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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唯一处于冷和平中的大国
文章来源: 士柏咨询网 于 2002-4-7 13:39:00:
中国目前最需要的的战略资源是时间，争取20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是的，我们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市场经验，需要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但这一切都是时间的函数。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建设的时间，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一个最基础的平台。但是，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平台摇晃了，中国能否争取到10年的和平都成了问题（见《中国还有10年和平吗――军刀下的现代化》），台湾问题，这个本来并不急于解决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浮出了水面，成为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官方的说法是台湾问题是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动摇了中国和平建设的平台，从而从根本上危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成为了一个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节点，处理的不好，台湾问题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绞索，处理的好，台湾问题也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崛起的磨刀石。
1战国时代的依据:
韬光养晦是很好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但韬光养晦是有条件的，忘记了韬光养晦的条件，忽视国际格局的变化，“淘光养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建设成果，可能毁于一旦，特别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即使是所谓常规武器也具有了准核武器的威力，“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就是美国轰炸南联盟时的一句口号。
说中国自1840年以后就进入了新的战国时代是有根据的：“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共死亡五千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陈东林）
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怎么可能进行和平建设？怎么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战争又找上门来了，如果不是在毛泽东天才的领导下取得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稳住了阵脚，新中国就不可能有50年的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注意中国和印度的地缘环境完全不同）。事实上，这50年的和平也不是白来的，是新中国打了六次战争，其中两次是二战后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用自己的力量和实力争取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如果有一次打不赢，新中国的历史就将改写，可以说，从1840年到1980的120 年中，战争和战争的阴影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们。真正使我们有松一口气感觉，觉得战争远离了我们的时间只有20年左右――改革开放这20年。但是，战国时代是没有长久的和平的，95年台海危机以来，战争又悄悄的走进了我们。
2 内政和外交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后起的国家，德国的成长历史也证明，内政和外交是分不开的，想分开内政和外交，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德国的统一和发展，很值得研究，德国是在夹缝中生成的，近代德国，是在俾斯麦的手中锻造成的，俾斯麦锻造的德国是如此的成功，俾斯麦的德国的根基是如此的牢固，以至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依然是欧洲和世界的强权。是的，俾斯麦之后的德国走的太远了，缺乏俾斯麦那种驾御复杂形式的能同时玩九个球、借力打力的技巧，俾斯麦之后的德国人，包括西特勒只学到了俾斯麦的一部分技能――比较容易学到的那一部分――刚健的部分，但后来者却鲜有他的“柔媚和阴柔”的技巧――这也正是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选择战争的原因。
战争在俾斯麦的手里是工具，俾斯麦的战争是有进有退的，而后来者的那里，战争却成了目的本身。
3 攘外安内.逆取顺守
攘外与安内，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或者说不得不经常面对的问题。从“抽象”出发，那肯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即使在“现实”的环境下，也是如此。但，对于中国，对于中国自宋以来的“新传统”，安内攘外就有了特定的涵义。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安内 攘外的“新传统”是宋初定下的调子，这个调子定下后，不仅“规定”了有宋一朝的调子，也深刻的影响了宋以后的历史（直到今天）。安内攘外的调子是哪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定下的：雍熙三年（986），他上疏说，收复幽燕是不可能的，他给皇帝开出的药方是“攘外必先安内”，只要搞好了内政，“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又何必“劳民动众，卖犊买刀”，至于小小的契丹嘛，不必介意，“既四夷以来王，料契丹而安在？”（葛兆光），往下的就不用细说了，稍微了解一点宋朝历史的，都知道在实际的历史中宋朝是如何攘外安内的。
其实“攘外必先安内”是宋朝发明的“新传统”，中国的先秦的传统是“春秋大义，以武载道”，汉唐的传统是“逆取顺守 ，文武并用”。虽然汉初进行了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似乎是可以说是遵循了“攘外必先安内”，但形似的东西往往不等于神似。汉唐的传统还是最终落脚于“逆取”的，汉唐传统的终极价值趋向和赵普发明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根本不同的。这个我们可以从汉代著名的盐铁会议中看到，“鹰派”不仅足以抗衡“文学”们，并且最终战胜了“文学”们，主导了局势，才有卫青，霍去病的千里奔袭，大破匈奴，从而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如果汉初真的实行的是赵普式的“攘外必先安内”，那宋代的历史也许要提早一千多年在汉代上演了。汉代的鹰派能够战胜“文学”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但汉代的民风和社会气息恐怕是重要的背静，仅仅从一个“马踏飞燕”，我们就可以“格物”出它背后的锐利而昂扬的气息和壮美的精神境界。
今天的中国，需要韬光养晦，但在文化精神领域断然不能韬光养晦，落入“攘外必先安内”的窠臼，今天的中国，断然不能容忍“文学”们主导精神文化领域。
“中国自1840年以后，就进入了“逆取的时代”（我称之为新战国时代），不过我们总是屈辱的充当被人家逆取对象的角色。称为“被逆取的时代”也许更恰当。朝鲜战争爆发，我们又一次面临着被人家再一次逆取的命运，是毛泽东的以“逆取”对“逆取”，才结束了中国100多年来被逆取的悲剧，朝鲜现在多少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至少是能对其发挥影响力的。毛泽东崇法抑儒 ，是因为，儒家不适应“逆取时代”的特性。特别是，这个儒家，已经不是五经的儒家，不是孔子的儒家，不是荀子的儒家，甚至也不是有浩然之气的孟子的儒家了，这个儒家是程朱的儒家，靠格物致知，靠正心诚意，能面对被逆取的险境吗？当然，把2000多年前的法家照搬过来，是不现实的，与其说要照搬法家，不如说是把法家当作一种价值趋向的文化符号，指示符号。”（《逆取顺守 崇法抑儒》）
4:中国，唯一处于冷和平中的大国
只要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所谓的和平只能称之为冷和平，而且近来的局势，使我们感觉到这种和平越来越冷。
中国，唯一处于冷和平中的大国。这是我们思考自身问题的起点。欧洲没有来自外部的威胁，也没有内部的威胁，俄罗斯的核武库可以保证其本土的安全（况且俄罗斯已经被压缩到无法再压缩的地步），印度的地缘环境很优越，它对周围的国家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又与美国，俄罗斯等等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日本以美日同盟为依托，可保无虞。大国之中，只有中国是唯一处于冷和平中的国家---随时有滑向一场生死攸关，关乎自身根本利益的战争的国家。
由美苏冷战到中国单独面对冷和平的局面，期间只有10多年的过渡时间，中国从1985年正式放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冷战框架之后，只过了10年的“好日子”，1995的台海危机又悄悄的把中国推向了一种新的危险的境地---冷和平。
冷和平，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的政略，战略和体制。冷和平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一种状态。冷和平也不同于历史上的冷战，冷战的特征是争霸和扩张，苏联曾经在万里之外的古巴部署核武器，美国也越过太平洋在越南打了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中国的冷和平，是外部势力强加给我们的，中国的追求只是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外部势力即不容许中国的统一，也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和平，这就决定了矛盾的对抗性。
台湾问题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也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和平建设的平台。失去台湾，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有些连锁反应是现在就可以预见到的，而有些连锁反应是我们今天也许还无法预见的。50多年来，台湾问题已经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如果今天失去台湾，我们将付出的是“无限的成本”，在冷和平的框架下，台湾的战略地位大大上升了，由冷战框架下的一条骨刺升值为外部势力套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上的一根绞索。
作好最充分的物质准备，特别是精神准备，是我们当年应对冷战严峻局面的成功的历史经验。今天，全面的迅速的向冷和平体制转轨是必要的和迫切的，物质上的准备，军事上的准备自不待言，建立一整套和冷和平环境相适应的精神准备也是刻不容缓的。
台湾，绞索还是磨刀石，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性考验！
文章来源: 士柏咨询网 于 2002-4-7 13:39:00:
中国目前最需要的的战略资源是时间，争取20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是的，我们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市场经验，需要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但这一切都是时间的函数。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建设的时间，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一个最基础的平台。但是，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平台摇晃了，中国能否争取到10年的和平都成了问题（见《中国还有10年和平吗――军刀下的现代化》），台湾问题，这个本来并不急于解决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浮出了水面，成为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官方的说法是台湾问题是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动摇了中国和平建设的平台，从而从根本上危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成为了一个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节点，处理的不好，台湾问题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绞索，处理的好，台湾问题也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崛起的磨刀石。
1战国时代的依据:
韬光养晦是很好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但韬光养晦是有条件的，忘记了韬光养晦的条件，忽视国际格局的变化，“淘光养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建设成果，可能毁于一旦，特别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即使是所谓常规武器也具有了准核武器的威力，“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就是美国轰炸南联盟时的一句口号。
说中国自1840年以后就进入了新的战国时代是有根据的：“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共死亡五千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陈东林）
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怎么可能进行和平建设？怎么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战争又找上门来了，如果不是在毛泽东天才的领导下取得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稳住了阵脚，新中国就不可能有50年的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注意中国和印度的地缘环境完全不同）。事实上，这50年的和平也不是白来的，是新中国打了六次战争，其中两次是二战后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用自己的力量和实力争取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如果有一次打不赢，新中国的历史就将改写，可以说，从1840年到1980的120 年中，战争和战争的阴影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们。真正使我们有松一口气感觉，觉得战争远离了我们的时间只有20年左右――改革开放这20年。但是，战国时代是没有长久的和平的，95年台海危机以来，战争又悄悄的走进了我们。
2 内政和外交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后起的国家，德国的成长历史也证明，内政和外交是分不开的，想分开内政和外交，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德国的统一和发展，很值得研究，德国是在夹缝中生成的，近代德国，是在俾斯麦的手中锻造成的，俾斯麦锻造的德国是如此的成功，俾斯麦的德国的根基是如此的牢固，以至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依然是欧洲和世界的强权。是的，俾斯麦之后的德国走的太远了，缺乏俾斯麦那种驾御复杂形式的能同时玩九个球、借力打力的技巧，俾斯麦之后的德国人，包括西特勒只学到了俾斯麦的一部分技能――比较容易学到的那一部分――刚健的部分，但后来者却鲜有他的“柔媚和阴柔”的技巧――这也正是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选择战争的原因。
战争在俾斯麦的手里是工具，俾斯麦的战争是有进有退的，而后来者的那里，战争却成了目的本身。
3 攘外安内.逆取顺守
攘外与安内，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或者说不得不经常面对的问题。从“抽象”出发，那肯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即使在“现实”的环境下，也是如此。但，对于中国，对于中国自宋以来的“新传统”，安内攘外就有了特定的涵义。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安内 攘外的“新传统”是宋初定下的调子，这个调子定下后，不仅“规定”了有宋一朝的调子，也深刻的影响了宋以后的历史（直到今天）。安内攘外的调子是哪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定下的：雍熙三年（986），他上疏说，收复幽燕是不可能的，他给皇帝开出的药方是“攘外必先安内”，只要搞好了内政，“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又何必“劳民动众，卖犊买刀”，至于小小的契丹嘛，不必介意，“既四夷以来王，料契丹而安在？”（葛兆光），往下的就不用细说了，稍微了解一点宋朝历史的，都知道在实际的历史中宋朝是如何攘外安内的。
其实“攘外必先安内”是宋朝发明的“新传统”，中国的先秦的传统是“春秋大义，以武载道”，汉唐的传统是“逆取顺守 ，文武并用”。虽然汉初进行了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似乎是可以说是遵循了“攘外必先安内”，但形似的东西往往不等于神似。汉唐的传统还是最终落脚于“逆取”的，汉唐传统的终极价值趋向和赵普发明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根本不同的。这个我们可以从汉代著名的盐铁会议中看到，“鹰派”不仅足以抗衡“文学”们，并且最终战胜了“文学”们，主导了局势，才有卫青，霍去病的千里奔袭，大破匈奴，从而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如果汉初真的实行的是赵普式的“攘外必先安内”，那宋代的历史也许要提早一千多年在汉代上演了。汉代的鹰派能够战胜“文学”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但汉代的民风和社会气息恐怕是重要的背静，仅仅从一个“马踏飞燕”，我们就可以“格物”出它背后的锐利而昂扬的气息和壮美的精神境界。
今天的中国，需要韬光养晦，但在文化精神领域断然不能韬光养晦，落入“攘外必先安内”的窠臼，今天的中国，断然不能容忍“文学”们主导精神文化领域。
“中国自1840年以后，就进入了“逆取的时代”（我称之为新战国时代），不过我们总是屈辱的充当被人家逆取对象的角色。称为“被逆取的时代”也许更恰当。朝鲜战争爆发，我们又一次面临着被人家再一次逆取的命运，是毛泽东的以“逆取”对“逆取”，才结束了中国100多年来被逆取的悲剧，朝鲜现在多少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至少是能对其发挥影响力的。毛泽东崇法抑儒 ，是因为，儒家不适应“逆取时代”的特性。特别是，这个儒家，已经不是五经的儒家，不是孔子的儒家，不是荀子的儒家，甚至也不是有浩然之气的孟子的儒家了，这个儒家是程朱的儒家，靠格物致知，靠正心诚意，能面对被逆取的险境吗？当然，把2000多年前的法家照搬过来，是不现实的，与其说要照搬法家，不如说是把法家当作一种价值趋向的文化符号，指示符号。”（《逆取顺守 崇法抑儒》）
4:中国，唯一处于冷和平中的大国
只要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所谓的和平只能称之为冷和平，而且近来的局势，使我们感觉到这种和平越来越冷。
中国，唯一处于冷和平中的大国。这是我们思考自身问题的起点。欧洲没有来自外部的威胁，也没有内部的威胁，俄罗斯的核武库可以保证其本土的安全（况且俄罗斯已经被压缩到无法再压缩的地步），印度的地缘环境很优越，它对周围的国家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又与美国，俄罗斯等等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日本以美日同盟为依托，可保无虞。大国之中，只有中国是唯一处于冷和平中的国家---随时有滑向一场生死攸关，关乎自身根本利益的战争的国家。
由美苏冷战到中国单独面对冷和平的局面，期间只有10多年的过渡时间，中国从1985年正式放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冷战框架之后，只过了10年的“好日子”，1995的台海危机又悄悄的把中国推向了一种新的危险的境地---冷和平。
冷和平，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的政略，战略和体制。冷和平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一种状态。冷和平也不同于历史上的冷战，冷战的特征是争霸和扩张，苏联曾经在万里之外的古巴部署核武器，美国也越过太平洋在越南打了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中国的冷和平，是外部势力强加给我们的，中国的追求只是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外部势力即不容许中国的统一，也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和平，这就决定了矛盾的对抗性。
台湾问题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也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和平建设的平台。失去台湾，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有些连锁反应是现在就可以预见到的，而有些连锁反应是我们今天也许还无法预见的。50多年来，台湾问题已经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如果今天失去台湾，我们将付出的是“无限的成本”，在冷和平的框架下，台湾的战略地位大大上升了，由冷战框架下的一条骨刺升值为外部势力套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上的一根绞索。
作好最充分的物质准备，特别是精神准备，是我们当年应对冷战严峻局面的成功的历史经验。今天，全面的迅速的向冷和平体制转轨是必要的和迫切的，物质上的准备，军事上的准备自不待言，建立一整套和冷和平环境相适应的精神准备也是刻不容缓的。
台湾，绞索还是磨刀石，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