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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朝的红二代，其实也是在其父辈被打倒，被下放的特定历史时期中艰难熬过来的，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比一般的老百姓低。后来因为父辈们的平反，解放，恢复官职以后，他们才一步步地昂首阔步进入了中国金融，政治，经济领域，这都是苦熬了大半辈子的成果。
可是，这样来之不易的好景，竟然被张扬跋扈的薄熙来给搅浑了视线。薄熙来被他的铁腕下属王立军“偶然”的休假式治疗中给推翻了船，这还真给同是红二代的新领导习近平添了乱。王立军私闯成都美领馆事件，令全世界震惊，这是中国政界几十年来很大的丑闻，弄得世人皆知，不法办，很难给世人作个交待，但是，搞得过头了，给薄熙来脸上泼粪，不就同时也给红二代自己脸上泼脏水吗？所以，如果普通人以为审判薄熙来是有好戏看，那也低估了善于欺世的弄臣们和他们的手腕了。
在审判前，网络出现了“中国首席法医”之称的王雪梅，她为谷开来案件分析为：谷开来是形而上的魅力女人，大家不要跟当今形而下那些性感女人相提并论。
剧团我也相信谷开来是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从出身的家庭和她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来讲，都是智慧和理性兼具备的女性。但是，在中国集权封闭阴险的残酷政治斗争中，到后来都会自然发展成夫妻政治，因为最后的斗争都是变成了敌人，只有夫妻间可以互相协作，所以说夫妻双方都是脱不了干系的，谷开来沦为阶下囚，还不单单只能说是命运的作弄，也跟权利，金钱，腐败的发酵脱离不了干系的。
首席法医还对谋杀英国商人伍德案件分析成“间谍”战线上的案件，作为首席法医，肯定比我们常人都有技术性的支持，或者超出常人的智慧，即使我不反对这样的分析，但是，光从薄熙来在重庆期间，以迅雷之势，以打黑的名义，很快就干掉了重庆是公安局长许文强的事件，就可以看出薄熙来在清洗队伍和安插王立军上位的事情上是如此的专制独裁和残忍。草民出生，靠实干出来的许文强，即使再有罪，也罚不该罪该万死。他在薄熙来政治仕途上的替罪羊都谈不上，就是冤了些。
审判薄熙来，与审判四人帮的不同之处在于：审判薄熙来事先就把政治因素排斥在外了，再者还把在职期间的系列谋杀案件给排斥在外了，30多年前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中央大有在政治上搞臭四人帮，而薄熙来在重庆期间唱红打黑，此次根本就不提及，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当局者的最大心病。排除了政治因素，也就避免了审案以后的意识形态之争吵了。
中国独立的学者和评论员戴晴在谈论薄熙来的时候指出：“除了他性格、他受到的教育和他自己对他的才能的估计以外，还有一个当局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都是按照毛主席（的话）做的，毛泽东的红旗你们要不要高举……这是他有底气的地方，所以他才敢翻供。”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忘了，薄熙来是中国刚开放时期1979年就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院读研究生，这社科院新闻研究院的研究生是常人非常难考入的殿堂，考生一般都是先读完英文专业本科，然后再奋发努力，都难考得进的地方（显然薄熙来是靠自己的背景优势进入的）。当时，薄熙来跟其他同学一样：“薄熙来就是比较西化的。我们那伙人都是比较西化的，因为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人是进行自我灵魂探索的时期，灵魂探索的一个标准就是借鉴西方的文明。尽管当时也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运动，但是从内心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那一代的知识精英也觉得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东方文明。那个时候向西方看还比较盲目，因为你刚刚打开视野的时候，看到的西方好的东西要更多一些。”
那么，一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薄熙来，又是怎么样从“洋务派”转向走“毛路线”的呢？
薄熙来的一个社科院同学讲道：“仕途险恶，经常是零和游戏，只有一个职位的时候，不是你得，就是我得。我觉得他一路走到辽宁省的时候，还算是相对循规蹈矩，但是到了商务部的时候就十分高调，而且表现出个人霸道的一面，很张扬。我们关注过几次他与美国商务部门的对等官员进行谈判时候的表现。当然有些人喜欢他那样，认为终于有人可以硬起来，而且在谈判中可以拿英文对付他们。从商务部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他的政治企图不只是做一个省部级的官员。
…...因为有些同学后来也在中央部委工作，大家也知道一些情况。媒体上有一些报道讲到当时吴仪不满意啦，吴仪裸退是要阻挡他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总理啦，都是媒体上讲的。他在商务部时是有上副总理那个职位的态势，因为当他在商务部的时候，“太子党”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过去的很多规管，昂首挺胸地进入中国金融、经济和政治的主要岗位。那个时候，比如说中央委员的选举已经难不倒他了，但由于他的张扬和跋扈，中国政治内部搞平衡就把他‘平衡’到了重庆。按道理讲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被贬了。当时商务部长是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中国和任何国家进行外交活动基本上都要涉及商务活动；而且中国对一些贫穷国家的援助，还有发达国家大规模的订单，都是中国政治和外交活动的砝码。因此他在这个位子上是经常见报，经常出现。那么他从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突然就跑到了重庆，而重庆是中国直辖市中最差的一个地方。“
就薄熙来唱红打黑，薄熙来的同学这样来看的：他不一定完全是理想化的。当然他做一些事情还是有些视野。比如说在大连市城市规划方面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体现出一种“国际范”。到重庆之前，他已经辛辛苦苦熬了几十年，而且已经见到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曙光。这时候他被贬到了重庆，如果没有新的更上一层楼的机会，他基本上就在重庆退休了。如果说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的领袖，可能说做到一定的领导岗位也就算了。但是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权贵阶层，在中国的金融、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全面地进入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熬了这么多年，而且在中国的官吏中知识水平还算比较高，视野比较广，又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当然是不甘心看到和他同样的资历的人，或者比他能力还差的人跑到他前头去。那么他要翻身的话，必须有一定的实力。要怎么办呢？要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是GDP的表现；一个就是说能够在政治上独树一帜，能够成为一方人称颂的政治人物。然后以这方面的业绩，或者光环，跟最高领导人进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才有进入最高领导层的希望。
说起唱红打黑的实质，薄熙来的同学说：当时我是觉得那是走火入魔。我认为一个人要是做一个事情久了，就会变成是他做的事情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他做的事情的全部。而从他们太子党的角度来看，“父辈的江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父辈的江山”由我们来继承，由我们来保卫。因此他要想回到旧有的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也不奇怪，因为那是共产党执政的法统来源。他们要是回到那个地方也是自然的。从他们的家庭教育、家庭背景，和父辈们打江山的所谓农民造反，夺取皇位的角度来讲，这是个自然的反应。第二点，他们在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利用社会主义的元素能够独树一帜。而且当时也有新左派、左派、右派之争，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以一种浪漫的情怀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或者以浪漫的情怀回顾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而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和“均贫富”再加上“唱红打黑”。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在7月份考察武汉时，参观了位于东湖之滨的毛泽东故居，习近平还参观了1949年中共军队进攻北京前毛泽东居住的西柏坡旧居。习近平说，“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最近几个月，习近平不仅发表了带有毛氏色彩的言论，还从毛泽东战术思想中汲取灵感，发起纠正党内不良风气的运动，并进一步限制对民主、法制和宪政等观点的讨论。
这些情愫，不难看出都是同出于太子党的共同出身背景和思想根源，那就是父辈红色江山情节重。
在审判薄熙来法庭外，民众对于这样的游戏和演戏不再有那么大的兴趣，他们不是关心薄熙来这个人了，他们更加理性地要求当局者在审判薄熙来案件以后，新政要在政治上有所改革，透明和民主进步。
而作为新政者，总不能变相拿出“唱红打黑”，或者“闷声发大财”这样的老把戏吧。当局者若不改革，民众可是越来越按奈不住了。这就是从审薄熙来案件中，社会与民间的民众所发出来的声音和态度。
注明：江泽民语录----“闷声发大财的出处”
2000年，香港女記者張寶華問及是否「欽點」董建華連任行政長官，嫌港澳台記者不斷的追問，勃然大怒並作出有關回應。
我是身經百戰了，见得多了！西方哪个国家我没去过？你们要知道，美國的華萊士，比你們不知道高到哪裏去啦。我跟他談笑風生！
就我每次碰到你们，我就想到——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发大财”。
你们不要喜欢弄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就把我批判一番。你们哪，naive！(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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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样来之不易的好景，竟然被张扬跋扈的薄熙来给搅浑了视线。薄熙来被他的铁腕下属王立军“偶然”的休假式治疗中给推翻了船，这还真给同是红二代的新领导习近平添了乱。王立军私闯成都美领馆事件，令全世界震惊，这是中国政界几十年来很大的丑闻，弄得世人皆知，不法办，很难给世人作个交待，但是，搞得过头了，给薄熙来脸上泼粪，不就同时也给红二代自己脸上泼脏水吗？所以，如果普通人以为审判薄熙来是有好戏看，那也低估了善于欺世的弄臣们和他们的手腕了。
在审判前，网络出现了“中国首席法医”之称的王雪梅，她为谷开来案件分析为：谷开来是形而上的魅力女人，大家不要跟当今形而下那些性感女人相提并论。
剧团我也相信谷开来是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从出身的家庭和她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来讲，都是智慧和理性兼具备的女性。但是，在中国集权封闭阴险的残酷政治斗争中，到后来都会自然发展成夫妻政治，因为最后的斗争都是变成了敌人，只有夫妻间可以互相协作，所以说夫妻双方都是脱不了干系的，谷开来沦为阶下囚，还不单单只能说是命运的作弄，也跟权利，金钱，腐败的发酵脱离不了干系的。
首席法医还对谋杀英国商人伍德案件分析成“间谍”战线上的案件，作为首席法医，肯定比我们常人都有技术性的支持，或者超出常人的智慧，即使我不反对这样的分析，但是，光从薄熙来在重庆期间，以迅雷之势，以打黑的名义，很快就干掉了重庆是公安局长许文强的事件，就可以看出薄熙来在清洗队伍和安插王立军上位的事情上是如此的专制独裁和残忍。草民出生，靠实干出来的许文强，即使再有罪，也罚不该罪该万死。他在薄熙来政治仕途上的替罪羊都谈不上，就是冤了些。
审判薄熙来，与审判四人帮的不同之处在于：审判薄熙来事先就把政治因素排斥在外了，再者还把在职期间的系列谋杀案件给排斥在外了，30多年前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中央大有在政治上搞臭四人帮，而薄熙来在重庆期间唱红打黑，此次根本就不提及，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当局者的最大心病。排除了政治因素，也就避免了审案以后的意识形态之争吵了。
中国独立的学者和评论员戴晴在谈论薄熙来的时候指出：“除了他性格、他受到的教育和他自己对他的才能的估计以外，还有一个当局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都是按照毛主席（的话）做的，毛泽东的红旗你们要不要高举……这是他有底气的地方，所以他才敢翻供。”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忘了，薄熙来是中国刚开放时期1979年就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院读研究生，这社科院新闻研究院的研究生是常人非常难考入的殿堂，考生一般都是先读完英文专业本科，然后再奋发努力，都难考得进的地方（显然薄熙来是靠自己的背景优势进入的）。当时，薄熙来跟其他同学一样：“薄熙来就是比较西化的。我们那伙人都是比较西化的，因为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人是进行自我灵魂探索的时期，灵魂探索的一个标准就是借鉴西方的文明。尽管当时也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运动，但是从内心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那一代的知识精英也觉得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东方文明。那个时候向西方看还比较盲目，因为你刚刚打开视野的时候，看到的西方好的东西要更多一些。”
那么，一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薄熙来，又是怎么样从“洋务派”转向走“毛路线”的呢？
薄熙来的一个社科院同学讲道：“仕途险恶，经常是零和游戏，只有一个职位的时候，不是你得，就是我得。我觉得他一路走到辽宁省的时候，还算是相对循规蹈矩，但是到了商务部的时候就十分高调，而且表现出个人霸道的一面，很张扬。我们关注过几次他与美国商务部门的对等官员进行谈判时候的表现。当然有些人喜欢他那样，认为终于有人可以硬起来，而且在谈判中可以拿英文对付他们。从商务部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他的政治企图不只是做一个省部级的官员。
…...因为有些同学后来也在中央部委工作，大家也知道一些情况。媒体上有一些报道讲到当时吴仪不满意啦，吴仪裸退是要阻挡他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总理啦，都是媒体上讲的。他在商务部时是有上副总理那个职位的态势，因为当他在商务部的时候，“太子党”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过去的很多规管，昂首挺胸地进入中国金融、经济和政治的主要岗位。那个时候，比如说中央委员的选举已经难不倒他了，但由于他的张扬和跋扈，中国政治内部搞平衡就把他‘平衡’到了重庆。按道理讲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被贬了。当时商务部长是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中国和任何国家进行外交活动基本上都要涉及商务活动；而且中国对一些贫穷国家的援助，还有发达国家大规模的订单，都是中国政治和外交活动的砝码。因此他在这个位子上是经常见报，经常出现。那么他从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突然就跑到了重庆，而重庆是中国直辖市中最差的一个地方。“
就薄熙来唱红打黑，薄熙来的同学这样来看的：他不一定完全是理想化的。当然他做一些事情还是有些视野。比如说在大连市城市规划方面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体现出一种“国际范”。到重庆之前，他已经辛辛苦苦熬了几十年，而且已经见到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曙光。这时候他被贬到了重庆，如果没有新的更上一层楼的机会，他基本上就在重庆退休了。如果说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的领袖，可能说做到一定的领导岗位也就算了。但是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权贵阶层，在中国的金融、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全面地进入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熬了这么多年，而且在中国的官吏中知识水平还算比较高，视野比较广，又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当然是不甘心看到和他同样的资历的人，或者比他能力还差的人跑到他前头去。那么他要翻身的话，必须有一定的实力。要怎么办呢？要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是GDP的表现；一个就是说能够在政治上独树一帜，能够成为一方人称颂的政治人物。然后以这方面的业绩，或者光环，跟最高领导人进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才有进入最高领导层的希望。
说起唱红打黑的实质，薄熙来的同学说：当时我是觉得那是走火入魔。我认为一个人要是做一个事情久了，就会变成是他做的事情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他做的事情的全部。而从他们太子党的角度来看，“父辈的江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父辈的江山”由我们来继承，由我们来保卫。因此他要想回到旧有的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也不奇怪，因为那是共产党执政的法统来源。他们要是回到那个地方也是自然的。从他们的家庭教育、家庭背景，和父辈们打江山的所谓农民造反，夺取皇位的角度来讲，这是个自然的反应。第二点，他们在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利用社会主义的元素能够独树一帜。而且当时也有新左派、左派、右派之争，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以一种浪漫的情怀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或者以浪漫的情怀回顾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而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和“均贫富”再加上“唱红打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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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习近平不仅发表了带有毛氏色彩的言论，还从毛泽东战术思想中汲取灵感，发起纠正党内不良风气的运动，并进一步限制对民主、法制和宪政等观点的讨论。
这些情愫，不难看出都是同出于太子党的共同出身背景和思想根源，那就是父辈红色江山情节重。
在审判薄熙来法庭外，民众对于这样的游戏和演戏不再有那么大的兴趣，他们不是关心薄熙来这个人了，他们更加理性地要求当局者在审判薄熙来案件以后，新政要在政治上有所改革，透明和民主进步。
而作为新政者，总不能变相拿出“唱红打黑”，或者“闷声发大财”这样的老把戏吧。当局者若不改革，民众可是越来越按奈不住了。这就是从审薄熙来案件中，社会与民间的民众所发出来的声音和态度。
注明：江泽民语录----“闷声发大财的出处”
2000年，香港女記者張寶華問及是否「欽點」董建華連任行政長官，嫌港澳台記者不斷的追問，勃然大怒並作出有關回應。
我是身經百戰了，见得多了！西方哪个国家我没去过？你们要知道，美國的華萊士，比你們不知道高到哪裏去啦。我跟他談笑風生！
就我每次碰到你们，我就想到——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发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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