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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多米诺骨牌
如果不是早晨7点30分左右的BP机传呼，吴章雄不会星期天大清早就出现在福清纪委的办公楼里。如果不在那里，或许接下来的8点43分，他就不会成为办公楼邮包炸弹的唯一受害者，终年38岁。
吴章雄是退伍军人，转业后在福清纪委担任小车驾驶员，一晃十几年，随叫随到的出车服务就是他的工作常态。2001年6月24日清晨，传呼响起，吴章雄起床，告诉妻子王惠珠，是单位领导要用车。看着他星期天又没法休息，王惠珠说她有些心疼，倒也没想别的。他们住在纪委家属院，走去办公楼只要几分钟。吴章雄穿着T恤、长裤和褐色塑料拖鞋出了门，身上只带了200元钱，一本内部通讯录和一把车钥匙。然后，再也没能回来。
蹊跷的致命包裹，就放在纪委一楼信访接待室门口的地上，6月24日早上6点到8点，至少还有6个人先后见过，包括纪委干部和清洁工，他们的证言基本一致，包裹用红色邮政布袋装着，差不多30厘米高，袋口张开着，里面放着一个盒子，盒子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方市长”三个字。很不幸，只有吴章雄触碰了这个包裹。他为什么会去单位，为什么会动这个收件人都不存在的邮包，警方至今没有给出答案。事故现场勘查和尸检报告只得出结论说，当他蹲下打开邮包的时候，爆炸装置被触发了。以炸点为中心，5～7米范围内的玻璃都被震碎，吴章雄更不可能有生机，爆炸造成他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当场死亡。
被放出来的杜捷生身上至今留着伤疤，他被带着生锈铁钉的木板打出的伤口，里面还在溃烂
寻常道别成了永诀，王惠珠的天也塌了。她37岁，没文化，没工作，无以为靠。他们的两个儿子，大的13岁，小的才5岁。这只是悲剧的开始。以此为起点，随着“6·24”爆炸案侦破的高歌猛进，原本交集不多的人，命运却被捆绑到了一起。
第一个被专案组选中的“突破口”是吴昌龙，他也是司机，在福清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简称中福公司），负责给经理陈科云开车。2001年7月27日晚上，这个26岁的年轻人开车去女朋友家的路上，被警察用枪指着头秘密抓捕。在吴昌龙失去自由的第53天，9月18日，警方获得了第一份由他签字画押的有罪供述。以此为拐点，吴昌龙的命运不可逆转地一路向下。警方随后从他这里拿到了更多的有罪供述，时间密集于9月下旬至10月底，细节彼此矛盾，唯有主题恒定，承认爆炸案的主谋是经理陈科云，自己是帮凶。
其实，在吴昌龙的第一份有罪供述前，9月13日，中福公司经理陈科云和妻子谢清已经先后被警察带走。6月23日晚上，这对夫妻的行踪，成为专案组的突破重点。按照警方的推论，炸弹邮包放置到纪委的时间是6月23日20点之后至次日6点之前。谢清的行踪很好查证，她当天出门打麻将，快24点才回家。她回家的时候，陈科云也在家里。出于某些顾虑，夫妻俩最初的叙述，模糊了彼此的具体行踪，笼统地说当晚都在一起。尽管谢清在第二份笔录里，就更正了时间上的偏差，却为时已晚，不管她如何辩解，都被认定为给假口供，做伪证。陈科云这边，等到9月18日吴昌龙的有罪供述出来后，专案组也取得了同样迅猛的进展，从他这里拿到的有罪供述同样集中在9月底和10月，同样是细节矛盾错漏，但主题恒定认罪。
第四个被带走的是杜捷生，吴昌龙的大姐吴华英的前夫，因为离婚事件，他年初就已经与吴昌龙决裂，互不往来。他算是个生意人，家里开着小饭店，还有一辆可以拉货的农用车。9月21日晚上，杜捷生从福州家中的麻将桌上被警察带走，连夜带往福清关押。因为这一天，吴昌龙的有罪供述里，第一次出现了杜捷生的名字。吴昌龙9月18日之后陆续罗列的爆炸物提供者里，警方认定杜捷生嫌疑最大，他用农用车搞运输，曾经在福州桂山石仔场的工地拉货，完全有机会接触炸药和雷管。警方同样拿到了杜捷生的有罪供述，耐人寻味的是，关于具体的爆炸物提供者，他也和吴昌龙一样，先后罗列了不同的名字，首先被选中的是连江人严锦祥，他很幸运，在经受讯问的承受临界点之际，警方突然换了方向，把目光转向了江西人谈敏华。
第五个被带走的自然是谈敏华。10月22日，在桂山石仔场工棚床上看电视的谈敏华被警察带走，由头是查身份证和暂住证。谈敏华父母早亡，跟着哥哥出来在石仔场打工，举目无亲。虽然他与杜捷生只是在工地打过照面，彼此都叫不出具体姓名，虽然警方认定买卖炸药的时间里，他刚好离开福州去老家照顾病重的奶奶。警方依旧从他这里得到了有罪供述，他成为炸药的提供者。
唯一“在逃”的，是杜捷生供述的雷管提供者，四川人王小刚，曾经被杜捷生雇用开车，因为薪酬问题双方翻脸差点动手。最初的供述里，王小刚卖给他的是有导火索的雷管，等到爆炸物的专业技术鉴定出来，品种就改成了与鉴定相符的电雷管。就这样，爆炸发生后6个月，专案组完成了“顺藤摸瓜”。命运的多米诺骨牌，一张张被排好。
专案组的逻辑和手段
2001年底，专案组通过媒体高调宣布了“6·24”爆炸案告破。警方拿到的陈科云、吴昌龙、杜捷生和谈敏华四个人的有罪供述，串起来的案情是报复泄恨。
在这个版本里，作为中福公司一把手的陈科云，被会计陈奋真举报公司财务问题，福清纪委介入审查，6月4日做出结论，对陈科云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科云一边申请复议，一边到北京按程序找中纪委递材料申诉，还得到了中纪委的回应，一边却又早在四五月份就蓄谋报复。他找的帮手，就是自己的司机吴昌龙，他因为修车费报账等问题，与陈奋真屡有矛盾。这两个对炸弹一窍不通的人，想到的方法是做个炸弹实施恐吓，不是直接针对陈奋真，而是放去纪委办公楼。于是，吴昌龙找到杜捷生，因为离婚变故早已跟他交恶的前姐夫杜捷生，让他帮忙找雷管和炸药。在这个惊人的计划面前，杜捷生没有退缩，找了他不并认识的谈敏华提供炸药，又找了与他一度闹到翻脸动手的王小刚来提供雷管。拿到原材料之后，吴昌龙和陈科云无师自通，研制了一款需要3年专业经验才能设计出的电雷管炸弹，6月初在吴昌龙老家的东张水库实施了试爆，这个水库有专人承包看管，邻近村落，威力如此巨大的爆炸，却找不到任何物证和人证。如此神秘的试爆之后，他们又做了第二个，然后特意选了6月23日2号台风“飞燕”登陆福清的暴风雨夜，由吴昌龙骑着女式摩托，放到四门敞开，穿堂风过境必然导致雨水四溅的纪委一楼信访办公室门口。
如此百转千回的案情逻辑，警方照单全收。当年12月5日，案件还没有移送到检察院，福清市公安局政治处已经着手给核心办案人员请功，向上呈送了一份专案组主审、福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吴承奋的二等功请功报告。这份报告总结，吴承奋等人“冒着酷暑，克服疲劳”，“做了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一遍不行二遍，二遍不行三遍，如此下去”，嫌疑人们这才“不得不低下了头，全面把犯罪事实讲了出来”，“是我局成功查破重特大恶性案件的又一典范”。
这个“典范”的侦破起点，是2001年7月27日夜秘捕吴昌龙。吴昌龙的姐姐吴华英回忆：“当晚以为他跟朋友出去玩了，第二天开始觉得不对劲，公司老板也来找他，说他把车开走没回来。”全家从第二天开始寻人，去派出所报失踪案，亲朋好友分拨去周边的周边山岭搜寻，去当地电视台花钱登寻人广告，一无所获，反而被好几起发现男尸的消息所惊吓。吴华英说：“找到最绝望的时候，我都会想，如果他是出了事被关起来了反而好，至少人是平安的。”一语成谶。
吴华英（左）和父母只能用在家里贴标语的方式，期待弟弟吴昌龙早日回家
9月初家人才得到消息，说在福清戒毒所门外看到一辆车，很像吴昌龙失踪前开的公司的车。吴华英赶紧去了戒毒所，“在大门外面看到那辆车，车牌不同，车轮上有新鲜的泥土痕迹”，查看了一圈后，吴华英确认，“就是我弟弟开的车，中福公司买的那款墨绿色的马自达，当时全福清只有3辆，车里的配饰还是我陪弟弟买的，样子没变，我认得”。这辆马自达，差点成为6月23日晚上的作案工具。在吴昌龙最初的有罪供述里，他都是开着这辆车去雨夜送炸弹的。而事实是，这辆车当时刚好送去维修了，因为它是原装进口，配件特殊。车修好后，费用并没有结算。等到陈科云夫妇被抓，修车公司才听到消息，赶紧去中福公司收账，汽车的嫌疑就这样无厘头地被洗刷了，取而代之的，是陈科云家的一辆女式摩托车。而这辆莫名其妙被换了车牌的马自达，虽然再无嫌疑，归属却也与中福公司无关了。
吴华英和家人先松了一口气，“人是平安的”，然后才是新的疑问：“为什么？”起初吴华英并不焦虑，她还安慰父母说，“相信弟弟不会做坏事，警察要查就查，查完了他们就会放人的，不要担心”。直到听到杜捷生被抓的消息，吴华英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弟弟支持我离婚，跟杜捷生早就翻脸不往来了，如果现在连杜捷生都牵扯进来，他肯定已经被逼到绝境了。”杜捷生觉得，是吴华英的犹豫错过了请律师的最好时机：“9月初就跟她说，赶快找律师、找律师，她不信，结果害得我也被抓了进去。”
在看守所关了7年，2008年才以“取保候审”被放出来的杜捷生，心里难免还是有气，嗓门也就高起来。“怎么能不恨，没有的事情，他吴昌龙干什么要咬我！”“我跟吴华英结婚都10年了，如果他不鼓动吴华英去日本，我们夫妻就不会吵架，就不会离婚。如果我还是他姐夫，他跟姐姐感情那么好，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来冤枉我。”吴华英能够理解前夫的怒气，“他确实也被整得很惨”，只是她对于离婚的观点和杜捷生完全不同：“是因为他喜欢赌博，我不能忍受，跟我弟弟没关系。”杜捷生的怒气是一阵的，骂完一阵，声音也平复正常：“那些警察下手太狠了，他们想出来的那些折磨人的办法，真的是比电视上演的还要可怕。”“手上包着毛巾再戴手铐，脚上戴脚镣，然后把手铐挂在钩子上把人吊起来，脚镣上绑着绳子往下拉，吊到整个手充血发紫，皮肉开裂，放下来一会，再继续吊。晕过去就用冷水泼。”“打到生理失禁也没有衣服换，我进去的100多天，穿的是同一套衣服，看守所的人看不下去，会打来一桶水，打开手铐让我洗一洗。”
杜捷生身上至今留着伤疤，臀部被带着生锈铁钉的木板打出的伤口，里面还在溃烂。吴华英很清楚地记得2002年11月28日，这案子一审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四个男的，跟警察质证的时候，都激动得捋起衣袖，每个人身上的伤痕都清清楚楚”。“警察装作看不见，自己说不存在刑讯逼供，没有打人。”“公诉人和法官保持沉默”。
如果不是早晨7点30分左右的BP机传呼，吴章雄不会星期天大清早就出现在福清纪委的办公楼里。如果不在那里，或许接下来的8点43分，他就不会成为办公楼邮包炸弹的唯一受害者，终年38岁。
吴章雄是退伍军人，转业后在福清纪委担任小车驾驶员，一晃十几年，随叫随到的出车服务就是他的工作常态。2001年6月24日清晨，传呼响起，吴章雄起床，告诉妻子王惠珠，是单位领导要用车。看着他星期天又没法休息，王惠珠说她有些心疼，倒也没想别的。他们住在纪委家属院，走去办公楼只要几分钟。吴章雄穿着T恤、长裤和褐色塑料拖鞋出了门，身上只带了200元钱，一本内部通讯录和一把车钥匙。然后，再也没能回来。
蹊跷的致命包裹，就放在纪委一楼信访接待室门口的地上，6月24日早上6点到8点，至少还有6个人先后见过，包括纪委干部和清洁工，他们的证言基本一致，包裹用红色邮政布袋装着，差不多30厘米高，袋口张开着，里面放着一个盒子，盒子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方市长”三个字。很不幸，只有吴章雄触碰了这个包裹。他为什么会去单位，为什么会动这个收件人都不存在的邮包，警方至今没有给出答案。事故现场勘查和尸检报告只得出结论说，当他蹲下打开邮包的时候，爆炸装置被触发了。以炸点为中心，5～7米范围内的玻璃都被震碎，吴章雄更不可能有生机，爆炸造成他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当场死亡。
被放出来的杜捷生身上至今留着伤疤，他被带着生锈铁钉的木板打出的伤口，里面还在溃烂
寻常道别成了永诀，王惠珠的天也塌了。她37岁，没文化，没工作，无以为靠。他们的两个儿子，大的13岁，小的才5岁。这只是悲剧的开始。以此为起点，随着“6·24”爆炸案侦破的高歌猛进，原本交集不多的人，命运却被捆绑到了一起。
第一个被专案组选中的“突破口”是吴昌龙，他也是司机，在福清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简称中福公司），负责给经理陈科云开车。2001年7月27日晚上，这个26岁的年轻人开车去女朋友家的路上，被警察用枪指着头秘密抓捕。在吴昌龙失去自由的第53天，9月18日，警方获得了第一份由他签字画押的有罪供述。以此为拐点，吴昌龙的命运不可逆转地一路向下。警方随后从他这里拿到了更多的有罪供述，时间密集于9月下旬至10月底，细节彼此矛盾，唯有主题恒定，承认爆炸案的主谋是经理陈科云，自己是帮凶。
其实，在吴昌龙的第一份有罪供述前，9月13日，中福公司经理陈科云和妻子谢清已经先后被警察带走。6月23日晚上，这对夫妻的行踪，成为专案组的突破重点。按照警方的推论，炸弹邮包放置到纪委的时间是6月23日20点之后至次日6点之前。谢清的行踪很好查证，她当天出门打麻将，快24点才回家。她回家的时候，陈科云也在家里。出于某些顾虑，夫妻俩最初的叙述，模糊了彼此的具体行踪，笼统地说当晚都在一起。尽管谢清在第二份笔录里，就更正了时间上的偏差，却为时已晚，不管她如何辩解，都被认定为给假口供，做伪证。陈科云这边，等到9月18日吴昌龙的有罪供述出来后，专案组也取得了同样迅猛的进展，从他这里拿到的有罪供述同样集中在9月底和10月，同样是细节矛盾错漏，但主题恒定认罪。
第四个被带走的是杜捷生，吴昌龙的大姐吴华英的前夫，因为离婚事件，他年初就已经与吴昌龙决裂，互不往来。他算是个生意人，家里开着小饭店，还有一辆可以拉货的农用车。9月21日晚上，杜捷生从福州家中的麻将桌上被警察带走，连夜带往福清关押。因为这一天，吴昌龙的有罪供述里，第一次出现了杜捷生的名字。吴昌龙9月18日之后陆续罗列的爆炸物提供者里，警方认定杜捷生嫌疑最大，他用农用车搞运输，曾经在福州桂山石仔场的工地拉货，完全有机会接触炸药和雷管。警方同样拿到了杜捷生的有罪供述，耐人寻味的是，关于具体的爆炸物提供者，他也和吴昌龙一样，先后罗列了不同的名字，首先被选中的是连江人严锦祥，他很幸运，在经受讯问的承受临界点之际，警方突然换了方向，把目光转向了江西人谈敏华。
第五个被带走的自然是谈敏华。10月22日，在桂山石仔场工棚床上看电视的谈敏华被警察带走，由头是查身份证和暂住证。谈敏华父母早亡，跟着哥哥出来在石仔场打工，举目无亲。虽然他与杜捷生只是在工地打过照面，彼此都叫不出具体姓名，虽然警方认定买卖炸药的时间里，他刚好离开福州去老家照顾病重的奶奶。警方依旧从他这里得到了有罪供述，他成为炸药的提供者。
唯一“在逃”的，是杜捷生供述的雷管提供者，四川人王小刚，曾经被杜捷生雇用开车，因为薪酬问题双方翻脸差点动手。最初的供述里，王小刚卖给他的是有导火索的雷管，等到爆炸物的专业技术鉴定出来，品种就改成了与鉴定相符的电雷管。就这样，爆炸发生后6个月，专案组完成了“顺藤摸瓜”。命运的多米诺骨牌，一张张被排好。
专案组的逻辑和手段
2001年底，专案组通过媒体高调宣布了“6·24”爆炸案告破。警方拿到的陈科云、吴昌龙、杜捷生和谈敏华四个人的有罪供述，串起来的案情是报复泄恨。
在这个版本里，作为中福公司一把手的陈科云，被会计陈奋真举报公司财务问题，福清纪委介入审查，6月4日做出结论，对陈科云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科云一边申请复议，一边到北京按程序找中纪委递材料申诉，还得到了中纪委的回应，一边却又早在四五月份就蓄谋报复。他找的帮手，就是自己的司机吴昌龙，他因为修车费报账等问题，与陈奋真屡有矛盾。这两个对炸弹一窍不通的人，想到的方法是做个炸弹实施恐吓，不是直接针对陈奋真，而是放去纪委办公楼。于是，吴昌龙找到杜捷生，因为离婚变故早已跟他交恶的前姐夫杜捷生，让他帮忙找雷管和炸药。在这个惊人的计划面前，杜捷生没有退缩，找了他不并认识的谈敏华提供炸药，又找了与他一度闹到翻脸动手的王小刚来提供雷管。拿到原材料之后，吴昌龙和陈科云无师自通，研制了一款需要3年专业经验才能设计出的电雷管炸弹，6月初在吴昌龙老家的东张水库实施了试爆，这个水库有专人承包看管，邻近村落，威力如此巨大的爆炸，却找不到任何物证和人证。如此神秘的试爆之后，他们又做了第二个，然后特意选了6月23日2号台风“飞燕”登陆福清的暴风雨夜，由吴昌龙骑着女式摩托，放到四门敞开，穿堂风过境必然导致雨水四溅的纪委一楼信访办公室门口。
如此百转千回的案情逻辑，警方照单全收。当年12月5日，案件还没有移送到检察院，福清市公安局政治处已经着手给核心办案人员请功，向上呈送了一份专案组主审、福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吴承奋的二等功请功报告。这份报告总结，吴承奋等人“冒着酷暑，克服疲劳”，“做了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一遍不行二遍，二遍不行三遍，如此下去”，嫌疑人们这才“不得不低下了头，全面把犯罪事实讲了出来”，“是我局成功查破重特大恶性案件的又一典范”。
这个“典范”的侦破起点，是2001年7月27日夜秘捕吴昌龙。吴昌龙的姐姐吴华英回忆：“当晚以为他跟朋友出去玩了，第二天开始觉得不对劲，公司老板也来找他，说他把车开走没回来。”全家从第二天开始寻人，去派出所报失踪案，亲朋好友分拨去周边的周边山岭搜寻，去当地电视台花钱登寻人广告，一无所获，反而被好几起发现男尸的消息所惊吓。吴华英说：“找到最绝望的时候，我都会想，如果他是出了事被关起来了反而好，至少人是平安的。”一语成谶。
吴华英（左）和父母只能用在家里贴标语的方式，期待弟弟吴昌龙早日回家
9月初家人才得到消息，说在福清戒毒所门外看到一辆车，很像吴昌龙失踪前开的公司的车。吴华英赶紧去了戒毒所，“在大门外面看到那辆车，车牌不同，车轮上有新鲜的泥土痕迹”，查看了一圈后，吴华英确认，“就是我弟弟开的车，中福公司买的那款墨绿色的马自达，当时全福清只有3辆，车里的配饰还是我陪弟弟买的，样子没变，我认得”。这辆马自达，差点成为6月23日晚上的作案工具。在吴昌龙最初的有罪供述里，他都是开着这辆车去雨夜送炸弹的。而事实是，这辆车当时刚好送去维修了，因为它是原装进口，配件特殊。车修好后，费用并没有结算。等到陈科云夫妇被抓，修车公司才听到消息，赶紧去中福公司收账，汽车的嫌疑就这样无厘头地被洗刷了，取而代之的，是陈科云家的一辆女式摩托车。而这辆莫名其妙被换了车牌的马自达，虽然再无嫌疑，归属却也与中福公司无关了。
吴华英和家人先松了一口气，“人是平安的”，然后才是新的疑问：“为什么？”起初吴华英并不焦虑，她还安慰父母说，“相信弟弟不会做坏事，警察要查就查，查完了他们就会放人的，不要担心”。直到听到杜捷生被抓的消息，吴华英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弟弟支持我离婚，跟杜捷生早就翻脸不往来了，如果现在连杜捷生都牵扯进来，他肯定已经被逼到绝境了。”杜捷生觉得，是吴华英的犹豫错过了请律师的最好时机：“9月初就跟她说，赶快找律师、找律师，她不信，结果害得我也被抓了进去。”
在看守所关了7年，2008年才以“取保候审”被放出来的杜捷生，心里难免还是有气，嗓门也就高起来。“怎么能不恨，没有的事情，他吴昌龙干什么要咬我！”“我跟吴华英结婚都10年了，如果他不鼓动吴华英去日本，我们夫妻就不会吵架，就不会离婚。如果我还是他姐夫，他跟姐姐感情那么好，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来冤枉我。”吴华英能够理解前夫的怒气，“他确实也被整得很惨”，只是她对于离婚的观点和杜捷生完全不同：“是因为他喜欢赌博，我不能忍受，跟我弟弟没关系。”杜捷生的怒气是一阵的，骂完一阵，声音也平复正常：“那些警察下手太狠了，他们想出来的那些折磨人的办法，真的是比电视上演的还要可怕。”“手上包着毛巾再戴手铐，脚上戴脚镣，然后把手铐挂在钩子上把人吊起来，脚镣上绑着绳子往下拉，吊到整个手充血发紫，皮肉开裂，放下来一会，再继续吊。晕过去就用冷水泼。”“打到生理失禁也没有衣服换，我进去的100多天，穿的是同一套衣服，看守所的人看不下去，会打来一桶水，打开手铐让我洗一洗。”
杜捷生身上至今留着伤疤，臀部被带着生锈铁钉的木板打出的伤口，里面还在溃烂。吴华英很清楚地记得2002年11月28日，这案子一审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四个男的，跟警察质证的时候，都激动得捋起衣袖，每个人身上的伤痕都清清楚楚”。“警察装作看不见，自己说不存在刑讯逼供，没有打人。”“公诉人和法官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