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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教授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具有问题意识的国情研究专家，他最近迅速推出的关于突发危机处理的研究报告体现了身系国家责任和人民福祉的学者情怀和良心。但是，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却大可商榷。
比如，当众多权威的国际经济分析机构强调沙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降低对中国经济发展预期时，他提出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自我推动、自我增长的惯性”，从而得出中国经济能够维持全年9％-10％的乐观预测。当然，他也承认，沙斯可能会给中国经济造成0.3％至1％的损失，但不认为会造成重大影响。
从学术研究来说，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不同的变量选择，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分析结论，从而产生了正常学术争论的空间。因此，中国全年经济增长到底会受到哪些基本因素的影响，其中哪些是决定性的已知因素，哪些是不确定的未知因素，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的估计，这丝毫不奇怪。但是，争论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毕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减少0.3％到1％，这终究是一个难以忽略的经济损失。
强调经济的长期基本面是一回事，对当年经济损失的清醒认识则是另一回。当然，胡鞍钢教授立论的出发点，也许是要人们克服过度恐慌心理，增强抗击沙斯的信心，以免经济进一步恶化。果真如此，则当另论，因为那是学术之外的事情。
沙斯给中国经济增长已然造成侵害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胡鞍钢教授对侵害的程度以及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只是做出了与常人不同的乐观评估而已。这尚且言之成理的话，他提出的沙斯“良性危机”之说则令人所思匪夷了。
根据胡鞍钢教授的说法，沙斯不仅不会导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和对抗，而且会形成继1998年抗洪救灾后第二次空前的全民大团结局面。诚然，中国已经形成上下齐心共同抗击沙斯的良好局面，但并不能由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民族精神的振奋就能得出沙斯是“良性危机”的结论。
沙斯的爆发和流行不仅造成了直接的人员死亡、人心恐慌，还产生了整体经济活动下降、经济发展放慢并间接加重了下岗、失业等社会问题。此外，虽然中国提高了沙斯通报的透明度，中国总理温家宝还在上个月参加了讨论沙斯问题的中国与亚细安会议，显示了中国加强国际合作的姿态和诚意。但从中国提出设立沙斯研究基金的提议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来看，中国好不容易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所建立起来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深深受到了伤害。
如果把民族危难之际的众志成城作为“良性危机”的指标，那么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是否可算作一种“良性危机”呢？因为，正是日本的侵略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掀起全民族的抗日高潮。
如果把“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作为衡量“良性危机”的标准，即胡鞍钢教授所谓的“不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变更核心价值观、危及政治稳定、破坏社会秩序”，那么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对泰铢的攻击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一些亚洲国家的国家财富和人民生活水平倒退十几年，那这种经济危机是否同样能够被界定为“良性危机”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从政府和政权稳定，而更应该从人民生命权利、公共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危机的性质和应该采取的措施。
（联合早报/陈琪・作者任职于中国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比如，当众多权威的国际经济分析机构强调沙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降低对中国经济发展预期时，他提出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自我推动、自我增长的惯性”，从而得出中国经济能够维持全年9％-10％的乐观预测。当然，他也承认，沙斯可能会给中国经济造成0.3％至1％的损失，但不认为会造成重大影响。
从学术研究来说，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不同的变量选择，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分析结论，从而产生了正常学术争论的空间。因此，中国全年经济增长到底会受到哪些基本因素的影响，其中哪些是决定性的已知因素，哪些是不确定的未知因素，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的估计，这丝毫不奇怪。但是，争论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毕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减少0.3％到1％，这终究是一个难以忽略的经济损失。
强调经济的长期基本面是一回事，对当年经济损失的清醒认识则是另一回。当然，胡鞍钢教授立论的出发点，也许是要人们克服过度恐慌心理，增强抗击沙斯的信心，以免经济进一步恶化。果真如此，则当另论，因为那是学术之外的事情。
沙斯给中国经济增长已然造成侵害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胡鞍钢教授对侵害的程度以及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只是做出了与常人不同的乐观评估而已。这尚且言之成理的话，他提出的沙斯“良性危机”之说则令人所思匪夷了。
根据胡鞍钢教授的说法，沙斯不仅不会导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和对抗，而且会形成继1998年抗洪救灾后第二次空前的全民大团结局面。诚然，中国已经形成上下齐心共同抗击沙斯的良好局面，但并不能由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民族精神的振奋就能得出沙斯是“良性危机”的结论。
沙斯的爆发和流行不仅造成了直接的人员死亡、人心恐慌，还产生了整体经济活动下降、经济发展放慢并间接加重了下岗、失业等社会问题。此外，虽然中国提高了沙斯通报的透明度，中国总理温家宝还在上个月参加了讨论沙斯问题的中国与亚细安会议，显示了中国加强国际合作的姿态和诚意。但从中国提出设立沙斯研究基金的提议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来看，中国好不容易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所建立起来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深深受到了伤害。
如果把民族危难之际的众志成城作为“良性危机”的指标，那么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是否可算作一种“良性危机”呢？因为，正是日本的侵略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掀起全民族的抗日高潮。
如果把“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作为衡量“良性危机”的标准，即胡鞍钢教授所谓的“不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变更核心价值观、危及政治稳定、破坏社会秩序”，那么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对泰铢的攻击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一些亚洲国家的国家财富和人民生活水平倒退十几年，那这种经济危机是否同样能够被界定为“良性危机”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从政府和政权稳定，而更应该从人民生命权利、公共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危机的性质和应该采取的措施。
（联合早报/陈琪・作者任职于中国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