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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6月12日消息：据外电文扬专稿，读到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政治改革由“人”做起》。文中说：“人才资源是中国的第一资源，这是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判断，主持会议的是总书记胡锦涛。人才问题因而成为SARS疫情初步告控後，中共高层集体研究的第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又说：“从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这是一个人才观念的重要变化。……今後人事与人才改革的根本是：一切要以有利於人才脱颖而出为标准”。
在我看来，这个认识变化意义非常。一旦形成气候，对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在发生变化，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多集中在哪些方面快了，哪些方面慢了，哪些方向是对的，哪些方向更错了。一个广为流行的观点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显着、方向正确，而政治改革却严重滞後，甚至还有倒退。
这个观点多年来一直被当作一个固定的“世界图景”，人们围绕这个图景设想出各种操作方案，试图使之改变成为“应该”的样子。
现代人是非常习惯於这种思维的，就是M?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成为图画，人成为主体，现时代这两种决定性事件交相为用……”（《关於技术的问题》）但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将全部的社会事务分成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外交等诸方面，分割地逐个加以理解和操作，本身只是多种“世界图景”之一种，而且可以具体定性为是西方式的、科学叙事的、重分析的，不是中国式的、历史叙事的、重综合的。而中国的问题，特别是非常深层、重大、带根本性的问题，也许应用一种更偏重於後者的“世界图景”会更好一些。
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根本。
中国问题之所以不同於西方的问题，之所以特殊、复杂、难解、捉摸不定，关键就是人的问题。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以人为基本元素的科学，如果关於人的基本规定性完全不同，所有的知识就都必然为伪，就如同将全部动物学知识应用於研究植物一样荒谬。
人是动物，而人之区别於动物就在於人的自然本能与社会意识的二元分离和对立。人脱离自然越远，人的意识对人的存在影响越大。因此，与其接受庸俗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论，不如按照“意识决定存在”来理解人类社会更一目了然。
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根本不同，就在於中国人的意识世界与西方人的意识世界根本不同。简要地说，西方人意识世界的主要内容是由基督教的《圣经》所决定的，而中国人并没有一种与基督教相类似的宗教，相当於《圣经》中那个“上帝”的东西，在中国人的世俗宗教中就是“天”。在“至高无上”、“无所不能”这一点上，“上帝”和“天”的区别不太大，西方人凡事祈祷上帝，古代中国人凡事跪拜老天爷，都差不多。最重大的区别在於自中国周朝之後，形成了一种将天道和人世合二为一的形而上学，即当时所称的“道德”。如王国维所说的：“……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於此。”（《殷周制度论》）
周公是继武王之後的摄政王。从现在的观点看，西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这位篡位者可以算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因为他的这一个极高明的“制作”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而能够如此彻底改变一个文明的人，在西方文明中除了基督耶稣并没有第二个──而耶稣是半神，不是凡人。
《圣经》中的上帝发现人犯下了“原罪”之後就粗暴地把人放逐了，唯一的一个关怀就是派了自己的儿子耶稣下凡替世人赎罪。耶稣来到人间也没干什麽正经事，仗着老爹的权力装神弄鬼打打杀杀了一番，也就撒手不再管人世间的事了，一去就是两千年。这就是西方人自由放任精神的本原，每个人都直通上帝，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解读上帝旨意，甚至篡取上帝的权力，大不了就是下地狱，也没什麽。
周朝以前的中国人应该比自由的西方人还自由百倍，连上帝都没有，人人都是神，人人都住在“天”上，为所欲为、恣意汪洋，那应该是华夏文明真正的鼎盛时代。但周公之後，中国人酒神般的自由时代就结束了。“周之克殷，灭国五十”，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小范围的“全球化”。我们今天已无从想像那被灭掉的五十国各自都是什麽文化了，但至少可以肯定没有“尊尊之义亲亲之义”、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道统和宗统合二为一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後来周公的发明。这套东西此後经过孔孟二圣的着书立说、秦始皇的政治实践、董仲舒的集大成，终於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固定的、以纲常伦理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这个中国独有的、具有终极性质的意识形态一统中国历史两千馀年，直到今天。
中国人特有的意识世界决定了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存在，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人不是在上帝和自然之间定义的，而是在纲常伦理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人伦关系中定义的。如M?韦伯所观察到的：“儒教伦理让人非常有心计地处於他们自然生成的或由社会尊卑关系所造成的既定个人关系之中，……。相反地，清教伦理有点怀疑这种纯粹的个人关系，认为它们是可鄙的；……。无论如何，与上帝的关系是优先的。”（《儒教与道教》）大体上说明了这个情况。
西方人的上帝是永恒不变的，是至真至善至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与上帝的关系上完全是自己的事，据此形成了每个西方人的独立个性。而中国人的“社会尊卑关系”是随人而变的，我比你尊我就是你大爷，你比我卑你就是我孙子；最高的尊今天当圣人，全国臣民都跟着装君子，最高的尊明天当流氓，全国臣民都跟着耍无赖。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情景，不同的人际，全都在变，完全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个性。
绝大多数在中国家庭中长大的中国孩子，从小都会接受一种关於“懂事”的传统教育，大人们会经常用“这孩子真懂事”或“这孩子不懂事”来修正孩子们的行为。懂什麽事呢？其实就是一种如何在“社会尊卑关系”中巧言令色的“定位”技巧。只要这个强化训练完成了，这个孩子就是个“真正的”中国人了，他（她）将不在具有独立人格，他（她）将终生靠一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纯熟技巧游刃於这个大千世界的各种人群当中。
在中国没有遇到列强的竞争之前，即便是全体人民统统都是这种除了“关系学”别的什麽也不懂的“儒教徒”，也没什麽。吃吃喝喝，你你我我，整个社会平添无限的和气，大不了就是没什麽物质文明，全是穷人。
认识到强国要靠人才、西方列强比中国强就强在人才这一点，在中国的统治者是很晚近的事。史载清康熙七年（1668年）因为中西历法在加闰月的问题上发生争讼，康熙责成“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结果“举朝无有知历者”。康熙自述：“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於天文历法二十馀年，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於混乱。”（《康熙御制文集》）
道咸之後，列强们已经远不止强在历法了，乾脆凭着坚船利炮打进来了，康熙的这一恨，也就一直这样恨了下来。到了甲午战败，海军大臣醇亲王奕环临死的一句“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恨也！”算是恨到了登峰造极。直到了康有为写《教学通义》，“朝无才臣，学无才士，阃无才将，武无才卒，野无才农，府无才匠，市无才商，则国弱。”成了开篇的第一句话。
回到今天。中国的统治者再次提出“人才资源是中国的第一资源”，实在难能可贵。人才政策、亲民政策，新一代领袖的这两掌的确击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要害“穴道”，关键要看气力如何了。使亲民不成、使人才不出的障碍是政治、是制度，但更是文化、是传统，哪怕只是些许的撼动也非易事。但毕竟，一个自上而下的顽强变革又一次启动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又说：“从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这是一个人才观念的重要变化。……今後人事与人才改革的根本是：一切要以有利於人才脱颖而出为标准”。
在我看来，这个认识变化意义非常。一旦形成气候，对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在发生变化，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多集中在哪些方面快了，哪些方面慢了，哪些方向是对的，哪些方向更错了。一个广为流行的观点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显着、方向正确，而政治改革却严重滞後，甚至还有倒退。
这个观点多年来一直被当作一个固定的“世界图景”，人们围绕这个图景设想出各种操作方案，试图使之改变成为“应该”的样子。
现代人是非常习惯於这种思维的，就是M?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成为图画，人成为主体，现时代这两种决定性事件交相为用……”（《关於技术的问题》）但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将全部的社会事务分成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外交等诸方面，分割地逐个加以理解和操作，本身只是多种“世界图景”之一种，而且可以具体定性为是西方式的、科学叙事的、重分析的，不是中国式的、历史叙事的、重综合的。而中国的问题，特别是非常深层、重大、带根本性的问题，也许应用一种更偏重於後者的“世界图景”会更好一些。
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根本。
中国问题之所以不同於西方的问题，之所以特殊、复杂、难解、捉摸不定，关键就是人的问题。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以人为基本元素的科学，如果关於人的基本规定性完全不同，所有的知识就都必然为伪，就如同将全部动物学知识应用於研究植物一样荒谬。
人是动物，而人之区别於动物就在於人的自然本能与社会意识的二元分离和对立。人脱离自然越远，人的意识对人的存在影响越大。因此，与其接受庸俗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论，不如按照“意识决定存在”来理解人类社会更一目了然。
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根本不同，就在於中国人的意识世界与西方人的意识世界根本不同。简要地说，西方人意识世界的主要内容是由基督教的《圣经》所决定的，而中国人并没有一种与基督教相类似的宗教，相当於《圣经》中那个“上帝”的东西，在中国人的世俗宗教中就是“天”。在“至高无上”、“无所不能”这一点上，“上帝”和“天”的区别不太大，西方人凡事祈祷上帝，古代中国人凡事跪拜老天爷，都差不多。最重大的区别在於自中国周朝之後，形成了一种将天道和人世合二为一的形而上学，即当时所称的“道德”。如王国维所说的：“……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於此。”（《殷周制度论》）
周公是继武王之後的摄政王。从现在的观点看，西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这位篡位者可以算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因为他的这一个极高明的“制作”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而能够如此彻底改变一个文明的人，在西方文明中除了基督耶稣并没有第二个──而耶稣是半神，不是凡人。
《圣经》中的上帝发现人犯下了“原罪”之後就粗暴地把人放逐了，唯一的一个关怀就是派了自己的儿子耶稣下凡替世人赎罪。耶稣来到人间也没干什麽正经事，仗着老爹的权力装神弄鬼打打杀杀了一番，也就撒手不再管人世间的事了，一去就是两千年。这就是西方人自由放任精神的本原，每个人都直通上帝，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解读上帝旨意，甚至篡取上帝的权力，大不了就是下地狱，也没什麽。
周朝以前的中国人应该比自由的西方人还自由百倍，连上帝都没有，人人都是神，人人都住在“天”上，为所欲为、恣意汪洋，那应该是华夏文明真正的鼎盛时代。但周公之後，中国人酒神般的自由时代就结束了。“周之克殷，灭国五十”，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小范围的“全球化”。我们今天已无从想像那被灭掉的五十国各自都是什麽文化了，但至少可以肯定没有“尊尊之义亲亲之义”、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道统和宗统合二为一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後来周公的发明。这套东西此後经过孔孟二圣的着书立说、秦始皇的政治实践、董仲舒的集大成，终於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固定的、以纲常伦理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这个中国独有的、具有终极性质的意识形态一统中国历史两千馀年，直到今天。
中国人特有的意识世界决定了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存在，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人不是在上帝和自然之间定义的，而是在纲常伦理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人伦关系中定义的。如M?韦伯所观察到的：“儒教伦理让人非常有心计地处於他们自然生成的或由社会尊卑关系所造成的既定个人关系之中，……。相反地，清教伦理有点怀疑这种纯粹的个人关系，认为它们是可鄙的；……。无论如何，与上帝的关系是优先的。”（《儒教与道教》）大体上说明了这个情况。
西方人的上帝是永恒不变的，是至真至善至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与上帝的关系上完全是自己的事，据此形成了每个西方人的独立个性。而中国人的“社会尊卑关系”是随人而变的，我比你尊我就是你大爷，你比我卑你就是我孙子；最高的尊今天当圣人，全国臣民都跟着装君子，最高的尊明天当流氓，全国臣民都跟着耍无赖。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情景，不同的人际，全都在变，完全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个性。
绝大多数在中国家庭中长大的中国孩子，从小都会接受一种关於“懂事”的传统教育，大人们会经常用“这孩子真懂事”或“这孩子不懂事”来修正孩子们的行为。懂什麽事呢？其实就是一种如何在“社会尊卑关系”中巧言令色的“定位”技巧。只要这个强化训练完成了，这个孩子就是个“真正的”中国人了，他（她）将不在具有独立人格，他（她）将终生靠一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纯熟技巧游刃於这个大千世界的各种人群当中。
在中国没有遇到列强的竞争之前，即便是全体人民统统都是这种除了“关系学”别的什麽也不懂的“儒教徒”，也没什麽。吃吃喝喝，你你我我，整个社会平添无限的和气，大不了就是没什麽物质文明，全是穷人。
认识到强国要靠人才、西方列强比中国强就强在人才这一点，在中国的统治者是很晚近的事。史载清康熙七年（1668年）因为中西历法在加闰月的问题上发生争讼，康熙责成“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结果“举朝无有知历者”。康熙自述：“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於天文历法二十馀年，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於混乱。”（《康熙御制文集》）
道咸之後，列强们已经远不止强在历法了，乾脆凭着坚船利炮打进来了，康熙的这一恨，也就一直这样恨了下来。到了甲午战败，海军大臣醇亲王奕环临死的一句“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恨也！”算是恨到了登峰造极。直到了康有为写《教学通义》，“朝无才臣，学无才士，阃无才将，武无才卒，野无才农，府无才匠，市无才商，则国弱。”成了开篇的第一句话。
回到今天。中国的统治者再次提出“人才资源是中国的第一资源”，实在难能可贵。人才政策、亲民政策，新一代领袖的这两掌的确击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要害“穴道”，关键要看气力如何了。使亲民不成、使人才不出的障碍是政治、是制度，但更是文化、是传统，哪怕只是些许的撼动也非易事。但毕竟，一个自上而下的顽强变革又一次启动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