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透明的制度监督方能缔造政府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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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一词最近密集出现，从不雅照官员雷政富被网友63小时“秒杀”，到山东纪委立案调查为情人写“离婚承诺书”的官员，有媒体将政府对腐败的迅速反应称为“十八大后反腐开局”。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11月30日召开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座谈会上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要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其实质就是要将防腐、治腐纳入制度化规范之中，实现常态化反腐，将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很多腐败案例显示，官员贪腐动辄上亿，尽管最后被揭发和严惩，但造成如此之大的财产损失和负面影响，对制度性反腐提出了新要求。这种现象的根源恰恰在于信任在很多时候代替了监督。

近年来，在反腐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尝试并推进。但纵观一些反腐措施，效果并不明显。如被曝有22套房屋的广东“房叔”，在财产申报上仅申报了2套，并得以通过。官员申报之后无制度性反馈，这种现象就与信任代替监督有关。所以，在反腐制度设计上，首先需要为这种思维和做法祛魅，“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的提出恰逢其时。

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更需要明确，只有透明化的制度监督方能缔造信任。这种信任是公众对政府反腐决心和行动的信任，而根本上是对政府的信任。网络反腐越有效，民众反腐热情越高，越表示制度反腐的缺位，而每一次网络反腐的成功，在间接上就是政府公信的一次流失。

这种公信力的流失表现为，反腐的主战场貌似移向网络与民间，甚至给公众留下了“网络反腐走在制度反腐前面”的印象。如此印象的形成，不仅印证了制度反腐的滞后，也提示了反腐制度建设中的最根本一点——开放与透明还不够。网络反腐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赢得围观，除了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更在于“曝光”提供了贪腐官员背后的一线“原始数据”，公众更享受这种网络反腐带来的知情和参与权；而目前权力系统内部的反腐就多少表现出“封闭化”操作的痕迹，既可能对腐败的惩治预留空间，也无益于树立制度反腐的公信。

提升反腐的开放和透明度，并不仅是说在查处阶段要尽可能向社会开放，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更需要真正以“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的理念来进行制度建设，也即让监督代替信任，用开放和监督换取信任。恰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在座谈会上所言，“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

遵循上述透明原则，官员财产公开，扩大舆论和公众监督渠道，都是制度反腐的必要之举。事实上，这方面的共识早已达成，需要的是行动上更大的实质性进展，公开的必要性要得到足够的正视。应该明确，财产公示，不仅意味着约束权力，预防和打击腐败，其最终则是要立足于打造一个公开透明的现代政府——只有政府和权力运作透明了，民众之于政府才有信任可言。换句话说，公开和监督是培植信任的最肥沃土壤。

当下，制度监督体系建设是时候来一场与民间反腐的赛跑。因为，反腐的主战场在民间停留愈久，社会对制度治腐的不信任情绪愈深。这种情绪越被拖延，不仅意味着政府公信流失的加剧，对于监督体系的建立而言，也将带来更大的信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