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一代和第二代转基因技术
第一代转基因技术被比喻为做“加法”,即插入一个外源基因(DNA),获得一个理想性状,得到一个能表达该性状的作物品种。第一代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推广的只有两大类:(1)插入Bt基因获得抗虫性状(只能抗鳞翅目昆虫,如棉铃虫、稻卷叶螟、玉米螟等),主要用在棉花水稻玉米上;(2)插入一种农杆菌片断获得抗除草剂性状,主要用在大豆和油菜籽上。
在“器物”即技术的层面上,转基因的第一代技术可能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技术成功:生命被人类部分地操控,并实际应用, “转基因工程”被大规模实施。被嵌入了Bt毒 蛋白的棉花、水稻、玉米等转基因作物,成功地抗击了难以被农药杀灭(已经具有抗化学杀虫剂的抗性)的螟虫类害虫;被设计为能耐受草甘膦除草剂的大豆,也完 满地表达了抗除草剂性状,成为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国家出口创汇最多的大田作物新品种,虽然它们的经济在传统上并不依赖大豆种植。
然而
这两类转基因技术用于实践后,事实上都在10年 之内失败了,而且都不是失败于“器物”之术,而是失败于违反了生态平衡规律这个“天道”。抗虫的转基因作物现在仍然能抗虫,虽然不稳定而且已缓慢失效,抗 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现在仍然抗除草剂;但是在种植抗虫转基因作物的生态环境里,原来的次生害虫逐渐演变成主要害虫;靶标害虫也产生了抗性,转基因抗虫技术 减少农药施用量只持续了3-4年, 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一劳永逸”,随后即一直在缓慢地走向失败。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在连年种植该类作物的生态环境里,把过去可以被除草剂——如“农达” (草甘膦)抑制的目标杂草,改造成也能抗除草剂的超级草:在美国多种主要的常见杂草已经被确认获得了抗一种或多种除草剂的性状。
第一代两大类转基因技术的失败,不是技术性失败——它们都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但是它们强力违反了生态平衡规律、扰乱了生态平衡,因而受到大自然惩罚。那种失败是一种“失道”之败,也是人类首次面临的新型的、更深刻的、无法纠正的失败。大道无形。人类如果 继续应用抗虫的转基因技术,改进的手段只能是把更多的外源抗虫基因一个一个转入农作物的细胞,目前的“失道”之败将会一再重复——即把次生害虫依次转变成 主要害虫;如果坚持应用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需要做的技术改进,就是开发毒性更强的除草剂。因此,走这条转基因的生物技术路线,无论做什么改进,也逃不 脱“失道”之败;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规律还会继续一次次惩罚人类。当前的转基因生物技术路线其实是不科学、不可持续的。真正可持续的、符合生态平衡原则的农 业技术路线,是在生物多样性前提下保持生态平衡,采用合理控制田间条件的管理技术,而不是试图把杂草害虫斩尽杀绝的转基因生物技术。
第一代转基因技术的“失道”之败昭示我们:转基因的一项具体应用技术可以获得短时成功,但是这条技术路线的伦理和逻辑是错误的。其第一代应用技术在实践十 多年后已经失败并且过时;它已经不值得推广应用;虽然具体化到某一种作物品种中的转基因技术,如果用在还没有应用过的地方,仍然能在3-4年内有效,但是这种短暂的有效,不等于这种技术还没有失败、还没有过时。
转基因的第二代技术被比喻为做“减法”,其方法被简释为“基因静默”,即抑制/删除一种功能(“沉默”一个RNA),改变作物的代谢过程和所合成的生物物质,提高一种人类希望的品质。目前已经被批准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是一种美国杜邦先锋公司开发的高油酸大豆。按照杜邦公司的说法(2010年6月8日),因为这次没有插入任何新的外源基因,所以第二代技术一定能“保障健康”,能做到“环境友好”,而过去孟山都公司领衔搞的“加法”技术(插入一段基因——DNA)是危害健康、毁坏环境的,在全世界被推广14年也没有被接受;现在轮到杜邦先锋公司来树立转基因技术革命的新里程碑:做减法。
但是杜邦公司没有说出下面这个事实:它的第二代转基因大豆,只是在孟山都的第一代(抗除草剂)技术之上叠加一个高油酸品质,虽然是“减法”,但是没有减去 第一代技术插入的基因,造成健康威胁和环境破坏的内外两个因素:抗除草剂的基因(内部)和用飞机喷洒的“农达”除草剂(外部),一个也没有被减掉;因此第 二代技术的应用(计划2012年上市),只是继续走同一条“失道”之途——更大量喷洒除草剂。
其实杜邦公司的第二代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公司的第一代技术,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杜邦公司做的“减法”,并没有修改第一代不“保障健康”、不对“环境友 好”的转基因技术;硬要说这个减法解决了加法造成的问题,只能是一个科学骗局。杜邦先锋公司在这么简单的逻辑上做手脚,欺骗天下,只能说明今天科学真的是 在堕落。
五、世界永远不可能靠转基因养活
转基因主流学界和利益集团都说,“只有接受转基因技术才能养活世界”,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说法。从古代一直到今天,养活整个世界的,始终是不转基因的传统和现代农业技术,包括主流在内,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他们也不能否认,转基因的第一代技术推广14年,并没有实现当初的任何一项承诺:没有减少农药施用量,没有减少生产投入,没有提高产量、没有提高收入,对环境并不友好。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说明,如果只看1996年到2006年的数据,很难判断转基因技术是否降低了农药投入总量,但是如果把视角扩大,全面看转基因技术推广的14年(1996-2010),那么美国全国农药的总投入量在最近两三年是快速增加的——原因:抗除草剂的作物日益需要喷洒更多的除草剂,抗虫的作物不能抗次生害虫,也要增加喷药。转基因技术造成的后果是一个延时性问题,不能只观察一个太短的时期。2009年美国农业部做过反思,201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也有过反思,它们都指出,目前条件下大规模应用转基因技术,很可能至少是不合算的。它们只是讨论了农药化肥投入和产量,还没有把基因污染、将来可能需要支付的治理成本考虑在内,仅此就已经是“非常可能是不合算的”了。
其次,今天全球性饥饿的原因,不是农业资源不足、也不是食物生产不足,而是市场剥夺了大量的小农和穷人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的资源,非农业部门无法提供工作岗 位、或者在岗也不能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于是在一个食物充足的年代,全世界饥饿人口越来越多。如果真的要解决饥饿问题,就不能像目前这样盲目追随资本主导 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不应该把更多现在还能养活自己的小农赶到城市里去,更不是采用转基因技术,而是相反:帮助小农,走非转基因技术的道路。
主流和利益集团竭力掩盖的另一个问题是:转基因技术其实不能真正提高产量;而传统农业技术虽然进步的速度缓慢,却永远有提高产量的潜力,进一步说,只要地 球上的生态系统还存在,传统的农业育种技术就不会过时。现有农作物的一切高产性状,没有一个是通过转基因技术获得的,全都是用常规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所 有的转基因技术项目,都不过是找到一个优秀的常规品种,把外源基因插进去——这样就成了转基因的、用生物技术制造的“植物新品种”,、必须用专利加以保 护。其实每一个转基因专项课题都必须用非常大比例的资金和精力,寻找或者培育出传统的高产品种,再对它动手术——插入外源基因(或者同转基因杂交)。转基 因作物抗虫的增产功能,仅是减少虫害导致的减产,在有些条件下表现出的高产,部分地是通过驱赶害虫到邻近地块、降低了天然作物的产量而间接表达的。
既然转基因技术不能直接或者显著提高产量,那么主流和利益集团所说“只有采用转基因技术才能养活今后越来越多的人口”,就是一个严重的不实之词,甚至是一 个蓄意编造的谎言。转基因技术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抗虫和控制杂草,它们都属于农作物的栽培管理,人类有比转基因技术更好的办法解决栽培管理问题。转基因技术 对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威胁、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在未来都会需要动用大量资源去纠正和补偿,推行转基因技术只能导致在将来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引导到无谓的 地方去,进一步压缩帮助低收入群体的政策空间。
转基因技术在全球的应用趋势:在美国的应用主要有三方面:生产酒精(驱动汽车),做饲料,出口(给亚洲和欧洲做食用油和饲料);在欧洲转基因技术的控制和 管理是最严格的,应用范围最小,基本上不允许转基因的农作物种植(除个别国家如西班牙以外),但允许进口转基因原料做饲料和工业加工的原料,禁止一切转基 因食品直接进入人类食谱。转基因技术在印度的应用仅限于一种经济作物——棉花。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转基因的大豆绝大部分用于出口创汇,其中将近一半 的大豆出口目的地,是中国。
世界决不可能靠转基因技术来养活,但是转基因技术却需要中国来养活。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主动决定把转基因技术用到主粮作物上的主权国家。虽然有25个国家在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但是没有一个把自己的国民当作消费转基因食物的主要目标人群。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和利益集团都为中国的决定而欢欣鼓舞:但他们不是为我们而高兴。
早在2004年,当转基因技术因为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而面临极大困境时,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在当年12月2日 发表学术报告,在分析欧美的分歧后提出:欧盟严格限制转基因,美国已在反省,但开发商们仍在大力推进转基因食品的实验种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口最多的 亚洲是否接受它,将决定全球转基因技术的未来;如果那些美国转基因开发商能说服亚洲、特别是中国接受转基因技术,它就可能成为“黄金技术”,否则就是“垃 圾技术”。该报告说,美国有许多转基因食品开发商都看出,中国是转基因食品最大的市场,他们都期望去那边淘金,纷纷通过自己的学者诱劝中国。至于转基因食 品对中国人口和中国生态环境的安全会有什么影响,谁也没兴趣去探讨。耶鲁报告发表的同一日,中国农业部下属的农安委第一次讨论给Bt籼优63等转基因水稻发放安全证书,7天后,《南方周末》的一篇“13亿人主粮背后的利益悬疑”的报道,引发了国内第一次转基因大讨论。
整整5年后,2009年12月4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主席克莱夫·詹姆士,在他自己办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周报》上,大力赞扬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决策”。他很准确地把中国的Bt棉花、植酸酶玉米和Bt水稻联系在一起,描画出三种基本农作物一起走上转基因路线的中国“三驾马车”。
2010年9月17日以来,转基因讨论再次升温。两天后,9月1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中文网页上登了一条极短的新闻:“中国冀望基因技术解决粮食供应难题”,内容却是讲克隆猪的,
[1]新闻来源没有给出;网上搜索得到路透社一条内容完全相同的报道(关于深圳的第一头克隆猪,9-17),
[2]中文题目是:“ 者:reuters.com 更新时间:2010-9-19 18:02:47" href="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2014.html" target="_blank">国际专家:促使公众接受转基因,中国可以起到带头作用”,而那个标题的英文原意其实是:“技术帮助中国支撑人口增长”。
[3]
2010年9月17日,路透社采访并报道了深圳第一头克隆猪,9月1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借报道克隆猪之由,代替中国,告诉全世界说:中国要吃转基因。从内外主流媒体及时而热情洋溢的关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主粮是否转基因,中国人是否吃转基因主粮,对于转基因技术和商业利益在全球的推进,实在是太重要了——可定生死与存亡。
转基因技术商业化14年, 已经全面失败了一次。在将来漫漫无尽的时代中某一时刻,转基因技术如果完全失败——虽然失道之败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但是这个可能性远远大于零,到那时 全世界的人口无论有多少,还是得依靠传统农业技术来养活。现在转基因技术被别有用心地高置于传统技术之上,妄图引领农业技术21世纪的方向,但是到它被彻底放弃的那一天,人类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要超出任何人最大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