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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以后，父亲为孩子做了一份简历，附上各类证书，足有40页，给首师附中、北京八中、西城实验中学各送了一份。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优质学校”，家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择校成为整个家庭人力、物力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动员
成都重点中学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的“小升初” 考试后，家长夹道迎接学生（图/华小峰）
每周五下午4时许，等不到下班的时间，张勇（化名）便挤在中关村南一街的人群中，张望着儿子走出校门。周末晚上，等待他的，是带领四年级的儿子去附近一家培训机构上奥数班——今年8月，北京市教育部门已经叫停了奥数班，但风头一过，情形依然。
急匆匆和孩子找一家菜馆扒完晚饭，张勇带着孩子挤进一个能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四五十个孩子坐在最前面，六七十名家长坐在后排，“有些孩子甚至是双亲陪读。”张勇和众多家长一样，挥动着手里的笔，比前排的孩子更怕漏掉重点。
距离孩子冲刺人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几所万众瞩目的名校，还有两年时间。张勇和妻子已经开始带领孩子无休止地赶场各类培训班。
“这实在不算什么，我们全家都能接受，和我们一样的家庭多的是，谁不这样，谁就失去入读牛校的机会。”张勇说，这是他们一家第二次备战名校了——4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把大儿子送入人大附中西山分校。
张勇倒背如流地细数着几所名校的特点，期间接电话与妻子商量周末的分工。“我们这种屌丝家庭，递不上条子，父母又不在学校的共建单位，那就只能靠占坑了。至于能不能碰上名校，尽了人事之后，就是听天命了。”
一个校长的名校
名校在张勇这样的家长眼中，是天；名校校长在他们眼中，便如同玉皇大帝。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便是这个角色。
在与杨东平“隔空骂架”后那个周三，刘彭芝接起电话，听说要采访，就语气急促地抱怨开了：“我头顶着四十多个头衔，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还有时间接受采访？”刘彭芝说得没错，要完整叙述她的头衔，需用将近四百字。
作为校长，67岁的刘彭芝喜欢用“反革命”一词，时时在公开场合动情落泪。
她骄傲地在研讨会上介绍人大附中开设13门外语，遭到多名普通中学和农村中学校长的质疑，她委屈地流泪，说：“我把学校办好还成反革命了？”
在人大附中教育实践报告会上，说起该校奥数特长遭外界批评时，刘彭芝又数度哽咽，喊出“奥数不是反革命”的口号。
刘彭芝早过了退休的年龄，可她仍“坚守”岗位，不忍离开。
已经离开人大附中数年的前任副校长王金战将刘彭芝奉为“人格高尚的圣人”；而兄弟学校的老师则会窃窃私语地议论：“听说刘姥姥（刘彭芝）实行的是‘文革’式管理……”
数学特级教师刘彭芝从1989年起任人大附中副校长，同时担任人大附中在数学实验班基础上创办的“华罗庚数学学校”校长，该校成为人大附中超常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实验基地，由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组成，超常儿童的培养成就了刘彭芝的巨大荣耀，也助其在1997年通过“民选”，成为人大附中第九任校长。
2004年，“华罗庚数学学校”改名为仁华学校，它为人大附中遴选最优生提供了其他学校所没有的平台，助推人大附中晋级为北京市乃至全国首屈一指的学校，而刘彭芝也随之成为人大附中校史上的功臣。
在学生眼中，刘彭芝看起来像个不甘落后的可爱老太太。“全国百个示范校的校长来参观，操场前后左右站了乌压压一片。老刘又开始宣传我们的牛校。大致意思如下：我们学校现在建设得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们要更好。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搞那个网，弄一个网，宣传我们学校。另外，我们还要动用其他的关系。我们有很多同学家里是这方面的，都非常厉害。有北京电视台、教育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你们就回去和你爸妈说，帮我们打打广告什么的……一百个校长底下站着……我们这个关系户大校啊！老刘可真坦诚得可以了。”
“2000年，人大附中50年校庆前的一次周一升国旗仪式上，刘校长面对当时正在兴建中的食堂说：人大附中是一所面向国际的现代化中学，可是现在，我们的校园非常落后。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改造了。比如，食堂，原来的太差了，我们就给炸了，重新盖一座现代化的。校门也比较寒酸，我们马上也要炸了重新盖。等有点钱了，就把操场后面的这排平房给拆了，高中楼也太差了，咱也要炸了重新盖一个。宿舍楼我看也不行，也得炸了重新再盖座新的。咱以后还得有游泳馆、文体馆什么的，不过我现在还没想好盖哪儿呢。”
尽管“在场学生都笑喷了”，但刘彭芝用两年的时间，实践了她玩笑般的诺言。
1998年，刘彭芝接任校长后的第二年，北京市按照教育部要求，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实行初高中分离。但仅仅两年后，人大附中的初中部就得以恢复，加上原本的仁华学校超长实验班，人大附中很快异军突起。20%-40%的“北清率”（考入北大、清华比率）一直令人叹为观止。2012年有180人考上北大、清华，是一些省份总额的四五倍，这也成为“学龄家庭”争相追逐的最大驱动力。
追逐名校的家庭
虽然张勇的职业是做教育培训，可是第一次遇到孩子“小升初”问题时，这个家庭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2009年春天开始，报了巨人和学而思奥数班的儿子，同时还读着北师大二附中的“占坑班”（后文有述）。赶场上课的辛苦，在这一年的前半年逐渐被赶场考试的焦虑所取代。这一年，张勇的大儿子六年级。
“必须要四处了解信息，总怕哪边考过了，就错过了。”张勇夫妇有空闲就在网上搜索北京几所名校的考试信息，顺带着跟其他家长打听情况。春节一过，张勇的手机就频频收到很多培训机构的邀请考试短信。“也很奇怪，家长的信息，好像这些培训机构都有。”
不知道为何而考，张勇还是带着儿子去了。“那时候，身边氛围就是大家都在赶场考试。他也没说是为什么准备考试，但是也能理解，一定是为某个学校招生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考试意味着什么，反正觉得考一下也没坏处。”
考试之后的第二天，张勇就接到电话，“电话哪里打来的也不知道，只通知去北大附中面试，几月几号，带什么东西。”到了北大附中的校园内，一家子才真正知道这次考试是为北大附中而来的。
几天后，又是一个电话：“你这孩子我们要了。”“就是口头通知，没有其他任何形式了。”从别的家长处，张勇妻子听说要签一份协议，还有人交了一万元定金。张勇一家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觉得有点不放心。
很快，他们又跟着其他家长一同参加了人大附中双安分校和西山分校的两次考试，到5月份，张勇一家早已在考场身经百战：101中学、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基本上，我们算是考霸了。”
有几场面试明确要求“父母双方带着孩子一起”，问孩子问题，也问家长问题，诸如“用一句话概括孩子的优缺点”之类。在这么多的考试之后，张勇拿到了3个学校的offer，最后选择了人大附中刚刚开办的西山分校，“因为离家近。
成都重点中学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的“小升初” 考试后，家长夹道迎接学生（图/华小峰）
每周五下午4时许，等不到下班的时间，张勇（化名）便挤在中关村南一街的人群中，张望着儿子走出校门。周末晚上，等待他的，是带领四年级的儿子去附近一家培训机构上奥数班——今年8月，北京市教育部门已经叫停了奥数班，但风头一过，情形依然。
急匆匆和孩子找一家菜馆扒完晚饭，张勇带着孩子挤进一个能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四五十个孩子坐在最前面，六七十名家长坐在后排，“有些孩子甚至是双亲陪读。”张勇和众多家长一样，挥动着手里的笔，比前排的孩子更怕漏掉重点。
距离孩子冲刺人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几所万众瞩目的名校，还有两年时间。张勇和妻子已经开始带领孩子无休止地赶场各类培训班。
“这实在不算什么，我们全家都能接受，和我们一样的家庭多的是，谁不这样，谁就失去入读牛校的机会。”张勇说，这是他们一家第二次备战名校了——4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把大儿子送入人大附中西山分校。
张勇倒背如流地细数着几所名校的特点，期间接电话与妻子商量周末的分工。“我们这种屌丝家庭，递不上条子，父母又不在学校的共建单位，那就只能靠占坑了。至于能不能碰上名校，尽了人事之后，就是听天命了。”
一个校长的名校
名校在张勇这样的家长眼中，是天；名校校长在他们眼中，便如同玉皇大帝。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便是这个角色。
在与杨东平“隔空骂架”后那个周三，刘彭芝接起电话，听说要采访，就语气急促地抱怨开了：“我头顶着四十多个头衔，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还有时间接受采访？”刘彭芝说得没错，要完整叙述她的头衔，需用将近四百字。
作为校长，67岁的刘彭芝喜欢用“反革命”一词，时时在公开场合动情落泪。
她骄傲地在研讨会上介绍人大附中开设13门外语，遭到多名普通中学和农村中学校长的质疑，她委屈地流泪，说：“我把学校办好还成反革命了？”
在人大附中教育实践报告会上，说起该校奥数特长遭外界批评时，刘彭芝又数度哽咽，喊出“奥数不是反革命”的口号。
刘彭芝早过了退休的年龄，可她仍“坚守”岗位，不忍离开。
已经离开人大附中数年的前任副校长王金战将刘彭芝奉为“人格高尚的圣人”；而兄弟学校的老师则会窃窃私语地议论：“听说刘姥姥（刘彭芝）实行的是‘文革’式管理……”
数学特级教师刘彭芝从1989年起任人大附中副校长，同时担任人大附中在数学实验班基础上创办的“华罗庚数学学校”校长，该校成为人大附中超常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实验基地，由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组成，超常儿童的培养成就了刘彭芝的巨大荣耀，也助其在1997年通过“民选”，成为人大附中第九任校长。
2004年，“华罗庚数学学校”改名为仁华学校，它为人大附中遴选最优生提供了其他学校所没有的平台，助推人大附中晋级为北京市乃至全国首屈一指的学校，而刘彭芝也随之成为人大附中校史上的功臣。
在学生眼中，刘彭芝看起来像个不甘落后的可爱老太太。“全国百个示范校的校长来参观，操场前后左右站了乌压压一片。老刘又开始宣传我们的牛校。大致意思如下：我们学校现在建设得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们要更好。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搞那个网，弄一个网，宣传我们学校。另外，我们还要动用其他的关系。我们有很多同学家里是这方面的，都非常厉害。有北京电视台、教育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你们就回去和你爸妈说，帮我们打打广告什么的……一百个校长底下站着……我们这个关系户大校啊！老刘可真坦诚得可以了。”
“2000年，人大附中50年校庆前的一次周一升国旗仪式上，刘校长面对当时正在兴建中的食堂说：人大附中是一所面向国际的现代化中学，可是现在，我们的校园非常落后。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改造了。比如，食堂，原来的太差了，我们就给炸了，重新盖一座现代化的。校门也比较寒酸，我们马上也要炸了重新盖。等有点钱了，就把操场后面的这排平房给拆了，高中楼也太差了，咱也要炸了重新盖一个。宿舍楼我看也不行，也得炸了重新再盖座新的。咱以后还得有游泳馆、文体馆什么的，不过我现在还没想好盖哪儿呢。”
尽管“在场学生都笑喷了”，但刘彭芝用两年的时间，实践了她玩笑般的诺言。
1998年，刘彭芝接任校长后的第二年，北京市按照教育部要求，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实行初高中分离。但仅仅两年后，人大附中的初中部就得以恢复，加上原本的仁华学校超长实验班，人大附中很快异军突起。20%-40%的“北清率”（考入北大、清华比率）一直令人叹为观止。2012年有180人考上北大、清华，是一些省份总额的四五倍，这也成为“学龄家庭”争相追逐的最大驱动力。
追逐名校的家庭
虽然张勇的职业是做教育培训，可是第一次遇到孩子“小升初”问题时，这个家庭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2009年春天开始，报了巨人和学而思奥数班的儿子，同时还读着北师大二附中的“占坑班”（后文有述）。赶场上课的辛苦，在这一年的前半年逐渐被赶场考试的焦虑所取代。这一年，张勇的大儿子六年级。
“必须要四处了解信息，总怕哪边考过了，就错过了。”张勇夫妇有空闲就在网上搜索北京几所名校的考试信息，顺带着跟其他家长打听情况。春节一过，张勇的手机就频频收到很多培训机构的邀请考试短信。“也很奇怪，家长的信息，好像这些培训机构都有。”
不知道为何而考，张勇还是带着儿子去了。“那时候，身边氛围就是大家都在赶场考试。他也没说是为什么准备考试，但是也能理解，一定是为某个学校招生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考试意味着什么，反正觉得考一下也没坏处。”
考试之后的第二天，张勇就接到电话，“电话哪里打来的也不知道，只通知去北大附中面试，几月几号，带什么东西。”到了北大附中的校园内，一家子才真正知道这次考试是为北大附中而来的。
几天后，又是一个电话：“你这孩子我们要了。”“就是口头通知，没有其他任何形式了。”从别的家长处，张勇妻子听说要签一份协议，还有人交了一万元定金。张勇一家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觉得有点不放心。
很快，他们又跟着其他家长一同参加了人大附中双安分校和西山分校的两次考试，到5月份，张勇一家早已在考场身经百战：101中学、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基本上，我们算是考霸了。”
有几场面试明确要求“父母双方带着孩子一起”，问孩子问题，也问家长问题，诸如“用一句话概括孩子的优缺点”之类。在这么多的考试之后，张勇拿到了3个学校的offer，最后选择了人大附中刚刚开办的西山分校，“因为离家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