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研究?应当遵循的是以历史性为基础再延伸出其现实意义的路径,还是要以现实问题与观点为坐标去观照和定位其历史镜像和思想体系?马克思研究与对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譬如亚里士多德研究、海德格尔研究、孔子研究、朱熹研究等)有着怎样的共性和特殊之处?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不能替代狭义的“马克思研究”?这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现在却极有甄别的必要。在过去,不同职业的研究者在面对同一对象时往往采取相同的、超职业的研究视角、规则和路向,由于强烈的现实关注和意识形态色彩,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已经远远超出19世纪中、下叶一个德国思想家思考的界域,而赋予其过多的当代考量;“马克思”如影随形地参与甚至主宰着对当代世界的建构,它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超越时空的绝对意义,可以解释并且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而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出现甚至时代的变迁都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是如此,巴黎红色风暴也是如此;在中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甚至改革开放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时代可以发生变化,甚至相互之间构成一种发拨、纠偏和否定,而作为这些政策出台、时代变化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却具有统摄、包容一切的性质。结果怎么样?现实报复了我们,正如在政治生活中需要拨乱反正一样,对马克思研究思想也必须正本清源。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对国内学术界在新时期重提“回到马克思” 是非常赞赏的,寄希望于这一学术意向及其伴随着的数年埋头治学、扎实努力,有助于廓清笼罩在马克思身上的迷雾,还原他以及他的学说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真实。这一口号的提出就其动机、意旨来说,其实并没有太过复杂的、容易产生歧议的涵义。但我注意到,有的论者在受到不同路向和角度的质疑后,对这一口号的实质作了前后自我矛盾的解释:起初基于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理解远离了其文本的的特定语境,而主张回到“原点”,回到文本,突出强调文本研究在马克思总体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而现在又认为提出“回到马克思”“关心”的却是“‘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这个问题”。我希望这种转变只是个别论者的行为,而不会是多数人的选择,因为学术成就是在长期坚守某种意向和旨趣基础上日积月累而建树的,对于中国的马克思研究来说不能再经历一个新的“轮回”。
把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及其文本还原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把马克思的学说视为人类思想进程和图景中的一个派别、一个阶段,世界哲学家族中的一员,并不是降低或贬抑它的历史地位与当代影响,特别是不意味着我主张马克思研究要回避现实性问题。意在表明专业研究者的研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考量应当作出适当的区分,从历史性研究中延伸出现实意义,与从现实出发去寻找历史性佐证,是有不同的路径;对于学者来说,马克思研究首先是历史研究、人物研究、学派研究,其次才是现实研究、实践研究和时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