他们传福音的命令错了，我还必须证明：无人有权下达这个命令。但这个命令不是来自哪个王卿侯爵，总统首相，而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15～16）因此，耶稣是谁，他是否有权力发布这个命令？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若我不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命令，我就无权责备传教士服从耶稣，而只能责备他们完成这命令时表现的好坏。我问自己，我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个命令吗？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想证明这一点，但最终都失败了，难道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不自量力吗？
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回顾历史我也看到，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史中，确实有许多不光彩之处。有些基督徒不愿正视它，这只能进一步地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因鸦片战争以来那至深至痛的历史创伤，还在中国人心中流血流泪！
如何看待这些不光彩的历史篇章呢？
中华民族素无嫉妒排斥不同宗教之心，佛教和回教来华上千年，虽遭文人的笔伐，但民间百姓则大都能与佛教徒、回教徒平安相处，但鸦片战争后，中华儿女之所以视基督教为洋教，主要不是源于宗教原因，而是起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始终和中国的国耻相连，和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相伴。(注8)
我忘不了啊，列强以武力迫使中国对基督教开放，以传教和保护传教士为借口，一再向祖国发动侵略战争。多少中华好儿女，因此流血丧命；多少大好的锦绣河山，因此归为强盗的版图；多少黄金白银，因此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真是伤天害理啊！
我不能不愤慨！在传教士中，有人卷进了参与制定侵华不平等条约，有人成了侵华军队的情报员、翻译官！他们的活动怎能不使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呢？ 他们传给中国人的是祸音，这祸音至今余音未绝。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的行径。我想，若是耶稣在这种情境，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宁肯再次走上十字架，也不屈服于强权，与刽子手合作。在被压迫者遭欺凌受迫害时，耶稣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我不能不耻辱！有的传教士竟打着传教的旗号欺压中国的平民百姓，干涉官府诉讼，在动乱中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注9)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中华儿女感受不到耶稣是爱，他们由此而仇恨基督教，不在情理之中吗？耶稣的榜样使我明白了，传教士到中国，不应是中国人伺候他们，作他们的奴仆；而应是他们为中国人服务，作中国人的仆人。那些欺压百姓的传教士们，他们不配作耶稣的儿女。他们的坏榜样，导致了一些中国人拒绝十字架。
我不能不羞愧痛心！许多传教士用不平等条约保护他们传福音，心安理得地居于特权地位。既然如此，他们能全心全意地依靠耶稣吗？他们能使中国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徒的真正依靠吗？那强大的特权是他们软弱的象征。我同情他们的软弱，但不能不批评他们使基督的福音由此而蒙羞。福音最初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传到西方，靠的是什么？是刀剑吗？是权力吗？是金钱吗？是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统统不是！它靠的是基督徒的忠心，是殉道者的鲜血，是基督与基督徒同在。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我很遗憾地看到：某些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怀着西方文化优越的感觉，歧视、贬低中国和中华文化，把传播福音和传播西方文化混淆在一起。从而，使我的同胞把福音误认为是属于西方的。他们羞于与中国人为友，这深深地羞辱了中国人，并阻碍了福音的传播。他们的可悲并不在于他们没有以爱心和患难中的炎黄子孙站在一起。而在于，他们没有像耶稣那样以信心背上十字架，走向上帝。
但是，在我也亲身踏上传福音这条艰难曲折的路，并碰了许多钉子之后，我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态：即虽然那些真心爱耶稣并传福音的传教士并不完美，但我视他们是我的至亲兄弟姐妹，并以此为荣。他们的某些行动伤害过我的同胞，我愿意为此而向我的同胞道歉，因他们来华传福音不止于是为了我的父老乡亲，也是为了我。若没有他们当年传来的火种，不会有我今天的得救。
我渴望我的同胞能接受我的道歉。这绝不是我虚伪地故作姿态，而是出于我的信仰。我的道歉是真诚的，因我和他们传的是同一个福音，尽避我们对这福音的理解在细节上有所分别，但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主，同一个上帝，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他们的错误上也有份。我不推卸我的责任。
我渴望我的同胞不要继续因对往事还耿耿于怀而拒绝福音。若你们对传教士的怨气、火气和怒气还没有消掉，就把它们统统倾泻到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头上吧。我乐意承受这一切，因为我今天作的，正是继承西方传教士们昨日未竟的大业：向你们传福音。我的同胞啊，不要再被偏见、误解和仇恨蒙蔽你们的心了！向耶稣敞开心灵吧！他是我的主，也是你们的主。他是天地万物的主！
铁的历史事实是我无法否认的：即众多的西方传教士是出于爱耶稣而来到了我的祖国，向华夏儿女传福音。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的最大依靠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耶稣。他们手中拿的是圣经，不是枪炮；他们播种的是福音，不是罂粟。尽避由于语言、文化、教育、历史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使他们对中华文化有许多误解，但他们爱中国人的心是真诚无伪的。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当然，有些历史事实至今还使我困惑：为什么坚船利炮随圣经相继而来，鸦片与福音接踵而至？但我至少明白一点：没有那炮声，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不会自动打开，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不会从因循守旧的停滞中惊醒，现代化的基础科技器物文明的建设，不会迈出第一步。
反覆阅读圣经后我更坚信，列强的强权意志不仅丝毫代表不了耶稣的意志，反而违背了他的意志。列强侵华，源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鸦片糟蹋了中国人的性命，也玷污了福音。强盗虽打着传教的旗号，但终究是强盗。无论他们遮上多少块遮羞布，也遮不住殖民帝国的无耻。
虽然如此，但福音在中华大地毕竟传开了。这奥秘，谁能猜透呢？
埃音在华传播的历史唤醒了我的良知。它告诉我，既然我知道中华儿女视忘恩负义为无耻，视知恩当报为知义，就永远也不该忘记：若不是传教士昔日大声疾呼，也许我们亲爱的母亲和姐妹至今还裹着小脚。若不是传教士把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带到美国，我们还谈什么留学！西医西药和西医医院都是传教士在华奠基的，这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近代意义的学校和大学，是传教士创立的。近现代知识的传播，是由传教士开始的。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是传教士在华开创了最早的孤儿院、精神病院、盲人学校、聋哑人学校，等等。这其中的哪一项不值得大书特书、不值得中国人感恩！(注10)
我以往安然地享受这些恩惠，却从没说过一句谢谢。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吗？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反覆思考历史，我问自己，我明知从景教传入大唐，福音在华传播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我明知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可还是偏把基督教称为洋教，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意识和下意识支配着我呢？
那是充满了鄙视、轻蔑、排斥和抗拒的心理。那是迷茫、失落、恐惧和仇恨的下意识。那是血液中奔流的陈旧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是心思 分辨了数千年的华夷之辨，凡四夷.“洋人”、“鬼子”）皆不如己，他们无知、愚昧、野蛮、心智未开、道德低下。那是说不出口的受尽蹂躏的民族耻辱感，被几个自己瞧不起的小对手打得一败涂地，又不得不公开认输。那是倍受挫折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回顾祖宗的丰功伟绩，充满了自尊；面对现实，则心怀不平、不愤而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这义和团情结，它是许多历史声音的回响，它是无数扭曲心灵的映照。曾国藩着《讨粤匪檄文》抨击太平天国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注11)在他的话中，有我对基督教的同样无知和恐惧。晚清时的李东远说：“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注12)在他的话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和封闭。一九二二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非基督教运动宣称，“宗教是麻醉剂”。提出“有宗教则无人类，有人类则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注13)这话也表达了我对基督教的仇恨。我以往只疑惑，官方的宗教政策何以如此残酷，竟让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横流。但我从没意识到，正是我心中那无名的仇恨，使我不自觉地也成了侩子手的帮凶。
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恐惧变革、对外封闭、自我欣赏，纠缠在我心中的这个义和团情结，使我不自觉地把对耶稣的信仰，排斥在我的视野之外。基督教中，我只看到了耶稣是外国人，基督教是外国宗教。我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上帝，更看不到我和上帝那不可分离的生命联击。我的生命力萎缩了，衰落了，它不敢面对耶稣向我发出的挑战。我用“洋教”这个借口，懦弱地把自己裹起来了。
我耻于问自己但又不得不问：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还有几多大汉的气度、大唐的雄风？大唐百姓的多数并没有把佛教视为洋教，反而有玄装西天取经之壮举、禅宗顿悟见佛之创新。他们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心胸开放，心态康健。他们有信心、有见识、有魄力去接受外来的新文化、新知识、新价值的挑战，以宏大的气度包容、接纳、吸收新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新天地。
可是，当我们面对那强大的西方，求救的却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通过咒骂━━他们是洋鬼子，一吐心中的闷气、晦气、怨气━━怒气。民族屈辱感和盲目排外情绪彼此交错，使我们把与洋字沾边的一切东西，都作为排斥的对象。实在打不倒的又很实用的东西如“洋货”，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崇拜并谄媚它们。从排外到媚外，仅一步之遥。
我清楚的看到了，这导致我卑怯的义和团情结后面，隐藏着一个空了壳的民族自傲心：我们有多么伟大的祖宗和辉煌的过去啊！中华在地理上是天下的中心，在文化上更是如此。中华的文字、文学、礼仪、典则、制度、道德，乃举世无双之文化精华。(注14)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为我们带来多少自尊、自豪、自大、自傲和自满。
而今世道变了。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虽不是百事不如人，但科技上不如人，民主上不如人，法治上也不如人。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这是我们的最后防线了。反对包括基督信仰在内的西方精神文明，是我们唯一可以自怨、自慰、自怜、自欺的了。我们的精神天地，实在太可怜了。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纠缠我的义和团情结，也包含了一份悲苍之情：那是面对列强灭文灭种，中华儿女不得不发出的救亡图存的怒吼，那是天下兴亡，匹夫必须承担的重任。尽避我们的先辈一再被强盗打败了，但并不能证明强权就是公理。而先辈留在天地的那股正气，寻找的是永恒的正义！
但是，若没有上帝，天下有何永恒的正义可言！
终于到了那一天，我敞开了自己封闭的心门，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祈祷：天父啊，鸦片战争以来那民族耻辱和历史伤痛，折磨我多年了。这心灵的煎熬，带来的只是仇恨！那洋教的偏见，曾使我的理性几度迷失，今日我要挣脱这枷锁！心头的怒火啊，你燃烧吧！我情愿被你烧死，也不愿任你再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了。
耶稣啊，熄灭我心头的怒火，让我畅饮你赐下的生命清泉，归向你，心灵得安息。
敖注：
1·“批林批孔”是“批判孔子和林彪”的简称，它是毛泽东晚年发动的又一个政治运动。
2·这是中国大陆官方史学界在八十年代之前，对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作用的结论。
3·参见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
4·这方面的代表着是麦道卫着的《铁证待判》，更新传道会出版。
5·《戴德生━━挚爱中华》，第292页。
6·同上引，见该书封面。
7·见浦乐克，《剑桥七杰》，校园书房出版社。
8·英传教士宓克指出：“以武力强迫中国驰禁基督，使基督教徒与佛、回二种外来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础上。因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基督教的流布，则与中国国耻相联系，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创伤仍深。”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第94页，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
9·唐德刚，《传记文学》第62卷第4期，第22～24页，传记文学杂志社。
10·查时杰，“一百七十年来的基督教”，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记念集》，1977年，第3～28页，宇宙光出版社。
11·谢扶雅着，转引自《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第286页，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0年。
12·参《福临中华》一书。
13·参王治心着，《中国基督教史纲》，第二十章，1959年。
14·殷海光，《中华文化的展望》，书中的第一章，“天朝型模的世界观”，对此心
态有精彩的分析。
第二章 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
尽管在情感上我排斥基督教信仰，但在理智上却无法漠视它在西方历史中所一再造成的划时代变化。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基督教唯我独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宗教信仰。这就使我心安理得地拒绝相信耶稣。但是，在思考中国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的问题时，西方文化又是我怎么也回避不了的。
八十年代中期，我阅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注1)它使我看到：禁欲的新教伦理精神是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因。新教伦理不仅不把追求财富和金钱的活动视为罪恶，反把它和荣耀上帝联在一起。勤奋工作是美德和道德义务，是基督徒的天职。而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
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所厌恶的基督教，它的新教伦理竟构成了现代化在西方兴起的精神动力。一个古旧的福音，竟能通过现代化的过程而造福苍生百姓！基督信仰怎么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我不信上帝，所以，只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历史必然性” 和“ 历史偶然性” 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
尽管在情感上我排斥基督教信仰，但在理智上却无法漠视，它在西方历史中所一再造成的划时代变化。尤其是对西方人心灵的影响。几千年来，西方伦理的基础主要是由基督教奠定的。宗教能提供一定的道德教训，并造就许多卓绝伟大的心灵，这都不足令我惊奇。令我惊奇的是：在基督教中，我竟发现了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爱！(注2)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一样。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些都是我不得不承认的万古不易的金科玉律。
我知道，这金科玉律基于上帝的神圣之爱和对上帝的爱：真爱就要爱你的仇敌；真爱就要饶恕人对你的过犯；真爱就要承认自己灵性的贫乏；真爱就要背起受苦的十字架；真爱就要服事他人；真爱就要完全信靠上帝，把一切奉献给上帝。
对我来说，这一切可谓超凡入圣，进入了人的理想境界。这样，我就陷入了矛盾之中：若这些原则具有普遍性，那它就不会仅仅适用于西方人的心灵。若连仇敌都必须爱，排他性从何谈起？我不愿得出我不喜欢的结论，我的灵魂在沉默中固执己见。
固执己见使我置身于众多的自相矛盾之中而不自觉。热爱民主的我，在国内的理论讨论会中多次疾呼：民主没有阶级性，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形式。具体的民主制度虽依时代和民族而各有特色，但它包含的基本原理是共同的。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多数决定并保护少数、自由选举，这些原则适用于一切民主政体，并为之所必须。来到美国后，通过阅读书籍我才知道，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来自于基督教的根本精神：人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所创造的制度亦如此。因此，对权力必须加以限制和制衡。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人应享有同样的权利。 基督信仰在西方文化中到底造成了什么？代表了什么？这使我这个渴望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三思。
我无法否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伟大，于是，就否认产生它的精神基础。
我在情感上反感、排斥西方文化，但在享受西方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时，却觉得它很适合我，对我没有什么排斥。尽管我知道物质文明是西方文化的重要部分。
初到美国，使我最震惊的就是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那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川流不息的大小汽车、四通八达的通讯网路、那洁净的超级市场、湛蓝色的晴空、满目的绿色，这些使我的心在嫉妒之余不得不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确是伟大的。
令我感慨更深的是，我在生活中能轻松地享受到文明的社会生活。不论在商店中买多少东西，都会看到笑脸、听到谢谢。排队时，没见过有人夹心。不小心碰到了别人，他竟先说对不起。公共洗手间中洁白的卫生纸，没人偷。住宅区附近漫步的野鹅，居然不怕被人抓回家宰了吃。
我无法否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伟大，于是，就否认产生它的精神基础。因它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我可以强辩。我辩解说：不错，西方文化在物质文明科学技术这个层面、在民主制度的普遍原理、在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是不具有排他性，属于全人类；但在精神文化上、在信仰上，它有排他性。我无视这精神文化、这信仰和西方社会生活之间多方面的复杂联系。我只想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
于是，我看到的尽是黑暗！种族冲突、家庭解体、毒品泛乱、枪枝失控。随时随处可见的广告，极尽勾引消费者欲望之能事。充满传播媒介的色情、暴力，不断挑逗人的情欲之火。个人心灵如此之空虚，竟无一物可以填补。彼此见面时，问候的话热得发烫，道一声再见后，留下的是淡淡的冷漠，深深的孤独……
看到了这些黑暗现象后，该怎样解释呢？我知道西方社会道德的衰落，是由于众多的西方人失去了信仰，他们用享乐、金钱和性爱代替了上帝。我这么想，不自觉中陷进了自己设下的陷阱：既然我那么讨厌基督教，那么，人们拒绝它岂不正合我意？既然我认为上帝不存在，那么，不信上帝，岂不是十分正常？我怎么可以指望用我认为虚无飘渺的上帝来束缚人类呢？
造成西方文化中的黑暗现象的根源在哪里？难道它真是由于西方人背离了耶稣所产生不可避免的恶果吗？
基督徒啊，你们在西方文化中为基督作了什么见证？
为了帮助我摆脱疑问，有的基督徒朋友对我解释说：西方文化中的好东西是由基督教带来的，而坏东西都是背离基督教的恶果。在许多基督教读物中，作者们也常常回避基督教与西方社会黑暗面的复杂关系。
黑白如此分明，我很难相信。说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好东西，是由基督教带来的，我承认。但若说西方文化中“ 一切” 好东西，都是基督教带来的，那就有背于历史事实了。从荷马史诗，到苏格拉底哲学，到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诗学，到古希腊的雕刻、古罗马的法律等等，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好东西，并非来自基督教。
把西方文化分为好坏两个部分，这太简单化了。虽然，福音的真理简单明了，但却不能把它简单化。简单化只能使人头脑简单，远离真理。
我认为，西方文化中的某些黑暗现象，不能说与基督教毫无牵连。不然，无法解释中世纪的黑暗，也无法解释马丁路德开创的宗教革命，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人目睹了某些基督徒的生活后，坚决不作基督徒。所以，我渴望基督徒能诚实地告诉我：基督徒中和教会中存在的丑恶现象，是与基督有关，还是仅仅与基督徒有关？是与圣经有关，还是与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有关？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打上了西方文化的什么印记，基督徒的生命在西方文化中，又打上了什么样的印记？
我要问：基督徒啊，你们在西方文化中为基督作了什么见证？你们是把基督带进了西方现代文化中，使文化基督化；还是把现代西方文化带进了基督教中，使信仰世俗化？人们看见了由你们的日常生活所作的见证后，竟怀疑基督信仰的生命力，这原因何在？
是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进而使基督教中排他性盛行？还是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从而蕴育了西方文化？
世人经常指责西方的基督教有排他性，确实值得基督徒深思。我在基督徒生活中观察到的某些现象，使我相信那些指责不全是人们凭空杜撰出来的。例如，有些基督徒慷慨激昂地批评一切其他的宗教，但他们竟没读过一卷佛经，也不知《可兰经》为何物。经常看到这些后，我能作什么感想呢？
基督徒常常对我宣称，他们的信仰是唯一真实的。基督徒当然有权利这么说。但我最希望基督徒敢于对我说：看看我的生命，若不是基督在其中作主，它不会变得这么美好、圣洁。在这人欲横流的世界，唯有那真信仰所造就的圣洁生命，才能使我相信，基督信仰能造就出排斥这世界的、邪恶的新生命。
我在历史中也发现了基督教的排他性。从十字军远征的宗教狂热，到威逼伽利略，否认他的科学理论的愚昧无知，到把布鲁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残酷迫害，都是基督教这一宗教团体所具有的排他性的明证。我一直想知道，当加尔文用火刑把异端科学家塞尔维特送上黄泉路时.注3)，他可曾听见耶稣的声音，“ 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路二十三33）
看到历史的这一幕幕，我无法不叹息，基督教啊，多少罪恶借汝名而行！
历史上和现实中基督宗教内部的争斗和排斥，更使我确信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东正教，天主教东西对峙，犹如水火。新教与天主教势不两立，情同仇敌。在新教内部，不仅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和浸礼会这四大宗派彼此排斥，相互责难，不仅自由派、基要派和福音派吵个不停，就连一个小宗派内部也分为许多小小的派别，各自抓住自己的一得之见，就宣称普天之下，唯我独真，并迫不急待地把基督教再进一步分裂。整个基督教，成了一个不断地制造分裂、乱哄哄的机器。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是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从而使基督教中排他性盛行？还是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从而蕴育了西方文化？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我相信不会有一个非此即彼的明确答案。有些关系我一时也想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清楚，若上帝存在，他与人之间必有无限的差别。除了耶稣外，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言行，能完全体现上帝的旨意。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宗派，有权宣称它代表了上帝的全部真理，没有一个基督徒完美无缺。基督徒和基督教会在基督 的合一，以承认彼此的差别和不同为前提，以承认自己和自己的教派在灵性上的贫乏为条件。
基督徒啊，不要再把“ 基督教国家” 这个虚假的观念挂在嘴上了，这是帮耶稣基督的倒忙。
有的基督徒和基督教读物，为了证明基督教的伟大，常常爱说“ 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 。当我听到和看到这些话时，我心中激起的直接感情，除了厌恶就是愤怒！因为在这话中，我嗅出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它排斥非西方的国家，把他们置于道德上和灵性上低下的地位。
若说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那么，它的性质必然体现了基督的精神。我的分析是，国家是合法的强制性力量，而基督教，则是以爱上帝为核心的精神力量、灵性力量。这两种性质力量的方向，是根本不同的。
我的最好论据是，即使在基督教与国家权力合一的时代，西方国家也没有体现基督精神：为死人祷告、相信炼狱、崇拜殉道者、圣徒和他们的遗物、朝拜圣地、特别是迫害异端和非基督徒，这些都远远背离了基督信仰。(注4)
并且，政教合一既伤害了国家权力，也玷污了基督信仰。国家权力把它的一切活动都标上神圣的标签，这就加剧了世俗权力的腐败；而世俗权力则堂而皇之地干涉基督信仰，并让信仰承担它所犯的罪恶。
基督徒随口就说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他们大概没想到，这对那些饱受西方国家之苦的人们，感情的伤害有多大。但受害最大的则是基督信仰本身，因它使人们自然地把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同基督信仰拴在一起。当那个自命为基督教国家的英国，以其帝国炮舰的霸道，迫使中国人民接受鸦片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时，众多的中国人正是把传播天国的福音，同扩张殖民帝国的霸权联在一起。
纵览历史，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国家” ，它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注5)至多，它在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心中存在，以显示白人的种族、文化的优越性。因此，我想大声疾呼：基督徒啊，不要再把“ 基督教国家” 这个虚假的观念挂在嘴上了，这是帮耶稣基督的倒忙。时至二十一世纪前夜，不该再把基督与国家权力拴在一起了，耶稣的英名，不应继续再被一国、一族、一集团之私所侮辱。让天国和帝国各归其位吧！
在某些基督徒中，还有一个流行的论调：即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似乎在建国初期，美国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这个论点，我也不敢苟同。
美利坚和众国成立于一七八九年。在此之前，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是印地安人。难道就因为他们没建立自己的政府，就得任由白人在他们的故土上建立国家吗？说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也得先问一问埋在地下的印地安人那累累的白骨，看看被赶进了保留地中的印地安人那绝望杲滞的目光！
〈独立宣言〉宣称“ 人人被造平等，他们的创造者，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这话说得不错。但当美国的先父们通过这些原则时，他们中有几个人把黑人当做人？他们中有几个人相信印地安人、白人、黑人都来自同一个创造者？为什么当他们为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自由而战时，自由仅仅是白人的自由。而白人自由的存在，恰恰以黑人被剥夺自由的权利为条件。还有，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杀死，被赶走的印地安人，他们能相信写在〈独立宣言〉上的那些黑字是真的吗？
也有的基督徒乐意炫耀一些统计数字，以此表明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是基督徒，或基督教是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宗教信仰。每听到或看到这些统计数字，我总觉得有点可笑。怎么，西方竟有如此之多的基督徒！
在这些号称基督徒的人们当中，有多少人实际上相信的是耶稣？看看他们的生命，谁敢相信他们相信的是耶稣。当个人主义成为人们道德选择的最后依据，当消费主义主宰著人们的日常生活，信仰不过是这些人生活中的一个小点缀，或是一个从小就形成的令自我感觉良好、并且失去了还有点不舒服的习惯而已！不止如此，信仰本是起于人内心而现之于人的生命，怎能用统计数字来计数它呢？
我之所以不相信世上有基督教国家，是基于这样的推理：既然基督教认为人皆有罪，那么，由人所创立的一切事物，就总会在某些方面打上罪的烙印。即便庞大如国家，也无法摆脱罪的羁绊。但是，耶稣来到人世，乃是召罪人悔改，而不是召有罪的国家悔改。人若承认自己是罪人并接受耶稣为救主，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上帝，上帝之灵就可使人重生，变为属于基督的人。但是，国家既不能悔改又无法重生，它怎么能成为属于基督的国家呢？基督的国是天国，天国是由上帝亲自掌权的。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是由上帝亲自执掌权力的呢？人世间有无数悲剧，一幕幕都是由国家权力一手导演的。历史上有无数罪恶，一件件都与国家的活动不可分割！
我在福音书中还发现，耶稣是把救恩赐给了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个人。但是，他从来没说他要把救恩赐给国家或某些特殊的国家。因此，任何国家都没有特权垄断对耶稣的信仰，也没有资格标榜自己是属于基督的国家。
如此这番阅读和思考，使我的民族主义情感得到了满足。什么东方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可是细一思量，又觉得不对头，我不相信世上有基督教国家，却认为基督信仰应限于西方国家的民众；我明知基督教发源于中东，它从起源上完全属于东方，但却把它归结为西方文化！
我问自己，我宁愿陷入矛盾而不愿面对的是什么？我是在逃避耶稣！我为逃避耶稣寻找藉口。基督教属于西方，而我是东方人，所以，我不需要耶稣作我的救主，这就是我的藉口。以种族为藉口来回避信仰上的是与否，连我也觉得自己太可悲了。
西方文化包括了极其丰富、错综复杂的内容，把它们归为基督教文化，这至少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像夸耀西方国家是“ 基督教国家” 一样，有些基督徒还夸耀“ 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我认为，这就像古代的中国人夸耀华夏文化天下无双一样，非常荒唐。
什么是文化？这本来就是一个争论纷纭的问题。我比较倾向于泰勒（Tylor）的定义：文化是一个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注6)
那么，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的人们，他们想表明基督教属于文化的哪些内容呢？
科学知识本身没有信仰的属性，也不表达任何特定的信仰，既没有基督教物理学，也没有基督教生物学。不错，确实有一部分最伟大的西方艺术同基督信仰直接相关，但基督信仰的光辉并没直接照耀在西方的一切艺术中。论及西方的法律，既不能说它们是完全依据基督信仰制定的、并准确地体现了基督精神，也不能说法律的实施程序，合于基督精神。至于信仰和道德，基督信仰何时成为全体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和共同道德呢？西方文化包括了极其丰富、错综复杂的内容，把它们归为基督教文化，这至少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基督徒宣称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这无形中为我接受基督信仰又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障碍。因为它把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接受基督信仰，同接受西方文化连在一起了。因为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这就不能不在许多热爱本民族文化的人们中，造成极大的心理反感。因为它把叛逆的个人与宇宙及人类的创造者之间对立的问题；变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对立的问题；变成了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问题；（唯有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变成了抛弃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所有非西方文化都是非基督教的文化！）这对于我这个挚爱中华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让我在遭受了民族的奇耻大辱后，还要颂赞这耻辱是我的光荣。(注7)
若西方文化真的是基督教文化，那么，人们批评传福音是西方文化侵略就言之有理，而拒绝信仰基督也可以理直气壮了。因为西方文化中包含了那么多腐败没落的垃圾，为什么非接受它不可呢？
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著排斥基督信仰的文化因素，它与基督信仰之间，始终存在著紧张的对峙关系。
就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而论，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就不完全是基督教文化。它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希伯来文化及基督教信仰、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多条源头。希伯来和基督教文化以崇拜独一真神为核心，希腊文化推崇理智和科学，而罗马文化则重视法治和组织，这都是文化史常识。所以，只能说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基督教文化，而不能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我承认，基督教确实给西方文化带来了重要影响，但西方文化中的非基督教成分也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只是这互动影响产生的结果，虽有些是有益于补充和丰富基督教的，但并非一切都有益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著排斥基督信仰的文化因素，它与基督信仰之间，始终存在著紧张的对峙关系。基督徒怎能面对这现象而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呢？
基督徒应正视那些敌基督的精神力量在西方文化中的恶性膨胀。它们在历史变迁中大大地畸形化了，片面化了，绝对化了。个人，而不是神成了衡量万物善恶的尺度。理性，是判断真伪的根据。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出发点。科学万能，幸福至上，我是我命运的主人等等。于是，没有绝对真理，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进而，相对真理也没有，本来就没有真理；真理、道德和价值不过是美丽的词藻。天堂是梦幻，他人是地狱，人生是绝望。若你非得有个希望，那希望的尽头，还是虚无的深渊。
西方文化啊，你是从哪步开始走向堕落的？
以往我听到“ 西方的没落” 这类议论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歹毒的惬意。但多次阅读圣经后我看到，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灵性上堕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正是其中包含的基督信仰不断遭到排斥的恶果。这不能不促使我反覆思考：耶稣是谁？为什么排斥对耶稣的信仰，竟使强大的西方在精神上破产了。
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与基督信仰本身这二者之间，也存在著重要的区别。
认识到西方文化并不是基督教文化，并且，西方文化的堕落与其背离基督信仰不可分割，这对我的认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解放。由此出发，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与基督信仰本身这二者之间，也存在著重要的区别。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它的某些部分是由西方不同的民族、历史和传统形成的，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它是作为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存在的文化部分；而对耶稣的信仰则是由上帝启示给人的，它是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信仰部分而存在的，并且，构成了它的核心，它不受西方文化的限制。
基督信仰源于上帝的启示；而环绕这灵性之光五颜六色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则出自于人的创造。基督信仰的根据是圣经，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圣经的不同解释，则带来了有差别的信仰生活，它构成了同一信仰的丰富、多彩的个体表现。在圣经中所宣示、神的话语，具有永恒的真理性；而西方的神学家、宗教家所创造的神学体系，则必有其偏颇、不当、谬误之处。源于上帝的基督信仰，它具有普遍性、绝对性，不为西方独有，而为东方西方一切信耶稣的人所共有；出自于西方人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则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它可能是西方独有的，也可能是东方西方共享的。
在美国，男人进教堂作礼拜时系系领带，新娘在教堂结婚时披白纱，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是否这样作，不涉及信仰，无关宏旨。但是，走遍天下，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同属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盼望，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个父神。（以弗所书第四章）
正像人接受耶稣不需要全盘西化一样，我即使不相信上帝，也不可能并且实际上也没有全盘接受中华文化。
把基督信仰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舞台中，该怎样看待它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呢？
我认为在文化这个层次上，排他性是荒唐的。基督信仰是由耶路撒冷传到中东，再传到西方的。但它并没有要求西方人都成为以色列人。即使在使徒彼得、保罗的时代，他们也没有要求外邦人全部接受犹太文化。中国人若相信耶稣，他们完全不必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基督信仰的前提条件是接受耶稣，而不是接受西方文化。
即使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这个层次上，排他性也是狭隘的。虽然西方的基督徒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创造出了绚丽多彩、适合西方人心灵和民族特性、敬拜耶稣的各种文化。但这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人们来说，只能是一个借监。中国的基督徒不应是他的西方弟兄姐妹的复印品，他们应发挥独创性，创造出适合中国人心灵和民族特性的崇拜形式，写出有独创性的神学著作。
我更看到，不能笼统地谈论排他性。基督信仰传到西方，它并没有排斥一切西方文化，而只是排斥一部分反基督信仰的西方文化成分。而那些伟大的西方神学家、宗教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等，他们正是从西方非基督教的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才创造出其伟大的神学体系。由此我理解到，中国人接受耶稣，并不需要排斥一切中华文化，而只是排斥一部分反基督信仰的中华文化成分。
正像人接受耶稣不需要全盘西化一样，我即使不相信上帝，也不可能并且实际上也没有全盘接受中华文化，而只是有选择性地接受了某些中华文化。因中华文化自身就包含了许多彼此互相排斥的因素。所以，信耶稣必然导致排斥中华文化的某些成分，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难道中华文化的某些因素不该排除吗？如尊古保守、轻视事物、菲薄知识、不重变革。如汉儒鼓吹的“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及其在当代的变种等等，它们毒化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和生命。这些毒瘤，早该彻底割掉了。
但这种排斥，并非意味排斥整个中华文化，如仁义礼智、忠孝廉耻、仁者安仁、舍生取义、天人和谐、和而不同、刚健有为、身体力行等等。中华民族的这许多宝贵的精神宝藏，在许多方面与耶稣的话语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冲突。它不是信仰基督的障碍，而是成为一个好基督徒的助力。
这样，我看到了人们所不满的基督教排他性的核心：即是否真有一个如圣经中所说的又真又活的上帝，并且，唯有通过信靠耶稣，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注8)
人们既不能把一个假的东西当作上帝来崇拜，也不能把一个真神不当作神来崇拜，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伪神和真神放在一起来崇拜。
当我指责基督教唯我独真时，我从没认真反思，我这话在宗教真理上有什么意义。更没有想一想，就不同的宗教形态而论，排他性是否是它们的共同特徵。
世界上存在著几大不同的宗教形态，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不同的宗教形态都把自己的道视为最高真理，排他性是它们的共同特性。即使自认为最没有排他性的佛教徒，亦引证佛陀的话说：“ 任何宗教的形式，假使包括了四圣道和八正道，就是真正的宗教。” (注9)如果不包含这些呢？佛教徒显然认为它不是真宗教。
若一个宗教在义理上不包含任何排他性，对任何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义理都相容并收，并视之为同一最高真理，那倒是不可思议了。若佛教徒把默罕默德的话视为最高真理，一日五次朝著麦加念南无阿弥陀佛；而回教徒相信耶稣是上帝的最后使者，真主即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基督徒以佛经和〈可兰经〉为上帝的话语，那么，宗教信仰岂不是世上最滑稽的东西吗？
我问自己：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排斥与我何干？我纠缠于基督教是否排他于我何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不同宗教在最高真理这一问题上的相互争论、相互排斥，而在于有没有最高真理。换言之，是否有一个上帝存在？若不存在，一切的争论我都可以不在乎；若真的存在的话，我必须明白，不同宗教所宣称的那些上帝中，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很明显，不同宗教所宣称的上帝，不可能同时都是真的。既然它们认为上帝只有一个，因此，有多个上帝一定是假的，不真的。但这不排除在这些宗教所说的上帝中，可能有一个不是假的，而是真的。人只应相信这独一的真神。总之，在信神这个根本点上，人们不能不排他：即人们既不能把一个假的东西当作上帝来崇拜，也不能把一个真神不当作神来崇拜，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伪神和真神放在一起来崇拜。
但是，在彼此排斥的不同信仰都在谈论上帝时，我怎能知道他们哪一个说得对呢？若从我本人出发，我永远不可能明白。如果我能判断谁是上帝，那我就必有超出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如果我能找到上帝，那么任何其他人也都能。而我们就会找到无数不同的上帝，并为此而永远争论不休。因此，从人出发，找不到上帝。上帝若真的存在，那他一定会首先寻找人。
反覆思考，我终于明白了：人们关于上帝，所谈论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上帝向人们谈了些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不同宗教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述，我可以置之不理；但上帝在历史中向人类显现其存在，我却不可不理。别人对上帝是如何反应的，我可付之一笑，但若上帝呼召我，我岂可无动于衷！
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创造了人，人生活于文化中；我看清了我的问题之所在：表面上，我是拒绝所谓的具有排他性的基督信仰；实质上，我是拒绝耶稣。我明知信仰在人心中有极其深厚的根源，它是心灵对存在的终极问题的寻索。人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是盘桓在人心中的永恒问题。宗教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单单否认基督信仰的普遍性，而把它归结为代表了西方文化的宗教信仰呢！
难道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信仰吗？明明它已经超越了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超越了欧洲文化、美洲文化、非洲文化、亚洲文化。明明它不是一个限于特定时代的阶段性信仰，而是遍及全球的跨时代的信仰，我为什么还否认它的普世性呢？
难道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包含了超越性、绝对性的宗教信仰吗？它回答的正是存在的终极问题：人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难道不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吗？明明耶稣不排斥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人向他敞开自己的心灵，他就进入你的心。那么，怎么能说耶稣排他呢？像自己这样不信耶稣的人，不是一直在排斥耶稣吗？从自己的本性上，我不是一直在排斥上帝，以作叛逆之子为荣吗？
在信仰问题上，我斤斤计较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有什么意义？斤斤计较于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有什么意义？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说到底，上帝就是上帝。我就是我。我和上帝隔绝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垄断对上帝的信仰。也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化，能够长久地排斥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创造了人，人生活于文化中；上帝是无限的，文化是有限的；人有限的文化和上帝之间永远存在著一条人不可能完全逾越的天堑。文化有生死，有新旧，有好坏。而上帝则始终如一。
我终于在读圣经中体验到了：耶稣的话是对我讲的，但却是我不愿意接受的。耶稣不仅不排斥，反而接受在他面前忏悔的罪人，但我却自以为自己是义人而不需要耶稣。耶稣为了世人得救而死在十字架，但我却根本没把十字架的真理放在眼 。
是啊，我可以否认耶稣的话语的真理性，但否认不了它的普遍性。因为那是耶稣和人对话，是耶稣的言语，耶稣就是那圣言。
主啊，要求我的生活，是十字架下的生活；我必须过的生活，是彰显十字架光辉的生活。
有一天，我终于情不自禁地向耶稣祈祷说：耶稣啊，我的主！你说你和上帝原为一体，只有通过你，人才能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之中。我愿意通过你来到天父面前，告诉天父，我就是那个愿意回头的浪子。
主啊，请进入我的生命，允许我进入的生命。主啊！ 是那圣洁的生命，我是那需要被你拯救的有罪的生命，那需要在你的爱中获得新生、有盼望的生命。
主啊，告诫跟随你的门徒说，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命令他们要圣洁、彼此相爱。 要求他们背著十字架跟随。这一切，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这排他性，排斥的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因这世界一直弃绝你，你不属于这世界。你命令基督徒把爱带入人间，在爱神爱人中使生命圣洁，让这圣洁的生命排斥生命的一切邪恶。
主啊！背上我的十字架，我才能认识你，因为在十字架上展示了生命的最高真理；我仰望十字架上的 ，你才能接受我，因你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了我。主啊，你要求我的生活，是十字架下的生活，我必须过的生活，是彰显十字架光辉的生活。
至高无上的上帝啊！我算什么！我信不信你又算什么！但你竟怜悯我，让我看到那最光辉的真理：“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出二十2～3）是的，是我的上帝。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别的神，因它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基督啊，你是我的主！
附注：
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中译本，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风行一时。
2·尼布尔认为，爱包容了所有的道德价值，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最高准则。参见《尼布尔的政治思想》黄德昭著，第138页，使者出版社，1988年。
3·参见《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第240页，祁伯尔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3年。
4·同上引，“ 第六章，教会渐趋腐化” 。
5·“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国家，除了那圣洁的国度，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国民’。” 摩根著，《活著就是基督》，第7页，美国活泉出版社，1993年。
6·转引自《中国文化的展望》，第34页，殷海光著，文星书店，1966年。
7·“ 特尔慈认为，基督教与西洋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而基督徒几乎不能将其本身信仰，传给西洋文化以外的其他圈内的人，而其他文化内的人，也除非成为西洋文化圈内的一员，就无法与基督接触。” 转引自《基督与文化》，尼布尔·利查著，第27～28页，东南亚神学院协会，1986年。
8·孔汉思说：“ 虽然文化和伦理完全可以融合，但是每一宗教的真理都触及人的深层，乃至最终要人做出取舍抉择。”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第249页，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
9·K· Srl· Dhammananda著，《佛教徒相信的是什么》，第142页，慧炬出版社，1987年。
尽管在情感上我排斥基督教信仰，但在理智上却无法漠视它在西方历史中所一再造成的划时代变化。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基督教唯我独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宗教信仰。这就使我心安理得地拒绝相信耶稣。但是，在思考中国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的问题时，西方文化又是我怎么也回避不了的。
八十年代中期，我阅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注1)它使我看到：禁欲的新教伦理精神是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因。新教伦理不仅不把追求财富和金钱的活动视为罪恶，反把它和荣耀上帝联在一起。勤奋工作是美德和道德义务，是基督徒的天职。而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
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所厌恶的基督教，它的新教伦理竟构成了现代化在西方兴起的精神动力。一个古旧的福音，竟能通过现代化的过程而造福苍生百姓！基督信仰怎么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我不信上帝，所以，只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历史必然性” 和“ 历史偶然性” 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
尽管在情感上我排斥基督教信仰，但在理智上却无法漠视，它在西方历史中所一再造成的划时代变化。尤其是对西方人心灵的影响。几千年来，西方伦理的基础主要是由基督教奠定的。宗教能提供一定的道德教训，并造就许多卓绝伟大的心灵，这都不足令我惊奇。令我惊奇的是：在基督教中，我竟发现了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爱！(注2)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一样。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些都是我不得不承认的万古不易的金科玉律。
我知道，这金科玉律基于上帝的神圣之爱和对上帝的爱：真爱就要爱你的仇敌；真爱就要饶恕人对你的过犯；真爱就要承认自己灵性的贫乏；真爱就要背起受苦的十字架；真爱就要服事他人；真爱就要完全信靠上帝，把一切奉献给上帝。
对我来说，这一切可谓超凡入圣，进入了人的理想境界。这样，我就陷入了矛盾之中：若这些原则具有普遍性，那它就不会仅仅适用于西方人的心灵。若连仇敌都必须爱，排他性从何谈起？我不愿得出我不喜欢的结论，我的灵魂在沉默中固执己见。
固执己见使我置身于众多的自相矛盾之中而不自觉。热爱民主的我，在国内的理论讨论会中多次疾呼：民主没有阶级性，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形式。具体的民主制度虽依时代和民族而各有特色，但它包含的基本原理是共同的。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多数决定并保护少数、自由选举，这些原则适用于一切民主政体，并为之所必须。来到美国后，通过阅读书籍我才知道，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来自于基督教的根本精神：人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所创造的制度亦如此。因此，对权力必须加以限制和制衡。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人应享有同样的权利。 基督信仰在西方文化中到底造成了什么？代表了什么？这使我这个渴望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三思。
我无法否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伟大，于是，就否认产生它的精神基础。
我在情感上反感、排斥西方文化，但在享受西方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时，却觉得它很适合我，对我没有什么排斥。尽管我知道物质文明是西方文化的重要部分。
初到美国，使我最震惊的就是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那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川流不息的大小汽车、四通八达的通讯网路、那洁净的超级市场、湛蓝色的晴空、满目的绿色，这些使我的心在嫉妒之余不得不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确是伟大的。
令我感慨更深的是，我在生活中能轻松地享受到文明的社会生活。不论在商店中买多少东西，都会看到笑脸、听到谢谢。排队时，没见过有人夹心。不小心碰到了别人，他竟先说对不起。公共洗手间中洁白的卫生纸，没人偷。住宅区附近漫步的野鹅，居然不怕被人抓回家宰了吃。
我无法否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伟大，于是，就否认产生它的精神基础。因它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我可以强辩。我辩解说：不错，西方文化在物质文明科学技术这个层面、在民主制度的普遍原理、在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是不具有排他性，属于全人类；但在精神文化上、在信仰上，它有排他性。我无视这精神文化、这信仰和西方社会生活之间多方面的复杂联系。我只想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
于是，我看到的尽是黑暗！种族冲突、家庭解体、毒品泛乱、枪枝失控。随时随处可见的广告，极尽勾引消费者欲望之能事。充满传播媒介的色情、暴力，不断挑逗人的情欲之火。个人心灵如此之空虚，竟无一物可以填补。彼此见面时，问候的话热得发烫，道一声再见后，留下的是淡淡的冷漠，深深的孤独……
看到了这些黑暗现象后，该怎样解释呢？我知道西方社会道德的衰落，是由于众多的西方人失去了信仰，他们用享乐、金钱和性爱代替了上帝。我这么想，不自觉中陷进了自己设下的陷阱：既然我那么讨厌基督教，那么，人们拒绝它岂不正合我意？既然我认为上帝不存在，那么，不信上帝，岂不是十分正常？我怎么可以指望用我认为虚无飘渺的上帝来束缚人类呢？
造成西方文化中的黑暗现象的根源在哪里？难道它真是由于西方人背离了耶稣所产生不可避免的恶果吗？
基督徒啊，你们在西方文化中为基督作了什么见证？
为了帮助我摆脱疑问，有的基督徒朋友对我解释说：西方文化中的好东西是由基督教带来的，而坏东西都是背离基督教的恶果。在许多基督教读物中，作者们也常常回避基督教与西方社会黑暗面的复杂关系。
黑白如此分明，我很难相信。说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好东西，是由基督教带来的，我承认。但若说西方文化中“ 一切” 好东西，都是基督教带来的，那就有背于历史事实了。从荷马史诗，到苏格拉底哲学，到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诗学，到古希腊的雕刻、古罗马的法律等等，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好东西，并非来自基督教。
把西方文化分为好坏两个部分，这太简单化了。虽然，福音的真理简单明了，但却不能把它简单化。简单化只能使人头脑简单，远离真理。
我认为，西方文化中的某些黑暗现象，不能说与基督教毫无牵连。不然，无法解释中世纪的黑暗，也无法解释马丁路德开创的宗教革命，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人目睹了某些基督徒的生活后，坚决不作基督徒。所以，我渴望基督徒能诚实地告诉我：基督徒中和教会中存在的丑恶现象，是与基督有关，还是仅仅与基督徒有关？是与圣经有关，还是与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有关？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打上了西方文化的什么印记，基督徒的生命在西方文化中，又打上了什么样的印记？
我要问：基督徒啊，你们在西方文化中为基督作了什么见证？你们是把基督带进了西方现代文化中，使文化基督化；还是把现代西方文化带进了基督教中，使信仰世俗化？人们看见了由你们的日常生活所作的见证后，竟怀疑基督信仰的生命力，这原因何在？
是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进而使基督教中排他性盛行？还是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从而蕴育了西方文化？
世人经常指责西方的基督教有排他性，确实值得基督徒深思。我在基督徒生活中观察到的某些现象，使我相信那些指责不全是人们凭空杜撰出来的。例如，有些基督徒慷慨激昂地批评一切其他的宗教，但他们竟没读过一卷佛经，也不知《可兰经》为何物。经常看到这些后，我能作什么感想呢？
基督徒常常对我宣称，他们的信仰是唯一真实的。基督徒当然有权利这么说。但我最希望基督徒敢于对我说：看看我的生命，若不是基督在其中作主，它不会变得这么美好、圣洁。在这人欲横流的世界，唯有那真信仰所造就的圣洁生命，才能使我相信，基督信仰能造就出排斥这世界的、邪恶的新生命。
我在历史中也发现了基督教的排他性。从十字军远征的宗教狂热，到威逼伽利略，否认他的科学理论的愚昧无知，到把布鲁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残酷迫害，都是基督教这一宗教团体所具有的排他性的明证。我一直想知道，当加尔文用火刑把异端科学家塞尔维特送上黄泉路时.注3)，他可曾听见耶稣的声音，“ 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路二十三33）
看到历史的这一幕幕，我无法不叹息，基督教啊，多少罪恶借汝名而行！
历史上和现实中基督宗教内部的争斗和排斥，更使我确信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东正教，天主教东西对峙，犹如水火。新教与天主教势不两立，情同仇敌。在新教内部，不仅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和浸礼会这四大宗派彼此排斥，相互责难，不仅自由派、基要派和福音派吵个不停，就连一个小宗派内部也分为许多小小的派别，各自抓住自己的一得之见，就宣称普天之下，唯我独真，并迫不急待地把基督教再进一步分裂。整个基督教，成了一个不断地制造分裂、乱哄哄的机器。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是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从而使基督教中排他性盛行？还是基督教具有排他性，从而蕴育了西方文化？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我相信不会有一个非此即彼的明确答案。有些关系我一时也想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清楚，若上帝存在，他与人之间必有无限的差别。除了耶稣外，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言行，能完全体现上帝的旨意。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宗派，有权宣称它代表了上帝的全部真理，没有一个基督徒完美无缺。基督徒和基督教会在基督 的合一，以承认彼此的差别和不同为前提，以承认自己和自己的教派在灵性上的贫乏为条件。
基督徒啊，不要再把“ 基督教国家” 这个虚假的观念挂在嘴上了，这是帮耶稣基督的倒忙。
有的基督徒和基督教读物，为了证明基督教的伟大，常常爱说“ 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 。当我听到和看到这些话时，我心中激起的直接感情，除了厌恶就是愤怒！因为在这话中，我嗅出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它排斥非西方的国家，把他们置于道德上和灵性上低下的地位。
若说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那么，它的性质必然体现了基督的精神。我的分析是，国家是合法的强制性力量，而基督教，则是以爱上帝为核心的精神力量、灵性力量。这两种性质力量的方向，是根本不同的。
我的最好论据是，即使在基督教与国家权力合一的时代，西方国家也没有体现基督精神：为死人祷告、相信炼狱、崇拜殉道者、圣徒和他们的遗物、朝拜圣地、特别是迫害异端和非基督徒，这些都远远背离了基督信仰。(注4)
并且，政教合一既伤害了国家权力，也玷污了基督信仰。国家权力把它的一切活动都标上神圣的标签，这就加剧了世俗权力的腐败；而世俗权力则堂而皇之地干涉基督信仰，并让信仰承担它所犯的罪恶。
基督徒随口就说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他们大概没想到，这对那些饱受西方国家之苦的人们，感情的伤害有多大。但受害最大的则是基督信仰本身，因它使人们自然地把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同基督信仰拴在一起。当那个自命为基督教国家的英国，以其帝国炮舰的霸道，迫使中国人民接受鸦片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时，众多的中国人正是把传播天国的福音，同扩张殖民帝国的霸权联在一起。
纵览历史，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国家” ，它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注5)至多，它在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心中存在，以显示白人的种族、文化的优越性。因此，我想大声疾呼：基督徒啊，不要再把“ 基督教国家” 这个虚假的观念挂在嘴上了，这是帮耶稣基督的倒忙。时至二十一世纪前夜，不该再把基督与国家权力拴在一起了，耶稣的英名，不应继续再被一国、一族、一集团之私所侮辱。让天国和帝国各归其位吧！
在某些基督徒中，还有一个流行的论调：即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似乎在建国初期，美国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这个论点，我也不敢苟同。
美利坚和众国成立于一七八九年。在此之前，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是印地安人。难道就因为他们没建立自己的政府，就得任由白人在他们的故土上建立国家吗？说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也得先问一问埋在地下的印地安人那累累的白骨，看看被赶进了保留地中的印地安人那绝望杲滞的目光！
〈独立宣言〉宣称“ 人人被造平等，他们的创造者，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这话说得不错。但当美国的先父们通过这些原则时，他们中有几个人把黑人当做人？他们中有几个人相信印地安人、白人、黑人都来自同一个创造者？为什么当他们为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自由而战时，自由仅仅是白人的自由。而白人自由的存在，恰恰以黑人被剥夺自由的权利为条件。还有，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杀死，被赶走的印地安人，他们能相信写在〈独立宣言〉上的那些黑字是真的吗？
也有的基督徒乐意炫耀一些统计数字，以此表明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是基督徒，或基督教是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宗教信仰。每听到或看到这些统计数字，我总觉得有点可笑。怎么，西方竟有如此之多的基督徒！
在这些号称基督徒的人们当中，有多少人实际上相信的是耶稣？看看他们的生命，谁敢相信他们相信的是耶稣。当个人主义成为人们道德选择的最后依据，当消费主义主宰著人们的日常生活，信仰不过是这些人生活中的一个小点缀，或是一个从小就形成的令自我感觉良好、并且失去了还有点不舒服的习惯而已！不止如此，信仰本是起于人内心而现之于人的生命，怎能用统计数字来计数它呢？
我之所以不相信世上有基督教国家，是基于这样的推理：既然基督教认为人皆有罪，那么，由人所创立的一切事物，就总会在某些方面打上罪的烙印。即便庞大如国家，也无法摆脱罪的羁绊。但是，耶稣来到人世，乃是召罪人悔改，而不是召有罪的国家悔改。人若承认自己是罪人并接受耶稣为救主，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上帝，上帝之灵就可使人重生，变为属于基督的人。但是，国家既不能悔改又无法重生，它怎么能成为属于基督的国家呢？基督的国是天国，天国是由上帝亲自掌权的。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是由上帝亲自执掌权力的呢？人世间有无数悲剧，一幕幕都是由国家权力一手导演的。历史上有无数罪恶，一件件都与国家的活动不可分割！
我在福音书中还发现，耶稣是把救恩赐给了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个人。但是，他从来没说他要把救恩赐给国家或某些特殊的国家。因此，任何国家都没有特权垄断对耶稣的信仰，也没有资格标榜自己是属于基督的国家。
如此这番阅读和思考，使我的民族主义情感得到了满足。什么东方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可是细一思量，又觉得不对头，我不相信世上有基督教国家，却认为基督信仰应限于西方国家的民众；我明知基督教发源于中东，它从起源上完全属于东方，但却把它归结为西方文化！
我问自己，我宁愿陷入矛盾而不愿面对的是什么？我是在逃避耶稣！我为逃避耶稣寻找藉口。基督教属于西方，而我是东方人，所以，我不需要耶稣作我的救主，这就是我的藉口。以种族为藉口来回避信仰上的是与否，连我也觉得自己太可悲了。
西方文化包括了极其丰富、错综复杂的内容，把它们归为基督教文化，这至少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像夸耀西方国家是“ 基督教国家” 一样，有些基督徒还夸耀“ 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我认为，这就像古代的中国人夸耀华夏文化天下无双一样，非常荒唐。
什么是文化？这本来就是一个争论纷纭的问题。我比较倾向于泰勒（Tylor）的定义：文化是一个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注6)
那么，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的人们，他们想表明基督教属于文化的哪些内容呢？
科学知识本身没有信仰的属性，也不表达任何特定的信仰，既没有基督教物理学，也没有基督教生物学。不错，确实有一部分最伟大的西方艺术同基督信仰直接相关，但基督信仰的光辉并没直接照耀在西方的一切艺术中。论及西方的法律，既不能说它们是完全依据基督信仰制定的、并准确地体现了基督精神，也不能说法律的实施程序，合于基督精神。至于信仰和道德，基督信仰何时成为全体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和共同道德呢？西方文化包括了极其丰富、错综复杂的内容，把它们归为基督教文化，这至少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基督徒宣称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这无形中为我接受基督信仰又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障碍。因为它把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接受基督信仰，同接受西方文化连在一起了。因为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这就不能不在许多热爱本民族文化的人们中，造成极大的心理反感。因为它把叛逆的个人与宇宙及人类的创造者之间对立的问题；变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对立的问题；变成了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问题；（唯有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变成了抛弃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所有非西方文化都是非基督教的文化！）这对于我这个挚爱中华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让我在遭受了民族的奇耻大辱后，还要颂赞这耻辱是我的光荣。(注7)
若西方文化真的是基督教文化，那么，人们批评传福音是西方文化侵略就言之有理，而拒绝信仰基督也可以理直气壮了。因为西方文化中包含了那么多腐败没落的垃圾，为什么非接受它不可呢？
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著排斥基督信仰的文化因素，它与基督信仰之间，始终存在著紧张的对峙关系。
就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而论，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就不完全是基督教文化。它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希伯来文化及基督教信仰、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多条源头。希伯来和基督教文化以崇拜独一真神为核心，希腊文化推崇理智和科学，而罗马文化则重视法治和组织，这都是文化史常识。所以，只能说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基督教文化，而不能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我承认，基督教确实给西方文化带来了重要影响，但西方文化中的非基督教成分也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只是这互动影响产生的结果，虽有些是有益于补充和丰富基督教的，但并非一切都有益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著排斥基督信仰的文化因素，它与基督信仰之间，始终存在著紧张的对峙关系。基督徒怎能面对这现象而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呢？
基督徒应正视那些敌基督的精神力量在西方文化中的恶性膨胀。它们在历史变迁中大大地畸形化了，片面化了，绝对化了。个人，而不是神成了衡量万物善恶的尺度。理性，是判断真伪的根据。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出发点。科学万能，幸福至上，我是我命运的主人等等。于是，没有绝对真理，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进而，相对真理也没有，本来就没有真理；真理、道德和价值不过是美丽的词藻。天堂是梦幻，他人是地狱，人生是绝望。若你非得有个希望，那希望的尽头，还是虚无的深渊。
西方文化啊，你是从哪步开始走向堕落的？
以往我听到“ 西方的没落” 这类议论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歹毒的惬意。但多次阅读圣经后我看到，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灵性上堕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正是其中包含的基督信仰不断遭到排斥的恶果。这不能不促使我反覆思考：耶稣是谁？为什么排斥对耶稣的信仰，竟使强大的西方在精神上破产了。
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与基督信仰本身这二者之间，也存在著重要的区别。
认识到西方文化并不是基督教文化，并且，西方文化的堕落与其背离基督信仰不可分割，这对我的认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解放。由此出发，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与基督信仰本身这二者之间，也存在著重要的区别。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它的某些部分是由西方不同的民族、历史和传统形成的，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它是作为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存在的文化部分；而对耶稣的信仰则是由上帝启示给人的，它是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信仰部分而存在的，并且，构成了它的核心，它不受西方文化的限制。
基督信仰源于上帝的启示；而环绕这灵性之光五颜六色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则出自于人的创造。基督信仰的根据是圣经，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圣经的不同解释，则带来了有差别的信仰生活，它构成了同一信仰的丰富、多彩的个体表现。在圣经中所宣示、神的话语，具有永恒的真理性；而西方的神学家、宗教家所创造的神学体系，则必有其偏颇、不当、谬误之处。源于上帝的基督信仰，它具有普遍性、绝对性，不为西方独有，而为东方西方一切信耶稣的人所共有；出自于西方人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则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它可能是西方独有的，也可能是东方西方共享的。
在美国，男人进教堂作礼拜时系系领带，新娘在教堂结婚时披白纱，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是否这样作，不涉及信仰，无关宏旨。但是，走遍天下，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同属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盼望，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个父神。（以弗所书第四章）
正像人接受耶稣不需要全盘西化一样，我即使不相信上帝，也不可能并且实际上也没有全盘接受中华文化。
把基督信仰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舞台中，该怎样看待它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呢？
我认为在文化这个层次上，排他性是荒唐的。基督信仰是由耶路撒冷传到中东，再传到西方的。但它并没有要求西方人都成为以色列人。即使在使徒彼得、保罗的时代，他们也没有要求外邦人全部接受犹太文化。中国人若相信耶稣，他们完全不必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基督信仰的前提条件是接受耶稣，而不是接受西方文化。
即使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这个层次上，排他性也是狭隘的。虽然西方的基督徒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创造出了绚丽多彩、适合西方人心灵和民族特性、敬拜耶稣的各种文化。但这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人们来说，只能是一个借监。中国的基督徒不应是他的西方弟兄姐妹的复印品，他们应发挥独创性，创造出适合中国人心灵和民族特性的崇拜形式，写出有独创性的神学著作。
我更看到，不能笼统地谈论排他性。基督信仰传到西方，它并没有排斥一切西方文化，而只是排斥一部分反基督信仰的西方文化成分。而那些伟大的西方神学家、宗教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等，他们正是从西方非基督教的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才创造出其伟大的神学体系。由此我理解到，中国人接受耶稣，并不需要排斥一切中华文化，而只是排斥一部分反基督信仰的中华文化成分。
正像人接受耶稣不需要全盘西化一样，我即使不相信上帝，也不可能并且实际上也没有全盘接受中华文化，而只是有选择性地接受了某些中华文化。因中华文化自身就包含了许多彼此互相排斥的因素。所以，信耶稣必然导致排斥中华文化的某些成分，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难道中华文化的某些因素不该排除吗？如尊古保守、轻视事物、菲薄知识、不重变革。如汉儒鼓吹的“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及其在当代的变种等等，它们毒化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和生命。这些毒瘤，早该彻底割掉了。
但这种排斥，并非意味排斥整个中华文化，如仁义礼智、忠孝廉耻、仁者安仁、舍生取义、天人和谐、和而不同、刚健有为、身体力行等等。中华民族的这许多宝贵的精神宝藏，在许多方面与耶稣的话语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冲突。它不是信仰基督的障碍，而是成为一个好基督徒的助力。
这样，我看到了人们所不满的基督教排他性的核心：即是否真有一个如圣经中所说的又真又活的上帝，并且，唯有通过信靠耶稣，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注8)
人们既不能把一个假的东西当作上帝来崇拜，也不能把一个真神不当作神来崇拜，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伪神和真神放在一起来崇拜。
当我指责基督教唯我独真时，我从没认真反思，我这话在宗教真理上有什么意义。更没有想一想，就不同的宗教形态而论，排他性是否是它们的共同特徵。
世界上存在著几大不同的宗教形态，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不同的宗教形态都把自己的道视为最高真理，排他性是它们的共同特性。即使自认为最没有排他性的佛教徒，亦引证佛陀的话说：“ 任何宗教的形式，假使包括了四圣道和八正道，就是真正的宗教。” (注9)如果不包含这些呢？佛教徒显然认为它不是真宗教。
若一个宗教在义理上不包含任何排他性，对任何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义理都相容并收，并视之为同一最高真理，那倒是不可思议了。若佛教徒把默罕默德的话视为最高真理，一日五次朝著麦加念南无阿弥陀佛；而回教徒相信耶稣是上帝的最后使者，真主即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基督徒以佛经和〈可兰经〉为上帝的话语，那么，宗教信仰岂不是世上最滑稽的东西吗？
我问自己：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排斥与我何干？我纠缠于基督教是否排他于我何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不同宗教在最高真理这一问题上的相互争论、相互排斥，而在于有没有最高真理。换言之，是否有一个上帝存在？若不存在，一切的争论我都可以不在乎；若真的存在的话，我必须明白，不同宗教所宣称的那些上帝中，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很明显，不同宗教所宣称的上帝，不可能同时都是真的。既然它们认为上帝只有一个，因此，有多个上帝一定是假的，不真的。但这不排除在这些宗教所说的上帝中，可能有一个不是假的，而是真的。人只应相信这独一的真神。总之，在信神这个根本点上，人们不能不排他：即人们既不能把一个假的东西当作上帝来崇拜，也不能把一个真神不当作神来崇拜，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伪神和真神放在一起来崇拜。
但是，在彼此排斥的不同信仰都在谈论上帝时，我怎能知道他们哪一个说得对呢？若从我本人出发，我永远不可能明白。如果我能判断谁是上帝，那我就必有超出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如果我能找到上帝，那么任何其他人也都能。而我们就会找到无数不同的上帝，并为此而永远争论不休。因此，从人出发，找不到上帝。上帝若真的存在，那他一定会首先寻找人。
反覆思考，我终于明白了：人们关于上帝，所谈论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上帝向人们谈了些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不同宗教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述，我可以置之不理；但上帝在历史中向人类显现其存在，我却不可不理。别人对上帝是如何反应的，我可付之一笑，但若上帝呼召我，我岂可无动于衷！
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创造了人，人生活于文化中；我看清了我的问题之所在：表面上，我是拒绝所谓的具有排他性的基督信仰；实质上，我是拒绝耶稣。我明知信仰在人心中有极其深厚的根源，它是心灵对存在的终极问题的寻索。人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是盘桓在人心中的永恒问题。宗教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单单否认基督信仰的普遍性，而把它归结为代表了西方文化的宗教信仰呢！
难道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信仰吗？明明它已经超越了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超越了欧洲文化、美洲文化、非洲文化、亚洲文化。明明它不是一个限于特定时代的阶段性信仰，而是遍及全球的跨时代的信仰，我为什么还否认它的普世性呢？
难道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包含了超越性、绝对性的宗教信仰吗？它回答的正是存在的终极问题：人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难道不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吗？明明耶稣不排斥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人向他敞开自己的心灵，他就进入你的心。那么，怎么能说耶稣排他呢？像自己这样不信耶稣的人，不是一直在排斥耶稣吗？从自己的本性上，我不是一直在排斥上帝，以作叛逆之子为荣吗？
在信仰问题上，我斤斤计较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有什么意义？斤斤计较于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有什么意义？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说到底，上帝就是上帝。我就是我。我和上帝隔绝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垄断对上帝的信仰。也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化，能够长久地排斥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创造了人，人生活于文化中；上帝是无限的，文化是有限的；人有限的文化和上帝之间永远存在著一条人不可能完全逾越的天堑。文化有生死，有新旧，有好坏。而上帝则始终如一。
我终于在读圣经中体验到了：耶稣的话是对我讲的，但却是我不愿意接受的。耶稣不仅不排斥，反而接受在他面前忏悔的罪人，但我却自以为自己是义人而不需要耶稣。耶稣为了世人得救而死在十字架，但我却根本没把十字架的真理放在眼 。
是啊，我可以否认耶稣的话语的真理性，但否认不了它的普遍性。因为那是耶稣和人对话，是耶稣的言语，耶稣就是那圣言。
主啊，要求我的生活，是十字架下的生活；我必须过的生活，是彰显十字架光辉的生活。
有一天，我终于情不自禁地向耶稣祈祷说：耶稣啊，我的主！你说你和上帝原为一体，只有通过你，人才能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之中。我愿意通过你来到天父面前，告诉天父，我就是那个愿意回头的浪子。
主啊，请进入我的生命，允许我进入的生命。主啊！ 是那圣洁的生命，我是那需要被你拯救的有罪的生命，那需要在你的爱中获得新生、有盼望的生命。
主啊，告诫跟随你的门徒说，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命令他们要圣洁、彼此相爱。 要求他们背著十字架跟随。这一切，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这排他性，排斥的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因这世界一直弃绝你，你不属于这世界。你命令基督徒把爱带入人间，在爱神爱人中使生命圣洁，让这圣洁的生命排斥生命的一切邪恶。
主啊！背上我的十字架，我才能认识你，因为在十字架上展示了生命的最高真理；我仰望十字架上的 ，你才能接受我，因你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了我。主啊，你要求我的生活，是十字架下的生活，我必须过的生活，是彰显十字架光辉的生活。
至高无上的上帝啊！我算什么！我信不信你又算什么！但你竟怜悯我，让我看到那最光辉的真理：“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出二十2～3）是的，是我的上帝。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别的神，因它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基督啊，你是我的主！
附注：
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中译本，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风行一时。
2·尼布尔认为，爱包容了所有的道德价值，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最高准则。参见《尼布尔的政治思想》黄德昭著，第138页，使者出版社，1988年。
3·参见《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第240页，祁伯尔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3年。
4·同上引，“ 第六章，教会渐趋腐化” 。
5·“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国家，除了那圣洁的国度，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国民’。” 摩根著，《活著就是基督》，第7页，美国活泉出版社，1993年。
6·转引自《中国文化的展望》，第34页，殷海光著，文星书店，1966年。
7·“ 特尔慈认为，基督教与西洋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而基督徒几乎不能将其本身信仰，传给西洋文化以外的其他圈内的人，而其他文化内的人，也除非成为西洋文化圈内的一员，就无法与基督接触。” 转引自《基督与文化》，尼布尔·利查著，第27～28页，东南亚神学院协会，1986年。
8·孔汉思说：“ 虽然文化和伦理完全可以融合，但是每一宗教的真理都触及人的深层，乃至最终要人做出取舍抉择。”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第249页，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
9·K· Srl· Dhammananda著，《佛教徒相信的是什么》，第142页，慧炬出版社，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