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与“无极老鼠药”的斗争
1992年5月，五位科学家将红极一时的“邱氏鼠药”告上法庭，他们指出，“邱氏鼠药”含有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剧毒药品——氟乙酰胺，从此打响了科学家维护科学尊严的战役。
这一场“邱氏鼠药”事件，是90年代非常有名的科学向伪科学宣战的典型事件，五位科学家的胜利，维护了科学的尊严，代表着科学的胜利，伪科学的失败。
红极一时的“邱氏鼠药”
邱满囤，河南省无极县郝庄乡人，幼年的生活与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极不相称，并非粮食“满囤”，而是和老鼠争食吃。家境贫苦的邱满囤只上过两个半月的小学，从懂事起，就开始跟老鼠打交道，挖鼠洞，捉老鼠，“鼠”口夺粮。
成家后，生产队和自留地里都看不到邱满囤干活，他养了一大群老鼠，经常在鼠洞旁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竟然拿家人舍不得吃的口粮喂老鼠，忍无可忍的妻子，终于提出“老鼠精，我跟你离婚！”从此，邱满囤开始离乡流浪，一边卖鼠药糊口，一边在摸索着配制诱鼠剂，“就是用东西把老鼠引出来。”邱满囤说。
1981年，48岁的邱满囤终于筛选出9种诱鼠剂配方，在陕西大荔县等地搞灭鼠，成果显著。大荔县的新闻干事马健涛，写了一篇关于邱满囤灭鼠的《你不亲眼见怎么也不信》的文章，引起全国几十家报纸的关注。一时间，这名流浪汉，被冠以“灭鼠大王”、“老鼠克星”等称号。
1987年春，邱满囤带着配方和再婚的妻子，回到老家无极县。对于邱满囤的返乡，无极县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邱满囤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先是给找了房子安顿下来，“县委书记让我只管搞好生产，进行诱鼠试验。技术鉴定的事由政府去跑。”
1989年4月，河北省科委技术鉴定成果，“邱氏诱鼠剂效果优于现有常用的诱鼠剂，为国内首创。”一个月后，大连评价邱氏诱鼠剂课题组也得出相同的结论。1991年12月，邱氏诱鼠剂通过商业部鉴定，认为“这项成果为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0年7月，号称当时全国最大的鼠药厂———河北邱氏鼠药厂，在无极县城拔地而起。“满囤”、“邱王”、“邱满囤”等成为家喻户晓的鼠药商标。邱氏鼠药也获得了“振兴河北经济奖”、“河北优秀新产品一等奖”、“中国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奖”、“全国新科技成果奖”等殊荣。邱满囤还被选为无极县政协副主席。
邱满囤和他的鼠药红了，成了名噪一时，名满全国的灭鼠神药。
科学家意外败诉
1989年8月26日，全国爱卫会办公室媒介生物学控制专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灭鼠专家汪诚信应邀当邱氏鼠药厂的顾问，这给了他近距离观察邱氏鼠药的机会。然而作为真正的灭鼠专家，他一下子就发现邱氏鼠药含有氟乙酰胺——这是一种早就被国家明令禁止用作“杀鼠剂”的剧毒药。尽管其灭鼠立竿见影，但隐患很大。老鼠对食物很敏感，鼠中强壮者发现有同类死了，会回避含药的食品，这样死了弱的，留下强的，客观上优化了品种。而且毒死的老鼠烂在地里，植物吸收了有毒，狗或牛吃了会带毒；人吃了含毒的动物、植物也会中毒。这是一种可怕的中毒生物链。
事实上，“邱氏鼠药”已经引发了多起人畜中毒案件,“光是安徽省一个地方，就毒死了几千头牛。”汪诚信说。
但邱满囤却随着电视报告文学《无极之路》的热播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所以我们就找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主任，说有关邱满囤灭老鼠的这一块内容不能这么宣传。”
为确认邱氏鼠药含有氟乙酰胺，汪诚信等便去搜集“邱氏鼠药”的样品进行化验。他们从集市和邱氏鼠药厂一共搜集了11个样品，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定性分析，均含有氟乙酰胺。
1992年5月，五位科学家——汪诚信(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赵桂芝(中国植保协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勇(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植保协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址(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成员、研究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控制学会常务委员)以及刘学彦(北京市植保站高级农艺师、中国植保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联名致信田纪云副总理，反映邱氏鼠药存在氟乙酰胺的情况，提出“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报道‘灭鼠大王’，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误解。”并要求“尊重科学事实，保证灭鼠工作的健康发展”。
“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会卷进一场官司，更没有想到打一场官司会那么困难。”忆及往事，“邱氏鼠药”案的第一被告人汪诚信仍然很是感慨。这位长年埋头于实验室和书斋的灭鼠专家，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一封呼吁科学宣传灭鼠的联名信，他经历了一场历时31个月的累讼。
1992年8月，邱满囤向北京海淀法院起诉，状告汪诚信等5名专家对其“进行诽谤和侮辱”，要求“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5名专家不甘示弱，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并未侵权，并要求法院判令邱满囤取缔未经登记批准而擅自生产的、销售禁药的邱氏鼠药厂，限期收回、销毁已流入社会的产品，追究邱的经济、法律责任。
接到诉状之初，五位科学家信心十足。“我们商量了，认为必胜无疑。因为我们有很多数据。”汪诚信说。而且他们还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老师的援助，由多名教授组成的五人律师组免费为他们打官司。
然而，在法庭上，科学的数据却显得苍白无力。汪城信说：“我们和法官交锋过好多回，就知道形势不对了。”此案的关节点在于“邱氏鼠药”中到底是否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药品氟乙酰胺，但法院没有采纳六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机构的17次鉴定结果，而是自行联系指定了两个无法律效力的机构进行鉴定。与前17次鉴定结果相反的是，这个机构进行的两次鉴定，均认定“样品均不含氟乙酰胺及其化合物”。
还没有正式宣判，几位科学家已经打听到消息了。因此宣判那天，五位科学家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没有参加，而是呆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会议室商量对策。1993年12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五位专家败诉，要求他们向邱满囤赔礼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失。
科学家反败为胜
判决一出，舆论界尤其是科学界一片哗然。汪诚信等人找到了当时的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朱光亚很恼火，他说我们要反击，要不然伪科学要向科学进攻了。”汪诚信回忆道。据说，中国科协党委书记高镇宁也说汪诚信等五个人是“书呆子”。“你以为你们有理，有化验结果，就可以打赢了？”高镇宁如是说。
在中国科协领导的关注下，二审成为科学界向伪科学反攻的突破点。“我们院长对我说，现在你别管其他事，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官司打好。”汪诚信把其他工作都交出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反诉事务中。
但是，与第一次诉讼相比，反诉的难度更大。汪诚信说：“大家说，像你们这样的一审败了，第二审要翻过来，只有5%的可能。”好在这时“邱氏鼠药案”已不再是五个人的私事，而演变成为全国科学界的诉讼。1994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邱氏鼠药案”成为委员讨论的焦点问题，不仅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给中央政治局汇报科协工作时谈到此事，还有290多名政协委员针对此案提了提案，要求恢复科学的尊严。
在二审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挺身而出，在1993年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茶话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应由科学界自己来解决，国家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委托科学界的权威机构来做出科学上的鉴定。”“科学界应该尊重法院在执行法律解释法律上的权威，同样，法院也应该尊重科学界对科学是非问题所持的意见和主张。”这一讲话掷地有声，引起很大反响，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
1994年，300多位两院院士评出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其中第二条是：“邱氏鼠药案”一审判决5位科学家败诉，在科技界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在科技界引发了一场“维护科学尊严”的讨论。
1994年12月26日，“邱氏鼠药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1995年2月2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五人文章并未侵害邱满囤的名誉权。其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判不当，应予纠正。但同时表示，关于“邱氏鼠药”是否含氟乙酰胺的确认问题，以由国家行业管理的主管部门调查、确认和处理为宜，本案不予认定和处理。至此，这起沸沸扬扬两年多的讼案画上了句号。
北京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邱满囤败诉后，何祚庥只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科学的胜利！”。
1992年5月，五位科学家将红极一时的“邱氏鼠药”告上法庭，他们指出，“邱氏鼠药”含有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剧毒药品——氟乙酰胺，从此打响了科学家维护科学尊严的战役。
这一场“邱氏鼠药”事件，是90年代非常有名的科学向伪科学宣战的典型事件，五位科学家的胜利，维护了科学的尊严，代表着科学的胜利，伪科学的失败。
红极一时的“邱氏鼠药”
邱满囤，河南省无极县郝庄乡人，幼年的生活与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极不相称，并非粮食“满囤”，而是和老鼠争食吃。家境贫苦的邱满囤只上过两个半月的小学，从懂事起，就开始跟老鼠打交道，挖鼠洞，捉老鼠，“鼠”口夺粮。
成家后，生产队和自留地里都看不到邱满囤干活，他养了一大群老鼠，经常在鼠洞旁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竟然拿家人舍不得吃的口粮喂老鼠，忍无可忍的妻子，终于提出“老鼠精，我跟你离婚！”从此，邱满囤开始离乡流浪，一边卖鼠药糊口，一边在摸索着配制诱鼠剂，“就是用东西把老鼠引出来。”邱满囤说。
1981年，48岁的邱满囤终于筛选出9种诱鼠剂配方，在陕西大荔县等地搞灭鼠，成果显著。大荔县的新闻干事马健涛，写了一篇关于邱满囤灭鼠的《你不亲眼见怎么也不信》的文章，引起全国几十家报纸的关注。一时间，这名流浪汉，被冠以“灭鼠大王”、“老鼠克星”等称号。
1987年春，邱满囤带着配方和再婚的妻子，回到老家无极县。对于邱满囤的返乡，无极县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邱满囤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先是给找了房子安顿下来，“县委书记让我只管搞好生产，进行诱鼠试验。技术鉴定的事由政府去跑。”
1989年4月，河北省科委技术鉴定成果，“邱氏诱鼠剂效果优于现有常用的诱鼠剂，为国内首创。”一个月后，大连评价邱氏诱鼠剂课题组也得出相同的结论。1991年12月，邱氏诱鼠剂通过商业部鉴定，认为“这项成果为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0年7月，经无极县县委书记推荐，国家领导人李铁映观看邱满囤的灭鼠表演，并接见了邱满囤
1990年7月，号称当时全国最大的鼠药厂———河北邱氏鼠药厂，在无极县城拔地而起。“满囤”、“邱王”、“邱满囤”等成为家喻户晓的鼠药商标。邱氏鼠药也获得了“振兴河北经济奖”、“河北优秀新产品一等奖”、“中国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奖”、“全国新科技成果奖”等殊荣。邱满囤还被选为无极县政协副主席。
邱满囤和他的鼠药红了，成了名噪一时，名满全国的灭鼠神药。
科学家意外败诉
1989年8月26日，全国爱卫会办公室媒介生物学控制专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灭鼠专家汪诚信应邀当邱氏鼠药厂的顾问，这给了他近距离观察邱氏鼠药的机会。然而作为真正的灭鼠专家，他一下子就发现邱氏鼠药含有氟乙酰胺——这是一种早就被国家明令禁止用作“杀鼠剂”的剧毒药。尽管其灭鼠立竿见影，但隐患很大。老鼠对食物很敏感，鼠中强壮者发现有同类死了，会回避含药的食品，这样死了弱的，留下强的，客观上优化了品种。而且毒死的老鼠烂在地里，植物吸收了有毒，狗或牛吃了会带毒；人吃了含毒的动物、植物也会中毒。这是一种可怕的中毒生物链。
事实上，“邱氏鼠药”已经引发了多起人畜中毒案件,“光是安徽省一个地方，就毒死了几千头牛。”汪诚信说。
但邱满囤却随着电视报告文学《无极之路》的热播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所以我们就找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主任，说有关邱满囤灭老鼠的这一块内容不能这么宣传。”
为确认邱氏鼠药含有氟乙酰胺，汪诚信等便去搜集“邱氏鼠药”的样品进行化验。他们从集市和邱氏鼠药厂一共搜集了11个样品，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定性分析，均含有氟乙酰胺。
1992年5月，五位科学家——汪诚信(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赵桂芝(中国植保协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勇(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植保协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址(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成员、研究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控制学会常务委员)以及刘学彦(北京市植保站高级农艺师、中国植保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联名致信田纪云副总理，反映邱氏鼠药存在氟乙酰胺的情况，提出“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报道‘灭鼠大王’，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误解。”并要求“尊重科学事实，保证灭鼠工作的健康发展”。
“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会卷进一场官司，更没有想到打一场官司会那么困难。”忆及往事，“邱氏鼠药”案的第一被告人汪诚信仍然很是感慨。这位长年埋头于实验室和书斋的灭鼠专家，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一封呼吁科学宣传灭鼠的联名信，他经历了一场历时31个月的累讼。
1992年8月，邱满囤向北京海淀法院起诉，状告汪诚信等5名专家对其“进行诽谤和侮辱”，要求“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5名专家不甘示弱，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并未侵权，并要求法院判令邱满囤取缔未经登记批准而擅自生产的、销售禁药的邱氏鼠药厂，限期收回、销毁已流入社会的产品，追究邱的经济、法律责任。
接到诉状之初，五位科学家信心十足。“我们商量了，认为必胜无疑。因为我们有很多数据。”汪诚信说。而且他们还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老师的援助，由多名教授组成的五人律师组免费为他们打官司。
然而，在法庭上，科学的数据却显得苍白无力。汪城信说：“我们和法官交锋过好多回，就知道形势不对了。”此案的关节点在于“邱氏鼠药”中到底是否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药品氟乙酰胺，但法院没有采纳六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机构的17次鉴定结果，而是自行联系指定了两个无法律效力的机构进行鉴定。与前17次鉴定结果相反的是，这个机构进行的两次鉴定，均认定“样品均不含氟乙酰胺及其化合物”。
还没有正式宣判，几位科学家已经打听到消息了。因此宣判那天，五位科学家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没有参加，而是呆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会议室商量对策。1993年12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五位专家败诉，要求他们向邱满囤赔礼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失。
科学家反败为胜
判决一出，舆论界尤其是科学界一片哗然。汪诚信等人找到了当时的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朱光亚很恼火，他说我们要反击，要不然伪科学要向科学进攻了。”汪诚信回忆道。据说，中国科协党委书记高镇宁也说汪诚信等五个人是“书呆子”。“你以为你们有理，有化验结果，就可以打赢了？”高镇宁如是说。
在中国科协领导的关注下，二审成为科学界向伪科学反攻的突破点。“我们院长对我说，现在你别管其他事，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官司打好。”汪诚信把其他工作都交出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反诉事务中。
但是，与第一次诉讼相比，反诉的难度更大。汪诚信说：“大家说，像你们这样的一审败了，第二审要翻过来，只有5%的可能。”好在这时“邱氏鼠药案”已不再是五个人的私事，而演变成为全国科学界的诉讼。1994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邱氏鼠药案”成为委员讨论的焦点问题，不仅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给中央政治局汇报科协工作时谈到此事，还有290多名政协委员针对此案提了提案，要求恢复科学的尊严。
在二审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挺身而出，在1993年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茶话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应由科学界自己来解决，国家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委托科学界的权威机构来做出科学上的鉴定。”“科学界应该尊重法院在执行法律解释法律上的权威，同样，法院也应该尊重科学界对科学是非问题所持的意见和主张。”这一讲话掷地有声，引起很大反响，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
1994年，300多位两院院士评出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其中第二条是：“邱氏鼠药案”一审判决5位科学家败诉，在科技界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在科技界引发了一场“维护科学尊严”的讨论。
1994年12月26日，“邱氏鼠药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1995年2月2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五人文章并未侵害邱满囤的名誉权。其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判不当，应予纠正。但同时表示，关于“邱氏鼠药”是否含氟乙酰胺的确认问题，以由国家行业管理的主管部门调查、确认和处理为宜，本案不予认定和处理。至此，这起沸沸扬扬两年多的讼案画上了句号。
北京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邱满囤败诉后，何祚庥只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科学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