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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4月17日《新闻今日谈》播出“朱文晖：北京出租车收费提价已不可避免”，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声扬：北京市政府在今天公布了北京出租车整顿意见，提出要在一到两年的时间之内，明显地改善打车难的问题，拒载等服务质量的投诉要降到万分之一以下。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套组合拳，有两大亮点。亮点一，出租车企业原本无限期特许经营权将改为有限期的六年，所以管理不善的可以收回这个经营权。
亮点二，推广电话叫车服务。那究竟这两个亮点，这个意见能否标本兼治？我们请朱先生为我们做分析。但当我将这个话题贴到微博的时候，这个朋友的反应都相当冷淡，似乎是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内地城市当中我跑的最多一个城市就是北京，我有亲戚在那里住，所以特别关心这一份整顿意见特别当中的两大亮点能否标本兼治北京出租车的问题。
朱文晖：我觉得首先要肯定的一点就是北京终于可以对出租车这个体系做一个重大改革，而且是全方位的改革了，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过去从2006年到现在8年了，不但这个体系不改，而且连价格都不调。
姜声扬：为什么说2006年？
朱文晖：因为2006年那个价格是定到现在都没有调整过，整整8年时间，所以你看北京，如果在2006年这个价格我觉得挺合理的，你现在这个价格就是说，所以北京人特别喜欢打车。假设你去了东京，或者你去了纽约，你敢不敢打车呢？去东京之后你得掂量一下，所以你从东京你特别清楚，从机场出去没有任何人坐出租车的，他会宰得你头破血流，倾家荡产。
姜声扬：一定要坐机场快线。
朱文晖：机场快线或者是大巴，没有的。所以北京人是人均一年打35次车，因为这个车实在太便宜，太便宜之后，自然就是打车难，再多也是不够的。所以这里边基础的杠杆，我们搞市场经济，它一定是个价格杠杆，而这个价格杠杆是来回要浮动的，不能够一成不变。所以这次也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强调是要提价是肯定的，但是提多少，肯定它没有公布。但是提价的收益要归出租车司机，而不是归中国很特殊的，尤其北京是最特殊的，因为只有6.6万辆，只有为数很少的是个体出租车司机。
而是属于出租车公司，出租车管理公司，管理公司从哪儿来的呢？就是当时没钱的时候，刚刚搞市场经济，北京的交通也不方便的时候，就是有人拿了一笔钱，就买了一些车，可能最开始是面的，这么一路过来的。
姜声扬：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朱文晖：改革开放90年代初期这一路走过来的，所以那些公司就有了这些出租车，我们香港叫车牌，它这里边的改革叫做特许经营权。那么这个经营就把开车的出租车的权利给司机，让司机每天交叫“份钱”，每天一醒过来你就欠公司多少钱。所以你可想而知，这种状况下面，那个司机不可能是很心情愉悦地去工作的，因为他一起来就背一个债，他不干的话，他就要欠那么多钱给公司，所以就要不停地去劳动，然后去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看这个是分界线，就是2006年以前，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还算比较高，尤其是90年代后期，但到了现在，它算一个比较相对低，而且是很劳累，很苦的这么一个行业。所以你现在给它做改革，提高它的工资我想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参照不同的体系，为什么你说放到微博上没人反应呢？就是大家对这个好像不抱什么希望，就是单靠这几招好像是解决不了打车难的问题。
姜声扬：你觉得不行？
朱文晖：我自己感觉好像也解决不了。
姜声扬：电话叫车？
朱文晖：电话叫车，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说是靠电话叫车为主的，你想想看，有哪个地方说是要出门了，电话一打车就来了，出租车的特点就是上街扬手就招，关键是来得多少，要等很长时间还是很容易，还是说一下子来三辆。所以我建议北京它应该多去学习，不能够闭门造句，去哪学？台北。台北我觉得管理出租车无论是价格水平还是出租车的供应量是最好的。
姜声扬：为什么日本这么贵？
朱文晖：日本贵的特点，就是日本本身东西就贵。日本是不鼓励你使用出租车的，鼓励你使用交通，大众交通。但是大众交通首先它得必须非常方便，你才能够去放弃出租车。
姜声扬：而日本做到了。
朱文晖：对，日本能做得到，因为它这个规划包括香港也能做到，但是北京做不到，因为北京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你要不选择自己开车，要不你就选择出租车。所以出租车不是一个补充，这次把它改革定性为一个补充，这个方向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没办法替代的。所以你唯有第一提高价格，尤其它也确实能够承受，比如说翻一倍都可以承受的。
姜声扬：但是北京的大众交通，现在包括地铁，包括巴士其实也都是人满为患的。
朱文晖：对，所以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满，所以这个交通得全面地调，不是它调。你比如说北京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去那儿之后发现，你可能买一个公交卡之后，坐一趟公共汽车两毛钱，远的四毛钱，地铁两块钱。你想想看，你这样把本来不想上街的人都给引出街上来了，那个根本就不用考虑，包括打车十块钱三公里。
姜声扬：我不会为了要坐地铁就出去上街吧。
朱文晖：但是如果说你很贵的话，那么有的人比如说打车的时候，就会打消念头了，或者他选择换高峰的时候不要出行，或者怎么样，香港就是这样的。所以考察公共交通体系要考察香港，考察东京，它是一个综合配套的体系。那么考察出租车也要考察香港，香港是有牌照，这个牌照但是更多是归个人。
姜声扬：但为什么你认为台北做的比香港好？
朱文晖：台北的特点是出租车基本开放，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买辆车，贴个东西，因为我经常去台北，一下来出来之后我就喜欢跟司机聊天，聊他们是怎么管理的，然后这个出租车基本上是个人拥有的。个人拥有他就会比较自在，而且个人拥有他就会强调服务的质量，希望拉一个回头客，希望你去包他的车。好的，现在北京因为你处的是这么一个状况，明显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就会出现黑车。黑车其实和台北那个就非常像。
姜声扬：台北计程车都是黑车？
朱文晖：台北是公开的，就它的服务水平和它体贴的水平就非常像。
姜声扬：黑车比较体贴？
朱文晖：对，所以黑车他们也有电话，五、六架黑车组成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打电话互相串，比如说你去机场可能一百八十块钱，来回可能是多少钱，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接，就比出租车可能贵50%，但是其实它反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成本价格，而且你愿意支付，因为你不用去排队去等，或者怎么样，而且它非常准时，它非常尽责，就是无论你多晚到，它都会在那个地方等你。
所以从这种状态下面，我建议咱们去学一学台北，就是它到底怎么管，因为台北的城市街道也很小，而且它也经过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阶段。另外学学香港，所谓特许经营权这个牌照怎么进行管理的，至于说它现在还用各种媒体来宣传，我看到有就是用报纸，广告，互联网来宣传好像叫什么，叫推广店招服务，改变招手拦车，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一点都不现实，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
你可以想想，本来出租车就不够用，然后你招一个之后，出租车还空车去那个地方去接他，他不是更浪费有效的资源吗？那么至于说推行单班变双班，我觉得倒是完全可以考虑。那么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出租车司机的准入，你看中国其他城市，像深圳、广州都是外地司机了。但上海，上海其实也有北京值得借鉴的地方，上海的司机可能还是本地的司机多。但是这个本地司机和外地司机之间怎么做一个平衡，现在北京本地的城区里面的市民都不开出租车了，都是远郊的农民，所以他们有一个换班的问题，尤其你两班之后可能会更加痛苦。
这些问题，其实我看到的这份建议当中都没有体现出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过程还得一年一年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行。
姜声扬：北京市政府在今天公布了北京出租车整顿意见，提出要在一到两年的时间之内，明显地改善打车难的问题，拒载等服务质量的投诉要降到万分之一以下。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套组合拳，有两大亮点。亮点一，出租车企业原本无限期特许经营权将改为有限期的六年，所以管理不善的可以收回这个经营权。
亮点二，推广电话叫车服务。那究竟这两个亮点，这个意见能否标本兼治？我们请朱先生为我们做分析。但当我将这个话题贴到微博的时候，这个朋友的反应都相当冷淡，似乎是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内地城市当中我跑的最多一个城市就是北京，我有亲戚在那里住，所以特别关心这一份整顿意见特别当中的两大亮点能否标本兼治北京出租车的问题。
朱文晖：我觉得首先要肯定的一点就是北京终于可以对出租车这个体系做一个重大改革，而且是全方位的改革了，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过去从2006年到现在8年了，不但这个体系不改，而且连价格都不调。
姜声扬：为什么说2006年？
朱文晖：因为2006年那个价格是定到现在都没有调整过，整整8年时间，所以你看北京，如果在2006年这个价格我觉得挺合理的，你现在这个价格就是说，所以北京人特别喜欢打车。假设你去了东京，或者你去了纽约，你敢不敢打车呢？去东京之后你得掂量一下，所以你从东京你特别清楚，从机场出去没有任何人坐出租车的，他会宰得你头破血流，倾家荡产。
姜声扬：一定要坐机场快线。
朱文晖：机场快线或者是大巴，没有的。所以北京人是人均一年打35次车，因为这个车实在太便宜，太便宜之后，自然就是打车难，再多也是不够的。所以这里边基础的杠杆，我们搞市场经济，它一定是个价格杠杆，而这个价格杠杆是来回要浮动的，不能够一成不变。所以这次也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强调是要提价是肯定的，但是提多少，肯定它没有公布。但是提价的收益要归出租车司机，而不是归中国很特殊的，尤其北京是最特殊的，因为只有6.6万辆，只有为数很少的是个体出租车司机。
而是属于出租车公司，出租车管理公司，管理公司从哪儿来的呢？就是当时没钱的时候，刚刚搞市场经济，北京的交通也不方便的时候，就是有人拿了一笔钱，就买了一些车，可能最开始是面的，这么一路过来的。
姜声扬：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朱文晖：改革开放90年代初期这一路走过来的，所以那些公司就有了这些出租车，我们香港叫车牌，它这里边的改革叫做特许经营权。那么这个经营就把开车的出租车的权利给司机，让司机每天交叫“份钱”，每天一醒过来你就欠公司多少钱。所以你可想而知，这种状况下面，那个司机不可能是很心情愉悦地去工作的，因为他一起来就背一个债，他不干的话，他就要欠那么多钱给公司，所以就要不停地去劳动，然后去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看这个是分界线，就是2006年以前，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还算比较高，尤其是90年代后期，但到了现在，它算一个比较相对低，而且是很劳累，很苦的这么一个行业。所以你现在给它做改革，提高它的工资我想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参照不同的体系，为什么你说放到微博上没人反应呢？就是大家对这个好像不抱什么希望，就是单靠这几招好像是解决不了打车难的问题。
姜声扬：你觉得不行？
朱文晖：我自己感觉好像也解决不了。
姜声扬：电话叫车？
朱文晖：电话叫车，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说是靠电话叫车为主的，你想想看，有哪个地方说是要出门了，电话一打车就来了，出租车的特点就是上街扬手就招，关键是来得多少，要等很长时间还是很容易，还是说一下子来三辆。所以我建议北京它应该多去学习，不能够闭门造句，去哪学？台北。台北我觉得管理出租车无论是价格水平还是出租车的供应量是最好的。
姜声扬：为什么日本这么贵？
朱文晖：日本贵的特点，就是日本本身东西就贵。日本是不鼓励你使用出租车的，鼓励你使用交通，大众交通。但是大众交通首先它得必须非常方便，你才能够去放弃出租车。
姜声扬：而日本做到了。
朱文晖：对，日本能做得到，因为它这个规划包括香港也能做到，但是北京做不到，因为北京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你要不选择自己开车，要不你就选择出租车。所以出租车不是一个补充，这次把它改革定性为一个补充，这个方向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没办法替代的。所以你唯有第一提高价格，尤其它也确实能够承受，比如说翻一倍都可以承受的。
姜声扬：但是北京的大众交通，现在包括地铁，包括巴士其实也都是人满为患的。
朱文晖：对，所以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满，所以这个交通得全面地调，不是它调。你比如说北京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去那儿之后发现，你可能买一个公交卡之后，坐一趟公共汽车两毛钱，远的四毛钱，地铁两块钱。你想想看，你这样把本来不想上街的人都给引出街上来了，那个根本就不用考虑，包括打车十块钱三公里。
姜声扬：我不会为了要坐地铁就出去上街吧。
朱文晖：但是如果说你很贵的话，那么有的人比如说打车的时候，就会打消念头了，或者他选择换高峰的时候不要出行，或者怎么样，香港就是这样的。所以考察公共交通体系要考察香港，考察东京，它是一个综合配套的体系。那么考察出租车也要考察香港，香港是有牌照，这个牌照但是更多是归个人。
姜声扬：但为什么你认为台北做的比香港好？
朱文晖：台北的特点是出租车基本开放，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买辆车，贴个东西，因为我经常去台北，一下来出来之后我就喜欢跟司机聊天，聊他们是怎么管理的，然后这个出租车基本上是个人拥有的。个人拥有他就会比较自在，而且个人拥有他就会强调服务的质量，希望拉一个回头客，希望你去包他的车。好的，现在北京因为你处的是这么一个状况，明显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就会出现黑车。黑车其实和台北那个就非常像。
姜声扬：台北计程车都是黑车？
朱文晖：台北是公开的，就它的服务水平和它体贴的水平就非常像。
姜声扬：黑车比较体贴？
朱文晖：对，所以黑车他们也有电话，五、六架黑车组成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打电话互相串，比如说你去机场可能一百八十块钱，来回可能是多少钱，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接，就比出租车可能贵50%，但是其实它反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成本价格，而且你愿意支付，因为你不用去排队去等，或者怎么样，而且它非常准时，它非常尽责，就是无论你多晚到，它都会在那个地方等你。
所以从这种状态下面，我建议咱们去学一学台北，就是它到底怎么管，因为台北的城市街道也很小，而且它也经过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阶段。另外学学香港，所谓特许经营权这个牌照怎么进行管理的，至于说它现在还用各种媒体来宣传，我看到有就是用报纸，广告，互联网来宣传好像叫什么，叫推广店招服务，改变招手拦车，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一点都不现实，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
你可以想想，本来出租车就不够用，然后你招一个之后，出租车还空车去那个地方去接他，他不是更浪费有效的资源吗？那么至于说推行单班变双班，我觉得倒是完全可以考虑。那么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出租车司机的准入，你看中国其他城市，像深圳、广州都是外地司机了。但上海，上海其实也有北京值得借鉴的地方，上海的司机可能还是本地的司机多。但是这个本地司机和外地司机之间怎么做一个平衡，现在北京本地的城区里面的市民都不开出租车了，都是远郊的农民，所以他们有一个换班的问题，尤其你两班之后可能会更加痛苦。
这些问题，其实我看到的这份建议当中都没有体现出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过程还得一年一年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