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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宗庆后之女宗馥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花费精力跟政府打交道让她倍感头疼，在媒体追问下，甚至称有可能把娃哈哈搬到国外。
这番“用脚投票”的言论很快传播开来，相关评论接踵而至。有人站在政企关系的角度，认为理顺两者关系，让“市场的归市场”极为重要。有人则提醒企业家言论不要太过情绪化，搬离中国市场更像是气话，不能太当真。
搬离中国的说法，谈不上有多理性。然而，提到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宗馥莉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又确实代表了不少企业家的心声。可以看到，无论是吴英案、曾成杰案引发的争议，还是王石等企业家针对政企关系的表态，都弥漫着相似的情绪。
与这种情绪对应的，是市场环境、发展阶段的变化。一方面，自十四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一直在朝着市场化方向努力，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国家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与市场机制不断发挥作用有关。从市场化程度来看，当前的环境肯定好于过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的壮大，企业体量、数量的壮大，现有体制下的非市场因素日益制约着企业进一步发展，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问题更显突出，各种担忧随之而来。
较以往不同的是，企业家不再沉默寡言，一些人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其中，有宗馥莉所说的，“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样”这类代际差异，但更多的可能是王石所言的企业家精神的萌生。经济的全球化，企业、企业家走出国门，他们所面对的，是现代企业制度所孕育的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些都逼着他们去革新改良，后者又离不开市场体制的完善。其结果是，企业家们一次次表达着理顺政企关系的渴求。
不过，忧虑甚至不满只是硬币的一面。纵然政企关系错综复杂，但不可否认，好多企业恰也在这种关系里获得了发展。市场环境最终是回归平等，但目前的现实是，一些知名大企业，确从政府这方获得各种支持。更进一步看，以品牌、效益、体量为集合的大企业及其领导者，同时具有市场内外的强大力量。这种财富力量已然拥有不容忽视的话语权，影响着相关标准、法规的制定、不同利益的分配。
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两面性。一面是现在的政企关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理顺，另一面是政企最终是要实现共赢。有人可能会说，政府要赢什么？我们认为，政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环境，就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而公共水平的提升，就是政府职能的本质体现，政府赢得的是不断增长的公信。企业要赢什么？一个企业的出现和生长，确实有很多的选择，外企进入中国，中国的企业走出国门，从选择的自由度说，并无不可，但中国的市场、中国的环境，仍然可以为企业的生存和壮大提供机会和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讲共赢，不只是讲权力和财富的关系。事实上，在政府、企业家之外，一个社会更需要面对庞大的普通人群体。例如工人的劳动权益有没有得到保障，工会组织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又或者如何保护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作为发展问题之一，本身就包含在政企共赢的范畴之中。
权力和资本都是极具影响的社会力量，当下中国处在各种关系的深层调整期，社会发展离不开意见的碰撞表达，但一定要明白，碰撞表达的最终目的不是加剧摩擦，而是谋求双赢、多赢的空间。权力要自省，企业要发声，面对面把问题解决，而不是各自拂袖而去。
来源: 凤凰网
这番“用脚投票”的言论很快传播开来，相关评论接踵而至。有人站在政企关系的角度，认为理顺两者关系，让“市场的归市场”极为重要。有人则提醒企业家言论不要太过情绪化，搬离中国市场更像是气话，不能太当真。
搬离中国的说法，谈不上有多理性。然而，提到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宗馥莉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又确实代表了不少企业家的心声。可以看到，无论是吴英案、曾成杰案引发的争议，还是王石等企业家针对政企关系的表态，都弥漫着相似的情绪。
与这种情绪对应的，是市场环境、发展阶段的变化。一方面，自十四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一直在朝着市场化方向努力，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国家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与市场机制不断发挥作用有关。从市场化程度来看，当前的环境肯定好于过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的壮大，企业体量、数量的壮大，现有体制下的非市场因素日益制约着企业进一步发展，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问题更显突出，各种担忧随之而来。
较以往不同的是，企业家不再沉默寡言，一些人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其中，有宗馥莉所说的，“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样”这类代际差异，但更多的可能是王石所言的企业家精神的萌生。经济的全球化，企业、企业家走出国门，他们所面对的，是现代企业制度所孕育的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些都逼着他们去革新改良，后者又离不开市场体制的完善。其结果是，企业家们一次次表达着理顺政企关系的渴求。
不过，忧虑甚至不满只是硬币的一面。纵然政企关系错综复杂，但不可否认，好多企业恰也在这种关系里获得了发展。市场环境最终是回归平等，但目前的现实是，一些知名大企业，确从政府这方获得各种支持。更进一步看，以品牌、效益、体量为集合的大企业及其领导者，同时具有市场内外的强大力量。这种财富力量已然拥有不容忽视的话语权，影响着相关标准、法规的制定、不同利益的分配。
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两面性。一面是现在的政企关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理顺，另一面是政企最终是要实现共赢。有人可能会说，政府要赢什么？我们认为，政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环境，就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而公共水平的提升，就是政府职能的本质体现，政府赢得的是不断增长的公信。企业要赢什么？一个企业的出现和生长，确实有很多的选择，外企进入中国，中国的企业走出国门，从选择的自由度说，并无不可，但中国的市场、中国的环境，仍然可以为企业的生存和壮大提供机会和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讲共赢，不只是讲权力和财富的关系。事实上，在政府、企业家之外，一个社会更需要面对庞大的普通人群体。例如工人的劳动权益有没有得到保障，工会组织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又或者如何保护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作为发展问题之一，本身就包含在政企共赢的范畴之中。
权力和资本都是极具影响的社会力量，当下中国处在各种关系的深层调整期，社会发展离不开意见的碰撞表达，但一定要明白，碰撞表达的最终目的不是加剧摩擦，而是谋求双赢、多赢的空间。权力要自省，企业要发声，面对面把问题解决，而不是各自拂袖而去。
来源: 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