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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诗萍
坊间出版了一本《亲爱的总统先生》，肯尼迪总统时代，经济学者加尔布雷斯写给年轻总统的一系列信函，可以看出，当时声名卓著的哈佛学者加尔布雷斯，自肯尼迪参选总统起，就是他的忠心支持者，而少数几封回函，亦可窥见肯尼迪对加尔布雷斯的尊重。
加尔布雷斯为官不忘批评施政
这段学者与总统的互动历史，有个十分值得玩味之处，那就是，加尔布雷思并不想进入肯尼迪政府里任事，他最大野心，诚如他自己说的，「成为现代政治史上最沉默的顾问。」他后来虽出任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显然未改初衷，写给总统的信函，时而批评国务院僵化，时而对肯尼迪政府的重大政策直言不讳，这可能是加尔布雷斯太了解自己的性格，因而虽然选择了站在支持总统的一方，却不忘以学者、建言者的立场，不断给予批评与建议。
回顾肯尼迪时代的美国政府政策，可见年轻总统并未对他言听计从，甚至，不少政策还跟他的建议背道而驰，加尔布雷斯在信中并不掩饰失望之情，但依然持续写信。加尔布雷斯选择不进入内阁，只愿扮演「沉默顾问」，在我来看，不多不少提供了一种知识分子与其倾向之政党，或政治领袖间，应该「有点粘又有点不粘」的关系。
体制外学者仍要监督政府
没有一个政权不需要知识分子，列宁建国、斯大林专政，一堆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他们不必然为了权势，反倒基于信念与理想居多。毛泽东打下的江山，枪杆子出政权，但当时多少知识分子心向延安？希特勒第三帝国从发轫到坐大，不可能单凭秘密警察，套句现代流行术语，要不是知识分子肯为希特勒量身打造一套「正当性论述」，纳粹帝国如何能横扫欧陆？
美国是典型两党式民主国家，两党各有意识形态论述基地，各有知识分子捧其场、论其辩。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在知识分子有无政党倾向，而是进入决策体制后，提供了执政者什么样的专业帮助？若不进入体制，除了继续扮演意识形态的创新与辩解外，又是否能随时发挥鞭策、监督的功能？
观察政党轮替后，台湾的政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不难发现，最有意思的变化是，以批判性为使命的知识分子，很显然，还不适应政党轮替的形势。过去国民党五十年执政，知识分子进入决策体制，大概除了财经、科技专业较少受到党国认同的干扰外，其它权力领域，知识分子除非化身党国机器的一环，否则难有施展空间。这也就造成了批判性知识分子，常以「御用文人（学者）」来嘲讽进入党国体制，或为这套体制辩护的学者。批判的要点，不在于知识专业，而在于「御用文人（学者）」失去了独立风格，也就是批判性格。
五十年党国体制，跟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帝王统治经验也牢不可分，所以批判性知识分子，从来没机会想过，或实验过，假如政党轮替成为常态，那知识分子跟自己心仪的政党，到底该维持什么样的互动模式，才能够让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保留下去（当然，如果这批判精神还被各方认可有必要性的话）？
可是，公元二○○○年，台湾政党轮替了，批判性知识分子不仅参与创造了选边站的历史条件，同时也的确选了边站，这个时候，问这问题，不会没意义，请问：批判精神怎么继续呢？
批判风骨不敌政党认同？
直接进入党政体制的，要问他，是不是能贡献专业，跟其它非知识分子相较，有比较突出的作为吗？没进入体制的，要问他，在为新政权辩护之际，是基于立场，还是基于理念？或是，你已经看到，昔日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为新体制辩护时，不论表情腔调、或论述修辞，都让人想到是另一版本的「新御用文人（学者）」呢？
或者，台湾政党轮替的经验还太短，短到不足以让知识分子的政党认同与批判精神能相互调和而不冲突？又或者，政党轮替后，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应该是在政党认同之间移动、流荡，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以树立台湾两党政治的规模？
知识分子如何向历史交代
由于统独情结、族群意识的纠结，国民党时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政党轮替后，不是选边站，就是对现实政治疏离。以后呢？选边站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向历史说，不管政党怎么轮替，可贵的批判精神依然昂扬？我们希望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成天吵架，而没有新论述吗？
加尔布雷斯写给年轻肯尼迪的信，引发我的好奇，但答案，要看以批判性自许的知识分子怎么响应了。
2003/07/15 联合报
坊间出版了一本《亲爱的总统先生》，肯尼迪总统时代，经济学者加尔布雷斯写给年轻总统的一系列信函，可以看出，当时声名卓著的哈佛学者加尔布雷斯，自肯尼迪参选总统起，就是他的忠心支持者，而少数几封回函，亦可窥见肯尼迪对加尔布雷斯的尊重。
加尔布雷斯为官不忘批评施政
这段学者与总统的互动历史，有个十分值得玩味之处，那就是，加尔布雷思并不想进入肯尼迪政府里任事，他最大野心，诚如他自己说的，「成为现代政治史上最沉默的顾问。」他后来虽出任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显然未改初衷，写给总统的信函，时而批评国务院僵化，时而对肯尼迪政府的重大政策直言不讳，这可能是加尔布雷斯太了解自己的性格，因而虽然选择了站在支持总统的一方，却不忘以学者、建言者的立场，不断给予批评与建议。
回顾肯尼迪时代的美国政府政策，可见年轻总统并未对他言听计从，甚至，不少政策还跟他的建议背道而驰，加尔布雷斯在信中并不掩饰失望之情，但依然持续写信。加尔布雷斯选择不进入内阁，只愿扮演「沉默顾问」，在我来看，不多不少提供了一种知识分子与其倾向之政党，或政治领袖间，应该「有点粘又有点不粘」的关系。
体制外学者仍要监督政府
没有一个政权不需要知识分子，列宁建国、斯大林专政，一堆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他们不必然为了权势，反倒基于信念与理想居多。毛泽东打下的江山，枪杆子出政权，但当时多少知识分子心向延安？希特勒第三帝国从发轫到坐大，不可能单凭秘密警察，套句现代流行术语，要不是知识分子肯为希特勒量身打造一套「正当性论述」，纳粹帝国如何能横扫欧陆？
美国是典型两党式民主国家，两党各有意识形态论述基地，各有知识分子捧其场、论其辩。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在知识分子有无政党倾向，而是进入决策体制后，提供了执政者什么样的专业帮助？若不进入体制，除了继续扮演意识形态的创新与辩解外，又是否能随时发挥鞭策、监督的功能？
观察政党轮替后，台湾的政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不难发现，最有意思的变化是，以批判性为使命的知识分子，很显然，还不适应政党轮替的形势。过去国民党五十年执政，知识分子进入决策体制，大概除了财经、科技专业较少受到党国认同的干扰外，其它权力领域，知识分子除非化身党国机器的一环，否则难有施展空间。这也就造成了批判性知识分子，常以「御用文人（学者）」来嘲讽进入党国体制，或为这套体制辩护的学者。批判的要点，不在于知识专业，而在于「御用文人（学者）」失去了独立风格，也就是批判性格。
五十年党国体制，跟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帝王统治经验也牢不可分，所以批判性知识分子，从来没机会想过，或实验过，假如政党轮替成为常态，那知识分子跟自己心仪的政党，到底该维持什么样的互动模式，才能够让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保留下去（当然，如果这批判精神还被各方认可有必要性的话）？
可是，公元二○○○年，台湾政党轮替了，批判性知识分子不仅参与创造了选边站的历史条件，同时也的确选了边站，这个时候，问这问题，不会没意义，请问：批判精神怎么继续呢？
批判风骨不敌政党认同？
直接进入党政体制的，要问他，是不是能贡献专业，跟其它非知识分子相较，有比较突出的作为吗？没进入体制的，要问他，在为新政权辩护之际，是基于立场，还是基于理念？或是，你已经看到，昔日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为新体制辩护时，不论表情腔调、或论述修辞，都让人想到是另一版本的「新御用文人（学者）」呢？
或者，台湾政党轮替的经验还太短，短到不足以让知识分子的政党认同与批判精神能相互调和而不冲突？又或者，政党轮替后，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应该是在政党认同之间移动、流荡，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以树立台湾两党政治的规模？
知识分子如何向历史交代
由于统独情结、族群意识的纠结，国民党时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政党轮替后，不是选边站，就是对现实政治疏离。以后呢？选边站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向历史说，不管政党怎么轮替，可贵的批判精神依然昂扬？我们希望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成天吵架，而没有新论述吗？
加尔布雷斯写给年轻肯尼迪的信，引发我的好奇，但答案，要看以批判性自许的知识分子怎么响应了。
2003/07/15 联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