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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6月13日消息：作者冼岩发来稿件，就李希光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
古时候，有个人吃饭不小心噎死了。此事被一个叫“希光”的儒生得知，为拯救天下万民性命，他赶紧奏请国王下旨：从此全国禁吃五谷杂粮，只许吃人参燕窝。
──这是古典“因噎废食”篇的现代版“因噎限食”，不如此不足以形容“李希光事件”。
据报载：中国新闻传播界的知名人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在南方谈及新闻改革时，提出这样的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其实，大家没明白李先生的一番苦心，也未体会到李先生的仁慈：俗话说“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李先生本来大可建议人大，乾脆“立法”拔掉全国人民的舌头、缝起他们的嘴巴。这样，就再也没有什麽流言是非，更不可能有李先生所担忧的“匿名攻击”了──大家都安心安意接受李先生们的“新闻传播”好了。
类似李先生的这种悖谬，人们一般认其为“迂腐”。即那种读书太多、不通世务，只会 拿着书本上的条条框框比来比去；左比右比老比不上，突有一日竟让他发现比上了一点 ，欣喜莫名，赶紧对外发表：怪不得书上说“人之初，性本善”，经调查发现，3岁以 下儿童，没一个违法犯罪的，充分证明了《三字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
这种迂腐呈现在公共问题上，往往表现为两个缺陷：一不知所言事物的实际态势，二不明“政策法令”究竟为何物。
任何政策法令制度，即公共权力的一切“作为”，都有其目标指向，都具有一定倾向性；即在支持某方时，必然阻碍另一方；既有所益，必有所损。因此，再成功的政策法令 制度，在其促成自己政策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在其它方面留下负面影响。因此，衡量政 策法令制度的优劣、可不可行，首要不在其能否带来预期效果，而在其所指目标是否符合当前最重大紧迫的需要。所以，对客观情势和整体需要的判断，始终是第一位的。那麽，中国现在究竟是言论已经失控，还是控制过严？老百姓究竟是已享有言论自由过多 ，还是过於稀缺？这个问题一问，答案自然清晰。相信即使是再古板迂腐的脑袋，如此一问後也不会再发出李希光式的怪论。
出现这种谬论，其过不完全在李先生本人。中国的教育体系，本来就学用脱节严重。读书人只管死啃书本，到时候用不用得上、怎麽和现实合榫，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问题。 尤其是在学术界内部，只要写得出论文、能获得同为书斋中人的首啃，就不愁混不下去。
学界的这种自我循环，本来也没什麽，虽然空洞，却也清高。问题是今天的社会变化太快，民众无所适从；多种因缘有意无意凑合下，人们将知识精英们捧得太高，全社会逐 渐形成一种对“形式知识”的盲目崇尚和追捧，似乎有知识就懂事理。面对大众的茫然，知识精英们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行动上，可以轻易成为牧羊者。
以前民众听党的、听马列毛的；现在人们只相信“知识”，听知识的代言人──“知识精英”的。媒体为了增强说服力、争夺话语权，更是什麽时候都把“知识精英”顶在头上，於是对知识精英的“话语”构成广泛需求，使精英们轻易垄断了话语权。传媒往往放个屁也要请“专家”评说评说；而所谓“专家学者”，一个个也操练得在什麽情况下都能煞有介事，对什麽问题都能发表长篇大论：屁，一般是臭的，但也有三六九等之分；精英 之屁、与普通民众之屁，就大有不同；我们不能否认，精英们的屁比较香，外国的月亮 比较圆……等等。
要了解事物的实际具体状况、真正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於大多数一辈子 远离实际问题，坐在书斋中看看材料，顶多出门做做调研、作作演讲的知识分子来说， 实在太难。难则生畏，畏则以精神胜利法贬之而战胜之。因此，大多数专家学者都高蹈远志，对琐碎具体不屑一顾。他们往往紧紧抱着书本教条不放，并且将其视同为真理或事物本身。只有在书本理论中，他们才能找到方向感、建立优越感、确定自己的话语霸 权。在历史的机遇下、在一拨拨知识分子有意无意的持续共同努力下，全社会最终都宾服於这种观念，许多人开始以信任和崇拜的眼光看向知识精英。他们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这东西实在太累），将脑袋交给精英和媒体主宰。
这也是当今多门社会科学越来越趋於形式化、其内容越来越空洞、新型专业词藻却层出 不穷的一个深层背景。圣人也经不住几捧，知识精英们既被如此追捧，很快就原形毕露 ，其劣根性也充分暴露出来。
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主要可概括为两点，一是罔顾现实，一切从理论教条出发，此点前文已作论述；二是罔顾他人，主要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
主要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这本是人性之常，无可厚非。但如果掌握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精英们都作如是观、如是行，其他人还能有活路吗？
对“李希光事件”，笔者更倾向於从第二种劣根性来解读。知识分子的任何理论或政策主张，虽然在论证上都会遵循认识的普遍规范、在表述上都似乎顾及社会大众的普遍利 益，但其基本视角和出发点，往往主要还是自我的利益和需要。换言之，知识精英们首先自己既要吃饱、又要吃好，不但要生存、而且要发展；然後才能顾及其他人的利益和 需要。当民众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精英们也只会漠视社会大众挣扎在温饱线上。 为了论证此一做法的正当性，他们发明了“民粹主义”和“多数暴政”两大贬义词。
因此，李希光先生虽然说，他是为了让所有人不致遭受匿名攻击，才呼吁人大立法禁止网络匿名的；但实际上，防止匿名攻击，只是李先生等极少数人的迫切需要，大多数人 还无缘享受这种奢侈。他们最迫切的，只是希望拥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发言权。
李先生们当然不会有大众们的这种问题和需要，在言论上，他们早已“超越小康”，甚而已拥有部分话语霸权；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麽保有和放大这种既得利益，哪怕因此需要剥夺其他人的微薄权利也在所不惜。这就像某些知识精英，没有政治参与时疾呼要 民主；既已有了一些政治参与、甚至已开始和政治权力结成一定联盟後，就开始转而担忧：如果普遍民主了，自己现有优势何在？按人数论，他们怎麽也得居於少数派的不利 位置。於是，他们开始转而全神贯注於“怎麽保护少数派、尤其是精英层的利益”，想 出了许多限制民主的妙法，尤其是祭出了“自由高於民主”的妙论──确实也不得不佩服 他们能将此论证得堂而皇之、头头是道，不由使人想起张学良言说周恩来：捉蒋时，他头头是道；放蒋时，他也头头是道；别人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那麽，知识分子社会批评、社会良心的功能何在？又怎麽体现呢？其实，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誉为社会良心、担负社会批评，是因为他们作为社会言论的主要生产者，不同於一 般人只言及切身利益，他们更方便就全社会事务发言。其社会良心的作用往往表现在与 其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涉的事务上；或者是，当他们吃饱喝足後，也并不介意为其他人 留下一口，前提是这不能与他们本身的利益需要相冲突。
换言之，知识精英也是人，他们也会优先关注自己的利益需要，并将其置於其他人的利 益需要之上。一个普遍的现像是，知识精英们地位越低下、其利益立场就越能与社会大 众相一致；精英们所得越多，所需要关顾的既得利益就越多，就越不可能顾及平民大众，甚至二者的利益冲突也就越多。这本是人性如此，人人如此，没有什麽不对。知识精英并不直接掌控物质资源，因此他们有充分理由要维护自己的利益。错的是今天的社会时尚，误将知识精英视为（或描述为）不牟求自我利益的公众利益代表者，即所谓“社会良心”（当然，首先是精英们自己作了如此自我标榜、包装和表白），从而赋予了他们与 其能力操守并不相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公众同时对这些享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却没有相对称的约束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演员赵薇穿错了衣服最後不得不道歉，中国政府也因为萨斯而向世界道歉， 但李希光先生在白纸黑字大放厥词後，不但可以翻脸不认帐、对舆论批评置之不理，而且可以倒打一耙，污指批评者“瞎编”和“文革遗风”。
当然，知识分子中也确有人将公众利益视为毕生奋斗目标，例如何清涟、秦晖、茅於轼，等等，但这些人无论在哪个社会都只是极少数。顺便说一句，秦晖先生是当今中国少有的能够揉合左右观点的杰出学者，但其局限是理想化成份过多。在这一点上，他不及茅於轼先生。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精神领域除了造成拜金主义泛滥、机会主义盛行外，对民众最大的误导可能就是社会舆论构造出了一种知识、名望与见识、品性正相关的意识形态 氛围。於是，在这个有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的社会，在某些因素的推波 助澜下，又开始萌生出一种对知识、理论和“专家学者”的盲目崇拜。这对於信仰幻灭、精神处於空白期的中国，也不知道究竟是好事，抑是坏事？有一点倒可以肯定：这 符合某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这也是他们苦心营造的目标。而且，这与什麽“专家治国”、“精英救国”，甚至“三个代表”，都一脉相承、相互贯通。
如果中国的知识精英都如李希光先生之流，那麽人们就不必对其寄予过高期望。面对网络上下众多实名匿名的批评指责，李先生除了将他自己网站首页上的文章内容，由原来的“同时我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偷偷修改为“同时人大 应该立法禁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谎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的名誉”外，就只是一味地指责批评者“瞎编”、“文革遗风”。可能李先生自以为自己已经偷偷将说出去的话篡改好了，故足以“证明”批评者的批评“全是编造的，断章取义，编造我的语录贴在 网上，这是一种非常卑劣的作风”。
可见，没有制约的话语权，也可以变得何其悖谬和颠狂！
古时候，有个人吃饭不小心噎死了。此事被一个叫“希光”的儒生得知，为拯救天下万民性命，他赶紧奏请国王下旨：从此全国禁吃五谷杂粮，只许吃人参燕窝。
──这是古典“因噎废食”篇的现代版“因噎限食”，不如此不足以形容“李希光事件”。
据报载：中国新闻传播界的知名人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在南方谈及新闻改革时，提出这样的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其实，大家没明白李先生的一番苦心，也未体会到李先生的仁慈：俗话说“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李先生本来大可建议人大，乾脆“立法”拔掉全国人民的舌头、缝起他们的嘴巴。这样，就再也没有什麽流言是非，更不可能有李先生所担忧的“匿名攻击”了──大家都安心安意接受李先生们的“新闻传播”好了。
类似李先生的这种悖谬，人们一般认其为“迂腐”。即那种读书太多、不通世务，只会 拿着书本上的条条框框比来比去；左比右比老比不上，突有一日竟让他发现比上了一点 ，欣喜莫名，赶紧对外发表：怪不得书上说“人之初，性本善”，经调查发现，3岁以 下儿童，没一个违法犯罪的，充分证明了《三字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
这种迂腐呈现在公共问题上，往往表现为两个缺陷：一不知所言事物的实际态势，二不明“政策法令”究竟为何物。
任何政策法令制度，即公共权力的一切“作为”，都有其目标指向，都具有一定倾向性；即在支持某方时，必然阻碍另一方；既有所益，必有所损。因此，再成功的政策法令 制度，在其促成自己政策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在其它方面留下负面影响。因此，衡量政 策法令制度的优劣、可不可行，首要不在其能否带来预期效果，而在其所指目标是否符合当前最重大紧迫的需要。所以，对客观情势和整体需要的判断，始终是第一位的。那麽，中国现在究竟是言论已经失控，还是控制过严？老百姓究竟是已享有言论自由过多 ，还是过於稀缺？这个问题一问，答案自然清晰。相信即使是再古板迂腐的脑袋，如此一问後也不会再发出李希光式的怪论。
出现这种谬论，其过不完全在李先生本人。中国的教育体系，本来就学用脱节严重。读书人只管死啃书本，到时候用不用得上、怎麽和现实合榫，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问题。 尤其是在学术界内部，只要写得出论文、能获得同为书斋中人的首啃，就不愁混不下去。
学界的这种自我循环，本来也没什麽，虽然空洞，却也清高。问题是今天的社会变化太快，民众无所适从；多种因缘有意无意凑合下，人们将知识精英们捧得太高，全社会逐 渐形成一种对“形式知识”的盲目崇尚和追捧，似乎有知识就懂事理。面对大众的茫然，知识精英们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行动上，可以轻易成为牧羊者。
以前民众听党的、听马列毛的；现在人们只相信“知识”，听知识的代言人──“知识精英”的。媒体为了增强说服力、争夺话语权，更是什麽时候都把“知识精英”顶在头上，於是对知识精英的“话语”构成广泛需求，使精英们轻易垄断了话语权。传媒往往放个屁也要请“专家”评说评说；而所谓“专家学者”，一个个也操练得在什麽情况下都能煞有介事，对什麽问题都能发表长篇大论：屁，一般是臭的，但也有三六九等之分；精英 之屁、与普通民众之屁，就大有不同；我们不能否认，精英们的屁比较香，外国的月亮 比较圆……等等。
要了解事物的实际具体状况、真正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於大多数一辈子 远离实际问题，坐在书斋中看看材料，顶多出门做做调研、作作演讲的知识分子来说， 实在太难。难则生畏，畏则以精神胜利法贬之而战胜之。因此，大多数专家学者都高蹈远志，对琐碎具体不屑一顾。他们往往紧紧抱着书本教条不放，并且将其视同为真理或事物本身。只有在书本理论中，他们才能找到方向感、建立优越感、确定自己的话语霸 权。在历史的机遇下、在一拨拨知识分子有意无意的持续共同努力下，全社会最终都宾服於这种观念，许多人开始以信任和崇拜的眼光看向知识精英。他们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这东西实在太累），将脑袋交给精英和媒体主宰。
这也是当今多门社会科学越来越趋於形式化、其内容越来越空洞、新型专业词藻却层出 不穷的一个深层背景。圣人也经不住几捧，知识精英们既被如此追捧，很快就原形毕露 ，其劣根性也充分暴露出来。
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主要可概括为两点，一是罔顾现实，一切从理论教条出发，此点前文已作论述；二是罔顾他人，主要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
主要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这本是人性之常，无可厚非。但如果掌握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精英们都作如是观、如是行，其他人还能有活路吗？
对“李希光事件”，笔者更倾向於从第二种劣根性来解读。知识分子的任何理论或政策主张，虽然在论证上都会遵循认识的普遍规范、在表述上都似乎顾及社会大众的普遍利 益，但其基本视角和出发点，往往主要还是自我的利益和需要。换言之，知识精英们首先自己既要吃饱、又要吃好，不但要生存、而且要发展；然後才能顾及其他人的利益和 需要。当民众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精英们也只会漠视社会大众挣扎在温饱线上。 为了论证此一做法的正当性，他们发明了“民粹主义”和“多数暴政”两大贬义词。
因此，李希光先生虽然说，他是为了让所有人不致遭受匿名攻击，才呼吁人大立法禁止网络匿名的；但实际上，防止匿名攻击，只是李先生等极少数人的迫切需要，大多数人 还无缘享受这种奢侈。他们最迫切的，只是希望拥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发言权。
李先生们当然不会有大众们的这种问题和需要，在言论上，他们早已“超越小康”，甚而已拥有部分话语霸权；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麽保有和放大这种既得利益，哪怕因此需要剥夺其他人的微薄权利也在所不惜。这就像某些知识精英，没有政治参与时疾呼要 民主；既已有了一些政治参与、甚至已开始和政治权力结成一定联盟後，就开始转而担忧：如果普遍民主了，自己现有优势何在？按人数论，他们怎麽也得居於少数派的不利 位置。於是，他们开始转而全神贯注於“怎麽保护少数派、尤其是精英层的利益”，想 出了许多限制民主的妙法，尤其是祭出了“自由高於民主”的妙论──确实也不得不佩服 他们能将此论证得堂而皇之、头头是道，不由使人想起张学良言说周恩来：捉蒋时，他头头是道；放蒋时，他也头头是道；别人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那麽，知识分子社会批评、社会良心的功能何在？又怎麽体现呢？其实，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誉为社会良心、担负社会批评，是因为他们作为社会言论的主要生产者，不同於一 般人只言及切身利益，他们更方便就全社会事务发言。其社会良心的作用往往表现在与 其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涉的事务上；或者是，当他们吃饱喝足後，也并不介意为其他人 留下一口，前提是这不能与他们本身的利益需要相冲突。
换言之，知识精英也是人，他们也会优先关注自己的利益需要，并将其置於其他人的利 益需要之上。一个普遍的现像是，知识精英们地位越低下、其利益立场就越能与社会大 众相一致；精英们所得越多，所需要关顾的既得利益就越多，就越不可能顾及平民大众，甚至二者的利益冲突也就越多。这本是人性如此，人人如此，没有什麽不对。知识精英并不直接掌控物质资源，因此他们有充分理由要维护自己的利益。错的是今天的社会时尚，误将知识精英视为（或描述为）不牟求自我利益的公众利益代表者，即所谓“社会良心”（当然，首先是精英们自己作了如此自我标榜、包装和表白），从而赋予了他们与 其能力操守并不相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公众同时对这些享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却没有相对称的约束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演员赵薇穿错了衣服最後不得不道歉，中国政府也因为萨斯而向世界道歉， 但李希光先生在白纸黑字大放厥词後，不但可以翻脸不认帐、对舆论批评置之不理，而且可以倒打一耙，污指批评者“瞎编”和“文革遗风”。
当然，知识分子中也确有人将公众利益视为毕生奋斗目标，例如何清涟、秦晖、茅於轼，等等，但这些人无论在哪个社会都只是极少数。顺便说一句，秦晖先生是当今中国少有的能够揉合左右观点的杰出学者，但其局限是理想化成份过多。在这一点上，他不及茅於轼先生。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精神领域除了造成拜金主义泛滥、机会主义盛行外，对民众最大的误导可能就是社会舆论构造出了一种知识、名望与见识、品性正相关的意识形态 氛围。於是，在这个有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的社会，在某些因素的推波 助澜下，又开始萌生出一种对知识、理论和“专家学者”的盲目崇拜。这对於信仰幻灭、精神处於空白期的中国，也不知道究竟是好事，抑是坏事？有一点倒可以肯定：这 符合某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这也是他们苦心营造的目标。而且，这与什麽“专家治国”、“精英救国”，甚至“三个代表”，都一脉相承、相互贯通。
如果中国的知识精英都如李希光先生之流，那麽人们就不必对其寄予过高期望。面对网络上下众多实名匿名的批评指责，李先生除了将他自己网站首页上的文章内容，由原来的“同时我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偷偷修改为“同时人大 应该立法禁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谎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的名誉”外，就只是一味地指责批评者“瞎编”、“文革遗风”。可能李先生自以为自己已经偷偷将说出去的话篡改好了，故足以“证明”批评者的批评“全是编造的，断章取义，编造我的语录贴在 网上，这是一种非常卑劣的作风”。
可见，没有制约的话语权，也可以变得何其悖谬和颠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