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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华尔街
2012年09月26日 09:15:56
来源： 新华国际
英国《金融时报》９月２６日刊文《管好华尔街》，文章认为，构建一个强健的、能够抵御个别银行破产冲击的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才是长远之计，如果美国政治家不准备压制华尔街的大佬们，这一体系将无从谈起。
2007-2008年全球银行体系崩溃的时候，短期的应对策略是利用公共资金防止大批金融机构接连破产，这是恰当之举。但正确的长远对策不是试图阻止今后银行破产，而是构建一个强健的、能够抵御个别银行破产冲击的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这两个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
事实证明，能够控制大型金融集团所承受风险的高管团队与管理机制是很难找到和建立的：即使是詹姆斯•迪蒙(Jamie Dimon)头上的光环似乎也失去了光泽。如果认为这些管理者力所不能及的控制可以通过公共机构基层官员的监管来实现，那是一种妄想。即使监管机构有技术上的能力，他们也缺乏政治上的支持。一如既往，银行董事会打给部长办公室的热线电话会立即被接听起来。
舆论谴责监管层无能，是因为公众对未来监管可能达到的效果抱着过高的期望。成立一些承担着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这种说起来好听的责任的机构，只是通往上述所说目标的一小步。
基于目标资本比率的监管不仅在过去没有获得成功，未来还将失败。不是因为有关风险加权的细则存在缺陷，而是因为，任何目标都会被那些遵守相关条文但无视其实质精神的人所利用。监管改革迄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为了确保下次发生金融危机时，不会再以2007-8年危机的形式出现。防止个别银行破产的目标大体上是会实现的，但这是通过将金融体系中的负面风险“社会化”、而不是通过解决根本问题实现的。
有效的改革应该从结构抓起，而不是强化监管。一个有活力的金融体系应该是简单的体系。金融机构最有效的监管者不是官僚机构，而是其他金融机构。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新监管方法的基础，它们有着广泛的含义。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不良贷款和债务工具的创建只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复杂金融集团的创建——这些金融集团的资产与负债主要是其他金融集团的负债与资产——形成了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个微小的突发事件都可能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不可预料的后果。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所谓的“监管”委员会来解决。针对这种结构采取提供公共保险的做法是危险的，不仅因为这会给纳税人带来负担，也因为这基本上解除了私人部门监督自身交易对手风险的责任。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感到非常费解，为什么银行股东和管理层没有更加有效地控制风险？然而，在一家公司中的出资额少于5%的股东并不是真正的参股者，而是一种看涨期权的持有者，反过来，有奖金和薪酬可拿的公司高管则持有这些期权的期权。当波动性增加了那些进行所有重要决策或能对这类决策施加影响的人所拥有工具的价值时，稳定又从何而来呢？
在杠杆率高的企业，真正的参股者是债务所有者，而他们现在已经确信，自己所投资的公司是“大到不能倒”的。我们需要较小、较简单的金融机构为非金融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而不是它们彼此之间进行交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问题，其唯一可持续的解决方法就是限制其在系统中的重要性。如果政治家不准备压制华尔街的大佬们，监管改革就无从谈起。（作者：约翰·凯）
2012年09月26日 09:15:56
来源： 新华国际
英国《金融时报》９月２６日刊文《管好华尔街》，文章认为，构建一个强健的、能够抵御个别银行破产冲击的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才是长远之计，如果美国政治家不准备压制华尔街的大佬们，这一体系将无从谈起。
2007-2008年全球银行体系崩溃的时候，短期的应对策略是利用公共资金防止大批金融机构接连破产，这是恰当之举。但正确的长远对策不是试图阻止今后银行破产，而是构建一个强健的、能够抵御个别银行破产冲击的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这两个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
事实证明，能够控制大型金融集团所承受风险的高管团队与管理机制是很难找到和建立的：即使是詹姆斯•迪蒙(Jamie Dimon)头上的光环似乎也失去了光泽。如果认为这些管理者力所不能及的控制可以通过公共机构基层官员的监管来实现，那是一种妄想。即使监管机构有技术上的能力，他们也缺乏政治上的支持。一如既往，银行董事会打给部长办公室的热线电话会立即被接听起来。
舆论谴责监管层无能，是因为公众对未来监管可能达到的效果抱着过高的期望。成立一些承担着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这种说起来好听的责任的机构，只是通往上述所说目标的一小步。
基于目标资本比率的监管不仅在过去没有获得成功，未来还将失败。不是因为有关风险加权的细则存在缺陷，而是因为，任何目标都会被那些遵守相关条文但无视其实质精神的人所利用。监管改革迄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为了确保下次发生金融危机时，不会再以2007-8年危机的形式出现。防止个别银行破产的目标大体上是会实现的，但这是通过将金融体系中的负面风险“社会化”、而不是通过解决根本问题实现的。
有效的改革应该从结构抓起，而不是强化监管。一个有活力的金融体系应该是简单的体系。金融机构最有效的监管者不是官僚机构，而是其他金融机构。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新监管方法的基础，它们有着广泛的含义。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不良贷款和债务工具的创建只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复杂金融集团的创建——这些金融集团的资产与负债主要是其他金融集团的负债与资产——形成了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个微小的突发事件都可能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不可预料的后果。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所谓的“监管”委员会来解决。针对这种结构采取提供公共保险的做法是危险的，不仅因为这会给纳税人带来负担，也因为这基本上解除了私人部门监督自身交易对手风险的责任。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感到非常费解，为什么银行股东和管理层没有更加有效地控制风险？然而，在一家公司中的出资额少于5%的股东并不是真正的参股者，而是一种看涨期权的持有者，反过来，有奖金和薪酬可拿的公司高管则持有这些期权的期权。当波动性增加了那些进行所有重要决策或能对这类决策施加影响的人所拥有工具的价值时，稳定又从何而来呢？
在杠杆率高的企业，真正的参股者是债务所有者，而他们现在已经确信，自己所投资的公司是“大到不能倒”的。我们需要较小、较简单的金融机构为非金融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而不是它们彼此之间进行交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问题，其唯一可持续的解决方法就是限制其在系统中的重要性。如果政治家不准备压制华尔街的大佬们，监管改革就无从谈起。（作者：约翰·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