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洁曾是一个美丽而优雅的女人，60年代艺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画过油画，设计过服装及舞台布景，90年代初移居美国，在那里打保姆工至今。
“在主人的眼里，我是一分钟也不能停的奴隶。”
申力雯：你离开中国后一直在美国打保姆工吗？
郑洁：到美国一个星期后就一直打保姆工，严格地说应是保姆管家。
申：美国当保姆，是一种什么感觉？
郑：没感觉，干活、赚钱、吃饭。
申：还是请你谈一谈进到美国人家具体的感受。
郑：由于我英文不好，只能打华人工，华人的工钱要比白人的工钱低，我打的第一个工是照顾一个七十多岁的越南老华侨。他生活已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这样的老人想找保姆是很难的，月薪是1200美元，我毫不犹豫地就去了，因为这是一个机会。干这活是很脏很累的，如同照顾一个年迈的婴儿，还要每天给他洗澡，帮他做运动，寸步不能离，又不允许外出，我从窗外望着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感到自己好像在蹲监狱，心情很压抑，这时我才感到自由的可贵。
中午我抓紧时间吃完饭，想读中文报纸，老头的儿媳妇，从饭厅里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大喊大叫：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读报纸，还不知道你背着我干什呢！在她的眼里，我是一分钟也不能停的奴隶。
申：我这才感到北京是保姆的天堂，北京人是很讲面子的，给北京人当保姆太舒服了，雇主经常要供着保姆，保姆要价也愈来愈高，脾气也愈来愈大。当雇主骂你的时候，你心里想什么？能承受这种委屈吗？
郑：当我觉得委屈时，我就会想到自己各种痛苦经历，当年我由于出身不好，60年代差点让人打死，还没地方讲理。在这里我至少赚到钱了，这一点使我心理平衡了，反正他们又不敢打人，打人警察就要管了。
“她把人使唤得死去活来，直到榨干为止。”
申：你去雇主家，他们介意你在中国是干什么的吗？你怎样解释？
郑：他们很想知道我在内地是干什么的，我从来不说自己是大学毕业生，更不说是绘画的，就说自己是幼儿园的老师。
申：为什么？
郑：如果说出实情，美国人会认为是浪费学历，跌面子。尤其是当这个家庭有孩子时，千万不能说自己会画画，他们会让你教他孩子画画，又费力，又费心，又费神，又不多给你一分钱，我绝不做这种傻事，这是有教训的。
我很快离开了这个家，另外一家是照顾一个70岁的老太太，这一家本来想雇两个人，我说一个人就能承担下来，雇主便答应给我两份钱。这个价钱还是划算的，这个老太太是个赌家，十年前经常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到那里免费吃住，在赌城这是对常客的优惠。这个老太太过去是上海资本家的后代，后来去了香港、台湾，最后移居到美国。她
把人使唤得死去活来，直到榨干为止。给这个老东西干活，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我刚上楼拿东西，下面又发出要喝果汁的命令，水果还未榨成汁，她又要去花园散步，我接到她的命令，好像触了电，全身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往上顶，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她还哑着嗓子说：你们内地人怎么这样笨手笨脚呀，怎么这样笨呀，是不是吃得太胖了……
她按摩一上瘾就要我干上三个小时，我浑身骨头都快散架了，手指都快断了，大腿也麻了。她还不住嘴地说，你按摩得怎么这样疼，是不是有意和我做对呀……
有一次我开车带她去看病，中途又要买东西，到了中午，她只顾自己吃素鸡，我对她说，我还饿着呢！我的手在发抖，我开车会出危险的……老太太这才把她嘴里的素鸡拽下来扔给我吃。到了医院，她让我吃医院免费提供给患者的饼干和矿泉水，不让我买饭吃。
“难过有什么用，我哭给谁看？我的眼泪为谁流？”
申：这种时候，你一定难过得流泪，为什么不想办法画画，或者换一种工作？
郑：光难过有什么用，我哭给谁看，我的眼泪为谁流呀，女人把自己的眼泪哭给爱她的人，没有爱的对象，女人就不会哭了。绘画是卖给买画的人的，如果没有人买，那就是一堆垃圾，又占地方，又浪费材料，还不如到街上画人头像，一张20美元，收入根本没有保障，打保姆工吃住都有保障，这是最实际的选择。
话又说回来，我老爸干了一辈子还买不起一套福利房，我在美国干了三个月的保姆，把钱寄给老爸，房子就买了，这实际吧。
我看得出，你觉得当保姆这活挺没面子，我现在明白，平民百姓挣钱养家才是正道，面子再好看，谁管你呀，特别是在美国。现在一些从国内来的人，写了一本书总喜欢把一张和要人的合影放在封面上，以壮门面。其实在美国进白宫，在总统身边站一站不是什么难事，只需告诉门卫自己是哪家新闻单位的，人家看了证件就放你进去，站在大人物身边又能怎么样，吃饭穿衣还要靠自己。
申：其实你在国内也是不错的，生活有保障，有房子，也能画画，怎么就想到美国当保姆呢？
郑：我提前退了休，婚也离了，孩子又指望不上，我面临的问题就是养老。家里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我的震动很大。我的姑姑得了尿毒症，她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的单位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又怎么可能花钱给他做血液透析呢，由于无钱治疗，不久就去世了。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恐惧，我老了，病了，怎么办？有谁管我？！我退休时只有两万元存款。人生有两个点，起点与终点，起点已不能把握，人生最后一个落点，我得赶紧打点行装完成。现在，我已定居在美国，当我65岁时可以拿到养老金，如果是穷人还可以领到福利金和医疗卡，这样养老问题就有着落了。
生活在我看来，很简单，穷就是穷，富就是富，物质就是物质，精神就是精神，生活的哲学比书本的哲学更真实更残酷。
“画画是我最后一点精神的快乐、尊严与梦想。”
申：你一个人在外面生活很不容易的，你一定感到寂寞和孤单吧？
郑：当然，很寂寞，美国是个孤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多来往，人与人之间关系很淡漠。如果有缘，我希望找一个朋友，不一定结婚，结婚有财产问题，太复杂，只求互相聊一聊，周末一起参观百老汇的演出，看看画展，唉！但愿能碰到这样一个人。但愿吧。
申：你的绘画不会放弃吧？
郑：决不放弃，每个双休日我都坚持去外面写生。雇主给我双倍的钱，我也不干活。画画那是我最后一点精神的快乐、尊严与梦想。唉，也许我命中注定要漂泊，我漂泊的下一家还算不错，月薪起价1600美金，女主人漂亮和气，这一家很有钱，有大泳池、大网球场，都是自己设计的。上下三层楼，都要我打扫，女主人倒是蛮客气，有时会说，喜欢吃什么菜，你自己去挑一些买，她还把一些淘汰给救世军的衣服给我。
她的家庭不和睦，我常常看到她丈夫指着她的鼻子说：你这个白痴，只知道花钱。终于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可能会离婚，因为她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最可怕的是丈夫带回来了性病，可能会致癌，她拿起一张几个妇人的合影说，别看她们都珠光宝气的，这其中有四个女人都快离婚了，生活得很不开心。她神情很黯然。
在人家家里当保姆，吃住都在一起，怕雇主的性病传染给我，我要及早地脱身了。
“第一次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望着一家家的灯火……我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申：及早地脱身是明智的，下一家又有怎样的体验？
郑：当我第一次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望着一家家的灯火，心里想，房子里是怎么回事？我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只有打保姆工才能一家一家地钻进去，也许有一天就会写一本畅销书。
后来去的这一家，男主人是美国一家公司的高级主管，年薪20万美金，太太是新加坡的华侨，是个口腔医生。我的工作是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熨衣服，开车接孩子送孩子上下学，我吃饭不能与他们同桌，女主人另给我一套餐具。
我比较喜欢吃水果，可有些水果雇主不让我吃，我就付钱请雇主买水果时一块带来，结果他们给我的水果是他们供祖宗牌位、腐烂变质的水果。
那么有钱，待人却那么刻薄，良心都没有了。女主人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怎么打了那么多电话，还有时间干活吗？那么大的年岁了还有什么悄悄话要说，见鬼了！”当我解释道：只打了两个。女主人马上吼了起来，“你怎么敢和我辩，谁是主人，谁是下人，你搞清楚了没有。”我非常伤心。
对待恶劣的雇主，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及时地炒掉他，这是很解气的办法。
我背着画箱，拎着皮包，踏着一双磨了一半后跟的旅游鞋，脸上敷了一层凡士林膏，打起精神，争取下一轮的工作。
我所了解的郑洁
郑洁是我多年交往的大姐姐，认识她的时候，我胸前还飘着红领巾。我们曾在月光如水的天安门广场上彻夜漫步，诉说着人生的理想。那时，她已上了大学，两条粗长乌黑的辫子上系着蝴蝶结。她说她要成为中国的苏里柯夫，她爱上的男人将会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我也妄言要成为中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岁月从指间悄悄地流过，人生的戏剧比舞台上还要沧桑。多年以后，当她60岁的时候在美国做了保姆，而我作了京城闲妇，此时我们相对无言，只是无声地品着黄山云雾。
纽约的灯火吸引着她去游荡，可是哪一盏灯火是属于她的，在寒冷的冬夜，哪一盏灯火为她点燃，在殷殷地等待她的归来。啊，异乡的漂泊者呀，60岁的女人。
我送走郑洁时，已是寒冬深夜，月光也是寒冷的，但很清澈，她弓着腰缓缓地踏着月光向前走。她说，回到美国要隐瞒年岁了，不然这个年龄找活已经难了。
站在公交车站牌下，寒风有些刺骨，我说，别等车了，打个车回去吧。她摆摆手说，没必要。她的脸有些苍白，并不停地咳嗽着。
此时，我回想起那个健康、活泼、梳着大辫子、想嫁给安德烈公爵的姑娘……此时，我对人生的变化，时光的流逝，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之感。那一瞬间，我哭了，哭得心疼。
她来北京参加了“女画家联谊会”，我曾劝她不要去，她颇不以为然。我说，现在的中国社会非常功利、势力，你既没从美国带来什么值钱的礼物，又没带来可利用的市场，也没有带来让人羡慕嫉妒的光环，又实话实说自己在美国当保姆，你会受到伤害的。
她却执拗地不以为然，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我惊异一个女人竟如此没有虚荣心，是多么可贵，又是多么让人心疼，面对复杂纷繁的人情，她是自信的跋扈，还是缺心少肺。是被生活打磨得粗砺还是磨练得坚强。我常常不解。
她说，我虽然没有令人眩晕的光彩，但我是靠双手劳动，脚踏实地去生活，内心极平静。
她依然有梦，每个双休日她画画的时候听着古典音乐，会有一种沉醉，那时的感觉很美，好像回到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一种澄清的状态。
一个独身的60岁的女人，依然有着旖旎的梦想，这很不容易，她曾是个精致的女人，也喜欢过精致的生活。
现在她把残余的生命，作命运之一掷，去寻觅一点切实，一点精致，一点梦想。这是真实，还是荒诞，真令我茫然，也许人生就是这样的乱杂杂的现实。
前天，传来了她的好消息，她终于收到了请她绘制人物肖像的订单，一个订单两万美金，电话里她的声音不急不躁，不紧不慢，也许因为等待得太久便消磨平淡了。
60岁的女人，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国家，都应归于平淡与舒适了。
云峰评论：
美国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人的差别比较大，导致媒体的传播以最基本的人文观念为主，这从好莱坞的电影就能看出来。这样一来，具体到各个家庭，往往都是很自由和随意的，允许你按自己的想法活下去，不需要什么三讲五讲的。郑所遇到的，其实也都是发自内心的生存方式。能放肆地表现自己的缺点，其实也不坏的。
说来也有意思，生活中对小钱斤斤计较，却支付那么高的工资，好象是受经济社会的影响吧。其实也难怪，你照顾人家那就是工作，人家在家里那就叫生活，要不凭什么人家给你钱呀？拿中国的工作环境比较一下，不用上台去做口是心非的报告，不用签收领导许诺的空头支票，不用在人际关系的旋涡里左右周旋，其实也挺好。
这么大年纪，原来也喜欢赌气，偏要在人家最需要你的时候炒掉人家，还能看人家咬牙切齿给你点钱的样子，这他妈就叫社会地位！这就是平等！国内哪个六十岁的老太太敢有这么直的腰杆？那才真是没人敢动你一个指头呢，要是换在中国东北，女的首饰都不敢往出戴，怕抢，那么提心吊胆的活着，其实也不见得多好。
要说这人的心态，到法制社会打个滚就能变过来，敢说又敢干，那还是没碰上中国的警察。虽然有一个人的寂寞，但还有属于心灵的自由和快乐，还在为自己的亲人奉献着，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的生活。
“在主人的眼里，我是一分钟也不能停的奴隶。”
申力雯：你离开中国后一直在美国打保姆工吗？
郑洁：到美国一个星期后就一直打保姆工，严格地说应是保姆管家。
申：美国当保姆，是一种什么感觉？
郑：没感觉，干活、赚钱、吃饭。
申：还是请你谈一谈进到美国人家具体的感受。
郑：由于我英文不好，只能打华人工，华人的工钱要比白人的工钱低，我打的第一个工是照顾一个七十多岁的越南老华侨。他生活已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这样的老人想找保姆是很难的，月薪是1200美元，我毫不犹豫地就去了，因为这是一个机会。干这活是很脏很累的，如同照顾一个年迈的婴儿，还要每天给他洗澡，帮他做运动，寸步不能离，又不允许外出，我从窗外望着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感到自己好像在蹲监狱，心情很压抑，这时我才感到自由的可贵。
中午我抓紧时间吃完饭，想读中文报纸，老头的儿媳妇，从饭厅里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大喊大叫：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读报纸，还不知道你背着我干什呢！在她的眼里，我是一分钟也不能停的奴隶。
申：我这才感到北京是保姆的天堂，北京人是很讲面子的，给北京人当保姆太舒服了，雇主经常要供着保姆，保姆要价也愈来愈高，脾气也愈来愈大。当雇主骂你的时候，你心里想什么？能承受这种委屈吗？
郑：当我觉得委屈时，我就会想到自己各种痛苦经历，当年我由于出身不好，60年代差点让人打死，还没地方讲理。在这里我至少赚到钱了，这一点使我心理平衡了，反正他们又不敢打人，打人警察就要管了。
“她把人使唤得死去活来，直到榨干为止。”
申：你去雇主家，他们介意你在中国是干什么的吗？你怎样解释？
郑：他们很想知道我在内地是干什么的，我从来不说自己是大学毕业生，更不说是绘画的，就说自己是幼儿园的老师。
申：为什么？
郑：如果说出实情，美国人会认为是浪费学历，跌面子。尤其是当这个家庭有孩子时，千万不能说自己会画画，他们会让你教他孩子画画，又费力，又费心，又费神，又不多给你一分钱，我绝不做这种傻事，这是有教训的。
我很快离开了这个家，另外一家是照顾一个70岁的老太太，这一家本来想雇两个人，我说一个人就能承担下来，雇主便答应给我两份钱。这个价钱还是划算的，这个老太太是个赌家，十年前经常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到那里免费吃住，在赌城这是对常客的优惠。这个老太太过去是上海资本家的后代，后来去了香港、台湾，最后移居到美国。她
把人使唤得死去活来，直到榨干为止。给这个老东西干活，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我刚上楼拿东西，下面又发出要喝果汁的命令，水果还未榨成汁，她又要去花园散步，我接到她的命令，好像触了电，全身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往上顶，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她还哑着嗓子说：你们内地人怎么这样笨手笨脚呀，怎么这样笨呀，是不是吃得太胖了……
她按摩一上瘾就要我干上三个小时，我浑身骨头都快散架了，手指都快断了，大腿也麻了。她还不住嘴地说，你按摩得怎么这样疼，是不是有意和我做对呀……
有一次我开车带她去看病，中途又要买东西，到了中午，她只顾自己吃素鸡，我对她说，我还饿着呢！我的手在发抖，我开车会出危险的……老太太这才把她嘴里的素鸡拽下来扔给我吃。到了医院，她让我吃医院免费提供给患者的饼干和矿泉水，不让我买饭吃。
“难过有什么用，我哭给谁看？我的眼泪为谁流？”
申：这种时候，你一定难过得流泪，为什么不想办法画画，或者换一种工作？
郑：光难过有什么用，我哭给谁看，我的眼泪为谁流呀，女人把自己的眼泪哭给爱她的人，没有爱的对象，女人就不会哭了。绘画是卖给买画的人的，如果没有人买，那就是一堆垃圾，又占地方，又浪费材料，还不如到街上画人头像，一张20美元，收入根本没有保障，打保姆工吃住都有保障，这是最实际的选择。
话又说回来，我老爸干了一辈子还买不起一套福利房，我在美国干了三个月的保姆，把钱寄给老爸，房子就买了，这实际吧。
我看得出，你觉得当保姆这活挺没面子，我现在明白，平民百姓挣钱养家才是正道，面子再好看，谁管你呀，特别是在美国。现在一些从国内来的人，写了一本书总喜欢把一张和要人的合影放在封面上，以壮门面。其实在美国进白宫，在总统身边站一站不是什么难事，只需告诉门卫自己是哪家新闻单位的，人家看了证件就放你进去，站在大人物身边又能怎么样，吃饭穿衣还要靠自己。
申：其实你在国内也是不错的，生活有保障，有房子，也能画画，怎么就想到美国当保姆呢？
郑：我提前退了休，婚也离了，孩子又指望不上，我面临的问题就是养老。家里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我的震动很大。我的姑姑得了尿毒症，她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的单位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又怎么可能花钱给他做血液透析呢，由于无钱治疗，不久就去世了。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恐惧，我老了，病了，怎么办？有谁管我？！我退休时只有两万元存款。人生有两个点，起点与终点，起点已不能把握，人生最后一个落点，我得赶紧打点行装完成。现在，我已定居在美国，当我65岁时可以拿到养老金，如果是穷人还可以领到福利金和医疗卡，这样养老问题就有着落了。
生活在我看来，很简单，穷就是穷，富就是富，物质就是物质，精神就是精神，生活的哲学比书本的哲学更真实更残酷。
“画画是我最后一点精神的快乐、尊严与梦想。”
申：你一个人在外面生活很不容易的，你一定感到寂寞和孤单吧？
郑：当然，很寂寞，美国是个孤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多来往，人与人之间关系很淡漠。如果有缘，我希望找一个朋友，不一定结婚，结婚有财产问题，太复杂，只求互相聊一聊，周末一起参观百老汇的演出，看看画展，唉！但愿能碰到这样一个人。但愿吧。
申：你的绘画不会放弃吧？
郑：决不放弃，每个双休日我都坚持去外面写生。雇主给我双倍的钱，我也不干活。画画那是我最后一点精神的快乐、尊严与梦想。唉，也许我命中注定要漂泊，我漂泊的下一家还算不错，月薪起价1600美金，女主人漂亮和气，这一家很有钱，有大泳池、大网球场，都是自己设计的。上下三层楼，都要我打扫，女主人倒是蛮客气，有时会说，喜欢吃什么菜，你自己去挑一些买，她还把一些淘汰给救世军的衣服给我。
她的家庭不和睦，我常常看到她丈夫指着她的鼻子说：你这个白痴，只知道花钱。终于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可能会离婚，因为她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最可怕的是丈夫带回来了性病，可能会致癌，她拿起一张几个妇人的合影说，别看她们都珠光宝气的，这其中有四个女人都快离婚了，生活得很不开心。她神情很黯然。
在人家家里当保姆，吃住都在一起，怕雇主的性病传染给我，我要及早地脱身了。
“第一次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望着一家家的灯火……我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申：及早地脱身是明智的，下一家又有怎样的体验？
郑：当我第一次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望着一家家的灯火，心里想，房子里是怎么回事？我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只有打保姆工才能一家一家地钻进去，也许有一天就会写一本畅销书。
后来去的这一家，男主人是美国一家公司的高级主管，年薪20万美金，太太是新加坡的华侨，是个口腔医生。我的工作是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熨衣服，开车接孩子送孩子上下学，我吃饭不能与他们同桌，女主人另给我一套餐具。
我比较喜欢吃水果，可有些水果雇主不让我吃，我就付钱请雇主买水果时一块带来，结果他们给我的水果是他们供祖宗牌位、腐烂变质的水果。
那么有钱，待人却那么刻薄，良心都没有了。女主人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怎么打了那么多电话，还有时间干活吗？那么大的年岁了还有什么悄悄话要说，见鬼了！”当我解释道：只打了两个。女主人马上吼了起来，“你怎么敢和我辩，谁是主人，谁是下人，你搞清楚了没有。”我非常伤心。
对待恶劣的雇主，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及时地炒掉他，这是很解气的办法。
我背着画箱，拎着皮包，踏着一双磨了一半后跟的旅游鞋，脸上敷了一层凡士林膏，打起精神，争取下一轮的工作。
我所了解的郑洁
郑洁是我多年交往的大姐姐，认识她的时候，我胸前还飘着红领巾。我们曾在月光如水的天安门广场上彻夜漫步，诉说着人生的理想。那时，她已上了大学，两条粗长乌黑的辫子上系着蝴蝶结。她说她要成为中国的苏里柯夫，她爱上的男人将会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我也妄言要成为中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岁月从指间悄悄地流过，人生的戏剧比舞台上还要沧桑。多年以后，当她60岁的时候在美国做了保姆，而我作了京城闲妇，此时我们相对无言，只是无声地品着黄山云雾。
纽约的灯火吸引着她去游荡，可是哪一盏灯火是属于她的，在寒冷的冬夜，哪一盏灯火为她点燃，在殷殷地等待她的归来。啊，异乡的漂泊者呀，60岁的女人。
我送走郑洁时，已是寒冬深夜，月光也是寒冷的，但很清澈，她弓着腰缓缓地踏着月光向前走。她说，回到美国要隐瞒年岁了，不然这个年龄找活已经难了。
站在公交车站牌下，寒风有些刺骨，我说，别等车了，打个车回去吧。她摆摆手说，没必要。她的脸有些苍白，并不停地咳嗽着。
此时，我回想起那个健康、活泼、梳着大辫子、想嫁给安德烈公爵的姑娘……此时，我对人生的变化，时光的流逝，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之感。那一瞬间，我哭了，哭得心疼。
她来北京参加了“女画家联谊会”，我曾劝她不要去，她颇不以为然。我说，现在的中国社会非常功利、势力，你既没从美国带来什么值钱的礼物，又没带来可利用的市场，也没有带来让人羡慕嫉妒的光环，又实话实说自己在美国当保姆，你会受到伤害的。
她却执拗地不以为然，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我惊异一个女人竟如此没有虚荣心，是多么可贵，又是多么让人心疼，面对复杂纷繁的人情，她是自信的跋扈，还是缺心少肺。是被生活打磨得粗砺还是磨练得坚强。我常常不解。
她说，我虽然没有令人眩晕的光彩，但我是靠双手劳动，脚踏实地去生活，内心极平静。
她依然有梦，每个双休日她画画的时候听着古典音乐，会有一种沉醉，那时的感觉很美，好像回到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一种澄清的状态。
一个独身的60岁的女人，依然有着旖旎的梦想，这很不容易，她曾是个精致的女人，也喜欢过精致的生活。
现在她把残余的生命，作命运之一掷，去寻觅一点切实，一点精致，一点梦想。这是真实，还是荒诞，真令我茫然，也许人生就是这样的乱杂杂的现实。
前天，传来了她的好消息，她终于收到了请她绘制人物肖像的订单，一个订单两万美金，电话里她的声音不急不躁，不紧不慢，也许因为等待得太久便消磨平淡了。
60岁的女人，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国家，都应归于平淡与舒适了。
云峰评论：
美国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人的差别比较大，导致媒体的传播以最基本的人文观念为主，这从好莱坞的电影就能看出来。这样一来，具体到各个家庭，往往都是很自由和随意的，允许你按自己的想法活下去，不需要什么三讲五讲的。郑所遇到的，其实也都是发自内心的生存方式。能放肆地表现自己的缺点，其实也不坏的。
说来也有意思，生活中对小钱斤斤计较，却支付那么高的工资，好象是受经济社会的影响吧。其实也难怪，你照顾人家那就是工作，人家在家里那就叫生活，要不凭什么人家给你钱呀？拿中国的工作环境比较一下，不用上台去做口是心非的报告，不用签收领导许诺的空头支票，不用在人际关系的旋涡里左右周旋，其实也挺好。
这么大年纪，原来也喜欢赌气，偏要在人家最需要你的时候炒掉人家，还能看人家咬牙切齿给你点钱的样子，这他妈就叫社会地位！这就是平等！国内哪个六十岁的老太太敢有这么直的腰杆？那才真是没人敢动你一个指头呢，要是换在中国东北，女的首饰都不敢往出戴，怕抢，那么提心吊胆的活着，其实也不见得多好。
要说这人的心态，到法制社会打个滚就能变过来，敢说又敢干，那还是没碰上中国的警察。虽然有一个人的寂寞，但还有属于心灵的自由和快乐，还在为自己的亲人奉献着，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