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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中国目前面临的左右之争成为中共话语体系中的热点议题。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试图打造的毛式红色基地已然梦碎，但是中国知识界的左右之争至今仍在激烈进行。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中国舆论两极化、腐败难愈的情况很难改变，而当局的“左右平衡”，同时也是“左右为难”。它是否会选择“宁左勿右”，坚持居中，还是更为大胆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备受关注。
过去一个月来，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再次遭遇人身攻击与威胁，极左意见领袖为“四人帮”之首江青平反，这都凸显社会思潮依然暗流涌动，左右双方对现状都不满。领导层试图以官方结论为社会思潮定调，实际上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这一轮左右激烈对阵的起因直接源起于4月25日与5月4日，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茅于轼在沈阳与长沙出席演讲，先后遭闹场与示威，一场讲座被迫取消。
从反对者发布的照片看，长沙的示威人数不多，但气势压力，各种造势道具齐出，包括红旗、毛像与“汉奸过街人人喊打”等横幅，甚至有“还我熙来”的布条。此后，茅于轼声称，他家里持续收到骚扰与威胁电话。
自从两年前发表文章全面批判与否定毛泽东以后，茅于轼一直是“毛粉”（毛泽东粉丝）攻击的靶子。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去年曾一度减少，近期再次恶化。引人注目的是，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直接涉入论战，发表评论质疑他的身份“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还暗批他是“分裂社会的冲突点”。为此，茅于轼也撰文反击“拥毛分子”才是社会的“毒瘤”。
到了上周，适逢江青忌日，左右论争更到一个小高点——意见领袖张宏良发声明悼念江青，质疑当局掩盖她的死因真相，还不点名批评中共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颠覆共产党”。张宏良将决议的负责人指向胡耀邦，虽然大家都清楚，当时的中共最高掌舵者是邓小平。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左右之争最大的引爆点还应归结于“薄熙来事件”，多维新闻曾在报道指出，在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一直为薄熙来和重庆模式担任舆论阵地的“乌有之乡”随后被关闭。事实上，回顾整个“薄熙来事件”，在大陆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不在于其经济或法律层面的意义，而更多的在于其所代表的毛左思潮的抬头以及背后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想不断碰撞的现状。而被认为是右派代言媒体的《南方周末》也在2013年年初发生了新年献辞被改事件。不过这些事情都不能阻止中国在进入“习时代”后左右两派的政治冲突。
在中国，左右之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更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牵扯到权力斗争与中共执政合法性。在中共建国前至改革开放初年，所谓的“路线斗争”就是政治斗争。1990年代，路线之争被“不争论”的要求抑制住，中国进入一段全力发展经济的阶段。到了2002年左右，随着中国加入WT O，贫富差距明显扩大，以及国企私有化引起激烈争议，左右之争再次浮出水面，尤其在2008年后的几年里，重庆的“红色试验”让民间的左派力量得到整合与提升。而今，民间左派群体的组织已相当成熟。去年“916”反日大游行，其中就有他们力量的展示。
此时此刻，外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是：左派群体的动作，究竟是试探当局的底线，还是由于受到当局的鼓励？这个问题，也值得体制内人士思考。
《光明日报》本月初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月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 来源: 多维
过去一个月来，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再次遭遇人身攻击与威胁，极左意见领袖为“四人帮”之首江青平反，这都凸显社会思潮依然暗流涌动，左右双方对现状都不满。领导层试图以官方结论为社会思潮定调，实际上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这一轮左右激烈对阵的起因直接源起于4月25日与5月4日，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茅于轼在沈阳与长沙出席演讲，先后遭闹场与示威，一场讲座被迫取消。
从反对者发布的照片看，长沙的示威人数不多，但气势压力，各种造势道具齐出，包括红旗、毛像与“汉奸过街人人喊打”等横幅，甚至有“还我熙来”的布条。此后，茅于轼声称，他家里持续收到骚扰与威胁电话。
自从两年前发表文章全面批判与否定毛泽东以后，茅于轼一直是“毛粉”（毛泽东粉丝）攻击的靶子。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去年曾一度减少，近期再次恶化。引人注目的是，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直接涉入论战，发表评论质疑他的身份“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还暗批他是“分裂社会的冲突点”。为此，茅于轼也撰文反击“拥毛分子”才是社会的“毒瘤”。
到了上周，适逢江青忌日，左右论争更到一个小高点——意见领袖张宏良发声明悼念江青，质疑当局掩盖她的死因真相，还不点名批评中共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颠覆共产党”。张宏良将决议的负责人指向胡耀邦，虽然大家都清楚，当时的中共最高掌舵者是邓小平。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左右之争最大的引爆点还应归结于“薄熙来事件”，多维新闻曾在报道指出，在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一直为薄熙来和重庆模式担任舆论阵地的“乌有之乡”随后被关闭。事实上，回顾整个“薄熙来事件”，在大陆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不在于其经济或法律层面的意义，而更多的在于其所代表的毛左思潮的抬头以及背后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想不断碰撞的现状。而被认为是右派代言媒体的《南方周末》也在2013年年初发生了新年献辞被改事件。不过这些事情都不能阻止中国在进入“习时代”后左右两派的政治冲突。
在中国，左右之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更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牵扯到权力斗争与中共执政合法性。在中共建国前至改革开放初年，所谓的“路线斗争”就是政治斗争。1990年代，路线之争被“不争论”的要求抑制住，中国进入一段全力发展经济的阶段。到了2002年左右，随着中国加入WT O，贫富差距明显扩大，以及国企私有化引起激烈争议，左右之争再次浮出水面，尤其在2008年后的几年里，重庆的“红色试验”让民间的左派力量得到整合与提升。而今，民间左派群体的组织已相当成熟。去年“916”反日大游行，其中就有他们力量的展示。
此时此刻，外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是：左派群体的动作，究竟是试探当局的底线，还是由于受到当局的鼓励？这个问题，也值得体制内人士思考。
《光明日报》本月初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月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 来源: 多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