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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吴湘韩和《今日女报》记者邓飞合写的报导《安全帽上的遗言》，并配发了该报记者李方的文章《有一种光亮穿透了愤怒和悲哀》。
《安全帽上的遗言》介绍说：一个叫聂清文的矿工用粉笔写在安全帽上的遗言：“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湖南省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在市委常委会上念着，念着，不禁潸然泪下。
4月16日下午5时许，聂清文所在的涟源市七一煤矿在井下水仓扩容掘进时发生突水事故，他和16个同伴井下被困。6天後，救护队员发现聂的遗体和这顶安全帽。
在七一煤矿，记者找到了这顶特殊的安全帽。只见帽子外写着如下文字：“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押金1650元，其他还有工资。”聂还在帽子上对妻子莲香说要认真带好他们的孩子，孝顺父母，“一定会有好报的”，还叮嘱妻子一定要将他火葬。
“4．16”事故发生後，刚上任不久的蔡力峰书记在出事的矿守候了6天6夜。他亲耳听到了被堵在矿井的人拼命地敲击井壁的声音，由强到弱，最後归於沉寂。
在那天的常委会上，蔡力峰书记把聂清文的遗言打印了出来，每个常委人手一份。他对与会的10多位常委说：“假如被困在矿的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怎麽想？”
聂清文的弟弟聂斌文是惟一一个看到遗言的亲属。他说，当时有人不准他看，在他强烈要求下泪眼模糊地看了一下。聂斌文告诉记者，这次矿补偿每名遇难者家属4万元，欠别人的钱由村支书从中拿出一部分还了，但别人欠的还没有还给我们。
在七一煤矿工友中，流传着许多聂清文舍己救人的故事。今年38岁的聂清文是矿的一名安监员。有一次他在井下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瓦斯突出便跑到作业面，把工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有一次，井下一辆运煤的矿车的车轮卡在轨道上不能动弹，他停下手中的活，去帮助运煤矿工，突然从身後驶来的一辆矿车把他的左腿撞伤。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
聂斌文说，有人证明，这次聂清文是救人死的，他是先到井下检查瓦斯，出来以後发现冒水，跑到面去喊人困在面死的。聂的家属正在奔波，请求政府批准聂清文为烈士。
李方的短文写道：我的手还有点哆嗦。我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敲出下面的文字。
聂清文，这个农民矿工已经不在人世，但他最後留下的东西，照亮了降临在我身边的这个阴霾的夜晚。
“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
那时候他快要死了，但是他想清清白白地死，交代得明明白白地死。他嘱托妻子要带好孩子孝敬父母，要把他的遗体火化，这样可以给家省点钱。
我似乎听见，写完这些话，他长出了一口气，然後把自己彻底交给地底下那无边的黑暗。
一个农民矿工留给世界的最後的东西，它穿透了矿难带给人们的愤怒和悲哀，照亮到更远的地方。
当矿难频频发生，似乎连愤怒都已经廉价了。难道相同的愤怒重覆一千遍就可以成为更大的愤怒？难道相同的反思重覆一千遍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反思？我怀疑。
如果那些遇难者永远只是一个个苍白的名字，永远只是一组组冰冷的数字，我实在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唤醒什麽。
上午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知道是一种什麽力量，促使我发了疯似地奔走在编辑部的每一间办公室，向遇见的每一位同事几乎带着哭腔地说：看看，看看，他们杀死了一个什麽样的人啊！
我不愿意有任何语言把话题扯远，比如信用啦，责任啦，善良啦，亲情啦，等等等等。我完全没有兴趣说这些，尽管它们似乎正在成为越来越稀缺的品质。我只是难过，我失去了一个多麽好的同胞。在某个瞬间，我甚至想到，如果我遇到什麽危难，如果他看见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帮我的。这是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但是现在，他能够给我的这个可能性永远地失去了。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给对方这样的感觉，我们的国家该有多麽美好！
这就是我说的能够穿透愤怒的东西、照亮我身边的黑夜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做责任。这就是一个人，在他快要死去的时候，留给我们的东西。
《安全帽上的遗言》介绍说：一个叫聂清文的矿工用粉笔写在安全帽上的遗言：“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湖南省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在市委常委会上念着，念着，不禁潸然泪下。
4月16日下午5时许，聂清文所在的涟源市七一煤矿在井下水仓扩容掘进时发生突水事故，他和16个同伴井下被困。6天後，救护队员发现聂的遗体和这顶安全帽。
在七一煤矿，记者找到了这顶特殊的安全帽。只见帽子外写着如下文字：“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押金1650元，其他还有工资。”聂还在帽子上对妻子莲香说要认真带好他们的孩子，孝顺父母，“一定会有好报的”，还叮嘱妻子一定要将他火葬。
“4．16”事故发生後，刚上任不久的蔡力峰书记在出事的矿守候了6天6夜。他亲耳听到了被堵在矿井的人拼命地敲击井壁的声音，由强到弱，最後归於沉寂。
在那天的常委会上，蔡力峰书记把聂清文的遗言打印了出来，每个常委人手一份。他对与会的10多位常委说：“假如被困在矿的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怎麽想？”
聂清文的弟弟聂斌文是惟一一个看到遗言的亲属。他说，当时有人不准他看，在他强烈要求下泪眼模糊地看了一下。聂斌文告诉记者，这次矿补偿每名遇难者家属4万元，欠别人的钱由村支书从中拿出一部分还了，但别人欠的还没有还给我们。
在七一煤矿工友中，流传着许多聂清文舍己救人的故事。今年38岁的聂清文是矿的一名安监员。有一次他在井下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瓦斯突出便跑到作业面，把工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有一次，井下一辆运煤的矿车的车轮卡在轨道上不能动弹，他停下手中的活，去帮助运煤矿工，突然从身後驶来的一辆矿车把他的左腿撞伤。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
聂斌文说，有人证明，这次聂清文是救人死的，他是先到井下检查瓦斯，出来以後发现冒水，跑到面去喊人困在面死的。聂的家属正在奔波，请求政府批准聂清文为烈士。
李方的短文写道：我的手还有点哆嗦。我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敲出下面的文字。
聂清文，这个农民矿工已经不在人世，但他最後留下的东西，照亮了降临在我身边的这个阴霾的夜晚。
“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
那时候他快要死了，但是他想清清白白地死，交代得明明白白地死。他嘱托妻子要带好孩子孝敬父母，要把他的遗体火化，这样可以给家省点钱。
我似乎听见，写完这些话，他长出了一口气，然後把自己彻底交给地底下那无边的黑暗。
一个农民矿工留给世界的最後的东西，它穿透了矿难带给人们的愤怒和悲哀，照亮到更远的地方。
当矿难频频发生，似乎连愤怒都已经廉价了。难道相同的愤怒重覆一千遍就可以成为更大的愤怒？难道相同的反思重覆一千遍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反思？我怀疑。
如果那些遇难者永远只是一个个苍白的名字，永远只是一组组冰冷的数字，我实在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唤醒什麽。
上午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知道是一种什麽力量，促使我发了疯似地奔走在编辑部的每一间办公室，向遇见的每一位同事几乎带着哭腔地说：看看，看看，他们杀死了一个什麽样的人啊！
我不愿意有任何语言把话题扯远，比如信用啦，责任啦，善良啦，亲情啦，等等等等。我完全没有兴趣说这些，尽管它们似乎正在成为越来越稀缺的品质。我只是难过，我失去了一个多麽好的同胞。在某个瞬间，我甚至想到，如果我遇到什麽危难，如果他看见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帮我的。这是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但是现在，他能够给我的这个可能性永远地失去了。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给对方这样的感觉，我们的国家该有多麽美好！
这就是我说的能够穿透愤怒的东西、照亮我身边的黑夜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做责任。这就是一个人，在他快要死去的时候，留给我们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