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一点儿。不过我只是转贴，并不是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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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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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LZ这篇文章是转贴？
毛泽东暮年三哭:闻唐山大地震死24万人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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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晴燕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建国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一改近代以来羸弱不堪的国家形象，走上了独立自主、不畏强权的发展道路。但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设的方针政策制定上也存在着严重失误，使国家承受了无可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和文化损失。那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他的功与过？总体上给予他怎样的评价？就此，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对中国大陆7个代表性城市的普通民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1.5%的受访者对毛泽东持“敬仰”或“尊重”的态度; 85.1%的人认同毛泽东“功远大于过”; 90.9%的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对今天的中国仍有影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2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个结果跟他本人心目中对毛泽东的印象，以及中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基本吻合的。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真实评价的反映。
本次调查采用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与会员数据库在线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所有样本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得，调查时间为2013年12月23日至12月24日。调查在中国大陆七大区域选出7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长沙、沈阳，对象为18岁以上普通民众。截至12月24日，共回收有效问卷1045份，其中电话调查264份，在线调查781份。本次调查为简单随机抽样，在95%的置信度下，样本允许抽样误差为3.0%。
在被问及“你对毛泽东持什么态度”时，57.2%的受访者选择“敬仰”，34.3%的人表示“尊重”，两者合计为91.5%。6.9%的人表示对毛泽东“持批判态度”，另有1.7%表示“不清楚”。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对该问题的差异分析发现，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毛泽东持“敬仰”态度的比例越高，18—29岁的青年组、30—49岁的中年组、50岁及以上的老年组对毛泽东持“敬仰”态度的比例分别为48.3%、56.4%和67.5%。从学历来看，高中、中专及职高学历的受访者对毛泽东持“敬仰”态度的比例最高，为61.4%;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访者对毛泽东持“批判”态度的比例最高，为8.9%。
在回答“你如何看毛泽东‘功远大于过’的说法”这一问题时， 78.3%的受访者表示“同意”，6.8%的人认为“评价太低了”，两项合计为85.1%。认为这一说法“评价太高了”的受访者比例为11.7%，另有3.1%表示“说不清”。在所有受访者中，长沙市受访者最为认同毛泽东“功远大于过”的说法，为83.6%;北京市受访者认同的比例最低，为70.4%。
在被问及“你认为毛泽东的最大功绩是什么”时，在可多项选择的情况下，提及率最高的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结束半殖民地和受制于人的状态”，为89.7%。其他提及率超过40%的选项有：“倡导为人民服务，使社会公平的思想深入人心”(56.3%);“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54.6%)：“促进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49.5%);“实现两弹一星突破，将中国带入核大国俱乐部”(49.5%);“晚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为后来改革开放铺就了道路”(47.5%)，以及“推动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45.8%)。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赵智奎2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社会公平”思想正是人们对毛泽东时代还有一些留恋的原因，“公平”也始终是中国老百姓衡量党的工作的标准。这给执政党敲了警钟。
对于“你认为毛泽东的主要错误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可多项选择的情况下， 77.2%的受访者选择 “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次是“对经济规律不熟悉、不尊重，搞‘大跃进’等”，提及率为60.2%。其他选项提及率均低于50%，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46.8%)，“搞个人崇拜，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46.3%)，“发动反右运动”(41.1%)，和“对三年自然灾害处置不力”(31.4%)。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告诉《环球时报》，现在对毛泽东持否定态度的人主要是担心目前尖锐的社会现实矛盾引发人们对文革的合理化想象。
在被问及毛泽东时代对今天中国的影响时，47.9%的受访者认为“仍有一定影响”，43.0%认为“仍有千丝万缕的影响”，两者合计占90.9%;认为“没什么影响了”的比例为8.0%，另有1.0%表示“不知道，不好说”。对该问题的差异分析显示，18-29岁的青年组认为毛泽东时代对今天中国仍有影响的比例最高，为96.1%。谢春涛就此分析说，今天的年轻人视野比较开阔，他们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体会并不深刻。但总体来看，这份调查说明，中国社会各界对毛泽东的认识更趋理性了，更多地考虑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影响。赵智奎说，毛泽东时代对今天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其基本的政治制度都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人们对毛泽东的认同实际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是一脉相承的。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ail_2013_12/25/32448791_0.shtml?_from_ralated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建国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一改近代以来羸弱不堪的国家形象，走上了独立自主、不畏强权的发展道路。但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设的方针政策制定上也存在着严重失误，使国家承受了无可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和文化损失。那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他的功与过？总体上给予他怎样的评价？就此，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对中国大陆7个代表性城市的普通民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1.5%的受访者对毛泽东持“敬仰”或“尊重”的态度; 85.1%的人认同毛泽东“功远大于过”; 90.9%的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对今天的中国仍有影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2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个结果跟他本人心目中对毛泽东的印象，以及中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基本吻合的。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真实评价的反映。
本次调查采用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与会员数据库在线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所有样本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得，调查时间为2013年12月23日至12月24日。调查在中国大陆七大区域选出7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长沙、沈阳，对象为18岁以上普通民众。截至12月24日，共回收有效问卷1045份，其中电话调查264份，在线调查781份。本次调查为简单随机抽样，在95%的置信度下，样本允许抽样误差为3.0%。
在被问及“你对毛泽东持什么态度”时，57.2%的受访者选择“敬仰”，34.3%的人表示“尊重”，两者合计为91.5%。6.9%的人表示对毛泽东“持批判态度”，另有1.7%表示“不清楚”。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对该问题的差异分析发现，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毛泽东持“敬仰”态度的比例越高，18—29岁的青年组、30—49岁的中年组、50岁及以上的老年组对毛泽东持“敬仰”态度的比例分别为48.3%、56.4%和67.5%。从学历来看，高中、中专及职高学历的受访者对毛泽东持“敬仰”态度的比例最高，为61.4%;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访者对毛泽东持“批判”态度的比例最高，为8.9%。
在回答“你如何看毛泽东‘功远大于过’的说法”这一问题时， 78.3%的受访者表示“同意”，6.8%的人认为“评价太低了”，两项合计为85.1%。认为这一说法“评价太高了”的受访者比例为11.7%，另有3.1%表示“说不清”。在所有受访者中，长沙市受访者最为认同毛泽东“功远大于过”的说法，为83.6%;北京市受访者认同的比例最低，为70.4%。
在被问及“你认为毛泽东的最大功绩是什么”时，在可多项选择的情况下，提及率最高的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结束半殖民地和受制于人的状态”，为89.7%。其他提及率超过40%的选项有：“倡导为人民服务，使社会公平的思想深入人心”(56.3%);“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54.6%)：“促进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49.5%);“实现两弹一星突破，将中国带入核大国俱乐部”(49.5%);“晚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为后来改革开放铺就了道路”(47.5%)，以及“推动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45.8%)。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赵智奎2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社会公平”思想正是人们对毛泽东时代还有一些留恋的原因，“公平”也始终是中国老百姓衡量党的工作的标准。这给执政党敲了警钟。
对于“你认为毛泽东的主要错误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可多项选择的情况下， 77.2%的受访者选择 “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次是“对经济规律不熟悉、不尊重，搞‘大跃进’等”，提及率为60.2%。其他选项提及率均低于50%，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46.8%)，“搞个人崇拜，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46.3%)，“发动反右运动”(41.1%)，和“对三年自然灾害处置不力”(31.4%)。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告诉《环球时报》，现在对毛泽东持否定态度的人主要是担心目前尖锐的社会现实矛盾引发人们对文革的合理化想象。
在被问及毛泽东时代对今天中国的影响时，47.9%的受访者认为“仍有一定影响”，43.0%认为“仍有千丝万缕的影响”，两者合计占90.9%;认为“没什么影响了”的比例为8.0%，另有1.0%表示“不知道，不好说”。对该问题的差异分析显示，18-29岁的青年组认为毛泽东时代对今天中国仍有影响的比例最高，为96.1%。谢春涛就此分析说，今天的年轻人视野比较开阔，他们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体会并不深刻。但总体来看，这份调查说明，中国社会各界对毛泽东的认识更趋理性了，更多地考虑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影响。赵智奎说，毛泽东时代对今天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其基本的政治制度都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人们对毛泽东的认同实际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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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那时的中国，在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1/04/c_125645161.htm ）这还有疑问吗？生活在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的国民生活会比生产能力过剩的今天会更好吗？老毛是得流下眼泪啊----搞了半天，老刘胜了，连老刘的老婆和孩子也都跟着得瑟了。这要谁也的流泪啊~~~
我一直很庆幸自己生于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却不曾记得自己喊过什么万岁。也许由于年龄原因，对于毛泽东自己当时并没有多少清醒地认识。只是记得那时候天真的很蓝，人民真的很安居乐业，普通百姓的生活虽苦却无衣食病死之忧。虽然年龄很小，但是我的记忆却很清晰！那时没有什么“毒奶粉”，没有什么“假冒伪劣”。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可以从容的一个人去上学，不用担心什么骗子或者人贩子；书包也不是像现在这么重。虽然没有游戏机，但是我们却有着数不清的手工制作的玩具。70年代初我读小学，除了上课，我们每周有一个下午学学工或者学学农，另外偶尔还有批判会，不过从来没有当面批斗过什么老师或者其他人。我记得我当时还批判过冰心和周荣欣--尽管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
日子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一天天在变好，对于未来都充满着希望--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似乎人们对此毫不怀疑！由于家庭原因，我身边有着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干部，工人，农村的社员，贫农还有地主，我感觉不到他（她）们之间有多大的区别。70年代末，有人说什么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知道从何说起？当时物质生活已经相当丰富，农村里很多地方实现了机械化，工厂在逐年增加，物价一如既往的低廉，绝大多数人都安居乐业，怎么就崩溃了呢？整个80年代，国有企业的效益都非常好，甚至红火的不得了！到了90年代人们才知道下岗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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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崩溃？实事求是评价文革时期经济建设
2010年11月01日 09:47 当代中国研究所
文章摘要：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对此，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评价（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显然是较大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发展，并且涉及到“文革”10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状况。因此，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作者：陈东林，原题：《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首先，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胡绳同志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见《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应当说，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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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李北方 时间：2011年12月23日
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
攻击毛泽东时代的人，最喜欢说的就是那时候穷，吃不上饭，饿死过人。他们说，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2011注：蠢话说得太多，就成了“神话”，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不允许反问，不容讨论。我亲耳在一个会上听易中天用他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声调说，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这些声嘶力竭的文人们，从来没有定义过什么叫做“国民经济崩溃”，这是个经济概念还是个社会概念？崩溃的标准是什么，与债务危机导致的政府信誉破产有什么不同？既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崩溃？还需要什么变量才会导致崩溃？对易中天们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他们只享受表达的简单快感，思考对他们来说他痛苦了，太累了。】
《南方周末》在2008年的新年献辞中用诗意的笔调扯到：
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另一个闹钟响起来。铃声急促而动听，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
《南方周末》这份报纸当年曾经多么的好，在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年轻人心里的位置是何等的高。但这些年来，这份报纸已经堕落了，不但反动而且无耻，对历史的描述充满了谎言。这只不过是诸多谎言中的一个。
为了回应这些谎言，这里引用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的一组数据：
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其中钢产量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周恩来还宣称，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61％，但粮食增产了1.4倍。上述数字与很多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相近。（数据来自1975年1月四届人大报告）
文革十年，工业产值的增长率涨了200%，涨了两倍。钢产量涨了1.2倍，原煤涨了91%，石油涨了6.5倍。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长了90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长到72%。这说明，中国当时已经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莫里斯·迈斯纳的书中这里面还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数据：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零发展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万吨；水泥产量从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的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6年后，又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1949年可怜的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250万人，到1979年又增加到500万人。其中的99％以上都是1949年后增加的。
1950年代初，就工业产值来说，中国比比利时还要弱小。但是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是跻身于世界前六位的工业大国了。排第六位这还是从工业规模上说，如果按照工业产品数量的话，当时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这已经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了。在这25年里面，国民收入增加了4倍。
莫里斯·迈斯纳还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德国在崛起的时候，每十年增长33%；日本在崛起的时候，每十年增长43%；苏联是每十年54%；毛泽东时代的增长每十年高达64.5%。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的，不是蜗牛速度，简直是火箭速度。如果仅从增长率上来看，完全不比改革开放以后更慢。论增长的质量，就不知道要比改革开放后好多少倍了。
经济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发展地那么快，那么好，为什么人民还那么穷？这就要谈到那个时代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与吃饭穿衣关系紧密的轻工业要迟一点再解决。这是有历史的合理性的。历史要发展的看，为什么毛泽东会做这样一个决策？旧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第一是因为政治上的一盘散沙，所以毛泽东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另外一个挨打的根源是旧中国没有重工业体系，没有能力制造先进武器。靠缴获几条枪，怎么打仗？不好打。二战中，德国军队突袭苏联，使它半壁江山都失去了，苏联后来之所以能够扭转局面，是因为苏联当时已经搞了几个五年计划，在广袤的东部建成了一大批的拖拉机厂等。稍一改造，立马可以生产坦克、装甲车。如果没有那些工厂的话，苏联就会面临当年八路军抗日的困境，想打仗，没有枪。中国要建一个重工业体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再有战争的话，要自己有能力制造武器，不能老仰人鼻息，老是人家飞机大炮我们小米步枪，这不行。李敖说，老百姓一般只考虑挨饿的问题，领导人不一样，领导人除了考虑挨饿的问题，还要考虑挨打的问题。
在发展道路上，毛泽东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之所以做这种选择，也很简单，新中国面临着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要封锁这个国家，因为它是反共的。你想和人家做生意买东西，人家还不卖给你。老是有人说那个时候毛泽东闭关锁国，不是闭关锁国，是被封锁。想不被封锁，就只有投降。所以毛泽东讲了硬气话，你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自己干。
文革期间有一个样板戏叫《海港》，这个作品就可以证明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完全是扯淡。《海港》的时间背景是1966年，讲的是上海码头工人在暴风雨来临面临的抉择，一个是装玻璃纤维，出口到北欧换外汇；另一个保支援非洲农业建设的小麦良种。支援非洲是一个政治任务，另外一个是商业的，这两个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这是《海港》要讨论的问题。此外，毛泽东时代中国不是不对外做生意，广交会在文革期间从来都没有停过。这些事情，知识分子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们就是选择性失明，下定决心要把谎话说到底。
毛泽东的态度，封锁就封锁，我们不怕，如果是做生意，那么就公平交易，绝不能丧权辱国，出卖国家利益。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毛泽东有非常清醒的预见，最后只会走上一条依附于西方的路，就如同今天这样。
另外，之所以走独立自主的路，是为了最终达到中国人民全面解放的目标。不光是经济、政治方面的解放，还包括文化方面的解放。有一个例子说明毛泽东对苏联的依赖非常警惕，1958年开会的时候他就骂娘，说卫生工作也有问题，太依赖苏联，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所以我就不能吃。
当时有走另外一条路线的声音，就是邓小平和刘少奇他们，他们的骨头软，想怎么快怎么来，那时就讲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方针可以总结为三面红旗：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在落后的基础上搞建设，当然要快，谁考试前不突击复习一下呢？所以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另外就是工业方面大跃进，农业方面搞人民公社，再有就是搞技术革命。在积累模式上，毛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有根本上的不同。根据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活动中资本是第一位的，有了投资才能把生产要素集合起来。但是那个时候中国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呢？毛泽东用政治动员代替了资本的功能，让大家主动贡献劳动力，参与生产不是因为挣钱，而是荣誉感的鼓舞。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资本，所以替代资本是可以做到的，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劳动本身。
为什么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可以支持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在民族自豪感的鼓舞下，不为一己私利，充满热情的投入到建设中？这个今天不好理解的事，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显得顺理成章。举个例子，（2007年）五月份我到深圳采访，遇到杨叔子院士，搞物理工程的。吃饭的时候聊起来，我说你的名字取得很有文化，他就讲起他的家世，他爸爸叫杨赓笙，民国时候与李烈钧在江西一文一武，二人并称。杨院士出生的时候，杨赓笙已经60岁了。日军侵华后，杨老先生带着全家人往后方撤，说如果咱们跑不了全家就跳江，宁死不当亡国奴。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横渡长江的时候，炮击英国的“紫石英号”军舰。杨院士回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万分激动，从1840年以来，那是中国人第一次主动攻击外国在中国境内的武装力量，而且打了白打。这对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鼓舞，决不是虚幻的，什么叫站起来了？这就叫站起来了，是炮打出来，这种感觉在抗美援朝之后达到顶点。有一些国民党的后人，或者国民党党员，对毛泽东是那么的崇拜，那么的服气。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是右派，但也算是爱国者，他们的蒋委员长带领他们干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毛主席做到了，他们真心崇拜毛主席。
民族自豪感是政治动员可以起到资本替代作用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人民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辛苦奉献，是因为大家确信这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工作。老田阐述了特殊利益与涵盖利益的关系，只有保证共产党不取寻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才能保证经济积累方式正常运转下去。这是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一再强调要讲政治，一次一次搞政治运动，目的是防止共产党腐化堕落为特殊利益集团。
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的穷？回应这个问题挺难的，一个傻子提问，十个聪明人未必回答得上来。穷这个事直接诉诸感性，理性的分析要想起作用是很难的。
《南方周末》2003年刊登了一篇徐友渔的文章，《文革到底好不好》，徐友渔写到，“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下乡时（1969年，正值文革期间）见到农民一贫如洗的震惊，但开忆苦思甜会时，一个老农妇歌颂‘幸福生活’竟说：‘感谢政府每年发一丈布票给我，使我有衣穿。’”摆明了，这是在挤兑文革时候穷，太不好了。他这样讲对年轻人是很有迷惑性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一年就发一丈的布票，布又不是什么好布，完了老百姓还要感谢政府，这样的年代多么的万恶啊。
让我们来仔细算一下这个帐。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一穷二白，要生产布的话，是要有纺织厂的。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前提下，织布要建设纺织厂；装配纺织厂，需要有纺织机械厂；再往前推，这一切的基础是要有钢铁，要建钢铁厂。今天很多讽刺毛泽东时代的段子跟炼钢铁有关，比如张艺谋的《活着》。钢铁是工业的基础，所以大炼钢铁本身是无可厚非，有了钢铁才可以建纺织机械厂，建完纺织机械厂才能装配纺织厂，装配完纺织厂才能开工织布。这个过程是几年就可以完成的吗？从一穷二白的1949年到1969年，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那个时候刚刚有一点生产能力在开始释放，每一个人能够保证有一丈布已经很不错了。
看看老田是如何反驳徐友渔的：
布票对徐友渔笔下的“老农妇”而言，确实意义重大非凡。若没有这一丈布票，为了蔽体御寒，“老农妇”必须自己来织这一丈布，从纺线车纺线，到用老式穿梭织布机织成土布，即使是熟练的“老农妇”也需要500-600小时，那就意味着，“老农妇”在照顾小孩做完家务以后，每天必须忙到三更天，为织成这一丈布至少也需要100个以上的“夜工”。这还没有考虑，以前做饭是需要“老农妇”自己，把“谷”变成（通过石碓、石磨等）“米”的。
老田的反驳说的太好了。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阐释，完全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是一个十里洋场的想象和中国广大农村困苦的矛盾问题。对徐友渔这种无聊文人来说，蒋委员长那个时候好啊，那时候上海滩看的电影跟好莱坞是同步的。可是再怎么好，不就是一个上海滩吗？上海周边你怎么不说，全中国你怎么不说？老百姓过的是人日子吗？即便在上海，夜总会里歌舞升平，但有些穷人、乞丐，在路上走着走着倒地就死了。【2011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蒋委员长时期是如此，今天又是如此了。2011年12月8日，一个流浪汉冻死在昆明街头。】好莱坞电影是奢侈品，一直到今天，好莱坞大片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起的。从精英角度的立场出发，徐友渔觉得他自己是很牛的人物，如果1969年蒋委员长在的话，他应该每月要拿几千大洋，在富人区看美国大片，在夜总会灯红酒绿，再养几房姨太太什么，那该是多么美好的生活，管他穷光蛋是死是活呢。但毛泽东治理这个国家，整天考虑那些穷光蛋的日子怎么一点点过好，还要搞得徐友渔们跟穷人过一样的日子，穿一样的粗布衣服，他就不爽。所以他们说蒋委员长好，说改革开放好，一切对毛泽东的仇恨不过是源于少过了几天人上人的日子，这么多么鄙俗和下作啊。他们的这种历史判断，只是基于一己的私利或者小集团的私利。这种人你说我们怎么批评他？我只能说他没有人性，他不是吃狼奶长大的，他生来就是个狼崽子。没有人性的知识分子们整天说这么伤天害理的话，而这些话又很有欺骗性，把年轻人忽悠得不轻，看看今天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就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人间地狱了。历史要发展的看，怎么可以这么比较呢？
说到吃，再谈谈农业问题。中国的粮食历来是存在缺口的，是结构性的不足，因为人多地少。后来的粮食增产主要是靠技术，靠杂交水稻，靠用化肥农药，粮食才能增产。解放前，地主精英阶层对老百姓的层层压榨，其残酷程度超乎想象。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提出了一个“自我剥削”的概念，他讲，地主阶级是没有任何的投资冲动的，他不会把剩余用来投资工业什么的，他想出很多方法来剥削老百姓。有地的人少，没地的人多，要当佃农的人也多，地主就把地分成非常非常小的块儿，租金越收越高。农民又没有别的活路，只好耕种他那块地，最后就演变成了自我剥削，只能拼命干再拼命干，才能满足不断上升的租金剥削，然后自己勉强吃饱，弱者相食。农民看不到被剥削的根源在哪里，人人都想着，我今天是个贫农，明天就想当中农，弄点钱我就想当富农当上地主，好剥削别人。正是因为弱者之间的相互蚕食，才养活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精英集团。
有一个叫薛暮桥的经济学家，解放前做过一个调查，他问富裕的地主，说你有地为什么要佃出去？你可以雇工嘛，出工钱雇这些人给你打工不好吗？地主的回答是，我雇他给我打工，工钱虽然不高，但是饭要管饱，他一顿要吃三碗。我把地佃给他，我就收租子，他一顿吃一碗就解决了，把那两碗剩下来给我。这种剥削压榨已经到了多么惨无人道的程度！
旧中国的粮食存在结构性不足，总是不够吃，就会出现季节性波动。到了秋天，粮食供应比较充足，到了春天的时候大家把粮食吃完了，没的吃了。所以粮食价格的季节性波动就非常大，缺粮的时候4个银元一担谷，粮食刚收割的时候2个银元一担谷。穷人向有余粮的富人借粮食，地主会说，现在粮食四块钱一担，我是借你四块钱而不是一担粮，等你的粮食下来了还我四块钱。可是到了秋天，粮价就变了，两块钱一担，但地主要求穷人还四块钱，还四块钱啥意思？就是要还两担谷。从表面上看，借四块还四块，利息为零。但是你从这实物来看，利息就是百分之百。对最底层人的压榨方式真是千奇百怪。
建国以后，共产党马上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搞统购统销是要在不能马上提高粮食产量的情况，消灭粮食价格季节性的波动，先收上来，到时再发下去。费孝通在1950年代曾经到基层考察，他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解放前农民平时都不敢吃饱，怕到了春天挨饿，但是他下去一看，哎哟，老百姓怎么放开肚子吃饱了呢，观念怎么就变了呢？当时老百姓有一句话，有我们毛主席在，饿不死人。这就是统购统销的作用，把粮食的季节性波动抹平了。这是1959年以前的事，1959年以后确实出现了饿死人的状况。这是另外一个课题，这里不去涉及了。【2011注：饥荒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污点，这一点毛派人士从来不否认，饿死一个人也是不该的。我们反对并与之斗争的是：把一切的责任完全归给毛泽东个人，成就归走资派；夸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孙经先老师给出了有力的反驳，可惜那些人是没心思看的），妖魔化毛泽东时代。2008－2009年，我在LSE上了中国比较研究的课程，其中一讲的主题是饥荒。王斯福教授在讲到中央不顾国内现实，为归还苏联借款而导致粮食短缺的时候，加重语气强调了两遍，是“周恩来”坚持要那么做的。】
好多老人都会说，那个时候虽然穷，但是有盼头，我们觉得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将来会是美好的。毛泽东也不是说完全不考虑解决穷的问题，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要调整经济结构，搞一点轻工业，搞一点副业，改善人民的生活了。但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突变，苏联要袭击中国的核试验的基地，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因为有这个变数，所以这个计划被迫改了。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提高人民的生活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走完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于是一切功劳就成了邓小平的。
谈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最重要是要认识到，在毛泽东那里，经济发展从来是手段，人的发展是目的。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人，均衡发展，是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取向的核心。这里引用甘阳的一段论述：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毛泽东要搞的是均衡发展，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开始搞乡镇企业。80年代，乡镇企业非常红火，其实最早的乡镇企业大跃进的时候就有了，在文革后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年代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化肥有一半由农村地方工业，也就是乡镇企业生产的，70年代中期一个县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是不足为奇的。甘阳转引的美国学者舒曼的话，有助于理解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毛泽东希望的发展是“一个都不能少”，他要即工人、农民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担心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被置于现代化的进程之外。所以他把工业撵出去，从北京撵到地方，他让农民自己办工厂，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迈斯纳论断：“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家就几乎无从进行改革”。这个事实不知道为什么被人忘光了，一说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出来和平和发展是国际形势的主题，可是没有毛泽东留下的原子弹放在那儿镇着，你和平个啥？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你怎么参与国际大生产，怎么接人家的外包的活儿？
迈斯纳还强调，中国的经济几乎是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取得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他们的发展无一例外都是靠对外扩张、对外殖民，一方面掠夺资源，明火执仗地抢，另一方面对外殖民，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通过对外扩张，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独立的完整的大国。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对外掠夺的传统，以前中央王朝和周边小国之间存在的朝贡关系，本质上相当于用保护价收购小国的产品，派发红包，所以小国争着来朝贡，因为经济上占很大的便宜。毛泽东时代，中国一边对抗着世界上的两大霸权，一边跟小国和平相处和援助。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是对国家间的丛林法则的彻底终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真正做到了软不欺硬不怕。硬，美帝硬吧，敢跟他干；苏修硬吧，也敢跟他对着干。与此同时，中国但是从来不欺负弱小国家，而且给他们一点支援，包括经济上的支援，更重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援。毛泽东的中国给了他们希望，可以通过革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实现自主发展。
毛泽东时代是真正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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