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光耀回忆录》
第三十四章：香港的回归(节选)
我在1954年乘搭意大利客轮亚洲号首次游览香港。客轮在当地停留了三个晚上，让我和芝有机会在这块殖民地上闲逛。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璀璨妩媚的城市，跟对岸九龙欣欣向荣的市镇遥相辉映。市中心背靠着海拔大约1000英尺的太平山，公路和房屋掩映其间，景致迷人。
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带我到一家裁缝店定做两套西装，让裁缝师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试穿新装，裁好的西装当晚就送到船舱。这是新加坡裁缝师傅所无法做到的。当时我不曾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解放”大陆，造成一两百万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这些大陆精英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人才基础。
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对我而言，两地显著的差别不少于彼此的共同点。香港土地面积比新加坡大一倍，挤满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和新界的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无论政治或经济环境都是一片灰暗，纯粹依赖大陆的自我克制作为生存条件。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会开进来。但是，即使变数再大，即使有着朝不保夕的惶恐，香港仍然繁荣兴盛起来。
新加坡当时没有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庆幸我们那时无须像香港那样面对极大的压力，生活朝不保夕，但是跟香港不同，我们没有大陆源源涌来的150万难民。也许如果能吸引到这一股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出色的企业家和最勤奋耐劳、足智多谋、干劲十足的人才，我们就能拥有同样的额外竞争优势。
事实上，1949年同样来自大陆的难民浪潮何尝不也助台湾一臂之力。若不是有这个浪潮，台湾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国多年的顶尖领导人才，都吸纳过去。他们的行政，加上美国的援助，改变了台湾。当这一切在1949年发生时，我还不了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创业人才，也未曾意识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正是改变社会、提升社会的酵母。
香港人依赖的不是政府，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靠家人。他们格外勤奋，沿街叫卖兜售，制造一些小巧玲珑的东西，或者买进卖出，做生意不放弃任何运气。香港人谋求成功的意念无比强烈，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分外密切。
我清楚认识到只设少许社会安全网，甚至完全不设安全网的好处。这样的环境激发香港人力争上游。他们同殖民政府之间没有一纸社会契约。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不同，香港人既不能管也不去管防务问题，也不管群体利益。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更确切地说，是不准成为一个国家；中国绝不允许，英国也从未尝试。这就是新港之间的天渊之别。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香港前途问题尘埃落定，我邀请一组香港商界和专业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在8月新加坡庆祝国庆的那一周前来访问。结果，一群香港商业巨子联合投资了20多亿新元，在新加坡兴建全国规模最大的会议展览中心和办公大楼，称为“新达城”。中心落成一年后，即1996年12月，我们在那里主办了世界贸易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这个会展中心，也是香港集团在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多个太平洋沿岸城市撒下的“留窝蛋”之一。香港媒体以为新加坡不过想要挖走当地的精英，它们却不曾了解，让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继续成功，才是真正符合新加坡的利益。要刮尽香港的人才只是一次过的事情，欣欣向荣的香港却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商业机会和好处。
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六个星期后，我们主动提出为香港2万5000个家庭提供“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允许他们在必要时才移居新加坡。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有效期是五年，之后还能延长五年。这样的安排使香港不致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还要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消息宣布后，港人在新加坡驻港专员公署门前大排长龙，等着索取申请表格，几乎酿成暴乱。
1990年1月我在香港同卫奕信总督会面时向他保证，发出这类居留权绝非有意摧毁香港。香港若欠缺技能和信贷，我们定然借出这些资源，反之亦然，让双方都能从彼此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中获益。引起如此纷乱激动的反应，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一年后，我们总共发出五万张原则上批准永久居留权的许可证，比原定的多了一倍。到1997年，仅有8500人移居新加坡。香港很快从天安门事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迅速上了轨道。在香港赚钱要比在新加坡或其他地区容易得多。事实上，许多移民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的香港人，后来都回流了，不过多数把家人留在国外。
第三十四章：香港的回归(节选)
我在1954年乘搭意大利客轮亚洲号首次游览香港。客轮在当地停留了三个晚上，让我和芝有机会在这块殖民地上闲逛。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璀璨妩媚的城市，跟对岸九龙欣欣向荣的市镇遥相辉映。市中心背靠着海拔大约1000英尺的太平山，公路和房屋掩映其间，景致迷人。
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带我到一家裁缝店定做两套西装，让裁缝师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试穿新装，裁好的西装当晚就送到船舱。这是新加坡裁缝师傅所无法做到的。当时我不曾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解放”大陆，造成一两百万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这些大陆精英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人才基础。
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对我而言，两地显著的差别不少于彼此的共同点。香港土地面积比新加坡大一倍，挤满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和新界的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无论政治或经济环境都是一片灰暗，纯粹依赖大陆的自我克制作为生存条件。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会开进来。但是，即使变数再大，即使有着朝不保夕的惶恐，香港仍然繁荣兴盛起来。
新加坡当时没有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庆幸我们那时无须像香港那样面对极大的压力，生活朝不保夕，但是跟香港不同，我们没有大陆源源涌来的150万难民。也许如果能吸引到这一股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出色的企业家和最勤奋耐劳、足智多谋、干劲十足的人才，我们就能拥有同样的额外竞争优势。
事实上，1949年同样来自大陆的难民浪潮何尝不也助台湾一臂之力。若不是有这个浪潮，台湾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国多年的顶尖领导人才，都吸纳过去。他们的行政，加上美国的援助，改变了台湾。当这一切在1949年发生时，我还不了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创业人才，也未曾意识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正是改变社会、提升社会的酵母。
香港人依赖的不是政府，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靠家人。他们格外勤奋，沿街叫卖兜售，制造一些小巧玲珑的东西，或者买进卖出，做生意不放弃任何运气。香港人谋求成功的意念无比强烈，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分外密切。
我清楚认识到只设少许社会安全网，甚至完全不设安全网的好处。这样的环境激发香港人力争上游。他们同殖民政府之间没有一纸社会契约。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不同，香港人既不能管也不去管防务问题，也不管群体利益。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更确切地说，是不准成为一个国家；中国绝不允许，英国也从未尝试。这就是新港之间的天渊之别。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香港前途问题尘埃落定，我邀请一组香港商界和专业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在8月新加坡庆祝国庆的那一周前来访问。结果，一群香港商业巨子联合投资了20多亿新元，在新加坡兴建全国规模最大的会议展览中心和办公大楼，称为“新达城”。中心落成一年后，即1996年12月，我们在那里主办了世界贸易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这个会展中心，也是香港集团在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多个太平洋沿岸城市撒下的“留窝蛋”之一。香港媒体以为新加坡不过想要挖走当地的精英，它们却不曾了解，让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继续成功，才是真正符合新加坡的利益。要刮尽香港的人才只是一次过的事情，欣欣向荣的香港却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商业机会和好处。
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六个星期后，我们主动提出为香港2万5000个家庭提供“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允许他们在必要时才移居新加坡。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有效期是五年，之后还能延长五年。这样的安排使香港不致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还要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消息宣布后，港人在新加坡驻港专员公署门前大排长龙，等着索取申请表格，几乎酿成暴乱。
1990年1月我在香港同卫奕信总督会面时向他保证，发出这类居留权绝非有意摧毁香港。香港若欠缺技能和信贷，我们定然借出这些资源，反之亦然，让双方都能从彼此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中获益。引起如此纷乱激动的反应，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一年后，我们总共发出五万张原则上批准永久居留权的许可证，比原定的多了一倍。到1997年，仅有8500人移居新加坡。香港很快从天安门事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迅速上了轨道。在香港赚钱要比在新加坡或其他地区容易得多。事实上，许多移民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的香港人，后来都回流了，不过多数把家人留在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