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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南街村最奇特的地方并不是它豪华的建筑，而是它奇特的分配制度，它实行了一种自称为“共產主义”的分配制度，南街村村民每人每月只发少量的工资，最高不超过２５０元人民币，还自称为“发扬二百五精神”，然后定量发给村民吃穿用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一套住房，以及房子里的全部家具、电器等等。住房只有两种样式，一种是９０平方米的，分配给人口较多的及领导干部住，另一种７０平方米，分配给人口较少的普通村民住。两种住房差距不大，只是差了一间卧室。由于房子是统一分配的，所有家具、电器也是统一分配的，所以家家户户的样子几乎都是一样的。顺便提一下，南街村村民分配的房子全部装有中央空调，并且和水电气等等一样，也是免费的。家用电器中，不包括录相机、影碟机、计算机网络等等，传说这类电器在南街村是禁止使用，以防止资产階級思想腐蚀村民。南街村还有自己的广播站和电视台，有本村的新闻报道及革命教育，一天广播三次，开始曲分别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會主義好》。南街村村民及外来雇工每天早上要参加升旗仪式，然后列队操练，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活动结束后再去上班。
南街村的各个企业中雇有一万多名外来的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的工资待遇和外面是一样的，按月发工资，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住在南街村为他们盖的宿舍中，照样交房租伙食水电气暖等等费用，村里还有超市，供这些人购买，价钱也和外面一样。南街村还建有专门供这些人消费的场所，比如卡拉OK、桑拿、麻将室等等，据说这些娱乐场所是只对外人开放的，南街村村民是严格禁止进入的。实际上，南街村面积很小，大概只有两千来亩地，８００多户，３０００来个村民，人均不足一亩地。村民只要走上几分钟就可以走到村外，而村外面所有娱乐设施都有，南街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据说南街村的孩子经常到村外上网吧，村领导和家长对此深恶痛绝，但也没有办法。南街村盖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其中小学和初中是合在一起的。这三个学校的建设水准即使放在大城市当中也可以称做是豪华的和现代化的，这里招收了大量的学生和幼儿，其中南街村村民的孩子是免费的，而外来的孩子是收费的，收费标准和外面也是一样的，而且是经过县里物价部门批准的。南街村还办了一个水平较高的戏校，聘请了戏曲名家常香玉为校长，还有一个较高水平的南街村豫剧团，南街村村甚至还赞助了一支足球队，就是河南省女子足球，现在叫南街村队。南街村村办学校的教育大体上与外面相同，但要加一门道德教育课，学习《老三篇》及其它革命教育内容。虽然这里多了一项革命教育，但由于设施的先进及高水平的师资，外面的孩子还是非常想进来的，据说想进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一部分孩子要考进来，另一部分孩子靠高收费进来，还有一些孩子是所谓“对南街村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孩子，按我们这些俗人的理解，当然就是各级领导及实权人物的孩子了。南街村的免费教育还不限于村中，本村村民子女考上大学，村中仍然支付学费。南街村还建有医院，医疗费也是全免的，而且村民如有大病需要到外面就医，费用也是由村里出的。南街村村还没有富裕到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分配汽车，但村民的合理外出可以向村领导申请，由村里派车运送或报销路费，有时村中还组织“有贡献的”村民外出集体旅游。
有趣的是，南街村对村民的这种看似传统的分配制度，还不是大锅饭，而是按村民的贡献大小、道德表现以及对本村领导的忠诚程度来分配的。河南省部分地区曾经搞过一种“十星文明户”的活动，把精神文明划分为家庭和睦、邻里友好、努力工作、认真学习等等十个指标，如果这十个指标都达到了，就给居民挂一块“十星文明户”的牌子。这个运动在其它地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在南街村却得到了发扬光大，而且和每个人的物质分配挂钩，如果变为“九星文明户”，就会减少一些物质分配，依此类推，如果变成了“六星文明户”，那除了保有住房外，其余一切物质分配就全停止了，甚至连工作也保不住了。而一个人道德表现的优劣，主要靠这个人的上级来评定，因此在南街村上级对下级就有了一种生杀予夺的大权，其权力是难以抗拒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得罪了上级，大概只有离开南街村，不做南街村村民这一条路可选择了。可反过来说，南街村的合格村民有很好的福利待遇，特别是老人儿童等等弱势人群都有保障，所以青壮年及有一技之长的人反而可以放心地外出打工，村里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为南街村制定这一套制度的，是该村的最高首脑王宏斌，他是南街村的黨委书记，临颖县黨委副书记，还有中共十五大代表等一系列荣誉头衔。王宏斌自己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一心一意在南街村复活及贯彻毛澤東思想，人称“南街村的小毛主席”。王宏斌原名叫王宏彬，成为南街村一把手后，把名字改为了王宏斌。上点岁数的人应该记得，１９６８年毛澤東曾经给中共高官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宋要武当时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而改名后真得变得非常“要武”，曾经把自己的中学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据某些专家考证，宋要武还是文革中第一个打死人的革命小将，并且开创了文革武斗和对黑五类大屠殺的先河。王宏斌显然是受了毛澤東给人改名的影响，把文质彬彬的彬改掉了，只是没有改成明目张胆的“要武”，而是改成重文武之道的“宏斌”。王宏斌在南街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指令，即使像盖小天安門及修城墙这类“昏命”，也没有人敢违抗。王宏斌还计划建一个大食堂，全体村民及雇工在其中就餐，同时取消各家各户所有的厨房，甚至还计划建设一个超大型的大厦，把所有企业及住宅全放在里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共產主义大厦”，当然限于资金不足，这些暂时还停留在蓝图上。王宏斌还曾经拿出几千万元来建立了一个研究所，研究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制造永动机，另一个是用黄土造纸，当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预测出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王宏斌不过是上了两个骗子的当，交了昂贵的学费。
有趣的是王宏斌在村中的称号并不是“书记”、“村长”或者“董事长”、“总经理”这类头衔，而是“班长”。经考证，王宏斌并没有当过兵，这班长一职不知从何而来，大概当过民兵班长吧。这让人联想起一个很有名的自称为士兵的人，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当政的时候，到处悬挂“四大伟人”画像，分别是威廉一世、俾斯麦、兴登堡和他自己，各自的头衔分别是“皇帝”、“宰相”、“元帅”和“士兵”，因为希特勒一战时曾经在德军服役，头衔为上等兵，并且以此为自豪。王宏斌虽然没当过兵，但在南街村实行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各企业门口最大的牌子不是××厂，而是××民兵连，村中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大楼及大院子，门口的牌子是南街村民兵营。南街村设有一个民兵营及３０个民兵连，所有在职的村民和外来雇工都是南街村的民兵，都被编入某一民兵组织，还要定时参加民兵训练。凡是南街村招聘的外来雇工，先要到民兵营中接受民兵训练，包括队列训练、军事训练和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等等。据说这一套还不是南街村的原创，是从山东的海尔集团学来的，只是训练时添加了一些革命内容。
王宏斌显然是一个非常善于宣传自己的人，村中有他和江澤民、朱熔基等一系列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还包括王宏斌与许多军队中的将军及许多相当有地位的领导的合影。王宏斌制定的宣传、学习材料中，不光有毛澤東思想，也有大量的鄧小平理论、叁個代表、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之类的内容，当然是只选那些对他有利的内容。据说南街村从来就没有搞过民主选举、村务公开这些东西，完全实行一长制，在全国普遍实行基层选举的潮流中，王宏斌无论在黨内民主和黨外民主方面，都没有实行“与时俱进”。当然他大力宣传自己也是有用的，最大的用处是为南街村获得了大量的贷款，用于南街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贷款额最高时曾经有六亿元之多，到现在南街村还欠银行五亿多贷款，南街村目前从事的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都是利润很薄的行业，要偿还贷款似乎还要很多年。由于南街村实行的是双轨制的管理体制，王宏斌把这叫做“外圆内方”，意思是对外实行资本主义，对内实行共產主义。这一奇怪的体制还给南街村做了很好的广告，据说每年有二三十万人来南街村参观旅游，一方面增加了当地的旅游收入，二来也给南街村扩大了知名度。临颖县的县旅游局就设立在南街村村中，因为这是该县唯一的旅游点。
南街村是一个回汉两族组成村庄，回民是少数，汉民是多数，“班长”王宏斌也是汉民。南街村的回民是受尊重的，村民分配物资的时候，回民总是获得符合民族习俗的食品和用品，南街村有一个民族食品厂，还有一座清真寺，寺中还有一个阿訇，南街村的村级领导中，也有一个是回民。南街村是一个封建势力影响比较弱的村，因为没有大姓，姓氏分布比较平均，但是在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班子中，王姓为主，村黨委及南街村企业集团的主要领导都是王姓，这些人是否是王宏斌的亲友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都是王宏斌一手提拔起来的，凡是对他稍有不满的人，都被赶下台了，甚至被开除了“村籍”。实际上南街村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些对王宏斌不满的人，造了他的反，獨立出去，要回了自己的那份土地，盖起了私人企业，成了南街村的“台湾岛”。在南街村村民中，由于分配不与效益挂钩，出现了严重的大锅饭现象，甚至比大锅饭现象还严重，一些村民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迟到早退，对顾客态度蛮横，对外来雇工态度粗暴，挥霍浪费，损公肥私，吃拿卡要，把集体的财物据为己有等等。甚至南街村的村领导内部，也出现了对王宏斌阳奉阴违的人，传说南街村前任村长，也是姓王的，去年非典期间突然去世，死后居然有两个妇女抱着孩子来继承遗产，都自称是该村长的二奶，而且还真在该村长家中搜出大量钱财。这一事件使王宏斌非常震惊，立刻在集团和企业领导中开展了清查私有财产、二奶等腐败现象的运动，但不知这一运动的结果如何。
南街村出名很早，甚至“南街村现象”在理论界也讨论了很长时间，还有很多理论家和领导人从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角度加以分析论证，把南街村现象上升到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高度来讨论。其实这些所谓的分析论证，更像是假借南街村现象进行的一种理论自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南街村现象，只是狡黠的农民与颟顸的领导人之间的一种结合与默契，各自达到自利和互惠的目的。王宏斌创造的这一模式，体现了狡黠的农民式的智慧，用领导人偏爱的共產主义口号，获得领导们的关注和帮助，在获得贷款、建企业、盖房子、用地、用水、排污方面一路绿灯，对外赢得了发展空间；而对内实行家长式的專制统治，又满足了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各级领导斥巨资大力培养和扶持南街村这一典型，体现了颟顸的领导人的顽固保守思想，企图通过这一典型，来证明早已被历史多次证伪的“共產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幻想，为“实现共產主义理想”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信仰寻找现实依据。南街村式的共產主义，其实充其量只不过是在村民小集团内部的军事共產主义，这个两千人的小集团要靠一万名多外来雇工养活，而南街村对这一万多外来雇工实行的却是资本主义体制，即使从人口比例上讲，南街村的资本主义也是占主要地位的。而村民集团内部的所谓共產主义，也是大打折扣的，只能说是封建專制体制下的物质共產主义，而且还不是按需分配，只是按领导人的意志很随意地分配的，其分配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南街村现象只是一种打着毛澤東旗号的伪共產主义，是一个混合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社會主義的怪胎。
作者:官季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