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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对国民党的数度分裂，是国民党在台湾2000年“大选”中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分裂所产生的影响决不止于国民党自身，而是对整个台湾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登辉是如何分裂国民党以及如何评价李登辉的这种分裂行为，是本文所要着墨阐述的。笔者认为，就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对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台湾的民主政治有其重要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1988年蒋经国先生去世后，李登辉根据宪法继任总统。就在李登辉主政后的第五年，国民党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派系丛生的政党，只是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强人政治的时代，这种派系斗争还没有尖锐到出现裂痕的地步。但到了李登辉时代，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渐趋白热化。1993年8月10日，台湾立法院有一个名叫“新国民党连线”的组织，该组织成员因不满国民党现状和李登辉的领导，宣布脱离国民党，在台北成立“新党”，从而揭开李登辉时代国民党分裂的序幕。当然，把此次国民党分裂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李登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李登辉对“新国民党连线”等人的“私奔”也曾竭力阻止，做了大量的劝说工作。但引起“新国民党连线”另立门户的直接和深沉原因，均是李登辉长期以来的执政路线所致。“新国民党连线”组织，由一批秉持“反独促统”理念的国民党少壮派组成。而这一理念，正和李登辉的“台独”理念背道而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新党的人数尽管较少，影响有限，但却是“关键性的少数”。他们的出走，对国民党的实力或多或少是一大损失。
1996年，国民党再度出现分裂。是年，台湾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总统“民选”。在此次大选中，国民党重量级人物林洋港、郝柏村宣布脱离国民党，在新党的麾下参加正、副总统的竟选。林洋港之所以脱党“违纪”参选，是在李登辉把持的国民党排除异己、不太可能提名自己为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林洋港、郝柏村以竞争者的姿态公开与李登辉展开对决，这是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同李登辉的国民党“主流派”长期争斗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党继1993年第一次分裂后出现的第二次分裂。国民党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的争斗，表面上看起来是权力之争，实质是不同的理念──“独”、“统”之争。尽管在那次大选中，林洋港、郝柏村最终败下阵来，李登辉胜出，但国民党因两次分裂而实力受到削弱，这为国民党在后来的2000年的大选中失利埋下了伏笔。
国民党的第三次分裂，是宋楚瑜的出走。宋楚瑜原是李登辉的得力干将，是国民党“主流派”的核心成员之一。1990年3月，在围绕台湾正、副总统选举所发生的国民党“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争斗中，宋楚瑜鼎力支持李登辉，为李登辉通向国民党的权力顶峰立下了汗马功劳。1998年宋楚瑜台湾省长任期届满后，一心以为自己多年来在李登辉的鞍前马后尽心尽力，怎么也能得到国民党总统、至少是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在2000年大选前夕，李登辉却抛弃了宋楚瑜而推出了连战。李登辉的这一举动，最终导致了宋楚瑜负气出走。宋楚瑜后退出国民党，开始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这是国民党六年之内出现的第三次分裂。在那次总统大选中，宋楚瑜得票率比民进党的陈水扁低2.46个百分点，但比国民党的连战竟高出了13.74个百分点，可见此次分裂对国民党造成的冲击之大。李登辉之所以要逼宋楚瑜出走，是因为李登辉担心宋楚瑜担任总统后，会改变其执政路线。
（二）
如何评价上述李登辉对国民党的三次分裂行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阐释。
首先，我们应该认定，国民党出现分裂这一事情的本身，并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国民党内不同的派别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另立门户，这至少表明了李登辉执政时的开明和民主，是政治文明的表现。蒋介石、蒋经国统治的年代，国民党铁板一块，体现出高度的“稳定”，恰恰是专制和独裁的产物。更何况，李登辉分裂国民党并不夹杂有个人的私利。李登辉并没有承袭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惯例，在总统的位子坐到死的那一天，而是如期卸任。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动作，尽管也可能被某些人认为手段卑劣和作风独裁，但目的却是为了台湾的民主大业，体现出实质正义。明眼人不难看出，李登辉是以传统的中国式的“人治”手段结束台湾的“人治”体制而建立起现代的“法治”体制，这应是台湾这样的传统专制社会通向民主宪政成本最小的选择。
其次，如果站在国民党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那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行为，确实是对国民党利益的出卖和背叛。正是李登辉对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分裂，造成了国民党一盘散沙、票源流失、元气大伤，以至在2000年的大选中溃不成军，由一个执政党而沦落为在野党。从这个角度来说，李登辉可以称得上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和国民党的叛徒。
然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应宥于一党之私利，而应站在整个民族和民众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实事求是地说，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正面意义，是结束了台湾政坛长期以来国民党“一党独大”和“一党专权”的局面，使台湾进入到了“政党轮替”的民主政治时代。无论是较早出现的新党，还是2000年“大选”之后出现的宋楚瑜的亲民党，均是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结果。正是新党、亲民党等诸党的出现，构成了当今台湾政坛多党竞争、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当然，国民党“一党专权”的结束，“政党轮替”机制在台湾的出现，既是迟早的事，又是浩浩汤汤的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但李登辉利用自己的执政之便屡屡分裂国民党的举措，加速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步履。看来，一个分裂的国民党比一个高度“统一”的国民党更有利于台湾的民主进程。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而使台湾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的政治起飞而使台湾一跃成为亚洲民主制度的楷模。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指责李登辉是国民党的叛徒，但决不可以说李登辉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叛徒。
当然，历史正在发展，并且不以某些人的意志在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一些被模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可能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要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真相，没有足够的穿透力是不行的。还是那句话──让时间来检验一切！
（一）
众所周知，1988年蒋经国先生去世后，李登辉根据宪法继任总统。就在李登辉主政后的第五年，国民党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派系丛生的政党，只是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强人政治的时代，这种派系斗争还没有尖锐到出现裂痕的地步。但到了李登辉时代，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渐趋白热化。1993年8月10日，台湾立法院有一个名叫“新国民党连线”的组织，该组织成员因不满国民党现状和李登辉的领导，宣布脱离国民党，在台北成立“新党”，从而揭开李登辉时代国民党分裂的序幕。当然，把此次国民党分裂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李登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李登辉对“新国民党连线”等人的“私奔”也曾竭力阻止，做了大量的劝说工作。但引起“新国民党连线”另立门户的直接和深沉原因，均是李登辉长期以来的执政路线所致。“新国民党连线”组织，由一批秉持“反独促统”理念的国民党少壮派组成。而这一理念，正和李登辉的“台独”理念背道而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新党的人数尽管较少，影响有限，但却是“关键性的少数”。他们的出走，对国民党的实力或多或少是一大损失。
1996年，国民党再度出现分裂。是年，台湾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总统“民选”。在此次大选中，国民党重量级人物林洋港、郝柏村宣布脱离国民党，在新党的麾下参加正、副总统的竟选。林洋港之所以脱党“违纪”参选，是在李登辉把持的国民党排除异己、不太可能提名自己为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林洋港、郝柏村以竞争者的姿态公开与李登辉展开对决，这是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同李登辉的国民党“主流派”长期争斗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党继1993年第一次分裂后出现的第二次分裂。国民党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的争斗，表面上看起来是权力之争，实质是不同的理念──“独”、“统”之争。尽管在那次大选中，林洋港、郝柏村最终败下阵来，李登辉胜出，但国民党因两次分裂而实力受到削弱，这为国民党在后来的2000年的大选中失利埋下了伏笔。
国民党的第三次分裂，是宋楚瑜的出走。宋楚瑜原是李登辉的得力干将，是国民党“主流派”的核心成员之一。1990年3月，在围绕台湾正、副总统选举所发生的国民党“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争斗中，宋楚瑜鼎力支持李登辉，为李登辉通向国民党的权力顶峰立下了汗马功劳。1998年宋楚瑜台湾省长任期届满后，一心以为自己多年来在李登辉的鞍前马后尽心尽力，怎么也能得到国民党总统、至少是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在2000年大选前夕，李登辉却抛弃了宋楚瑜而推出了连战。李登辉的这一举动，最终导致了宋楚瑜负气出走。宋楚瑜后退出国民党，开始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这是国民党六年之内出现的第三次分裂。在那次总统大选中，宋楚瑜得票率比民进党的陈水扁低2.46个百分点，但比国民党的连战竟高出了13.74个百分点，可见此次分裂对国民党造成的冲击之大。李登辉之所以要逼宋楚瑜出走，是因为李登辉担心宋楚瑜担任总统后，会改变其执政路线。
（二）
如何评价上述李登辉对国民党的三次分裂行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阐释。
首先，我们应该认定，国民党出现分裂这一事情的本身，并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国民党内不同的派别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另立门户，这至少表明了李登辉执政时的开明和民主，是政治文明的表现。蒋介石、蒋经国统治的年代，国民党铁板一块，体现出高度的“稳定”，恰恰是专制和独裁的产物。更何况，李登辉分裂国民党并不夹杂有个人的私利。李登辉并没有承袭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惯例，在总统的位子坐到死的那一天，而是如期卸任。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动作，尽管也可能被某些人认为手段卑劣和作风独裁，但目的却是为了台湾的民主大业，体现出实质正义。明眼人不难看出，李登辉是以传统的中国式的“人治”手段结束台湾的“人治”体制而建立起现代的“法治”体制，这应是台湾这样的传统专制社会通向民主宪政成本最小的选择。
其次，如果站在国民党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那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行为，确实是对国民党利益的出卖和背叛。正是李登辉对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分裂，造成了国民党一盘散沙、票源流失、元气大伤，以至在2000年的大选中溃不成军，由一个执政党而沦落为在野党。从这个角度来说，李登辉可以称得上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和国民党的叛徒。
然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应宥于一党之私利，而应站在整个民族和民众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实事求是地说，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正面意义，是结束了台湾政坛长期以来国民党“一党独大”和“一党专权”的局面，使台湾进入到了“政党轮替”的民主政治时代。无论是较早出现的新党，还是2000年“大选”之后出现的宋楚瑜的亲民党，均是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结果。正是新党、亲民党等诸党的出现，构成了当今台湾政坛多党竞争、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当然，国民党“一党专权”的结束，“政党轮替”机制在台湾的出现，既是迟早的事，又是浩浩汤汤的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但李登辉利用自己的执政之便屡屡分裂国民党的举措，加速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步履。看来，一个分裂的国民党比一个高度“统一”的国民党更有利于台湾的民主进程。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而使台湾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的政治起飞而使台湾一跃成为亚洲民主制度的楷模。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指责李登辉是国民党的叛徒，但决不可以说李登辉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叛徒。
当然，历史正在发展，并且不以某些人的意志在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一些被模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可能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要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真相，没有足够的穿透力是不行的。还是那句话──让时间来检验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