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北梁，一个城市棚户区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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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北梁三官庙最大的清真寺上可以俯瞰待改造的棚户区

原标题：解剖北梁，一个城市棚户区标本

摘要：2月3日，农历小年。李克强来到内蒙古包头市北梁地区考察，专门就棚户区改造问题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在这次会上，他把棚户区改造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从而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引擎。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梁走过的路，是一个可供解剖的标本。

作者：魏一平 摄影：蔡小川

北梁初印象

北梁的一天，是从人来人往的厕所开始的。北梁的厕所，各式各样，有的建在高坡上，男女分开，有墙有顶，像模像样；有的则躲在巷角里，只用一排半人高的砖围着，人站在里面能露出半截身子。但有一样是相同的，北梁的厕所，绝大多数都是旱厕，没有上水下水，一年四季都散发着恶臭。

不管是53岁的郭小平，还是68岁的张秀兰、56岁的高俊平、49岁的丁航峰，他们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都是为床头的铁炉子填块煤，然后提着自家的泔水桶走出院子，去或远或近的厕所。在北梁，这样的生活场景已经持续了至少100年，以至于人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自然、默契而流畅的生活节奏。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家形成了一张不成文的时间表，知道在什么时间去上厕所才不会拥挤。

从地图上看，北梁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包头就像一个瘦长的哑铃，西边的昆都仑区和青山区，都是上世纪50年代围绕包钢建设起来的新城，形成了今天的包头中心城区。从这里往东25公里的东河区，则是以前的包头老城区，民国年间就修建的京包铁路终点站和包头机场都在这里。这中间的广阔地带，以前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当地人习惯称呼为“郊区”，前些年才成立了九原区。北梁，位于东河区的北部，南距黄河不过十几公里，属于黄河北岸自然隆起的高地，即所谓“梁”。它北起110国道、南至东西门大街沿线、西至包白铁路、东至环城路延伸段工业区东路，面积13平方公里。

从历史上看，北梁是一个显赫的地方，它是包头城的发源地。包头人讲述自己的历史，起点便是乾隆年间的乔贵发走西口，在北梁一带建了豆腐坊，后来逐步做大，创建了复盛公。依靠黄河上的水旱码头，这里便成了连接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之间的一个通商枢纽，晋商和回民带着驼队从四面八方赶来，贩卖牛羊、皮毛。清同治年间，大同总兵马升为抵御西北回民起义军，在此修建城垣，筑起了包头城。人们常说，对包头来说，“根在东河，魂在北梁”。

然而，登上这里的制高点清真大寺，俯瞰现实中的北梁，则是另一番景象。一排排低矮的小平房，沿着梁地从南往北，一级级密密麻麻摆开，犹如寒冬里的梯田，满眼尽是灰蒙蒙的色调。平房顶上冒出来的小烟囱，一天到晚冒着白烟，空气中弥漫着煤灰味。铁炉子是每家每户的必备品，包头的冬天特别长，从10月底到来年的4月份，取暖、做饭都要靠它。每年一入秋，北梁就会忙碌起来，为漫长的冬季做准备，家家户户门前堆起煤炭，地窖里塞满白菜土豆。这里的路像错乱的蜘蛛网，出租车司机一听说去北梁就皱眉头。最宽的一条也不过是刚刚能够错车的青石板路，其他则大多是不足一米宽的羊肠小道，如果没有当地人领着，很容易七拐八拐走进死胡同。从高处看，北梁的面貌更加不可思议，就像是城市延伸到此被拦腰斩断了似的，旁边仅仅一路之隔便是高楼大厦，形成错落有致的城市天际线。怪不得，那天随李克强来到这里的一位当地官员禁不住感叹：“时间仿佛在此凝固了。”

张秀兰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笑眯眯地把我们让进了她家昏暗的屋子。老伴坐在炕头上，由于刚刚得了一种怪异的硬皮病，变得有气无力，颧骨高突。墙上挂着他以前每天都要练一阵子的宝剑，那是他当年在刀剪厂上班时自己打制的。现在陪伴他的，则变成了一条从房顶上垂下来用于输液的绳子，和桌上一大堆药瓶子。张秀兰和老伴算得上是地道的北梁人，他们现在居住的小院，还保留着一座拱形的青砖门楼，解放前住的是大户人家。“文革”期间，因为小院的主人成分不好被赶走了，他们租下了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屋子。“文革”结束后，恢复政策，政府要把没收的房子还给人家，可当时张秀兰两口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无处可去，只好花钱买下了这间屋子。

从外看，屋子是砖结构，但实际上只是在两层砖中间填满了土。屋顶已经凹陷了一块，每逢雨天张秀兰就会提心吊胆。墙上挂着两个老式的木质相框，里面排列整齐的照片记录着这个家庭曾经的辉煌——正中间一张黑白照是张秀兰父亲的半身照，老爷子曾经做过公社书记，穿着马褂，目光炯炯，布满皱纹的脸上透着一股威严和安详；周围散落几张丈夫年轻时的照片，背景是杭州西湖和北京长城，那是他在包头刀剪厂工作时，去全国各地出差的留念；再往后，则是女儿在上世纪90年代的留影，白衬衫、牛仔裤，被风吹起的长发，处处展示着青春的活力。

可是，眼前，所有这些都成了遥远的记忆。父亲已故，一辈子也没能带领这个家离开北梁；丈夫所在的刀剪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走下坡路，后来生产了一段时间餐具和钢窗，最后仍然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张秀兰自己，以前在一间“五七”工厂做搬运工。所谓“五七工”，是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应毛主席在1957年发出的号召，走出家门参加劳动的企业职工家属。尤其在包头这样的老工业城市，非常多见，她们大多追随自己的丈夫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从事辅助性生产工作，但没有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只能领几百块钱的退休金。至于女儿，前几年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就跟她们老两口挤在这间屋子里。

张秀兰的家史，某种程度上就是北梁近半个世纪演变的缩影。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看得出，与绝大多数北梁人一样，张秀兰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桌上的纸盒里塞满了糖果，窗台上摆满了花盆，青砖铺的地面也被扫得干干净净。北梁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我们在北梁采访，问居民愿不愿意搬走，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做梦都想去住楼”，但随后也会透出一丝疑虑——“在这小屋里住了五六十年，搬上楼能习惯吗？”

不可否认，北梁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社区关系，城里人提起这里的时候都会称道人们的淳朴性格。可是，眼下对北梁来说，比乡愁更严峻的是现实——在1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拥挤地生活着4.7万户像张秀兰这样的家庭，共12.4万人，其中包含1.18万个失业人员和3.01万个低保人员，90%的人均居住面积都小于15平方米。更致命的是，北梁的城市功能已经基本退化。几十年前的自来水管网和电线已经老化，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这里没有暖气，没有燃气，没有有线电视，没有消防设施，没有一盏路灯，只有260个旱厕。

从辉煌到失落

高俊平还处在亢奋中。自从小孙子高宇博光屁股的镜头在新闻上播出后，家里就没断过记者，每次见到有陌生人来访，高俊平两口子都会热情迎到屋里，还不等对方张口问，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天李克强来时的场景，说到激动处便会抹眼泪。

高俊平就出生在现在住的这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里。上山下乡回来后，高俊平进了包头的内蒙古建筑机械厂，在当时可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工厂不景气，很多工人下了岗。勉强支撑到2003年，工厂正式破产，高俊平领到了1万多块钱的安置费，自此就跟这家曾经风光的企业毫无关系了，依靠到外面打零工为生。

院子是高俊平的父亲留下来的。临终前，父亲把房本一分为三，分给了高俊平兄弟三人。大嫂前几年过世了，大哥又找了一个老伴，对方在城区有住处，也就把大哥接走了；二哥也已经过世，剩下隔壁一间屋子给孩子们放东西。高俊平也曾经有机会离开北梁。以前在机械厂上班的时候，单位曾经分过一套小房子，在20多公里外的包头市区，但那时候高俊平觉得还是北梁住着习惯，就把那套小房子卖了，待到儿子结婚的时候，用这钱给儿子在东河城区买了套5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现在，儿子和儿媳住在那套小房里，高俊平夫妇则带着小孙子住在这间老屋里。由于炕边上又摆了一张单人床，屋子里更显局促了，但却承担了客厅、卧室、厨房等多重角色。

现在仍然生活在北梁地区的12万多人中，像高俊平这样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住在以前的城市中心，都是城市居民，曾经有一份风光体面的工作，可后来却逐渐沦为这个城市里最底层的群体。

包头是典型的重工业城市。“一五”期间苏联援助的156个大项目，就有6个落在了包头，乃至城市规划也是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都是横平竖直的网格状街道。按照苏联专家的规划，未来要依托包钢，把包头建设成为600万人口的大城市。包钢是这个城市的发动机，围绕着这个庞然大物，催生了一条从煤矿开采到稀土加工甚至兵器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严格来说，北梁的下坡路从包钢建成的那一天就开始了。1954年12月，包头市委追随包钢而去，搬迁到了现在的昆都仑区。但当时所有的包头市二级政府单位都留在了东河，而且为包钢等大型国企配套的数百家中小企业也都分布在东河，它们大多是地方所属的国企或集体企业，直接支撑着当地的财政。政府机构和企业聚集的另一层效应，是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东河区政府人士对此感触更加直观，那时候自治区领导来包头视察，接待一般安排在东河，因为昆都仑区和青山区连一家三星级宾馆都没有。消费—税收—财政—民生，环环相扣，单纯就教育资源而言，当时的东河区，拥有的中小学数量就是昆都仑区和青山区的总和。

可是，上世纪80年代末，城市中心转移所带来的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政府部门的搬迁，几十个局级单位纷纷去了包头新城区；紧接着是市场经济的到来，大国企的采购不再局限于本地，而是转向全国市场，那些为包钢等企业配套的小企业，由于技术力量薄弱和市场意识不敏锐，迅速走向衰败。上世纪90年代，东河区曾经繁华的巴彦塔拉大街成了“破产一条街”，后来国企改革提出“抓大放小”，全区受波及的中小企业多达600多家。

东河区委书记贺海钧向我们回忆，那是东河最艰难的一段日子，也是一段失落的时光。2000年之后，包头市的各项投资向新兴城区和工业区倾斜，东河不仅财政收入减少，而且因为聚集了庞大的下岗工人，造成沉重的负担，一下子从财政最富裕的区变成了最困难的区，而北梁又算是东河的困难户。我们从一组数据对比中大概可以看清北梁在包头的位置——包头市25%的失业人口在东河区，这其中70%住在北梁；东河集中了包头50%的低保户，其中的80%在北梁。

北梁曾经有过好几次机会获得重生。1996年5月3日，包头发生6.4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房屋损坏。东河区房管局的胡俊生书记向我们介绍，当时，上级便要求东河政府重建家园与旧城改造相结合。可是，由于当时北梁的房屋受地震损毁并不严重，在有限的财力之下，没有被纳入旧城改造的一期工程范围内。东河区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和地方出资的方式，用5年的时间改造了东河1.64平方公里的城区，建设了130万平方米住宅，拆迁安置了1.5万户。到2001年，旧城改造启动二期工程，主要是修路、治理河槽，启动了北梁内环路建设，并且由市政牵头解决北梁的饮水困难。

可是，重建家园不仅没有改变北梁的面貌，反而更拉大了北梁与城区的距离。郭小平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家在地震中受损，只有23平方米，按照当时的补偿标准400元/平方米计算，只得了1万多块钱，可当时的房价却要600元/平方米，一套房子至少需要五六万元。郭小平是1992年包头市第一批下岗工人，没有积蓄买楼房，他只好拿着这1万多块钱来到了生活成本更低的北梁，租住了一间小房子，一住就是十几年。眼瞅着外面的房价已经涨到了4000元/平方米，郭小平离开北梁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因为平房小而便宜，每经历一次城市变迁，那些无力开启新生活的人就会被挤到北梁，久而久之，这里成了城市中的一块大洼地，成了每一届政府都深感头疼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