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伦:痛击“帝王崇拜戏”
“现在的中国影视亟待扫‘皇’,崇拜皇帝的‘皇’,它比‘黄、赌、毒’的‘黄’还要可怕,贻误后世子孙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前天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对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历史影视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魏明伦说,现在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充斥着“皇帝热”,尤其是电视连续剧,集中体现在清朝帝王戏,主要是崇拜康熙、乾隆、雍正。
魏明伦认为,中国人一直有一种臣民、子民心态,从来都缺少国民或公民意识,也缺少民主与法制意识,我们一直是以臣民的心态死死地纠缠着帝王情结。作为臣民和子民来说,鲁迅早就总结过,无非是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总结入木三分。历史上的皇帝多是流氓,某些时候,最大的皇帝往往就是最大的流氓。他们用瞒与骗的手法维护着自己的家天下,而人民生活在最底层,却“宁为太平犬,不当离乱人”,只要自己平安就是做狗都行。这种根深蒂固的子民心态,表现在我们的影视上就是津津乐道地唯帝王为高为上,甘做没有头脑的小奴隶。可悲的是,在我们全力创建民主法制社会的今天,这些影视剧还乐于在帝制的圈子里歌颂和呼唤好皇帝。
魏明伦说:如果是戏说,人们还可以当做玩笑,本来就是荒诞无稽的,但它们往往是以正史的面孔出现,而且在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那影响就太大了。过去有个说法“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忽然热衷于“重修清史”,大有“半部清史治天下”的意味,依我看,半部“清史”治不了当代天下。
“康熙、乾隆、雍正几个皇帝各有特色,过去说‘康乾盛世’,其实那是自封,是清朝当时的御用文人“乾嘉学派”之类拍马的说法。他们夸大了康乾时期在经济复苏、疆土开拓方面的业绩。事实上,每个朝代的开始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然后是腐败,走向衰落,这是朝代更迭的规律。比较而言,清朝的前期专制和后期的极端腐败是各朝代中最著名的。”
谈及康乾时期,魏明伦说,康乾时期当然有其繁荣的一面,但远没有唐朝的思想开明,清朝最突出的是思想的禁锢,其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是空前的。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负面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康乾时代对统治者而言可能是盛世,而对人民则是非常残酷的灾难岁月。中国真正的腐败和衰落就是在清代。一个思想空前禁锢的时代,怎么能叫盛世呢?
“我们今天的影视作者看不到其中的两面性,还在重复清朝御用文人的陈词滥调,一味地崇拜那些‘伟大’帝王的文治武功,在这些电视连续剧中,连最坏的暴君雍正都被美化成了兢兢业业的好皇帝,那孙中山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还有什么意义?
魏明伦认为,腐败猖獗的根源是权力缺乏制约,不去挖掘腐败的根源,却赞美帝王权术,已是舍本逐末。而说雍正等封建皇帝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更是无视历史事实的空头赞歌了。譬如秦始皇,从来就不得民心,却得了天下;刘备得民心,却怎么得不到天下呢?封建时代的帝王从来都是靠瞒与骗加上杀戮得天下的,他们左手靠瞒与骗,右手靠铁与血,得到的天下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天下。
魏明伦说:“皇帝热”和“皇帝崇拜”主要体现于影视。戏剧舞台上基本没有,所以应该说,最好的历史剧都在戏剧舞台上。过去的新编历史剧,从《十五贯》、《团圆之后》到你们上海过去的《海瑞上疏》、现在的《曹操与杨修》、北京的《南宫轶事》,福建的《春风辞》,四川的《巴山秀才》、《夕照祁山》也都写到了王权与皇帝,但主题都是反封建皇帝及帝制的。吴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过《朱元璋传》,也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剖析和批判帝制的。
谈及扫“皇”的目标,魏明伦说,扫“皇”不是扫除历史影视剧,而是扫除封建观念,不是说不能反映历史,不能拍摄“清宫戏”,而是不能搞崇拜戏,搞皇帝至高无上、伟大英明正确。我们的创作观念里,一直有个误区就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不反帝制。清官救不了世,哪个朝代不反贪官?为什么越反越多呢?腐败的根源在帝制,帝制才是罪魁祸首,绝对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我们不能停留在歌颂好皇帝上,一切都仰仗着好皇帝来改变世界,这是极为落后的封建旧观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要呼唤的是民主和法制。总之,“帝王崇拜”意识的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泛滥会严重误导人们,非常不利于我们今天的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周其俊)
《文汇报》2003年7月7日
“现在的中国影视亟待扫‘皇’,崇拜皇帝的‘皇’,它比‘黄、赌、毒’的‘黄’还要可怕,贻误后世子孙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前天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对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历史影视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魏明伦说,现在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充斥着“皇帝热”,尤其是电视连续剧,集中体现在清朝帝王戏,主要是崇拜康熙、乾隆、雍正。
魏明伦认为,中国人一直有一种臣民、子民心态,从来都缺少国民或公民意识,也缺少民主与法制意识,我们一直是以臣民的心态死死地纠缠着帝王情结。作为臣民和子民来说,鲁迅早就总结过,无非是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总结入木三分。历史上的皇帝多是流氓,某些时候,最大的皇帝往往就是最大的流氓。他们用瞒与骗的手法维护着自己的家天下,而人民生活在最底层,却“宁为太平犬,不当离乱人”,只要自己平安就是做狗都行。这种根深蒂固的子民心态,表现在我们的影视上就是津津乐道地唯帝王为高为上,甘做没有头脑的小奴隶。可悲的是,在我们全力创建民主法制社会的今天,这些影视剧还乐于在帝制的圈子里歌颂和呼唤好皇帝。
魏明伦说:如果是戏说,人们还可以当做玩笑,本来就是荒诞无稽的,但它们往往是以正史的面孔出现,而且在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那影响就太大了。过去有个说法“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忽然热衷于“重修清史”,大有“半部清史治天下”的意味,依我看,半部“清史”治不了当代天下。
“康熙、乾隆、雍正几个皇帝各有特色,过去说‘康乾盛世’,其实那是自封,是清朝当时的御用文人“乾嘉学派”之类拍马的说法。他们夸大了康乾时期在经济复苏、疆土开拓方面的业绩。事实上,每个朝代的开始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然后是腐败,走向衰落,这是朝代更迭的规律。比较而言,清朝的前期专制和后期的极端腐败是各朝代中最著名的。”
谈及康乾时期,魏明伦说,康乾时期当然有其繁荣的一面,但远没有唐朝的思想开明,清朝最突出的是思想的禁锢,其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是空前的。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负面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康乾时代对统治者而言可能是盛世,而对人民则是非常残酷的灾难岁月。中国真正的腐败和衰落就是在清代。一个思想空前禁锢的时代,怎么能叫盛世呢?
“我们今天的影视作者看不到其中的两面性,还在重复清朝御用文人的陈词滥调,一味地崇拜那些‘伟大’帝王的文治武功,在这些电视连续剧中,连最坏的暴君雍正都被美化成了兢兢业业的好皇帝,那孙中山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还有什么意义?
魏明伦认为,腐败猖獗的根源是权力缺乏制约,不去挖掘腐败的根源,却赞美帝王权术,已是舍本逐末。而说雍正等封建皇帝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更是无视历史事实的空头赞歌了。譬如秦始皇,从来就不得民心,却得了天下;刘备得民心,却怎么得不到天下呢?封建时代的帝王从来都是靠瞒与骗加上杀戮得天下的,他们左手靠瞒与骗,右手靠铁与血,得到的天下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天下。
魏明伦说:“皇帝热”和“皇帝崇拜”主要体现于影视。戏剧舞台上基本没有,所以应该说,最好的历史剧都在戏剧舞台上。过去的新编历史剧,从《十五贯》、《团圆之后》到你们上海过去的《海瑞上疏》、现在的《曹操与杨修》、北京的《南宫轶事》,福建的《春风辞》,四川的《巴山秀才》、《夕照祁山》也都写到了王权与皇帝,但主题都是反封建皇帝及帝制的。吴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过《朱元璋传》,也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剖析和批判帝制的。
谈及扫“皇”的目标,魏明伦说,扫“皇”不是扫除历史影视剧,而是扫除封建观念,不是说不能反映历史,不能拍摄“清宫戏”,而是不能搞崇拜戏,搞皇帝至高无上、伟大英明正确。我们的创作观念里,一直有个误区就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不反帝制。清官救不了世,哪个朝代不反贪官?为什么越反越多呢?腐败的根源在帝制,帝制才是罪魁祸首,绝对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我们不能停留在歌颂好皇帝上,一切都仰仗着好皇帝来改变世界,这是极为落后的封建旧观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要呼唤的是民主和法制。总之,“帝王崇拜”意识的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泛滥会严重误导人们,非常不利于我们今天的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周其俊)
《文汇报》2003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