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yuer
新手上路
- 注册
- 2002-03-12
- 消息
- 10,204
- 荣誉分数
- 0
- 声望点数
- 0
南方周末10日刊载文章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核心是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方案规定，在讲师和副教授岗位的教员都有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最多只能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副教授一旦晋升为正教授，则将获得长期教职（类似国外的终身教职）。
据了解，《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公布之前，已经在学校管理层内部研讨了5个月的时间，先后九易其稿。方案的基本原则是：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当时SARS在北京的肆虐之势未见消减，但北大的这个人事改革方案在燕园引发的震动丝毫不亚於SARS病毒。
支持者说，方案具有前瞻性，与国际规则接轨，有助於北大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反对者则对改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公立大学，教师为公职人员，不能说解聘就解聘，没有法律根据。由於改革方案主要涉及的是讲师和副教授，因此受影响最大的是中青年教师，反应最强烈的也是他们。
中青年教师最大的意见，是认为改革不公正：“不少教授的水平不如副教授，甚至不如年轻讲师，为什麽他们要受到保护，不跟我们在同一起步线竞争？”“北大问题更多的在管理上，为什麽不从行政系统的改革入手，而首先向教师队伍开刀？”校方的思路很明显：用阻力最小、最可操作的方式推进改革，“改革没有最优，只有次优！”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起草者、着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我们的改革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一个新的体制而不是与任何人过不去。”
北大校领导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北大等不及了”的声音：不改革可以活下去，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将是镜花水月。其间，作为改革方案的执笔人和重要推动者的张维迎发表了广场演说。他说，北大的学生不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而北大的老师却不是。张的露天演讲得到了部分学生的共鸣。
在谈到改革引起巨大反弹的时候，张维迎说：“之所以改革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是因为大家习惯了旧的体制。”张此言一出，顿成众矢之的，张维迎不得不在各种场合进行艰难的解释。历史系一个老师的文字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中青年教师的共鸣：“中青年教师没有‘灯火辉煌’的办公室，一些人在不到30平米的家中，往往只有等到妻、儿睡觉以后，才能在狭小的阳台上展书工作。而他们因为对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些意见，竟然被视为了改革的反对者。”
6月16日，在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北大又拿出了第二份征求意见稿，再次提交全校教师讨论。北大校长许智宏说，“目前的第二稿会更广泛地听取意见，接下来可能还有第三轮征求意见。” 人们注意到，第二稿删除了对“分级流动制”的一些具体要求，如“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而空缺教授岗位1/2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得用於内部晋升等规定也因受到激烈反对，在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比例限制，改成了“内部申请人和外部申请人平等竞争”。
对此，北大副秘书长赵维明说，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现象，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学校也始终认为，北大改革要取得成功，最终要得到全校师生的认同。所以，学校现在没有回避大家的意见，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就在听意见的过程当中，不断完善这个改革方案。”
“改革本来就需要一个过程，是逐渐成熟的。”改革小组基本上由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规划部副部长李强认为，从草案到最后实施，实际上是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集体形成共识的过程。“任何人都有局限性，所以方案要修改，不但有二稿，很可能还会有三稿、四稿，逐步来平衡各种利益。不对的地方就改，改了就好了，大家不必纠缠於细节。”
据北大校方介绍，北大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源於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压力。1999年1月，北京大学全面启动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这就是通常所说的“985”计划。为支持北大的发展建设，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国家财政为北京大学额外拨款18亿元。这18亿，使校园建设和教职员工的待遇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一些意见也接连而来，“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用於北大清华985计划的经费转投於农村普及教育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北大感到了压力，而要想继续获得国家的支持和经费，要想实现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得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主政者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了教师队伍。一流的大学首先得有一流的教师，而在北大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北大有最优秀的学生，但并没有最优秀的老师。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听说，美国东海岸那些跟中国学术交流较多的着名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经常跟他们的成员（多半是访问学者和教授）说，你们到我们这儿来，许多事情都不用你们做，但有一件事情可要帮忙，就是一旦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来凑个数。为什麽？因为研究中心请人来作报告，讲得好人家坐下来听，讲得不好没人听。只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的时候，无论你们愿意不愿意听，都要来帮忙凑个人数。就是说，相对於整个东亚高教界来说，中国内地教授们的水平都是最低或接近最低的。至少西方学术界这麽认为。”
事实上，在北大推出这个改革之前，光华管理学院已经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否认了北大改革“移植”於光华模式的说法。“光华改革是我主持的，有好几个副院长参加，尤其是常务副院长朱善立。现在外面说张维迎主持光华学院日常事务，那是过去的事情，他担任校长助理后，常务工作就是朱善利副院长主持。”
“实践也证明，渐进式的改革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说，我们只是把这样一种改革的理念提出来，然后能够做多少，就坚决做多少，能做到什麽地步，就到什麽地步。但它并不意味着，有些东西在现实情况下还实现不了，就证明这场改革是失败的，或者说是不彻底的。北大如果要永远存在下去，那他永远都要改革。”赵维明意味深长地表示，要看北大这次改革如何变化，“关键在於第三稿的修改情况。学校改革小组将利用暑期，对各方面意见进行梳理综合，预计在秋季推出第三稿。”届时，未名湖畔这所百年老校，将再起何种波澜，无疑成为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悬念。
据了解，《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公布之前，已经在学校管理层内部研讨了5个月的时间，先后九易其稿。方案的基本原则是：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当时SARS在北京的肆虐之势未见消减，但北大的这个人事改革方案在燕园引发的震动丝毫不亚於SARS病毒。
支持者说，方案具有前瞻性，与国际规则接轨，有助於北大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反对者则对改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公立大学，教师为公职人员，不能说解聘就解聘，没有法律根据。由於改革方案主要涉及的是讲师和副教授，因此受影响最大的是中青年教师，反应最强烈的也是他们。
中青年教师最大的意见，是认为改革不公正：“不少教授的水平不如副教授，甚至不如年轻讲师，为什麽他们要受到保护，不跟我们在同一起步线竞争？”“北大问题更多的在管理上，为什麽不从行政系统的改革入手，而首先向教师队伍开刀？”校方的思路很明显：用阻力最小、最可操作的方式推进改革，“改革没有最优，只有次优！”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起草者、着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我们的改革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一个新的体制而不是与任何人过不去。”
北大校领导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北大等不及了”的声音：不改革可以活下去，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将是镜花水月。其间，作为改革方案的执笔人和重要推动者的张维迎发表了广场演说。他说，北大的学生不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而北大的老师却不是。张的露天演讲得到了部分学生的共鸣。
在谈到改革引起巨大反弹的时候，张维迎说：“之所以改革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是因为大家习惯了旧的体制。”张此言一出，顿成众矢之的，张维迎不得不在各种场合进行艰难的解释。历史系一个老师的文字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中青年教师的共鸣：“中青年教师没有‘灯火辉煌’的办公室，一些人在不到30平米的家中，往往只有等到妻、儿睡觉以后，才能在狭小的阳台上展书工作。而他们因为对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些意见，竟然被视为了改革的反对者。”
6月16日，在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北大又拿出了第二份征求意见稿，再次提交全校教师讨论。北大校长许智宏说，“目前的第二稿会更广泛地听取意见，接下来可能还有第三轮征求意见。” 人们注意到，第二稿删除了对“分级流动制”的一些具体要求，如“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而空缺教授岗位1/2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得用於内部晋升等规定也因受到激烈反对，在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比例限制，改成了“内部申请人和外部申请人平等竞争”。
对此，北大副秘书长赵维明说，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现象，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学校也始终认为，北大改革要取得成功，最终要得到全校师生的认同。所以，学校现在没有回避大家的意见，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就在听意见的过程当中，不断完善这个改革方案。”
“改革本来就需要一个过程，是逐渐成熟的。”改革小组基本上由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规划部副部长李强认为，从草案到最后实施，实际上是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集体形成共识的过程。“任何人都有局限性，所以方案要修改，不但有二稿，很可能还会有三稿、四稿，逐步来平衡各种利益。不对的地方就改，改了就好了，大家不必纠缠於细节。”
据北大校方介绍，北大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源於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压力。1999年1月，北京大学全面启动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这就是通常所说的“985”计划。为支持北大的发展建设，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国家财政为北京大学额外拨款18亿元。这18亿，使校园建设和教职员工的待遇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一些意见也接连而来，“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用於北大清华985计划的经费转投於农村普及教育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北大感到了压力，而要想继续获得国家的支持和经费，要想实现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得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主政者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了教师队伍。一流的大学首先得有一流的教师，而在北大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北大有最优秀的学生，但并没有最优秀的老师。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听说，美国东海岸那些跟中国学术交流较多的着名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经常跟他们的成员（多半是访问学者和教授）说，你们到我们这儿来，许多事情都不用你们做，但有一件事情可要帮忙，就是一旦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来凑个数。为什麽？因为研究中心请人来作报告，讲得好人家坐下来听，讲得不好没人听。只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的时候，无论你们愿意不愿意听，都要来帮忙凑个人数。就是说，相对於整个东亚高教界来说，中国内地教授们的水平都是最低或接近最低的。至少西方学术界这麽认为。”
事实上，在北大推出这个改革之前，光华管理学院已经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否认了北大改革“移植”於光华模式的说法。“光华改革是我主持的，有好几个副院长参加，尤其是常务副院长朱善立。现在外面说张维迎主持光华学院日常事务，那是过去的事情，他担任校长助理后，常务工作就是朱善利副院长主持。”
“实践也证明，渐进式的改革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说，我们只是把这样一种改革的理念提出来，然后能够做多少，就坚决做多少，能做到什麽地步，就到什麽地步。但它并不意味着，有些东西在现实情况下还实现不了，就证明这场改革是失败的，或者说是不彻底的。北大如果要永远存在下去，那他永远都要改革。”赵维明意味深长地表示，要看北大这次改革如何变化，“关键在於第三稿的修改情况。学校改革小组将利用暑期，对各方面意见进行梳理综合，预计在秋季推出第三稿。”届时，未名湖畔这所百年老校，将再起何种波澜，无疑成为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