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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6月16日消息：据海外媒体的张耀杰文章指出， 《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是曹长青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说是“李慎之先生去世后，在海内外一片赞誉声中（网上起码有150多篇），我写了《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有网站转载时把题目改为《李慎之的三个贡献和三个局限》）一文，提出对李慎之的评价应该更客观一点，一味地往天上捧，不符合李慎之本人倡导的‘要说真话’的精神。但这篇文章好象有点大逆不道，招来不少点名不点名的抨击，更惹得某些慎之先生的同辈、有类似经历的前共产党文化人的不满。”
笔者不大懂网络技术，平时只是被动地接收一些由朋友转发的信息，这其中好象有人肯定过曹先生的"李慎之的三个贡献和三个局限"，反而没有看到来自"不少"和"某些"的"不满"。对於曹先生所说的"三个局限"，笔者是颇为认同的，特别是看过李普先生《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一文后，对於如下一段话──"现年六十二岁的学者杨继绳说我国现在有一批'两头真'的人物。一头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一头是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直面现实。李慎之是其中之一。这样说是很对的。"──就大为反感：无论像李慎之、李普这样的老人如何难能可贵，他们早年抛弃最有可能独立公正的中产阶级立场，从现代文明的大都市跑到延安山沟里找占山为王的泥腿子去追求真理，都只能是误入歧途。借用鲁迅《坟・我的节烈观》中的话说，就是"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愿他回转身来。"李普先生到现在还自以为"两头真"的说法是"很对的"，本身就是他远没有"大彻大悟"的铁证。记得去年在与林牧先生商榷的文章中，笔者就曾经谈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一代人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人道灾难，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忏悔并承担罪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李慎之先生的最大局限正在於此。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另外一件事，SARS没有闹起来的时候，与几个朋友在玉渊潭西边的基辅餐厅吃过一次饭。这家餐厅的最大卖点就是从乌克兰请来前苏联的几个国家级功勋演员，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食客们伴歌伴舞。朋友们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覆灭大发感慨时，笔者联想到的是田汉留学日本时写於1920年1月27日的白话诗《漂泊的舞蹈家》。
这首诗是田汉看到日本《朝日新闻》关於革命之前深得俄国皇室宠爱的钢琴家斯铁巴丽亚夫人和她的舞蹈家女儿吕拿小姐流落日本、穷困潦倒的新闻报道后精辟下的，全诗共分七节，第五节中写道："可是，夫人！艺术家的夫人！艺术的神圣，是不是在美化人类的性情？与其以艺术奉事贵族，何如以艺术救济平民！民众虽呼：'把面包把我们！'单止有面包也不能生存！！"意思是说这两位艺术应该回到苏俄去，以便把美妙的艺术奉献给连面包都吃不上的"平民"即无产阶级，这就是田汉所谓"新浪漫主义"的美好和浪漫之处。正是出於这种美好浪漫的神圣情感，田汉一生都在为中共"招魂"和"效忠"，直接经手把明明是民间社会自由发展的影剧艺术，拱手转卖给还没有执政的中党，结果是不仅断送了全中国人的精神自由和文化事业，连他自己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魂飞魄散。
与田汉一样，自以为追求神圣目标和神圣真理的李慎之先生和他的同志们，自己就是自己连同整个民族的掘墓人，不管他们当年误入歧途的动机如何高尚神圣，对於中华民族和中国公民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他们赎清罪责的唯一途径，就是像苏联人那样尽可能合理公正地结束罪恶。这其实也是李慎之想当一位公民教员的题中之义。假如1949年以前他能够有这样的觉悟，或者像胡适先生那样到了香港、台湾或美国，也许早就是培养出成千上万现代公民的一代宗师了，把这成千上万的现代公民以爱国华侨的身份输入中国，中国的和平演变也早该实现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个人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有着自己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曹先生自己在"是不是思想家"的问题上大较其真，就是颇为无聊的局限性。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无的放矢"，曹先生所开列的并不是"不满"之"的"，而是"对李慎之的颂扬"："李老是人们心中的巍峨的高山，是雄伟壮丽的长城"；"我们这个民族有福了、有救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出现了先知--李慎之"。多篇文章把李慎之评价为"思想家"，有的还称李慎之是"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甚至称李慎之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确立坐标的人"，是"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泰山北斗……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
既然是"对李慎之的颂扬"，溢美夸张之词在所难免也情有可原，曹先生大可不必到别人的内心深处去搜罗"存天理灭人欲"的诛心证据："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出来表态一下，我是这一伙的，千万别漏下我。"人人过关的表态献媚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和中央电视台的政治宣传的拿手好戏，表态献媚者大都有触手可及的现实利害，对於连正当言论都不大可能正常发表的李慎之及其"一伙"，能够"迫不及待"表态认同的，肯定不是为了争取什麽遗产和宝库，而是冒一网打尽之危险的自我暴露。这哀悼死者的自我暴露，尽管有一些谨小慎微的言不由衷和言不及义，更多的还是以泪洗面甚至於失声失态的真情流露，赏心悦目的戏子表演肯定是不存在的。曹先生偏偏要在这件事上拗一调，表明自己不是"这一伙的"，同样是你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过，再加上耸人听闻的"好象有点大逆不道"，就有些自作多情和搔首弄姿了。
在笔者看来，思想家归根到底不过是有明确思想的个人和公民，而不是超人间的特殊人物或怪物，几千年前只留下一本述而不作的大白话（《论语》）的孔子是思想家，李慎之为什麽就不能够是更加高明也更加现代的思想家呢？！就是按照曹先生自己的标准--"首先是有原创性的思想；第二，如果没有原创性的话，起码得有关於原创思想的系统解释、论述。"--来衡量，李慎之的想当公民教员，难道在中国社会不具有前无古人的原创性吗？！把已经基本理顺了自己思想的刘荻称为"小女思想家"，又有什麽说不出口的呢？！你曹先生自己和你搬出来吓唬中国人的吉拉斯、哈维尔、昆德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人，难道就不是大同人类中说人话吃人饭的精神生命体吗？！中国当下学者中的袁伟时、秦晖、刘军宁、朱学勤、谢泳、邵建等人，除了知名度没有也不可能像吉拉斯、哈维尔、昆德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那样高之外，他们不可替代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资源，就完全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号。邵建用《事出刘文典》和《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两篇文章，说出了几代鲁迅和胡适研究者没有能够说出来的实质性话语，难道不比着作等身的快餐文化制造商更加可贵吗？！
说穿了，是你曹先生中特殊材料党的特殊教育的流毒过深，才会拿所谓"思想家"的紧箍咒耍把戏。在笔者看来，李慎之先生自己所说的"公民教员"比"思想家"更加重要也更富於含金量，对於并没有切实可靠的人权保障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美誉能够比做一个普通公民和普通公民教员更有价值。你曹先生拿《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的大题目做文章，本身就是多此一举。
另外，曹先生把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定性为"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样是常识性的错误，这种常识性错误也许来自傅国涌等人编写的《脊梁》一书。钱先生是一个比较有学术良知和学术勇气的着名教授，在当下学术界和学术人被普遍压垮的情况下，他甚至可以被称作是最有骨气的大学教授之一，但是他最大的硬伤恰恰在於并没有研究明白他用来教育别人大半辈子的鲁迅其人。这样一个到处拆台害人而没有半点自由主义风度的刀笔文学家，在钱教授的眼里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魂"和站在民众一边的民族脊梁。稍微翻看一下历史资料，就不难发现鲁迅正是《新青年》的最后拆台者。女师大风潮时的鲁迅，仅仅为了追求一个女学生，就毫无操守地站在当时最为强大的学阀同时也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石曾、易培基等人一边，充当起栽赃陷害代表自由主义先进文化的胡适、徐志摩、王世杰、陈源等英美派学者的文坛杀手。到了晚年为了充当唯我独尊的文坛皇帝，鲁迅更是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连"四条汉子"中的夏衍都要为自己付出的血泪代价愤愤不平："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也不是拜谒，那麽不自觉的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麽不敬罪吧。"对於像钱先生这样的正直学者的迷失，最好的解释同样是刀笔文学大师鲁迅的那句话："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愿他回转身来。" （选自《议报》）
笔者不大懂网络技术，平时只是被动地接收一些由朋友转发的信息，这其中好象有人肯定过曹先生的"李慎之的三个贡献和三个局限"，反而没有看到来自"不少"和"某些"的"不满"。对於曹先生所说的"三个局限"，笔者是颇为认同的，特别是看过李普先生《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一文后，对於如下一段话──"现年六十二岁的学者杨继绳说我国现在有一批'两头真'的人物。一头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一头是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直面现实。李慎之是其中之一。这样说是很对的。"──就大为反感：无论像李慎之、李普这样的老人如何难能可贵，他们早年抛弃最有可能独立公正的中产阶级立场，从现代文明的大都市跑到延安山沟里找占山为王的泥腿子去追求真理，都只能是误入歧途。借用鲁迅《坟・我的节烈观》中的话说，就是"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愿他回转身来。"李普先生到现在还自以为"两头真"的说法是"很对的"，本身就是他远没有"大彻大悟"的铁证。记得去年在与林牧先生商榷的文章中，笔者就曾经谈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一代人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人道灾难，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忏悔并承担罪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李慎之先生的最大局限正在於此。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另外一件事，SARS没有闹起来的时候，与几个朋友在玉渊潭西边的基辅餐厅吃过一次饭。这家餐厅的最大卖点就是从乌克兰请来前苏联的几个国家级功勋演员，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食客们伴歌伴舞。朋友们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覆灭大发感慨时，笔者联想到的是田汉留学日本时写於1920年1月27日的白话诗《漂泊的舞蹈家》。
这首诗是田汉看到日本《朝日新闻》关於革命之前深得俄国皇室宠爱的钢琴家斯铁巴丽亚夫人和她的舞蹈家女儿吕拿小姐流落日本、穷困潦倒的新闻报道后精辟下的，全诗共分七节，第五节中写道："可是，夫人！艺术家的夫人！艺术的神圣，是不是在美化人类的性情？与其以艺术奉事贵族，何如以艺术救济平民！民众虽呼：'把面包把我们！'单止有面包也不能生存！！"意思是说这两位艺术应该回到苏俄去，以便把美妙的艺术奉献给连面包都吃不上的"平民"即无产阶级，这就是田汉所谓"新浪漫主义"的美好和浪漫之处。正是出於这种美好浪漫的神圣情感，田汉一生都在为中共"招魂"和"效忠"，直接经手把明明是民间社会自由发展的影剧艺术，拱手转卖给还没有执政的中党，结果是不仅断送了全中国人的精神自由和文化事业，连他自己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魂飞魄散。
与田汉一样，自以为追求神圣目标和神圣真理的李慎之先生和他的同志们，自己就是自己连同整个民族的掘墓人，不管他们当年误入歧途的动机如何高尚神圣，对於中华民族和中国公民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他们赎清罪责的唯一途径，就是像苏联人那样尽可能合理公正地结束罪恶。这其实也是李慎之想当一位公民教员的题中之义。假如1949年以前他能够有这样的觉悟，或者像胡适先生那样到了香港、台湾或美国，也许早就是培养出成千上万现代公民的一代宗师了，把这成千上万的现代公民以爱国华侨的身份输入中国，中国的和平演变也早该实现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个人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有着自己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曹先生自己在"是不是思想家"的问题上大较其真，就是颇为无聊的局限性。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无的放矢"，曹先生所开列的并不是"不满"之"的"，而是"对李慎之的颂扬"："李老是人们心中的巍峨的高山，是雄伟壮丽的长城"；"我们这个民族有福了、有救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出现了先知--李慎之"。多篇文章把李慎之评价为"思想家"，有的还称李慎之是"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甚至称李慎之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确立坐标的人"，是"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泰山北斗……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
既然是"对李慎之的颂扬"，溢美夸张之词在所难免也情有可原，曹先生大可不必到别人的内心深处去搜罗"存天理灭人欲"的诛心证据："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出来表态一下，我是这一伙的，千万别漏下我。"人人过关的表态献媚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和中央电视台的政治宣传的拿手好戏，表态献媚者大都有触手可及的现实利害，对於连正当言论都不大可能正常发表的李慎之及其"一伙"，能够"迫不及待"表态认同的，肯定不是为了争取什麽遗产和宝库，而是冒一网打尽之危险的自我暴露。这哀悼死者的自我暴露，尽管有一些谨小慎微的言不由衷和言不及义，更多的还是以泪洗面甚至於失声失态的真情流露，赏心悦目的戏子表演肯定是不存在的。曹先生偏偏要在这件事上拗一调，表明自己不是"这一伙的"，同样是你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过，再加上耸人听闻的"好象有点大逆不道"，就有些自作多情和搔首弄姿了。
在笔者看来，思想家归根到底不过是有明确思想的个人和公民，而不是超人间的特殊人物或怪物，几千年前只留下一本述而不作的大白话（《论语》）的孔子是思想家，李慎之为什麽就不能够是更加高明也更加现代的思想家呢？！就是按照曹先生自己的标准--"首先是有原创性的思想；第二，如果没有原创性的话，起码得有关於原创思想的系统解释、论述。"--来衡量，李慎之的想当公民教员，难道在中国社会不具有前无古人的原创性吗？！把已经基本理顺了自己思想的刘荻称为"小女思想家"，又有什麽说不出口的呢？！你曹先生自己和你搬出来吓唬中国人的吉拉斯、哈维尔、昆德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人，难道就不是大同人类中说人话吃人饭的精神生命体吗？！中国当下学者中的袁伟时、秦晖、刘军宁、朱学勤、谢泳、邵建等人，除了知名度没有也不可能像吉拉斯、哈维尔、昆德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那样高之外，他们不可替代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资源，就完全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号。邵建用《事出刘文典》和《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两篇文章，说出了几代鲁迅和胡适研究者没有能够说出来的实质性话语，难道不比着作等身的快餐文化制造商更加可贵吗？！
说穿了，是你曹先生中特殊材料党的特殊教育的流毒过深，才会拿所谓"思想家"的紧箍咒耍把戏。在笔者看来，李慎之先生自己所说的"公民教员"比"思想家"更加重要也更富於含金量，对於并没有切实可靠的人权保障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美誉能够比做一个普通公民和普通公民教员更有价值。你曹先生拿《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的大题目做文章，本身就是多此一举。
另外，曹先生把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定性为"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样是常识性的错误，这种常识性错误也许来自傅国涌等人编写的《脊梁》一书。钱先生是一个比较有学术良知和学术勇气的着名教授，在当下学术界和学术人被普遍压垮的情况下，他甚至可以被称作是最有骨气的大学教授之一，但是他最大的硬伤恰恰在於并没有研究明白他用来教育别人大半辈子的鲁迅其人。这样一个到处拆台害人而没有半点自由主义风度的刀笔文学家，在钱教授的眼里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魂"和站在民众一边的民族脊梁。稍微翻看一下历史资料，就不难发现鲁迅正是《新青年》的最后拆台者。女师大风潮时的鲁迅，仅仅为了追求一个女学生，就毫无操守地站在当时最为强大的学阀同时也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石曾、易培基等人一边，充当起栽赃陷害代表自由主义先进文化的胡适、徐志摩、王世杰、陈源等英美派学者的文坛杀手。到了晚年为了充当唯我独尊的文坛皇帝，鲁迅更是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连"四条汉子"中的夏衍都要为自己付出的血泪代价愤愤不平："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也不是拜谒，那麽不自觉的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麽不敬罪吧。"对於像钱先生这样的正直学者的迷失，最好的解释同样是刀笔文学大师鲁迅的那句话："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愿他回转身来。" （选自《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