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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重申我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唯一要恐惧的东西是恐惧本身……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未加思量的?未经证实的恐怖，这种恐怖使我们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做的种种努力陷于瘫痪。」这句话出自一九三三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就职演讲词。当时，美国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全国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从那以后，「恐惧是恐惧本身」这句话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名言。
今年正逢罗斯福这句名言问世七十年，不幸的是另一个国家陷入了另外一场恐慌中……这是一场一种特殊病毒带来的社会恐慌，这种病毒比「非典」病毒传播速度快许多倍?比「非典」的感染力强许多倍?比「非典」的破坏力大许多倍，这是一种什幺样的病毒呢？媒体病毒。
恐惧本身成为最大病毒
「非典」成了「九一一」?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最大的新闻事件。中央电视台新开播的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更准确地应该被称为「『非典』频道」。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随军记者脑袋上戴的防毒面具看来用在「非典」的报道上更为合适。
二零零三年五月的第一周，全世界主要媒体的封面报道都是「口罩」。在www.google.com上打入SARS这个字，会出现六十万条搜索结果。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为了公众的知情权，它可以一夜之间让全世界的人知晓一条重要的信息。这种全球的舆论压力可以迫使当局采取行动，如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对「非典」采取的各种行动和措施。
但是，今天，媒体通过「非典」把人对公共健康的恐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媒体技术对病毒危险的扭曲?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种公害。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我们在经历一场令人恐怖的与『非典』有关的公共健康危机，这是一场由媒体传播开来的恐怖。」「新媒体技术正在加速公众对于病毒的焦虑情绪，这种对病毒的焦虑情绪增长的速度超过新医学技术对付病毒的速度。」
互联网?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卫星不仅带来了新闻报道的饱和，更带来了大量的无科学根据和无事实根据的宣传。一夜之间，恐惧和希望的信息同时出现在新媒体上?新生婴儿发现绿豆汤治疗「非典」?哑巴发现鞭炮防「非典」的故事。同时，各种日用品贴上了增强免疫力的新卷标。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北京爆发「非典」伊始，全城一千多万人，人人喝汤药。
口罩成非典的图象符号
二零零三年五月头两个星期的中国?美国和英国主要新闻周刊的封面或是头戴口罩或面具的人?或是显微镜下蠕动的「非典」病毒?或是破损的人肺。
中国的新闻期刊与西方媒体报道的差异在于?中国各大封面图片突出了中国各种人群团结一心与「非典」勇敢搏斗的精神面貌。北京的《了望》?北京的《新闻周刊》?上海的《新民周刊》?北京的《财经》?香港的《经济导报》都是使用戴口罩的人作为封面。而《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则都是凸显一个人面戴口罩瞪着恐惧和不知所措的眼睛。
例如?五月五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使用的是文中被采访者──一个加拿大传染病医生戴口罩的照片?
五月五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的封面模特都是西方人，意味着西方人对「非典」的态度和恐惧，尽管北美和欧洲并没有多少人染上这个疾病?
五月十二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的封面是蠕动的青苔色的病毒，配发的文字是《萨斯危险的未来?中国政治的散落，对发展中世界的威胁》?
五月二日的英国《经济学家》是唯一使用中国人做封面的──给毛泽东的脸上罩上了一个大口罩，显然这个杂志的封面是经过数码技术处理的。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文章指控这场疾病的流行与中国政治制度有关?
五月五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是一面完整的鲜艳的五星红旗，红旗上显现出一个感染了「非典」的人的肺部阴影，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萨斯国家?这个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
四月十日《远东经济评论》封面上是一张「非典」病毒侵蚀人体细胞的黑白大照片，看上去肮脏?恶心。封面的文字大标题是《中国病毒》。其政治涵义显而易见。
这是继「九一一」后，中西方新闻期刊在封面设计上再一次变得如此一致，在想象力上如此单调。在「九一一」的报道中，正在坍塌的世贸大厦占据了那个星期几乎所有新闻期刊的封面。而二零零三年五月的这个星期，好象是谁的一声令下，手术室用的口罩已经成了「非典」的图象符号。
符号化使报道千口一声
在新闻报道上如此千人一面，甚至千口一声，是一种巧合？还是媒体对报道「非典」已经失去了想象力？事实上，这即不是巧合，媒体也没有失去想象力。我们在阅读这些媒体视觉画面时，如果运用媒体研究中的某些理论，会发现其中的内涵或隐含意义。
由于宗教?文化?民族?国籍等方面的差异，同一条新闻或画面常常会在不同的读者或电视观众中产生不同的效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与受众接受和最终感知的或理解的信息常常是两码事。
媒体研究发现，造成这种对新闻接受和理解的差异是由构成新闻的文字和符号的外延和内涵造成的。所谓外延指的是文字或符号的本义。
比如，「红」这个字的本义指色谱仪上的某段，有别于其它颜色。但是，「红」字的内涵是与这个字在受众脑海里产生的联想有关，这种联想与受众的个人价值观?个人生活经历?教育经历?所处的文化环境等有密切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一些人会把红色与暴力?凶残?共产主义赤色分子?张着血盆大口的恶龙等联系起来。而中国人更多地是把红色与喜庆?吉利?革命先烈?国旗等联系起来。
再如，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象征符号，其象征意义与受众接触的媒体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每天花大量时间看新闻或谈话节目的人，电视报道的新闻成了他认定的现实世界，谈话节目的话题成了他认定的社会重要话题。
媒体调查发现，如果天安门?五星红旗或毛泽东画像在美国或西方主流媒体上出现时，每次都是在一个阴暗?负面?压抑的语境中，那幺，以后读者从报纸上再看到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画像，联想到的必然是黑暗和压抑的一面。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在西方媒体上已经演变成了一张脸谱。所谓脸谱化形象是受众在脑海里再现现实世界时，出现的简单化形象或画面。比如，大部分美国人一想到中国，就会想到那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想到共产党，就想到美国电影?电视?报刊杂志和学校课本上出现的「共产党魔王」，像斯大林?毛泽东?大跃进?文革?反右……一想到中国政府，就想到天安门，一个黑白分明的凝固的天安门画面成了社会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复杂社会环境的代表。媒体的脸谱化虽然是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灰色的中国黑白分明化，但不能不说，这对于被动的?「弱智的」大众媒体受众却是十分有效的。
非典源自共产党体制吗
从全球传播角度看，因为各种受众群体对其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象征符号本身的意义是模糊的，而且不同的媒体生产者在使用这些符号时，用意也大不相同。受众和使用者对这些象征符号的不同理解取决于他们对所在社区的社会与文化的共识。
为了防止这种象征符号多义现象的产生，媒体的制造者们需要在图片旁加文字说明以限定画面的意义。例如，英国《经济学家》在封面毛泽东像旁大字写道《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美国《时代》周刊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醒目地写道《萨斯国家?这个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
当然，有一些符号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圈内也不会产生多义现象。比如，显微镜下病毒侵袭细胞的画面，令全世界大多数读者感到的是一种腐朽?颓废?堕落?肮脏?死亡和厌恶的气息。如四月十日《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是一张「非典」病毒侵蚀人体细胞的黑白大照片，看上去肮脏?恶心，封面标题是《中国病毒》。
由于人们不可能在大众媒介中读到?听到和看到所有的东西，人们只是选择那些对他们有兴趣或有帮助的信息?由于人们不可能记住一切事情，人们只记住那些对他们重要的信息。人们经过选择保留下来的记忆是很容易被扭曲的。人们最后「记忆下来的或下意识修改后的记忆是那些强化我们的信仰和态度或消除认知杂音的事件或事实。
」因此，美国和西方媒体在中国「非典」的选题和报道中，常常是泛意识形态，一切从政治出发。如，总喜欢在报道中加那些意识形态符号。世界上大多数读者观众在看了全球媒体的中国「非典」报道后，最后保留在国际公众记忆中的故事是?「非典」源自共产党体制。
在西方的媒体上看不到中国人如何万众一心抗击「非典」，而是整个国家陷落在「非典」肆虐带来的混乱?动乱?不满?抗议和暴乱中，中国共产党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如果不尽快变更体制，很可能濒临垮台。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上述西方媒体报道中国「非典」的立场和角度，但是，由于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传播中对新闻和观点的主导地位，那些与主流媒体上的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持不同意见或政见的少数人因不愿被大多数人视为另类而被孤立，只好把他们的观点和态度藏匿起来。随着这些非主流的观点从公共讨论中撤出，剩下来的多数人意见会变得更加强大。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传播和全球媒体的形成和强大，全球媒体的声音成了全球的声音，成了国际社会的声音。与这种全球媒体声音不符的信息将被视为非法和异端。为了不被视为全球化传播的落伍者，人们或者加入这个全球媒体的主流声音，或者保持沉默。
政治报道非典更有卖点
人类是否处在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瘟疫的新时代》？「非典」是《远东经济评论》封面文章标题所称《中国病毒》吗？「非典」病毒会在中国变成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文章标题所称《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中国会因此像前苏联那样垮下去吗？
这种从政治角度和框架报道「非典」，可以在公众中起到一种情绪化反应，额外增加其新闻价值，引起更多的关注。通过激怒公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人们把「非典」新闻当成政治新闻而不是科学新闻来阅读。政治新闻的价值通常高于科学新闻的报道价值，而从采访报道上看，时政新闻比科学新闻更容易采写。口罩?天安门?五星红旗?毛泽东画像?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抗议?暴乱已经成为西方媒体，包括许多中国媒体报道的框框和符号。问题是，这些政治画面和政治符号是否揭示了「非典」流行的本质？从这些画面上，读者获得的信息是什幺？这些信息对读者有什幺用？
当爱滋病从以美国为震中迅速向世界各个角落蔓延传播，媒体更多地是从医学角度报道。人们没有说?「爱滋病是美国病毒」?「九一一」后，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媒体没有责问为什幺恐怖主义总是袭击美国？而为什幺国际媒体强调「非典」是「中国病毒」？
「非典」之所以像今天这样被轰炸式的报道，是因为大多数媒体都在这样报道，这是商业竞争压力使然。如美国新闻学教授迪安・内尔森对「非典」的报道所描述的，「一条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仅仅是因为竞争对手报道了它。」而在公共健康和医学报道中，公众需要知晓的?记者需要向公众报道的往往是没有卖点的。
如何处理对非典的报道
在「非典」这样的重大疾病爆发后，在选择报道的框架和形象符号的时候，记者还有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作为媒体，在报道疫情和人类面临重大疾病折磨的时候，它有从任何角度?选用任何事实和强调某个事实的自由。但是，媒体报道的角度和强调的事实，是不是当前与公众利益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否是当前公众最需要关注的？媒体强调的事实和新闻，究竟是记者或其所代表的媒体或利益集团需要关注的？还是当地公众需要关注的？中国媒体应该强调中国公众关注的事实？还是外国公众关注的事实？媒体报道「非典」的目的是激怒读者？还是向读者提供可靠?科学和有用的信息？读者需要的是情绪化的反应，还是冷静和理性地面对风险？这场「非典」报道究竟忽略了什幺？迄今为止有多少「非典」报道是直接采访医学科学家的？「非典」报道向公众出售的是科学，还是政治？
「非典」报道的态度和方式毫无疑问应该采取风险新闻报道和风险传播的方法，这是公共健康面临的重大问题。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说，「对付『非典』的主要办法是采取强有力的并且公开的公共健康措施。」「当然，公开性会带来恐惧和过激反应的风险。这种风险必须通过谨慎的新闻报道和准确地描述来管理。这不仅对媒体是个挑战，对卫生官员也是挑战。」当公共健康面对某种风险时，公众的表现为?
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要求政府控制局面，希望个人和家庭获得保护?不被感染?如果政府控制不了，公众将对政府产生不满。因此，爆发公共危机时，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准备一个事实清单和帮助政府回答?解释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的专家名单。政府从危机一开始就应该让专家在媒体上唱主角。政府领导人做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而医学专家从技术上解释危机。公共健康的最佳保护是专家的信息及时地透过大众媒体进入公众。在定量测量分析上，如果出现不确定性，如误差或对分析测量结果缺乏自信，将影响政府报告或政府发言人的可信性。公众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准确的明白无误的答案。
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公共健康报道界于医学报道和政治报道之间，记者既要具备基本的生物学?医学?临床医学和实验室的常识，同时，也要具备解读政府报告?文件?预算的能力，同时，懂一点统计分析。能把某个疾病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语境里报道。
而今天全球媒体上有关中国「非典」之所以被放在一个政治框架里，而没有放到一个公共健康或医学的框架里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大部分从事中国报道的记者和评论员都是政治记者，只有个别人有医学记者的背景。科学或者医学记者由于新闻的兴奋点?新闻的价值判断差异?报道的框架和角度的不同，科学记者更多地采访报道科学家或者医学家的分析和评论，他们只相信科学家，而不相信那些万事通的社会评论家或政治评论家。在风险传播中，记者要谨慎选择信源。新闻记者由于个人的知识结构?价值观所限定，在这场危机中，更多地从政治社会经济角度采访报道「非典」，而不是去采访医学专家或者科学家。其结果，公众会把「非典」病毒看成一个政治病毒，而不是大地母亲送给人类的自然界的病毒。疫情报道的政治化加剧了政府与市民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由于「非典」是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公众可能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控制这些风险，媒体倾向于高估风险。因此在报道中，更要警惕断章取义地引用数据，或片面地强调某个数据或实事。
媒体对疾病的情绪化报道和过度的政治化报道，无助于问题的建设性解决?但是，媒体如果完全脱离社会政治环境，完全限定在医学或科学的语境里报道，又会导致公众对「非典」的不关注，甚至冷漠。天津?浙江?河南农民抗议在当地修建「非典」医院，恐惧「非典」垃圾和感染。面对这场争议，记者不应火上浇油，而是从科学和环保的道理上调查清楚，建设性地报道这件事情。
情绪化的数字导致恐慌
如果我们借用最简单的数学工具，用数字观察来分析一下当前媒体对「非典」的报道，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典」报道过了头。事实上，「『非典』给人的生命带来的危险远比不上你每天出行在街上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大。」
公众目前对「非典」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媒体对「非典」报道的力度，而不是根据统计学获得的数字来评估「非典」的危害程度。迄今没有看见一条报道从统计学角度把「非典」?爱滋病?伊波拉?流感?疟疾?西尼罗病毒（West Nilevirus）?炭疽病的危害相比。当中国和世界媒体都在倾注全力报道「非典」肆虐的时候，笔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主页上发现，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生命杀手不是「非典」，而是路上交通死亡（一百二十六万，二零零零年）?自杀身亡（八十一点五万，二零零零年）?在非洲每天有六百个新生婴儿死于疟疾。
美国的西尼罗病毒二零零二年在美国造成的危害并不比「非典」在中国造成的伤害轻多少。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截至去年十一月，美国三十九个州有三千七百三十七人感染西尼罗病毒，造成二百一十四人死亡。二零零一年美国爆发炭疽病恐惧。在那场事件中，总共有五人丧生，而美国一年有四万人在高速公路上被压死，有二万人死于流感。
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半年多，中国内地死于「非典」的是二百五十二人（截止五月十二日）。而中国一年死于车祸的人数为十万人。那幺，中国又有多少人死于糖尿病？爱滋病？癌症？心脏病？肝炎？流感？
数学中有极大化和极小化的概念。在「非典」报道中，通过集中轰炸式的报道，突出报道「非典」防治中出现的暴力?暴乱?逮捕?恐惧情绪?逃离事件?封锁居民区和校园，使公众对「非典」的恐惧情绪达到了极大，过高估计了「非典」的严重性。
在「非典」报道中，要注意对数字的正确使用。特别要防止滥用数字进行政治说服。在「非典」报道中，既要运用数字帮助读者理解「非典」的防治问题，同时读者要对媒体新闻报道中数字的运用持怀疑态度。比如，要弄清记者在报道时，是否情绪化对待数字？例如，人们对「非典」的死亡十分恐惧，而事实上，中国每年爱滋病?癌症?乙肝等多种疾病的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非典」的死亡人数。为什幺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不平衡。比如，公众为什幺对空难尤其恐慌，认为坐飞机是很有风险的？几年前，有人曾经对《纽约时报》的头版跟踪两年，统计发现，癌症每死一千人，《纽约时报》给予报道的篇幅为零点零二条，而空难每死一千人，这家报纸报道的条数为一百三十八条。
SARS?一个安全可靠的社会
在九十年代初，西方媒体和学术界依据当时黑白分明的简单化新闻报道，片面强调和夸大某个数字，突出中国发生的多种变化中的一个，发表了「中国崩溃论」?九十年代后期又出现「中国威胁论」。而在「非典」爆发后，西方媒体上又出现了「切尔诺贝利将在中国重演」?「中国将出现戈尔巴乔夫」。
从心理学角度看，为了生存，人类更关注短期的?近期的和周围的变化。在报道中国人民与「非典」斗争的新闻时，不要忘记中国面临的最大恐惧应该是北方的缺水?污染?贫困?农民问题?下岗工人问题?社会保险问题?爱滋病泛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但是，媒体的作用，使人们忘掉了那些似乎变得遥远了的重大问题。
为了引起公众对事件的兴趣，记者喜欢在医学问题的背后，找到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或者一个无耻的贪官?或者一个勇敢的医学工作者的故事。记者喜欢把医学的任何变化归咎于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因素。在医学报道中，记者很容易陷入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报道的套路，只关注表面的东西，而不深究自然本身?系统本身的某些非人性的复杂因素。
面对复杂多变的大自然，科学家有义务教育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下，敢于讲真话，让新闻工作者了解到，「非典」的危害比我们每天面对的各种疾病和风险都要小得多。即使在面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从「非典」病人抢救室现场直播的恐怖画面，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这个勇气，把「非典」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或背景中讨论。
让SARS回到SARS的本义──一个安全与可靠的社会（Safety And Reliability Society）。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李希光）
今年正逢罗斯福这句名言问世七十年，不幸的是另一个国家陷入了另外一场恐慌中……这是一场一种特殊病毒带来的社会恐慌，这种病毒比「非典」病毒传播速度快许多倍?比「非典」的感染力强许多倍?比「非典」的破坏力大许多倍，这是一种什幺样的病毒呢？媒体病毒。
恐惧本身成为最大病毒
「非典」成了「九一一」?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最大的新闻事件。中央电视台新开播的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更准确地应该被称为「『非典』频道」。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随军记者脑袋上戴的防毒面具看来用在「非典」的报道上更为合适。
二零零三年五月的第一周，全世界主要媒体的封面报道都是「口罩」。在www.google.com上打入SARS这个字，会出现六十万条搜索结果。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为了公众的知情权，它可以一夜之间让全世界的人知晓一条重要的信息。这种全球的舆论压力可以迫使当局采取行动，如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对「非典」采取的各种行动和措施。
但是，今天，媒体通过「非典」把人对公共健康的恐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媒体技术对病毒危险的扭曲?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种公害。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我们在经历一场令人恐怖的与『非典』有关的公共健康危机，这是一场由媒体传播开来的恐怖。」「新媒体技术正在加速公众对于病毒的焦虑情绪，这种对病毒的焦虑情绪增长的速度超过新医学技术对付病毒的速度。」
互联网?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卫星不仅带来了新闻报道的饱和，更带来了大量的无科学根据和无事实根据的宣传。一夜之间，恐惧和希望的信息同时出现在新媒体上?新生婴儿发现绿豆汤治疗「非典」?哑巴发现鞭炮防「非典」的故事。同时，各种日用品贴上了增强免疫力的新卷标。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北京爆发「非典」伊始，全城一千多万人，人人喝汤药。
口罩成非典的图象符号
二零零三年五月头两个星期的中国?美国和英国主要新闻周刊的封面或是头戴口罩或面具的人?或是显微镜下蠕动的「非典」病毒?或是破损的人肺。
中国的新闻期刊与西方媒体报道的差异在于?中国各大封面图片突出了中国各种人群团结一心与「非典」勇敢搏斗的精神面貌。北京的《了望》?北京的《新闻周刊》?上海的《新民周刊》?北京的《财经》?香港的《经济导报》都是使用戴口罩的人作为封面。而《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则都是凸显一个人面戴口罩瞪着恐惧和不知所措的眼睛。
例如?五月五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使用的是文中被采访者──一个加拿大传染病医生戴口罩的照片?
五月五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的封面模特都是西方人，意味着西方人对「非典」的态度和恐惧，尽管北美和欧洲并没有多少人染上这个疾病?
五月十二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的封面是蠕动的青苔色的病毒，配发的文字是《萨斯危险的未来?中国政治的散落，对发展中世界的威胁》?
五月二日的英国《经济学家》是唯一使用中国人做封面的──给毛泽东的脸上罩上了一个大口罩，显然这个杂志的封面是经过数码技术处理的。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文章指控这场疾病的流行与中国政治制度有关?
五月五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是一面完整的鲜艳的五星红旗，红旗上显现出一个感染了「非典」的人的肺部阴影，封面文章的大标题是《萨斯国家?这个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
四月十日《远东经济评论》封面上是一张「非典」病毒侵蚀人体细胞的黑白大照片，看上去肮脏?恶心。封面的文字大标题是《中国病毒》。其政治涵义显而易见。
这是继「九一一」后，中西方新闻期刊在封面设计上再一次变得如此一致，在想象力上如此单调。在「九一一」的报道中，正在坍塌的世贸大厦占据了那个星期几乎所有新闻期刊的封面。而二零零三年五月的这个星期，好象是谁的一声令下，手术室用的口罩已经成了「非典」的图象符号。
符号化使报道千口一声
在新闻报道上如此千人一面，甚至千口一声，是一种巧合？还是媒体对报道「非典」已经失去了想象力？事实上，这即不是巧合，媒体也没有失去想象力。我们在阅读这些媒体视觉画面时，如果运用媒体研究中的某些理论，会发现其中的内涵或隐含意义。
由于宗教?文化?民族?国籍等方面的差异，同一条新闻或画面常常会在不同的读者或电视观众中产生不同的效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与受众接受和最终感知的或理解的信息常常是两码事。
媒体研究发现，造成这种对新闻接受和理解的差异是由构成新闻的文字和符号的外延和内涵造成的。所谓外延指的是文字或符号的本义。
比如，「红」这个字的本义指色谱仪上的某段，有别于其它颜色。但是，「红」字的内涵是与这个字在受众脑海里产生的联想有关，这种联想与受众的个人价值观?个人生活经历?教育经历?所处的文化环境等有密切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一些人会把红色与暴力?凶残?共产主义赤色分子?张着血盆大口的恶龙等联系起来。而中国人更多地是把红色与喜庆?吉利?革命先烈?国旗等联系起来。
再如，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象征符号，其象征意义与受众接触的媒体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每天花大量时间看新闻或谈话节目的人，电视报道的新闻成了他认定的现实世界，谈话节目的话题成了他认定的社会重要话题。
媒体调查发现，如果天安门?五星红旗或毛泽东画像在美国或西方主流媒体上出现时，每次都是在一个阴暗?负面?压抑的语境中，那幺，以后读者从报纸上再看到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画像，联想到的必然是黑暗和压抑的一面。天安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在西方媒体上已经演变成了一张脸谱。所谓脸谱化形象是受众在脑海里再现现实世界时，出现的简单化形象或画面。比如，大部分美国人一想到中国，就会想到那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想到共产党，就想到美国电影?电视?报刊杂志和学校课本上出现的「共产党魔王」，像斯大林?毛泽东?大跃进?文革?反右……一想到中国政府，就想到天安门，一个黑白分明的凝固的天安门画面成了社会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复杂社会环境的代表。媒体的脸谱化虽然是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灰色的中国黑白分明化，但不能不说，这对于被动的?「弱智的」大众媒体受众却是十分有效的。
非典源自共产党体制吗
从全球传播角度看，因为各种受众群体对其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象征符号本身的意义是模糊的，而且不同的媒体生产者在使用这些符号时，用意也大不相同。受众和使用者对这些象征符号的不同理解取决于他们对所在社区的社会与文化的共识。
为了防止这种象征符号多义现象的产生，媒体的制造者们需要在图片旁加文字说明以限定画面的意义。例如，英国《经济学家》在封面毛泽东像旁大字写道《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美国《时代》周刊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醒目地写道《萨斯国家?这个传染病正在改变中国》。
当然，有一些符号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圈内也不会产生多义现象。比如，显微镜下病毒侵袭细胞的画面，令全世界大多数读者感到的是一种腐朽?颓废?堕落?肮脏?死亡和厌恶的气息。如四月十日《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是一张「非典」病毒侵蚀人体细胞的黑白大照片，看上去肮脏?恶心，封面标题是《中国病毒》。
由于人们不可能在大众媒介中读到?听到和看到所有的东西，人们只是选择那些对他们有兴趣或有帮助的信息?由于人们不可能记住一切事情，人们只记住那些对他们重要的信息。人们经过选择保留下来的记忆是很容易被扭曲的。人们最后「记忆下来的或下意识修改后的记忆是那些强化我们的信仰和态度或消除认知杂音的事件或事实。
」因此，美国和西方媒体在中国「非典」的选题和报道中，常常是泛意识形态，一切从政治出发。如，总喜欢在报道中加那些意识形态符号。世界上大多数读者观众在看了全球媒体的中国「非典」报道后，最后保留在国际公众记忆中的故事是?「非典」源自共产党体制。
在西方的媒体上看不到中国人如何万众一心抗击「非典」，而是整个国家陷落在「非典」肆虐带来的混乱?动乱?不满?抗议和暴乱中，中国共产党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如果不尽快变更体制，很可能濒临垮台。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上述西方媒体报道中国「非典」的立场和角度，但是，由于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传播中对新闻和观点的主导地位，那些与主流媒体上的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持不同意见或政见的少数人因不愿被大多数人视为另类而被孤立，只好把他们的观点和态度藏匿起来。随着这些非主流的观点从公共讨论中撤出，剩下来的多数人意见会变得更加强大。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传播和全球媒体的形成和强大，全球媒体的声音成了全球的声音，成了国际社会的声音。与这种全球媒体声音不符的信息将被视为非法和异端。为了不被视为全球化传播的落伍者，人们或者加入这个全球媒体的主流声音，或者保持沉默。
政治报道非典更有卖点
人类是否处在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瘟疫的新时代》？「非典」是《远东经济评论》封面文章标题所称《中国病毒》吗？「非典」病毒会在中国变成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文章标题所称《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中国会因此像前苏联那样垮下去吗？
这种从政治角度和框架报道「非典」，可以在公众中起到一种情绪化反应，额外增加其新闻价值，引起更多的关注。通过激怒公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人们把「非典」新闻当成政治新闻而不是科学新闻来阅读。政治新闻的价值通常高于科学新闻的报道价值，而从采访报道上看，时政新闻比科学新闻更容易采写。口罩?天安门?五星红旗?毛泽东画像?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抗议?暴乱已经成为西方媒体，包括许多中国媒体报道的框框和符号。问题是，这些政治画面和政治符号是否揭示了「非典」流行的本质？从这些画面上，读者获得的信息是什幺？这些信息对读者有什幺用？
当爱滋病从以美国为震中迅速向世界各个角落蔓延传播，媒体更多地是从医学角度报道。人们没有说?「爱滋病是美国病毒」?「九一一」后，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媒体没有责问为什幺恐怖主义总是袭击美国？而为什幺国际媒体强调「非典」是「中国病毒」？
「非典」之所以像今天这样被轰炸式的报道，是因为大多数媒体都在这样报道，这是商业竞争压力使然。如美国新闻学教授迪安・内尔森对「非典」的报道所描述的，「一条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仅仅是因为竞争对手报道了它。」而在公共健康和医学报道中，公众需要知晓的?记者需要向公众报道的往往是没有卖点的。
如何处理对非典的报道
在「非典」这样的重大疾病爆发后，在选择报道的框架和形象符号的时候，记者还有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作为媒体，在报道疫情和人类面临重大疾病折磨的时候，它有从任何角度?选用任何事实和强调某个事实的自由。但是，媒体报道的角度和强调的事实，是不是当前与公众利益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否是当前公众最需要关注的？媒体强调的事实和新闻，究竟是记者或其所代表的媒体或利益集团需要关注的？还是当地公众需要关注的？中国媒体应该强调中国公众关注的事实？还是外国公众关注的事实？媒体报道「非典」的目的是激怒读者？还是向读者提供可靠?科学和有用的信息？读者需要的是情绪化的反应，还是冷静和理性地面对风险？这场「非典」报道究竟忽略了什幺？迄今为止有多少「非典」报道是直接采访医学科学家的？「非典」报道向公众出售的是科学，还是政治？
「非典」报道的态度和方式毫无疑问应该采取风险新闻报道和风险传播的方法，这是公共健康面临的重大问题。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说，「对付『非典』的主要办法是采取强有力的并且公开的公共健康措施。」「当然，公开性会带来恐惧和过激反应的风险。这种风险必须通过谨慎的新闻报道和准确地描述来管理。这不仅对媒体是个挑战，对卫生官员也是挑战。」当公共健康面对某种风险时，公众的表现为?
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要求政府控制局面，希望个人和家庭获得保护?不被感染?如果政府控制不了，公众将对政府产生不满。因此，爆发公共危机时，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准备一个事实清单和帮助政府回答?解释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的专家名单。政府从危机一开始就应该让专家在媒体上唱主角。政府领导人做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而医学专家从技术上解释危机。公共健康的最佳保护是专家的信息及时地透过大众媒体进入公众。在定量测量分析上，如果出现不确定性，如误差或对分析测量结果缺乏自信，将影响政府报告或政府发言人的可信性。公众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准确的明白无误的答案。
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公共健康报道界于医学报道和政治报道之间，记者既要具备基本的生物学?医学?临床医学和实验室的常识，同时，也要具备解读政府报告?文件?预算的能力，同时，懂一点统计分析。能把某个疾病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语境里报道。
而今天全球媒体上有关中国「非典」之所以被放在一个政治框架里，而没有放到一个公共健康或医学的框架里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大部分从事中国报道的记者和评论员都是政治记者，只有个别人有医学记者的背景。科学或者医学记者由于新闻的兴奋点?新闻的价值判断差异?报道的框架和角度的不同，科学记者更多地采访报道科学家或者医学家的分析和评论，他们只相信科学家，而不相信那些万事通的社会评论家或政治评论家。在风险传播中，记者要谨慎选择信源。新闻记者由于个人的知识结构?价值观所限定，在这场危机中，更多地从政治社会经济角度采访报道「非典」，而不是去采访医学专家或者科学家。其结果，公众会把「非典」病毒看成一个政治病毒，而不是大地母亲送给人类的自然界的病毒。疫情报道的政治化加剧了政府与市民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由于「非典」是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公众可能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控制这些风险，媒体倾向于高估风险。因此在报道中，更要警惕断章取义地引用数据，或片面地强调某个数据或实事。
媒体对疾病的情绪化报道和过度的政治化报道，无助于问题的建设性解决?但是，媒体如果完全脱离社会政治环境，完全限定在医学或科学的语境里报道，又会导致公众对「非典」的不关注，甚至冷漠。天津?浙江?河南农民抗议在当地修建「非典」医院，恐惧「非典」垃圾和感染。面对这场争议，记者不应火上浇油，而是从科学和环保的道理上调查清楚，建设性地报道这件事情。
情绪化的数字导致恐慌
如果我们借用最简单的数学工具，用数字观察来分析一下当前媒体对「非典」的报道，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典」报道过了头。事实上，「『非典』给人的生命带来的危险远比不上你每天出行在街上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大。」
公众目前对「非典」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媒体对「非典」报道的力度，而不是根据统计学获得的数字来评估「非典」的危害程度。迄今没有看见一条报道从统计学角度把「非典」?爱滋病?伊波拉?流感?疟疾?西尼罗病毒（West Nilevirus）?炭疽病的危害相比。当中国和世界媒体都在倾注全力报道「非典」肆虐的时候，笔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主页上发现，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生命杀手不是「非典」，而是路上交通死亡（一百二十六万，二零零零年）?自杀身亡（八十一点五万，二零零零年）?在非洲每天有六百个新生婴儿死于疟疾。
美国的西尼罗病毒二零零二年在美国造成的危害并不比「非典」在中国造成的伤害轻多少。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截至去年十一月，美国三十九个州有三千七百三十七人感染西尼罗病毒，造成二百一十四人死亡。二零零一年美国爆发炭疽病恐惧。在那场事件中，总共有五人丧生，而美国一年有四万人在高速公路上被压死，有二万人死于流感。
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半年多，中国内地死于「非典」的是二百五十二人（截止五月十二日）。而中国一年死于车祸的人数为十万人。那幺，中国又有多少人死于糖尿病？爱滋病？癌症？心脏病？肝炎？流感？
数学中有极大化和极小化的概念。在「非典」报道中，通过集中轰炸式的报道，突出报道「非典」防治中出现的暴力?暴乱?逮捕?恐惧情绪?逃离事件?封锁居民区和校园，使公众对「非典」的恐惧情绪达到了极大，过高估计了「非典」的严重性。
在「非典」报道中，要注意对数字的正确使用。特别要防止滥用数字进行政治说服。在「非典」报道中，既要运用数字帮助读者理解「非典」的防治问题，同时读者要对媒体新闻报道中数字的运用持怀疑态度。比如，要弄清记者在报道时，是否情绪化对待数字？例如，人们对「非典」的死亡十分恐惧，而事实上，中国每年爱滋病?癌症?乙肝等多种疾病的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非典」的死亡人数。为什幺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不平衡。比如，公众为什幺对空难尤其恐慌，认为坐飞机是很有风险的？几年前，有人曾经对《纽约时报》的头版跟踪两年，统计发现，癌症每死一千人，《纽约时报》给予报道的篇幅为零点零二条，而空难每死一千人，这家报纸报道的条数为一百三十八条。
SARS?一个安全可靠的社会
在九十年代初，西方媒体和学术界依据当时黑白分明的简单化新闻报道，片面强调和夸大某个数字，突出中国发生的多种变化中的一个，发表了「中国崩溃论」?九十年代后期又出现「中国威胁论」。而在「非典」爆发后，西方媒体上又出现了「切尔诺贝利将在中国重演」?「中国将出现戈尔巴乔夫」。
从心理学角度看，为了生存，人类更关注短期的?近期的和周围的变化。在报道中国人民与「非典」斗争的新闻时，不要忘记中国面临的最大恐惧应该是北方的缺水?污染?贫困?农民问题?下岗工人问题?社会保险问题?爱滋病泛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但是，媒体的作用，使人们忘掉了那些似乎变得遥远了的重大问题。
为了引起公众对事件的兴趣，记者喜欢在医学问题的背后，找到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或者一个无耻的贪官?或者一个勇敢的医学工作者的故事。记者喜欢把医学的任何变化归咎于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因素。在医学报道中，记者很容易陷入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报道的套路，只关注表面的东西，而不深究自然本身?系统本身的某些非人性的复杂因素。
面对复杂多变的大自然，科学家有义务教育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下，敢于讲真话，让新闻工作者了解到，「非典」的危害比我们每天面对的各种疾病和风险都要小得多。即使在面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从「非典」病人抢救室现场直播的恐怖画面，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这个勇气，把「非典」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或背景中讨论。
让SARS回到SARS的本义──一个安全与可靠的社会（Safety And Reliability Society）。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李希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