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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886期
高考落榜生之死
本报记者 陈璇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03日 12 版)
再有半个小时，杨媛就要揭开她人生中第二次高考的悬念了。6月22日晚上9点半，这个家在四川崇州一个小村庄的复读生，和其他54万参加2013年高考的四川考生一样，等待着分数公布的那一刻。
这时，杨媛接到在西藏拉萨打工的父亲杨富强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嘱咐她，明天中午去吃朋友生娃娃的酒席。杨媛连声应着，“一定会去”。接着，她迫不及待地跟父亲说：“晚上10点出分数。分数一出来，马上打电话跟你汇报。”
杨富强躺在工棚的大通铺上，把手机搁在胸口，等待着和女儿约定的这个电话。
10点钟过了，他的手机毫无动静。两个小时后，铃声响起，他急忙按下接听键，却听到妻子胡群芳在电话里哭着说：“媛媛自杀了。”
此刻，他们的女儿躺在崇州市的一家医院里，生命体征已经消失。在距离医院3公里左右的家中，杨媛房间里一张堆着复习资料的书桌上，摆着她今年的高考准考证、一把刀刃上沾着血迹的水果刀，还有一封她用红笔写下的信。
20岁的杨媛留给父母的最后几句话是：“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这一世，你们的恩情我无法回报，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轻松点。答应我，你们要好好活着。保重！”
她的床边放着一个金色的手机。在这个有些按键已经掉漆的手机里，躺着她之前一直等待的短信。短信里写着，她今年高考的总分数454分，四川省高考理科本科第三批录取控制分数线460分。
杨媛看完短信后，关掉了手机，似乎永远也不希望父母看到自己的高考成绩。
“考”，没有刻度，却可以称量世间任何一个灵魂
高考前两天，6月5日晚上9点过，杨媛和好朋友王碧云煲了半个小时的“电话粥”。 她跟王碧云说：“这次复读一年，知识更牢固，高考更有信心了。”
在杨媛的友情世界里，王碧云是最贴心的“姐妹”之一。她俩曾是高中同班同学，去年一起参加高考，而且都考过了专科线。此后，她们原本同步的人生轨道开始分叉，王碧云上了成都的一所专科院校，但是杨媛“不甘心上专科”，留在崇州复读。
崇州距离成都不过25公里。这个人口将近65万的县城，今年有3163人参加高考。根据崇州市往年的高考成绩来看，这里超过一半的考生能考进本科线。这样的成绩，在成都市8个远郊区县(市)里，排在中游。
高考进入倒计时了，两个女生似乎达成默契，她们很快绕过考试的话题，开心地聊起了“八卦”，还约好考完后一起“出去耍”。电话里响起杨媛平日里最有特色的银铃一般清亮的笑声。
高考前夜，同往常一样，晚上11点左右，杨媛上床准备休息。她和室友李慧蓉聊了会儿天儿，语气平静地说：“今年高考，我不像去年那么慌了。”
除了暴雨带来点小麻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高考的第一天，早晨7点20分，离第一科考试开始还有1小时40分钟，杨媛已经守在考点外面，手上紧捏着一个白色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她的文具、准考证以及一本《必备古诗文》。
她和李慧蓉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打发着开考前这段紧张的时间。铃声一响起，她就要和全国将近900万考生走进各自的考场里。
两天的考试结束后，胡群芳见到女儿，是6月8日晚上6点半左右。杨媛背着一个灰色的双肩包，骑自行车从平日里住读的学校回到家里。
胡群芳琢磨着女儿脸上的表情，似乎没有找到不同寻常的神色。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问：“考得啥子样？”
杨媛笑着对母亲说：“分数出来了才晓得。”
看到女儿脸上的笑容，胡群芳忐忑不安的心落了下来。
几乎没有人太担心杨媛，因为这个爱笑的女孩一直活泼开朗，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即使是在复读这一年，她也“本性难移”。
杨媛的身高超过1.65米，长得结实，而且说话嗓门大，有时笑起来会忘记是在公共场合。同学给她起了一个绰号“杨大炮”。还有人称呼她“杨蛋”，因为她“粗犷”的形象，看上去就像“菜市场卖蛋的大妈”。
对于这个浓眉毛、皮肤白皙的女孩来说，这些绰号与“淑女”毫不沾边儿。但是，杨媛从没有流露出半点不高兴，而且“照单全收”。在她给朋友写的信中，落款的地方，清秀的字迹写着“杨蛋”。
周围不少同龄人都喜欢杨媛豪爽大方的性格。她爱唱歌，经常坐在教室里哼哼。有一次课间休息，同学怂恿她上讲台去唱。她没有半点扭捏，迈着大步子走上讲台，在全班同学面前，唱起了她一直视为“成名曲”的《小酒窝》。下面的人乐成一片，她也很开心。
她给很多朋友留下的印象，是那种“给点阳光就会努力灿烂”的人。她喜欢别人表扬她，有时会不停跟朋友念叨她收获的赞美。她经常洗完澡后，对着教室的窗玻璃，拨弄一头又黑又浓密的头发，还会“自恋”地问别人：“你看，我这个发型美不？”
偶尔，杨媛和朋友们聊天儿时，正说得开心，会突然蹦出一句：“表面看我很乐观，其实我也蛮脆弱的。”听到这句话的人，都认为是这个爱说笑的女孩，又在开玩笑。
即便是第二次经历高考，杨媛的不少同学都认为，“积极乐观的她肯定能挺过去”。一个和她要好的男同学说：“没有人会担心杨媛，反而是她担心别人。”
在“高四”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杨媛面对这样一道作文题：“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要面对考试，大考小考，期中考，期末考，月考周考。面对就业，我们要考，考各种证件。我们的一生，仿佛与‘考’有着不解之缘，请以‘考’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她写道：“漫漫人生路中上，我们的一生仿佛与‘考’有着不解之缘。虽然，有时我们会有点儿憎恶它，但风雨过后，回望我们走过来的路，我们或许会感谢它，是它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去克服困难。‘考’，没有刻度，却可以称量世间任何一个灵魂。”
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回报他们
高考后，杨媛在家闲了不到一周，就去离家不远的一家餐馆打工，做服务员。
母亲胡群芳让她跟朋友出去“好好耍一下”，她却说“等拿到通知书了再出去”。
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打完这份暑假工，可以挣下将近半年的大学学费。而这笔钱对于这个还欠着债的农村家庭来说，并不是无关轻重的数目。
3年前，杨家的几间砖瓦房因为修公路而拆迁。在当地的统一规划下，他们盖起了两层小楼房。但为此，家里欠了亲戚朋友10多万元。
从2000年开始，父亲杨富强就去离家2000多公里远的拉萨打工。他是一个水电工，在建筑工地上埋电线，有时还会在冻土中挖下水管道。这个身高1.7米的农民工，体重还不到100斤，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
如果一年的活儿顺利，杨富强可以挣4万元，再加上租出去的3亩地能收回4000多元的水稻钱。这笔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以及一点点地还债，补家里的“大窟窿”。
杨媛还有一个弟弟，没考上高中，读了一年的职高，就放弃念书了。去年，这个还不到19岁的男孩也跟着父亲，去西藏打工。
弟弟至今还没回家奔姐姐的丧，因为除了父亲赶回家那张机票，家里已经匀不出钱再给他买一张。
一直生活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农村家庭里，杨媛的生活半径很小。她从没有离开过四川省，唯一一次离开崇州，还是2008年的时候，她和弟弟一起到成都华阳的表哥家里做客。
杨媛在表哥刚买不久的110平方米三居室里呆了两天，几乎没有走出过家门，也没有真正看到大城市的模样。她只是感受了一下城市的高楼生活，以及在表哥下班后，和他拉了几句家常。
就在几年前，这个表哥只是杨媛远在重庆山区的穷亲戚。他们一家有3个男孩，住的是破旧的砖瓦房，父亲是瓦工，母亲还要给别人做保姆，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
杨富强记得，“早些年，他们家条件还不如我们家”。不过，这3个80后的山区农村男孩，有两人考上了大学，老大还读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工作后没多久，就在成都市郊买了第一套房子。
有时，杨富强会跟女儿杨媛说：“这几个表哥就是你们的榜样。”
杨媛不多说话，乖巧地回答：“爸爸，我晓得了。”
2009年，杨媛考上崇州市最好的高中――崇庆中学。但是去年高考，她的分数离本科线还差十几分。
父母眼中一直都很懂事的杨媛，闹了几天情绪，“不开腔，不说话”，不爱搭理人。杨富强回忆说：“她很少会在我们面前闹脾气的。”
杨媛决定复读一年。她曾经说过：“我相信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坐客车都会晕车的她，却一直想“考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上大学”。
这个开朗爱笑的女孩，经常在跟朋友说起父母打工养活自己如何辛苦时，直掉眼泪。这让朋友们“无所适从”。她曾向最好的朋友吐露：“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回报他们。”
复读生和应届生不同，明年几乎没有机会，已经无路可退了
杨媛和大多复读班同学一样，都觉得“复读生和应届生不同，明年几乎没有机会，因为没有青春再来一年，已经无路可退了”。
去年，班上50多个同学参加完高考，有十几个人选择复读一年。在崇庆中学往届的复读生中，还有人考上清华大学。
这一年，杨媛更加努力，改掉了“静不下心来学习”的坏习惯，还会克制自己爱哼歌的“毛病”。在她的课桌旁边，放着一个边缘破损的白色整理箱，箱子里堆满书本和试卷。她的教科书，大多书角翻卷起来，纸张揉得像是一碰就会破掉。
有时，同桌李慧蓉看到，杨媛在看书时会走神，对着窗户发呆。对此她解释说：“我想的事情太多了。”
杨媛有个习惯，每次考完后，会在成绩表上做一组计算题。高考前的“二诊”，她考了457分。她在成绩表上各科分数的旁边，给语文加上“1分”，数学加上“17分”，英语加上“17分”……这样，她的总分就可以达到“520分”。她还算了一下，“520-457=63”。在竖等式的旁边，她写下一行字：“相信自己，脚踏实地。”
她几乎没有清晰地跟人描绘过，到底要上哪所学校，读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但是，她对同学说，“一定要考上‘二本’，还要冲‘一本’。”
她跟父母说过，“三本”学校太贵，所以不想读。去年高三，她还想过考军校，因为费用全免。她参加了体检，填了政治审查表，但最终分数不够，没考上。
一旦考试分数要和钱挂上钩，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就会显露出她的脆弱。
在李慧蓉的记忆中，杨媛在复读时情绪最沮丧的一次，是因为今年1月的“一诊”成绩不理想。在这次考试中，她的成绩排名比以往下滑了20多位。按照学校规定，这个分数不在“费用全免”的档次，要交1300多元的“辅导费”。
这可能是杨媛在复读一年中遇到的最大挫折。这个平日里爱笑的女生“哭得很伤心”，不止在一个朋友面前表露过难受。
在杨媛的父母看来，女儿是爱跟他们说心里话的。但其实，杨媛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是带走了一些她不愿意告诉父母的小秘密。
说起女儿的复读，胡群芳一直以为，“学费不花钱”。杨媛从没向她提起过辅导费的事。她找几个要好的同学借了钱，一直到高考结束，才还完这1300多元。
那段时间，杨媛总说自己“身体壮”，嚷着要减肥，晚上不去食堂吃饭。复读班的同学大多每周花销120元左右，家里给杨媛80元，但是她“最多只花50块”。
另一个秘密则是她这一年的关键词――分数。杨媛每次向母亲汇报自己的考试成绩时，都会略微“修饰”一下。在胡群芳的印象中，女儿跟她说三次诊断考试的分数分别是“510、490、500”。但是，从她的成绩单来看，这是她给自己“加分”后才可能达到的分数。
她背回家的那个灰色书包，至今还放在她的床上。书包的最里层，几本复习资料中间，夹着几张叠成豆腐块儿状的考试成绩表。
正因为不是亲生的娃娃，所以要加倍地爱她，娃娃身世太可怜了
高考成绩公布的日期一天天临近。
连日来，亲戚们询问杨媛考试成绩的电话越来越多。她不愿意接，让胡群芳去应付那些“七大姑八大姨”。
但她很愿意和父亲通电话。几乎每周六晚上9点，她都要准时和父亲打一个电话，对父亲嘘寒问暖，嘱咐“爸爸在外面做活要注意身体，在拉萨要穿暖和点”。即便在等分数的这段时间，也不例外。
杨富强想到，8月底女儿就要满20岁了。他念叨着，等杨媛上大学后，给她的房间换一套新家具。
父亲一直对这个女儿有着特殊的偏爱。然而，他一直不敢亲口告诉杨媛一个事实：她并不是自己和胡群芳的亲生女儿。在她出生后不久，她的亲生父母因为“不喜欢女娃儿”，把她抱给杨家收养。
“正因为不是亲生的娃娃，所以要加倍地爱她。娃娃身世太可怜了。”这是杨富强心底的想法。
上小学时，杨媛从邻居的闲言碎语里听到自己的身世，她曾经向最要好的朋友袒露过这个人生秘密。
但是，杨媛和养父母，十几年来都没有当面把秘密说穿。杨富强一直想着，“等她以后嫁了人，再亲口跟她说”。
杨媛非常孝顺，这是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不会吝惜的评价。杨富强每次回家，她都会给父亲打好洗脚水，把拖鞋放到脚盆旁边。有时候，她跟同学上街去买衣服，挑了半天，最后什么都没给自己买，却给父母添了几件新衣服。
杨媛的朋友曾经说她：“你是他们的女儿，该撒娇就撒娇，该闹就闹。”但是，她在家中还是一贯地乖巧懂事。
在朋友面前，她才会成为那个大嗓门的“杨大炮”。
关于杨媛的记忆，还包括一些萌动的少女情怀。她的考试资料里，有时会夹着一两本言情小说。她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文摘杂志上的《一生诗意千瀑寻》，讲的是林徽因的爱情故事。她很欣赏“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还跟好朋友说，这就是她心目中的爱情典范。
几个好朋友觉察，她对一个男同学的感情“不一般”。每次见到这个男生，大大咧咧的杨媛会变得矜持起来，不愿多说话。她会很快地跑开，但是一进教室里就会大声喊：“我见到他了，我见到他了。”
高二时，全班出去郊游。杨媛第一次在同学面前穿裙子。那是一条小绿点和粉绿色相间的棉布长裙，还搭配着一双粉绿色的帆布鞋。同学们都笑她，她还很害羞。有人抓拍了一张她和那个男生的照片。在镜头里，杨媛站在男生身后，和他隔着两步远的距离，正弯着腰，咧嘴笑着。后来，杨媛听说有这张照片，便从同学手机里“抢过来”，特意洗出，放在抽屉里。
一开始，她不想承认自己的这点小心思，每次别人提起来，她都会坚决否认。后来，她也不想藏着了，对闺蜜们坦白，她喜欢这个男生。
但她从没对他表达过自己的情愫，也没有真正品尝过爱情的滋味。她给他写过几封信，可是信里没有表露过一个字。她在信里说：“我有没有告诉你，你的浅笑真的很帅，就像小说里的王子那样。”“遇见你，是一件很庆幸、很高兴的事。”
或许只有浅绿色信封的下端，一个不起眼的英文单词“LOVE”，小心翼翼地透露着女生的心思。
这个男生也选择了复读。他最后一次见到杨媛，是在6月5日下午。他走出校门，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转过身，便看见杨媛骑在自行车上，车后筐装满书本，车把上也挂着两袋复习资料。她摆着一只手，冲他打招呼。
杨媛对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考试！”
我不喜欢打工，我要凭自己的能力考出去
距离成绩揭晓的日子，只剩下一天。
6月21日下午，杨媛去学校取回一本对开本的高考报考指南。她握着生锈的自行车把，带着这本书，骑了10公里路回家。
在进村的路上，她碰到了自家邻居、从小一块儿长大的王瑶。王瑶没有考上高中，卫校毕业后在县城一家医院当护士。俩人一起朝家里走，王瑶顺口问她：“考得怎么样？”她回答：“明天出分才晓得。”
接着，杨媛又笑着说：“这次复读再考不好，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考不好，我就要去死。”
王瑶只当杨媛是在开玩笑。因为这个比她大3岁的姐姐，经常会在她不开心的时候，安慰和劝导她。她在医院工作不顺心，杨媛还跟她说：“刚踏入社会难免不适应，慢慢就会好了。”
她有时跟杨媛聊起医院的事情，杨媛还会感叹：“这人死得太不值得了。”
对于生和死，20岁的杨媛曾经有过思考。她在一篇题为《生命如月》的作文里写道：“生命本是一张没有颜色的白纸，自从红给予它热情，黄教它以崇尚，绿给予它生机，我便热爱我的生命。”
写到这里，杨媛想到了史铁生的故事。“史铁生在他最狂妄的年龄忽地失去了双腿，这对一个骄傲的年轻人是多大的打击啊！这时候，他想到了死。”
然而，史铁生并没有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而是成为杨媛笔下的“精神强者”。在作文里，杨媛对史铁生的话信手拈来：“他认为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所以，他在地坛面前重新审视了自己，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悟，他不会再想到死了。”
临近出成绩的这两天，餐馆的老板娘发现，“女娃儿心里有事”。之前，杨媛总是会热情地招呼客人，手脚也勤快。但现在，她突然变得不热情了，不主动跟客人打招呼，埋头端完菜，就站在墙角不说话，也不再和厨房的师傅说笑。
6月22日下午，老板娘问杨媛：“来客人，咋个不招呼？”
一贯懂事的杨媛却反问她：“凭啥子我要用笑容去招呼他们？我不喜欢打工，只挣一两千块钱。我要凭自己的能力考出去。”
晚上9点，杨媛从餐馆往家里走。快进屋时，她碰见在家门口和别人聊天儿的母亲胡群芳。她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个金色手机，准备用它接收高考成绩的短信。她一直和母亲共用这个手机。父亲曾经花300块钱给她买过一个山寨的苹果手机，但她一直把它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因为不想多花手机费。
再过一个小时，她就会知道自己今年的高考成绩。
激情与悲壮的交响诗篇中，那个柔弱的音符
6月25日傍晚，杨富强往碗里挑了几根青菜，吃完半碗绿豆糯米饭，就抱着厚厚一沓冥钱，出门了。今天是杨媛下葬后第三天。按照当地的习俗，这天要给死者上坟。
女儿的墓碑前，杨富强蹲下来，卡其布裤子膝盖处还露着几个破洞。他点燃手里的冥钱，叹了口气，说：“还指望你给爸爸送终，现在爸爸给你送终。想爸爸，就回来看下。”
这个父亲没有见到女儿最后一面。杨媛自杀当晚，大伯在村口公路的辅道上找到已经昏迷的她。在医院抢救过程中，她醒过来一次。大伯问她：“媛媛，你怎么了？”
“我眼睛看不见，肚子疼。”她说。
“你吃什么了？”大伯接着问。
“农药。”
“吃了多少？”
“3颗。”杨媛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10分钟后，她在母亲的哭声中离开了。
杨媛的坟上，铺满了黄色菊花和百合花。这是下葬那天，她的同学送来的，此时依然开放着。
她的8个高中同学，还站在坟前，为她唱了一首《小酒窝》。杨富强说，“有200多个同学先后来送过她。”
6月23日上午，崇庆中学高三学生来学校拿高考成绩。李慧蓉发现，杨媛没来。
学校门口的橱窗里已经贴上了红色喜报。喜报上的文字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崇庆中学高2013届是崇州人民的骄傲，更是激情与悲壮的交响诗篇。”
今年高考的成绩，被学校视为历史性的突破，“今年我校高考一次性重点、本科上线801人创历史之最，这样骄人的成绩，是圈内人无法漠视的”。
同时，学校还称，近年来三本线下40分以内的补习生上重点、本科线率为98%以上。显然，杨媛是那个极少数的“2%”中的一员。
杨媛的“高四”同学习惯称自己是“复读生”，但是学校对外说他们是“补习生”。
红色喜报的旁边，2014级高三补习班招生简章也挂出来了。去年此时，杨媛的手里接到过一张这样的招生简章，还有一封《写给征战高考的勇士们》的宣言书：
“我们坚信，重历高三，你定将收获希望，还有坚强与成熟，壮士来兮风萧萧！我的勇士，高三让我们重新经历；青春作伴，心雄万丈！”
今年此时，杨媛的青春戛然而止。
她的班主任听闻死讯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杨媛不是很活泼开朗的吗？”然后，他沉默了一会儿，将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她最好的几个朋友都说：“太意外了，从没想过杨媛会自杀。”
李慧蓉最近在电视上看到过高考生自杀的新闻，但她没想到，开朗的杨媛，竟然和新闻里的主角一样。
杨媛生前喜欢过的那个男生，把自己的QQ签名改成了：“杨大炮，我想你。”
6月22日晚上10点，杨媛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等成绩，胡群芳在一楼洗澡。终于，高考分数来了。
杨媛给父母写下最后一封信。她去茶几上拿来一把水果刀，朝自己的左手腕割下，鲜血浸在刀刃上。但是刀口不深，没有割到静脉。
她走到楼下，翻遍一张堆着杂物的木桌的抽屉，找出一瓶用来杀虫的农药磷化铝。她吞了3颗药丸。
她对刚洗完澡的母亲说：“我去大爷家拿报考指南。”
她穿着拖鞋出了门，并没有去离家几步路的大伯家。她一直往村口走去，走到公路的辅道上，终于走不动，倒了下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碧云、李慧蓉、王瑶为化名)
(原标题：高考落榜生之死)
高考落榜生之死
本报记者 陈璇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03日 12 版)
再有半个小时，杨媛就要揭开她人生中第二次高考的悬念了。6月22日晚上9点半，这个家在四川崇州一个小村庄的复读生，和其他54万参加2013年高考的四川考生一样，等待着分数公布的那一刻。
这时，杨媛接到在西藏拉萨打工的父亲杨富强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嘱咐她，明天中午去吃朋友生娃娃的酒席。杨媛连声应着，“一定会去”。接着，她迫不及待地跟父亲说：“晚上10点出分数。分数一出来，马上打电话跟你汇报。”
杨富强躺在工棚的大通铺上，把手机搁在胸口，等待着和女儿约定的这个电话。
10点钟过了，他的手机毫无动静。两个小时后，铃声响起，他急忙按下接听键，却听到妻子胡群芳在电话里哭着说：“媛媛自杀了。”
此刻，他们的女儿躺在崇州市的一家医院里，生命体征已经消失。在距离医院3公里左右的家中，杨媛房间里一张堆着复习资料的书桌上，摆着她今年的高考准考证、一把刀刃上沾着血迹的水果刀，还有一封她用红笔写下的信。
20岁的杨媛留给父母的最后几句话是：“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这一世，你们的恩情我无法回报，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轻松点。答应我，你们要好好活着。保重！”
她的床边放着一个金色的手机。在这个有些按键已经掉漆的手机里，躺着她之前一直等待的短信。短信里写着，她今年高考的总分数454分，四川省高考理科本科第三批录取控制分数线460分。
杨媛看完短信后，关掉了手机，似乎永远也不希望父母看到自己的高考成绩。
“考”，没有刻度，却可以称量世间任何一个灵魂
高考前两天，6月5日晚上9点过，杨媛和好朋友王碧云煲了半个小时的“电话粥”。 她跟王碧云说：“这次复读一年，知识更牢固，高考更有信心了。”
在杨媛的友情世界里，王碧云是最贴心的“姐妹”之一。她俩曾是高中同班同学，去年一起参加高考，而且都考过了专科线。此后，她们原本同步的人生轨道开始分叉，王碧云上了成都的一所专科院校，但是杨媛“不甘心上专科”，留在崇州复读。
崇州距离成都不过25公里。这个人口将近65万的县城，今年有3163人参加高考。根据崇州市往年的高考成绩来看，这里超过一半的考生能考进本科线。这样的成绩，在成都市8个远郊区县(市)里，排在中游。
高考进入倒计时了，两个女生似乎达成默契，她们很快绕过考试的话题，开心地聊起了“八卦”，还约好考完后一起“出去耍”。电话里响起杨媛平日里最有特色的银铃一般清亮的笑声。
高考前夜，同往常一样，晚上11点左右，杨媛上床准备休息。她和室友李慧蓉聊了会儿天儿，语气平静地说：“今年高考，我不像去年那么慌了。”
除了暴雨带来点小麻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高考的第一天，早晨7点20分，离第一科考试开始还有1小时40分钟，杨媛已经守在考点外面，手上紧捏着一个白色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她的文具、准考证以及一本《必备古诗文》。
她和李慧蓉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打发着开考前这段紧张的时间。铃声一响起，她就要和全国将近900万考生走进各自的考场里。
两天的考试结束后，胡群芳见到女儿，是6月8日晚上6点半左右。杨媛背着一个灰色的双肩包，骑自行车从平日里住读的学校回到家里。
胡群芳琢磨着女儿脸上的表情，似乎没有找到不同寻常的神色。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问：“考得啥子样？”
杨媛笑着对母亲说：“分数出来了才晓得。”
看到女儿脸上的笑容，胡群芳忐忑不安的心落了下来。
几乎没有人太担心杨媛，因为这个爱笑的女孩一直活泼开朗，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即使是在复读这一年，她也“本性难移”。
杨媛的身高超过1.65米，长得结实，而且说话嗓门大，有时笑起来会忘记是在公共场合。同学给她起了一个绰号“杨大炮”。还有人称呼她“杨蛋”，因为她“粗犷”的形象，看上去就像“菜市场卖蛋的大妈”。
对于这个浓眉毛、皮肤白皙的女孩来说，这些绰号与“淑女”毫不沾边儿。但是，杨媛从没有流露出半点不高兴，而且“照单全收”。在她给朋友写的信中，落款的地方，清秀的字迹写着“杨蛋”。
周围不少同龄人都喜欢杨媛豪爽大方的性格。她爱唱歌，经常坐在教室里哼哼。有一次课间休息，同学怂恿她上讲台去唱。她没有半点扭捏，迈着大步子走上讲台，在全班同学面前，唱起了她一直视为“成名曲”的《小酒窝》。下面的人乐成一片，她也很开心。
她给很多朋友留下的印象，是那种“给点阳光就会努力灿烂”的人。她喜欢别人表扬她，有时会不停跟朋友念叨她收获的赞美。她经常洗完澡后，对着教室的窗玻璃，拨弄一头又黑又浓密的头发，还会“自恋”地问别人：“你看，我这个发型美不？”
偶尔，杨媛和朋友们聊天儿时，正说得开心，会突然蹦出一句：“表面看我很乐观，其实我也蛮脆弱的。”听到这句话的人，都认为是这个爱说笑的女孩，又在开玩笑。
即便是第二次经历高考，杨媛的不少同学都认为，“积极乐观的她肯定能挺过去”。一个和她要好的男同学说：“没有人会担心杨媛，反而是她担心别人。”
在“高四”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杨媛面对这样一道作文题：“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要面对考试，大考小考，期中考，期末考，月考周考。面对就业，我们要考，考各种证件。我们的一生，仿佛与‘考’有着不解之缘，请以‘考’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她写道：“漫漫人生路中上，我们的一生仿佛与‘考’有着不解之缘。虽然，有时我们会有点儿憎恶它，但风雨过后，回望我们走过来的路，我们或许会感谢它，是它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去克服困难。‘考’，没有刻度，却可以称量世间任何一个灵魂。”
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回报他们
高考后，杨媛在家闲了不到一周，就去离家不远的一家餐馆打工，做服务员。
母亲胡群芳让她跟朋友出去“好好耍一下”，她却说“等拿到通知书了再出去”。
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打完这份暑假工，可以挣下将近半年的大学学费。而这笔钱对于这个还欠着债的农村家庭来说，并不是无关轻重的数目。
3年前，杨家的几间砖瓦房因为修公路而拆迁。在当地的统一规划下，他们盖起了两层小楼房。但为此，家里欠了亲戚朋友10多万元。
从2000年开始，父亲杨富强就去离家2000多公里远的拉萨打工。他是一个水电工，在建筑工地上埋电线，有时还会在冻土中挖下水管道。这个身高1.7米的农民工，体重还不到100斤，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
如果一年的活儿顺利，杨富强可以挣4万元，再加上租出去的3亩地能收回4000多元的水稻钱。这笔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以及一点点地还债，补家里的“大窟窿”。
杨媛还有一个弟弟，没考上高中，读了一年的职高，就放弃念书了。去年，这个还不到19岁的男孩也跟着父亲，去西藏打工。
弟弟至今还没回家奔姐姐的丧，因为除了父亲赶回家那张机票，家里已经匀不出钱再给他买一张。
一直生活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农村家庭里，杨媛的生活半径很小。她从没有离开过四川省，唯一一次离开崇州，还是2008年的时候，她和弟弟一起到成都华阳的表哥家里做客。
杨媛在表哥刚买不久的110平方米三居室里呆了两天，几乎没有走出过家门，也没有真正看到大城市的模样。她只是感受了一下城市的高楼生活，以及在表哥下班后，和他拉了几句家常。
就在几年前，这个表哥只是杨媛远在重庆山区的穷亲戚。他们一家有3个男孩，住的是破旧的砖瓦房，父亲是瓦工，母亲还要给别人做保姆，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
杨富强记得，“早些年，他们家条件还不如我们家”。不过，这3个80后的山区农村男孩，有两人考上了大学，老大还读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工作后没多久，就在成都市郊买了第一套房子。
有时，杨富强会跟女儿杨媛说：“这几个表哥就是你们的榜样。”
杨媛不多说话，乖巧地回答：“爸爸，我晓得了。”
2009年，杨媛考上崇州市最好的高中――崇庆中学。但是去年高考，她的分数离本科线还差十几分。
父母眼中一直都很懂事的杨媛，闹了几天情绪，“不开腔，不说话”，不爱搭理人。杨富强回忆说：“她很少会在我们面前闹脾气的。”
杨媛决定复读一年。她曾经说过：“我相信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坐客车都会晕车的她，却一直想“考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上大学”。
这个开朗爱笑的女孩，经常在跟朋友说起父母打工养活自己如何辛苦时，直掉眼泪。这让朋友们“无所适从”。她曾向最好的朋友吐露：“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回报他们。”
复读生和应届生不同，明年几乎没有机会，已经无路可退了
杨媛和大多复读班同学一样，都觉得“复读生和应届生不同，明年几乎没有机会，因为没有青春再来一年，已经无路可退了”。
去年，班上50多个同学参加完高考，有十几个人选择复读一年。在崇庆中学往届的复读生中，还有人考上清华大学。
这一年，杨媛更加努力，改掉了“静不下心来学习”的坏习惯，还会克制自己爱哼歌的“毛病”。在她的课桌旁边，放着一个边缘破损的白色整理箱，箱子里堆满书本和试卷。她的教科书，大多书角翻卷起来，纸张揉得像是一碰就会破掉。
有时，同桌李慧蓉看到，杨媛在看书时会走神，对着窗户发呆。对此她解释说：“我想的事情太多了。”
杨媛有个习惯，每次考完后，会在成绩表上做一组计算题。高考前的“二诊”，她考了457分。她在成绩表上各科分数的旁边，给语文加上“1分”，数学加上“17分”，英语加上“17分”……这样，她的总分就可以达到“520分”。她还算了一下，“520-457=63”。在竖等式的旁边，她写下一行字：“相信自己，脚踏实地。”
她几乎没有清晰地跟人描绘过，到底要上哪所学校，读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但是，她对同学说，“一定要考上‘二本’，还要冲‘一本’。”
她跟父母说过，“三本”学校太贵，所以不想读。去年高三，她还想过考军校，因为费用全免。她参加了体检，填了政治审查表，但最终分数不够，没考上。
一旦考试分数要和钱挂上钩，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就会显露出她的脆弱。
在李慧蓉的记忆中，杨媛在复读时情绪最沮丧的一次，是因为今年1月的“一诊”成绩不理想。在这次考试中，她的成绩排名比以往下滑了20多位。按照学校规定，这个分数不在“费用全免”的档次，要交1300多元的“辅导费”。
这可能是杨媛在复读一年中遇到的最大挫折。这个平日里爱笑的女生“哭得很伤心”，不止在一个朋友面前表露过难受。
在杨媛的父母看来，女儿是爱跟他们说心里话的。但其实，杨媛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是带走了一些她不愿意告诉父母的小秘密。
说起女儿的复读，胡群芳一直以为，“学费不花钱”。杨媛从没向她提起过辅导费的事。她找几个要好的同学借了钱，一直到高考结束，才还完这1300多元。
那段时间，杨媛总说自己“身体壮”，嚷着要减肥，晚上不去食堂吃饭。复读班的同学大多每周花销120元左右，家里给杨媛80元，但是她“最多只花50块”。
另一个秘密则是她这一年的关键词――分数。杨媛每次向母亲汇报自己的考试成绩时，都会略微“修饰”一下。在胡群芳的印象中，女儿跟她说三次诊断考试的分数分别是“510、490、500”。但是，从她的成绩单来看，这是她给自己“加分”后才可能达到的分数。
她背回家的那个灰色书包，至今还放在她的床上。书包的最里层，几本复习资料中间，夹着几张叠成豆腐块儿状的考试成绩表。
正因为不是亲生的娃娃，所以要加倍地爱她，娃娃身世太可怜了
高考成绩公布的日期一天天临近。
连日来，亲戚们询问杨媛考试成绩的电话越来越多。她不愿意接，让胡群芳去应付那些“七大姑八大姨”。
但她很愿意和父亲通电话。几乎每周六晚上9点，她都要准时和父亲打一个电话，对父亲嘘寒问暖，嘱咐“爸爸在外面做活要注意身体，在拉萨要穿暖和点”。即便在等分数的这段时间，也不例外。
杨富强想到，8月底女儿就要满20岁了。他念叨着，等杨媛上大学后，给她的房间换一套新家具。
父亲一直对这个女儿有着特殊的偏爱。然而，他一直不敢亲口告诉杨媛一个事实：她并不是自己和胡群芳的亲生女儿。在她出生后不久，她的亲生父母因为“不喜欢女娃儿”，把她抱给杨家收养。
“正因为不是亲生的娃娃，所以要加倍地爱她。娃娃身世太可怜了。”这是杨富强心底的想法。
上小学时，杨媛从邻居的闲言碎语里听到自己的身世，她曾经向最要好的朋友袒露过这个人生秘密。
但是，杨媛和养父母，十几年来都没有当面把秘密说穿。杨富强一直想着，“等她以后嫁了人，再亲口跟她说”。
杨媛非常孝顺，这是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不会吝惜的评价。杨富强每次回家，她都会给父亲打好洗脚水，把拖鞋放到脚盆旁边。有时候，她跟同学上街去买衣服，挑了半天，最后什么都没给自己买，却给父母添了几件新衣服。
杨媛的朋友曾经说她：“你是他们的女儿，该撒娇就撒娇，该闹就闹。”但是，她在家中还是一贯地乖巧懂事。
在朋友面前，她才会成为那个大嗓门的“杨大炮”。
关于杨媛的记忆，还包括一些萌动的少女情怀。她的考试资料里，有时会夹着一两本言情小说。她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文摘杂志上的《一生诗意千瀑寻》，讲的是林徽因的爱情故事。她很欣赏“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还跟好朋友说，这就是她心目中的爱情典范。
几个好朋友觉察，她对一个男同学的感情“不一般”。每次见到这个男生，大大咧咧的杨媛会变得矜持起来，不愿多说话。她会很快地跑开，但是一进教室里就会大声喊：“我见到他了，我见到他了。”
高二时，全班出去郊游。杨媛第一次在同学面前穿裙子。那是一条小绿点和粉绿色相间的棉布长裙，还搭配着一双粉绿色的帆布鞋。同学们都笑她，她还很害羞。有人抓拍了一张她和那个男生的照片。在镜头里，杨媛站在男生身后，和他隔着两步远的距离，正弯着腰，咧嘴笑着。后来，杨媛听说有这张照片，便从同学手机里“抢过来”，特意洗出，放在抽屉里。
一开始，她不想承认自己的这点小心思，每次别人提起来，她都会坚决否认。后来，她也不想藏着了，对闺蜜们坦白，她喜欢这个男生。
但她从没对他表达过自己的情愫，也没有真正品尝过爱情的滋味。她给他写过几封信，可是信里没有表露过一个字。她在信里说：“我有没有告诉你，你的浅笑真的很帅，就像小说里的王子那样。”“遇见你，是一件很庆幸、很高兴的事。”
或许只有浅绿色信封的下端，一个不起眼的英文单词“LOVE”，小心翼翼地透露着女生的心思。
这个男生也选择了复读。他最后一次见到杨媛，是在6月5日下午。他走出校门，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转过身，便看见杨媛骑在自行车上，车后筐装满书本，车把上也挂着两袋复习资料。她摆着一只手，冲他打招呼。
杨媛对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考试！”
我不喜欢打工，我要凭自己的能力考出去
距离成绩揭晓的日子，只剩下一天。
6月21日下午，杨媛去学校取回一本对开本的高考报考指南。她握着生锈的自行车把，带着这本书，骑了10公里路回家。
在进村的路上，她碰到了自家邻居、从小一块儿长大的王瑶。王瑶没有考上高中，卫校毕业后在县城一家医院当护士。俩人一起朝家里走，王瑶顺口问她：“考得怎么样？”她回答：“明天出分才晓得。”
接着，杨媛又笑着说：“这次复读再考不好，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考不好，我就要去死。”
王瑶只当杨媛是在开玩笑。因为这个比她大3岁的姐姐，经常会在她不开心的时候，安慰和劝导她。她在医院工作不顺心，杨媛还跟她说：“刚踏入社会难免不适应，慢慢就会好了。”
她有时跟杨媛聊起医院的事情，杨媛还会感叹：“这人死得太不值得了。”
对于生和死，20岁的杨媛曾经有过思考。她在一篇题为《生命如月》的作文里写道：“生命本是一张没有颜色的白纸，自从红给予它热情，黄教它以崇尚，绿给予它生机，我便热爱我的生命。”
写到这里，杨媛想到了史铁生的故事。“史铁生在他最狂妄的年龄忽地失去了双腿，这对一个骄傲的年轻人是多大的打击啊！这时候，他想到了死。”
然而，史铁生并没有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而是成为杨媛笔下的“精神强者”。在作文里，杨媛对史铁生的话信手拈来：“他认为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所以，他在地坛面前重新审视了自己，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悟，他不会再想到死了。”
临近出成绩的这两天，餐馆的老板娘发现，“女娃儿心里有事”。之前，杨媛总是会热情地招呼客人，手脚也勤快。但现在，她突然变得不热情了，不主动跟客人打招呼，埋头端完菜，就站在墙角不说话，也不再和厨房的师傅说笑。
6月22日下午，老板娘问杨媛：“来客人，咋个不招呼？”
一贯懂事的杨媛却反问她：“凭啥子我要用笑容去招呼他们？我不喜欢打工，只挣一两千块钱。我要凭自己的能力考出去。”
晚上9点，杨媛从餐馆往家里走。快进屋时，她碰见在家门口和别人聊天儿的母亲胡群芳。她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个金色手机，准备用它接收高考成绩的短信。她一直和母亲共用这个手机。父亲曾经花300块钱给她买过一个山寨的苹果手机，但她一直把它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因为不想多花手机费。
再过一个小时，她就会知道自己今年的高考成绩。
激情与悲壮的交响诗篇中，那个柔弱的音符
6月25日傍晚，杨富强往碗里挑了几根青菜，吃完半碗绿豆糯米饭，就抱着厚厚一沓冥钱，出门了。今天是杨媛下葬后第三天。按照当地的习俗，这天要给死者上坟。
女儿的墓碑前，杨富强蹲下来，卡其布裤子膝盖处还露着几个破洞。他点燃手里的冥钱，叹了口气，说：“还指望你给爸爸送终，现在爸爸给你送终。想爸爸，就回来看下。”
这个父亲没有见到女儿最后一面。杨媛自杀当晚，大伯在村口公路的辅道上找到已经昏迷的她。在医院抢救过程中，她醒过来一次。大伯问她：“媛媛，你怎么了？”
“我眼睛看不见，肚子疼。”她说。
“你吃什么了？”大伯接着问。
“农药。”
“吃了多少？”
“3颗。”杨媛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10分钟后，她在母亲的哭声中离开了。
杨媛的坟上，铺满了黄色菊花和百合花。这是下葬那天，她的同学送来的，此时依然开放着。
她的8个高中同学，还站在坟前，为她唱了一首《小酒窝》。杨富强说，“有200多个同学先后来送过她。”
6月23日上午，崇庆中学高三学生来学校拿高考成绩。李慧蓉发现，杨媛没来。
学校门口的橱窗里已经贴上了红色喜报。喜报上的文字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崇庆中学高2013届是崇州人民的骄傲，更是激情与悲壮的交响诗篇。”
今年高考的成绩，被学校视为历史性的突破，“今年我校高考一次性重点、本科上线801人创历史之最，这样骄人的成绩，是圈内人无法漠视的”。
同时，学校还称，近年来三本线下40分以内的补习生上重点、本科线率为98%以上。显然，杨媛是那个极少数的“2%”中的一员。
杨媛的“高四”同学习惯称自己是“复读生”，但是学校对外说他们是“补习生”。
红色喜报的旁边，2014级高三补习班招生简章也挂出来了。去年此时，杨媛的手里接到过一张这样的招生简章，还有一封《写给征战高考的勇士们》的宣言书：
“我们坚信，重历高三，你定将收获希望，还有坚强与成熟，壮士来兮风萧萧！我的勇士，高三让我们重新经历；青春作伴，心雄万丈！”
今年此时，杨媛的青春戛然而止。
她的班主任听闻死讯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杨媛不是很活泼开朗的吗？”然后，他沉默了一会儿，将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她最好的几个朋友都说：“太意外了，从没想过杨媛会自杀。”
李慧蓉最近在电视上看到过高考生自杀的新闻，但她没想到，开朗的杨媛，竟然和新闻里的主角一样。
杨媛生前喜欢过的那个男生，把自己的QQ签名改成了：“杨大炮，我想你。”
6月22日晚上10点，杨媛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等成绩，胡群芳在一楼洗澡。终于，高考分数来了。
杨媛给父母写下最后一封信。她去茶几上拿来一把水果刀，朝自己的左手腕割下，鲜血浸在刀刃上。但是刀口不深，没有割到静脉。
她走到楼下，翻遍一张堆着杂物的木桌的抽屉，找出一瓶用来杀虫的农药磷化铝。她吞了3颗药丸。
她对刚洗完澡的母亲说：“我去大爷家拿报考指南。”
她穿着拖鞋出了门，并没有去离家几步路的大伯家。她一直往村口走去，走到公路的辅道上，终于走不动，倒了下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碧云、李慧蓉、王瑶为化名)
(原标题：高考落榜生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