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moyuer]

大洋网讯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种论调，说“非典”证明了“计划经济有一种天然的抗风险能力”。其理由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能够用各种非市场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动员最多的物资来阻击危机蔓延。有的甚至还言之凿凿地说，某大城市之所以疫情相对较轻，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多。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借这个特殊时期另有他图，至少也是对历史、对市场经济的无知。

　　旧体制、计划经济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吗？人们还远未忘记的事实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大跃进”导致了人祸和连续的天灾。是向市场靠拢的“三自一包”挽救了已达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今天，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恰恰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养老金“空账”问题。如果不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中国在老龄化社会日渐到来的过程中将根本无以应对这个隐性危机。我国原有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弊端。这个弊端是怎么造成的呢？正是计划经济造成的。而“非典”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什么呢？是在一个社会中，当一部分人的卫生安全得不得保障时，全社会所有人的卫生安全都不可能得到保障！

　　在抗击“非典”的非常时期，政府为紧急动员各种资源，采用了一些非市场化手段，这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并不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失效”。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一方面行政干预和市场机制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另一方面，非市场化力量发展得越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就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什么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呢？分散决策、竞争、等价交换、优胜劣汰、按照各种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等都是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等恰恰是这些市场化原则得以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定需要相应的法律、行政及道德的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谁来“兼顾公平”呢？要由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税赋等经济杠杆来实现。在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职责在平时要维持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面临危机时则需动员各种资源抵御灾害、战争等危险。政府面临危机时，应当要有动员一切必要资源的能力、权力和效率，各国各地区皆然。这种职能和作用是人民赋予的，法律赋予的，社会赋予的，与“计划经济”体制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还不长，人们可能不甚了解的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下，动员资源应对危机的能力实际上要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强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可以借助大量市场化的工具、手段放大自己的力量。在此前的抗洪救灾中，我们就已经发行过“赈灾彩票”。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中央、地方两级财政的初步预算已达70亿元。现在假定我们发行100亿元10年期的“公共卫生特种国债”，分10年偿还，每年只需分摊10亿元。政府财政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应对这笔支出。要知道，我国目前的年税收总额可达两万亿元。此外，通过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应对生产救灾物资的周转资金，通过政府购买特定灾害保险的方式化解不确定性风险，都可以在更大程度地团结全社会同舟共济的作用。相反，“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包下来”的做法，只会弱化全社会平时减灾防灾的责任意识，强化人们对政府的风险依赖。这种不良预期，正是我们在“抗典”过程中应当努力避免的。(解放日报)（作者陈淮 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